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讲述法拉盛的故事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我先查一下泰普森的公司背景、在美国的注册情况、品牌和销售渠道。

先说结论：泰普森（英文名 Topsun）是杭州的大型户外休闲用品集团。它在美国有经营实体，最主要的线索指向印第安纳州的 Westfield Outdoor Inc.，主打品牌是 Timber Ridge，销售渠道主要是亚马逊、沃尔玛和 Costco。下面分开说明。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全称是浙江泰普森控股集团，1991年创立，总部在杭州，业务分休闲制造、文化创意、金融投资、文旅产业四大板块，员工分布在中国、美国、欧洲、柬埔寨、越南等地，共12500多人。 amz123
创始人兼董事长是杨宝庆。官方英文报道称其为中国最大的休闲用品制造和出口商，2017年总销售额达130亿元。 ezhejiang
户外业务的主体是浙江泰普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它在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地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在湖州莫干山有600亩产业园，在河南平舆有800亩休闲产业园，柬埔寨和越南也有工厂。这一点值得注意：集团在河南确实有大规模生产布局。但这本身不能��明它与河南监狱有合作，两者需要分开核实。 amz123
钓鱼装备业务已分拆为乐欣户外，在港股上市。2024年重组后，泰普森集团不再是乐欣户外的控股股东，但两者仍有大量关联交易。乐欣户外的代工客户包括迪卡侬、Rapala VMC、Pure Fishing，以及英国的Fox、Nash、Trakker、Preston等品牌。 lanjingerrccaijing
二、在美国的实体和品牌
Westfield Outdoor Inc.：地址是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8675 Purdue Road，邮编46268。旗下品牌有 Timber Ridge®、Busy Bee®、Power Ridge®、Canine Canyon®。它自称2004年成立。 https://t.co/y3RVHtA1A9 +2与泰普森的关联证据有两条。一是跨境电商行业资料把"TQC"”Portal””Westfield Outdoor"列为泰普森旗下品牌。二是美国海关提单显示，杭州��杭的"Zhejiang Topsun Digital Technology"在2025年初多次向 Westfield Outdoor Inc. 发货，商品类别以家具类（HS 94）和箱包类（HS 42）为主。 amz123panjiva
目前没查到的是：Westfield 究竟是泰普森全资设立、收购而来，还是独立的长期合作方。建议到印第安纳州州务卿的企业查询系统（INBiz）调取它的注册文件和高管名单，看是否有泰普森方面的人员。

其他品牌：财经媒体报道称，泰普森旗下的 TQC、PORTAL 是欧洲知名户外品牌，TIMBER RIDGE、EVERADVANCED 在亚马逊相应类目排名靠前，自有品牌销量已占年产值的70%。 tmtpost
三、主要销售平台和渠道
亚马逊：Timber Ridge、EVERADVANCED 是主力品牌。泰普森2017年进入跨境电商，2019年在美国设立海外仓。 amz123

沃尔玛：https://t.co/JQPsWaBc4Y 上有 Timber Ridge 的品牌页面。 walmart

Costco：Costco 卖 Timber Ridge 的D形框架导演椅两件装，也卖 Westfield 品牌的 ERGO 导演椅。 costcowarehouserunner
线下渠道方面，泰普森通过大型超市、专业零售店、家具商场、花园中心和品牌连锁店销售，主要市场在欧美。 amz123
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没有找到任何公开资料把泰普森和豫西监狱或其他河南监狱联系起来。目前唯一的来源是贾榀本人的陈述，其中一部分还是他听其他犯人说的。另外，他说监狱主要生产"包袋"，而泰普森的主力产品是折叠椅、推车、帐篷。这本身不矛盾，但正是需要核实的关键环节。
如果目标是在美国采取行动，最直接的法律工具是**《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该条禁止进口由监狱劳动（convict labor）或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任何人都可以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提交举报（e-Allegations），CBP 可据此发布"暂扣令"（WRO）。新疆以外的地区不适用《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所以要走第307条。"倾销"和"不正当竞争"属于贸易救济程序，一般要由美国国内同行业企业提起，个人很难推动。
CBP 要看到的是能把"具体监狱、具体产品、具体时间段"连起来的证据。比如：贾榀能否说出所在监区和车间、生产的具体品类或型号、包装或标签上的品牌名、送货车辆或对接人员；有没有其他获释人员能独立印证；以及产品与海关提单记录能否对上。
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整理一份提交给 CBP 的举报材料框架，或者起草一份请贾榀补充细节的问题清单。
Sources:

AMZ123：泰普森控股集团介绍

AMZ123：泰普森百科
https://t.co/i3SaffHVTX：Yang Baoqing / Zhejiang Topsun Group
钛媒体：乐欣户外与泰普森品牌
蓝鲸：乐欣户外IPO与泰普森关联交易
Panjiva：Zhejiang Topsun Digital Technology 提单
Unisco：Westfield Outdoor Inc.
Baby Safety Alliance：Westfield Outdoor 地址
Walmart：Timber Ridge 品牌页
Costco：Timber Ridge 导演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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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需要勇气，也需要规则

——评林生亮近期对海外民运人士的调查

Oct 11, 2026 · @Yanhai Wan

今年秋天，旅居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先后对界立建、马迎来、肖运军等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提出公开质疑，涉及政治迫害经历的真实性、刑事犯罪指控、政治庇护及民主组织的公共责任。

林生亮本人曾因言论活动两次在深圳入狱。流亡海外后，他长期从事人权问责工作，参与建立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他推动的“恶人榜”工作，曾得到杨子立、郭宝胜等人的公开肯定。

如今，他把问责的目光转��海外民主运动内部，这本身具有正当性，也有积极意义。

反对专制不等于不会撒谎，曾经坐牢也不意味着可以免于质疑。公共募款应当说明资金去向，民主组织任命领导成员应当有合理的背景审查，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应当接受事实核查。这些都不应被视为“破坏团结”。

对批评者动辄扣上“中共指使”“特务”的帽子，同样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公共讨论原则。

我自己也曾公开质疑界立建的部分说法，要求他澄清事实、提供证据。正因为做过类似的核查，我更觉得，揭发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规则。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调查，而在于依据什么调查、如何形成结论，以及调查者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一、中共文书不能成为事实的最终裁判

林生亮近期的几项调查，呈现出一个值得讨论的证据标准问题。

在界立建事件中，缺少法律文书被用作质疑其受迫害经历的重要理由；而在马迎来、肖运军事件中，中国警方的通缉公告和司法材料，又被赋予了相当强的证明力。

两种情形不同，但都涉及一个共同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官方文书？

首先，没有法律文书，不等于没有迫害。

在中国，喝茶、非正式看管、约谈家属、秘密监控、威胁恐吓等行为，很多本来就不会留下正式记录。即使在美国，遭遇袭击、跟踪或其他安全威胁，也未必立即产生法院文件。

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医疗记录、报案信息和其他客观资料，都可能成为事实调查的依据。

因此，没有公开法律文书，可以成为要求进一步核实的理由，却不能直接证明当事人撒谎，更不能自动证明他是骗子。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声称遭到袭击，不等于已经证明袭击由中国政府策划；确实住院，也不等于证明有人���毒。事件是否发生、事件原���是什么、是否涉及跨国镇压，需要分别核查。

其次，有官方文书，也不等于犯罪事实已经成立。

中国刑事司法存在政治干预、选择性执法和程序不公的问题。扫黑除恶期间，部分民营企业家遭到不当刑事追诉、财产被侵占的现象，正是海外民主运动曾经关注和批评的问题。

林生亮自己曾因“寻衅滋事”等罪名遭到刑事处罚，而马迎来、肖运军相关案件的警方材料中，也涉及这一罪名。

这些案件的事实性质未必相同，但我们既然不能仅凭中国法院的判决就否定林生亮的政治迫害经历，也不应仅凭中国警方的指控就认定其他流亡人士有罪。

当然，另一个极端同样不可取。

不能因为中国司法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就把所有刑事指控都当作政治迫害。真实的刑事犯罪与不公正的执法，有可能同时存在。

我们需要坚持的，不是对所有人作出相同判断，而是���所有人采用公平、一致的证据标准。

把林生亮引用的材料放在一起看，恰恰可以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核实的问题。

马迎来。 中国警方通告中的出生年月和籍贯，与海外民主党公布的个人简历存在明显吻合之处，当事人确实有必要作出说明。

但是，林生亮称其被追捕了二十多年，而他引用的工商资料又显示，马迎来在2015年仍担任大同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命案悬赏通告发表于2023年，涉黑通告发表于2021年，均晚于其自称2019年出逃的时间。

这些时间线提出了问题：警方究竟何时将其列为嫌疑人？何时正式采取追逃措施？他在中国的企业经营活动与刑事调查之间是什么关系？

旧案重新调查、地方保护、政治性追诉或者其他原因，都需要通过证据加以区分。工商登记本身也不能证明当事人一直在当地生活。

肖运军。 2018年8月7日，他在中国民主党反“黑打”项目启动活动上发言，次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对他的专访。湖北省公安厅的公开悬赏通报则发表于同��9月15日。

这一时间顺序值得重视。它可能涉及政治报复，也可能是当事人预知刑事追诉后主动公开发声。仅凭时间顺序，还无法得出最终结论。

同案其他人员被判刑，也不能自动证明肖运军个人所受指控全部成立。需要核实其具体行为、案件证据、司法程序和本人回应。

这些分析不是替马迎来或肖运军辩护，而是要求调查者把事实核查放在结论之前。

同样，民主组织有责任解释领导成员的背景审查和任命程序，但不能因为某人与被调查者同台、推荐其入党或共同参加活动，就推定其参与包庇、洗钱或者其他犯罪。

公共问责应当针对具体行为和具体责任，而不是通过人际关系扩大指控。

二、揭发的边界在哪里？

尖锐的问题可以问，严重的指控也可以调查。但调查不能因此失去边界。

林生亮近期的一些做法和言论，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前往私人住所核查的问题。

10月4日，林生亮在谈及界立建时表示，调查只差最后一步，即派人到其家中实地确认。

随后，界立建公开表示，曾有陌生人在其住院期间到原住所��近打听其情况，并向警方报案。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两件事存在联系，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但是，对于已经表达安全担忧的流亡人士，公开提出派人到私人住所核查，可能进一步增加当事人的恐惧和压力。

公共调查应当尽可能通过公开资料、当事人访谈及合法途径完成，而不应采取可能造成骚扰或者安全风险的方式。

第二，人脸识别的可靠性与使用边界。

在马迎来事件中，林生亮声称已经完成人脸识别比对。

但是，照片相似并不等于身份得到确认。尤其涉及多年前的证件照片、不同拍摄角度和图像质量时，技术比对可能产生错误。

调查者应当说明比对方法、资料来源及核实过程，不能仅凭未经独立验证的技术结果作出严重身份认定。

对于可能危及流亡者安全的身份识别技术，更应当谨慎使用。

第三，公开个人身份信息的问题。

相关警方��告和网络截图包含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等个人资料。

这些信息即使来自公开渠道，也不意味着有必要再次完整传播。

揭发犯罪嫌疑和核查公共身份，并不需要无差别公布个人住址、证件号码和家庭信息。

尤其对于流亡人士，公开这些资料可能带来额外安全风险。

第四，以精神疾病和人格标签代替事实判断。

林生亮在批评界立建时，使用过“精神病人”“病毒携带者”等措辞，其他评论者也以“精神分裂”“中共养的”等语言攻击林生亮。

这种争论方式令人遗憾。

精神疾病不应成为政治攻击的工具。一个人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需要专业判断，不能因为其言论令人怀疑，就给他贴上精神疾病标签。

同样，一个人批评民主运动内部人士，也不能因此被推定为中共代理人。

如果我们反对中国政府通过污名化、人格羞辱和政治标签打压异议人士，就不应当在自己的公共争论中重复类似做法。

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某项说法即使被证明不实，也不意味着���报告的所有事件都是虚构的。

界立建近期关于住所附近异常情况的报案，应当作为独立事件进行核实，而不应仅凭过去的争议予以否定。

三、民主运动需要共同遵守的调查规则

海外民主运动需要内部监督，也需要形成能够保护所有人的公共调查规则。

我建议至少坚持以下七项原则。

第一，坚持统一的证据标准。 对中国警方和司法机关的材料，既不因为存在官方文书就认定有罪，也不因为缺少文书就认定迫害虚构。不同来源的证据都应接受独立核查。

第二，给予当事人回应机会。 在公开严重指控之前，原则上应当向当事人及相关组织提出具体问题，给予合理的回应时间，并说明是否获得回应。涉及紧急公共安全风险的调查，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必要调整。

第三，区分事实、推论与意见。 调查者应当明确哪些是已经核实的事实，哪些是尚待验证的指控，哪些属于个人判断。不能把怀疑直接写成结论。

第四，尊重隐私和安全。 不公开与公共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住址、证件号码、家��成员及医疗资料，不采用侵扰性调查方式，也不利用精神疾病标签羞辱他人。

第五，按行为追究责任，不按关系连坐。 民主组织应当对自身任命和管理行为负责，但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自动成为共同违法的证据。

第六，尊重司法程序，同时保��独立调查。 政治庇护资格、刑事责任和人身安全威胁，应由有管辖权的机构依法处理。民间组织可以独立调查、公开证据和监督司法，但不能替代法院作出刑事定罪。

第七，建立公开纠错机制。 任何调查都可能出现错误。发现错误后，应当及时更正、说明原因，必要时公开道歉。这项责任既适用于被揭发者，也适用于揭发者。

这些规则不应只用于林生亮，也应当适用于所有参与海外民主运动公共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

结语

林生亮曾经提出，反共不能反智、反常识、反真相、反逻辑。

我赞成这一原则，也认为它应当同样适用于揭发者自己。

马迎来有必要回应中国警方通告与个人履历之间的疑问；有关民主组织有责任说明领导成员的任命和审查程序；界立建可以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案件调查的前提下，提供能够支持其公开说法的材料；肖运军的刑事���控和政治迫害陈述，也值得进一步独立核查。

这些都是合理的公共要求。

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前，如果“骗子”“逃犯”“精神病”“五毛”等标签已经替代了事实判断，那么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公共讨论都已经受到损害。

海外民主运动���来就面临政治压力、资源不足和社会信任薄弱的问题。内部调查本应帮助我们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建立信任，而不是制造新的恐惧和敌意。

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道德裁判者，而是一套所有人都应当遵守的公共规则。

揭发需要勇气，也需要规则；批评需要自由，也需要责任。

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不是没有内部争论的运动，而是能够通过公开调查、公平讨论和自我纠正，不断建立公共信任的运动。

本文依据截至2026年10月10日的公开帖文、媒体报道及相关截图进行分析。部分资料尚未与原始出处逐项核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指控不代表本文对当事人有罪的认定。如有事实错误，欢迎提供证据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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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流亡者社区保护、社会融入
与支持服务倡议
（问题与原则讨论稿）
发起人：万延海　｜　2026年10月

政治流亡者不仅需要免于政治迫害的保护，也需要安全、尊严、社会支持，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

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来自中国的民主人士、人权捍卫者、宗教信仰者、公共知识分子及其他政治迫害幸存者，离开中国、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寻求庇护，常被看作“获得了自由”。但离开原来的政治环境，并不意味着迫害造成的伤害随之结束。
在流亡社区中，我们普遍看到这样一些现象：缺乏信任，防备心强，互相猜疑；对监控和迫害的恐惧长期存在；许多人承受着未被处理的精神创伤；一些人自我隔离，远离华人社区，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流亡者之间互相指控、公开攻击，团体分裂。结果是，许多为自由付出过沉重代价的人，在流亡地缺乏最基本的社会支持：就医、住房、法律援助、心理服务，甚至一个可以说真话的朋友。
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却很少被公开、系统地讨论。一方面，谈论精神健康和内部矛盾，容易被误解为贬低流亡者，或者“家丑外扬”；另一方面，问题不被说出来，就无法得到解决。本倡议的第一步，是把问题说清楚，并就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可以开展的工作，征求社群的意见。

二、问题说明

（一）威胁是真实的：跨国镇压
流亡者的恐惧有现实根据。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监视、跟踪、骚扰、网络抹黑，对其国内家属的约谈和施压，都有大量公开记录。美国司法部已就“猎狐行动”相关的非法代理活动，以及纽约曼哈顿所谓“海外警察站”等案件提起刑事诉讼。
在美国，民主人士在中国使领馆前或其他抗议活动中遭到殴打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很多肇事者未被追究。原因之一，是受��者不熟悉报案和取证程序，证据链从一开始就断了；也有一些案件被当作普通纠纷处理。当暴力得不到追究，恐惧就会加深，人们对执法机构的信任也会下降。

（二）迫害留下的创伤
许多流亡者曾经历长期监控、拘押、审讯、监禁、酷刑和家人被株连。这些经历可能造成长期的心理影响：过度警觉、失眠、焦虑、抑郁、难以信任他人、情绪容易失控，或把正常的分歧感受为背叛。一些人还承受着“幸存者内疚”，因为自己出来了，同伴还在狱中；或者背负着被迫妥协、被人出卖留下的道德创伤。
这些反应是对极端环境的正常反应，不是软弱，更不是“有病”。但在流亡社区中，精神健康问题往往被回避：一方面有污名，另一方面，人们担心心理解释会被用来否定自己的迫害经历。同时，既懂中文、又了解政治迫害背景的心理专业人员极少。结果是很多人独自承受，直到身体、家庭或人际关系出现��重问题。

（三）三重边缘化
第一重：作为新移民的融入困难。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学历和职业资格不被承认、经济压力、移民身份的不确定，以及不了解当地制度和公共服务，使许多流亡者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住房、医疗和法律援助。很多人长期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工作，没有余力参与社区生活。
第二重：对华人社区的不信任。由于担心部分华人社团、商会或个人与中国政府机构存在联系，甚至直接参与监视和骚扰，一些流亡者对整个华人社区保持距离。这种担忧有时有现实依据；但当对具体风险的防范扩大为对整个华人社会的普遍不信任时，他们也就远离了华人社区中原本可以提供帮助的服务机构、教会、邻里和朋友。
第三重：流亡群体内部的撕裂。本应彼此支持的流亡者之间，常常出现互相猜疑、无证据地指控对方是“特务”或“线人”、在网络上公开羞辱、组织分裂和人际关系破裂。本应提供情感支持和政治认同的关系，反而成为新的压力和伤害来源。
三重边缘化相互强化，使一些人同时失去了主流社会、华人社区和政治同伴的支持。

（四）内部冲突从何而来，代价是什么
流亡社区的内部冲突有多种来源：
• 真实的渗透和挑拨。散布谣言、渗透组织、挑拨离间，是跨国镇压的手段之一；
• 恐惧和信息不足。在无法核实的情况下，怀疑容易被当作事实；
• 创伤反应。过度警觉和难以信任，使分歧更容易升级为敌对；
• 政治分歧和路线之争；
• 资源、名声和话语权的竞争。资金和机会有限，管理又不透明时，矛盾更加突出；
• 个人的不当行为。例如欺诈、骚扰、滥用他人信任。
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但流亡社区普遍缺少处理冲突的规则和程序：没有公认的事实核查方式，没有调解机制，也没有申诉渠道。于是，冲突常常直接诉诸社交媒体、直播和微信群，演变为公开指控和人身攻击。
代价是沉重的：无辜者的名誉被毁，难以恢复；真正的渗透者却很少因为网上的指控受到影响；新到的流亡者因此不敢接近社���；整个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受损，也让政府、媒体和资助者对与流亡社区合作心存疑虑。
制造互相猜疑，本身就是镇压的目的���一。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曾系统使用“瓦解”策略：不一定逮捕异见者，而是让他们互相怀疑、内斗、孤立，直至精神崩溃。流亡群体内部的无端指控，即使出于真诚的警觉，客观上也可能在替对方完成工作。

同时，也不能把所有冲突都归因于外部操控，否则就无法正视政治分歧、利益竞争和个人不当行为等真实问题。重建信任，不是要取消安全防范，而是要建立有边界、可验证、受规则约束的合作关系。

（五）制度与服务的缺口

• 缺少值得信任的服务机构。华人社区的部分服务机构得不到流亡者的信任；主流机构又往往缺少中文能力，也不了解政治迫害和跨国镇压的背景。
• 法律援助严重不足。庇护案件复杂、等待漫长，许多人请不起律师，容易落入欺诈性中介之手。虚假庇护和“庇护代写”又反过来损害了真正政治难民的公信力。
• 移���身份的不安全。在当前的移民执法环境下，没有合法身份或身份待定的人面临拘押和遣返的风险，其中也包括民主人士。很多人对此缺乏准���，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应急预案。
• 安全保护不足。针对异议人士的暴力和骚扰，报案、调查和追责的渠道不畅，缺少中文协助和对跨国镇压的认识。
• 资源投入失衡。现有资助多用于政治倡导和媒体，很少用于流亡者的生活、法律和精神健康服务。然而，人要先活得下去，才能长期坚持。
• 人才缺乏。懂语言、懂经历、又懂当地制度的社工、法律助理和心理工作者极少，而这恰恰是最能赢得信任的“桥梁”角色。

（六）小结：一个需要打破的恶性循环
真实的威胁和未处理的创伤，产生恐惧和不信任；恐惧和不信任导致自我隔离和内部冲突；隔离和冲突又使人失去社会支持，更加脆弱，更难应对威胁和创伤。这个循环不能只靠个人的意志来打破，需要社区的规则、实际的互助、专业的服务，以及公共制度的支持。
范围说明：本倡议所称“政治流亡者”，指因政治、宗教、民族、言论或社会行动受中国政府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人士。维吾尔、藏人、南蒙古、香港等社群有各自的历史���身份认同，本倡议尊重其自我界定，欢迎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与合作。

三、基本原则
我们建议，今后无论开展哪一项工作，都遵循以下原则：

1. 尊重真实风险。跨国镇压是真实的，合理的警觉和安全措施是必要的；同时要区分事实、合理怀疑和未经证实的推测。

2. 不把恐惧病理化，也不以心理解释否定迫害。不把合理的安全担忧简单视为心理疾病；也不以“创伤”或“多疑”为由，否定真实的迫害经历，或回避对安全威胁的调查。

3. 分级信任（graduated trust），而非全盘拒绝。信任不是“全信”或“全不信”的二选一。根据人、场合和信息的敏感程度决定分享多少，让信任随着交往和时间、在可以核实的事实基础上逐步建立；以具体行为和可核实的事实评估个人与机构，而不以族裔、语言、籍贯或笼统标签作整体判断。

4. 以证据和程序代替公开审判。���有证据，不公开指控他人是特务或线人；可疑情况交由执法机构、律师或公认的程序处理；保障当事人回应、更正和申诉的权利。

5. 保护隐私。不公开他人的住址、家庭、移民身份和健康资料；服务和记录工作尽量少收集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6. 创伤知情，但不免责。理解迫害对人的长期影响，以支持代替指责；但创伤不能成为欺诈、骚扰和伤害他人的理由。

7. 服务平等，与政治立场脱钩。基本的社会服务和互助，不以政治观点、组织归属、公开经历或参加活动为条件。

8. 透明与问责。互助资金和服务机构的财务、决策规则公开，接受社区监督。

9. 生存与抗争并重。住房、健康、收入和身份的稳定，是长期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社会服务与政治倡导同样重要。

10. 依法行事，尊重专业资格。法律意见和代理由具备资格的人员提供；涉及暴力和犯罪的事件依法报案，不以私下调解或网络曝光代替。

四、可以开展的工作
以下是初步设想的工作方向，供讨论。具体先做什么、由谁来做、���何做，将在讨论中共同决定。

1. 社区自律与互助。共同讨论制定简明的《流亡社区共同行为守则》；建立独立的争议调解渠道；设立财务透明的紧急互助基金；推行由有经验的流亡者陪伴新到者的“同伴陪伴”；倡导中文自媒体遵守事实核查和隐私原则。

2. 可信赖的服务和法律援助。建立服务流亡者的社区组织，或在成熟的移民、难民和法律援助机构中设立专门项目；整理一份经过核实、对流亡者友善的律师、医生、心理师和社工转介名单。

3. 人身安全与权利保护。推动与地方警方建立联络，使针对异议人士的暴力得到认真调查；普及遭受攻击后的报案和取证知识；为家属在国内受压的人提供咨询；开展数字安全培训。

4. 移民身份的风险应对。开展“了解你的权利”培训，帮助身份待定者事先准备应急预案；建立拘押等紧急情况下的律师转介和家属支持网络；支持诚实申请庇护，反对欺诈性中介。

5. 精神健康支持。开展心理急救和同伴支持培训，减少对心理服务的污名；发展有中文能力、了解政治迫害背景的专业心理服务转介网络。

6. 培养社区工作者。从流亡者中培养资源导航员、个案助理、移民法律助理和社工、心理专业人员，并提供督导和支持。
7. 社会融入与跨社群合作。鼓励流亡者作为��居、家长、劳动者参与社区生活；与华人社区中值得信任的机构、其他流亡社群和主流社会组织合作。
8. 争取资源支持。向地方政府、民主国家的相关项目、基金会和社会捐助者争取对社会服务、法律援助和精神健康服务的持续支持。
9. 事件记录与需求调查。以统一、保密的方式记录跨国镇压事件；与研究者合作开展匿名的社区需求调查，为服务设计和政策倡导提供依据。

五、邀请讨论
本文件是讨论的起点，而不是结论。我们特别希望听到大家对以下问题的看法：
1. 上面对问题的描述，是否符合您的观察和亲身经历？有哪些遗漏或不准确之处？
2. 您是否同意这些基本原则？哪些需要修改或补充？
3. 在可以开展的工作中，您认为最迫切、最应该先做的是哪两三项？
4. 您或您所在的团体，愿意参与或支持哪些工作？
5. 怎样的讨论和决策方式，能让不同背���、不同观点的人都愿意参与、彼此信任？
• 意见提交方式：［电子邮箱］
•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日期］
• 讨论会：［时间、地点或线上方式］
发起人将汇总各方意见，修订本倡议，并在此基础上共同讨论具体的工作计划。

六、结语
政治迫害可能夺走自由，也可能侵蚀信任。跨国镇压的目标不只是让流亡者沉默，更是让他们彼此孤立、互相伤害。摆脱恐惧和孤立，不能只依靠幸存者个人，需要我们共同建立规则、互相帮助，并争取专业服务和公共制度的支持。
我们倡议从正视问题做起，从共同的原则做起，从证据、程序、透明和相互尊重做起，让政治流亡者不仅能够远离迫害，也能够拥有朋友、工作、家庭生活、社会支持，以及自主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发起人：万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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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从未踏足美国却被拘押在美国境内的寻求庇护者的公开信
地点：佐治亚州 Folkston，D. Ray James ICE Processing Center

致所有读到这���信的人——无论您是记者、律师、人权倡导者、政府官员，还是仅仅是一位相信公平与人的尊严的人。

一、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从未踏上美国土地，却长期身处美国国境之内的人。
我们是一群从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却已经被监禁多年的人。
我们是一群向这个最早捍卫权利与自由的国家寻求庇护，却发现自己同时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的人。
我们目前共有45名男子，被关押在佐治亚州的移民拘留中心。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信仰和背景，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来到美国寻求保护，从那以后就一直被拘押。
在我们当中，最长的拘押时间约为32个月，最短的也超过16个月，平均拘押时间为20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被关押期间失去了亲人。有许多人已经与家人分离——与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分开。
我们错过了孩子出生、亲人的葬礼以及人生中的许多年，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当我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被困在一个每天都一模一样的地方时，外面的世界仍然在继续向前，而没有我们。
我们是所谓“晦涩难懂的美国移民制度”（arcan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system）的受害者。这个制度允许政府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无限期地拘押我们。（引自得克萨斯州地区法院法官 Fred Biery。）
二、我们的处境
我们大多数人目前仍然在移民法庭争取自己的庇护案件。
这些案件往往需要 12至18个月，而我们自己或者政府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每一次又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另外一些人已经收到递解令，但是政府自己却一直无法将他们递解出境。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尝试过所有可以利用的法律途径来争取从拘押中获释：申请保释（bond）、申请假释（parole）、请求羁押审查（custody review），以及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habeas petitions）。
这些努力没有一项取得成功。
我们被告知，由于我们被归类为“抵达外国人（arriving aliens）”，法律把我们视为仍然站在美国大门之外、正在请求入境许可的人。
由于这种法律分类，通常与自由和正当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宪法保护——至少在佐治亚州——并不适用于我们。
在现实中，这造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无辜的人可能在民事拘押中被关押非常漫长的时间，却从未经过任何针对个人情况的认定，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危险性或者是否可能逃跑——而危险性和逃跑风险才是真正拘押移民的理由。
我们理解，为了核实身份或者进行背景调查，临时拘押有时可能是必要的。
但是，在没有明确的、针对个人的理由情况下，把一个人拘押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对这种做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提出了严重的问题。
三、关于法律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
美国最高法院也曾经反复指出：
自由应当是常态，而无论是否经过审判，拘押都应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例外。
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被归类为“arriving aliens”的人，目前的某些法律解释允许移民当局在他们的案件缓慢经过整个移民制度期间，将非美国公民拘押非常漫长的时间。
由于这一法律框架，申请庇护的权利虽然理论上存在，但是漫长的拘押却使人极难在现实中真正行使这种权利。
就我们而言，由于遭受如此不合理的长期拘押，寻求庇护的权利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权利。
在美国其他一些地区，长期被拘押者能够获得联邦法院的听证，由法院审查继续拘押他们是否仍然具有必要性。
但是在包括我们所在地在内的另一些地方，人们却可以被长期拘押，而完全没有获得释放机会。
对于我们这些被关押在佐治亚州的人来说，权利似乎只是存在于纸面之上。
四、拘押条件
我们被关押在佐治亚州 Folkston 的 D. Ray James ICE Processing Center。
这个设施以前是一座惩教监狱，2025年重新开放，作为移民拘留中心使用，并保留了监狱��基础设施、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
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里甚至比监狱更加糟糕，因为这里原本是按照短期拘押设计的。
移民拘押本来应该是临时性的，可是我们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数年时间。
我们经历了监狱中常见的问题，包括：
搜查期间个人财物被没收；
狱警的任意行为以及不受追究；
暖气、空调或者管道系统偶尔发生故障；
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对许多被拘押者实施经常性的集体惩罚；
食物质量很差；
医疗服务极其有限；
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监狱本来是用来惩罚那些犯下罪行的人。
然而，我们只是来到这里请求保护的寻求庇护者。
我们逃离了自己国家的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或者暴力。
我们来到这里，希望能够获得安全。
结果，我们发现自己身陷监狱。
五、您可以做什么
如果您正在读这封信，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请不要忽视它。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我们：
分享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使用 #helpaliens；
如果您有能力，请公开发声；
如果您是律师，请提供法律意见或者法律支持；
如果您认识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请与他们联系；
给我们写信或者寄送支持信息。
邮寄地址：
姓名、Alien Number（A号）
P.O. Box 548
Folkston, GA 31537
关注和公众意识非常重要。
六、来自历史的简短提醒
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大权利和自由的历史。
非裔美国人在1865年获得自由，但是他们真正的权利是在几十年之后才逐步得到加强。
妇女在1920年获得投票权。
美国原住民在1924年获得公民身份。
亚裔人士直到1952年才获得归化入籍的权利。
残障人士在1990年获得重要的法律保护。
在许多情况下，权利早已存在于纸面上，但是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真正成为现实。
正如1776年的《独立宣言》所说：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一直是在把这些权利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七、45名仍然等待自由的人

我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寻找安全，并逃离自己国家的政治迫害。
然而，我们却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数年。
我们��不是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我们只是要求能够在自由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案件。
而那些已经等待被递解出境的人，也应该能够在自由状态下等待离境。
尤其是那些已经等待离境数月的人。
我们已经在这里失去了太多时间。
我们希望有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下面这些不是简单的数字或者案件编号。
他们是真实的人。
日期：2026年6月15日
谨致敬意，
Idris Makhmudov
本文作者
公开信后面列出了全部45名署名者，包括国籍、A Number、开始被拘押的时间以及截至6月15日已经被拘押的月份数。人员来自俄罗斯、中国、马里、苏丹、喀麦隆、斯里兰卡、乍得、印度、也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家。 FIPC Open Letter - English vers…
其中中国籍共有三人：
He Xiong：2025年1月开始拘押，当时17个月；
He Xing：2025年2月开始拘押，当时16个月；
Liang Sonji：2023年10月开始拘押，当时已经32个月。 FIPC Open Letter - English vers…
这份材料值得注意的地方
结合您收到的说明，我觉得 Liang 先生的情况尤其突出。这封信写作时，他已经32个月，是45人��明显最长的；现在又过去约4个月，如果仍然在押，就是约36个月，也就是���整三年。而公开信自己的核心论点恰恰不是“我们的庇护案件一定应该批准”，而是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没有刑事犯罪指控的情况下，民事移民拘押是否可以持续两三年甚至更久，却没有真正有效的个别化释放审查。
这和您最近关注的长期ICE拘押、bond hearing以及联邦 habeas 案件，实际上是同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问题。尤其值得进一步查清 Liang Sonji究竟是什么程序身份、为什么被归类为 arriving alien、有没有最终递解令、过去三年提出过哪些 parole/custody review/habeas、有没有律师，以及现在是否仍在 D. Ray James。这些信息一旦明确，这封45人联署的公开信就不只是背景材料，而可能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长期拘押个案研究材料。
如果您愿意，我下一步可以把这份公开信正式排版成完整的中英文对照版 Word/PDF，保留45个人的完整名单，方便您打印、转给记者、律师和人���机构。
您更希望我接着把这封公开信整理成中英文对照版，还是先帮您核对其中的法律和事实表述？
公开信翻译一下？
可以。下面我按照原公开信的结构，���量忠实原文，做一份完整中文翻译。原件共4页，日期为2026年6月15日，由佐治亚州 Folkston 的 D. Ray James ICE Processing Center 内45名长期被拘押者联署。 FIPC Open Letter - English vers…
从未踏足美国、却被拘押在美国境内的寻求庇护者公开信
D. Ray James ICE Processing Center
佐治亚州 Folkston
致任何读到这封信的人——无论您是一名记者、律师、人权倡导者、公职人员，还是仅仅是一位相信公平和人的尊严的人。

一、我们是谁

我们是那些从未踏上美国土地，却已经长期身处美国国境之内的人。

我们是那些从未被指控犯下任何罪行，却已经被监禁多年的人。
我们是那些来到这个最早捍卫权利与自由的国家寻求庇护，却发现自己同时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的人。
我们目前共有45名男子，被关押在佐治亚州的移民拘留中心。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种族、信仰和背景���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来到美国寻求保护，并从那以后一直遭到拘押。
在我们当中，最长的拘押时间约为32个月，最短的也超过16个月。平均拘押时间为20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被关押期间失去了亲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与家人分离——与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分开。
我们错过了孩子的出生、亲人的葬礼，以及人生中一年的又一年，而我们甚至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当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坐在围栏后面，日复一日过着完全相同的生活时，外面的世界仍然在继续前进——却没有我们。
我们是所谓“晦涩复杂的美国移民制度”（arcan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system）的受害者。这个制度允许政府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无限期拘押我们。（引自得克萨斯州地区法院法官 Fred Biery。）
二、我们的处境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在移民法庭为自���的庇护案件抗争。
这些案件通常需要长达12至18个月；而我们自己或者政府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每一次又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递解令已经签发，但是政府自己却无法真正将他们递解出境。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尝试了所有能够利用的法律途径，希望从拘押中获释：
保释申请（bond requests）、假释申请（parole requests）、羁押审查（custody reviews），以及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habeas petitions）。
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
我们被告知，由于我们被归类为“抵达外国人（arriving aliens）”，法律把我们视为仍然站在美国大门之外、正在请求获准入境的人。
由于这种法律分类，通常与自由和正当程序相联系的宪法保护——至少在佐治亚州——并不适用于我们。
在现实中，这造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无辜的人可以在民��拘押中被关押非常漫长的时间，却从来没有经过针对个人情况的认定，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危险性或者是否可能逃跑——而这些才是真正拘押移民的理由。
我们理解，为了核实身份或者进行背景调查，有时可能需要进行临时拘押。
但是，如果没有针对个人情况的明确理由，却将一个人拘押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就会对这种做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提出严重的问题。
三、关于法律
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自由。
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反复指出，自由应当是常态，而���押——无论是否经过审判——都应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例外。
与此同时，目前针对被归类为“arriving aliens”的人的某些法律解释，却允许移民当局在其案件缓慢经过整个移民制度期间，将非美国公民拘押非常漫长的时间。
由于这种法律框架，申请庇护的权利虽然理论上存在，但漫长的拘押却使人极难在现实中真正行使这一权利。
在我们的案件中，由于如此不合理的长期拘押，寻求庇护的权利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
在美国的一些地区，长期被拘押的人可以获得联邦法院的听证，由法院审查继续拘押是否仍然必要。
但是在包括我们所在地在内的其他地方，人们却可能长期遭到拘押，而完全没有获得释放的机会。
对于我们这些被关押在佐治亚州的人来说，权利似乎只存在于纸面上。
四、拘押条件
我们被关押在佐治亚州 Folkston 的 D. Ray James ICE Processing Center。
��个设施以前是一座惩教监狱，2025年重新开放，作为移民拘留中心使用，并保留了监狱的基础设施、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
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地方甚至比监狱更糟糕，因为现在它是按照短期拘押的方式设计和运行的。
移民拘押本来应该是临时性的，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数年时间。
我们经历着监狱里常见的问题：
搜查过程中个人财物被没收；警卫任意行事而不受追究；暖气、空调、管道和其他设施不时发生故障；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经常对许多被拘押者实施集体惩罚；食物质量很差；医疗服务极其有限；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监狱本来是用来惩罚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的。
然而，我们只是一群来到这里请求保护的寻求庇护者。
我们逃离了自己国家的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或者暴力。
我们来到这里，希望找到安全。
然而，我们最终却发��自己身陷监狱。
五、您能够做什么
如果您正在读这封信，我们只是请求您：
不要忽视它。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我们：
分享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helpaliens
如果您有能力，请公开为此发声。
如果您是一名律师，请提供法律意见或者法律支持。
如果您认识可能能够提供帮助的机构，请与他们联系。
给我们寄信或者发送支持的信息。
地址：
姓名、Alien Number（A号码）
P.O. Box 548
Folkston, GA 31537
关注和公众意识非常重要。
六、来自历史的简短提醒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大权利与自由的历史。
非裔美国人在1865年获得自由，但他们真正的权利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得到加强。
妇女在1920年获得投票权。
美国原住民在1924年获得公民身份。
亚裔人士在1952年获得归化入籍的权利。
残障人士在1990年获得重要的法律保护。
在许多情况下，权��早已存在于纸面上，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真正成为现实。
正如1776年的《独立宣言》所说：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一直是在让这些权利成为现实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七、仍然等待自由的45个人
我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寻求安全，并逃离自己国家的政治迫害。
然而，我们却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数年。
我们并不是要求得到某种特殊待遇——
我们只是要求有机会在自由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案件。
而那些正在等待被递解出境的人，也应该能够在自由状态下等待离境，尤其是那些已经等待离境许多个月的人。
我们已经在这里失去了太多时间。
我们希望有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下面这些不只是数字或者案件档案——他们是真实的人。
日期：2026年6月15日
谨致敬意，
Idris Makhmudov
本文作者
45名联署者名单
公开信最后两页列出了45名被拘押者的姓名、A号码、���籍、开始被拘押的时间以及截至2026年6月已经被拘押的月份数。 FIPC Open Letter - English vers…
其中公开信列出的三名中国籍人士是：
He Xiong — 2025年1月开始拘押；截至当时17个月。
He Xing — 2025年2月开始拘押；截至当时16个月。
Liang Sonji — 2023年10月开始拘押；截至当时已经32个月。
因此，您收到的那段英文所说的“Mr. Liang was also among the signatories, and he has been detained for the longest time — 32 months then and 36 months now”，与这份公开信的名单能够对应起来：梁先生在6月份确实是45人中被拘押时间最长的一位。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美国与纽约州强制精神科治疗法规梳理

一、基本框架：州法为主，联邦设底线

美国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强制精神科治疗法律。强制住院、强制治疗由各州法律规定，各州标准不同。联邦层面主要通过宪法判例和几部联邦法律，为各州设定底线。

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几条原则：

O'Connor v. Donaldson（1975年）：如果一个人没有危险性，靠自己或亲友帮助能安全生活，州政府不能仅因为他有精神疾病就把他关起来。这是"危险性标准"的宪法来源。

Addington v. Texas（1979年）：强制住院是对人身自由的重大剥夺，州政府必须用"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门槛高于普通民事案件。

Zinermon v. Burch（1990年）：患者如果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签署的是什么，"自愿入院"就不能算真正的自愿，必须走有正当程序保护的强制程序。
Olmstead v. L.C.（1999年）：根据《美国残疾人法》，在患者适合社区治疗的情况下，不必要地把他留在机构里，构成歧视。

相关的联邦法律：

EMTALA（紧急医疗救治法）：急诊室必须对所有来诊者进行医疗筛查，并处理紧急状况，不���对方能���付费、有什么身份。

HIPAA（健康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保护医疗隐私，心理治疗记录受到额外保护。

精神卫生平等法（MHPAEA）：医疗保险对精神疾病的保障，不能比对身体疾病的更差。

二、纽约州：住进精神科的几种途径

纽约州的规定主要在《精神卫生法》（Mental Hygiene Law）第9条，主管机构是州精神卫生厅（OMH）。

非正式入院（第9.15条）：本人愿意入院，随时可以离开。

自愿入院（第9.13条）：本人书面申请入院。患者提出出院要求后，医院最多可以扣留72小时；如果医院认为患者符合强制标准，必须在此期间向法院申请转为强制住院，否则必须放人。

精神科急诊观察（第9.40条）：在综合精神科急诊项目（CPEP）中观察评估，最多72小时。

紧急强制住院（第9.39条）：患者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时适用。由医院医生检查，48小时内必���由另一名精神科医生确认。最长15天。

两名医生证明的强制住院（第9.27条）：由家属等法定申请人提出申请，两名医生出具证明，再由医院精神科医生确认。最长60天，超过60天须经法院批准。

警察送医（第9.41条）：警察可以将看似患有精神疾病、行为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人带到医院评估。这只是送去评估，不等于住院。

要点：最常见的紧急强制住院最长15天。要住得更久，必须转为第9.27条程序，超过60天还要法院批准。每一步都有时限，并需要多名医生的独立确认。

三、强制住院的标准

纽约的核心标准是：患者患有精神疾病，并因此"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传统上，这指的是有自杀企图或威胁、自残行为，或者暴力、杀人倾向等。

2025年的重要修改：纽约州2026财年预算法案扩大了这个标准。患者如果因为精神疾病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比如食物、衣物、必要的医疗、人身安全或住所，从而面临重大的身体伤害风险，也可以构成强制���院的理由。州政府说，这使纽约与美国另外43个州的做法一致。

这项修改争议很大。纽约公民自由联盟（NYCLU）等民权团体和精神卫生倡导团体认为，这会扩大强制住院的范围，特别会影响无家可归者。

需要注意的是：单纯"有精神疾病"、"行为怪异"、"政治观点激烈"或"不配合医生"，都不构成强制住院的法定理由。

四、被强制住院者的权利

纽约在这方面的保障，是与很多国家制度最大的区别。

书面通知：患者入院时必须收到书面通知，说明自己属于哪一种入院身份，以及享有哪些法律权利。

免费律师：纽约设有精神卫生法律服务处（Mental Hygiene Legal Service，简称MHLS）。它隶属于州法院系统，独立于医院，免费为每一位精神科住院患者提供法律代理。医院必须通知MHLS有新的强制入院患者。

司法听证：患者本人、家属或MHLS可以随时要求法院举行听证，法院一般在几天内开庭，由法官决定是否继续留院。

拒绝药物的权利：纽约州最高法院在Rivers v. Katz（1986年）一案中裁定，即使是被强制住院的患者，也仍然有权拒绝抗精神病药物。医院要强制给药，必须向法院证明患者缺乏作出治疗决定的能力，而且该治疗是必要且适当的。紧急情况下的短时处置是例外。

通讯和探视：患者原则上有权通信、打电话、会见访客和律师。医院可以基于治疗或安全原因加以限制，但必须有记录和理由。与律师的联系不能被切断。

病历查阅：患者原则上可以查阅并取得自己的病历。

五、强制门诊治疗：Kendra's Law

1999年，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没有接受治疗的男子在纽约地铁把一位名叫Kendra Webdale的女子推下站台致死。此后纽约通过了Kendra's Law（《精神卫生法》第9.60条），设立了辅助门诊治疗（AOT）制度。

法院可以命令符合条件的人在社区接受门诊治疗，例如定期看诊、服药。

条件包括：年满18岁，患有精神疾病，没有监督就难以在社区安全生活，以及过去有因不遵医嘱而多次住院或发生暴力行为的记录等。

患者在听证中有律师代理。
违反AOT命令本身不会导致坐牢，但可能引发住院评估。

2025年的预算法案也扩大了AOT：命令到期后6个月内，如��患者脱离治疗、病情恶化，可以重新申请AOT。

六、与中国"���精神病"问题的对照

中国2013年施行的《精神卫生法》在文字上也确立了"自愿原则"和"危险性标准"，这是进步。但"被精神病"问题的根源在于执行层面。以下分项对照：

谁能送人入院
纽约：医生、法定申请人；警察只能送去评估。
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实践中有地方政府、单位、近亲属送治。

独立律师
纽约：MHLS免费提供，独立于医院。
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通常没有。
司法审查
纽约：患者可以随时要求法院听证。
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实际上很难启动。
时限
纽约：紧急留院最长15天，超过60天须法院批准。
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实践中可能被长期关押。
拒绝用药
纽约：强制给药须有法院命令。

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缺乏有效保障。
外部监督
纽约：独立法院、媒体、州卫生厅、残障权益保护机构。
中国的"被精神病"问题：薄弱。

纽约的制度当然不是完美的。急诊候诊时间过长、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对少数族裔和无家可归者的影响不成比例、2025年扩大标准引发的担忧，都是美国国内真实存在的批评。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纽约的制度有独立于医院和政府的外部救济渠道，而且这些渠道是真正可以使用的。
七、对社区服务的实用提示
如果您服务的社区里有人被送进精神科，或者家属前来求助：
先弄清入院身份：是自愿入院、紧急强制住院（第9.39条）、急诊观察（第9.40条），还是两名医生证明的强制住院（第9.27条）？患者手上应该有书面通知。
联系MHLS：每家医院所在的司法区都有MHLS办公室，患者或家属可以直接打电话求助，服务免费。
要求翻译：语言不通是华人患者最常见的困难，应当主动要求医院提供翻译。
事先安排：可以协助有长期精神疾病的人事先签署医疗代理人授权书（health care proxy），指定信任的人在必要时代为作出医疗决定。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情况请咨询律师或MHLS。）

资料来源：
纽约州预算局：FY2026预算精神卫生条款 https://t.co/CYagYS5S4Q
纽约州长办公室：签署改善精神卫生医疗立法（2025年5月9日） https://t.co/4CZ9KjC3e0
Healthbeat：扩大强制住院提案与倡导团体的担忧 https://t.co/0V8dTjOAZv
NYCLU：2025年精神卫生预算听证证词 https://t.co/FmtIqjb1yx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纽约州医院患者权利法案
Hospital Patients’ Bill of Rights
作为纽约州医院的患者，根据法律，您有权：
了解并行使这些权利。 如果您因任何原因无法自行理解或行使这些权利，您的合法代表可以代为行使。
获得医疗服务，不受歧视。 医院不得因年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性别认同、国籍、残疾、性取向、付款来源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因素而歧视患者。
获得体贴、尊重和有尊严的医疗照护。
知道负责您医疗的医生姓名。 您也有权知道参与您医疗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姓名、职位和职责。
了解自己的病情。 您有权以能够理解的方式获得关于诊断、治疗和预后的完整、最新信息。
在接受非紧急医疗程序或治疗以前，获得作出知情同意所需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通常应包括该治疗或程序的主要风险、益处和替代方案。
拒绝治疗。 您有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拒绝治疗，并应被告知拒绝治疗可能产生的医学后果。
参与有关自己医疗和出院计划的决定。 您有权参与治疗计划以及离开医院后的医疗安排。
享有隐私。 与您的医疗、讨论、检查和治疗有关的事项，应当尽可能保护您的个人隐私。
医疗信息得到保密。 与您的治疗和医疗记录有关的信息应依法受到保护。
查看自己的医疗记录。 您可以依法要求查看自己的医疗记录，并取得副本；法律规定的特定限制除外。
知道医院与其他医疗机构之间可能影响您治疗的关系。
知道医院与参与您治疗的个人或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专业关系。
决定是否参加研究。 如果医院建议您参加人体研究或实验项目，您有权得到充分说明，也有权��绝参加。
获得持续医疗安排。 您有权了解出院以后继续治疗所需要的信息和安排。
了解医院收费。 无论由谁支付医疗费用，您都有权查看和了解医院账单，并获得有关收费的解释。
了解医院有关患者行为和责任的规定。
指定可以代表您作医疗决定的人。 您可以依法制作health care proxy等医疗预先指示文件。
了解心肺复苏等医疗决定方面的权利。 包括依法作出有关DNR等决定。
指定家属、朋友或其他成年人，在您住院时获得通知。
选择探视人员。 在符合医院合理的临床和安全规定的情况下，患者可以指定希望哪些人探视自己。
提出投诉，而不受到报复。 您可以对医院提供的医疗或服务提出意见和投诉，医院应当建立相应处理机制。您也可以依法向纽约州卫生部门投诉。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跨国镇压不是解释一切���常事件的万能标签
——���于界立建5月车祸、7月遇袭和9月昏迷住院的几个问题
万延海 文
今年以来，民运人士界立建先后公开了三起严重事件：5月31日在犹他州遭遇车祸，7月中旬在纽约法拉盛遭人持械袭击，9月底失联后被发现昏迷并送医住院。每一次，他本人或朋友都把事件与他的反共活动联系起来，指向中共跨国镇压。
中国政府对海外异议人士的威胁、骚扰和跨境打压是真实存在的，美国司法部近年也起诉过多起相关案件。正因为这个问题严重，"跨国镇压"这个概念才更不能被轻易使用。任何一起异常事件，都至少涉及四个不同层次的判断：
事件是否发生；
是否有人蓄意为之；
是否出于政治动机；
是否由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实施。
每往上一层，都需要新的证据，不能因为受害人的政治身份就直接跳到第四层。下面按时间顺序，看看这三起事件分别停在哪一层。
一、5月31日���他州车祸
���界立建向媒体讲述，他在犹他州偏远地区驾车时，被另一辆车先撞车尾、再撞车头，对方随即逃逸。他的车失控冲入逆向车道、撞破护栏，冲进荒地才停下。有目击者帮他报警，高速公路巡警和两辆救护车到场，他接受了检查和治疗。
按他的描述，这件事必然留下正式记录：犹他州公路巡警（UHP）的事故报告和案件编号、救护车记录、拖车记录和保险理赔记录。犹他州的事故报告一般只提供给当事人、保险公司和律师，公众无法自行查阅，所以外界查不到并不说明事故不存在。但这也意味着，能证实这件事的文件就在他本人手中。
请他公布UHP事故编号，或经过隐私处理的事故报告，并说明：警方是否记录了第二辆车？是否认定为肇事逃逸？有没有目击者陈述或车辆特征？一份报告就能回答第一、第二层问题，至于第三、第四层，则需要更多的证据。
二、7月中���法拉盛遇袭
据界立建陈述，他在法拉盛��物园附近被三名亚裔男子尾随，遭疑似伸缩棍的器械击打头部和腿部，逃上公交车后失去意识。他转述医生的话说，救护车是在公交车上把他救下的。他两天后才在医院醒来。
关于案发日期，大纪元、新唐人报道为7月15日，洛杉矶的《世界日报》为7月16日。《世界日报》虽然写到案件由纽约警方和FBI调查，但没有引用NYPD或FBI的任何确认，也没有提供案件编号，并且注明他关于跨国镇压的判断尚未获官方证实。此后各方报道中"警方和FBI正在调查"的说法，同样都来自他本人。
NYPD公开的逐案报案数据目前只更新到6月30日，7月的案件还无法核对。但如果确实发生了三人持械致人重伤、救护车送医的事件，就一定会有NYPD的报案记录。请他说明：准确的案发日期是哪天？NYPD案件编号是多少？由哪个分局受理、哪个侦探组负责？FBI是否正式与他接触，接触的内容是什么��
被���袭击，和因政治原因被人袭击，再到被中国政府派人袭击，是三个不同的判断。目前公开资料能支持的，最多只到第一个，而且依据也仅是他本人的叙述。
三、9月底昏迷住院
9月27日后界立建失联，29日朋友在住所发现他躺在床上无法唤醒，随即叫救护车送医。此后，他本人和朋友陆续谈到"中毒""投毒""洗胃""病毒感染"等可能。
他住院期间也多次公开描述自己的症状。他说洗胃后仍然呕吐，医院一度禁止他饮食和饮水。10月1日凌晨，他发帖说头痛到无法入睡，腹部绞痛，胸口憋闷、大口喘气。同一帖子里他还提到，医生要求他继续留院治疗，如果坚持出院，需要签署拒绝治疗、自行离院的文件。两天后的10月3日，他宣布已经出院。
这些症状说明他当时确实身体不适，但症状本身并不能说明病因。头痛、腹痛、呕吐、胸闷，可以由很多原因引起。真正需要��答的是：医院的最终诊断是什么？为什么会长时间失去意识？
对于原因不明的昏迷，医院通常会做血液和尿液毒理检查，筛查酒精、药物、毒品和其他毒物。这本是常规程序。请他说明：是否做了这项检查？是否检出酒精、毒品、处方药或其他异常物质？洗胃是基于什么医学判断？
公布这些结果，对他本人也是最有力的保护：如果检测排除了酒精和毒品，外界的猜测自然消失；如果发现了某种毒物，那才是"投毒"之说的真正起点。如果医院无法确定病因，如实说"尚无结论"即可。从"昏迷"跳到"投毒"，再从"投毒"跳到"跨国镇压"，中间缺的正是最关键的证据链。
住院期间的其他争议，例如"被强制留院"还是医生建议留院、病房里的"可疑人员"是否为医院员工、医院食品问题，也都应该由医院文件回答。10月1日的帖子本身已经表明，他可以选择签字自行离院，这与"被强制关押"是两回事。住院后才出现的食品问题，也无法解释住院前的昏迷，不应被当作投毒的旁证。
四、需要的是证据，不是标签
没有人有权要求界立建公开完整病历或���人信息。但他已经把这三起事件公开为严重的政治指控。如果希望公众相信，他完全可以在遮盖个人信息后，公布几份关键文件：UHP事故编号、NYPD报案编号、出院诊断和毒理报告。几页文件胜过几百条推文。
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否认跨国镇压，也不是断定界立建说了假话。三起事件目前的状态都是"未经证实"，而不是"已被证伪"。同样，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某一说法无法证实，就否定他过去遭受的一切。
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推理：我反共，中共迫害过我，今天发生了异常，所以一定是中共所为。这种推理不仅无法说服公众，还会让真正的跨国镇压受害者更难被相信。
跨国镇压是一项严重的指控。正因为严重，它才值得严肃的证据。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一个人已经进入美国、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来在美国境内被ICE抓捕，政府还能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正在申请入境的人”，不给普通保释机会？

1225还是1226？——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Da Cunha 案判例解析

Da Cunha 是一个2026年第二巡回法院非常重要的移民羁押判例，正式名称是 Barbosa da Cunha v. Freden, 175 F.4th 61 (2d Cir. 2026)。它解决的问题几乎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
一个未经检查入境、已经在美国境内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后来被 ICE 抓捕，在遣返程序期间究竟按照 §1225 强制羁押，还是按照 §1226(a) 裁量羁押？

第二巡回法院的答案是：在 Da Cunha 这种情况下，适用 §1226，而不是 §1225。

Da Cunha 本人的情况
Ricardo Aparecido Barbosa da Cunha 是巴西人。他大约在 2004/2005年未经 inspection and admission 进入美国，之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后来申请庇护，并取得工作许可；没有刑事定罪记录，还在美国拥有住房、家��和社区联系。2025年9月，ICE 根据行政 warrant 把他抓起来，并开始 removal proceedings。

政府提出的理论是：
因为 Da Cunha 当初未经 inspection/admission 入境，所以法律上仍然属于 §1225 所说的 “applicant for admission”。

因此政府认为：
§1225(b)(2)(A) applies → mandatory detention → no ordinary bond hearing。

Da Cunha 则申请 habeas corpus，主张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根本不是正在边境“寻求进入美国”的人，因此现在的羁押应该适用 §1226(a)。

地区法院怎么判？
这个案子来自纽约西区联邦地区法院。

地区法院接受 Da Cunha 的观点，认为适用 §1226(a)，并要求政府给予 bond hearing，否则释放。

后来举行了 bond hearing，移民法官认定 Da Cunha 既不是 flight risk，也不是 danger，于是批准 bond，他被释放。

政府不服，于是上诉到第二巡回法院。

第二巡回法院解决了什么问题？
2026年4月28日，第二巡回法院作出判决。
法院后来在9月25日拒绝全院复审时，非常干净地总结了整个案子的核心：
“The sole question presented by this appeal is whether Section 1226 or Section 1225 governs Petitioner's detention.”

也就是：
到底1226还是1225？
法院最终支持 Da Cunha。

关键理由是：§1225(b)(2)(A) 不仅要求这个人属于 “applicant for admission”，还涉及一个 “seeking admission” 的人。
Da Cunha虽然当初非法进入美国，在某种法定意义上可以被称为 applicant for admission，但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后来在美国境内被 ICE 抓捕，不是正在从美国外部寻求进入美国的人。
所以第二巡回法院认为：
§1225(b)(2)(A) 不适用于这种人。
他的 detention 应由：§1226 管理

2026年9月25日，第二巡回法院拒绝了政府要求 en banc rehearing（全院复审） 的请求，所以原来的 Da Cunha 判决继续有效。

2026年10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审理这个争议。 Reuters 报道，最高法院将审查政府关于这类移民是否可以按照 §1225 强制羁押的主张。

Da Cunha 判决并不是说这种人必须释放。它说的是不能仅仅依据 §1225(b)(2) 把他作为 mandatory detainee、不给普通 bond 机会；应按照 §1226 体系处理。 Da Cunha 本人后来就是经过 bond hearing 后，由移民法官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决定释放。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Second Circuit）**管辖 3个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其下共有6个联邦地区法院。Second Circuit Court
纽约州：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SDNY）、Eastern District（EDNY）、Northern District（NDNY）、Western District（WDNY）
康涅狄格州：District of Connecticut
佛蒙特州：District of Vermont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民主运动为什么需要批评者？
——从反对专制到建设公共舆论中心

最近围绕周春卫、江海汇以及光传媒出现的争论，引出了一个比事件本身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追求民主的反对运动，应该怎样面对来自内部、外部，甚至来自中共及其代理人或政治假想敌的批评？

王安娜在回应争议时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支持周春卫公开反对一党专政，“不等于为她过去所有的商��行为、法律纠纷背书”；她同时表示，“反共不是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免罪符”。

如果大家能够接受这一原则，我们就可以把讨论向前推进一步。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民主运动不仅应该容忍批评，还应该期待批评、保护批评，甚至需要批评。因为民主运动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建立一个反共人士彼此认同的共同体，更应该努力建立一个不同政治力量能够公开辩论的公共空间，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公共舆论中心。

一、民主从怎样对待反对者开始

民主运动当然首先是反对专制。但是，民主不能等到取得政权以后才开始。

我们要求未来的中国政府接受反对派，今天自己就应该学习接受反对者；我们要求未来政府接受新闻监督，今天自己也应该接受调查和质疑；我们要求共产党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今天也不能要求民主阵营内部只有一种声音。

民主运动不仅要学习怎样反对专制，还要学习怎样成为民主社会中的反对派。

因此，判断一个批评是否值得回答，首先应该看事实和证据，而不是批评者属于哪个政治阵营。

二、如果���评来自中共怎么办？

这是最困难、也最能检验民主原则的问题。

假如一个批评真的来自中共、亲共人士甚至中共代理人，我们当然应该警惕其政治目的，也可以调查其身份、利益关系和宣传手段。

但是必须区分三个问题：

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的事情是真的吗？

前两个问题不能代替第三个问题。

如果中共媒体说某个民主组织存在财务问题，最有力的回答不是“你是中共媒体”，而是把账目公开；如果一个被认为是中共代理人的人指控某位民主人士存在利益冲突，最好的办法是调查公司登记、资金往来和有关文件。

事实不会因为中共说了就变成假事实，也不会因为民主人士说了就自动成为真事实。

即使一个政治对手怀有恶意，他也可能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

三、政治对手也是民主运动的“压力测试”

朋友往往看到我们的优点，���手却会寻找我们的弱点。

我们的组织是否透明？有没有利益冲突？支持某个人以前有没有核实基本事实？是否因为一个人反共，就降低了对他的公共道德要求？是否对自己人和政治对手采用不同标准？

这些问题有时恰恰是政治对手最愿意追问的。

因此，来自敌对方面的批评不一定只是民主运动需要忍受的麻烦，它也可能成为一种压力测试。

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敌人寻找我们的错误，而是敌人指出了一个真实错误，我们却因为他是敌人而拒绝改正。

四、从“反共共同体”走向“民主公共空间”

反共共同体与民主公共空间并不完全相同。

反共共同体的逻辑是：因为我们都反对中共，所以我们团结起来。

民主公共空间则是：我们可能完全不同意彼此，但我们共同接受事实核查、证据挑战、公开答辩和自由批评。

在那里，反共人士可以说话，对民主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说话，受害者可以说话，普通中国人可以说话，甚至共产党支持者也可以说话。

民主运动不需要保证所有人最后���出相同结论，而应该努力建立一种规则：

你提出事实，我可以核查；你提出证据，我可以挑战；你批评我，我可以回答；如果最后证明我错了，我愿意改正。

这才是民主公共空间。

五、民主运动应该有成为公共舆论中心的雄心

海外民主运动如果只服务于已经反共的人，其社会影响必然有限。

更��的目标应该是：当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不同立场的人都愿意来到我们建立的公共空间寻找事实、提供文件、听取不同意见和展开辩论。

受害者愿意来，民主人士愿意来，记者和学者愿意来，怀疑民主运动的人也愿意来。

这时候，民主运动获得的就不仅是政治影响力，而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能力——主持公共讨论的能力。

周春卫事件其实可以成为一次这样的实践。

她有没有权利反共，与她是否需要回答江海汇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王安娜自己也明确说“反共不是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免罪符”。

那么，就让支持者说话，让批评者说话，让投资人和受害者说话，让周春卫本人回应，让文件和证据说话。

民主运动没有必要预先替任何一方宣布答案。

六、民主运动需要建立新的公共期待

一个民主运动要取得社会信任，至少需要逐渐建立三种���待：

公共舆论期待——任何人可以提出问题，事实可以核查，错误可以纠正。

道德期待——不因为一个人属于自己的阵营就降低标准，也不因为批评者属于敌对阵营就拒绝事实。

政治期待——今天要求未来政府接受监督的人，今天自己首先接受监督；今天要求未来中国保护反对派的人，今天也尊重自己的反对者。

民主运动最大的历史任务，也许不仅是结束一个专制政权，更是帮助中国社会学习怎样进行民主政治。

学习怎样争论，怎样要求证据，怎样面对反对意见，怎样保护批评者，也学习怎样承认自己的错误。

朋友帮助我们团结，对手帮助我们发现弱点；支持给予我们力量，批评迫使我们拿出证据。

因此，来自政治对手甚至中共方面的批评，不只是民主运动不得不忍受的代价，也可能成为民主成长的资源。

民主不是取得政权以后才开始的。

民主从我们今天怎样对待一个反对我们的人开始。

[《议报》 @yibaochina]

万延海 | 让文件和证据说话——关于周春卫、江海汇与光传媒争议的几点意见 https://t.co/HH9REv7rCG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纽约法院实际上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正式文件——Statement of Client's Rights（客户权利声明），纽约州设有办公室的律师原则上必须把它张贴在客户可以看到的位置。纽约法院：Statement of Client's Rights

一、纽约明确规定的10项客户权利

按照目前纽约法院公布的版本，客户主要享有以下权利：

1、受到尊重的权利
律师、律所其他律师以及非律师工作人员，都应当��貌、尊重地对待客户。

2、获得称职和勤勉代理的权利
律师必须有能力处理案件，并且勤勉办理。客户不满意时，原则上可以随时解雇律师；某些正在诉讼中的案件可能需要法院批准律师退出。

3、律师忠诚于客户、避免利益冲突的权利
客户有权获得律师独立的专业判断以及不受利益冲突影响的忠诚代理。

4、合理收费和了解收费方式的权利
客户有权知道律师费和费用如何计算、多久收费一次；可以要求律师提供书面的明细账单；某些律师费争议可以申请仲裁。

5、获得及时回应的权利
客户提出问题、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写信等，律师应当及时回应。

6、了解案件进展和取得案件资料的权利
律师应合理地让客户了解案件状态，并及时满足客户合理的信息请求，包括要求取得与案件有关文件副本。尤其重要的是，律师应提供足够信息，使客户能够真���参与案件并作出知情决定。

7、客户决定案件目标以及是否和解的权利
律师不能擅自决定是否接受和解。是否和解原则上是客户自己的决定。

8、隐私和保密权
客户与律师之间的信息受到严格的保密义务保护。

9、要求律师遵守职业伦理的权利
客户有权要求律师遵守 New York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10、不受非法歧视的权利
目前纽约的声明明确包括种族、信仰、肤色、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年龄、原国籍、残疾等受保护类别。2026年相关规定还进行了修订。

二、如果从律师“伦理义务”来看，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条

Rule 1.1——Competence（称职代理）：律师不能接下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又没有采取合理措施取得相应能力的案件。

Rule 1.3——Diligence（勤勉）：律师不能疏忽客户委托的法律事务，也不能无正当理由拖延。

Rule 1.4——Communication（沟通）：这条对客户特别重要。律师必须让客户合理了解案件情况，并及时回应客户合理的信息要求。换句话说，律师长期不回电话、不回邮件、不告诉客户庭期、重要动议或案件结果，可能不仅是“服务态度不好”，而可能涉及职业伦理问题。

Rule 1.6——Confidentiality（保密）：律师原则上不得擅自披露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客户机密信息，而且范围比单纯的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更广，包括可能使客户尴尬或对客户不利的信息，以及客户要求保密的信息。

Rule 1.7——Conflict of Interest（利益冲突）：如果律师同时代表利益相反的人，或者律师自己的经济、商业、财产或个人利益可能严重影响其专业判断，就可能构成利益冲突。某些冲突可以在充分披露后由客户书面知情同意，但并不是所有冲突都可以豁免。

Rule 1.15——客户资金和财产：律师收到属于客户的钱，原则上不能混入律师自己的钱，应当按照信托账户/IOLA等规则处理，并妥善保存记录；客户有权取得的钱或财产应及时交付。

Rule 1.16——退出代理：律师不能想退出就突然把客户丢下。如果终止代理，律师需要在合理可行范围内采取措施避免损害客户，包括给客户合理通知、给予另找律师的时间，以及交还客户有权取得的文件和财产。该规则在2026年7月1日还有修订。

三、一个经常发生争议的问题：案件档案究竟是谁的？

这一点对客户非常重要。

纽约的基本原则相当倾向于保护客户取得案件档案���权利。Rule 1.16(e)规定，终止代理时，律师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害客户，并交付客户有权取得的文件和财产。

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庭和纽约州律师协会引用 Sage Realty Corp. v. Proskauer Rose 的原则指出，在律师—客户关系结束以后，原则上客户可以取得律师关于该代理事项的完整档案，只有比较有限的例外。

所以，如果出现：

“我已经解雇律师，但是律师不给我诉状、证据、对方文件、通信或者案件档案。”

这不只是客户服务问题，而可能涉及 Rule 1.16(e) 和纽约关于客户档案的规则。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反共声明不能代替经济问责——关于周春卫、江海汇与光传媒争议的几点意见
万延海 文

近日，光传媒发表原山东省政协委员周春卫的公开信。周春卫在信中批评中国政协制度，主张结束一党专政。随后，中文社交媒体围绕她与山东江海汇集团的关系、投资人遭受的损失，以及这份公开信是否与其在美国的移民案件有关，发生了激烈争论。

一些人赞扬周春卫勇敢地与中共体制决裂；另一些人则指控她借反共声明“洗白”经济问题，并指责光传媒及部分海外人士协助其“包装政治庇护”。争论中还出现了“卷款200亿元”“国际红通”“假政庇流水线”和“收钱宣传”等严重说法。

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指控，我认为，既不能因为一个人公开反共，就免除其对过去商业行为的说明责任；也不能仅凭社交媒体传言，就把未经司法确认的指控当成事实。

一、周春卫有权反共，但仍应回答江海汇问题

无论一个人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只要她现在真诚地反对一党专政、支持民主制度，就有权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一个人政治认识发生变化，在道德和逻辑上并非不可能。

但是，政治立场的转变不能代替经济责任。

公开资料和媒体报道显示，江海汇集���在2024年发生严重资金危机，大量投资人声称无法收回资金。相关报道还显示，至少部分���海汇分支机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已经进入中国法院审理程序。

目前尚未见到公开的起诉书或法院判决，证明周春卫本人已经被列为刑事被告；网络所称“周春卫被国际刑警红通”，也尚未得到公开红色通报、编号或正式公安文件的证实。因此，在法律上不能预先认定她有罪。

然而，周春卫与江海汇创办人安志斌的夫妻关系，以及她本人被指与集团存在的关系，使公众有合理理由要求她正面回答：

她在江海汇及其关联企业中究竟担任过什么职务？是否持有股份或参与经营决策？是否接触募集资金、资产调拨或对外宣传？她和家人在境外是否控制来自江海汇体系的资产？她是否愿意接受独立审计，并向受损投资人提出解释和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不能仅用“中共迫害”或“政治抹黑”来回答。

二、政治迫害与经济责任可能同时存在

讨论这��事，必须避免一种简单化思维：仿佛一个人只可能是政治受害者，或者只可能是经济犯罪嫌疑人，二者不能同时成立。

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可能涉及真实的经济纠纷，同时也可能因为政治表达而面临不公审判、酷刑或额外的政治报复。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利用中国确实存在的政治迫害环境，为自己的普通经济问题寻找政治解释。

因此，即使周春卫涉嫌经济违法，她仍然享有正当程序、不受酷刑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即使她确实面临政治迫害，也不能因此剥夺投资人追查资金、要求偿还和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保护人权不等于宣布无罪，追究经济责任也不等于支持中共迫害。

三、光传媒应当回答新闻伦理和利益关系问题

光传媒有权刊登周春卫的公开信。但是，从公开页面看，其编者按采用了“欣慰”“勇敢站出来”等明显赞扬性的语言。这已经不只是中性刊登个人声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周春卫的政治形象提供背书。

问题在于，光传���是否充分核查并向读者交代了江海汇事件及投资人的重大质疑？

如果媒体知道周春卫卷入如此严重的公共争议，就应当同时说明：

第一，周春卫与江海汇的确切关系是什么；
第二，江海汇相关案件目前���于什么法律阶段；
第三，“200亿元”“红通”等说法中，哪些已经证实，哪些只是指控；
第四，媒体是否联系过受损投资人或其代理人；
第五，周春卫是否就资金问题作出过逐项回应。
光传媒后来把大量批评概括为“中共抹黑”，并不能替代这些基本核查。中共确确实可能操纵舆论、删除资料和攻击异议人士，但不能因此把所有投资人的追问和所有媒体批评都归入中共行动。
公众还可以合理询问：光传媒、王安娜或其他相关人员，是否从周春卫、安志斌或其代理人处接受过付款、捐赠、差旅安排或其他利益？是否存在宣传、顾问或内容发布委托？是否知道这些文章可能被用于美国政治庇护或其他移民程序？
提出这些问题是合理监督，但在付款记录、合同、通信或者证人证言出现之前，也不能直接断言光传媒“收钱制造假庇护”。
四、提出指控的人同样必须拿出证据

社交媒体上有人指责周春卫已经被“红通”，指责光传媒和海外人士组成“假政庇流水线”，甚至点名某些人士从中获利。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指控者也负有举证责任。

如果声称有人收钱，应当说明谁付款、谁收款、金额多少、通过什么方式支付。如果声称存在政治庇护包装，应当提供合同、聊天记录、录音、移民材料或具名证人。如果声称周春卫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应当提供红通编号、正式文件或其他可验证来源。

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数据库中未见周春卫的公开红色通报。不过，国际刑警组织也明确说明，大多数红色通报并不向公众公开。因此，公开数据库查不到，不能绝对证明不存在非公开通知；但同样，在没有原始文件的情况下，也不能把“已经红通”写成确定事实。

批评光传媒选择性报道，不应当以另一种未经核实的报道方式进行。

五、国会关系不能成为政治信用的替代品

海外一些人权组织和民运人士长期与美国国会议员、政府机构和媒体保持联系。这种资源可以帮助真正受到迫害的人，也可能因为缺乏透明度而形成少数“守门人”的特殊权力。

安排国会见面、议员询问信、媒体采访或公开活动，本身并不违法，也不能证明存在政治庇护欺诈。但如果这些活动是付费安排，或者被有意设计为制造庇护证据，就必须披露利益关系，并接受严格核查。

一封国会议员的支持信、一张国会活动照片或者一篇反共报道，都不等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申请人无罪。它们更不应成为遮蔽受害人损失和资金问题的工具。

六、我主张三项同等重要的权利

在这一争议中，我支持三项不能相互取代的权利：

第一，周春卫公开批评中共、申请政治庇护并获得公平程序的权利；

第二，江海汇投资人发声、追查资金、保存财产及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第三，公众要求媒体、倡议组织和指控者披露证据、利益关系和核查过程的权利。

任何一方都不应获得证据上的特权。

周春卫不能因为反共而免于回答资金问题；光传媒不能因为自称反对中共而免于新闻伦理监督；批评者也不能因为自称代表受害人，就把传言写成已经确认的犯罪事实。

结语：让文件和证据说话

这场争议不应演变成“支持反共人士”与“支持受害投资人”之间的二选一。真正负责任的立场，是既反对中共利用刑事制度实施政治迫害，也反对任何人利用反共身份逃避经济责任。

我希望周春卫能够公开说明自己与江海汇的职务、股权、资金及资产关系；希望光传媒说明是否存在付款、委托或移民材料方面的合作；也希望提出“红通”“收钱”和“假政庇”指控的人公布可以独立核验���证据。

在事实查清以前，我们可以提出尖锐问题，但不应预先定罪；可以保护政治表达，但不能牺牲受害人的权利；可以反对中共迫害，但不能把反共变成免于问责的通行证。

让账目、合同、法院文件、付款记录和可以核实的证人证言说话。这既是对投资人负责，也是对政治庇护制度、海外民主运动和独立媒体公信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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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五五规划”：从“强国梦”到“全球争霸战略”

2025年10月23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份文件不仅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更是习近平政权确立全球争霸路线的战略宣言。与以往五年规划相比，“十五五”有三个鲜明特征：极端的“强国”导向、对“霸权主义”的新型阐释、以及首次提出“全球南方”战略。这三者结合，显示出中共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方面的野心，已从区域扩张转向全球竞争。

一、“强国”战略的全面铺陈

“十五五规划建议”全文出现了18次“强国”一词，涵盖制造、科技、教育、金融、海洋、农业、文化、体育、能源等几乎所有领域。从“制造强国”到“航天强国”，从“网络强国”到“金融强国”，中共的目标不再是“富国”或“现代化”，而是“强国”。“强”意味着竞争、对抗和主导，这种措辞的密集使用，反映出中共对国家权力集中、全球影响力扩张的追求。
相较之下，过去的“十三五”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十五五”已完全舍弃“小康”概念，转而以“强国”统领国家战略。这不仅是语义变化，更是政治方向的转折���从“民生型发展”转向“���力型扩张”。
二、从反霸到争霸：语言的逆转

文件第（3）和（60）条多次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但同时提出“中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并明确要“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种话语在外交上看似谴责“霸权”，实则表达了“取而代之”的企图。习近平时代的“反霸”实际上是“反美”，其目标是建立以中共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全球秩序。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中“霸”字出现频率倍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更具政治宣示性，显示北京对国际话语权和制度权的争夺进入新阶段。

三、“全球南方”与新型国际阵营
最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规划首次写入“全球南方”。文件提出“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加大援外力度，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这标志着中共正式将“全球南方”视为对抗西方的地缘政治平台。
2024年10月，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公开宣称：“���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这意味着北京正试图以发展中国家联合体为基础，构建一个以中国为“领导核心”的全球南方联盟。其逻辑是：通过资金、技术、基础设施输出，强化依附网络，进而实现“以南制北”的战略包围。

四、“两个一百年”与“强国崛起”的历史延续

从1997年江泽民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以来，中共的长期战略蓝图始终服务于政权延续。习近平在“十五五”文件中，将2035年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节点，2049年作为“世界强国”的终极目标。这一时间表与冷战时期苏联“赶美超英”的节奏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共更善于利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将经济扩张、意识形态输出与地缘政治结合成系统性布局。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外衣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源于温家宝2011年的外交用语，至2017年写入党章、2018年写入宪法，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中共以此为“和平发展”的话术包装，实则是全球治理的政治工具。通过推动“命运共同体”概念进入联合国决议、国际机构文本，北京试图合法化其制度模式，削弱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在“十五五”规划中，这一概念与“全球南方”“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倡议”并列，构成完整的对外话语体系——以合作为名，行控制之实。

结语：从区域大国到全球野心

中共的“十五五规划”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战略从“复兴”转向“争霸”。“强国”成为政治信条，“全球南方”成为国际阵地，“命运共同体”成为意识形态武器。北京正在以国家战略的名义，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塑奠定理论和制度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世界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共所谓“反霸”，实为新霸；所谓“共赢”，实为控制；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为中共版的���球秩序蓝图。

万延海文

https://t.co/MICQE3za69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ICE惊慌——非虚构小说（作者：万延海 2025年3月）

ICE！ICE来找你！到ICE举报你！ICE让你去报到！（注：ICE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英文缩写，负责遣返非法移民或美国政府要驱赶的人员）

过去两个多月，吴先生度过了一段可谓惊慌的时刻。

2月10日，律师通知他：“3月3日，你要带着护照去ICE报到。”

“有没有问题啊？”

“不知道，反正得去！”

2023年4月，吴先生通过美国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他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公民行动者，多年来追随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后改为“公民运动”)，致力于推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也因此受到中国警方的多番骚扰和逼迫。

吴先生是一个南方某地的木匠，在家乡曾经有自己的家具厂。因同情公民行动者们遭遇的政治迫害，他积极参与给政治犯家属募集生活费用，业内称“送饭党”。群众运动中，他也有了新的爱情，又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因为没有签证非法进入美国，吴先生入境美国后，即被移民执法人员逮捕，随后被告上移民法庭，ICE要求移民法庭判决将吴先生驱逐出境。在等候法庭判决之前，吴先生处于ICE监管之下，需要定期报到，住址变更后需要及时告知ICE。

法庭审理需要时间，需要维护被告各项权益，包括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和提起庇护的权利。依照美国相关难民和庇护的法律，吴先生在进入美国一年内，通过该律师向移民法庭申请政治庇护和免于递解，因为他担心受到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和在中国受到酷刑。

过去两年，许多通过墨西哥边境来到美国的移民有同样的经历。

这样，吴先生在移民法庭就有了两个案件：递解案件和庇护案件需要法官来审理。

在等候法庭判决之前，吴先生依法获得美国工作许可和社会安全号，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和报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移民这样生活着、等待着。

除积极参与各项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活动外，吴先生的木工手艺也很吃香，很容易找到各种零活。他也继续帮助因为政治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们。

原本安宁的生活最近起了一些波澜。这当然都和ICE相关：ICE来找你、到ICE告你、去ICE报到。

1、ICE来找你（？）
吴先生至今不确定ICE是否来他的住所找过他。但今年初，他的室友多次告诉他，ICE来找过他几次。当时，人在外地打工的吴先生也没有见到ICE移民执法警察，不确定情况真假。那几天，吴先生天天晚上给我发消息、打电话说起此事。

事出有因。2024年8月下旬，我突然接到一位资深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电话，告诉我，一位很有名声的民主人士，在过去十多年，无家可归。纽约市政府给他提供住房补助券，但他再次面临房东驱赶，

我在纽约市政府工作过几年，曾经是一名纽约市政府的房屋专家。我在那里的工作就是帮助无家可归或���临驱赶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找房子和获得租金补助。

我立即与这位前辈取得联系。他担心受到监控，情绪不稳定。

因为只有一周时间，无法找到长期出租屋并获得政府补助，只能找临时住所，再找长期出租屋。

我一边找钱、一边找房。

在吴先生帮助下，我给老先生安置到一间有卫生间的单房中。人道主义机构和人士也积极捐款资助了他半年的临时租金和生活补贴。吴先生也积极参与募集善款。

邻里室友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消防局、警察局的车辆都来了。邻居们说，ICE来了，要了吴先生的名字，并说，随后又来找他。

吴先生来问我，关于租房纠纷，这是租房法律和法庭的权限，我能力有限。关于ICE来访，第一不确定真假，第二，如果没有过错，也无需担心。我就问，搬到这里后，有无让律师在法庭和ICE做地址变更。他说，搬��后，立即告诉律师地址变更，相信也给他做地址变更，但会与律师询问地址变更情况。

2、到ICE告你

纽约的中国民主圈有很多路线之争和抓特务的悠久历史。

2025年1月21日，杨先生通过他的X（推特）账号，用英文向ICE（@ICEGovernment）和FBI公开举报吴先生，称他是非法移民、残忍的中共退伍军人和中共党员，并把吴先生的护照公之于众。

杨先生在之前的多条推文中，也把政治行动中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诸多政治活动人士指责为中共代理人，包括吴先生。

但这一次不同，杨先生直接向ICE举报，是英文举报，指控吴先生不仅是非法移民、偷渡客，还是中国的军人和中共党员，并公布他的护照影印件。

后果非常严重。吴先生确定自己没有在中国当过兵或参加共产党。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政治行动，有什么错？

但有ICE来找他的说法之后，又有人公开举报他，吴先生认为是造谣，加上公布个人隐私资讯，吴先生的恐惧感加深，更加愤怒，就把杨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伤害，���求在社交媒体上删除他的个人资讯，要求伤害赔偿三万美元。诉状是我帮助起草和递交的。

3、去ICE报到

当律师2月10日告诉他，ICE让他3月3日去报到的时候，吴先生就害怕到了极点。他是一名多年从事民主人权活动的人士，他害怕被遣返，听说有人在报到的时候就被带走了。

他问律师，律师说，不知道，反正得去。

他问我，我说不知道，但他需要做下列事情：
1）跟律师要求获得所有与ICE通联的记录，以了解背景情况；
2）赶快换律师，这个律师不靠谱；
3）就当提前开庭审判，把所有资料整理好，准备好一旦报到时被带走，就在移民监狱等候开庭审案，或许可以提前拿到庇护和绿卡呢。

我也表示，如果他出不来，我可以联系他的律师，去担保他，开记者会，联系人权机构和相关人士等。

看完律师给他的材料后，我也蛮震惊的。在律师递交给法庭的庇护材料，没有他的个人声明，一份完整记录他害怕回国祖国的缘由。在普通案件中，可以在开庭审案之前提交个人完整资料，但如果面临递解危险，情况就会比较糟糕。

3月3日去ICE报到的时间点也有问题。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就职，2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策，凡是来美国不到两年的非法移民，在全美国任何地方，都可能面临快速递解，包括假释获准入境的非法移民。

吴先生2023年4月入境，3月3日还不到两年，可能有风险。

看完律师与ICE通联记录，就不止是震惊，而是必须愤怒了。

吴先生进入美国时，因为非法入境，被告到法庭，要求递解，但被释放，要求定期报到，地址变更及时告知。吴先生与律师协议中也声明，需要及时告知地址变化。

2023年9月和11月，吴先生两次书面意见告知律师地址变更，但律师一直没有处理他的地址变化，既没有给法庭变更地址，也没有告知ICE吴先生地址变化。

根据法律，类似情况，吴先生可能面临罚款、监禁或递解。

2024年5月31日，律师跟ICE联系吴先生的报到事宜，告诉ICE吴先生地址变化，但告知的地址却是吴先生先前的地址，而不是吴先生2023年9月就告诉律师的新地址。在那次联系中，ICE要求吴先生2025年6月12日通过电子邮件再次报到。

既然ICE要求今年6月12日去报到，而且是电子邮件报到，律师为什么要提前五个月在今年的1月8日去跟ICE递解官员联系报到事宜？我问吴先生，是否吴先生要求律师去联系报到事宜？吴先生否认他主动要求律师联系向ICE报到。律师跟ICE递解官员联系报到事宜，有无得到吴先生的知情同意，吴先生表示：没有！

尾声：吴先生回来了！吴先生笑了！但见到他的人说，他整个人失魂的样子。
他在ICE那里通话十分钟，工作人员要求他及时变更地址信息，尽快去变更在移民法庭的地址资讯。
律师拒绝退还全部的律师服务费，但同意退还一半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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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当移民执法成为工具：纽约市移民社区中的压迫、冲突与恐惧

执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y）

本报告记录了纽约市移民社区中一个日益突出的、但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现象：移民执法机制——尤其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被实际或被感知地用作压迫、报复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通过分析住房纠纷、劳工争议、亲密关系冲突、政治分歧以及司法程序中���多个案例，本报告发现，移民相关威胁不仅来自政府机构，也被社区内部个人广泛运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威胁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真实执法本身。无论这种恐惧是否基于真实法律风险，它都会塑造人们的行为，使个体不敢寻求司法救济，并进一步加剧其结构性脆弱处境。

一、引言（Introduction）

传统上，移民执法被视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被执法”的可能性——尤其是被递解出境的威胁——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日常冲突中的一种社会工具。

本报告探讨移民相关威胁如何嵌入以下情境之中：

· 民事纠纷

· 亲密关系

· 房屋租赁冲突

· 劳工剥削

· 社区矛盾

本报告的目的并非评估移民政策本身，而是理解： 人们如何在社区层面运用“执法的想象与恐惧”

二、移民相关压迫的类型分析（Typology）

1. 政治工具化（Political Weaponization）

在政治立场冲突中，有人通过公开平台曝光他人信息，并呼吁移民执法机构介入。

常见行为包括：

· 公布个人身份信息

· 将对方标签为“危险人物”或政治可疑对象

· 点名政府机构

这使原本的政治分歧，升级为涉及联邦执法的高风险冲突。

2. 亲密关系中的身份威胁（Intimate Coercion）

在情侣或家庭关系破裂后，一方可能威胁举报对方给移民执法机构。

这些威胁：

· 具有心理控制作用

· 利用对方的身份脆弱性

· 常伴随骚扰行为

即便没有真正举报，这种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压迫。

3. 房东—房客结构性压迫（Housing Structural Pressure）

在房屋纠纷中，移民威胁往往与其他控制手段结合出现，例如：

· 非法换锁（illegal lockout）

· 持续骚扰

· 经济压力

· 干扰租客工作或生意

在一宗案例中，法院认定租客长期居住却被非法驱逐，凸显出双方权力的不对等。

4. 败诉后的报复性举报（Retaliatory Reporting）

在部分案件中，移民威胁出现在法律结果之后：例如：

· 一方在���事案件中败诉

· 随后威胁将对方及其支持者举报给ICE

这标志着从法律解决转向非正式报复。

5. 对弱势群体的针对（Vulnerable Populations）

以下群体更容易受到影响：

· 新移民家庭（尤其有子女者）

· 老年人

· 英语能力有限者

在这些情况下，移民身份与住房依附关系交织，形成更强的压迫结构。

6. 社区内部排斥（Intra-Community Exclusion）

移民执法不仅来自国家，也被社区成员用于彼此之间的冲突。

例如：

· 居住环境问题（噪音、吸烟）

· 直接考虑举报对方给ICE

· 而非通过311或其他渠道解决

这反映出执法逻辑在社区内部被“内化”。

7. 诉讼中的身份工具化（Litigation-Based Use）

在部分民事案件中，一方会要求对方提供移民身份信息，即便与案件本身无直接关系。

例如：

· 人身伤害案件中

· 被告律师要求原告提供移民身��

此类行为可能并非为了事实认定，而是作为施压手段。

三、核心机制：内在化的执法恐惧（Internalized Fear）

贯穿所有案例的核心机制是：恐惧可以独立于真实执法而发挥作用。例如在劳工案件中：

· 即使拥有绿卡

· 工人仍不敢维权

· 担心“可能的后果”

这说明：

· 恐惧在社区中传播

· 风险被普遍放大

· 行为更多由“感觉”而非法律决定

四、对司法正义的影响（Access to Justice）

移民威胁的广泛使用，带来一系列后果：

· 人们回避法院与法律程序

· 欠薪等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

· 住房侵权持续存在

· 社区信任被削弱

即便赢得官司，也可能面临后续报复。

五、结论（Conclusion）

本报告表明：移民执法已不再只是国家行为，而是演变为一种多层次的社会机制：

· 作为压迫工具

· 作为报复手段

· 作为恐惧来源

· 作为排斥方式

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真实执法，而在于一种普遍信念：“执法随时可能发生，而且后果严重”。

六、政策建议（Policy Implications）

· 加强社区法律权利教育

· 明确民事纠纷与移民执法的界限

· 限制诉讼中滥用身份信息

· 建立安全的举报渠道（劳动、住房）

· 鼓励社区内部理性调解机制

报告署名

Prepared by： 万延海（Yanhai Wan）

on behalf of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Immigrants Inc. （法拉盛劳工家庭协会）

2026年5月2日 Email: [email protected]

Tel: [phone]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项目名称
纽约移民家庭团结项目
纽约移民家庭团结项目
New York Immigrant Family Unity Project（NYIFUP）

这是一个为被移民局羁押人员提供免费律师代理的项目，由以下三个纽约法律服务机构共同实施：The Legal Aid Society（纽约法律援助协会）
The Bronx Defenders（布朗克斯辩护人组织）
Brooklyn Defender Services（布鲁克林辩护���务机构）
项目认为，所有被移民机关羁押的人都应当��律师。

NYIFUP不是美国政府机构，也不属于移民法院，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全部免费。页面主要内容翻译
被羁押后，我有移民法庭听证，可以获得NYIFUP律师吗？

如果您的移民案件属于以下情形，NYIFUP可能免费提供帮助：案件在纽约市移民法院审理，最可能是在Varick Street移民法院；或者
案件在新泽西州移民法院审理，而且您是纽约市居民。

NYIFUP可以帮助我从拘留所获释吗？
这取决于当事人的移民记录和被捕记录。有些人在移民案件审理期间依法可能不具备获释资格，但有些人具备。如果当事人符合获释条件，NYIFUP可以帮助向移民法庭申请释放。释放可能需要向法院缴纳移民保证金（bond），但并非所有案件都必须交保证金。NYIFUP提供的这些法律服务仍然是免费的。

被羁押人员是否需要律师？
有律师代理，会更容易向移民法官解释案件事实，也有助于提出���事人可能拥有的各种抗辩、救济或者反对递解的理由。免责声明

NYIFUP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移民羁押和递解案件的“公共辩护”模式。与刑事法院不同，移民法庭一般不会因为当事人无力支付律师费而自动为其指定律师。NYIFUP试图填补这个缺口。律师可能协助的事项包括：在递解程序中出庭代理；
研究当事人是否具有庇护、禁止递解、CAT保护、取消递解、身份调整等救济；
申请移民保释或者其他形式的释放；
提交证据、证人声明和法律意见；
对不利决定提出必要的上诉或其他救济。

https://t.co/Zi3BCXju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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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关于美国亚裔律师协会组织治理、竞选活动参与及501(c)(3)合规问题的公开问询函
——依据公开资料提出的治理与501(c)(3)合规问题咨询
致：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Attorneys Association，AAAA）董事会、管理层
近年来，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积极开展律师专业交流、公益法律服务、社区教育及青年培养等活动，并获得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所规定的公益组织免税资格。与此同时，根据协会官方网站、新闻稿、公开活动记录以及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等公开信息，我们注意到，协会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以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外，协会还公开参与了2026年纽约皇后区民事法院法官候选人 Edmond Wong 的竞选活动。
本函依据公开资料提出问题，并不预设协会或任何相关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或501(c)(3)规定的情形。我们相信，公益组织应当建立在公开透明、依法治理和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谨向协会提出以下公开问询，并诚挚希望协会能够予以说明。

一、关于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
根据贵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贵基金会的法定名称为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贵基金会已公开说明，该名称为依法��册并获得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免税资格的法律实体名称，而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Club（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 仅作为基金会的品牌名称使用，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今后���有法律文件、合同及政府备案文件均将统一使用基金会的正式法律名称。
根据贵基金会官方网站介绍，基金会长期组织企业家论坛、青年论坛、会员大会、私人董事会、国际商务交流等活动，并积极推动企业家精神、青年成长、公益合作及国际交流，在纽约华人企业界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贵基金会近年来在推动企业交流、资源共享及公益活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表示尊重，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贵基金会在组织治理和公益透明度方面，更有必要建立较高的公开标准，以回应社会公众的合理关注。
根据纽约州公司注册文件，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 成立时的发起董事（Founding Directors）包括：Adam Chen、Colin Miao和Siemson Yang。
二、关于 iLead Group 与 iLead Law Group
根据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介绍，iLead Group, Inc. 将自身定位为一家综合商业生��平台（Integrated Business Ecosystem），主要面向高净值个人及机构投资者提供私募基金、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等综合服务，并表示拥有三十���位企业家股东所组成的商业资源网络，以开展全球投资、财富管理及企业发展等业务。网站同时公布了三位联合创始人，分别为 Adam Chen（联合创始人、总裁）、Colin Miao（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以及 Siemson Yang（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值得注意的是，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在“关于我们”栏目中，以“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为标题，公开列出了三家非营利机构，即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FAEC）、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CLAC）以及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Attorneys Association，AAAA），并分别介绍了上述机构的宗旨和定位。
与此同时，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官方网站又介绍，俱乐部（现已说明正式法律实体为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系由 iLead Line Inc. 与 iLead Law Group, P.C. 共同发起成立，并将 iLead Law Group、美国亚裔律师��会（AAAA）、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以及 Leading Wealth LLC 等列为战略合作伙伴，在网站多个栏目中持续介绍上述机构及其相关活动。
根据 iLead Law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资料，iLead Law Group, P.C. 是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目前公开介绍的主要负责人包括 Adam Chen（Managing Partner/联合创始人）、Yanfei Ran（Founding Partner） 等律师，业务涵盖公司法、投资并购、证券、知识产权、移民、诉讼及家族财富规划等多个法律领域。律师事务所长期参与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AEF）及相关机构举办的企业家论坛、商务交流和公益活动。
与此同时，根据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资料，Adam Chen 同时担任 iLead Group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网站还公开介绍了 Colin Miao（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和 Siemson Yang（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等管理团队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上述人员在多个相关组织中担任不同职务，这也构成了本文进一步关注组织治理结构和机构独立性的背景。
综合上述公开资料，可以看到，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AEF）、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以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公开合作关系。除网站互相链接、共同宣传、共同举办活动外，根据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我们还注意到部分机构在创始团队、注册地址、设立文件签署人（Incorporator）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这些公开信息，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关注相关组织治理结构及501(c)(3)公益组织独立性的事实基础。

三、公开资料所反映的协会与相关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
根据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FAEF）、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CLAC）等机构官方网站、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其他公开资料，我们注意到，协会与上述机构之间存在较为密切且持续的公开联系。这些联系不仅体现在长期合作开展活动方面，还体现在组织介绍、管理人员、注册地址及组织设立等多个层面。
（一）协会被公开列为 iLead Group 的“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
根据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关于我们（About Us）”栏目，网站以“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为标题，公开列出了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FAEC）以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三家非营利机构，并分别介绍了各机构的宗旨和定位。
上述公开介绍容易使社会公众理解，上述公益组织属于 iLead Group 所建立或管理的组织体系，或者至少与 iLead Group 存在较为紧密的组织联系。虽然这一公开表述本身并不当然意味着上述机构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控制关系，但这一公开介绍值得进一步了解其具体含义及组织背景。
（二）协会长期作为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的重要合作机构参与活动
根据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官方网站，协会被列为基金会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基金会官方网站长期介绍协会举办或参与的法律论坛、企业家论坛、青年论坛、公益活动及其他社区项目。
与此同时���协会官方网站亦持续报道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举办的论坛、公益项目及双方共同参与的活动。
从公开资料来看，两家机构之间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共同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和公共项目。这种合作本身并无不当，但由于双方均属于501(c)(3)公益组织或与公益组织密切合作，因此，其组织关系及合作方式值得进一步了解。
（三）协会董事会成员与 iLead Law Group 存在公开重叠
根据协会官方网站公布的董事会成员资料，协会董事会中，多位董事同时担任 iLead Law Group 的律师或管理人员。
例如，协会主席（Chairwoman & Director）Yanfei Ran，同时公开担任 iLead Law Group 创始合伙人（Founding Partner）；协会副主席（Vice Chairman & Director）Joe Zhou，同时任职于 iLead Law Group；协会董事（Board Member）Mingli Chen，同时公开担任 iLead Law Group Managing Partner。
此外，协会董事会还有来自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董事及各专业委员会负责人，显示协会具有一定的律师行业代表性。
不过，公开资料同时反映，来自 iLead Law Group 的律师在协会董事会中担任主席、副主席及董事等重要职务。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协会如何在董事会治理中保持公益组织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处理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问题。
（四）协会与相关机构在组织设立及管理方面存在公开联系
根据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我们注意到，协会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等机构在注册地址、设立文件签署人（Incorporator）以及部分管理人员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公开重合。
与此同时，上述机构官方网站长期互相��绍彼此，互设链接，共同宣传论坛、培训、公益项目及社区活动，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这些公开资料反映出，上述机构之间不仅存在业务合作，而且在组织设立、日常管理及公共宣传方面保持着持续联系。
（五）公开资料反映出协会处于一个由商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公益组织共同组成的合作网络之中
综合上述公开资料，我们注意到，美国亚裔律师协会并非单独开展活动，而是长期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企业家论坛、法律论坛、青年培养项目、公益法律服务及其他社区活动。
与此同时，多个机构之间存在官方网站互相介绍、长期共同举办活动、部分管理人员交叉任职，以及注册地址、设立文件签署人等方面的公开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事实均依据各机构自行公开发布的信息及政府公开登记资料整理而成，并不意味着我们据此认定协会与上述机构之间存在特定法律上的控制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据此认定协会违反了《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或其他法律规定。
然而，对于一家依据《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获得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而言，当其长期处于一个由商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多个公益组织共同组成的合作网络之中时，社会公众自然会关注协会如何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治理，如何处理与相关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以及如何确保协会的重大决策始终符合公益组织的宗旨及法律要求。
正是基于上述公开资料，我们希望协会能够进一步说明其组织治理结构、董事会独立运作机制以及与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安排，以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协会治理情况的了解。

四、基于上��公开资料提出的组织治理及501(c)(3)合规问询
基于上述公开资料，我们对于协会的组织治理、机构独立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有关情况产生了一些疑问。鉴于协会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获得免税资格，并承担公益组织董事的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我们谨提出以下公开问询，并诚挚希望协会予以说明。
（一）关于协会与相关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
根据公开资料，协会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之间长期保持公开合作关系。
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
协会是否属于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所称“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如属于，该表述具体指何种组织关系？
协会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之间是否签署过合作协议、管理协���或其他长期合作安排��
协会是否与上述机构共享办公场所、行政人员、工作人员、办公设备、财务资源、电子邮件系统、网站或其他组织资源？
协会是否建立了有关关联机构合作的内部管理制度，以确保协会始终保持501(c)(3)公益组织应有的独立治理？
（二）关于协会董事会治理及利益冲突管理
根据协会官方网站公开资料，协会董事会中有多位董事同时担任 iLead Law Group 的律师或管理人员。
对此，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
协会是否制定并实施了利益冲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y）？
当董事会讨论涉及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或其他关联机构事项时，相关董事是否需要披露利益关系，并依法回避讨论或表决？
协会董事会是否设有相对独立、与上述机构不存在利益关系的董事成员？
协会董事会是否保存重大事项讨论及表决记录，以确保董事会依法履行受托责���（fiduciary duties）？
5. （三）关于协会公开支持Edmond Wong竞选活动的情况
6. 根据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官方网站于2026年6月23日发布的新闻《AAAA-Backed Edmond Wong Wins First Place in Queens Civil Court Primary》，协会以"AAAA-Backed Edmond Wong"作为新闻标题，公开介绍Edmond Wong竞选纽约市皇后区民事法院法官的有关情况。新闻同时表示，Edmond Wong系协会**长期支持（long supported）**的法律专业人士，协会长期见证其法律职业发展及社区服务工作，并���其获得民主党初选第一名后，以协会名义公开表示祝贺。协会进一步表示，Edmond Wong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其个人长期努力，也是亚裔律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协会未来将继续支持和鼓励更多亚裔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和服务社会，以进一步提升亚裔法律专业人士在司法体系及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性。
7. 与此同时，协会官方网站不仅报道了竞选结果，还公开发布了大量与竞选活动有关的图片及文字说明。根据协会官方网站公开资料，相关内容包括：社区竞选宣传摊位、向居民发放竞选宣传资料、支持者开展街头宣传活动、Edmond Wong竞选筹款活动，以及支持者在 iLead Group / Yanfei Ran Law Group 办公场所开展与竞选有关的活动等。协会官方网站还特别介绍，一位被称为"AAAA最积极的志愿者之一（one of AAAA's most dedicated volunteers）"的志愿者，在民主党初选投票日全天先后前往多个投票站附近，向经过的选民介绍Edmond Wong。
8. 综合协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新闻、图片及文字说明，可以看到，协会不仅公开表达了对Edmond Wong竞选活动的长期支持，同时还公开介绍了协会志愿者参与竞选宣传、社区推广及相关活动的情况。协会官方网站展示的部分竞选活动照片，还涉及 iLead Group / Yanfei Ran Law Group 办公场所。结合前文所述协会与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之间长期存在的公开合作关系，上述公开资料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协会参与司法候选人竞选活动的组织方式、董事会决策程序、组织资源使用以及501(c)(3)公益组织治理和独立性等问题的关注。
9. 我们充分理解并尊重协会鼓励亚裔律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竞选公职和服务社区的宗旨，也充分尊重Edmond Wong先生依法参选司法职位的权利。本函并非质疑Edmond Wong先生个人参选，也并非反对亚裔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而是希望进一步了解，作为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获得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协会在公开支持特定司法候选人及组织相关活动过程中，如何履行董事会治理职责、管理协会资源、处理利益冲突，并确保相关活动符��协会章程及501(c)(3)公益组织的法律要求。
10. 基于上述公开资料，我们谨就下列事项提出公开问询，并诚挚希望协会予以说明。

基于上述公开资料，我们谨就协会公开支持Edmond Wong竞选活动的有关情况，进一步提出以下公开问询，并诚挚希望协会予以说明：
1. 协会董事会是否曾讨论并批准以协会名义公开支持Edmond Wong竞选纽约市皇后区民事法院法官？如有，相关事项是否形成董事会会议记录、决议或其他书面文件？
2. 协会公开发布有关Edmond Wong竞选活动新闻及相关图片，是否依据协会董事会或管理层的正式授权？相关���闻稿由何种程序审核并批准发布？
3. 根据协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新闻及图片说明，协会介绍了协会志愿者参与街头宣传、投票动员等竞选活动。请问，上述志愿者是否以协会志愿者身份参与有关活动，还是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协会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了组织、协调或统一安排？
4. 根据协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图片说明，部分竞选活动涉及 iLead Group / Yanfei Ran Law Group 办公场所。请问，协会在支持上述竞选活动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上述机构提供的办公场所、会议空间、办公设备或其他资源？如有，相关安排的性质为何，是否经过协会内部审批并留存相应记录？
5. 协会是否在上述竞选活动中使用了协会官方网站、电子邮件系统、社交媒体账号、会员通讯录、办公设备或其他属于协会的资源？如有，请说明相关资源的使用范围及内部审批程序。
6. 协会是否因上述竞选活动发生任何费用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材料、活动组织、交通、餐饮、场地、通讯、广告或其他相关费用？如有，上述费用是否计入协会财务账目，并依据协会财务制度进行审批和记录？
7. 协会工作人员是否曾在受薪工作时间参与上述竞选活动？如有，协会如何区分公益组织日常工作与竞选活动之间的界限，并采取了哪些内部管理措施？
8. 协会是否就公开支持Edmond Wong竞选活动咨询过法律顾问、注册会计师或其他专业人士，以评估相关活动与《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规定之间的关系？如有，协会是否形成了相关法律意见或内部合规分析？
9. 协会是否制定了关于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倡导或涉及候选人活动的内部治理制度或书面政策？如有，协会是否愿意公开说明相关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增进社会公众对协会治理机制的了解？
我们再次强调，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定协会或任何相关机构违反了《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或其他法律规定。相反，我们相信，及时、充分、准确地回应社会公众依据公开资料提出的合理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协会的组织透明度、公信力及社会信任，也有助于促进公益组织依法治理和规范发展。
五、结语：对协会组织治理及公益透明度的期待
美国亚裔律师协会作为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获得免税��格的公益组织，近年来积极推动亚裔律师专业交流、法律教育、公益法律服务及社区发展，并在促进亚裔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对于协会在推动亚裔律师成长、服务社区及促进法律专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表示尊重。
本函所提出的问题，均依据协会官方网站、相关机构官方网站、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其他公开资料整理而成，旨在进一步了解协会的组织治理、机构独立性及相关管理制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据此认定协会或任何相关机构违反了《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或其他法律规定。
我们相信，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不仅来源于其公益使命，也来源于透明、规范和负责任的组织治理。对于长期与商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公益组织保持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公益组织而言，及时回应社会公众依据公开资料提出��合理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众信任，减少误解，并持续提升组织治理水平。
我们诚挚希望协会能够就本函所提出的问题给予公开说明，并���据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组织关系、董事会治理、利益冲突管理、信息公开以及资源使用等方面的公开披露。我们相信，通过公开、理性、建设性的沟通，不仅有助于增进社会公众对协会工作的了解，也有助于促进亚裔公益组织依法治理、规范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
如协会认为本函引用的公开资料存在理解不准确之处，或者有关网站内容已经更新，我们同样欢迎协会予以说明。我们将认真研究协会的回复，并在今后的研究和公开讨论中，客观、准确地反映协会的意见和说明。
谨此致函，感谢协会对本函的关注，并期待协会在方便的时候就上述问题予以回复。
此致
敬礼
万延海
2026年6月
纽约州，美国
Address: 13550 Roosevelt Ave #303, Flushing, NY 11354
[email protected] Cell: 2036004437

[法拉盛故事 Flushing Story @FlushingStory]

关于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组织治理及关联机构���系的公开问询函
——依据公开资料提出的治理与501(c)(3)合规问题咨询
致：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董事会、管理层
近年来，纽约华人社区陆续成立了一批新的企业家组织、律师机构和公益组织，为华人企业发展、法律服务、青年培养及社区公益事业提供了新的平台。其中，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以下简称“贵基金会”）、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Attorneys Association，AAAA）以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等机构，因其活跃的社会活动和广泛的合作关系，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近期，我们查阅了贵基金会官方网站、iLead Group官方网站、iLead Law Group官方网站，以及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美国国税局（IRS）公开信息等资料。根据这些公开信息，��们注意到上述机构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组织联系和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这些公开资料也引发了一些关于组织治理、机构独立性以及501(c)(3)公益组织合规管理方面的疑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函完全依据公开资料提出问题，并不预设贵基金会或任何相关机构存在违法行为。我们相信，良好的公益组织治理应当建立在公开透明、信息准确和社会监督的基础之上。基于这一理念，我们谨向贵基金会提出以下公开问询，并诚挚希望贵基金会能够予以说明，以增进公众对贵基金会组织架构及治理机制的了解。
一、关于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
根据贵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贵基金会的法定名称为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贵基金会已公开说明，该名称为依法注册并获得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免税资格的法律实体名称，而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Club（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 仅作为基金会的品牌名称使用，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今后所有法律文件、合同及政府备案文件均将统一使用基金会的正式法律名称。
根据贵基金会官方网站介绍，基金会长期组织企业家论坛、青年论坛、会员大会、私人董事会、国际商务交流等活动，并积极推动企业家精神、青年成长、公益合作及国际交流，在纽约华人企业界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贵基金会近年来在推动企业交流、资源共享及公益活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表示尊重，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贵基金会在组织治理和公益透明度方面，更有必要建立较高的公开标准，以回应社会公众的合理关注。
根据纽约州公司注册文件，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 成立时的发起董事（Founding Directors）包括：Adam Chen、Colin Miao和Siemson Yang。
二、关于 iLead Group 与 iLead Law Group
根据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介绍，iLead Group, Inc. 将自身定位为一家综合商业生态平台（Integrated Business Ecosystem），主要面向高净值个人及机构投资者提供私募基金、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等综合服务，并表示拥有三十余位企业家股东所组成的商业资源网络，以开展全球投资、财富管理及企业发展等业务。网站同时公布了三位联合创始人，分别为 Adam Chen（联合创始人、总裁）、Colin Miao（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以及 Siemson Yang（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值得注意的是，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在“关于我们”栏目中，以“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为标题，公开列出了三家非营利机构，即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FAEC）、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CLAC）以及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Attorneys Association，AAAA），并分别介绍了上述机构的���旨和定位。
与此同时，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官方网站又介绍，俱乐部（现已说明正式法律实体为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系由 iLead Line Inc. 与 iLead Law Group, P.C. 共同发起成立，并将 iLead Law Group、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以及 Leading Wealth LLC 等列为战略合作伙伴，在网站多个栏目中持续介绍上述机构及其相关活动。
根据 iLead Law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资料，iLead Law Group, P.C. 是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目前公开介绍的主要负责人包括 Adam Chen（Managing Partner/联合创始人）、Yanfei Ran（Founding Partner） 等律师，业务涵盖公司法、投资并购、证券、知识产权、移民、诉讼及家族财富规划等多个法律领域。律师事务所长期参与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AEF）及相关机构举办的企业家论坛、商务交流和公益活动。
与此同时，根据 iLead Group ��方网站公开资料，Adam Chen 同时担任 iLead Group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网站还公开介绍了 Colin Miao（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和 Siemson Yang（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等管理团队成员。公开资料显示，上述人员在多个相关组织中担任不同职务，这也构成了本文进一步关注组织治理结构和机构独立性的背景。
综合上述公开资料，可以看到，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AEF）、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以及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公开合作关系。除网站互相链接、共同宣传、共同举办活动外，根据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我们还注意到部分机构在创始团队、注册地址、设立文件签署人（Incorporator）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这些公开信息，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关注相关组织治理结构及501(c)(3)公益组织独立性的事实基础。
三、���开资料所反映的组织关联关系
通过查阅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以下简称“贵基金会”）、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 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公开发布的网站资料、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和美国国税局（IRS）公开信息，我们注意到，上述机构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公开关联关系。现将有关情况归纳如下。
（一）双方官方网站对彼此关系进行了公开介绍。
贵基金会官方网站介绍，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现已说明正式法律实体为 Fifth Avenue Entrepreneurs Foundation Inc.）由 iLead Line Inc. 与 iLead Law Group, P.C. 共同发起成立，并将 iLead Law Group、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Attorneys Association，AAAA）、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ommunity Legal Aid Center，CLAC）以及 Leading Wealth LLC 等机构列为战略合作伙伴，并长期介绍相关机构举办的活动及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在“关于我们”栏目中，又以“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为标题，公开列出了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FAEC）、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以及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三家非营利组织，并分别介绍了其宗旨及定位。
上述公开资料显示，双方网站均主动介绍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将相关组织纳入各自的整体介绍之中。
（二）部分机构的创始团队存在公开重叠。
根据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资料，Adam Chen、Colin Miao 和 Siemson Yang 分别担任 iLead Group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以及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根据我们查阅的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及贵基金会设立文件，上���人员同时出现在贵基金会设立阶段的发起董事（Founding Directors）名单中。
（三）部分机构的设立文件签署人存在一致情况。
根据纽约州公司注册资料，我们注意到，贵基金会与部分关联机构的设立文件（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由相同的设立文件签署人（Incorporator）签署。虽然同一设立人并不当然意味着各机构之间存在控制关系，但结合其他公开资料，这一事实值得进一步了解其背景及组织安排。
（四）部分机构在办公地址及对外宣传方面存在联系。
公开资料显示，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 以及贵基金会之间，在办公地址、官方网站链接、活动宣传及机构介绍等方面存在一定联系。例如，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公开使用纽约市 99 Park Avenue, Suite 830 作为总部地址，而贵基金会亦使用相同地址作为注册及办公地址。
此外，多个机构长期共同举办企业家论坛、青年论坛、商务交流、法律讲座及公益活动，并在各自官方网站持续转载或宣传彼此举办的重要活动。
（五）公开资料反映出多个营利机构与非营利机构共同构成一个持续合作的组织网络。
综合上述公开资料，可以看到，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FAEF）、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以及部分关联商业机构之间，已经形成较为稳定且持续的公开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体现在共同发起、共同宣传、共同举办活动、共同介绍合作机构以及部分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等多个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内容均依据各机构自行公开发布的信息以及政府公开登记资料整理而成，并不意味着我们据此认定各机构之间存在特定法律上的控制关系或利益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公开资料所反映出的组织联系，我们对相关机构之间的治理关系、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以及公众可能产生的理解，进一步产生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并谨在下文提出公开问询。
四、基于上述公开资料提出的组织治理及501(c)(3)合规问询
基于前述公开资料，我们对于贵基金会及相关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和治理架构产生了一些疑问。鉴于贵基金会作为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获得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依法负有以公益目的为宗旨、保持组织治理透明并避免���当利益冲突等责任，我们谨就以下事项向贵基金会提出公开问询，并诚挚希望能够获得说明。
（一）关于“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的公开表述
iLead Group 官方网站将第五大道企业家俱乐部（FAEC）、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CLAC）及美国亚裔律师协会（AAAA）统称为“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这一表述容易使公众理解为，上述非营利机构属于 iLead Group 的附属组织，或者由 iLead Group 实际管理或控制。
为避免公众误解，我们希望贵基金会能够说明：
iLead Group 网站所称“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贵基金会是否属于 iLead Group 在法律意义上的附属机构、关联机构或控制机构？
如并非上述关系，贵基金会是否认为相关网站表述需要进一步澄清，以更加准确反映各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关于董事会独立治理的问题
根据公开资料���iLead Group 与贵基金会在创始团队、发起董事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员重叠。
我们希望了解：
贵基金会董事会目前是否能够独立履行501(c)(3)公益组织董事的受托义务（fiduciary duties）？
贵基金会董事会中是否设有独立董事或不存在利益关系的董事成员？
当涉及与关联商业机构有关的事项时，是否建立了利益冲突披露���回避表决机制？
（三）关于关联机构之间治理关系的说明
根据公开资料，贵基金会、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美国亚裔律师协会、纽约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之间长期共同举办活动、相互宣传，并存在部分共同管理人员。
对此，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
上述机构之间是否存在正式的合作协议或治理安排？
是否存在共享办公场所、行政支持、工作人员或管理资源的情况？
如存在上述安排，是否均已依照各机构章程及适用法律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四）关于公众信息披露及透明度
公益组织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公开、准确、透明地披露组织结构及治理情况。
鉴于目前多个官方网站关于机构关系的介绍存在不同表述，我们建议贵基金会考虑进一步公开说明：
贵基金会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 及其他合作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
贵基金会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的治理结构；
利益冲突管理制度（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y）及相关治理机制；
如部分网站表述可能导致公众误解，是否考虑适当修订相关文字，以更加准确反映各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
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定贵基金会存在任何违反501(c)(3)规定或其他法律规范的情形。相反，我们相信，及时、充分、准确地回应社会公众基于公开资料提出的合理疑问，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公信力及社会信任，也有助于避免公众因不同网站表述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五、结语：关于公益组织治理的期待
第五大道企业家基金会作为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获得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在推动华人企业家交流、青年培养、公益合作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期待。我们相信，任���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持续完善组织治理、提���透明度，并主动回应社会公众基于公开资料提出的合理关切。
基于本函所引用的公开资料，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对贵基金会与 iLead Group、iLead Law Group 及其他合作机构之间的组织关系作出更加清晰、准确的公开说明，以避免公众因不同网站的表述而产生误解。
如有关网站关于“集团旗下附属非盈利性组织”等表述不能准确反映各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建议相关机构适时予以修订或补充说明，使其与实际治理架构保持一致。
在适当范围内进一步公开贵基金会董事会治理架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y）及关联机构合作原则，进一步提升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持续保持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之间清晰、规范、透明的治理边界，使社会公众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方式及法律关系。
我们再次郑重说明，本函所提出的问��均基于公开资料整理，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定贵基金会或任何相关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或501(c)(3)规定的情形。相反，我们真诚希望通过公开、理性的沟通，进一步促进组织治理的完善，增强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的理解与信任。
如贵基金会认为本函引用的公开资料存在理解偏差，或者有关网站内容已经更新，欢迎贵基金会向社会公开说明相关情况。我们愿意认真阅读贵方回复，并在后续研究和公开讨论中充分、客观地反映贵方意见。
感谢贵基金会对本函的关注，并期待贵基金会在方便的时候，就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此致
敬礼
万延海 纽约 06/28/2026
Address: 13550 Roosevelt Ave #303, Flushing, NY 11354
[email protected] Cell: 2036004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