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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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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被告的起诉书中文翻译（完）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第一项指控（敲诈勒索共谋）
85.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86. 在本《取代起诉书》所涉的所有相关期间，HUAWEI及其母公司、全球关联公司和子公司，包括HUAWEI DEVICE、HUAWEI DEVICE USA、FUTUREWEI及Skycom，构成《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1(4)条所定义的“企业”（enterprise），即由若干法律实体事实上联合组成的集团（以下简称“Huawei Enterprise”）。Huawei Enterprise从事州际及对外商业活动，且其活动影响州际及对外商业。
87. Huawei Enterprise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进入、开发并主导其开展业务所在各国的电信及消费电子技术和服务市场，将全球“Huawei”品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电信设备及消费电子公司之一。
88. Huawei Enterprise在纽约东区、加利福尼亚中区、哥伦比亚特区、特拉华区、新泽西区、得克萨斯东区、加利福尼亚北区、伊利诺伊北区、得克萨斯北区、加利福尼亚南区、纽约南区、纽约西区、华盛顿西区以及其他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包括海外地区。
89. 约在1999年至2020年2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HUAWEI DEVICE USA及FUTURE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2(a)条，即直接或间接使用并投资部分收入及收入所得，具体而言，即HUAWEI、HUAWEI DEVICE USA及FUTUREWEI直接或间接从敲诈勒索活动模式中取得的收入，并以《美国法典》第18编第2条所指的主犯身份参与建立及运营Huawei Enterprise；该企业从事州际及对外商业活动，且其活动影响州际及对外商业。
90.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1(1)条及第1961(5)条所定义的敲诈勒索活动模式，包括多项可根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1343条（关于电信欺诈）、第1344条（关于金融机构欺诈）、第1503条（关于妨碍司法）、第1512条（关于篡改证人、受害人或举报人）、第1832条（关于盗窃商业秘密）、第1956条（关于洗钱）以及第2319条（关��侵犯版权罪）起诉的行为。上述共谋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包括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该等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2(d)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二项指控（共谋盗窃商业秘密）
91.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92. 被告HUAWEI、FUTUREWEI、HUAWEI DEVICE及HUAWEI DEVICE USA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盗窃Company 1、Company 2、Company 3、Company 4、Company 5及Company 6的商业秘密。
93. 上述共谋的目的之一，是获取并使用上述商业秘密，以使HUAWEI及其关联公司获得经济利益，并使商业秘密所有人遭受损害。
（《美国法典》第18篇第1832(a)(5)条、第1832(b)条和第3551条及后续条款）
第三项指控（串谋实施电信诈骗）
94. 上述商业秘密包括与电信、网络、天线及存储器架构等技术有关的非公开专有技术。
95. 为实施该共谋，被告及其共谋者采取包括利用保密关系、接触公司及其员工、招募或利用教授及其他个人作为中间人等在内的手段，以获取受害公司的商业秘密。
（《美国法典》第18篇第1349条和第3551条及后续条款）
第四项指控（串谋实施银行欺诈）
96. 被告及其共谋者还采取措施隐瞒其获取和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隐瞒HUAWEI与有关个人��公司及其他实体之间的实际关系。
97. 被告及其共谋者利用所取得的商业秘密，为HUAWEI及其关联公司节省研发成本，并加快相关产品及技术的开发。
（《美国法典》第18篇第1349条和第3551条及后续条款）
第五项指控（串谋实施电信诈骗）
98. 通过盗窃和使用上述商业秘密，被告及其共谋者获得并试图获得经济利益，同时损害商业秘密所有人的���益。
99. 构成上述共谋的行为包括多项可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1832条起诉的行为。
100. 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盗窃商业秘密，并意图将该等商业秘密转换为经济利益，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832(a)条。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832(k)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六项指控（银行欺诈）
101. 约在2010年8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实施一项欺诈U.S. Subsidiary 1（一家金融机构）的计划和诡计，并通过一项或多项重大虚假及欺诈性的借口、陈述和承诺，取得由该金融机构拥有、保管及控制的款项、资金、信贷及其他财产。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344条、第2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七项指控（电信欺诈）
102.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03. 约在2010年8月至2018年5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策划一项欺诈受害机构并从受害机构取得金钱和财产的计划和诡计，并通过一项或多项重大虚假及欺诈性的借口、陈述和承诺实施该计划和诡计；为实施该计划和诡计，被告HUAWEI与他人通过州际及对外商业中的电信通信，传输并促使传输文字、符号、信号、图像和声音，具体而言：(a) 通过电子邮件通信、以其他方式通过电信传输的书面通信，以及在明知口头通信将被记录并随后通过电信传输的情况下进行的口头通信，就包括HUAWEI与Skycom之间的关系、HUAWEI对美国及联合国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以及HUAWEI通过受害机构进行的金融交易种类等事项，作出并促使他人作出一系列虚假陈述；以及(b) 由于上述虚假陈述，促使金融机构将一系列电信从美国境外发送至并经由美国传输。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343条、第2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八项指控（共谋欺诈美国）
104.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05. 约在200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通过欺骗及不诚实手段，损害、妨碍、阻挠并挫败美国政府机构OFAC依法履行的政府职能和运作，从而欺诈美国，包括妨碍OFAC执行由该机构负责实施的经济制裁法律和法规，以及妨碍该机构签发与提供金融服务有关的适当许可。
106. 为推进该共谋并实现其目的，被告HUAWEI与他人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实施并促使实施了包括以下在内的若干公开行为：
公开行为
a. 约在2012年9月13日，高级副总裁在美国国会作证称，HUAWEI在伊朗的业务并未“违反任何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制裁有关的要求”。
b. 约在2013年7月24日，Skycom促使U.S. Subsidiary 1处理一笔金额为52,791.08美元的美元清算交易。
c. 约在2014年4月11日，Skycom促使一家位于美国的银行——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处理一笔金额为118,842.45美元的美元清算交易。
d. 约在2018年4月，HUAWEI采取措施，将一名员工（“Individual-4”）——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且掌握有关HUAWEI伊朗业务的信息——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并使其离开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
（《美国法典》第18编第371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九项指控（共谋违反IEEPA）
107.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08. 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美国总统被授予处理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异常及特别威胁的权力。《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1(a)条。根据IEEPA，明知故意违反、企图违反、共谋违反或导致违反依据该法发布的任何许可、命令、法规或禁令，均构成犯罪。《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5(a)及第1705(c)条。
109. 为应对总统依据IEEPA就伊朗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该紧急状态最近一次于2018年3月延续（83 Fed. Reg. 11,393（2018年3月14日））——OFAC颁布了ITSR。在未获得OFAC以许可形式给予的授权的情况下，该等法规禁止包括以下行为：
a. 从美国出口、再出口、销售或供应，或由美国人无论身处何地出口、再出口、销售或供应任何商品、技术或服务至伊朗及伊朗政府（31 C.F.R. § 560.204）；
b. 美国人无论身处何地进行涉及商品、技术或服务的任何交易，而该等商品、技术或服务将直接或间接出口、再出口、销售或供应至伊朗或伊朗政府（31 C.F.R. § 560.206）；以及
c. 美国人进行的，或在美国境内进行的任何规避或逃避ITSR禁令、以规避或逃避为目的、企图违反ITSR禁令或导致违反ITSR任何禁令的交易（31 C.F.R. § 560.203）。
110. ITSR禁止向伊朗或伊朗政府提供金融服务，包括美元清算服务。《美国联邦法规》第31编第560.204及第560.427条。此外，关于出口、再出口、销售或供应服务的禁令适用于代表伊朗境内人士或伊朗政府履行的服务，或者在其他情��下该等服务的利益在伊朗获得的服务，但前提是该等服务系：(a) 由任何人在美国境内履行；或(b) 由美国人在美国境外履行，包括由位于美国的实体的海外分支机构履行。《美国联邦法规》第31编第560.410条。
111. 约在2008年12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直接或间接促使将商品、技术和服务，即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从美国出口、再出口、销售及供应至伊朗和伊朗政府，而未事先取得所需的OFAC许可，违反《美国联邦法规》第31编第560.203、560.204及560.206条。
（《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5(a)、1705(c)及1702条；《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十项指控（违反IEEPA）
112.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13. 约在2008年12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直接或间接促使将商品、技术和服务，即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从美国出口、再出口、销售及供应至伊朗和伊朗政府，而未事先取得所需的OFAC许可，违反《美国联邦法规》第31编第560.203、560.204及560.206条。
（《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5(a)、1705(c)及1702条；《美国法典》第18编第2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十一项指控（共谋违反IEEPA）
114.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15. 约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直接或间接促使将商品、技术和服务，即由Employee-1（一名美国公民）提供的电信服务，出口、再出口、销售及供应至伊朗和伊朗政府，而未事先取得所需的OFAC许可，违反《美国联邦法规》第31编第560.203、560.204及560.206条。
（《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5(a)、1705(c)及1702条；《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1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十二项指控（违反IEEPA）
116.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17. 约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直接或间接促使将商品、技术和服务，即由Employee-1（一名美国公民）提供的电信服务，出口、再出口、销售及供应至伊朗和伊朗政府，而未事先取得所需的OFAC许可，违反《美国联邦法���》第31编第560.203、560.204及560.206条。
（《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5(a)、1705(c)及1702条；《美国法典》第18编第2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十三项指控（洗钱共谋）
118.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19. 约在2008年12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与他人明知且故意共谋运输、传送和转移货币票据及资金，即电汇，从美国境内一个或多个地点向美国境外一个或多个地点运输、传送和转移，并从美国境外一个或多个地点向美国境内一个或多个地点运输、传送和转移，意图促进特定非法活动的实施，即共谋违反IEEPA，违反《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5条，并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56(a)(2)(A)条。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56(h)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第十四项指控（妨碍司法共谋）
120. 第1至84段所载的指控现予重新陈述，并纳入本段，如同在本段中全文列明。
121. 约在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两日期均为约数且包括在内，在纽约东区及其他地区，被告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与他人明知、故意并腐败地共谋妨碍、影响及阻碍一项正式程序，即纽约东区联邦大陪审团调查，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512(c)(2)条。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512(k)条及第3551条及以下各条）
刑事没收指控
关于第一项指控
122. 美国特此通知被第一项指控的被告：一旦其被判定犯有该罪，美国政府将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3(a)条寻求没收。该条要求任何被判定犯有该罪的人没收：(a) 其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2条而取得或维持的任何权益��(b) 其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2条所建立、经营、控制、开展或参与经营的任何企业中，使其获得对该企业产生影响之来源的任何权益、证券、债权，或任何种类的财产或合同权利；以及(c) 构成或源自其直接或间接通过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2条的敲诈勒索活动所取得的任何收益的财产。
123. 如果上述任何可没收财产由于被告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a. 经尽职调查仍无法找到；
b. 已被转让或出售给第三方，或存入第三方处；
c. 已被置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外；
d. 其价值已大幅减少；或
e. 已与其他财产混合，且无法在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予以分割，
美国政府拟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3(m)条，寻求没收被告的其他财产，金额以本没收指控中所述可没收财产的价值为限。
（《美国法典》第18编第1963(a)及1963(m)条）
刑事没收指控
关于第二项指控
124. 美国特此通知被第二项指控的被告：一旦其被判定犯有该罪，美国政府将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23(b)(1)条寻求没收以下财产：(a) 其制造或交易受到《美国法典》第17编第506条、《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2319、2319A、2319B或2320条，或《美国法典》第18编第90章禁止的任何物品；(b) 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程度上用于或意图用于实施或便利实施该罪的任何财产；或(c) 构成或源自直接或间接因实施该罪而取得的任何收益的任何财产。
125. 如果上述任何可没收财产由于被告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a. 经尽职调查仍无法找到；
b. 已被转让或出售给第三方，或存入第三方处；
c. 已被置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外；
d. 其价值已大幅减少；或
e. 已与其他财产混合，且无法在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予以分割，
美国政府拟依据《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并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23(b)(2)条予以适用，寻求没收被告的其他财产，金额以本没收指控中所述可没收财产的价值为限。
（《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23(b)(1)及2323(b)(2)条；《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
刑事没收指控
关于第三项、以及第九项至第十二项和第十四项指控
126. 美国特此通知被第三项、第九项至第十二项及第十四项指控的被告：一旦其被判定犯有该等罪行，美国政府将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1(a)(1)(C)条及《美国法典》第28编第2461(c)条寻求没收。上述条款要求任何被判定犯有该等罪行的人没收任何构成或源自直接或间接因实施该等罪行而取得的收益的财产，无论该财产为不动产还是动产。
127. 如果上述任何可没收财产由于被告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a. 经尽职调查仍无法找到；
b. 已被转让或出售给第三方，或存入第三方处；
c. 已被置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外；
d. 其价值已大幅减少；或
e. 已与其他财产混合，且无法在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予以分割，
美国政府拟依据《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寻求没收被告的其他财产，金额以本没收指控中所述可没收财产的价值为限。
（《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1(a)(1)(C)条；《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美国法典》第28编第2461(c)条）
刑事没收指控
关于第四项至第七项指控
128. 美国特此通知被第四项至第七项指控的被告：一旦其被判定犯有该等罪行，美国政府将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2(a)(2)(A)条寻求没收。该条要求任何被判定犯有该等罪行的人没收任何构成或源自直接或间接因实施该等罪行而取得的收益的财产。
129. 如果上述任何可没收财产由于被告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a. 经尽职调查仍无法找到；
b. 已被转让或出售给第三方，或存入第三方处；
c. 已被置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外；
d. 其价值已大幅减少；或
e. 已与其他财产混合，且无法在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予以分割，
美国政府拟依据《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并根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2(b)(1)条予以适用，寻求没收被告的其他财产，金额以本没收指控中所述可没收财产的价值为限。
（《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2(a)(2)(A)及982(b)(1)条；《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
刑事没收指控
关于第十三项指控
130. 美国特此通知被第十三项指控的被告：一旦其被判定犯有该罪，美国政府将依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2(a)(1)条寻求没收。该条要求任何被判定犯有该罪的人没收与该罪有关的任何不动产或动产，或任何可追溯至该等财产的财产。
131. 如果上述任何可没收财产由于被告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a. 经尽职调查仍无法找到；
b. 已被转让或出售给第三方，或存入第三方处；
c. 已被置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外；
d. 其价值已大幅减少；或
e. 已与其他财产混合，且无法在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予以分割，
美国政府拟依据《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并根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2(b)(1)条予以适用，寻求没收被告的其他财产，金额以本没收指控中所述可没收财产的价值为限。
（《美国法典》第18编第982(a)(1)及982(b)(1)条；《美国法典》第21编第853(p)条）
一份真实起诉书
陪审团主席
Gy David Pithuck, Aaciatane AS, Storneg
JOSEPH NOCELLA, JR.
美国检察官
纽约东区
洗钱、麻醉品及没收处
刑事处
美国司法部
CHRISTIAN NAUVEL
代理主任
反情报及出口管制处
国家安全处
美国司法部
（译文全文完）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告的起诉书中文翻译（四）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B. HUAWEI在受制裁国家的业务
65. 作为其国际业务模式的一部分，HUAWEI参与了在美国、欧盟��/或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开展的业务，例如伊朗。该等业务包括安排将HUAWEI的商品和服务运送给受制裁国家的最终用户，通常通过受制裁国家当地的关联公司开展，例如伊朗的Skycom。
66. 鉴于在受美国、欧盟和/或联合国制裁的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具有内在敏感性，HUAWEI内部文件以代码名称指称此类司法管辖区。例如，代码“A2”指伊朗，“A9”指朝鲜。HUAWEI内部文件有时仅使用代码名称而非国家名称指称这些国家。HUAWEI内部文件并未以类似代码名称指称不受制裁的国家，例如美国或加拿大。
C. Skycom欺诈计划
67. 尽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定的《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ITSR”），载于31 C.F.R.第560部分，禁止向伊朗及伊朗政府出口美国原产的商品、技术和服务，但HUAWEI将Skycom作为一家非正式子公司运营，以便为HUAWEI在伊朗的业务取得其他情况���被禁止取得的美国原产商品、技术和服务，包括银行服务，同时隐瞒Skycom与HUAWEI之间的关联。由此，HUAWEI可以试图对Skycom代表HUAWEI实施的任何违法行为，包括违反ITSR及其他适用美国法律的行为，声称自己不知情。此外，HUAWEI通过安装监控设备协助伊朗政府，其中包括用于在2009年伊朗德黑兰反政府示威期间监控、识别和拘留抗议者的监控设备。此外，违反美国法律，Skycom代表HUAWEI在伊朗雇用了至少一名美国公民（“Employee-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
68. 自约2007年7月起，HUAWEI反复向美国政府及各受害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机构1、2和3以及它们在美国和欧元区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统称“受害机构”）作出失实陈述，声称尽管HUAWEI在伊朗开展业务，但其开展方式并不违反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ITSR。事实上，HUAWEI在伊朗开展业务的方式违反了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ITSR。如果受害机构知悉HUAWEI反复违反ITSR的情况，其将重新评估与HUAWEI的银行业务关系，包括向HUAWEI提供美元和欧元清算服务的关系。
69. 此外，HUAWEI反复向金融机构1作出失实陈述，声称HUAWEI不会利用金���机构1及其关联公司处理任何与HUAWEI伊朗业务有关的交易。事实上，HUAWEI利用U.S. Subsidiary 1及其他在美国运营的金融机构处理涉及数百万美元、用于推进HUAWEI伊朗业务的美元清算交易。其中部分交易经过纽约东区。
70. 约在2011年及2012年初，《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新闻报道声称，HUAWEI协助伊朗政府实施国内监控，包括提供用于追踪人员位置的设备以及用于监控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通信的监控系统。针对《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HUAWEI约于2011年12月通过其网站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有关华为在伊朗商业运营的不准确及误导性说法的声明”的正式新闻稿。在该新闻稿中，HUAWEI声称，其“无法像文章所报道的那样‘监督’该网络，我们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监控和过滤活动”。
71. 同样，约在2012年末及2013年初，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报道称，Skycom曾向伊朗出售并试图出售受到禁运的美国原产商品，违反美国法律，并且HUAWEI实际上拥有并经营Skycom。2012年12月，路透社发表一篇据称包含HUAWEI官方声明的文章，对上述指控予以回应并否认。2013年1月，路透社又发表第二篇据称包含HUAWEI官方声明的文章，再次回应并否认有关伊朗的指控。受害机构在决定是否继续维持与HUAWEI及其子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时，参考了这些文章中据称由HUAWEI作出的陈述。
72. 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路透社文章发表后，多名HUAWEI代表和员工向受害机构及公众表示，有关HUAWEI拥有并控制Skycom的指控是虚假的，并且事实上HUAWEI遵守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ITSR。受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些虚假陈述，继续维持与HUAWEI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
73. 例如，约在2013年6月，华为CFO要求与金融机构1的一名高管（“金融机构1高管”）举行面对面会议，该高管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该会议约于2013年8月22日举行，华为CFO以中文发言，并部分依据一份以中文撰写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应金融机构1高管的要求，华为CFO安排于约2013年9月3日向金融机构1提供该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英文版本。
74. 该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相关部分包含大量关于HUAWEI对Skycom的所有权及控制以及HUAWEI遵守适用美国法律情况的失实陈述，包括：(1) HUAWEI“在伊朗的运营严格遵守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制裁”；(2) “华为��未、也绝不会在伊朗市场提供任何用于监控通信流量、追踪用户位置或过滤媒体内容的技术、产品或服务”；(3) “HUAWEI与Skycom的合作属于正常的商业合作”；(4) 华为CFO担任Skycom董事会成员，是为了“帮助HUAWEI更好地了解Skycom的财务结果和业务表现，并加��和监督Skycom的合规”；以及(5) “HUAWEI在敏感国家的子公司不会在[金融机构1]开立账户，也不会与[金融机构1]进行商业交易”。上述陈述均属虚假。
75. 2014年初，即与金融机构1高管会面数月后，华为CFO前往美国，抵达位于纽约东区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进入美国时，华为CFO携带了一台电子设备，其中包含一个位于未分配空间中的文件——这表明该文件可能已经被删除——该文件包含以下文字：
建议谈话要点
关于伊朗/Skycom的建议谈话要点核心内容：
华为在伊朗的运营符合联合国、美国和欧盟所要求的法律、法规和制裁规定。与Skycom的关系属于正常商业合作。通过受监管的贸易组织和程序，华为要求Skycom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出口管制。关键信息1：过去——已停止持有Skycom股份1；关于合作：Skycom成立于1998年，是华为产品和服务的代理商之一。Skycom主要���华为的代理商。
同一文件中的其他文字似乎提及一份宣布任命华为员工的文件，该文件由华为CFO“签署”。
76. 金融机构1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华为CFO及其他人作出的虚假陈述，继续维持与HUAWEI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
D. 朝鲜欺诈计划
77. 部分受害机构向HUAWEI询问其在朝鲜的业务存在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处理HUAWEI交易所涉及的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
78. HUAWEI代表和员工反复向部分受害机构否认HUAWEI参与了朝鲜的多个项目。上述陈述均属虚假。
79. 事实上，HUAWEI最迟自2008年起即参与了朝鲜的多个项目。HUAWEI内部文件确实使用代码“A9”指称朝鲜境内项目的地理位置——“A9”是HUAWEI用于指称朝鲜的代码。HUAWEI员工采取措施掩盖HUAWEI参与朝鲜项目的事实。例如，HUAWEI于2013年向一家供应商提供的装运指示中要求，对于运往“A9/NK/NORTH KOREA”的货物，应当“不得有HW[HUAWEI]标志”，表明运往朝鲜的货物不应带有HUAWEI公司的标志。
E. HUAWEI继续实施的金融机构欺诈计划
80. 约在2017年，金融机构1因对HUAWEI商业行为的风险存在担忧，决定终止其与HUAWEI的全球业务关系。在一系列会议及通��过程中，金融机构1反复向HUAWEI明确表示，终止与HUAWEI银行业务关系的决定系由金融机构1单独作出，而并非金融机构1与HUAWEI共同作出的决定。
81. HUAWEI得知金融机构1决定终止与其业务关系后，采取措施以建立并扩大其与其他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关系。在此过程中，HUAWEI员工就其与金融机构1终止��务关系的原因以及负责作出终止决定的一方，向这些金融机构作出了重大失实陈述，声称是HUAWEI而非金融机构1主动提出终止业务关系。
82. 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基于HUAWEI员工所作出的这些虚假陈述及遗漏，着手扩大其与HUAWEI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其与HUAWEI现有的银行业务关系，包括在美国境内。
83. 通过避免HUAWEI与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被终止，HUAWEI间接获得了收入，包括节省的成本以及持续获得银行服务所产生的价值；该等收入所得被用于经营和扩大HUAWEI的业务。
I. 妨碍司法的计划
84. 约在2017年，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获悉美国政府正在对HUAWEI及其关联公司进行刑事调查。为应对该调查，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采取措施，将掌握HUAWEI在伊朗业务相关情况的证人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并使其离开美国政府的���辖范围，同时销毁并隐匿美国境内有关HUAWEI在伊朗业务的证据。通过阻碍政府调查，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试图避免因HUAWEI在伊朗的活动而受到刑事起诉；该等刑事起诉将使HUAWEI及其美国关联公司和子公司（包括HUAWEI DEVICE USA）面临经济损失的威胁。
后续待读
![NothingNonameNo's tweet photo.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告的起诉书中文翻译（四）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B. HUAWEI在受制裁国家的业务
65. 作为其国际业务模式的一部分，HUAWEI参与了在美国、欧盟��/或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开展的业务，例如伊朗。该等业务包括安排将HUAWEI的商品和服务运送给受制裁国家的最终用户，通常通过受制裁国家当地的关联公司开展，例如伊朗的Skycom。
66. 鉴于在受美国、欧盟和/或联合国制裁的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具有内在敏感性，HUAWEI内部文件以代码名称指称此类司法管辖区。例如，代码“A2”指伊朗，“A9”指朝鲜。HUAWEI内部文件有时仅使用代码名称而非国家名称指称这些国家。HUAWEI内部文件并未以类似代码名称指称不受制裁的国家，例如美国或加拿大。
C. Skycom欺诈计划
67. 尽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定的《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ITSR”），载于31 C.F.R.第560部分，禁止向伊朗及伊朗政府出口美国原产的商品、技术和服务，但HUAWEI将Skycom作为一家非正式子公司运营，以便为HUAWEI在伊朗的业务取得其他情况���被禁止取得的美国原产商品、技术和服务，包括银行服务，同时隐瞒Skycom与HUAWEI之间的关联。由此，HUAWEI可以试图对Skycom代表HUAWEI实施的任何违法行为，包括违反ITSR及其他适用美国法律的行为，声称自己不知情。此外，HUAWEI通过安装监控设备协助伊朗政府，其中包括用于在2009年伊朗德黑兰反政府示威期间监控、识别和拘留抗议者的监控设备。此外，违反美国法律，Skycom代表HUAWEI在伊朗雇用了至少一名美国公民（“Employee-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
68. 自约2007年7月起，HUAWEI反复向美国政府及各受害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机构1、2和3以及它们在美国和欧元区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统称“受害机构”）作出失实陈述，声称尽管HUAWEI在伊朗开展业务，但其开展方式并不违反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ITSR。事实上，HUAWEI在伊朗开展业务的方式违反了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ITSR。如果受害机构知悉HUAWEI反复违反ITSR的情况，其将重新评估与HUAWEI的银行业务关系，包括向HUAWEI提供美元和欧元清算服务的关系。
69. 此外，HUAWEI反复向金融机构1作出失实陈述，声称HUAWEI不会利用金���机构1及其关联公司处理任何与HUAWEI伊朗业务有关的交易。事实上，HUAWEI利用U.S. Subsidiary 1及其他在美国运营的金融机构处理涉及数百万美元、用于推进HUAWEI伊朗业务的美元清算交易。其中部分交易经过纽约东区。
70. 约在2011年及2012年初，《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新闻报道声称，HUAWEI协助伊朗政府实施国内监控，包括提供用于追踪人员位置的设备以及用于监控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通信的监控系统。针对《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HUAWEI约于2011年12月通过其网站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有关华为在伊朗商业运营的不准确及误导性说法的声明”的正式新闻稿。在该新闻稿中，HUAWEI声称，其“无法像文章所报道的那样‘监督’该网络，我们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监控和过滤活动”。
71. 同样，约在2012年末及2013年初，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新闻机构报道称，Skycom曾向伊朗出售并试图出售受到禁运的美国原产商品，违反美国法律，并且HUAWEI实际上拥有并经营Skycom。2012年12月，路透社发表一篇据称包含HUAWEI官方声明的文章，对上述指控予以回应并否认。2013年1月，路透社又发表第二篇据称包含HUAWEI官方声明的文章，再次回应并否认有关伊朗的指控。受害机构在决定是否继续维持与HUAWEI及其子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时，参考了这些文章中据称由HUAWEI作出的陈述。
72. 在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路透社文章发表后，多名HUAWEI代表和员工向受害机构及公众表示，有关HUAWEI拥有并控制Skycom的指控是虚假的，并且事实上HUAWEI遵守适用的美国法律，包括ITSR。受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些虚假陈述，继续维持与HUAWEI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
73. 例如，约在2013年6月，华为CFO要求与金融机构1的一名高管（“金融机构1高管”）举行面对面会议，该高管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该会议约于2013年8月22日举行，华为CFO以中文发言，并部分依据一份以中文撰写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应金融机构1高管的要求，华为CFO安排于约2013年9月3日向金融机构1提供该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英文版本。
74. 该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相关部分包含大量关于HUAWEI对Skycom的所有权及控制以及HUAWEI遵守适用美国法律情况的失实陈述，包括：(1) HUAWEI“在伊朗的运营严格遵守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制裁”；(2) “华为��未、也绝不会在伊朗市场提供任何用于监控通信流量、追踪用户位置或过滤媒体内容的技术、产品或服务”；(3) “HUAWEI与Skycom的合作属于正常的商业合作”；(4) 华为CFO担任Skycom董事会成员，是为了“帮助HUAWEI更好地了解Skycom的财务结果和业务表现，并加��和监督Skycom的合规”；以及(5) “HUAWEI在敏感国家的子公司不会在[金融机构1]开立账户，也不会与[金融机构1]进行商业交易”。上述陈述均属虚假。
75. 2014年初，即与金融机构1高管会面数月后，华为CFO前往美国，抵达位于纽约东区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进入美国时，华为CFO携带了一台电子设备，其中包含一个位于未分配空间中的文件——这表明该文件可能已经被删除——该文件包含以下文字：
建议谈话要点
关于伊朗/Skycom的建议谈话要点核心内容：
华为在伊朗的运营符合联合国、美国和欧盟所要求的法律、法规和制裁规定。与Skycom的关系属于正常商业合作。通过受监管的贸易组织和程序，华为要求Skycom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出口管制。关键信息1：过去——已停止持有Skycom股份1；关于合作：Skycom成立于1998年，是华为产品和服务的代理商之一。Skycom主要���华为的代理商。
同一文件中的其他文字似乎提及一份宣布任命华为员工的文件，该文件由华为CFO“签署”。
76. 金融机构1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华为CFO及其他人作出的虚假陈述，继续维持与HUAWEI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
D. 朝鲜欺诈计划
77. 部分受害机构向HUAWEI询问其在朝鲜的业务存在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处理HUAWEI交易所涉及的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
78. HUAWEI代表和员工反复向部分受害机构否认HUAWEI参与了朝鲜的多个项目。上述陈述均属虚假。
79. 事实上，HUAWEI最迟自2008年起即参与了朝鲜的多个项目。HUAWEI内部文件确实使用代码“A9”指称朝鲜境内项目的地理位置——“A9”是HUAWEI用于指称朝鲜的代码。HUAWEI员工采取措施掩盖HUAWEI参与朝鲜项目的事实。例如，HUAWEI于2013年向一家供应商提供的装运指示中要求，对于运往“A9/NK/NORTH KOREA”的货物，应当“不得有HW[HUAWEI]标志”，表明运往朝鲜的货物不应带有HUAWEI公司的标志。
E. HUAWEI继续实施的金融机构欺诈计划
80. 约在2017年，金融机构1因对HUAWEI商业行为的风险存在担忧，决定终止其与HUAWEI的全球业务关系。在一系列会议及通��过程中，金融机构1反复向HUAWEI明确表示，终止与HUAWEI银行业务关系的决定系由金融机构1单独作出，而并非金融机构1与HUAWEI共同作出的决定。
81. HUAWEI得知金融机构1决定终止与其业务关系后，采取措施以建立并扩大其与其他金融机构的银行业务关系。在此过程中，HUAWEI员工就其与金融机构1终止��务关系的原因以及负责作出终止决定的一方，向这些金融机构作出了重大失实陈述，声称是HUAWEI而非金融机构1主动提出终止业务关系。
82. 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基于HUAWEI员工所作出的这些虚假陈述及遗漏，着手扩大其与HUAWEI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银行业务关系，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其与HUAWEI现有的银行业务关系，包括在美国境内。
83. 通过避免HUAWEI与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被终止，HUAWEI间接获得了收入，包括节省的成本以及持续获得银行服务所产生的价值；该等收入所得被用于经营和扩大HUAWEI的业务。
I. 妨碍司法的计划
84. 约在2017年，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获悉美国政府正在对HUAWEI及其关联公司进行刑事调查。为应对该调查，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采取措施，将掌握HUAWEI在伊朗业务相关情况的证人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并使其离开美国政府的���辖范围，同时销毁并隐匿美国境内有关HUAWEI在伊朗业务的证据。通过阻碍政府调查，HUAWEI及HUAWEI DEVICE USA试图避免因HUAWEI在伊朗的活动而受到刑事起诉；该等刑事起诉将使HUAWEI及其美国关联公司和子公司（包括HUAWEI DEVICE USA）面临经济损失的威胁。
后续待读](https://pbs.twimg.com/media/HSriE1VWQAA4lhV.jpg)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被告的起诉书中文翻译（三）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50. 约在2017年2月，Company 6同意向该教授许可一块板卡（Board）。如果该教授披露其与HUAWEI的关系，Company 6将不会同意向该教授提供板卡，因为HUAWEI是Company 6在存储器架构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
51. 约在2017年2月签署的许可协议（《协议》）中，该教授与Company 6约定，该教授使用一块板卡须受包括以下禁止事项在内的若干要求约束：(1) 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第三方转让该板卡的权利或使用权；(2) 不得基于该板卡进行修改或创作衍生作品；以及(3) 不得披露、泄露或发布该板卡及其基础技术。根据《协议》，Company 6向该教授提供了该板卡的特定产品编号以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经销商身份（“经销商”），二者均被视为敏感的专有信息。
52. 供应链问题最终导���Company 6无法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向该教授交付板卡。约在2017年4月，即《协议》签署约两个月后，该教授联系Company 6，并声称由于有学生可以协助研究，其需要立即获得该板卡。实际上，该教授寻求立即交付板卡，是因为其与HUAWEI之间存在一个待开展的项目。事实上，同月，该教授写信给HUAWEI称：“目前的困境是[来自Company 6的]设备尚未到位”——从而导致该教授无法开展研究。
53. 约在2017年4月，在从Company 6获得一块板卡后，该教授向HUAWEI提供了该板卡的产品编号以及经销商身份，违反了《协议》。HUAWEI利用这些信息，至少两次试图从经销商处取得一块板卡，而未事先联系Company 6；但经销商拒绝在未经Company 6同意的情况下向HUAWEI出售板卡。在经销商将HUAWEI的上述行为告知Company 6后，Company 6联系了该教授，而该教授虚假否认曾向HUAWEI提供产品编号及经销商身份。Company 6还联系了HUAWEI，但HUAWEI拒绝回答Company 6关于其如何获得产品编号和经销商身份信息的询问。
54. 同样违反《协议》条款的是，该教授向HUAWEI提供了其对板卡进行测试所获得的性能测试结果。该信息将有助于HUAWEI逆向工程Company 6的专有技术。
55. 约在2017年7月，HUAWEI要求与Company 6举行���层会谈，讨论Company 6的专有技术，表面上是为了与Company 6建立商业关系。然而，一封HUAWEI内部电子邮件表明，HUAWEI此次会谈的实际动机是“获取[板卡]并支持我们与该教授开展的两个项目”。会谈期间，HUAWEI要求提供数块板卡样品，但Company 6回应称，除非签署保密协议，否则不会向HUAWEI提供板卡。在这些谈��过程中，HUAWEI始终没有披露其与该教授的关系，也没有披露其寻求板卡样品与该教授的工作或其与该教授的合作有关。HUAWEI从未与Company 6建立商业合作关系。
56. 盗用Company 6知识产权的这些行为旨在使HUAWEI能够在开发其自身存储器硬件架构时节省研发成本。
II. 向美国政府作出虚假陈述
57. 作为被告HUAWEI建立和经营其业务，尤其是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努力的一部分，知识产权被告及其代理人和代表反复向美国政府作出虚假陈述，涉及其盗用受害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HUAWEI与伊朗、朝鲜等受制裁国家有关的商业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以避免作出真实陈述所产生的经济和监管后果，包括HUAWEI受到美国市场和商业机会的限制。
58. 约在2007年7月，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在纽约州纽约市对Individual-1进行了询问。
a. 在该次询问中，除其他事项外，Individual-1在实质���及部分内容上虚假陈述称，HUAWEI没有从事任何违反美国出口法的活动，并且HUAWEI遵守所有美国出口法。Individual-1还在实质上及部分内容上虚假陈述称，HUAWEI没有直接与任何伊朗公司开展业务。Individual-1进一步表示，他认为HUAWEI曾将设备出售给第三方，该第三方可能位于埃及，而该第三方随后将设备出售给伊朗。
b. 在同一次询问中，Individual-1在实质上及部分内容上虚假陈述称，HUAWEI在与Company 1的��讼中“获胜”，并且FBI应当向Company 1的首席执行官（“CEO”）询问，该首席执行官将“作证”证明HUAWEI没有侵犯知识产权。
59. 约在2012年，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HPSCI”）就“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运营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开展调查（“HPSCI调查”）并举行相关听证会。该调查的目的之一，是审议HUAWEI寻求扩大其在美国业务过程中可能构成的威胁。
60. 约在2012年9月13日，一名“隶属于华为驻美国首席代表之下的公司高级副总裁”同时自称拥有“华为北美区总裁”头衔的个人（“高级副总裁”），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在HPSCI面前作证。在其证词开始时，高级副总裁指出该听证会对HUAWEI具有经济重要性，并解释称，HUAWEI的“美国业务已经受到无根据、非具体的担忧的损害，这些担忧暗示华为构成安全威胁”。
a. 在其作证期间，针对有关HUAWEI盗窃Company 1商业秘密的问题，高级副总裁虚假作证称：“华为将我们的产品源代码提供给[Company 1]审查。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侵权。”高级副总裁进一步虚假作证称，该“源代码”实际上“来自一家第三方合作伙伴……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并公开”。
b. 同样在其作证期间，高级副总裁虚假作证称，HUAWEI在伊朗的业务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制裁有关的要求”，并称：“我们从未向伊朗政府提供任何设备。我们提供的全部仅用于商业民用用途。”事实上，HUAWEI在伊朗的业务违反了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制裁有关的要求，并包括向伊朗政府提供商品和服务，包括用于监控、识别和拘留抗议者的监控技术；该技术约在2009年被用于伊朗德黑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61. 为补充高级副总裁的证词，HUAWEI提交了包括一份图表在内的若干文件，该图表虚假显示朝鲜“不存在参与商业活动的华为实体或关联公司”，以及2008年和2009年向朝鲜“经销商和转售商销售”的金额约为1,900万美元。该图表没有反映2009年以后在朝鲜开展的任何活动。事实上，HUAWEI最迟自2008年起即在朝鲜开展��业活动，包括参与多个电信项目。该图表还列出了HUAWEI在伊朗的若干客户，但遗漏了其他与伊朗政府存在联系、且由Skycom提供服务的大型HUAWEI客户。
IV. 欺诈金融机构的计划
A. 受害金融机构
62. 金融机构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及欧元区国家设有子公司。其美国子公司（“U.S. Subsidiary 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联邦特许银行，其存款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承保。金融机构1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过U.S. Subsidiary 1及位于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美元清算，以及通过金融机构1的子公司和位于欧元区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欧元清算。约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金融机构1及U.S. Subsidiary 1通过美国清算了与Skycom有关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约在2017年，金融机构1口头向HUAWEI代表表示，其正在终止与HUAWEI的银行业务关系。
63. 金融机构2，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及欧元区国家设有子公司。金融机构2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通过金融机构2的某一子公司及位于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美元清算，以及通过金融机构2的子公司和位于欧元区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欧元清算。
64. 金融机构3，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及欧元区国家设有子公司。金融机构3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通过金融机构3的子公司及位于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美元清算，以及通过金融机构3的子公司和位于欧元区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欧元清算。
后续待读
![NothingNonameNo's tweet photo.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被告的起诉书中文翻译（三）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50. 约在2017年2月，Company 6同意向该教授许可一块板卡（Board）。如果该教授披露其与HUAWEI的关系，Company 6将不会同意向该教授提供板卡，因为HUAWEI是Company 6在存储器架构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
51. 约在2017年2月签署的许可协议（《协议》）中，该教授与Company 6约定，该教授使用一块板卡须受包括以下禁止事项在内的若干要求约束：(1) 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第三方转让该板卡的权利或使用权；(2) 不得基于该板卡进行修改或创作衍生作品；以及(3) 不得披露、泄露或发布该板卡及其基础技术。根据《协议》，Company 6向该教授提供了该板卡的特定产品编号以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经销商身份（“经销商”），二者均被视为敏感的专有信息。
52. 供应链问题最终导���Company 6无法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向该教授交付板卡。约在2017年4月，即《协议》签署约两个月后，该教授联系Company 6，并声称由于有学生可以协助研究，其需要立即获得该板卡。实际上，该教授寻求立即交付板卡，是因为其与HUAWEI之间存在一个待开展的项目。事实上，同月，该教授写信给HUAWEI称：“目前的困境是[来自Company 6的]设备尚未到位”——从而导致该教授无法开展研究。
53. 约在2017年4月，在从Company 6获得一块板卡后，该教授向HUAWEI提供了该板卡的产品编号以及经销商身份，违反了《协议》。HUAWEI利用这些信息，至少两次试图从经销商处取得一块板卡，而未事先联系Company 6；但经销商拒绝在未经Company 6同意的情况下向HUAWEI出售板卡。在经销商将HUAWEI的上述行为告知Company 6后，Company 6联系了该教授，而该教授虚假否认曾向HUAWEI提供产品编号及经销商身份。Company 6还联系了HUAWEI，但HUAWEI拒绝回答Company 6关于其如何获得产品编号和经销商身份信息的询问。
54. 同样违反《协议》条款的是，该教授向HUAWEI提供了其对板卡进行测试所获得的性能测试结果。该信息将有助于HUAWEI逆向工程Company 6的专有技术。
55. 约在2017年7月，HUAWEI要求与Company 6举行���层会谈，讨论Company 6的专有技术，表面上是为了与Company 6建立商业关系。然而，一封HUAWEI内部电子邮件表明，HUAWEI此次会谈的实际动机是“获取[板卡]并支持我们与该教授开展的两个项目”。会谈期间，HUAWEI要求提供数块板卡样品，但Company 6回应称，除非签署保密协议，否则不会向HUAWEI提供板卡。在这些谈��过程中，HUAWEI始终没有披露其与该教授的关系，也没有披露其寻求板卡样品与该教授的工作或其与该教授的合作有关。HUAWEI从未与Company 6建立商业合作关系。
56. 盗用Company 6知识产权的这些行为旨在使HUAWEI能够在开发其自身存储器硬件架构时节省研发成本。
II. 向美国政府作出虚假陈述
57. 作为被告HUAWEI建立和经营其业务，尤其是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努力的一部分，知识产权被告及其代理人和代表反复向美国政府作出虚假陈述，涉及其盗用受害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HUAWEI与伊朗、朝鲜等受制裁国家有关的商业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以避免作出真实陈述所产生的经济和监管后果，包括HUAWEI受到美国市场和商业机会的限制。
58. 约在2007年7月，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在纽约州纽约市对Individual-1进行了询问。
a. 在该次询问中，除其他事项外，Individual-1在实质���及部分内容上虚假陈述称，HUAWEI没有从事任何违反美国出口法的活动，并且HUAWEI遵守所有美国出口法。Individual-1还在实质上及部分内容上虚假陈述称，HUAWEI没有直接与任何伊朗公司开展业务。Individual-1进一步表示，他认为HUAWEI曾将设备出售给第三方，该第三方可能位于埃及，而该第三方随后将设备出售给伊朗。
b. 在同一次询问中，Individual-1在实质上及部分内容上虚假陈述称，HUAWEI在与Company 1的��讼中“获胜”，并且FBI应当向Company 1的首席执行官（“CEO”）询问，该首席执行官将“作证”证明HUAWEI没有侵犯知识产权。
59. 约在2012年，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HPSCI”）就“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运营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开展调查（“HPSCI调查”）并举行相关听证会。该调查的目的之一，是审议HUAWEI寻求扩大其在美国业务过程中可能构成的威胁。
60. 约在2012年9月13日，一名“隶属于华为驻美国首席代表之下的公司高级副总裁”同时自称拥有“华为北美区总裁”头衔的个人（“高级副总裁”），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在HPSCI面前作证。在其证词开始时，高级副总裁指出该听证会对HUAWEI具有经济重要性，并解释称，HUAWEI的“美国业务已经受到无根据、非具体的担忧的损害，这些担忧暗示华为构成安全威胁”。
a. 在其作证期间，针对有关HUAWEI盗窃Company 1商业秘密的问题，高级副总裁虚假作证称：“华为将我们的产品源代码提供给[Company 1]审查。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侵权。”高级副总裁进一步虚假作证称，该“源代码”实际上“来自一家第三方合作伙伴……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并公开”。
b. 同样在其作证期间，高级副总裁虚假作证称，HUAWEI在伊朗的业务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制裁有关的要求”，并称：“我们从未向伊朗政府提供任何设备。我们提供的全部仅用于商业民用用途。”事实上，HUAWEI在伊朗的业务违反了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制裁有关的要求，并包括向伊朗政府提供商品和服务，包括用于监控、识别和拘留抗议者的监控技术；该技术约在2009年被用于伊朗德黑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61. 为补充高级副总裁的证词，HUAWEI提交了包括一份图表在内的若干文件，该图表虚假显示朝鲜“不存在参与商业活动的华为实体或关联公司”，以及2008年和2009年向朝鲜“经销商和转售商销售”的金额约为1,900万美元。该图表没有反映2009年以后在朝鲜开展的任何活动。事实上，HUAWEI最迟自2008年起即在朝鲜开展��业活动，包括参与多个电信项目。该图表还列出了HUAWEI在伊朗的若干客户，但遗漏了其他与伊朗政府存在联系、且由Skycom提供服务的大型HUAWEI客户。
IV. 欺诈金融机构的计划
A. 受害金融机构
62. 金融机构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及欧元区国家设有子公司。其美国子公司（“U.S. Subsidiary 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联邦特许银行，其存款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承保。金融机构1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过U.S. Subsidiary 1及位于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美元清算，以及通过金融机构1的子公司和位于欧元区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欧元清算。约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金融机构1及U.S. Subsidiary 1通过美国清算了与Skycom有关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约在2017年，金融机构1口头向HUAWEI代表表示，其正在终止与HUAWEI的银行业务关系。
63. 金融机构2，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及欧元区国家设有子公司。金融机构2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通过金融机构2的某一子公司及位于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美元清算，以及通过金融机构2的子公司和位于欧元区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欧元清算。
64. 金融机构3，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是一家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子公司，包括在美国及欧元区国家设有子公司。金融机构3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通过金融机构3的子公司及位于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美元清算，以及通过金融机构3的子公司和位于欧元区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欧元清算。
后续待读](https://pbs.twimg.com/media/HSrhbR7W4AA4UhP.jpg)
🍺慕尼黑啤酒节服务员：16天“赌命暴富”实录
穿着Dirndl端30公斤啤酒，16天后到底��赚多少？
如果你以为慕尼黑啤酒节就是：
🍺 喝啤酒
🎺 听乐队
👗 穿Dirndl拍照
🎡 坐旋转木马
那你看到的，其实只是游客视角。
因为在帐篷里面，还有另一群人正在进行一种非常特别的“短期创业”：
自己先掏钱买装备和酒券，然后靠端酒、卖酒和小费，在16天里狠狠干一笔。
听起来像发财。
干起来像渡劫。
而他们的办公室，就是几万名喝到微醺甚至喝嗨了的游客。
💸 01｜还没开工，先掏几千欧
普通人上班：
我干活 → 老板发工资。
啤酒节服务员：
我先花钱 → 然后干16天 → 最后看能赚多少。
很多服务员在开工前，就需要提前购买一定数量的啤酒券、餐券等。
再加上：
👗 Dirndl / Lederhosen
🥾 工作鞋
🦺 护腰等装备
🍺 各种工作相关成本
开工之前，先出去几千欧，并不是什么特别轻松的事。
所以这份工作有点像：
“一年只营业16天的个人独资企业。”
自己垫钱。
自己卖货。
自己承担一部分损耗。
最后靠销量和小费赚钱。
区别只是——
别人创业坐办公室。
他们创业每天扛着二三十公斤啤酒跑。
👗 02｜Dirndl：看起来是公主裙，其实是“战袍”
啤酒节最出片的东西之一，当然就是Dirndl。
白衬衫＋紧身上衣＋蓬蓬裙＋围裙。
游客看到：
“好漂亮，好有巴伐利亚风情！”
服务员看到：
“今天穿它干十几个小时，希望它别出问题。”
因为真正拿来工作的Dirndl，不只是好看。
还得考虑：
✔️ 耐不耐磨
✔️ 活动方不方便
✔️ 裙摆会不会碍事
✔️ 弯腰端酒会不会尴尬
✔️ 穿十几个小时会不会崩溃
毕竟她们不是站在那里拍照。
她们要穿着这套衣服，在人群里不停穿梭。
左手几杯。
右手几杯。
躲过一个醉汉。
绕过一张桌子。
脚下还有刚洒出来的啤酒。
然后继续微笑：
“Bitte schön！”
🎀 03｜Dirndl最有名的“蝴蝶结密码”
第一次去啤酒节，一定会有人告诉你：
看围裙蝴蝶结的位置，就知道女生是不是单身。
最流行的说法是：
🎀 左边：恋爱中/已婚
🎀 右边：单身
🎀 中间：不同地方有不同解释
🎀 后面：传统上可能代表服务员、寡妇等身份
于是啤酒节现场经常出现一种很有趣的场景：
几个游客盯着一个女生的腰：
“等等，她这个结在哪里？”
然后开始分析：
“左边，没机会。”
“右边，兄弟们！”
不过注意：
这个“蝴蝶结恋爱密码”并不是一套全国统一、严格执行的规则，不同地区和年代的说法并不完全一样。
尤其是服务员。
如果你看到她把蝴蝶结系在后面……
最简单的解释可能就是：
她在上班。
所以千万别把蝴蝶结当成“恋爱状态二维码”。
🩳 04｜男服务员的Lederhosen：越旧，可能越有味道
男服务员一般穿Lederhosen。
也就是经典的巴伐利亚皮短裤。
通常搭配：
�� 皮短裤
👔 白衬衫
🎒 吊带
🧦 ���袜
🥾 传统鞋
看起来非常有“巴伐利亚老爷们”的感觉。
而且这玩意儿是真的耐造。
传统皮革Lederhosen穿久以后，会随着身体和使用逐渐变软，也会留下自己的痕迹。
所以老玩家往往不会每年买新的。
一条陪自己征战多年的Lederhosen，可能比一条刚买的还“有灵魂”。
当然，新手第一次穿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感受：
“这裤子怎么这么硬？”
💰 05｜最离谱的是：这身“工装”还得自己买
所以啤酒节服务员的“创业成本”，从穿衣服就已经开始了。
游客：
“我要买Dirndl，去啤酒节拍照！”
服务员：
“我要买Dirndl，因为接下来16天我要穿着它干活。”
游客穿一次。
服务员穿着它：
端酒、跑腿、收钱、算账、擦桌子、躲人、再端酒。
所以别看她们穿得漂漂亮亮。
这身衣服某种程度上就是：
啤酒节的职业战袍。
🍺 06｜真正的狠活：一只手扛五六杯
好了。
衣服解决了。
真正的挑战开始。
啤酒节的Maßkrug，也就是那个经典的1升大杯，装满之后重量相当可观。
熟练的服务员，一只手可以同时端好几杯。
两只手加起来：
十杯左右甚至更多。
想象一下。
两只手扛着二三十公斤。
然后你还要在人群里走。
不能撞人。
不能摔。
不能洒。
不能迷路。
还得保持微笑。
这已经不是普通服务员了。
这是：
“巴伐利亚负重跑酷选手。”
🏃♀️ 07｜一天几万步：游客喝啤酒，她们走啤酒马拉松
啤酒节服务员一天到底有多累？
简单来说：
游客第二天宿醉。
服务员第二天手腕宿醉。
高峰期长时间站立、走动、端重物，脚、腰、肩、手腕都得扛。
而且最恐怖的是：
你不能说：
“今天累了，我少端一点。”
因为客人不会因为你累了就突然不喝酒。
只要乐队一响：
“Ein Prosit！”
全场举杯。
然后——
“服务员！再来几杯！”
💶 08｜那为什么还��人每年抢着来？
因为小费。
真的。
啤酒节上一杯Maß价格不低。
客人结账的时候，经常会直接凑整，甚至留下更多小费。
比如：
账单十几欧。
客人：
“20欧，Passt schon！”
不用找了。
单看一次没什么。
但一天几百杯下来……
数字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存在感。
所以每年都会有人专门冲着这段时间来工作。
大学生有。
教师有。
工程师也有。
有些人甚至会专门安排休假。
原因非常简单：
辛苦是真的辛苦，但如果干得好，短时间内确实可能攒下一笔可观的钱。
所以才会有人把它形容成：
16天高强度“短期创业”。
🍺 09｜但真正刺激的，是桌上的每一杯酒
服务员并不是简单地“端酒拿工资”。
在部分工作模式下，她们的收入和销售量、小费等直接相关。
所以桌上的每一杯酒，都有意义。
客人喝完。
结账。
离开。
下一桌来了。
继续。
整个工作循环：
端酒 → 收钱 → 找零 → 小费 → 下一桌。
你会发现服务员盯桌上的酒杯时，眼神特别认真。
毕竟：
桌上的酒，某种程度上就是今天的营业额。
🥴 10｜还有一些非常现实的“小事故”
啤酒杯碎了怎么办？
不同帐篷、雇佣模式的具体规定不完全一样，但相关损耗可能涉及服务员承担。
客人跑单怎么办？
同样要看具体工作制度和帐篷规定。
所以对服务员来说：
每一杯酒都不能太马虎。
毕竟她们不是只负责“把啤酒送过去”。
还得同时负责：
账、杯子、客人、桌号，以及自己的钱包。
🎺 11｜啤酒节真正的灵魂，不只是喝酒
如果你第一次去Wiesn，下面这些传统仪式一定别错过。
🥁 “O’zapft is!”
开幕当天中午，慕尼黑市长会在Schottenhamel帐篷敲开第一桶啤酒。
然后喊：“O’zapft is!”
意思就是：“开桶啦！”
在这个仪式之前，正式的啤酒供应不会开始。
所以这句话一喊：啤酒节，正式开喝。
🐎 12｜传统服装游行：整条街都是巴伐利亚风
开幕期间还有著名的传统服装与射手游行。
传统服装、射手协会、乐队、马车…��
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前往Theresienwiese。
这也是啤酒节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Wiesn并不只是一个“超大型酒局”。
它同时也是：
巴伐利亚传统文化的大型现场秀。
🎵 13｜“Ein Prosit”一响，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步
帐篷里的乐队一旦开始唱：
Ein Prosit der Gemütlichkeit！
现场基本就进入统一动作：
举杯。
碰杯。
喝一口。
然后继续聊天。
过一会儿。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服务员此时的内心：
“很好，所有桌子一起叫我。”
🪑 14｜站长凳唱歌：快乐是真的，摔倒也是真的
喝到兴起之后，不少人会站到长凳上唱歌。
现场气氛确实非常嗨。
但服务员看到的可能是：
“本来就已经很难走了，你为什么还要站高？”
所以站长凳可以说是啤酒节的一种“狂欢传统”。
站长凳可以，摔下来就只能自己负责。
毕竟啤酒节管气氛，不管重力。
🎡 15｜Oide Wiesn：想安静一点？去“老啤酒节”
如果觉得主会场太吵、太现代，可以去看看Oide Wiesn。
这里更偏传统、复古��
老式游乐设施。
传统帐篷。
怀旧氛围。
有点像：
“如果你穿越回过去，啤酒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相关区域通常需要另外购票。
🍗 16｜Hendl + Brezn：啤酒的两个最佳搭档
喝啤酒当然不能空腹。
啤酒节餐桌上的经典组合：
🍗 Hendl——烤鸡
🥨 Brezn——巨型椒盐卷饼
一个负责香。
一个负责顶饱。
再配一升啤酒。
游客：
“太幸福了。”
服务员：
“这桌还要不要再来两杯？”
🚽 17｜还有一个只有工作人员才懂的技能：厕所路线
啤酒喝得多。
厕所自然就成了啤酒节的战略资源。
尤其在人最多的时候：
找得到厕所是一回事。
能不能排到又是另一回事。
服务员长期在帐篷里工作，自然会熟悉各种路线：
哪里最快。
哪里最堵。
什么时候去比较方便。
哪条通道能绕过去。
这些大概都是：
“干久了自然就懂。”
🍺 18｜每年都有的“Maßkrug失踪案”
啤酒杯实在太有纪念品气质了。
所以每年都有人想把Maßkrug偷偷带回家。
但问题是���
它不是免费纪念品。
它属于啤酒帐篷。
真想带一个回家，买官方纪念杯��是正道。
否则你离场的时候，很可能听见：
“不好意思，您的杯子不能跟您回家。”
🥂 19｜16天结束：这次真的可以干最后一杯了
最后一天晚上。
游客还在唱。
乐队还在演。
帐篷里还是一片沸腾。
但服务员已经开始倒数。
16天。
不知道端了多少杯酒。
不知道走了多少公里。
不知道说了多少次：
“Bitte schön！”
不知道收了多少小费。
也不知道手腕、腰和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终于到了最后一杯。
大家坐下来。
举杯。
这一杯不赶时间。
也不用再问：
“这桌还要几杯？”
因为——
干完了。
所以，下次去慕尼黑啤酒节，看到那些穿着Dirndl和Lederhosen、笑得特别灿烂的服务员时，可以换个角度看她们。
她们不是简单的“啤酒节工作人员”。
她们更像是：
穿着传统服装的短期创业者。
开工前先投入。
工作中负重奔跑。
收入靠销量和小费。
16天后结算。
游客花钱买16天的快乐。
她们则用：
手腕、脚踝、腰和一整套Dirndl，换一笔短期收入。
所以Wiesn的另一面其实很简单：
游客来这里喝啤酒。
服务员来这里卖啤酒。
一个负责把杯子喝空。
一个负责把杯子再次端满。
而���最后一天晚上，她们终于举起属于自己的那一杯时
这一次，不用再端给别人了。🍻
特朗普的格陵兰石油赌局：一家美国公司与许可制度的正面碰撞
格陵兰最值得关注的石油故事，可能还不是地下究竟有多少油。
而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一家与特朗普政治圈关系密切的美国石油公司，究竟能在格陵兰走多快，而当地政府又能让它走多慢？
过去几个月，Greenland Energy与格陵兰政府之间围绕钻探许可发生的一连串冲突，已经给出了一个颇为��晰的答案。
这家公司可以提前宣布钻井计划，可以筹集资金，可以把钻探设备运往北极，可以在美国政治圈获得关注；但在格陵兰，最后一道门仍然掌握在监管机构手中。
这场拉锯战的意义，远远超过一家小型石油公司的许可纠纷。
因为Greenland Energy正在测试的，实际上是特朗普时代美国资本进入格陵兰的速度。
第一幕：公司有许可证，但还不能钻
Greenland Energy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是“有没有许可证”这个问题本身。
格陵兰政府在2021年停止发放新的石油勘探许可证。但詹姆森地块此前已经存在的许可证并未因此消失，相关许可证由英国公司80 Mile旗下的White Flame Energy持有。Greenland Energy后来与相关公司达成安排，希望通过提供资金获得项目最高70%的权益。
因此，Greenland Energy并不是一家完全没有法律基础、突然跑到格陵兰找石油的美国公司。
它确实有一套既存的许可证体系可以利用。
但拥有勘探许可证，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时把钻井平台、燃料和数百个集装箱运进项目区，更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开始钻井。
这一区别后来成为整个冲突的核心。
早在4月，格陵兰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Jørgen Hammeken-Holm就公开表示，Greenland Energy虽然拥有进行两口勘探井的相关许可基础，但还缺少把钻探设备运往现场以及实际开展作业所需的批准。当时他特别指出，公司现有的许可只涉及把一个营地从格陵兰西北部迁往东部，并不包括钻探设备或其他活动。
换句话说：
公司拥有的是一张进入游戏的门票，而不是一张可以直接开钻的通行证。
第二幕：6月，许可争议公开化
6月10日，Greenland Energy首席执行官Robert Price出现在东格陵兰偏远居民点Ittoqqortoormiit，与当地居民讨论项目。
Price向居民表示，公司已经获得把设备运上岸的许可，同时已经提交钻井许可申请。
问题在于，格陵兰资源部门并不这么认为。
��府方面随后表示，当时并不存在有效的勘探活动许可，也不存在为这些活动进行准备工作的有效许可。
这已经不再是公司与政府对未来计划的不同理解。
它变成了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
Greenland Energy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接近实际施工阶段；格陵兰监管机构则认为，公司距离这一阶段还有一整套程序没有完成。
而这两种判断之间的差距，很快就从语言变成了现实。
第三幕：7月14日，公司申请卸设备
7月14日，Greenland Energy正式申请将机械、集装箱、燃料等设备卸载到詹姆森地块。
这份申请后来成为理解整个争议的关键。
因为它说明，公司自己知道，把这些设备直接运进项目区需要单独获得批准。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环境部门直到8月17日才拒绝了这项申请，理由之一是项目所在区域属于国际保护的Ramsar湿地，在夏季对生态环境尤其敏感。
但事情并没有等到许可程序结束。
不到两周之后，设备已经出现在现场附近���
第四幕：7月29日，设备先到了
7月29日，一艘丹麦拖船Bestla拖着驳船抵达东格陵兰的Nerlerit Inaat。
驳船上装着挖掘机和至少15个集装箱。
第二天，驳船离开时已经卸空。
运输公司Permagreen确认，这批设备是为Greenland Energy的詹姆森地块石油项目运送的。
问题是，当时Greenland Energy并没有获得在东格陵兰卸载这些设备的许可。
格陵兰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再次确认，相关操作需要批准，而公司并没有取得这一批准。
于是，一个原本属于行政程序的问题突然变得非常具体：
公司先把设备送到了门口，然后才等待政府决定是否允许它进去。
这也是整个故事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幕。
因为它改变了监管关系的性质。
如果一家公司在许可完成之前就已经把设备、人员和物流体系部署到位，那么政府面对的就不再只是纸面上的申请。
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第五幕：政府发出“强烈警告”
这次行动随后引发格陵兰政府的公开警告。
政府表示，公司未���必须在开展相关物流活动之前取得必要批准。
Greenland Energy则继续向投资者传递项目推进的信息。
这种反差非常明显：
在投资者面前，项目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监管机构面前，它仍然处于审批阶段。
8月初，Greenland Energy仍然告诉投资者，与格陵兰政府的会谈是建设性的，并对获得最终批准保持信心。公司仍然希望在2026年底或冬季进行钻探。
但监管机构的时间表并没有跟着公司的投资者关系部门走。
恰恰相反，随着环境评估、项目说明、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其他审批程序推进，时间窗口正在关闭。
第六幕：8月，政府把时间表按下暂停键
8月，格陵兰政府最终明确表示，必要的监管程序无法在公司原定钻探时间之前完成，因此今年无法取得钻探所需的全部批准。
Greenland Energy原本计划在秋季开始钻探。
这个计划被迫推迟。
由于钻探地点位于受国际保护的Ramsar湿地，钻探本身需要考虑季节性环境因素；与此同时，大型钻探设备又必须在夏季海运进入，因为冬季海上运输条件更加困难。
于是，一个看似普通的许可延误产生了连锁反应：
没有夏季运输许可，就无法把设备运进去；没有设备，就无法在冬季钻探；错过这一窗口，整个钻探计划就要推迟到下一钻探季。
最终，公司最早可能要到2027年冬季才能开始钻井。
这就是格陵兰许可制度最现实的��量。
它不需要永久禁止一个项目。
它只需要让项目错过一个季节。
在北极，这就可能意味着整整一年。
一家公司的“速度”，碰上了一个政府的“程序”
这条时间线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Greenland Energy是否最终能够钻井。
而是双方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公司把项目理解成一场需要不断向前推进的资本运作：
融资、宣布资源量、签署合作协议、聘请媒体团队、运输设备、准备钻井。
监管部门则把它理解成另一套流程：
许可证、项目说明、环境影响评估、社会影响、现场活动批准、运输和卸载许可，以及最终的钻井审批。
对于Greenland Energy而言，时间本身就是资本。
对于格陵兰政府而言，时间是监管的一部分。
这两种时间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而Greenland Energy偏偏不是一家普通的石油公司
如果这只是另一家国际石油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许可纠纷，故事不会如此受到关注。
Greenland Energy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特朗普政治网络之间存在多重联系。
公司聘请电视名人Phil McGraw，也就是Dr Phil，制作关于其北极勘探的纪录片。McGraw曾公开支持特朗普，并后来进入特朗普宗教自由委员会。
公司还任命了一名与美国“Golden Dome”导弹防御项目有关的美国海军退伍军人担任董事。
亿万富翁Ken Griffin旗下Citadel也曾取得该公司的重要股份。
而公司董事长Larry Swets本人，则积极推动把格陵兰石油开发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战略议程联系起来。
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特朗普政府控制Greenland Energy。
也不能证明公司得到美国政府特殊待遇。
但它们使Greenland Energy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经济学案例：
一家私人石油公司正在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美国战略地区寻找资源，而它的资本、人脉和政治叙事又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发生了高度重叠。
这也是为什么许可冲突如此重要
如果特朗普希望把格陵兰变成美国安全体系中的重要节点，那么美国资本自然会重新评估这里的投资风险。
Greenland Energy董事长Larry Swets已经公开表达了这种看法。
他认为新的美丹格安全安排降低了格陵兰过去一年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有利于长期资本进入。
从企业角度看，这完全符合逻辑。
一家愿意在北极投入6000万美元的石油公司，最害怕的未必是找不到石油。
它更害怕的是：
投资之后，政治关系发生变化；
安全环境恶化；
基础设施无法使用；
许可证无法获得；
或者十年之后，原有的规则完全改变。
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恰恰是其中一部分风险。
但Greenland Energy今年夏天遭遇的许可冲突又提醒投资者：
美国能够改变格陵兰的战略环境，却不能自动改变格陵兰的行政程序。
真正的故事，是谁控制“下一步”
因此，Greenland Energy的故事不应该被简单写成“特朗普关联公司强闯格陵兰”。
这会把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变得过于简单。
公司确实拥有历史许可证基础；它也确实在推进一个合法的石油勘探项目。
但同样明确的是，公司在多个关键节点上对项目进度的描述，比格陵兰政府认可的审批进度更快。
4��，政府说还缺少关键批准。
6月，公司高管告诉居民已经有设备上岸许可，政府随后否认。
7月14日，公司申请卸载设备。
7月29日，设备在相关许可仍未获批的情况下抵达。
8月，政府明确表示今年无法完成全部钻探审批。
最终，钻探被推迟。
这条时间线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Greenland Energy一直在推动项目向前，而格陵兰政府一直在提醒它：下一步必须等待批准。
这或许才是特朗普时代格陵兰问题最现实的一面。
主权可以写在协议里。
战略利益可以写在总统的讲话里。
资本可以提前进入市场。
在钻头真正碰到格陵兰的土地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得到回答：
谁有权说，现在可以开始。
目前，这个权力仍然掌握在格陵兰的监管体系手中。
而Greenland Energy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在不断测试这条边界。
格陵兰协议：特朗普赢得的是控制权，而不是主权
唐纳德·特朗普终于拿到了他可以称之为胜利的东西。
美国总统9月18日宣布，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就加强格陵兰安全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安排将确保美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的能力，并宣布华盛顿将立即推进扩大当地军事存在。
从白宫的叙事看，这几乎是特朗普式外交的完美收官：没有正式吞并格陵兰，却获得了对其安全事务的长期控制。
但如果把总统的政治语言与目前能够确认的协议内容分开，这笔交易就没有那么简单。
丹麦政府称，三方预计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协议，协议涉及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安全，并明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协议签署后还须经过必要的国内议会程序才能生效。
换句话说，特朗普没有得到格陵兰。
他得到的，是一套可能比领土所有权更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东西：**长期军事准入、基地和过境权，以及对竞争者在格陵兰活动的更大限制。**
这一区别，才是理解这项协议的关键。
从购买土地到控制安全
特朗普最初提出格陵兰���题时，争论的核心是领土所有权。
如今谈判的结果却绕开了这个最难以实现的目标。
Reuters此前报道，谈判方案远未达到美国收购格陵兰的程度，但可能扩大美国军事存在，并限制中国等国家在岛上的影响。
协议宣布后，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媒体透露的内容更加具体：非北约国家将被禁止在格陵兰建立基地或维持驻军；敏感领域的投资也将限于美国及其盟国；美国则获得永久性的准入、基地和过境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官员称，即使格陵兰未来成为独立国家，这项安排仍将继续有效。
如果这一描述最终出现在正式文本中，其意义将远超一项普通的基地协议。
它意味着华盛顿谈判的对象不仅是今天的丹麦王国，也是在试图为一个可能发生政治变化的格陵兰建立长期安全架构。
这也是为什么“永久控制”虽然不是主权概念，却并非完全没有实质内容。
美国不需要拥有土地，只需要确保任何未来的政治安排都不会削弱其军事准入，也不会���俄罗斯、中国或其他竞争者取得战略立足点。
对于五角大楼而言，这可能已经足够。
旧条约没有消失，美国的要求却变得更加具体
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权利也���非特朗普政府创造出来的。
1951年的美丹防务安排早已为美国在岛上进行军事活动提供了基础。美国今天仍然拥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导弹预警、太空监视等任务。Reuters指出，美国实际上早已拥有相当广泛的基地和过境权。
因此，理解这项协议的一个更准确方法，不是问美国“获得了什么新领土”，而是问：
美国原有的军事权利，现在被赋予了多少新的确定性和排他性？
答案似乎是：相当多。
美国此前拥有军事准入，现在希望把这种准入变成更加明确的长期权利；过去美国主要关注军事设施，现在敏感投资也被纳入安全框架；过去格陵兰只是美国北极防务体系中的一个基地节点，如今它可能成为限制竞争者进入北极战略基础设施体系的一道制度性门槛。
因此，把新协议理解为既有防务安排的“现代化”或“扩展”是有一定根据的。
但在正式文本公布之前，把它直接定义为1951年条约的法律升级仍然过早。
目前能够确认的只是：美国正在试图把过去相对分散的军事权利，转换为一套更稳定、更具排他性的长期安全安排。
这已经足够重要。
丹麦真正守���的，是主权语言
哥本哈根显然知道自己必须向国内证明，这不是一次主权交易。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在宣布协议时特别强调，安排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承认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自治政府领导人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则称协议将加强格陵兰、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的安全。
这几句话的政治价值不亚于协议本身。
因为格陵兰问题从来不只是美国与丹麦之间的军事谈判。
格陵兰正在逐步扩大自治，并存在明确的独立政治诉求。任何允许美国长期扩大军事存在的安排，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格陵兰未来改变其宪制地位，今天的安全承诺由谁继承？
这正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所谓“即使格陵兰独立仍然有效”的表述如此重要。
从华盛顿角度看，这是为了避免未来政治变化重新打开今天已经解决的问题；从格陵兰角度看，这却���味着任何今天作出的长期承诺，都可能影响未来一个独立国家的政策空间。
因此，格陵兰议会以及丹麦议会的程序不会只是形式上的批准。
它们实际上是在审查一项可能跨越格陵兰现有宪制安排的长期安全承诺。
北约是另一回事
这里出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可能是整项协议最重要的制度区别。
北约本身正在强化北极防务。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以后，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战略位置明显增强。联盟目前八个北极国家中有七个是北约成员；2026年2月，北约启动了 **Arctic Sentry**，进一步加强北极和高北地区的威慑与防御。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格陵兰加强军事存在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北约北翼防务的一部分。
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本人已经明确划出了另一条线。
今年7月，吕特在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北极安全存在两个不同部分：第一部分是北约的 Arctic Sentry，由美国、加拿大以及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等北极盟国共同参与；第二部分则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三边谈判，涉及未来在格陵兰部署部队以及“Golden Dome”等投资安排。
吕特特别强调，第二部分并不是由北约处理的事务。
这一区分非常关键。
它意味着：
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可以服务于北约，但美国希望获得的长期安全权利，并不完全等同于北约的集体防务安排。
北约关心的是谁来共同防御北极。
美国更关心的是谁能够决定哪些军事设施可以在那里建设，哪些国家可以在那里投资，以及竞争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这一战略空间。
两者高度重叠，却不是同一件事。
从军事安全到经济安全
这也是这项协议真正具有时代意义的地方。
传统军事同盟讨论的是基地、军队、导弹和航道。
新的北极竞争正在讨论另一套东西：港口、机场、卫星设施、通信网络、矿产、能源、科研以及外国投资。
美国要求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基地并限制敏感投资，意味着所谓“安全边界”正在从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
这并不是格陵兰独有的现象。
美国和欧洲近年来都在把基础设施、关键矿产、通信网络和战略投资纳入国家安全政策。但格陵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巨大的地理空间和资源潜力，同时人口稀少、基础设施不足，因而尤其���赖外部资本。
美国希望阻止竞争者进入，格陵兰却需要投资。
这将成为协议未来最难处理的矛盾之一。
从商业角度看，协议带来的地缘政治确定性可能降低投资风险。FT引述格陵兰能源企业负责人称，新的安排消除了过去一年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可能使长期投资变得更加可行。
但从格陵兰自身的发展角度看，问题仍然是：谁提供资本，谁就会获得多少影响力？
一个希望最终获得更多政治自主权的地区，不太可能愿意简单地从对丹麦的依赖转向对美国的依赖。
特朗普真正赢得了什么？
因此，这项协议既不能简单描述为特朗普“吞并失败”，也不能完全接受白宫所谓“永久控制”的字面意义。
它更像是一次战略目标的转换。
特朗普最初想要的是格陵兰本身。
现在美国争取到的，则是格陵兰的安全架构。
前者涉及主权，几乎无法被丹麦和格陵兰接受；后者涉及军事准入、投资规则和战略排他性，却可以被包装进一个承认丹麦主权和格陵兰自决权的多边安排中。
这或许正是外交谈判最现实的地方。
华盛顿不必拥有一块土地，只要拥有足够稳定的权利，就可以实现相��一部分战略目标。
而哥本哈根也不必拒绝美国，只要坚持主权���变，就可以把一项可能具有巨大政治风险的交易重新定义为北极安全合作。
格陵兰则可以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同时保留自己的政治未来。
每一方都有理由宣称自己没有输。
但这也意味着每一方对协议的期待可能不同。
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
目前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这项协议尚未真正完成。
丹麦政府明确表示，三方预计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签署后仍须经过必要的国内议会程序。
而协议的完整文本目前也尚未公开。
因此，特朗普所说的“永久控制”究竟意味着多大的法律权利，美国国务院所说的永久准入和基地权利具体如何落实，以及非北约国家投资限制的边界在哪里，都仍有待文本确认。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宣布美国已经取得对格陵兰的“控制权”，可能仍然太早。
但另一件事情已经足够清楚。
格陵兰正在从一个长期被视��偏远的北极自治地区，变成美国、欧洲和北约安全体系争夺战略空间的前沿。
美国需要它的位置。
欧洲需要它的安全。
格陵兰需要资本，也需要政治自主。
三者之间不存在一个能够永久解决所有矛盾的协议。
特朗普或许赢得了一个政治上可以宣布的胜利：美国没有得到格陵兰，却获得了更接近其战略目标的安全安排。
丹麦也保住了它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主权���有转手。
而北约则暂时避免了最危险的结果——美国与一个欧洲盟友围绕格陵兰发生公开对抗。
但真正的问题已经从“谁拥有格陵兰”变成了另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谁有权决定格陵兰未来将允许谁在那里驻军、投资和建设？
这才是这项协议真正重新划定的边界。
北极的冰层正在融化，航道和资源的价值正在上升。与此同时，传统同盟政治中那些过去可以被“集体安全”四个字暂时遮蔽的利益差异，也越来越难以隐藏。
格陵兰协议或许结束了关于美国是否会夺取这座岛屿的危机。
但它开启的，可能是另一场更加长期的争论：当主权仍然属于一个国家，而安全控制越来越属于另一个国家时，两者之间究竟还剩下多大的距离？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被告的起诉��中文翻译（二）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接上一
21. 作为诉讼的一部分，双方同意由一名中立专家审查公司1所使用的源代码，以及 HUAWEI 在互联网路由器中使用的源代码；据称，HUAWEI 和 FUTUREWEI 已从这些路由器中移除了复制的源代码。
在对涉案源代码的一小部分进行有限审查后，中立专家发现，HUAWEI 两组程序指令（“例程”）的源代码与公司1的源代码存在实质相似，或者系从公司1的源代码开发或衍生而来：
“很明显，华为代码的部分内容与……存在实质性相似，并且已经构成版权侵权。”
具体而言，中立专家认定，“结论是不可避免的”：HUAWEI 源代码中的一个例程“与[公司1]的[源代码]存在实质性相似，并且已经被盗用”。
对于另外四个编程例程，中立专家同意公司1的意见，即这些例程的部分内容“系从[公司1]源代码复制而来”，其中一个例程“被完整复制，仅进行了轻微修改”。
22. 约自2002年4月至2002年12月期间，FUTUREWEI 在美国销售包含公司1���代码的 HUAWEI 路由器。
FUTUREWEI 和 HUAWEI 为妨碍与公司1之间民事诉讼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提交含有虚假信息的声明以及销毁盗用行为的证据，其目的在于节省诉讼成本，并避免可能采取的监管或执法行动。
B. 公司2
23. 约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一名工程师（“Engineer-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试图盗用一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北区的美国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公司2”），并将该知识产权提供给 HUAWEI；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Engineer-1 当时受雇于公司2。
24. 至迟于2001年10月，鉴于 Engineer-1 受雇于公司2，HUAWEI 已将 Engineer-1 确定为招募对象。
在2001年10月9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邮件主题为“[公司2] [Engineer-1] visit in Huawei”（“[公司2] [Engineer-1]访问华为”），一名 HUAWEI 员工写道，Engineer-1 在公司2工作，并称：
“[他]拥有40多项专利。去年，[Engineer-1]在华为与[个人1]及[华为首席战略营销官（‘个人2’），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会面时，[个人1]邀请[Engineer-1]加入华为。考虑到他的团队成员（超过10人），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现在，他来寻求在几个产品方面与华为合作的机会。他将在10月20日左右来到中国，希望与个人2以及华为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会面。”
该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回复称：
“目前，我们可以与他沟通，看看他是否有初步的合作计划或方案，以及希望在哪些产品方面开展合作。”
作为此次招募行动的一部分，约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Engineer-1 曾多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个人1及 HUAWEI 的其他高管亲自会面。
25. 例如，约在2003年2月，Engineer-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个人1会面。
2003年3月3日左右，Engineer-1 向个人1及另一名 HUAWEI 员工发送电子邮件，写道：
“随附的是您要求提供的有关[公司2基站技术]规格的那些文件[原文如此]。”
该电子邮件附有一份50页的文件，其中载有由公司2制��、用于无线网络的基站技术规格。
该文件每一页均标有“[公司2]机密财产”（“[Company 2] Confidential Property”）字样。
文件封面写明：
“本文件及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属于[公司2]的机密信息，不得在[公司2]之外使用、发表、披露或传播。”
C. 公司3
26. 约在2004年7月，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一场贸易展会上，一名 HUAWEI 员工（“个人3”）——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在展会结束、展台已经关闭后的深夜，被发现身处一家技术公司的展位内（“公司3”）；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个人3当时正在拆除一台网络设备的外壳，并拍摄其内部电路的照片。
个人3佩戴的证件将其雇主列为“Weihua”，即将 HUAWEI 的音节顺序颠倒后的拼写。
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与公司3的正式通信中，HUAWEI 声称个人3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贸易展会，其试图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未经华为授权”。
根据路透社刊载的一份据称为官方声明的内容，HUAWEI 声称：
“这是一名此前从未前往美国的初级���程师。他的行为并不代表华为的文化或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3约在2012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简历称，他自1997年至2004年7月该事件发生时，一直担任 HUAWEI 的“高级研发工程师”（“senior R&D Engineer”）。
27. 盗用公司3知识产权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使 HUAWEI 在开发自身网络设备时节省研发成本。
D. 公司4
28. 约在2009年，HUAWEI 和 FUTUREWEI 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盗用与天线有关的技术；该天线用于提供蜂窝电话及数据服务。
该技术由一家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及纽约州西区开展业务的技术公司开发（“公司4”）；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29. 约在2009年9月，FUTUREWEI 与公司4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NDA”），该协议禁止 FUTUREWEI 将公司4提供的机密信息用于 FUTUREWEI 自身利益，或用于对公司4造成竞争上的不利影响。
30. 2009年9月21日左右，公司4向 HUAWEI 和 FUTUREWEI 提供了一份有关公司4专有技术的演示。
该技术旨在改善蜂窝电话与用于提供蜂窝电话及数据服务的天线之间的接收效果，并属于公司4的商业秘密��
演示文稿中的每一张幻灯片均标有“商业机密”（“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此后，公司4应 FUTUREWEI 一名工程师（“Engineer-2”）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提供了有关该技术的信息。
31. HUAWEI 和 FUTUREWEI 表面上对与公司4建立潜在合作关系表示热情，但暗中开展工作，企图盗用根据保密协议提供的公司4技术。
2009年9月21日，即公司4向 HUAWEI 和 FUTUREWEI 提供上述演示的同一天，一名 HUAWEI 员工向 FUTUREWEI 的 Engineer-2 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对公司4所介绍的技术感兴趣。
2009年10月23日和10月26日左右，Engineer-2 向同事发送两封电子邮件，表示他对公司4技术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有一些关于如何实施该技术的想法。
2009年10月30日左右，FUTUREWEI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份临时专利申请，该申请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并依赖于公司4的知识产权。
32. 约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HUAWEI 从销售包含从公司4盗用的知识产权的产品中获得了约2,200万美元的收入。
E. 公司5
33. 约在2012年和2013年，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从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区的美国无线网络运营商（“公司5”）盗用机器人技术；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2012年5月，HUAWEI DEVICE USA 要求公司5向 HUAWEI DEVICE USA 出售或许可其用于测试手机的专有机器人系统；公司5拒绝了该请求。
此后，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开始开发自己的机器人手机测试系统，并指示 HUAWEI DEVICE USA 的员工提供有关公司5技术的详细信息，以支持该项工作。
34. 自约2012年8月起，HUAWEI DEVICE USA 与公司5签署了一系列保密协议，允许部分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进入公司5的机器人实验室。
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的员工滥用这一受限制的���问权限，以盗用公司5的技术。
在2012年11月6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名 HUAWEI 工程师向一名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指示：
“[这封电子邮件]只是善意提醒我们需要哪些信息，以便建立我们自己的机器人系统，并请反馈附件中所需的信息……”
该电子邮件附件是一份文件，要求提供有关机器人硬件组件和软件系统技术规格的信息。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回复：
“[HUAWEI DEVICE USA 的工程师]已经进入了[公司5]机器人实验室……他们知道[公司5]机器人如何工作以及系统信息。我要求他们详细写下这些信息，然后发送给[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35. 约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期间，为回应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提出的技术问题，HUAWEI DEVICE USA 员工从公司5的安全实验室内部拍摄了公司5机器人及其软件界面系统的多张照片，并将这些照片发送给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该行为违反了相关保密���议。
约在2013年1月，HUAWEI DEVICE USA 建议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派遣自己的工程师前往公司5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实验室：
“你们将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
约在2013年3月至4月期间，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继续开发自己的机器人，同时指示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提供更多有关公司5机器人方面的信息。
36. 约在2013年5月，HUAWEI 将一名从事机器人项目的工程师（“Engineer-3”）——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派往美国。
Engineer-3 向 HUAWEI DEVICE USA 写信，将其此次行程描述为：
“前往[公司5]实验室进行侦察并获取测量数据。”
37. 2013年5月13日至14日左右，获准进入公司5实验室的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不当使用其证件，使 Engineer-3 得以进入实验室。
进入实验室后，Engineer-3 对机器人进行拍照并收集技术信息，随后公司5人员发现这一违规行为并将其护送出设施。
随后，Engineer-3 将其不当获取的照片和技术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的人员。
38. 2013年5月29日左右，一名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进入实验室，并秘密地将一个机器人机械臂放入笔记本电脑包中，将该机器人机械臂带离实验室。
公司5发现该盗窃行为后，在机器人机械臂归还公司5之前，Engineer-3 对该机器人机械臂进行了测量，并将照片和测量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的工程师。
39. 2013年8月13日左右，HUAWEI DEVICE USA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Investigation Report”），据称该报告总结了针对上述��司5机器人实验室不当行为所进行的内部调查结果。
HUAWEI DEVICE USA 随后向公司5提供了该报告的副本。
该报告虚假地将 Engineer-3 和 HUAWEI DEVICE USA 在2013年5月实施的行为描述为“孤立事件”（“isolated incidents”），并将 Engineer-3 的行为称为“一时失当”（“moment of indiscretion”）。
此外，一名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向公司5虚假表示，讨论公司5机器人的电子邮件“不多”（“not a lot of emails”）。
然而，事实上，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之间存在大量电子邮件往来，其中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员工指示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盗用公司5的信息。
40. 2014年5月19日左右，HUAWEI 向公司5发送一封信，说明针对 Engineer-3 和 HUAWEI DEVICE USA 行为所采取的纪律措施，并声称 HUAWEI 不认可这些行为，同时声称尊重知识产权是 HUAWEI 的“核心原则”（“core principles”）之一。
41. 公司5最终对 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提起民事诉讼。
42. 盗用公司5知识产权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使 HUAWEI DEVICE 在开发用于测试 HUAWEI DEVICE 原型产品的自有测试机器人时节省研发成本。
妨碍与公司5之间民事诉讼的行为，例如就相关电子邮件往来数量作出不实陈述，其目的在于节省诉讼成本，并避免受到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审查。
F. 公司6
43. 约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HUAWEI 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从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区、从事存储硬件架构开发的美国公司（“公司6”）盗用技术；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44. 公司6成立后不久——公司6是 HUAWEI 在存储硬件架构设计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HUAWEI 制定了一项公司战略，旨在盗用公司6的专有技术。
约在2015年，一份 HUAWEI 内部演示文稿阐述了针对公司6所计划采取的“对策”（“countermeasures”），其中包括“持续从[公司6]招募人员”，以造成公司6的“内部混乱”（“internal turmoil”）。
同一份文件还包含公司6的组织架构图，列出了位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6员工的姓名及薪酬信息。
45. 作为盗用公司6技术计划的一部分，HUAWEI 邀请公司6的负责人于约2015年6月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就公司6有关固态硬盘架构的技术进行演示；固态硬盘是一种数据存储设备。
演示结束后，HUAWEI 要求取得公司6在演示中使用的幻灯片文件；在相关沟通过程中，HUAWEI 虚假地表示有意与公司6建立商业关系。
在 HUAWEI 口头承诺将对幻灯片文件所含信息予以保密后——包括 HUAWEI 不会将这些信息分享给当时正在开发竞争技术的 HUAWEI 子公司——公司6向 HUAWEI 发送了一份幻灯片文件副本。
公司6提供的幻灯片每一页均标有“专有和机密”（“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字样。
HUAWEI 收到幻灯片文件后立即将其分发给 HUAWEI 工程师，包括当时正在开发与公司6产品和服务直接竞争的技术的子公司的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讨论了公司6的技术进展，并认为这些进展���以应用于当时正在设计的 HUAWEI 自有原型产品。
这些行为与 HUAWEI 此前所表达的、拟与公司6建立商业关系的意图并不一致。
46. 根据 HUAWEI 轮值主席的指示，一名 HUAWEI 工程师（“Engineer-4”）——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于2016年夏季前往公司6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区的总部。
根据发送给公司6的一则消息，Engineer-4 寻求此次会面的原因是：
“我们正在选择……贵公司或[一家竞争对手]，为我们下一代硬盘开发[固态硬盘]磁盘。”
Engineer-4 与公司6的一名负责人——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会面；该负责人对公司6的架构设计计划进行了口头介绍。
随后，Engineer-4 撰写了一封 HUAWEI 内部电子邮件，并附上一份幻灯片演示，其中详细介绍了公司6的部分知识产权。
该电子邮件写道：
“我们关于[固态硬盘]和控制器协调的想法很好，但我们的行动稍微晚了一些。”
47. HUAWEI 没有就 Engineer-4 向公司6所表示的、HUAWEI 有意考虑购买公司6产品或服务一事采取后续行动。
相反，HUAWEI 试图在不直接与公司6接洽的情况下获得公司6的非公开技术。
例如，两名 HUAWEI 员工——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其中包括 HUAWEI 芯片设计团队的一名负责人——向公司6的通用电子邮箱发送邮件，并未隐瞒其与 HUAWEI 的关联，请求获得当时尚未公开上市的公司6产品样品。
公司6没有回应这些电子邮件请求；公司6认为这些请求属于不寻常的商业行为，并可能是企图盗用公司6受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
48. HUAWEI 利用一名代理人获取有关公司6专有技术的信息。
具体而言，一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型大学的教授（“教授”）——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代表 HUAWEI 获取了公司6的专有技术。
约在2017年初的一份 HUAWEI 内部文件详细说明了利用此类代理人帮助 HUAWEI 实现逆向工程公司6非公开技术目标的必要性：“[公司6]控制器芯片的内部信息对我们并不开放，而[公司6]的公开信息相对有限；我们缺乏有效的工程方法进行逆向分析。”
该文件要求建立：“逆向分析工程团队和实验室”
并依赖“外部资源”，例如该教授，由其提供：“第三方分析材料”
以及：“外部信息”。
49. 约在2016年12月，HUAWEI 与教授签订了一份合同，要求教授开发用于存储硬件的原型软件。
同月，教授联系公司6，要求获得一块包含公司6专有芯片的原型板（“板卡”），用于研究目的。
教授在任何时候均未向公司6披露其与 HUAWEI 所签合同的存在，亦未披露其与 HUAWEI 的关系。
50. 约在2017年2月，公司6同意向教授许可一块板卡。
如果教授披露其与 HUAWEI 的关系，公司6本不会同意向教授提供板卡，因为 HUAWEI 是公司6在存储架构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
后续待读
![NothingNonameNo's tweet photo.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被告的起诉��中文翻译（二）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接上一
21. 作为诉讼的一部分，双方同意由一名中立专家审查公司1所使用的源代码，以及 HUAWEI 在互联网路由器中使用的源代码；据称，HUAWEI 和 FUTUREWEI 已从这些路由器中移除了复制的源代码。
在对涉案源代码的一小部分进行有限审查后，中立专家发现，HUAWEI 两组程序指令（“例程”）的源代码与公司1的源代码存在实质相似，或者系从公司1的源代码开发或衍生而来：
“很明显，华为代码的部分内容与……存在实质性相似，并且已经构成版权侵权。”
具体而言，中立专家认定，“结论是不可避免的”：HUAWEI 源代码中的一个例程“与[公司1]的[源代码]存在实质性相似，并且已经被盗用”。
对于另外四个编程例程，中立专家同意公司1的意见，即这些例程的部分内容“系从[公司1]源代码复制而来”，其中一个例程“被完整复制，仅进行了轻微修改”。
22. 约自2002年4月至2002年12月期间，FUTUREWEI 在美国销售包含公司1���代码的 HUAWEI 路由器。
FUTUREWEI 和 HUAWEI 为妨碍与公司1之间民事诉讼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提交含有虚假信息的声明以及销毁盗用行为的证据，其目的在于节省诉讼成本，并避免可能采取的监管或执法行动。
B. 公司2
23. 约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一名工程师（“Engineer-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试图盗用一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北区的美国技术公司的知识产权（“公司2”），并将该知识产权提供给 HUAWEI；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Engineer-1 当时受雇于公司2。
24. 至迟于2001年10月，鉴于 Engineer-1 受雇于公司2，HUAWEI 已将 Engineer-1 确定为招募对象。
在2001年10月9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邮件主题为“[公司2] [Engineer-1] visit in Huawei”（“[公司2] [Engineer-1]访问华为”），一名 HUAWEI 员工写道，Engineer-1 在公司2工作，并称：
“[他]拥有40多项专利。去年，[Engineer-1]在华为与[个人1]及[华为首席战略营销官（‘个人2’），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会面时，[个人1]邀请[Engineer-1]加入华为。考虑到他的团队成员（超过10人），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现在，他来寻求在几个产品方面与华为合作的机会。他将在10月20日左右来到中国，希望与个人2以及华为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会面。”
该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回复称：
“目前，我们可以与他沟通，看看他是否有初步的合作计划或方案，以及希望在哪些产品方面开展合作。”
作为此次招募行动的一部分，约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Engineer-1 曾多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个人1及 HUAWEI 的其他高管亲自会面。
25. 例如，约在2003年2月，Engineer-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个人1会面。
2003年3月3日左右，Engineer-1 向个人1及另一名 HUAWEI 员工发送电子邮件，写道：
“随附的是您要求提供的有关[公司2基站技术]规格的那些文件[原文如此]。”
该电子邮件附有一份50页的文件，其中载有由公司2制��、用于无线网络的基站技术规格。
该文件每一页均标有“[公司2]机密财产”（“[Company 2] Confidential Property”）字样。
文件封面写明：
“本文件及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属于[公司2]的机密信息，不得在[公司2]之外使用、发表、披露或传播。”
C. 公司3
26. 约在2004年7月，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的一场贸易展会上，一名 HUAWEI 员工（“个人3”）——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在展会结束、展台已经关闭后的深夜，被发现身处一家技术公司的展位内（“公司3”）；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个人3当时正在拆除一台网络设备的外壳，并拍摄其内部电路的照片。
个人3佩戴的证件将其雇主列为“Weihua”，即将 HUAWEI 的音节顺序颠倒后的拼写。
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与公司3的正式通信中，HUAWEI 声称个人3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贸易展会，其试图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未经华为授权”。
根据路透社刊载的一份据称为官方声明的内容，HUAWEI 声称：
“这是一名此前从未前往美国的初级���程师。他的行为并不代表华为的文化或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3约在2012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简历称，他自1997年至2004年7月该事件发生时，一直担任 HUAWEI 的“高级研发工程师”（“senior R&D Engineer”）。
27. 盗用公司3知识产权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使 HUAWEI 在开发自身网络设备时节省研发成本。
D. 公司4
28. 约在2009年，HUAWEI 和 FUTUREWEI 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盗用与天线有关的技术；该天线用于提供蜂窝电话及数据服务。
该技术由一家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及纽约州西区开展业务的技术公司开发（“公司4”）；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29. 约在2009年9月，FUTUREWEI 与公司4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NDA”），该协议禁止 FUTUREWEI 将公司4提供的机密信息用于 FUTUREWEI 自身利益，或用于对公司4造成竞争上的不利影响。
30. 2009年9月21日左右，公司4向 HUAWEI 和 FUTUREWEI 提供了一份有关公司4专有技术的演示。
该技术旨在改善蜂窝电话与用于提供蜂窝电话及数据服务的天线之间的接收效果，并属于公司4的商业秘密��
演示文稿中的每一张幻灯片均标有“商业机密”（“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此后，公司4应 FUTUREWEI 一名工程师（“Engineer-2”）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提供了有关该技术的信息。
31. HUAWEI 和 FUTUREWEI 表面上对与公司4建立潜在合作关系表示热情，但暗中开展工作，企图盗用根据保密协议提供的公司4技术。
2009年9月21日，即公司4向 HUAWEI 和 FUTUREWEI 提供上述演示的同一天，一名 HUAWEI 员工向 FUTUREWEI 的 Engineer-2 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对公司4所介绍的技术感兴趣。
2009年10月23日和10月26日左右，Engineer-2 向同事发送两封电子邮件，表示他对公司4技术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有一些关于如何实施该技术的想法。
2009年10月30日左右，FUTUREWEI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份临时专利申请，该申请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并依赖于公司4的知识产权。
32. 约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HUAWEI 从销售包含从公司4盗用的知识产权的产品中获得了约2,200万美元的收入。
E. 公司5
33. 约在2012年和2013年，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从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区的美国无线网络运营商（“公司5”）盗用机器人技术；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2012年5月，HUAWEI DEVICE USA 要求公司5向 HUAWEI DEVICE USA 出售或许可其用于测试手机的专有机器人系统；公司5拒绝了该请求。
此后，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开始开发自己的机器人手机测试系统，并指示 HUAWEI DEVICE USA 的员工提供有关公司5技术的详细信息，以支持该项工作。
34. 自约2012年8月起，HUAWEI DEVICE USA 与公司5签署了一系列保密协议，允许部分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进入公司5的机器人实验室。
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的员工滥用这一受限制的���问权限，以盗用公司5的技术。
在2012年11月6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一名 HUAWEI 工程师向一名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指示：
“[这封电子邮件]只是善意提醒我们需要哪些信息，以便建立我们自己的机器人系统，并请反馈附件中所需的信息……”
该电子邮件附件是一份文件，要求提供有关机器人硬件组件和软件系统技术规格的信息。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回复：
“[HUAWEI DEVICE USA 的工程师]已经进入了[公司5]机器人实验室……他们知道[公司5]机器人如何工作以及系统信息。我要求他们详细写下这些信息，然后发送给[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35. 约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期间，为回应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提出的技术问题，HUAWEI DEVICE USA 员工从公司5的安全实验室内部拍摄了公司5机器人及其软件界面系统的多张照片，并将这些照片发送给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该行为违反了相关保密���议。
约在2013年1月，HUAWEI DEVICE USA 建议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派遣自己的工程师前往公司5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实验室：
“你们将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
约在2013年3月至4月期间，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继续开发自己的机器人，同时指示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提供更多有关公司5机器人方面的信息。
36. 约在2013年5月，HUAWEI 将一名从事机器人项目的工程师（“Engineer-3”）——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派往美国。
Engineer-3 向 HUAWEI DEVICE USA 写信，将其此次行程描述为：
“前往[公司5]实验室进行侦察并获取测量数据。”
37. 2013年5月13日至14日左右，获准进入公司5实验室的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不当使用其证件，使 Engineer-3 得以进入实验室。
进入实验室后，Engineer-3 对机器人进行拍照并收集技术信息，随后公司5人员发现这一违规行为并将其护送出设施。
随后，Engineer-3 将其不当获取的照片和技术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的人员。
38. 2013年5月29日左右，一名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进入实验室，并秘密地将一个机器人机械臂放入笔记本电脑包中，将该机器人机械臂带离实验室。
公司5发现该盗窃行为后，在机器人机械臂归还公司5之前，Engineer-3 对该机器人机械臂进行了测量，并将照片和测量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的工程师。
39. 2013年8月13日左右，HUAWEI DEVICE USA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Investigation Report”），据称该报告总结了针对上述��司5机器人实验室不当行为所进行的内部调查结果。
HUAWEI DEVICE USA 随后向公司5提供了该报告的副本。
该报告虚假地将 Engineer-3 和 HUAWEI DEVICE USA 在2013年5月实施的行为描述为“孤立事件”（“isolated incidents”），并将 Engineer-3 的行为称为“一时失当”（“moment of indiscretion”）。
此外，一名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向公司5虚假表示，讨论公司5机器人的电子邮件“不多”（“not a lot of emails”）。
然而，事实上，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之间存在大量电子邮件往来，其中 HUAWEI 和 HUAWEI DEVICE 员工指示 HUAWEI DEVICE USA 员工盗用公司5的信息。
40. 2014年5月19日左右，HUAWEI 向公司5发送一封信，说明针对 Engineer-3 和 HUAWEI DEVICE USA 行为所采取的纪律措施，并声称 HUAWEI 不认可这些行为，同时声称尊重知识产权是 HUAWEI 的“核心原则”（“core principles”）之一。
41. 公司5最终对 HUA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 提起民事诉讼。
42. 盗用公司5知识产权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使 HUAWEI DEVICE 在开发用于测试 HUAWEI DEVICE 原型产品的自有测试机器人时节省研发成本。
妨碍与公司5之间民事诉讼的行为，例如就相关电子邮件往来数量作出不实陈述，其目的在于节省诉讼成本，并避免受到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审查。
F. 公司6
43. 约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HUAWEI 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从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区、从事存储硬件架构开发的美国公司（“公司6”）盗用技术；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44. 公司6成立后不久——公司6是 HUAWEI 在存储硬件架构设计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HUAWEI 制定了一项公司战略，旨在盗用公司6的专有技术。
约在2015年，一份 HUAWEI 内部演示文稿阐述了针对公司6所计划采取的“对策”（“countermeasures”），其中包括“持续从[公司6]招募人员”，以造成公司6的“内部混乱”（“internal turmoil”）。
同一份文件还包含公司6的组织架构图，列出了位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6员工的姓名及薪酬信息。
45. 作为盗用公司6技术计划的一部分，HUAWEI 邀请公司6的负责人于约2015年6月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就公司6有关固态硬盘架构的技术进行演示；固态硬盘是一种数据存储设备。
演示结束后，HUAWEI 要求取得公司6在演示中使用的幻灯片文件；在相关沟通过程中，HUAWEI 虚假地表示有意与公司6建立商业关系。
在 HUAWEI 口头承诺将对幻灯片文件所含信息予以保密后——包括 HUAWEI 不会将这些信息分享给当时正在开发竞争技术的 HUAWEI 子公司——公司6向 HUAWEI 发送了一份幻灯片文件副本。
公司6提供的幻灯片每一页均标有“专有和机密”（“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字样。
HUAWEI 收到幻灯片文件后立即将其分发给 HUAWEI 工程师，包括当时正在开发与公司6产品和服务直接竞争的技术的子公司的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讨论了公司6的技术进展，并认为这些进展���以应用于当时正在设计的 HUAWEI 自有原型产品。
这些行为与 HUAWEI 此前所表达的、拟与公司6建立商业关系的意图并不一致。
46. 根据 HUAWEI 轮值主席的指示，一名 HUAWEI 工程师（“Engineer-4”）——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于2016年夏季前往公司6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区的总部。
根据发送给公司6的一则消息，Engineer-4 寻求此次会面的原因是：
“我们正在选择……贵公司或[一家竞争对手]，为我们下一代硬盘开发[固态硬盘]磁盘。”
Engineer-4 与公司6的一名负责人——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会面；该负责人对公司6的架构设计计划进行了口头介绍。
随后，Engineer-4 撰写了一封 HUAWEI 内部电子邮件，并附上一份幻灯片演示，其中详细介绍了公司6的部分知识产权。
该电子邮件写道：
“我们关于[固态硬盘]和控制器协调的想法很好，但我们的行动稍微晚了一些。”
47. HUAWEI 没有就 Engineer-4 向公司6所表示的、HUAWEI 有意考虑购买公司6产品或服务一事采取后续行动。
相反，HUAWEI 试图在不直接与公司6接洽的情况下获得公司6的非公开技术。
例如，两名 HUAWEI 员工——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其中包括 HUAWEI 芯片设计团队的一名负责人——向公司6的通用电子邮箱发送邮件，并未隐瞒其与 HUAWEI 的关联，请求获得当时尚未公开上市的公司6产品样品。
公司6没有回应这些电子邮件请求；公司6认为这些请求属于不寻常的商业行为，并可能是企图盗用公司6受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
48. HUAWEI 利用一名代理人获取有关公司6专有技术的信息。
具体而言，一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型大学的教授（“教授”）——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代表 HUAWEI 获取了公司6的专有技术。
约在2017年初的一份 HUAWEI 内部文件详细说明了利用此类代理人帮助 HUAWEI 实现逆向工程公司6非公开技术目标的必要性：“[公司6]控制器芯片的内部信息对我们并不开放，而[公司6]的公开信息相对有限；我们缺乏有效的工程方法进行逆向分析。”
该文件要求建立：“逆向分析工程团队和实验室”
并依赖“外部资源”，例如该教授，由其提供：“第三方分析材料”
以及：“外部信息”。
49. 约在2016年12月，HUAWEI 与教授签订了一份合同，要求教授开发用于存储硬件的原型软件。
同月，教授联系公司6，要求获得一块包含公司6专有芯片的原型板（“板卡”），用于研究目的。
教授在任何时候均未向公司6披露其与 HUAWEI 所签合同的存在，亦未披露其与 HUAWEI 的关系。
50. 约在2017年2月，公司6同意向教授许可一块板卡。
如果教授披露其与 HUAWEI 的关系，公司6本不会同意向教授提供板卡，因为 HUAWEI 是公司6在存储架构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
后续待读](https://pbs.twimg.com/media/HSfVK2aWcAAS-y6.jpg)
美国政府起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四被告的起诉书中文翻译（一）
（根据法庭公布文件AI翻译 ）
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
纽约布鲁克林办公室
美利坚合众国
— 诉 —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UAWEI DEVICE CO., LTD.（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HUAWEI DEVICE USA INC.（华为终端美国有限公司）、
FUTUREWEI TECHNOLOGIES, INC.（未来威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
取代起诉书
Cr. No. 18-457 (S-4) (AMD)
（依据第18编《美国法典》第371、981(a)(1)、982(a)(1)、982(a)(2)(A)、982(b)(1)、1343、1344、1349、1512(k)、1832(a)(5)、1832(b)、1956(h)、1962(d)、1963(a)、1963(m)、2323(b)(1)、2323(b)(2)、2及3551及以下各条；第21编《美国法典》第853(p)条；第28编《美国法典》第2461(c)条；第50编《美国法典》第1702、1705(a)及1705(c)条）
大陪审团指控：
引言
在本取代起诉书所涉的全部相关期间内，除非另有说明：
I. 被告
1. 被告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HUAWEI”） 是一家全球性的网络、通信及服务公司，总部位于中华人���共和国（“PRC”）广东省深圳市。在本取代起诉书所指控的行为发生期间，HUAWEI 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HUAWEI 由其���公司 Huawei Investment & Holdings Co., Ltd.（“Huawei Holdings”） 及该公司的前身实体所有；Huawei Holdings 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
2. 被告 HUAWEI DEVICE CO., LTD.（“HUAWEI DEVICE”） 是一家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无线电话设计和制造的公司。HUAWEI DEVICE 是 HUAWEI 的子公司。
3. 被告 HUAWEI DEVICE USA INC.（“HUAWEI DEVICE USA”） 是一家通信产品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被告 FUTUREWEI TECHNOLOGIES, INC.（“FUTUREWEI”） 是一家研发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二者均为 HUAWEI 及 Huawei Holdings 的子公司。
4. Skycom Tech Co., Ltd.（“Skycom”） 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公司，其主要业务位于伊朗。Skycom 作为 HUAWEI 设在伊朗的子公司运营。截至2007年，Huawei Holdings 通过一家子公司（“Huawei Subsidiary 1”）持有 Skycom；该实体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约在2007年11月，Huawei Subsidiary 1 将其持有的 Skycom 股份转让给另一实体（“Huawei Subsidiary 2”）；该实体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该实体据称是该交易中的第三方，但实际上由 HUAWEI 控制。
在 Huawei Subsidiary 1 将 Skycom 股份转让给 Huawei Subsidiary 2 后，HUAWEI 虚假声称 Skycom 是 HUAWEI 在伊朗的当地商业伙伴，而不是 HUAWEI 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之一。
5. 被告 HUAWEI 的首席财务官（“Huawei CFO”）是一名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的个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Huawei CFO 至少自约2010年起担任华为首席财务官。约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Huawei CFO 曾担任 Skycom 董事会成员。此后，Huawei CFO 担任 HUAWEI 董事会副主席及轮值主席。
II. 盗用知识产权的计划
6. 至少自约2000年至约2020年2月期间，被告 HUAWEI、FUTUREWEI、HUAWEI DEVICE 和 HUAWEI DEVICE USA（合称“IP 被告”）以及其他人员实施了一项计划，通过蓄意并反复盗用总部设在美国或在美国设有办事处的公司（“受害公司”）的知识产权并将其用于商业用途，以经营和发展 HUAWEI 及其母公司、全球关联公司和子公司的全球业务。
通过盗用受害公司的知识产权，IP 被告直接和间接获得收入，包括通过销售含有被窃知识产权的产品而获益，以及节省研发成本；IP 被告同意将该等收入用于建立和运营 HUAWEI 及其母公司、全球关联公司和子公司的全球业务，包括在美国境内的业务。
7. 受害公司被盗用的知识产权包括或包含《美国法典》第18编第1839(3)条所定义的商业秘密信息以及其他机密和非公开知识产权。
为防止商业秘密信息及其他知识产权遭到披露，各受害公司均采取了合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实体、电子和网络安全措施，公司政策和培训，以及法律协议和合同。
IP 被告认为，被盗用的知识产权包括或包含商业秘密信息，并且明知且意图通过此类盗用行为损害受害公司。
8. 受害公司被盗用的知识产权包括在180日期间内价值超过2,500美元的10份或以上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复制件，该等作品属于并符合《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9条所定义和规定的范围。
IP 被告明知并意图通过盗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而损害受害公司。
9. 为取得受害公司的知识产权，IP 被告有时会与知识产权所有人签订保密协议，随后违反该等保密协议的条款，将知识产权盗用于 IP 被告自身的商业用途。
IP 被告还试图招募受害公司的员工，以获取其前雇主的知识产权；IP 被告并指示和激励其自身员工从其他公司窃取知识产权。
10. 在其他情况下，IP 被告利用教授、研究机构工作人员或第三方公司等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声称并非代表 IP 被告工作，以获取受害公司的非公开知识产权。
这些代理人随后未经许可地向 IP 被告提供受害公司的非公开专有信息。
11. 为了进一步获得受害公司的非公开知识产权，HUAWEI 于2013年制定了一项正式政策，建立奖金计划，以奖励从竞争对手处取得机密信息的员工。
根据该政策，HUAWEI 建立了正式的奖励标准，根据所获得信息的价值，向 HUAWEI 关联公司的员工支付奖金，以奖励其从竞争对手处窃取信息的行为。
员工被要求将从其他公司获得的机密信息发布到 HUAWEI 内部网站；对于特别敏感的信息，则向一个专门的 https://t.co/X5D98h5ihg 电子邮箱发送加密电子邮件。
一个“竞争管理小组”负责审查所提交的信息，并向提供最有价值被窃信息的员工发放月度奖金。
此外，对于提供最有价值信息的“华为区域部门”（“Huawei Regional Divisions”），还设有半年一次的奖励。
一份描述该计划的备忘录被发送给美国境内的员工。
12. 为避免和尽量减少在美国可能承担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并因此更容易地建立和运营 HUAWEI 在美国的业务，IP 被告实施了一系列妨碍行为。
在涉及 IP 被告涉嫌盗用知识产权的民事诉讼之前以及诉讼过程中，IP 被告以宣誓书或内部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供虚假信息，以尽量减少因盗用知识产权而可能承担的责任。
同样，IP 被告指示员工向执法部门隐瞒信息。
例如，一份标有“绝密”（“Top Secret”）字样的 HUAWEI 官方手册指示某些为 HUAWEI 工作的人员，在与外国执法官员接触时隐瞒其在 HUAWEI 的雇佣关系。
13. 为避免民事和刑事责任以及声誉���害，当面对其不当行为的证据时，IP 被告公开将不当行为归咎于 HUAWEI 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中据称擅自行动的低级别员工。
14. HUAWEI、HUAWEI DEVICE USA 和 FUTUREWEI 同意使用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所得的收益，在美国境内外建立和运营 HUAWEI 及其母公司、全球关联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
同样，HUAWEI、HUAWEI DEVICE USA 和 FUTUREWEI 同意从被盗知识产权产生的成本节约中获益，以更快地���行创新，从而在美国境内外建立和运营 HUAWEI 及其母公司、全球关联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
15. 作为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建立和运营 HUAWEI 及其母公司、全球关联公司和子公司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并为避免美国政府机构或其他私人主体对其计划进行干预，HUAWEI、HUAWEI DEVICE USA 和 FUTUREWEI 反复向美国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虚假陈述。
这些美国政府机构是 HUAWEI、HUAWEI DEVICE USA 和 FUTUREWEI 寻求监管授权的机构，而相关授权将有助于发展 IP 被告在美国的业务。
这些虚假陈述涉及知识产权的盗用及随后商业使用的情况，以及其他犯罪活动，包括 HUAWEI 在伊朗等高风险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的性质和范围。
HUAWEI、HUAWEI DEVICE USA 和 FUTUREWEI 还向其寻求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作出了类似的重大虚假陈述。
A. 公司1
16. 约自2000年起，被告 HUAWEI 和 FUTUREWEI 从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区的��国技术公司（“公司1”）盗用了互联网路由器操作系统源代码、命令行界面（即用于与路由器通信的文本命令结构）以及操作系统手册；该公司的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
HUAWEI 将被盗用的源代码整合进其互联网路由器，而 FUTUREWEI 于约2002年4月至2002年12月期间在美国销售这些路由器。
为此，HUAWEI 和 FUTUREWEI 雇用或试图雇用公司1的员工，并指示这些员工代表被告盗用公司1的源代码。
公司1已经对被 HUAWEI 和 FUTUREWEI 盗用的材料进行了版权登记。
17. HUAWEI 和 FUTUREWEI 在美国公开将其互联网路由器作为公司1互联网路由器的低成本版本进行营销；HUAWEI 和 FUTUREWEI 的路由器具有与公司1销售的路由器相似的型号、用户界面和操作手册。
实际上，HUAWEI 和 FUTUREWEI 的互联网路由器基本上是公司1所销售路由器的直接复制品。
18. 约在2002年12月，公司1的代表通知 HUAWEI 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HUAWEI 创始人（“个人1”）——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有关知识产权被盗用的情况。
经过约一个月的谈判，被告 HUAWEI 和 FUTUREWEI 同意替换部分被盗用源代码的原始版本，并召回美国市场上包含被盗用源代码的产品。
19. 约在2003年，公司1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对被告 HUAWEI 和 FUTUREWEI 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诉讼开始时，HUAWEI 和 FUTUREWEI 声称，其已经从产品中移除了公司1的源代码，并于2003年初召回了含有任何被窃源代码的路由器。
然而，作为此次召回行动的一部分，并为了妨碍民事诉讼，HUAWEI 和 FUTUREWEI 擦除了被召回 HUAWEI 路由器的存储驱动器，然后在公司1能够接触这些路由器之前将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销毁了能够证明 HUAWEI 和 FUTUREWEI 非法行为的证据。
此外，为了销毁证据，FUTUREWEI 试图远程访问已经在美国售出的 HUAWEI 路由器，并删除其中包含的被盗用源代码。
20. 在针对公司1的诉讼中，一名 HUAWEI 执行副总裁——其身份为大陪审团所知悉——代表被告 HUAWEI 和 FUTUREWEI 提交了一份声明，虚假声称被告是从第三方获得公司1源代码的。
HUAWEI 和 FUTUREWEI 向法院提交该虚假声明，是为了通过造成 HUAWEI 并非明知地盗用公司1源代码、而只是从一名慷慨的第三方处获益的假象，降低正在进行的诉讼中可能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后续待读
美国政府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案的起诉书 摘录（Superseding Indictment）
2026年4月20日
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 1:18-cr-00457
ECF编号689
第一部分：诉讼基本信息与被告主体身份（第 1-3 页）
基本案号：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号 Cr. No. 18-457 (S-4) (AMD)，提交日期为 2026 年 4 月 17 日。
被告介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或控股。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HUAWEI DEVICE）：中国境内专门设计和制造无线手机的华为子公司。
华为终端美国公司（HUAWEI DEVICE USA）：位于美国的通信产品制造商，系华为子公司。
富特威技术有限公司（FUTUREWEI TECHNOLOGIES, INC.）：位于美国的研发公司，系华为子公司。
星通讯技术有限公司（Skycom Tech Co., Ltd.）：在香港注册、主要在伊朗运营的公司。起诉书指出，Skycom 实际上是华为的伊朗子公司。华为曾通过复杂的股权转让（将股份转移至受华为控制的“华为子公司 2”），对外虚假宣称 Skycom 只是华为在伊朗的“本地业务合作伙伴”，以此掩盖其从属关系。
华为首席财务官（Huawei CFO）：中国公民，至少自 2010 年起担任华为 CFO，2008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曾担任 Skycom 董事会成员，后担任华为副董事长兼轮值董事长。
第二部分：知识产权盗窃计划（第 3-20 页）
起诉书第二部分详细列举了自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华为及其美国子公司（统称 IP Defendants）通过违约、招募前员工、设立奖励政策等手段，系统性窃取 6 家美国公司（Victim Companies）商业秘密和版权的案件细节：
核心手段：
签订保密协议（NDA）后恶意违反。
挖角受害公司员工，套取前雇主技术。
利用高校教授等第三方“代理人”进行掩护，开展逆向工程。
设立内部奖励制度：华为于 2013 年正式推出奖金政策，鼓励员工窃取竞争对手的机密。员工需将机密上传至华为内部网站或发送至特殊的加密邮箱。由“竞争管理组”评估价值并颁发月度及半年度奖金。
妨碍民事诉讼与执法：在面对美国民事诉讼时，通过销毁证据（如擦除路由器内存盘并将设备运回中国）、远程擦除代码、提交虚假声明（宣称代码来自不知名的第三方）来逃避法律责任。
针对六家美国受害公司的具体指控：
Company 1（公司 1）：盗取路由器操作系统源代码及命令行界面。FUTUREWEI 于 2002 年在美国销售包含盗版代码的路由器。被发现后虽承诺召回，但私下擦除内存、销毁证据，并在法庭上提交虚假声明。
Company 2（公司 2）：华为高管（包括创始人 Individual-1）多次在中国会见该公司工程师（Engineer-1），诱使其提供包含“高度机密”标记的 50 页无线基站技术规范文件。
Company 3（公司 3）：2004 年芝加哥展会闭幕后深夜，华为员工（Individual-3，穿着印有“Weihua”即华为倒写的徽章）被发现潜入该公司展位，拆卸设备并拍摄内部电路。
Company 4（公司 4）：2009 年通过保密协议接触蜂窝天线优化技术后，背地里将其用于向美��专利商标局提交临时专利申请，并通过销售侵权产品获利约 2200 万美元。
Company 5（公司 5）：针对手机测试机器人技术。华为人员先被拒绝合作，随后派工程师（Engineer-3）去其实验室“侦察”并拍照；更有一名美国员工直接将机器人手臂塞进笔记本背包偷出实验室进行测量。
Company 6（公司 6）：针对固态硬盘架构设计商。华为不仅制定“对抗策略”通过挖角引发其内部动荡，还利用中国某高校教授（The Professor）作为隐蔽代理人，以研究名义骗取该公司受版权和保密协议保护的芯片原型板（Board）及测试数据。
第三部分：向美国政府做出的虚假陈述（第 20-22 页）
2007 年 FBI 讯问：华为创始人（Individual-1）在纽约接受 FBI 采访时，虚假宣称华为从未违反美国出口法律、从未直接与伊朗公司进行交易，并谎称对 Company 1 的诉讼华为已经“获胜”。
2012 年美国国会 HPSCI 调查：
华为高级副总裁兼北美总裁在国会作证时，就盗取 Company 1 源代码一事做伪证，谎称代码是“从互联网上公开获得的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的”。
虚假宣称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完全合规且仅限民用”，隐瞒了其向伊朗政府提供用于 2009 年德黑���抗议活动中监控、识别和拘留示威者的监控技术的事实。
提交虚假图表，隐瞒华为自 2008 年起在朝鲜开展的大量电信项目。
第��部分：金融机构欺诈与隐瞒制裁违规（第 22-30 页）
涉及的受害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ution 1（及其美国受环保/存款保险保障的子公司 U.S. Subsidiary 1）、Financial Institution 2、Financial Institution 3 等跨国大银行。
Skycom 欺诈计划：华为利用 Skycom 作为非官方子公司，规避美欧及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ITSR），获取受限制的美国原产货物、技术及银行服务。
对银行的系统性欺诈：
华为向金融机构反复谎称其在伊朗的业务合规、与 Skycom 仅为“正常商业合作”、华为 CFO 担任 Skycom 董事只是为了解财务和监督合规。
2013 年 8 月，华为 CFO 向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的高管进行 PPT 演示和陈述时作出了多项虚假保证。次年（2014 年）其入境美国时，被发现在电子设备未分配空间里存有关于伊朗/Skycom 的“建议口径”（Suggested Talking Points）草稿。
通过隐瞒真相，诱使银行继续提供美元和欧元清算服务，通过美国清算了超过 1 亿美元的涉伊交易。
朝鲜业务隐瞒：在面对银行关于朝鲜风险（代号 A9）的质询时予以否认，并在向朝鲜发货时指令“无华为标志（No HW logo）”以掩人耳目。
2017 年银行终止合作后的虚假宣传：当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因风险决定终止全球业务关系时，华为向其他金融机构谎称是“华为主动决定终止”的，以此诱导其他银行扩大与华为的合作。
第五部分：妨碍司法公正与销毁证据（第 30 页）
2017 年得知美国政府开展刑事调查后，华为和华为终端美国公司试图将掌握伊朗业务内情的证人转移回中国（超出美国管辖范围），并在美国境内销毁、隐匿与伊朗业务相关的证据。
第六部分：刑事指控罪名详解（第 30-43 页）
起诉书正式列出了 14 项重罪指控：
Count 1（第一项）：《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共谋罪（RICO Conspiracy, 18 U.S.C. § 1962(d)）——针对华为、华为终端美国公司、富特威。指控其通过盗窃、诈骗、洗钱等模式化违法行为构建并运营“���为企业集团”。
Count 2（第二项）：串谋窃取商业秘密罪（18 U.S.C. § 1832(a)(5)）——针对华为全线主体。
Count 3 & 5 & 7（第��、五、七项）：串谋电汇诈骗及电汇诈骗罪（18 U.S.C. § 1349 / § 1343）——针对受害公司及受害金融机构。
Count 4 & 6（第四、六项）：串谋银行诈骗及银行诈骗罪（18 U.S.C. § 1344）——针对针对 U.S. Subsidiary 1 的金融欺诈。
Count 8（第八项）：串谋欺诈美国政府罪（18 U.S.C. § 371）——指控其通过欺骗手段妨碍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经济制裁法律的执行。
Count 9 至 12（第九至十二项）：串谋违反及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及伊朗制裁条例（ITSR）——指控其违规向伊朗提供美国金融清算服务以及由美国公民（Employee-1）提供的电信服务。
Count 13（第十三项）：洗钱共谋罪（18 U.S.C. § 1956(h)）——指控其为促进违反 IEEPA 的非法活动而在美国内外进行电汇等资金转移。
Count 14（第十四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18 U.S.C. § 1512(k)）——��对华为及华为终端美国公司，指控其串谋阻碍纽约东区联邦大陪审团的调查。
第七部分：财产没收通告（Criminal Forfeiture Allegation, 第 43-49 页）
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结尾明确指出，一旦上述各项罪名（第一项、第二项、第三至七项、第九至十二项、第十三至十四项）罪名成立，美国政府将依据相关联邦法���（如 18 U.S.C. § 1963, § 2323, § 981, § 982 等）寻求对被告涉案财产、违法所得或等值替代财产的强制没收（Forfeiture）。
文件最后由美国纽约东区代理检察官、司法部洗钱与资产没收处、国家安全局出口管制处等相关官员签字确认。
起诉书共 49 页，包含大量法律条款、具体的公司/人员代号及细节证据。
@RFI_TradCn https://t.co/7uV515IPfC
特朗普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却控制不了油价
美国政治最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并不是总统说了什么，而是市场用什么方式回答他。
9月的达拉斯，共和党为2026年中期选举搭起了一座巨大的政治舞台。特朗普站在舞台中央，向选民描绘一个熟悉的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制造业正在回归，民主党正在走向极端，而共和党只需要继续掌握国会，就能把“美国优先”的路线贯彻到底。
然后，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这或许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难处理的一种政治现实：它不需要反驳总统，也不需要在电视上与总统辩论。它只需要出现在加油站。
《华盛顿邮报》把油价突破100美元视为共和党中期选举面临的新挑战。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受到威胁，油价上涨开始从���交政策问题变成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问题。
而这恰恰击中了特朗普政治最敏感的地方。
5000美元，是政治承诺；100美元，是经济现实
特朗普在共和党达拉斯大会上提出，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
这个数字极具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简单、巨大、个人化，而且无需复杂解释。
在他的叙事中，美国人不是在等待一项复杂的财政改革，而是在等待一笔属于自己的“分红”。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究竟从哪里拿出这笔钱？
按照目前的估算，如果覆盖大约2.7亿成年美国人，总规模可能达到1.35万亿美元。AP指出，这一方案不仅需要国会批准，而且在美国已经拥有约40万亿美元国债、年度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问题。
特朗普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习惯把一个制度问题重新包装成一个个人承诺。
���府支出变成“我给你钱”。
贸易政策变成“我让外国人付钱”。
能源政策变成“我让油价下降”。
战争则变成“我会赢，然后油价就会下降”。
这套语言的优势是极其直观。
它把复杂的经济体系压缩成一个人的能力。
但油价偏偏证明了这种压缩存在边界。
总统可以宣布胜利，却不能命令全球原油市场相信胜利已经发生。
油价是特朗普政治最不听话的选民
过去几年，特朗普已经证明自己非常擅长控制政治议程。
移民可以成为议题。
文化战争可以成为议题。
民主党“激进化”可以成为议题。
甚至伊朗战争本身，也可以被重新解释成美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必要行动。
但是消费者最终面对的不是总统的演讲，而是账单。
汽油价格上涨，会进入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上涨，会进入食品、商品和服务价格；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则可能迫使央行重新考���利率路径。
也就是说，一桶油的价格最终可能比一场政治演讲更有效地改变选民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油价100美元对共和党如此危险。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宏观经济指标，而是一种每天都能被感受到的政治。
特朗普可以告诉美国人，战争是为了安全。
但他很难告诉一个每天开车上班的人，为什么安全必须以更高的汽油价格为代价。
更困难的是，特朗普自己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矛盾。
据报道，他表示油价可能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明显下降，并把战争结束与油价回落联系起来。
这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政治时间表：
战争影响油价；
油价影响通胀；
通胀影响选民；
而战争可能要到选举之后才结束。
如果真是如此，共和党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
选民为什么要为今天的经济压力，等待一个选举之后才兑现的承诺？
达拉斯大会暴露了共和党的另一种困境
共和党在达拉斯举办这场非传统的中期选举大会，本身就是一个值���观察的政治信号。
美国政党通常不会在中期选举举行类似总统大选式的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的���心目的，就是把特朗普重新放到共和党竞选的中心。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很符合特朗普。
但从选举策略看，却存在明显风险。
Reuters报道指出，一些处于激烈竞争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选择不参加大会，反映出他们面对的两难：既不能得罪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竞选命运完全绑在总统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特朗普时代政治：
共和党需要特朗普来动员自己的基本盘；
共和党候选人又担心特朗普会把中间选民推向民主党。
于是，特朗普越成为共和党的核心，候选人的自主空间反而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达拉斯大会看起来更像一次“特朗普政治大会”，而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
特朗普本人也在不断强调这一点。
他不是总统候选人。
但他要求选民把这次选举当作对他的投票。
于是，中期选举事实上被重新定义��
它不再只是国会席位的竞争，而越来越像一次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公投。
共和党真正缺少的，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经济故事
达拉斯大会传出的另一个���号，是共和党越来越依赖文化和身份政治。
攻击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攻击跨性别政策，强调移民与治安——这些议题当然可以激发核心选民。
问题在于，它们很难回答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成本仍然这么高？
Reuters对大会的观察尤其值得注意：共和党花费大量时间攻击民主党，却没有同样清晰地回答伊朗战争、油价和生活成本这些选民最直接的问题。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治正在遭遇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矛盾。
他最擅长的是把选举变成一场关于身份、忠诚和敌人的政治战争。
但中期选举往往是“厨房餐桌政治”：
房租是多少？
汽油多少钱？
食品多少钱？
利率是多少？
家庭还能剩多少钱？
在这种政治中，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仍然重要，但不再足够。
5000美元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因此，“5000美元红利”不应该只被理���为一个财政政策提案。
它更像是特朗普政治的一种象征。
特朗普试图用一笔巨大而简单的个人化承诺，重新建立总统与选民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不需要相信政府，你只需要相信我。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民主政治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税收、财政支出、货币政策、贸易、能源、产业政策彼此牵连。
而特朗普倾向于把它们重新压缩成一个人的政治承诺。
5000美元因此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竞选语言，却未必是一项同样强大的经济政策。
它可以让选民产生期待，却无法解决财政约束。
它可以制造新闻，却不能解决能源供应。
它可以改变竞选话题，却不能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正是100美元油价对特朗普政治最重要的提醒。
总统能够控制叙事，但不能控制现实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大的政治能力，也许一直是重新定义现实。
战争可以被重新定义为胜利。
关税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收入。
财政支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分红。
政治忠诚可以被重新定义为爱国主义。
但能源市场拒绝接受��些重新定义。
市场只计算供应、需求、风险和预期。
这也是为什么油价比很多民调更加值得共和党担心。
民调可以被质疑。
媒体可以被攻击。
对手可以被称为“极左”。
但汽油价格很难被辩论掉。
特朗普或许仍然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
他甚至可以决定共和党讨论什么。
但他无法决定世界原油市场什么时候结束战争风险。
这最终可能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重要的一条政治规律：
特朗普能够控制美国政治的话语，却越来越难控制美国人每天面对的现实。
如果油价继续高企，那么5000美元就不仅是一项承诺。
它会变成一道反问：
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给每个人5000美元，为什么美国人首先要为能源和战争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这道反问，可能比共和党在达拉斯的任何一次演讲都更接近2026年选举的真正答案。
@RFI_Cn https://t.co/7uV515IPfC
特朗普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却控制不了油价
美国政治最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并不是总统说了什么，而是市场用什么方式回答他。
9月的达拉斯，共和党为2026年中期选举搭起了一座巨大的政治舞台。特朗普站在舞台中央，向选民描绘一个熟悉的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制造业正在回归，民主党正在走向极端，而共和党只需要继续掌握国会，就能把“美国优先”的路线贯彻到底。
然后，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这或许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难处理的一种政治现实：它不需要反驳总统，也不需要在电视上与总统辩论。它只需要出现在加油站。
《华盛顿邮报》把油价突破100美元视为共和党中期选举面临的新挑战。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受到威胁，油价上涨开始从���交政策问题变成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问题。
而这恰恰击中了特朗普政治最敏感的地方。
5000美元，是政治承诺；100美元，是经济现实
特朗普在共和党达拉斯大会上提出，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
这个数字极具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简单、巨大、个人化，而且无需复杂解释。
在他的叙事中，美国人不是在等待一项复杂的财政改革，而是在等待一笔属于自己的“分红”。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究竟从哪里拿出这笔钱？
按照目前的估算，如果覆盖大约2.7亿成年美国人，总规模可能达到1.35万亿美元。AP指出，这一方案不仅需要国会批准，而且在美国已经拥有约40万亿美元国债、年度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问题。
特朗普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习惯把一个制度问题重新包装成一个个人承诺。
���府支出变成“我给你钱”。
贸易政策变成“我让外国人付钱”。
能源政策变成“我让油价下降”。
战争则变成“我会赢，然后油价就会下降”。
这套语言的优势是极其直观。
它把复杂的经济体系压缩成一个人的能力。
但油价偏偏证明了这种压缩存在边界。
总统可以宣布胜利，却不能命令全球原油市场相信胜利已经发生。
油价是特朗普政治最不听话的选民
过去几年，特朗普已经证明自己非常擅长控制政治议程。
移民可以成为议题。
文化战争可以成为议题。
民主党“激进化”可以成为议题。
甚至伊朗战争本身，也可以被重新解释成美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必要行动。
但是消费者最终面对的不是总统的演讲，而是账单。
汽油价格上涨，会进入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上涨，会进入食品、商品和服务价格；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则可能迫使央行重新考���利率路径。
也就是说，一桶油的价格最终可能比一场政治演讲更有效地改变选民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油价100美元对共和党如此危险。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宏观经济指标，而是一种每天都能被感受到的政治。
特朗普可以告诉美国人，战争是为了安全。
但他很难告诉一个每天开车上班的人，为什么安全必须以更高的汽油价格为代价。
更困难的是，特朗普自己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矛盾。
据报道，他表示油价可能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明显下降，并把战争结束与油价回落联系起来。
这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政治时间表：
战争影响油价；
油价影响通胀；
通胀影响选民；
而战争可能要到选举之后才结束。
如果真是如此，共和党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
选民为什么要为今天的经济压力，等待一个选举之后才兑现的承诺？
达拉斯大会暴露了共和党的另一种困境
共和党在达拉斯举办这场非传统的中期选举大会，本身就是一个值���观察的政治信号。
美国政党通常不会在中期选举举行类似总统大选式的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的���心目的，就是把特朗普重新放到共和党竞选的中心。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很符合特朗普。
但从选举策略看，却存在明显风险。
Reuters报道指出，一些处于激烈竞争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选择不参加大会，反映出他们面对的两难：既不能得罪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竞选命运完全绑在总统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特朗普时代政治：
共和党需要特朗普来动员自己的基本盘；
共和党候选人又担心特朗普会把中间选民推向民主党。
于是，特朗普越成为共和党的核心，候选人的自主空间反而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达拉斯大会看起来更像一次“特朗普政治大会”，而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
特朗普本人也在不断强调这一点。
他不是总统候选人。
但他要求选民把这次选举当作对他的投票。
于是，中期选举事实上被重新定义��
它不再只是国会席位的竞争，而越来越像一次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公投。
共和党真正缺少的，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经济故事
达拉斯大会传出的另一个���号，是共和党越来越依赖文化和身份政治。
攻击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攻击跨性别政策，强调移民与治安——这些议题当然可以激发核心选民。
问题在于，它们很难回答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成本仍然这么高？
Reuters对大会的观察尤其值得注意：共和党花费大量时间攻击民主党，却没有同样清晰地回答伊朗战争、油价和生活成本这些选民最直接的问题。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治正在遭遇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矛盾。
他最擅长的是把选举变成一场关于身份、忠诚和敌人的政治战争。
但中期选举往往是“厨房餐桌政治”：
房租是多少？
汽油多少钱？
食品多少钱？
利率是多少？
家庭还能剩多少钱？
在这种政治中，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仍然重要，但不再足够。
5000美元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因此，“5000美元红利”不应该只被理���为一个财政政策提案。
它更像是特朗普政治的一种象征。
特朗普试图用一笔巨大而简单的个人化承诺，重新建立总统与选民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不需要相信政府，你只需要相信我。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民主政治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税收、财政支出、货币政策、贸易、能源、产业政策彼此牵连。
而特朗普倾向于把它们重新压缩成一个人的政治承诺。
5000美元因此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竞选语言，却未必是一项同样强大的经济政策。
它可以让选民产生期待，却无法解决财政约束。
它可以制造新闻，却不能解决能源供应。
它可以改变竞选话题，却不能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正是100美元油价对特朗普政治最重要的提醒。
总统能够控制叙事，但不能控制现实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大的政治能力，也许一直是重新定义现实。
战争可以被重新定义为胜利。
关税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收入。
财政支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分红。
政治忠诚可以被重新定义为爱国主义。
但能源市场拒绝接受��些重新定义。
市场只计算供应、需求、风险和预期。
这也是为什么油价比很多民调更加值得共和党担心。
民调可以被质疑。
媒体可以被攻击。
对手可以被称为“极左”。
但汽油价格很难被辩论掉。
特朗普或许仍然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
他甚至可以决定共和党讨论什么。
但他无法决定世界原油市场什么时候结束战争风险。
这最终可能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重要的一条政治规律：
特朗普能够控制美国政治的话语，却越来越难控制美国人每天面对的现实。
如果油价继续高企，那么5000美元就不仅是一项承诺。
它会变成一道反问：
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给每个人5000美元，为什么美国人首先要为能源和战争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这道反问，可能比共和党在达拉斯的任何一次演讲都更接近2026年选举的真正答案。
@VOAChinese https://t.co/7uV515IPfC
特朗普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却控制不了油价
美国政治最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并不是总统说了什么，而是市场用什么方式回答他。
9月的达拉斯，共和党为2026年中期选举搭起了一座巨大的政治舞台。特朗普站在舞台中央，向选民描绘一个熟悉的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制造业正在回归，民主党正在走向极端，而共和党只需要继续掌握国会，就能把“美国优先”的路线贯彻到底。
然后，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这或许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难处理的一种政治现实：它不需要反驳总统，也不需要在电视上与总统辩论。它只需要出现在加油站。
《华盛顿邮报》把油价突破100美元视为共和党中期选举面临的新挑战。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受到威胁，油价上涨开始从���交政策问题变成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问题。
而这恰恰击中了特朗普政治最敏感的地方。
5000美元，是政治承诺；100美元，是经济现实
特朗普在共和党达拉斯大会上提出，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
这个数字极具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简单、巨大、个人化，而且无需复杂解释。
在他的叙事中，美国人不是在等待一项复杂的财政改革，而是在等待一笔属于自己的“分红”。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究竟从哪里拿出这笔钱？
按照目前的估算，如果覆盖大约2.7亿成年美国人，总规模可能达到1.35万亿美元。AP指出，这一方案不仅需要国会批准，而且在美国已经拥有约40万亿美元国债、年度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问题。
特朗普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习惯把一个制度问题重新包装成一个个人承诺。
���府支出变成“我给你钱”。
贸易政策变成“我让外国人付钱”。
能源政策变成“我让油价下降”。
战争则变成“我会赢，然后油价就会下降”。
这套语言的优势是极其直观。
它把复杂的经济体系压缩成一个人的能力。
但油价偏偏证明了这种压缩存在边界。
总统可以宣布胜利，却不能命令全球原油市场相信胜利已经发生。
油价是特朗普政治最不听话的选民
过去几年，特朗普已经证明自己非常擅长控制政治议程。
移民可以成为议题。
文化战争可以成为议题。
民主党“激进化”可以成为议题。
甚至伊朗战争本身，也可以被重新解释成美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必要行动。
但是消费者最终面对的不是总统的演讲，而是账单。
汽油价格上涨，会进入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上涨，会进入食品、商品和服务价格；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则可能迫使央行重新考���利率路径。
也就是说，一桶油的价格最终可能比一场政治演讲更有效地改变选民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油价100美元对共和党如此危险。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宏观经济指标，而是一种每天都能被感受到的政治。
特朗普可以告诉美国人，战争是为了安全。
但他很难告诉一个每天开车上班的人，为什么安全必须以更高的汽油价格为代价。
更困难的是，特朗普自己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矛盾。
据报道，他表示油价可能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明显下降，并把战争结束与油价回落联系起来。
这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政治时间表：
战争影响油价；
油价影响通胀；
通胀影响选民；
而战争可能要到选举之后才结束。
如果真是如此，共和党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
选民为什么要为今天的经济压力，等待一个选举之后才兑现的承诺？
达拉斯大会暴露了共和党的另一种困境
共和党在达拉斯举办这场非传统的中期选举大会，本身就是一个值���观察的政治信号。
美国政党通常不会在中期选举举行类似总统大选式的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的���心目的，就是把特朗普重新放到共和党竞选的中心。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很符合特朗普。
但从选举策略看，却存在明显风险。
Reuters报道指出，一些处于激烈竞争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选择不参加大会，反映出他们面对的两难：既不能得罪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竞选命运完全绑在总统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特朗普时代政治：
共和党需要特朗普来动员自己的基本盘；
共和党候选人又担心特朗普会把中间选民推向民主党。
于是，特朗普越成为共和党的核心，候选人的自主空间反而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达拉斯大会看起来更像一次“特朗普政治大会”，而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
特朗普本人也在不断强调这一点。
他不是总统候选人。
但他要求选民把这次选举当作对他的投票。
于是，中期选举事实上被重新定义��
它不再只是国会席位的竞争，而越来越像一次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公投。
共和党真正缺少的，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经济故事
达拉斯大会传出的另一个���号，是共和党越来越依赖文化和身份政治。
攻击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攻击跨性别政策，强调移民与治安——这些议题当然可以激发核心选民。
问题在于，它们很难回答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成本仍然这么高？
Reuters对大会的观察尤其值得注意：共和党花费大量时间攻击民主党，却没有同样清晰地回答伊朗战争、油价和生活成本这些选民最直接的问题。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治正在遭遇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矛盾。
他最擅长的是把选举变成一场关于身份、忠诚和敌人的政治战争。
但中期选举往往是“厨房餐桌政治”：
房租是多少？
汽油多少钱？
食品多少钱？
利率是多少？
家庭还能剩多少钱？
在这种政治中，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仍然重要，但不再足够。
5000美元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因此，“5000美元红利”不应该只被理���为一个财政政策提案。
它更像是特朗普政治的一种象征。
特朗普试图用一笔巨大而简单的个人化承诺，重新建立总统与选民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不需要相信政府，你只需要相信我。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民主政治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税收、财政支出、货币政策、贸易、能源、产业政策彼此牵连。
而特朗普倾向于把它们重新压缩成一个人的政治承诺。
5000美元因此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竞选语言，却未必是一项同样强大的经济政策。
它可以让选民产生期待，却无法解决财政约束。
它可以制造新闻，却不能解决能源供应。
它可以改变竞选话题，却不能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正是100美元油价对特朗普政治最重要的提醒。
总统能够控制叙事，但不能控制现实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大的政治能力，也许一直是重新定义现实。
战争可以被重新定义为胜利。
关税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收入。
财政支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分红。
政治忠诚可以被重新定义为爱国主义。
但能源市场拒绝接受��些重新定义。
市场只计算供应、需求、风险和预期。
这也是为什么油价比很多民调更加值得共和党担心。
民调可以被质疑。
媒体可以被攻击。
对手可以被称为“极左”。
但汽油价格很难被辩论掉。
特朗普或许仍然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
他甚至可以决定共和党讨论什么。
但他无法决定世界原油市场什么时候结束战争风险。
这最终可能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重要的一条政治规律：
特朗普能够控制美国政治的话语，却越来越难控制美国人每天面对的现实。
如果油价继续高企，那么5000美元就不仅是一项承诺。
它会变成一道反问：
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给每个人5000美元，为什么美国人首先要为能源和战争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这道反问，可能比共和党在达拉斯的任何一次演讲都更接近2026年选举的真正答案。
帝国边缘的 “地图” 政治：特朗普主义如何重塑美利坚的边界与内政
在华盛顿权力走廊深处，现实与荒诞的界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融。从将加拿大、格陵兰岛甚至古巴用美国国旗包裹并涂抹在社交媒体上的“大一统”地图，到对北方邻国接连挥舞的关税大棒；从地方选区划分引发的司法混战，到将政治对手贬斥为“疯狂的共产主义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冲击波，重新定义这个超级大国的内外政治生态。
随着���键的国会中期选举（Midterms）步入倒计时，这场由白宫主导的政治大戏已不再仅仅是一场例行的权力争夺，而是一次对美利坚民主体制与全球秩序极限的深度测试。
关税、地图与“新门罗主义”的幻觉
特朗普的外交与经贸政策正在滑向一种危险的、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孤立与扩张主义结合体。
对加贸易战升级：
作为对加拿大 Gegenzölle（反制关税）的回应，特朗普通过总统令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实施了严厉的进口禁令（涵盖酒精饮料和部分乳制品），并对Matratzen（床垫）、Motorboote（摩托艇）和Golf-Mobile（高尔夫球车）等商品的关税提高了50%。同时，他威胁将加拿大产品从规模超500亿美元的联邦长期采购项目（GSA Multiple Award Schedules）中彻底剔除。
荒诞的“地图政治”：
经贸层面的极限施压，伴随着对地理与文化空间的肆意解构。此前，他在贸易争端中���安大略湖改名为“Lake America”，随后提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New America”，甚至提议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Straße von Trump”（尽管后来改口称非严肃提议）。而在最新发布的社交媒体图形中，一幅将加拿大、格陵兰岛、冰岛和古巴全数包裹在星条旗之下的北美地图公然亮相，上面仅标有“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国名。这种视觉上的帝国霸权宣示，远超传统的强硬谈判范畴。
跨大西洋的民粹共振：
这种单边主义和扩张逻辑不仅面向美洲，也向大西洋对岸辐射。在萨克森-Anhalt州（Sachsen-Anhalt）的德国州议会选举中，被当地宪法保护局列为“确凿右翼极端主义”（gesichert rechtsextrem）的AfD（德国选择权党）取得了显著的选举胜利。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对此公开欢呼，将其称为“民粹主义党的真正伟大之夜晚”，并创造了模仿“MAGA”的缩寫“MGGA”（Make Germany Great Again），指责德国糟糕的移民规则。这种跨国界的意识形态呼应，正在深度解构传统的盟友纽带。
国内极化：从5000美元支票到制度的持续侵蚀
在国内战场，共和党人的选战争夺则呈现出一种经典的“面包与马戏”策略与极度粗俗化的政治话语。
空洞的经济诱饵与污名化：
特朗普在达拉斯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开出了“如果共和党保住国会，便发放5000美元经济红利”的空头支票，唯一的条件是资金必须在美国境内消费。这种纯粹以动员为目的的民粹承诺，伴随着对民主党人的恶毒攻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公开宣称民主党已被“疯狂的共产主义者”全面接管，共和党代表大会将民主党塑造为生存威胁，旨在借此恐吓中间选民并凝聚自身保守派阵营。
行政权对建制与文化的强行收编：
在文化与历史领域，特朗普自第二任期起试图直接介入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对美国历史的叙述方式。尽管博物馆负责人隆尼·布奇（Lonnie G. Bunch III）宣布将于年底卸任并否认与政治冲突有关，但这场围绕历史话语权的博弈早已公开化，而副总统 J.D. 凡斯（J.D. Vance）作为董事会成员，其角色备受瞩目。
* 在人事与伦理边界上，白宫近期因圣诞节向总统核心助手娜塔莉·哈arp（Natalie Harp）、个人助理张伯伦·哈里斯（Chamberlain Harris）以及通信顾问玛戈·马丁（Margo Martin）每人发放45,000美元（约合38,700欧元，相当于其三分之一年薪）的现金红包���引发媒体曝光。虽然白宫辩称这属于私人馈赠且不违反官方标准，但它再次折射出核心权力圈子内部的高度封闭与特权化。
科技治理与司法失序：
面对自主人工智能（AI）带来的系统性风险，ChatGPT开发者OpenAI痛苦地呼吁国会在休会前通过国家级强制安全规则，支持加州关于独立安全评估和生物防御的法案，并承诺在绝对安全实现前不追求完全自主的自我迭代。然而，整个美国政府的治理机器却深陷于无休止的党派内耗中：密苏里州（Missouri）围绕国会选区重划（Redistricting）的诉讼引发了最高法院和地方法官（如史蒂芬·克拉克法官）之间相互矛盾的裁决风暴，两党均试图在距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两个月之际通过操纵选区来谋取党派私利。
移民数���与隐私之争：
在移民政策上遭遇司法阻断。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裁定，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试图获取IRS（国税局）中128万无证移民的机密纳税人数据（包括地址、收入、家庭状况等，原计划用于落实大规模驱逐）的协议违宪，维持了阻止数据泄露的初审判决。这表明联邦制衡和公民隐私底线在特定领域依然在发挥最后的防御作用。
历史的幽灵：真相迟到的代价
在这场充斥着选战喧嚣与地缘挑衅的乱象之中，一桩尘封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惨剧在纽约被重新撕开，为当下的社会不信任提供了最深刻的注脚。
9/11后的有毒空气与系统性掩盖：
纽约市长佐汉·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宣布解密多达173,000页（首批分 12 个月公开）的内部档案。这些被存放���68个箱子中、直到去年才被意外发现的文件表明：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一整个月里，当时的纽约市政府（时任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及后来的迈克尔·布隆伯格）明知曼哈顿下城的空气中弥漫着高浓度的石棉和其他剧毒物质，却为了限制自身法律赔偿责任，系统性地对公众撒谎，声称空气“安全”，导致无数民众与救援人员在日后患病。
触目惊心的代价：
美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因世贸中心坍塌产生的粉尘和烟雾诱发癌症及其他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9,400人，是当年直接遇难人数（2,977人）的三倍以上。正如知名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发布会上辛辣指出的那样：“为了公平起见，他们只是把信息隐瞒了25年。”这种对公众生命的制度性背叛，正是当代美国社会对建制派信任崩塌、民粹主义野蛮生长的最深层温床。
从小小的视频游戏《Build the Wall》因涉嫌与《Tetris》的形象冲突而被白宫悄然撤下，到一架疑似无人机在爱尔兰东海岸海面上空盘旋、迫使即将前往多恩贝格（Doonbeg）打高尔夫球并会晤政要的特朗普面临严密的安全防范；从动画片《South Park》因讽刺总统的“重命名狂热”而戏谑改名为《South America》，再到宏观层面的关税大战与选区操纵——当前的美国政治生态，已经变成了一场将地缘政治、文化解构和民粹极化熔于一炉的危险真人秀。
对于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要求选民“把它当作投票给我”。这不仅是对代议制民主常规的公开蔑视，更是一场将国家命运系于强人意志的豪赌。当治理退化为挑衅，当盟友沦为关税惩罚的对象，美国及其西方伙伴正在付出的代价，绝不仅仅是一次选举的胜负，而是其软硬实力的历史性透支。
在这场将地缘政治挑衅、关税极限施压与国内民粹动员紧密捆绑的政治实验中，您认为未来的美国国会与司法体系，是否还能在持续深化的党派极化中重新筑起有效的权力制衡防线？
特朗普之后，美国还是原来的美国吗？
如果说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共和党能不能守住国会，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
特朗普之后，共和党还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起来属于未来，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影响今天的美国政治。
特朗普已经不能参加第三次总统选举。美国宪法意义上的政治周期终究会结束。但特朗普主义未必会随着特朗普离开白宫而结束。
恰恰相反，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在暴露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美国政治已经不仅仅是在争夺政策方向，而是在争夺对制度本身的解释权。
什么是总统权力？
什么是党派忠诚？
什么是政治中���？
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国家利益？
甚至什么是“美国”本身？
这些问题正在被重新定义。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媒体，尤其是德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观察往往与美国媒体有所不同。
美国媒体更关心特朗普能不能赢。
德国媒体更关心的是：美国正在变成什么。
特朗普改变的首先不是政策，而是政治的尺度
特朗普政治最深刻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某一项具体政策。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政治的尺度。
传统美国总统政治通常强调机构。
白宫是一套机构。
共和党是一套机构。
司法部是一套机构。
国务院是一套机构。
总统虽然拥有巨大权力，但仍然被视为制度中的一个角色。
特朗普则不断把这些机构重新个人化。
总统就是政府。
忠诚总统就是忠诚国家。
反对总统则很容易被描述成反对国家。
这种变化的危险并不一定表现为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制度崩溃。
它更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过程：
原本不可想象的事情逐渐变得可以想象；
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逐渐变得可以接受；
原本属于制度边界的问题，逐渐变成总统个人判断的问题。
一旦这种政治文化完成转变，即使特朗普本人离开，继任者也可能发现：
为什么我要主动放���一个前任总统已经证明可以使用的权力？
这才是特朗普主义真正的制度遗产。
共和党已经不再只是“特朗普支持者的联盟”
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最大改变，是把一个传统保守党变成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政治联盟。
过去的共和党内部有自由市场派、宗教保守派、外交鹰派、财政保守派以及传统建制派。
他们可能在减税、枪支、堕胎、国防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然共享一套基本制度语言。
特朗普改变了这种结构。
共和党的首要问题越来越不是：
“你是什么样的保守派？”
而是：
“你站不站特朗普这一边？”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共和党内部关于特朗普之后的政治继承问题如此重要。
Reuters最近的报道已经把注意力转向特朗普离任后的共和党未来：副总统JD Vance与国务卿Marco Rubio等不同人物，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力量，而党内对于关税、外交干预以��民粹主义路线并没有真正形成一致意见。
这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可能出现一种很特殊的结果：
特朗普可以结束，但特朗普化不会自动结束。
他的继任者可能不复制他的全部政策，却会继承他的政治方法。
更强的总统权力。
更直接的群众动员。
更激烈的敌我划分。
更少的制度敬畏。
更强烈的文化战争。
如果这一过程继续，那么特朗普真正的继任者未必是另一个特朗普。
可能是一个更加制度化、更加年轻、更加熟悉政府机器的“后特朗普主义者”。
当总统开始重新解释历史
政治制度之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历史。
这也是德国评论比美国单纯的选举报道更容易敏感到的地方。
史密森学会领导层的变化、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叙事争议，以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历史解释方式的干预，都说明政治斗争已经从“未来应该怎样”进入“过去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危险的转折。
因为政治不仅控制预算和政策，也开始争夺记忆。
谁是英雄？
谁是受害者？
美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哪些历史应该被纪念？
哪些历史应该被重��解释？
这些看起来像文化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
如果一届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影响公共机构如何讲述国家历史，那么政治就不再只是管理现实。
它开始管理一个国家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
从“Build the Wall”到政治娱乐化
特朗普政治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政治与娱乐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Build the Wall”之类的政治游戏、特朗普式的地理重新命名、地图上把加拿大、格陵兰等地区置于美国政治想象之中，以及对流行文化作品的反向利用，都说明一种新的政治传播方式正在形成。
传统政治需要政策文件。
特朗普政治需要一个可以传播的画面。
传统政治需要一套论证。
特朗普政治需要一句可以转发的口号。
传统总统需要总统演讲。
特朗普越来越像同时经营一个媒体品牌。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相信特朗普。
恰恰相反。
特朗普政治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一个事实：
支���者和反对者都在谈论特朗普。
这使他拥有一种传统政治家很少拥有的能力——即使没有提出新的政策，也可以重新定义当天的政治议题。
问题是，当政治变成持续不断的媒体事件，制度本身就容易退到背景。
司法程序太慢。
国会辩论太复杂。
预算数字太无聊。
外交谈判太��长。
而一个总统的社交媒体帖子可以在几分钟内改变整个国家的注意力。
这就是政治娱乐化真正的制度成本。
欧洲看到的，是另一个美国
德国媒体对特朗普的担忧还有一个美国国内媒体不完全具备的维度：
欧洲必须面对特朗普政策的外部后果。
特朗普对德国移民政策的批评、对德国右翼政党AfD的公开肯定，都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国内政治新闻。
德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后公开祝贺AfD，并把其胜利解释为“民粹主义运动正在上升”的表现。
对于德国而言，这件事情的意义远大于一次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表态。
因为二战之后的德国政治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美国不仅是盟友，也是自由民主秩序的重要支柱。
而特朗普正在改变美国与欧洲右翼政治之间的关系。
这意味着欧洲现在观察美国时，已经不能只问：
“特朗普的下一项政策是什么？”
而必须问：
美国是否正在从欧洲过去熟悉的自由主义秩序维护者，转变成一个主动参与欧洲政治文化冲突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评论往往比美国国内评论更加关注特朗普的“政治风格”。
因为对于欧洲而言，风格最终也可能成为战略。
ICE、司法、税务与权力边界
特朗普时代最值得长期观察的，还不是某一场选举，而是行政机构之间的摩擦。
移民执法机构与税务部门的数据争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问题表面上是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更深层的问题却是：
一个政府究竟可以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把国家机器内部的数据和权力连接到什么程度？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国会选区划分、司法挑战、行政命令和联邦机构之间。
如果政治控制不断深入行政机构，而制度制衡不断被解释成政治阻碍，那么总统权力就会出现一种“棘轮效应”：
每一任总统都会发现，前任留下的权力工具非常有用。
于是，没有人愿意把它们交还给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制度遗产可能比特朗普本人的政策更加持久。
真正的“后特朗普时代”还没有开始
因此，现在讨论“特朗普之后”似乎还太早。
但美国共和党已经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特朗普不可能永远站在共和党舞台中央。
他的第二任期最终会结束。
问题是，当他离开以后，共和党会选择什么？
是重新回到传统保守主义？
还是继续沿着民粹主义走下去？
是恢复对制度边界的敬畏？
还是认为特朗普只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总统权力时代？
是把政治重新交还给党派和机构？
还是寻���一个更年轻、更有效率的特朗普？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比2026年中期选举本身更重要。
因为如果共和党只是输掉几场选举，那么美国政治仍然可以恢复。
如果共和党失去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定义能力，那么变化就更加深刻。
特朗普最大的胜利，可能不是赢得下一场选举
特朗普政治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它可能出现一种悖论。
特朗普个人可以失败。
共和党可以输掉国会。
某一项政策可以被法院推翻。
某一场战争可以结束。
油价最终也会下降。
但如果美国政治已经习惯了个人化权力、永久文化战争、媒体化治理以及对制度边界的持续挑战，那么特朗普仍然可能取得一种更深层的胜利。
他改变了美国政治对“正常”的定义。
而政治史中最重要的变化，往往不是谁赢得了一场选举，而是：
下一代政治人物认为哪些事情已经变得正常。
这也是为什么特��普之后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谁来接班”。
真正的问题是：
谁来继承特朗普改变之后的美国？
如果答案是一个与特朗普不同、但同样相信总统可以超越传统制度边界的人，那么特朗普时代并不会真正结束。
它只会进入第二阶段。
因此，美国今天面对的真正选择，也许不是特朗普与反特朗普。
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想象：
一种认为总统是制度中的人；
另一种认为制度最终应该服从总统所代表的政治���志。
前一种美国仍然相信权力必须被限制。
后一种美国则开始相信，只要选民授权，权力就应该尽可能强大。
这两种美国，表面上都可以举行选举，都可以拥有国会和法院，也都可以称自己为民主国家。
但它们对于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不是同一个答案。
这或许才是特朗普时代真正留下的问题。
特朗普终究会离开白宫。
但特朗普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式，未必会一起离开。
特朗普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却控制不了油价
美国政治最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并不是总统说了什么，而是市场用什么方式回答他。
9月的达拉斯，共和党为2026年中期选举搭起了一座巨大的政治舞台。特朗普站在舞台中央，向选民描绘一个熟悉的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制造业正在回归，民主党正在走向极端，而共和党只需要继续掌握国会，就能把“美国优先”的路线贯彻到底。
然后，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这或许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难处理的一种政治现实：它不需要反驳总统，也不需要在电视上与总统辩论。它只需要出现在加油站。
《华盛顿邮报》把油价突破100美元视为共和党中期选举面临的新挑战。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受到威胁，油价上涨开始从外交政策问题变成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问题。
而这恰恰击中了特朗普政治最敏感的地方。
5000美元，是政治承诺；100美元，是经济现实
特朗普在共和党达拉斯大会上提出，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
这个数字极具特朗普式的政治语言：简单、巨大、个人化，而且无需复杂解释。
在他的叙事中，美国人不是在等待一项复杂的财政改革，而是在等待一笔属于自己的“分红”。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究竟从哪里拿出这笔钱？
按照目前的��算，如果覆盖大约2.7亿成年美国人，总规模可能达到1.35万亿美元。AP指出，这一方案不仅需要国会批准，而且在美国已经拥有约40万亿美元国债、年度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问题。
特朗普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习惯把一个制度问题重新包装成一个个人承诺。
政府支出变成“我给你钱”。
贸易政策变成“我让外国人付钱”。
能源政策变成“我让油价下降”。
战争则变成“我会赢，然后油价就会下降”。
这套语言的优势是极其直观。
它把复杂的经济体系压缩成一个人的能力。
但油价偏偏证明了这种压缩存在边界。
总统可以宣布胜利，却不能命令全球原油市场相信胜利已经发生。
油价是特朗普政治最不听话的选民
过去几年，特朗普已经证明自己非常擅长控制政治议程。
移民可以成为议题。
文化战争可以成为议题。
民主党“激进化”可以成为议题。
甚至伊朗战争本身，也可以被重新解释成美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必要行动。
但是消费者最终面对的不是总统的演讲，而是账单。
��油价格上涨，会进入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上涨，会进入食品、商品和服务价格；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则可能迫使央行重新考虑利率路径。
也就是说，一桶油的价格最终可能比一场政治演讲更有效地改变选民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油价100美元对共和党如此危险。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宏观经济指标，而是一种每天都能被感受到的政治。
特朗普可以告诉美国人，战争是为了安全。
但他很难告诉一个每天开车上班的人，为什么安全必须以更高的汽油价格为代价。
更困难的是，特朗普自己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矛盾。
据报道，他表示油价可能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明显下降，并把战争结束与油价回落联系起来。
这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政治时间表：
战争影响油价；
油价影响通胀；
通胀影响选民；
而战争可能要到选举之后才结束。
如果真是如此，共和党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
选民为什么要为今天的经济压力，等待一个选举之后才兑现的承诺？
达拉斯大会暴露了共和党的另一种困境
共和党在达拉斯举办这场非传统的中期选举大会，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政治信号。
美国政党通常不会在中期选举举行类似总统大选式的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的核心目的，就是把特朗普重新放到共和党竞选的中心。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很符合特朗普。
但从选举策略看，却存在明显风险。
Reuters报道指出，一些处于激烈竞争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选择不参加大会，反映出他们面对的两难：既不能得罪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竞选命运完全绑在总统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特朗普时代政治：
共和党需要特朗普来动员自己的基本盘；
共和党候选人又担心特朗普会把中间选民推向民主党。
于是，特朗普越成为共和党的核心，候选人的自主空间反而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达拉斯大会看起来更像一次“特朗普政治大会”，而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
特朗普本人也在不断强调这一点。
他不是总统候选人。
但他要求选民把这次选举当作对他的投票。
于是，中期选举事实上被重新定义：
它不再只是国会席位的竞争，而越来越像一次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公投。
共和党真正缺少的，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经济故事
达拉斯大会传出的另一个信号，是共和党越来越依赖文化和身份政治。
���击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攻击跨性别政策，强调移民与治安——这些议题当然可以激发核心选民。
问题在于，它们很难回答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成本仍然这么高？
Reuters对大会的观察尤其值得注意：共和党花费大量时间攻击民主党，却没有同样清晰地回答伊朗战争、油价和生活成本这些选民最直接的问题。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治正在遭遇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矛盾。
他最擅长的是把选举变成一场关于身份、忠诚和敌人的政治战争。
但中期选举往往是“厨房餐桌政治”：
房租是多少？
汽油多少钱？
食品多少钱？
利率是多少？
家庭还能剩多少钱？
在这种政治中，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仍然重要，但不再足够。
5000美元真正代表的是什么？
因此，“5000美元红利”不应该只被理解为一个财政政策提案。
它更像是特朗普政治的一种象征。
特朗普试图用一笔巨大而简单的个人化承诺，重新建立总统与选民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不需要相信政府，你只需要相信我。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民主政治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税收、财政支出、货币政策、贸易、能源、产业政策彼此牵连。
而特朗普倾向于把它们重新压缩成一个人的政治承诺。
5000美元因此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竞选语言，却未必是一项同样强大的经济政策。
它可以让选民产生期待，却无法解决财政约束。
它可以制造新闻，却不能解决能源供应。
它可以改变竞选话题，却不能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正是100美元油价对特朗普政治最重要的提醒。
总统能��控制叙事，但不能控制现实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大的政治能力，也许一直是重新定义现实。
战争可以被重新定义为胜利。
关税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收入。
财政支出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分红。
政治忠诚可以被重新定义为爱国主义。
但能源市场拒绝接受这些重新定义。
市场只计算供应、需求、风险和预期。
这也是为什么油价比很多民调更加值得共和党担心。
民调可以被质疑。
媒体可以被攻击。
对手可以被称为“极左”。
但汽油价格很难被辩论掉。
特朗普或许仍然可以控制共和党的舞台。
他甚至可以决定共和党讨论什么。
但他无法决定世界原油市场什么时候结束战争风险。
这最终可能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重要的一条政治规律：
特朗普能够控制美国政治的话语，却越来越难控制美国人每天面对的现实。
如果油价继续高企，那么5000美元就不仅是一项承诺。
它会变成一道反问：
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给每个人5000美元，为什么美国人首先要为能源和战争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这道反问，可能比共和党在达拉斯的任何一次演讲都更接近2026年选举的真正答案。
普京会见特朗普特使：俄乌战争真正的谈判窗口正在打开吗？
Witkoff与Kushner在莫斯科停留三个多小时，并不意味着俄乌和平谈判已经取得突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把战争的军事现实、俄美关系和乌克兰安全安排放进同一张谈判桌。
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出的两名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当地时间周六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会谈持续超过三个小时，直至深夜结束。俄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称会谈“实质性、建设性且坦率”，但没有透露任何突破性成果。美国代表随后前往基辅，并计划于周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这次穿梭外交的重要性不在于会谈本身，而在于它发生的时机。
美国主导的俄乌外交已经事实上停��数月。华盛顿此前把相当多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投入到伊朗战争，俄乌战场则重新陷入消耗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加大了远程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战场没有出现足以迫使任何一方迅速让步的决定性突破。
现在，特朗普试图重新把谈判拉回中心。
问题是：俄罗斯真的准备结束战争了吗？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一判断。
莫斯科愿意谈，但还没有显示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和平
普京接受美国特使长时间会面，本身具有外交意义。
但“愿意谈”与“愿意妥协”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就在这轮外交接触前，克里姆林宫再次强调俄罗斯此前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以及接受俄罗斯对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在内的四个地区的主张。
基辅对此仍然无法接受。乌克兰愿意讨论停火以及冻结现有战线，但拒绝以正式割让领土作为和平协议的基础，并要求获得可信的长期安全保障。
因此，目前的谈判并不是典型的“双方���经基本同意，只差最后几个细节”。
更接近现实的描述是：
双方仍然在讨论完全不同的战争终点，而华盛顿正在试图找到两者之间可以交易的中间地带。
这也是特朗普特使此次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的原因。
美国真正拥有的筹码是什么？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究竟愿意为了和平协议向俄罗斯施加多大压力。
华盛顿仍拥有几个重要筹码：制裁、对乌军事援助、武器供应，以及美国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
但美国的筹码并非无限。
伊朗战争已经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尤其是乌克兰高度依赖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减少美国直接承担欧洲战争的成本。
因此，华盛顿的战略目标可能已经从“帮助乌克兰取得更有利的战场结果”，逐渐转向“利用美国仍然拥有的筹码，把双方拖回一个可管理的政治��决进程”。
这两种战略的区别非常大。
前者关注战场。
后者关注谈判桌。
而Witkoff和Kushner此次行动，明显更接近后者。
CIA局长此前的莫斯科之行透露了什么？
在Witkoff和Kushner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已经在8月底罕见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情报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会面。
据报道，拉特克利夫向俄方传递的信息是：继续升级战争最终将损害俄罗斯自身利益，俄罗斯目前的谈判地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
但随后的事实并没有显示莫斯科立即降低军事压力。
相反，俄罗斯继续加强空袭。
这恰恰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对的难题：
美国可以告诉俄罗斯“战争继续下去会付出更高代价”，但除非华盛顿能够让莫斯科相信这种代价确实会发生，否则这仍然只是一种外交警告。
而普京目前显然仍然认为，时间并不完全站在乌克兰一边。
战场正在成为谈判桌上的第三方
过去几个月，俄乌双方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拥有继续作战的能力。
俄罗斯加大了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力度，并开始更多使用速度更快、更难拦截的喷气式无人机���乌克兰则扩大了远程无人机袭击范围，对俄罗斯炼油厂、军事设施和物流节点实施打击。
这意味着，双方都没有真正失去继续战争的能力。
但与此同时，战争的边际收益正在��降。
地面战线长期僵持，俄罗斯没有实现决定性突破；乌克兰也没有能力通过远程打击迫使俄罗斯从占领地区全面撤军。
于是出现了一个经典的战争谈判窗口：
双方都还能打，但继续打下去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胜利的定义越来越模糊。
这往往是外交开始重新发挥作用的时刻。
但它同样可能是双方在谈判桌上继续争夺筹码的时刻。
三天停火最值得关注，但不要把它称为和平突破
普京下令在美国代表访问期间暂停对基辅的袭击，期限为三天。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将避免在这一外交窗口期间发动相关空袭。
这显然具有象征意义。
但它距离正式停火仍然很远。
首先，暂停范围主要针对基辅，而不是整个战区。
其次，停火是围绕美国代表访问设置的临时安排，而不是俄乌双方签署的全面停火协议。
第三，在停火开始之前，俄罗斯仍在继续对乌克兰其��地区发动攻击。
因此，这三天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停止了多少枚导弹，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政治空间：
俄美可以谈，俄乌可以谈，而双方至少暂时同意不要让军事行动直接破坏谈判。
对于已经持续数年的战争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微小但重要的变化。
对特朗普而言，这也是一次政治测试
特朗普再次把Witkoff和Kushner派往莫斯科，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访问。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就把结束俄乌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谈判努力并没有产生持久停火。
因此，特朗普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美国总统反复宣称自己能够结束战争，却无法让莫斯科和基辅接受一个协议，他的“交易型外交”将受到越来越大的信誉考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本人在周五强调，两位特使是去“看看能不能做成”。
这种措辞既给谈判留下空间，也降低了失败的政治成本。
如果达成协议，特朗普可以宣称自己重新启动了和平进程；如果没有突破，则可以把责任归因于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缺乏互信。
Kushner的角色同样值得注意
Kushner的参与尤其能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外���风格。
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而是特朗普的女婿和长期政治顾问。
这意味着特朗普正在使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务院体系的谈判模式：由总统高度信任的私人渠道直接与外国领导层沟通。
Witkoff负责实际的谈判推进，而Kushner则可能承担总统私人渠道的政治��能。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决策链条短。
缺点同样明显：它高度依赖特朗普本人，制度化程度低，一旦总统改变目标，整个谈判框架也可能迅速变化。
真正的难题仍然是安全保障
即使俄乌双方最终就领土问题找到某种模糊表述，真正困难的问题也不会因此消失。
那就是：谁来保证和平？
乌克兰不愿意接受一份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协议，因为这可能只是下一场战争的暂停。
俄罗斯则反对一个事实上把北约安全体系进一步延伸到乌克兰的安排。
欧洲国家同样不愿意看到一种和平协议，把乌克兰变成一个没有可靠安全保障的“灰色地带”。
因此，一份真正可执行的和平协议必须同时解决三个问题：
领土怎么处理；
乌克兰未来的安全地位是什么；
如果协议被违反，谁负责执行以及如何惩罚违约方。
第三个问题可能比前两个更加困难。
因为它最终涉及美国和欧洲是否愿意承担长期安全成本。
欧洲不能再只是旁观者
这也是此次莫斯科—基辅穿梭外交最大的外溢问题。
如果特朗普政府最终推动一份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谈妥、再要求乌克兰接受的协议，欧洲将面临一个战略选择。
���受美国主导的和平框架，意味着欧洲安全架构将在很大程度上由华盛顿和莫斯科重新定义。
拒绝，则意味着欧洲必须承担更多维持乌克兰安全的责任。
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欧洲已经不能再把乌克兰战争简单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
战争结束之后，欧洲面对的将是一个新的安全秩序：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边界、北约东翼的军事部署、美国在欧洲的安全承诺，以及欧洲自身到底愿意投入多少资源，都需要重新谈判。
真正的谈判可能还没有开始
因此，对Witkoff和Kushner此次莫斯科之行最合理的判断，并不是“和平曙光出现了”。
更准确的说法是：
美国重新打开了谈判渠道，而战争双方目前还没有证明自己准备为和平支付足够的政治代价。
三个小时的克里姆林宫会谈没有带来突破性协议；俄乌的核心立场依旧相距甚远。但美国特使随后前往基辅���俄乌暂时停止对首都的袭击，则说明外交空间至少重新出现。
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特朗普团队能否宣布一份漂亮的和平框架，而是三个更硬的问题：
俄罗斯是否愿意降低领土和安全要求；
乌克兰是否能够接受冻结战线而不正式割让领土；
以及美国是否愿意用实际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筹码确保协议能够执行。
如果三个答案都是“否”，这次穿梭外交最终只能成为战争中的又一轮谈判。
但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答案开始发生变化，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政治交易就可能真正启动。
现在，和平还远未到来。但与几个月前相比，至少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变化：华盛顿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中央。
萨克森-安哈尔特之后，德国的政治防火墙将承受考验
这场选举真正的悬念不是谁成为第一大党，而是当传统政党无法组成多数时，德国政治体系还能把德国选择党挡在政府之外多久。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天举行州议会选举。按照投票前的民调，德国选择党（AfD）已经取得明显领先，支持率超过40%，基民盟（CDU）约为22%至23%，左翼党约12%，社民党（SPD）和绿党则处于更低水平。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能否跨过5%的议会��槛，则可能成为决定选后权力结构的关键变量。
因此，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州选举。
如果AfD最终取得议会多数，德国将面对一个战后政治史上的重大突破：一个被德国主流政党集体排除在政府联盟之外的极右翼政党，将首次独立控制一个州政府。
但更值得关注的，反而可能是另一种结果——AfD成为第一大党，却没有足够席位执政。
这将把萨克森-安哈尔特推入德国政治近年来最棘手的一种局面：没有人愿意与AfD合作，却也没有其他政党能够轻易组成多数政府。
选票之外，真正决定权力的是5%的门槛
德国州议会选举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特点：谁进入议会，有时和谁获得多少选票同样重要。
如果BSW、自民党（FDP）等小党无法达到5%的门槛，它们的选票不会转化为议席，剩余政党的席位比例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意味着，AfD即使没有获得50%的选票，也可能因为其���政党被挡在议会之外而获得议席多数。
反过来，如果BSW意外进入议会，AfD的绝对多数就可能消失。
这也是本次选举最重要的数学题。
而一旦AfD没有多数，政治问题就从“谁赢了选举”变成了“谁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来执政”。
CDU的困境：不能和AfD合作，也很难绕开AfD
基民盟目前面临一个几乎无法令人满意的选择。
它不能与AfD组成联盟。这不仅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基民盟的立场，也是联邦层面基民盟长期坚持的政治“防火墙”。
但如果AfD成为第一大党，而CDU、SPD、绿党等中间政党又无法组成多数，那么CDU只能考虑少数政府，或者寻求左翼党的支持。
这将产生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局面：
为了阻止AfD执政，CDU可能不得不依赖自己同样长期排斥的左翼党。
对于基民盟而言，这种安排的政治成本不低。
而另一种选择——少数政府——也并不轻松。政府可以成立，但每一项重要预算和立法都必须在议会中寻找临时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AfD虽然坐在反对党席位上，却可能成为议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力量。
它不需要正式进入政府，也能够迫使执政党不断围绕自己的议题和票数重新计算。
最大的变量可能是“弃权”
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制度设计，使这一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新议会无法选出州长，选举程序会经过多个阶段。前两轮需要候选人获得议会全体议员的��数；如果仍然失败，第三轮的门槛下降，只需获得有效投票中的多数。
这使“弃权”具有了意外的政治价值。
一个政党不必公开支持AfD候选人。只要它不投反对票，就可能降低候选人最终需要获得的票数。
这意味着，在未来最极端的情况下，德国政治一直强调的“防火墙”可能出现一种灰色地带：
没有任何党派正式与AfD结盟，但AfD候选人仍然可能因为其他党派的弃权而获得权力。
这与传统的联盟政治完全不同。
它不是一份联盟协议，而是一系列临时投票。
对于德国而言，这种模式的危险恰恰在于，它很难用“我们没有与AfD合作”一句话来解释清楚。
新议会的第一场战役，可能就是议长选举
因此，选举结果公布后，真正值得观察的第一个指标甚至可能不是州长，而是州议会议长。
按照议会规则，最大党团拥有提名议长候选人的优先权。但提名权不等于当选权。
如果AfD成为第一大党，却无法让自己的候选人获得多数，其他党派就可能推选自己的候选人。
这意味着，AfD即便赢得最多选票，也未必能够控制议会的程序。
这场较量的重要性在于，它将非常快地告诉公众：新的州议会到底是一个由AfD主导的议会，还是一个能够围绕AfD建立多数的议会。
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现实。
最危险的情况不是政府更���，而是政府不更替
还有一种可能性往往被选举夜的政治报道低估。
如果各党长期无法达成协议，现任政府并不会立即消失。
现任州长及其内阁可以继续以看守政府身份执政，直到新州长产生。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宪法并没有规定新州长必须在一个明确期限内选出。
换句话说，选民可以在9月改变议会，却无法保证政府在10月甚至年底之前改变。
短期看，这是制度稳定性的表现：行政机器不会因为选举僵局突然停摆。
长期看，却可能成为治理问题。
特别是预算问题。一旦议会无法批准新的预算，政府就可能进入临时预算管理状态，只能维持必要支出，而难以推进新的政治项目。
对于一个需要吸引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并应对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东部德国州而言，这种僵局的经济代价可能比一场普通的联盟危机更大。
萨克森-安哈尔特的意义，远超过萨克��-安哈尔特
因此，这场选举最终可能留下三种不同的政治遗产。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AfD获得多数并执政。德国的政治防火墙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二种是AfD成为第一大党，但无法组阁。届时，德国将进入少数政府、逐案投票和复杂议会交易的时代。
第三种，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种，是长期僵局。没有政党愿意和AfD合作，也没有其他政党能够建立稳定多数，结果是看守政府继续执政，议会则不断寻找临时多数。
第三种情况尤其可能成为AfD的政治资产。
因为每一次预算危机、每一次议会争执、每一次联盟谈判失败，都可以被AfD重新包装成一个简单的信息：
“他们可以阻止我们，却无法治理。”
这正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对德国政治最重要的警告。
这场选举并不一定决定AfD何时进入州政府。但它可能决定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德国传统政党能否在不与AfD合作的前提下，继续提供稳定、有效而且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德国的政治防火墙即使没有今天倒塌，也已经开始出现裂缝。
冰川崩塌引发喜马拉雅灾难
尼泊尔边境数千人失踪，幸存者重返被泥石流��没的家园
尼泊尔特里苏利河谷。当高拉夫·乔希最后一次打开自己的咖啡馆时，他并不知道，几分钟后，这间经营了六年的店将从地图上消失。
那是8月26日上午约9时。几名学生从咖啡馆门前跑过，朝他喊道：“洪水来了！”
乔希起初以为只是玩笑。
随后，他听见了从山上传来的轰鸣声。地面开始震动。他转身向山坡高处跑去，回头时，看见一股由泥浆、巨石、冰雪和建筑残骸组成的洪流沿河谷冲下。
“我想，从洪水到来，到一切被冲走，可能只有10到15分钟。”这名33岁的尼泊尔人说。
如今，乔希经营的“Chiya Papa”咖啡馆已经不复存在。
这场由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冰川崩塌引发的灾难，正在演变为近年来横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最严重的跨境自然灾害之一。最新数��显示，死亡人数仍在上升，数千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和工作人员。约9万人受到灾害影响。
一场从高山开始的连锁灾难
科学家和官方机构目前认为，灾难始于尼泊尔一侧喜马拉雅山区的一次大规模冰川和岩体崩塌。
巨量冰、岩石和泥土从海拔约5200米处坠落，在陡峭的山谷中快速聚集，并最终冲入河流系统。由此形成的泥石流和洪水沿山谷向下游推进，一度使特里苏利河在约30分钟内上涨约9米。美国地质调查机构随后修正了此前有关地震触发灾难的判断，认为最初记录到的地震信号实际上来自大规模山体崩塌本身。
对于沿河谷生活的人来说，预警时间几乎不存在。
乔希说，他在灾后数日才第一次返回河岸。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由混凝土碎块、巨石和扭曲家具组成的荒地。
“我在那里投入了很多，不只是买了一台咖啡机。”他说。
六年前，他用���蓄开办了咖啡馆。如今，他说：“一切都没了。”
“我出去看的时候，洪水已经到了眼前”
在距离乔希不远的锡亚布鲁贝西，河谷旁的River View Hotel同样被彻底摧毁。
酒店经营者恩加旺·多杰·塔芒说，灾难发生时酒店里没有住客。他先是听到远处传来的巨大声响。
“就像海啸一样。”
当他走出门查看时，洪水已经近在眼前。
他和妻子试图跑向道路，但几秒钟后便被洪流吞没。塔芒说，泥浆和低空扬起的尘雾让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我失去了她的踪影。”
他相信，妻子没有能够活下来。
塔芒自己也被洪流卷走了一段距离，最终抓住某个树枝、电缆或类似物体，才从急流中挣脱出来。他的双腿和膝盖严重受伤，后来被直升机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
他说，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已经遭受毁灭性打击。
“我的家人、邻居、村民——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了。”
灾难还暴露出偏远山区救援的结构性困难。道路、桥梁、电力和通信网络被冲毁，许多村庄只能通过直升机抵达。恶劣天气、持续降雨和数米深的淤泥进一步拖慢了搜救速度。部分救援行动甚至因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存在再次决堤风险而被迫暂停。
基础设施损失扩大经济冲击
这场灾难的破坏并不限于居民区。
尼泊尔北部通往中国西藏的重要边境通道，以及沿河分布的市场、桥梁、公路和水电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该地区既是国际游客前往喜马拉雅山区徒步和朝圣的入口，也是尼泊尔重要的跨境贸易和能源开发区域。
在蒂穆尔及周边地区，居民报告称，桥梁、市场和房屋几乎被完全摧毁。
33岁的多尔玛·策林·塔芒来自靠近边境的林林村。她最初听到巨响时，以为是一架直升机飞过。
“我抬头看，天空却是空的。”
随后，她的房��开始摇晃。
山谷里的河水已经暴涨，甚至将河岸边最大的树木连根卷走。她经营的旅馆因为距离河岸较远而幸存，但她和家人目前仍选择在更高的山区过夜。
“我们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听说洪水可能还会再来。”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冰川和山体崩塌后形成的天然堰塞湖一度成为新的风险源。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不得不同时面对搜救失踪者和防范第二次洪灾的双重压力。
数千人仍下落不明
截至8月30日，灾情数字仍在变化。
尼泊尔和中国方面持续更新死亡和失踪人数，最新报道显示，已有超过700人死亡，3000多人仍然失踪，其中包括数百名外国人。许多失踪者是游客、朝圣者、水电项目工人以及当地居民。
在一些受灾地区，救援人员正试图进入被泥石流掩埋或受损的水电设施和隧道，寻找可能被困在内部的工人。尼泊尔政府已开始寻求国际技术支持，包���隧道救援、DNA检测和遗体身份确认。
随着越来越多遗体被发现，当局也开始面对灾后身份识别和安��的问题。
对于幸存者而言，更紧迫的问题往往是食物。
塔芒说，她的家人只敢短暂返回村庄取回一些食物，然后再次撤往山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食物。”
气候风险正在改变喜马拉雅山脉
这场灾难也再次凸显了喜马拉雅地区不断上升的冰川风险。
全球气温上升正在改变高山冰川和冻土的稳定性。冰川消融、冰湖扩大以及岩体结构变化，使偏远山区更容易发生冰崩、山体滑坡和突发性洪水。
但风险并不止于自然环境。
近年来，尼泊尔不断扩大水电开发，并加强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联系。越来越多的人口、旅游设施和能源项目集中在狭窄的山谷和河流沿线，也意味着一次高山灾害可能迅速演变为跨地区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对于乔希来说，这些宏观问题暂时还很遥远。
他重新站在曾经的咖啡馆附近，看着泥浆和废墟。
几分钟的洪水，抹去了他六年的经营。
“现在，”他说，“一切都没有了。”
德国对华政策正在转向：柏林终于开始接受一个不舒服的现实
德国曾经相信，深度贸易可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如今它不得不承认：经济依赖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战略风险。
德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一次变化来自一个过去最不愿改变立场的群体：德国工业界。
8月28日，德国执政联盟中的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议会党团要求欧盟采取更强措施应对“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包括更快、更广泛地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工具。文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德国议会消息人士表示，其主要目标正是应对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中国汽车出口增长。
这不是德国突然决定与中国对抗。
它更像是柏林终于接受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
中国已经不只是德国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竞争者之一。
德国旧的对华模式正在失效
过去二十年，德国经济从中国崛��中获得巨大收益。
德国企业向中国销售汽车、机械、化工产品和工业设备；中国则为德国企业提供一个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制造基地。
这一模式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上：
中国会越来越富裕，而德国企业会不断从中国的工业化中获益。
但今天，方向正在发生变化。
2026年上半年，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超过12%，中国已经从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跌至第九位。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简单地转化为更多德国出口。
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自己生产过去从德国购买的产品。
更棘手的是，它们开始把这些产品卖回欧洲。
汽车是最明显的例子。
大众、宝马和奔驰过去依靠中国市场获得巨大收益，如今却同时面对中国品牌在中国和欧洲两个市场的竞争。
这使德国过去的商业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
德国过去担心失��中国市场，现在开始担心中国赢得欧洲市场。
这不是简单的“中国问题”
德国工业界现在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措施，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突然支持保护主义。
恰恰相反。
德国企业依然害怕中国采取报复措施。
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为，“什么都不做”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风险。路透社报道显示，德国工业界过去长期反对贸易壁垒，如今却越来越支持欧盟更快使用现有的贸易防御工具。
这一变化非常重要。
因为德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企业利益之上。
当企业自己开始要求政府降低对华依赖时，柏林的政策空间自然会发生变化。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也已经承认这一变化。他本周表示，德国政府正在为10月的欧洲理事会准备对华贸易政策方案，并指出德国工业对全球贸易失衡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德国正在从过去的“对华接触”转向一种更加现实的“对华风险管理”。
德国不是要脱钩，而是要减少脆弱性
这里最容易产生误解。
德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中国脱钩。
中国仍是德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2025年德���商品贸易额约2520亿欧元。德国政府自己的官方表述仍然把中国定义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真正变化的是“伙伴”二字的含义。
过去，德国更强调合作带来的机会。
现在，它开始更加关注合作产生的依赖。
这���一个重要区别。
如果德国在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电池、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上高度依赖中国，那么贸易关系就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可能成为战略脆弱性。
因此，德国现在真正需要的不是“脱钩”，而是去风险化：
更多供应商，更多市场，更强的欧洲生产能力，以及在关键产业上的替代方案。
欧洲必须开始使用自己的市场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最终会把问题放到欧盟层面。
德国单独面对中国，谈判能力有限。
但欧盟拥有超过4亿消费者，是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之一。
如果德国能够说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成员国建立更有效的反补贴、反倾销和市场准入机制，欧洲就拥有了一种过去没有充分使用的力量：
市场准入本身就是谈判筹码。
欧盟已经在研究更强的贸易防御工具。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980亿欧元，是2022年第���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德国现在要求欧盟采取行动，并不只是为了保护德国汽车工业。
它实际上是在推动欧洲从一个被动的巨大市场，转变成一个主动运用市场力量的地缘经济体。
但德国也必须避免另一个错误
德国过去的问题，是���度相信自由贸易可以自动带来互惠。
现在最大的风险，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关税可以保护欧洲产业一段时间，却不能替德国企业创造竞争力。
中国汽车在欧洲的优势不仅来自价格，也来自电池、供应链、软件和制造效率。
如果德国只是提高贸易壁垒，却不解决自己的产业问题，那么它最终保护的可能只是一个正在失去竞争力的旧工业模式。
因此，德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保护德国制造”，而是**让德国制造重新具有竞争力**。
这意味着降低能源成本、加快数字化、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研发效率，并让欧洲企业能够更快把技术转化成产品。
关税只能买时间。不能创造未来。
柏林正在结束一个时代
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最终不是关于中国的某一项关税。
它是德国经济模式的一次重新定位。
过去的德国相信：
廉价俄罗斯能源、中国市场和德��工业出口可以共同支撑繁荣。
俄罗斯战争已经打破了第一个假设。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正在动摇第二个假设。
现在德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不再只是德国工业最大的客户之一，而越来越成为它的竞争者，德国应该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增长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默茨政府目前的政策值得关注。
柏林并没有选择与北京脱钩。
它正在尝试做一件更加困难、也更加现实的事情：
在继续与中国做生意的同时，降低自己对中国的脆弱性。
这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将越来越欧洲化。
也意味着德国会越来越支持欧盟使用反补贴、反倾销、投资审查和市场准入等工具。
这不是德国放弃自由贸易。
而是德国开始接受一个自由贸易时代不愿面对的事实：
开放市场只有在双方都能公平竞争时才具有可持续性。
德国过去最大的优势，是它从全球化中获益。
未来德国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它能否在全球化变得更加地缘政治化之后，仍然保持竞争力。
这可能才是柏林对华政策转向背后最重要的变化。
德国不是突然决定与中国对抗，而是终于开始学会把中国视为一个需要合作、但也必须防范的竞争者。
德国的“防火墙”正在迎来真正的考验
AfD正在从抗议力量走向潜在的执政力量。德国主流政党必须回答：什么时候应该依靠选举击败它，什么时候又必须诉诸宪法保护民主？
德国政治长期以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可以批评德国选择党（AfD），可以在议会中与它激烈交锋，却不能依赖它的选票，更不能与它组成政府。
这就是德国所谓的“防火墙”。
过去，这一策略还有一个相对简单的逻辑：AfD虽然能够吸引大量抗议选票，但不具备真正执政的条件。因此，只要其他政党拒绝合作，AfD就会被隔离在权力中心之外。
现在，这个假设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9月6日举行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可能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民调显示，AfD支持率已经达到约40%以上，明显领先于基民盟。如果这一趋势延续，AfD可能成为战后德国第一个真正有机会主导一个州政府的极右翼政党。
这意味着德国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如何“隔离”AfD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政党已经拥有足以争夺政府权力的选票时，防火墙还能否继续承担全部责任？
答案可能需要从选举政治之外寻找。
AfD已经不是一个边缘政党
把AfD视为一个短期的抗议现象，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德国政治的现实。
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AfD获得20.8%的第二票，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此后，它在全国民调中的支持率继续上升，在东部几个州的支持率更远高于全国水平。
萨克森-安哈尔特尤其值得关注。
这个人口约200万的州，长期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转型和地方公共服务压力。对许多选民而言，AfD并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选择，也代表着对传统政党长期治理的不满。
这也是AfD能够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
如果主流政党把所有投给AfD的人都视为极右翼选民，就会误判问题。
他们中有一部分确实认同AfD的民族主义甚至族裔民族主义思想；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票的原因是对经济、移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或者传统政党失望。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因为民主制度必须允许选民对政府不满，甚至允许他们用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这种不满。
如果一个德国人认为欧盟政策错误、气候政策代价太高、移民数量过多，或者德国不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完全有权通过投票表达这些��点。
这些问题应该在议会中解决，而不是在法院里解决。
但“民族国家”与“族裔国家”并不是一回事
问题出现在另一个层面。
一个民主国家可以有严格的移民���策，也可以要求移民融入社会，可以驱逐符合法律条件的外国犯罪者。
但德国的宪法不允许国家根据一个人的血统、肤色或者祖源决定他是否真正属于德国。
这正是AfD内部“völkisch”思想引发宪法争议的原因。
德语中的“völkisch”并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包含一种更特殊的人民观：人民不是首先由公民身份和法律关系构成，而是由共同血缘、祖源和文化构成。
一旦这种概念成为政治原则，移民政策就不再只是讨论谁可以进入德国。
它开始涉及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谁才算是真正的德国人？
如果一个人在德国出生，拥有德国国籍，但因为父母或祖父母来自其他国家而被视为“真正德国人”之外的人，那么德国的公民身份就不再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变成了一种需要通过血统证明的资格。
这与《基本法》的基本逻辑发生冲突。
德国宪法���重要的承诺之一，就是人的尊严不取决于出身。
NPD判决留下了一条重要的法律线索
2017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拒绝了���止国家民主党（NPD）的申请。
这个判决经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极右翼政党不能被禁止”。
实际上恰恰相反。
宪法法院当时认为，NPD的政治理念与人的尊严和平等原则存在严重冲突，并具有明显的反宪政性质。
它最终没有被禁止，关键原因不是法院认为它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而是认为它没有足够的现实能力实现其目标。
换句话说：NPD并非因为不够反宪法而没有被禁止，而是因为它太弱。
这一点今天尤其值得重新思考。
AfD显然不是NPD。
它拥有数百万选民，在联邦议院中拥有庞大议席，并且已经在若干东部州成为最有竞争力的政治力量之一。
因此，2017年判决提出的那个问题——一个反宪法政党是否具有现实的成功可能性——今天不能再被轻易视为假设性问题。
但这仍然不能推出“AfD应该被禁止”的结论。
它只能推出另一个更谨慎的结论：
德国有必要���真考虑，是否应该让联邦宪法法院来回答这个问题。
禁党不是防火墙的升级版
这里必须划出一条界线。
防火墙是政治策略。
禁党是宪法程序。
前者由政党决定，后者由法院决定。
德国《基本法》规定，只有联邦政府、联邦议院或者联邦参议院可以提出政党禁令申请，而最终裁决权属于联邦宪法法院。
因此，任何政党都不应该自己宣布AfD“违宪”。
德国政府也不能因为一个政党的政策令人厌恶，就利用行政权力将它排除出选举。
禁党必须满足极高的法律门槛。
法院需要判断的不是某个政党是否说过极端言论，而是它是否以积极、有组织和持续的方式试图破坏或取消自由民主基本秩序。
尤其重要的是，它必须证明这种努力具有现实的成功可能性。
这正是德国与许多其他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
德国的宪法不是一张允许政府随意使用的“政治禁令清单”。
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防卫机制，只有在民主本身面临严重威胁时才应该启动。
为什么东部德国成为关键
AfD的崛起不能只从柏林理解。
德国统一36年之后，东西部之间的政治心理差异依然明显。
东部一些地区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人持续外流；传统工业正在经历能源价格、全球竞争和绿色转型的多重压力；地方公共服务不足也加剧了被忽视感。
这使AfD能够把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愤怒。
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些选民突然都接受了极右翼意识形态。
更准确的解释是：传统政党已经失去了部分选民对其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信任。
这是德国主流政治必须面对的事实。
如果柏林只用宪法语言回应经济和社会问题，AfD不会消失。
如果德国政府只告诉选民“AfD危险”，却不能解决工业竞争力、能源价格、住房、移民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那么AfD仍然会拥有不断增长的政治市场。
因此，即使德国最终启动禁党程序，也不能把它当成政治政策的替代品。
防火墙最大的弱点，是它无法阻止选票
过去几年，德国“防火墙”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AfD进入政府。
但防火墙有一个根本限制：
它可以阻止政党合作，却不能阻止选民投票。
如果AfD只有10%的支持率，这个策略相对容易。
如果它拥有20%的全国选票，问题开始复杂。
如果它在一个州获得30%甚至40%的选票，问题就变成了制度性的��
因为民主政治最终必须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一个政党如果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是否永远可以被排除在政府之外？
德国的答案目前是：只要它没有被禁止，就可以参选；其他政党则可以选择不与它合作。
这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但政治上，它会越来越难以维持。
特别是当AfD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执政党”——推出候选人、讨论预算、提出���济政策、争取地方企业和中产阶级选民时——单纯依靠政治隔离会变得更加困难。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俄罗斯
AfD的崛起也发生在欧洲安全环境剧烈变化的背景下。
该党内部长期存在明显的亲俄倾向，部分政治人物反对德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主张重新建立与莫斯科的关系。
这本身仍然属于外交政策争论。
德国完全可以有一个主张对俄和解的政党。
但问题在于，德国如今面对的不仅是国内政治极化，也存在外国信息操纵的问题。
德国安全部门近年持续警告俄罗斯相关的信息行动。选举期间，虚假视频、AI生成内容和社交媒体宣传被用来放大德国社会已有的矛盾。
这并不意味着AfD的选票是俄罗斯“制造”的。
这种解释既过于简单，也低估了德国选民真实存在的不满。
但它意味着，德国的民主竞争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安全环境中：
国内社会裂痕与外国信息战可能相互放大。
对于一个正在成为潜在执政力量的政党而言，这一点尤其值得安全部门和宪法机构认真审查。
德国真正需要的是司法审查，而不是政治清洗
因此，德国现在最���要避免的，是把禁党问题变成另一场党派战争。
如果联邦政府、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认为已经拥有足够证据，它们应该把证据交给宪法法院。
然后让法院回答问题。
如果证据不足，法院应该驳回申请，AfD继续参加选举。
如果证据足够，法院也应该作出裁决。
这两种结果都比由政治人物自行宣布“这个政党太危险，所以必须消失”更加符合德国的宪法传统。
因为德国战后制度真正吸取的教训，并不是“永远不要禁止政党”。
而是：
不能让政府拥有决定谁可以存在于政治生活中的权力。
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约束。
德国《基本法》同时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两种教训。
第一，民主不能对试图摧毁民主的力量毫无防备。
第二，政府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对手轻易定义成民主的敌人。
因此，德国必须同时坚持两件事情。
它必须尊重投票给AfD的选民。
也��须保护那些可能因为族裔、宗教、性取向或者政治身份而被排除在“真正德国人”之外的公民。
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
恰恰相反，这就是自由民主制度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防火墙的真正意义
德国今天面对的并不是1933年的重复。
AfD不是NSDAP。
德国也不是魏玛共和国。
德国���有强大的宪法法院、成熟的民主制度、欧洲联盟以及几十年积累的民主政治文化。
因此，历史类比必须谨慎。
但历史也提供了一个不能完全忽视的警告：
民主制度最大的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一个突然发动政变的敌人。
它也可能来自一个逐渐获得合法选票、不断扩大政治影响、最终要求重新定义“谁属于人民”的政治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争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支持AfD的人是不是极右翼”。
问题应该更加具体：
AfD的哪些政策属于正常的民主竞争？
哪些言论已经触及宪法红线？
哪些组织和政治人物正在系统性地挑战人的尊严和平等原则？
一个拥有越来越多选民支持的政党，是否已经具备实现这些目标的现实能力？
这些问题都需要证据，而不是情绪。
也需要法院，而不是政治口号。
德国的“防火墙”正在迎来真正的考验。
它不是考验德国能否���止AfD获得选票。
德国没有办法，也不应该这样做。
真正的考验是：当AfD越来越接近权力中心时，德国能否在不背叛民主原则的情况下保护民主本身。
如果答案最终是通过选举击败AfD，那么就应该通过选举。
如果答案是通过宪法程序审查甚至禁止一个已经越过法律红线的组织，那么也应该通过宪法程序。
民主的力量，不在于它永远拒绝使用防卫工具，而在于它能够严格区分政治竞争与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攻击。
这或许正是德国今天最需要证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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