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崇敬 Ou Chung-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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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美國大選結果幾乎底定，#共和黨 #川普已經拿下277張選舉人團票，#民主黨 #賀錦麗僅拿下224張選舉人團票。參議院也確定由共和黨拿下過半席次，眾議院則還在開票，但預期這次共和黨將獲得完全執政。而賀錦麗與拜登在結果出爐前就選擇神隱...... https://t.co/agDAmQk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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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成立，只有4人繳社保的中國公司 @DeepSeek_AI，居然打爆矽谷的AI公司！開發的深度思考模型R1甚至已經媲美 @OpenAI 的o1模型，讓美國大為緊張！這是否將引爆美中科技戰2.0？台灣又應該如何面對這場全面性的強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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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野火演變為不可控的背後 2025 年 1 月的前兩週，加州經歷了一系列被形容為洛杉��史上最具毀滅性的野火。包括帕利塞德斯大火（Palisades Fire）和伊頓大火（Eaton Fire）在內的主要火災，以及其他多處較小的火點。截稿前，這場森林野火共燃燒了超過 40,000 英畝，摧毀了超過 12,000 棟建築，並導致至少 25 人死亡，迫使超過 20 萬名居民撤離。聖塔安娜焚風（Santa Ana Winds）是此次野火的主要推手之一，這種從大盆地吹向海岸的乾熱風速高達每小時 100 英里。在冬季降雨不足的情況下，這些強風大大助長了火勢的蔓延。同一時間，經歷了創紀錄的高溫夏季及極少降雨後，當地植被異常乾燥，成為火災的天然燃料。尤其在南加州，缺乏水分的植被像火藥般，在適當條件下迅速引燃。目前，加州已有超過7,500名消防人員投入救災，並出動夜間作業的直升機及C-130空中加油機協助滅火。地方政府頻繁發布撤離令，呼籲民眾盡速撤離。然而，野火依舊持續延燒，沒有任何緩和跡象。當地時間1月13日，加州遭遇接近颶風等��的強風襲擊，乾燥且危險的聖安娜焚風風速最高可達每小時120公里，進一步助長了兩處主要野火。氣候變遷與政治正確之爭針對這場野火的成因，美國社會爭辯焦點集中在這場災害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長期掌握加州與重災區洛杉磯市執政權的民主黨人主張，氣候變遷引發的乾旱與強風是主要原因。然而，批評者則認為，政府施政失當才是問題根源。保守派《紐約郵報》、自由派CNN評論員Scott Jennings抨擊洛杉磯消防局（LAFD）為了「政治正確」而施行強調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DEI）的政策。這項政策的實施包括專注於招聘更多女性和非白人消防員，同時調整體能和技能考核標準，以降低準入門檻。這些��施的初衷是為了提高女性消防員的比例，但也引發了對消防員專業能力的質疑。此外，報導指出，洛杉磯市政府曾要求所有市府員工接種疫苗，這導致一些拒絕接種COVID-19疫苗的消防員被解雇。報導指出，超過一百名消防員因未接種COVID-19疫苗而被迫放無薪假，影響了消防服務的整體能力和士氣。消防局長克勞利（Kristin Crowley）更曾公開批評市政府削減消防預算的決定，並指出這些預算削減對消防員的應對能力造成了負面影響。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了消防局的運作和公共安全的保障。是黑天鵝還是「確定性混沌」？這場野火，究竟是突發且不可預測、對社會影響重大的「黑天鵝」？還是偽裝為隨機性的「確定性混沌」？我們往往認為發生的是「真正隨機性」的黑天鵝，事實上只是「確定性混沌」。依照黎巴嫩裔美國思想與統計師塔��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真正的隨機系統確實是隨機的，而且不存在可預測的特性。混沌系統有完全可測的特性，但人們很難找到。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解構當代所謂的自然科學結合政治下的判斷，背後的人類神話學與歷史神話學。我們往往沈迷於科技的進步，自我肯定那是種人類的進化，卻忘卻了古老的智慧或許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具有前瞻性。在許多歷史中，人們往往遺忘了祖先「燒山」或稱為文化燃燒（Cultural Burning）的實踐。以加州原住民文化，特別是卡魯克（Karuk）與尤羅克（Yurok）等部落為例，「燒山」是他們的核心傳統之一。這種方法是透過有意且可控的燃燒來管理景觀，改善生態棲地，並促進用於食��、籃編及儀式用途的植物生長。這些實踐在數千年來一直是原住民與自然環境之間維持平衡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有助於降低火災風險，特別是在適應火災的生態系統中。在歐洲殖民者抵達之前，文化燃燒在加州原住民中廣泛使用。然而，隨著殖民者的到來及隨後的政府政策，這些傳統實踐受到嚴厲限制。美國政府通過《1911年週法案》（Weeks Act）等法律，將包括火管理在內的許多原住民文化實踐列為非法，全面禁止各類形式的燃燒行為，而非以有效管理為目的。這導致與火管理相關的傳統生態知識及實踐的大量流失。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及長期火災壓制政策帶來的火災風險增加，加州政府才開始對這些傳統實踐的重視逐漸復甦。2021年，加州通過《參議院第332號法案》（Senate Bill 332），首次承認文化燃燒與規劃燃燒（Prescribed Burning）之間的差異，並試圖��從事文化燃燒的實踐者。儘管如此，執行面上仍存在許多阻礙。許多原住民實踐者在進行文化燃燒時，仍因現行法規需要取得許可並接受州政府監督而面臨挑戰。像是即使已獲批准的燃燒計畫，當鄰近居民因煙霧或火焰報警時，實踐者仍可能受到地方執法部門的騷擾。「燒山」的文化並非僅存在於北美。在東亞的日本，「燒山」最為人知的形式是奈良每年舉辦的「若草山燒山」活動。該活動通常於每年1月的第四個星期六舉行，是標誌春天來臨的重要傳統慶典。若草山燒山的起源據說與鎮慰古墳幽靈及防止火災相關。在江戶時代，這一活動成為正式的宗教與文化儀式，並由春日大社與東大寺等宗教機構共同參與。古老的智慧中，透過火燒來清除老化植物，促進新草的生長，並改善土壤質量。不僅有助於維持生態平衡，也被賦予了傳統文化的象徵意義，成為社區共同參與的重要活動。同樣的儀式也存在於台灣的原住民傳統文化中。在台灣，許多原住民族群，包括泰雅族與賽夏族，在農業與狩獵活動中運用了「燒山」的技術。這是一種傳統的土地管理方式，透過火燒草木來改善土壤肥力，為新植物的生長提供條件。此外，「燒山」有助於生態系統的維護，包括清除害蟲及控制病害，同時也能創造適合動物生存的棲地，展現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哲學。這項儀式的另一個文化層面，是感謝自然與祖先，「燒山」同時強化了社群的凝聚力，承載著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然而，由於前二年的雨水充沛，讓加州政府似乎卸下了警戒心。去年（2024年），加州迎來了一場嚴重的乾旱，不僅山區乾涸，還因豐富的乾燥灌木增加了野火風險，這些乾燥的植物成為極佳的燃料來源。事實上，��家和學者早已警告過極端天氣��能帶來的影響及其後果。根據美國國會設立的美國全球變化研究計劃（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USGCRP）偕同14個聯邦機構共同發布的《第五次國家氣候評估報告》（Fifth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2023年公布的研究已經提出警告，特別針對加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將面臨更頻繁且更嚴重的乾旱。例如，預測顯示，年降雨量將變得更加無法預測，導致集中式的強降雨期與長期乾旱期交替，進一步加劇乾旱情況並提升野火風險。當人們刻意忽略「確定性混沌」，讓一切成為「灰犀牛」（即明顯、可預測的威脅，通常以逐步發展的趨勢或問題形式出現），背後所帶來的高衝擊性，如同美國政策分析師米歇爾·沃克（Michele Wucker）所說，將導致重大的經濟、社會或環境後果。有時最荒謬的，是自稱「文明開化」的現代人類，相對不在乎工廠、電廠排放的廢氣，因為他們是相對「進步」的象徵，科學的演進，有時還帶上經濟發展的色彩，合理化排放廢氣的行為，反倒對於早期人類先祖遺留下「燒山」的文化嗤之以鼻。而事實證明，現代人很多時候不如遠古時期的智人，更別提自己是智人之上。

FaustoChou's tweet photo. 加州野火演變為不可控的背後

2025 年 1 月的前兩週，加州經歷了一系列被形容為洛杉��史上最具毀滅性的野火。包括帕利塞德斯大火（Palisades Fire）和伊頓大火（Eaton Fire）在內的主要火災，以及其他多處較小的火點。截稿前，這場森林野火共燃燒了超過 40,000 英畝，摧毀了超過 12,000 棟建築，並導致至少 25 人死亡，迫使超過 20 萬名居民撤離。

聖塔安娜焚風（Santa Ana Winds）是此次野火的主要推手之一，這種從大盆地吹向海岸的乾熱風速高達每小時 100 英里。在冬季降雨不足的情況下，這些強風大大助長了火勢的蔓延。同一時間，經歷了創紀錄的高溫夏季及極少降雨後，當地植被異常乾燥，成為火災的天然燃料。尤其在南加州，缺乏水分的植被像火藥般，在適當條件下迅速引燃。

目前，加州已有超過7,500名消防人員投入救災，並出動夜間作業的直升機及C-130空中加油機協助滅火。地方政府頻繁發布撤離令，呼籲民眾盡速撤離。然而，野火依舊持續延燒，沒有任何緩和跡象。當地時間1月13日，加州遭遇接近颶風等��的強風襲擊，乾燥且危險的聖安娜焚風風速最高可達每小時120公里，進一步助長了兩處主要野火。

氣候變遷與政治正確之爭

針對這場野火的成因，美國社會爭辯焦點集中在這場災害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長期掌握加州與重災區洛杉磯市執政權的民主黨人主張，氣候變遷引發的乾旱與強風是主要原因。然而，批評者則認為，政府施政失當才是問題根源。保守派《紐約郵報》、自由派CNN評論員Scott Jennings抨擊洛杉磯消防局（LAFD）為了「政治正確」而施行強調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DEI）的政策。這項政策的實施包括專注於招聘更多女性和非白人消防員，同時調整體能和技能考核標準，以降低準入門檻。這些��施的初衷是為了提高女性消防員的比例，但也引發了對消防員專業能力的質疑。

此外，報導指出，洛杉磯市政府曾要求所有市府員工接種疫苗，這導致一些拒絕接種COVID-19疫苗的消防員被解雇。報導指出，超過一百名消防員因未接種COVID-19疫苗而被迫放無薪假，影響了消防服務的整體能力和士氣。消防局長克勞利（Kristin Crowley）更曾公開批評市政府削減消防預算的決定，並指出這些預算削減對消防員的應對能力造成了負面影響。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了消防局的運作和公共安全的保障。

是黑天鵝還是「確定性混沌」？

這場野火，究竟是突發且不可預測、對社會影響重大的「黑天鵝」？還是偽裝為隨機性的「確定性混沌」？我們往往認為發生的是「真正隨機性」的黑天鵝，事實上只是「確定性混沌」。依照黎巴嫩裔美國思想與統計師塔��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真正的隨機系統確實是隨機的，而且不存在可預測的特性。混沌系統有完全可測的特性，但人們很難找到。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解構當代所謂的自然科學結合政治下的判斷，背後的人類神話學與歷史神話學。我們往往沈迷於科技的進步，自我肯定那是種人類的進化，卻忘卻了古老的智慧或許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具有前瞻性。

在許多歷史中，人們往往遺忘了祖先「燒山」或稱為文化燃燒（Cultural Burning）的實踐。以加州原住民文化，特別是卡魯克（Karuk）與尤羅克（Yurok）等部落為例，「燒山」是他們的核心傳統之一。這種方法是透過有意且可控的燃燒來管理景觀，改善生態棲地，並促進用於食��、籃編及儀式用途的植物生長。這些實踐在數千年來一直是原住民與自然環境之間維持平衡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有助於降低火災風險，特別是在適應火災的生態系統中。

在歐洲殖民者抵達之前，文化燃燒在加州原住民中廣泛使用。然而，隨著殖民者的到來及隨後的政府政策，這些傳統實踐受到嚴厲限制。美國政府通過《1911年週法案》（Weeks Act）等法律，將包括火管理在內的許多原住民文化實踐列為非法，全面禁止各類形式的燃燒行為，而非以有效管理為目的。這導致與火管理相關的傳統生態知識及實踐的大量流失。

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及長期火災壓制政策帶來的火災風險增加，加州政府才開始對這些傳統實踐的重視逐漸復甦。2021年，加州通過《參議院第332號法案》（Senate Bill 332），首次承認文化燃燒與規劃燃燒（Prescribed Burning）之間的差異，並試圖��從事文化燃燒的實踐者。儘管如此，執行面上仍存在許多阻礙。許多原住民實踐者在進行文化燃燒時，仍因現行法規需要取得許可並接受州政府監督而面臨挑戰。像是即使已獲批准的燃燒計畫，當鄰近居民因煙霧或火焰報警時，實踐者仍可能受到地方執法部門的騷擾。

「燒山」的文化並非僅存在於北美。在東亞的日本，「燒山」最為人知的形式是奈良每年舉辦的「若草山燒山」活動。該活動通常於每年1月的第四個星期六舉行，是標誌春天來臨的重要傳統慶典。若草山燒山的起源據說與鎮慰古墳幽靈及防止火災相關。在江戶時代，這一活動成為正式的宗教與文化儀式，並由春日大社與東大寺等宗教機構共同參與。

古老的智慧中，透過火燒來清除老化植物，促進新草的生長，並改善土壤質量。不僅有助於維持生態平衡，也被賦予了傳統文化的象徵意義，成為社區共同參與的重要活動。同樣的儀式也存在於台灣的原住民傳統文化中。

在台灣，許多原住民族群，包括泰雅族與賽夏族，在農業與狩獵活動中運用了「燒山」的技術。這是一種傳統的土地管理方式，透過火燒草木來改善土壤肥力，為新植物的生長提供條件。此外，「燒山」有助於生態系統的維護，包括清除害蟲及控制病害，同時也能創造適合動物生存的棲地，展現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哲學。這項儀式的另一個文化層面，是感謝自然與祖先，「燒山」同時強化了社群的凝聚力，承載著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

然而，由於前二年的雨水充沛，讓加州政府似乎卸下了警戒心。去年（2024年），加州迎來了一場嚴重的乾旱，不僅山區乾涸，還因豐富的乾燥灌木增加了野火風險，這些乾燥的植物成為極佳的燃料來源。事實上，��家和學者早已警告過極端天氣��能帶來的影響及其後果。根據美國國會設立的美國全球變化研究計劃（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USGCRP）偕同14個聯邦機構共同發布的《第五次國家氣候評估報告》（Fifth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2023年公布的研究已經提出警告，特別針對加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將面臨更頻繁且更嚴重的乾旱。例如，預測顯示，年降雨量將變得更加無法預測，導致集中式的強降雨期與長期乾旱期交替，進一步加劇乾旱情況並提升野火風險。

當人們刻意忽略「確定性混沌」，讓一切成為「灰犀牛」（即明顯、可預測的威脅，通常以逐步發展的趨勢或問題形式出現），背後所帶來的高衝擊性，如同美國政策分析師米歇爾·沃克（Michele Wucker）所說，將導致重大的經濟、社會或環境後果。

有時最荒謬的，是自稱「文明開化」的現代人類，相對不在乎工廠、電廠排放的廢氣，因為他們是相對「進步」的象徵，科學的演進，有時還帶上經濟發展的色彩，合理化排放廢氣的行為，反倒對於早期人類先祖遺留下「燒山」的文化嗤之以鼻。而事實證明，現代人很多時候不如遠古時期的智人，更別提自己是智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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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派系全面開鬥賴清德！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封殺賴提名的「大法官」立法院今天（24日）審理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記名投票，然而，由執政黨民進黨主席兼總統賴清德 @ChingteLai 提名的其中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劉靜怡，卻遭到民進黨 @DPPonline 及國民黨 @kuomintang 聯合��殺，僅獲得民眾黨8席支持。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在黨團會議中態度強硬，投票前親自致電賴清德，傳達「國會自主、黨團自主」的原則。然而，柯隨後指出，劉靜怡過去多次公開批評民進黨，包括指控前總統蔡英文 @iingwen 「假論文」、指責蘇貞昌「貪污疫苗與雞蛋」，甚至在審查會中羞辱交通部政務次長王義川。柯認為，劉靜怡的種種言行已觸碰民進黨的底線，強調黨團必須採取一致行動。會議上，柯建銘祭出罕見的黨紀規定，明確表示，「任何人若投給劉靜怡，就立即開除黨籍」。前總統蔡英文自今年5月20日卸任後，不甘願就此退出政壇，並降低影響力。先是頻頻出訪歐洲、加拿大「挾洋自重」，提高聲量，並讓新聞外銷轉內銷，更經常在@Facebook上發文，��讚數頻頻超越賴清德。在賴清德上任不到一個月，就與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會面，當時柯還在@Facebook上寫下蔡對黨內的3個提醒與叮嚀。不料兩天後，貼文遭到修改，蔡英文的叮嚀全部消失，引發「蔡賴鬥」的遐想。「蔡賴鬥」最早可追朔至2019年，當時賴清德試圖在黨內挑戰蔡英文，參與2020總統大選。但遭蔡英文網軍攻擊，蔡不僅頻頻拖延初選時程，甚至不斷滾動式修改初選規則，最後讓賴清德落敗。儘管最後讓賴清德擔任副手，但依舊將他打入冷宮，4年來幾乎沒讓賴清德有任何出頭機會。 2022年，由於民進黨黨內多位政治人物因為論文抄襲與學位爭議，最終在縣市長及議會選舉大敗。在民進黨內沒有人可以承擔大位的情況下，最終由賴清德勝出。如今，蔡英文掌控的民進黨立院黨團系統，多次向賴清德發難。先是在賴清德出訪太平洋島嶼期間，力挺南韓總統尹錫悅以「因為南韓國會被親北韓勢力操控，為守護自由憲政體制」緊急宣布的全國戒嚴，以此抨擊在野黨國民黨與民眾黨刪除預算、癱瘓大法官、惡修《財政劃分法》、鳥籠《公民投票法》等等。讓賴清德在遠方受到波及，頻遭抨擊，甚至多次被輿論要求道歉。這次，民進黨51席立委不僅乾脆在《財政劃分法》修法投票時，4人缺席，導致國民黨在僅有48立委出席的情況下，依然無法擋下他們口中會「毀滅台灣」的法案。現在更直接在大法官人事案投票上直接否決自家主席提名的劉靜怡，等同洗臉賴清德。早在賴清德提名大法官時，支持蔡英文的網路帳號就開始對此提出抨擊，包括「看到劉靜怡真的嚇一跳，他對小英政府很不友善」、「賴清德提名的大法官提名人，台大國發所所長劉靜怡以前罵小英罵的可兇的咧，而且還跟彭文正起舞質疑小英的博士論文」......等。且就在民進黨口中會「毀滅台灣」的三項法案通過後，馬上南下高雄找另一位蔡英文派系的「大阿哥」陳其邁 @chimaichen 扮裝玩耍，參與「1.2.3高雄人」萬人粉紅派對活動，包括沈伯洋、李柏毅、黃捷、吳沛憶、許智傑都穿上了韓國人氣影集《魷魚遊戲》的服裝，完全不在乎他們口中的「毀滅台灣」的法案三讀通過。明顯地，蔡英文派系不再暗地裡搞地下行動，這次更是直接浮上檯面架空賴清德，賴清德距離「被黨內政變」恐怕不遠了。

FaustoChou's tweet photo. 蔡英文派系全面開鬥賴清德！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封殺賴提名的「大法官」

立法院今天（24日）審理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記名投票，然而，由執政黨民進黨主席兼總統賴清德 @ChingteLai 提名的其中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劉靜怡，卻遭到民進黨 @DPPonline 及國民黨 @kuomintang 聯合��殺，僅獲得民眾黨8席支持。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在黨團會議中態度強硬，投票前親自致電賴清德，傳達「國會自主、黨團自主」的原則。然而，柯隨後指出，劉靜怡過去多次公開批評民進黨，包括指控前總統蔡英文 @iingwen 「假論文」、指責蘇貞昌「貪污疫苗與雞蛋」，甚至在審查會中羞辱交通部政務次長王義川。柯認為，劉靜怡的種種言行已觸碰民進黨的底線，強調黨團必須採取一致行動。會議上，柯建銘祭出罕見的黨紀規定，明確表示，「任何人若投給劉靜怡，就立即開除黨籍」。

前總統蔡英文自今年5月20日卸任後，不甘願就此退出政壇，並降低影響力。先是頻頻出訪歐洲、加拿大「挾洋自重」，提高聲量，並讓新聞外銷轉內銷，更經常在@Facebook上發文，��讚數頻頻超越賴清德。在賴清德上任不到一個月，就與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會面，當時柯還在@Facebook上寫下蔡對黨內的3個提醒與叮嚀。不料兩天後，貼文遭到修改，蔡英文的叮嚀全部消失，引發「蔡賴鬥」的遐想。

「蔡賴鬥」最早可追朔至2019年，當時賴清德試圖在黨內挑戰蔡英文，參與2020總統大選。但遭蔡英文網軍攻擊，蔡不僅頻頻拖延初選時程，甚至不斷滾動式修改初選規則，最後讓賴清德落敗。儘管最後讓賴清德擔任副手，但依舊將他打入冷宮，4年來幾乎沒讓賴清德有任何出頭機會。

2022年，由於民進黨黨內多位政治人物因為論文抄襲與學位爭議，最終在縣市長及議會選舉大敗。在民進黨內沒有人可以承擔大位的情況下，最終由賴清德勝出。

如今，蔡英文掌控的民進黨立院黨團系統，多次向賴清德發難。先是在賴清德出訪太平洋島嶼期間，力挺南韓總統尹錫悅以「因為南韓國會被親北韓勢力操控，為守護自由憲政體制」緊急宣布的全國戒嚴，以此抨擊在野黨國民黨與民眾黨刪除預算、癱瘓大法官、惡修《財政劃分法》、鳥籠《公民投票法》等等。讓賴清德在遠方受到波及，頻遭抨擊，甚至多次被輿論要求道歉。

這次，民進黨51席立委不僅乾脆在《財政劃分法》修法投票時，4人缺席，導致國民黨在僅有48立委出席的情況下，依然無法擋下他們口中會「毀滅台灣」的法案。現在更直接在大法官人事案投票上直接否決自家主席提名的劉靜怡，等同洗臉賴清德。

早在賴清德提名大法官時，支持蔡英文的網路帳號就開始對此提出抨擊，包括「看到劉靜怡真的嚇一跳，他對小英政府很不友善」、「賴清德提名的大法官提名人，台大國發所所長劉靜怡以前罵小英罵的可兇的咧，而且還跟彭文正起舞質疑小英的博士論文」......等。

且就在民進黨口中會「毀滅台灣」的三項法案通過後，馬上南下高雄找另一位蔡英文派系的「大阿哥」陳其邁 @chimaichen 扮裝玩耍，參與「1.2.3高雄人」萬人粉紅派對活動，包括沈伯洋、李柏毅、黃捷、吳沛憶、許智傑都穿上了韓國人氣影集《魷魚遊戲》的服裝，完全不在乎他們口中的「毀滅台灣」的法案三讀通過。

明顯地，蔡英文派系不再暗地裡搞地下行動，這次更是直接浮上檯面架空賴清德，賴清德距離「被黨內政變」恐怕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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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的反應只是在滿足原始慾望的時候，尤其是它本來並非如此，但有明確的轉向，且放棄語言命題的思辨作用，確實就是一個老化、退化的關鍵表徵或是生命轉折的顯現。那些不老化的超級大師級人物，即使在80歲、90歲、100歲都還是會提出��新的語言命題，並且具有挑戰時代趨勢的��用。這證明這位超級大師的大腦，一直保持在前沿的運作。所謂跨時代偉人或大師，除非是疾病而崩潰身體，否則他的大腦總是可以提出以天或週為單位，挑戰並提出時代的新命題，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心理或技術迭代，而不會停留在低級的慾望消費上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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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Wei Lai

@ChengWeiL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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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囧的言論表明了現在台灣反共或是反中生態的亂象：「只論立場，不論是非」只要立場正確，不管那些博主們怎麼樣唬爛，台派觀眾們都會買單，甚至奉為圭臬。實際上，中南海聽床師的意思是諷刺博主隨口唬爛，亂造謠一些不實訊息比如習近平要掛了之類的事情。顯然八囧完全不懂 https://t.co/tg1zHHC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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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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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隱多日！霸凌下屬致死的勞動部官員謝宜容上傳道歉影片向社會致歉勞動部勞發署北分署署長謝宜容於今日拍攝影片上傳，就近日備受關注的社會案件向社會大眾致歉。他強調，這次的事件對同仁及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並為此表達深深的懊悔與自責。謝宜容在影片中坦承，因個人領導風格及管理方式的不當，導致同仁在工作中承受心理壓力與不安。他提到，同仁的恐懼與擔憂，與自身的溝通及互動模式息息相關。他表示：「沒有保護好你們的孩子，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在北分署工作，卻成了冷冰冰的遺體。」此外，他對社會大眾公開承諾，將立即改善管理方式，並強化內部溝通機制，以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他同時向受影響的同仁及其家屬表達最誠摯的歉意，並承諾將會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後續事宜。最後，謝宜容再次致歉，聲稱會配合調查、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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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任命馬斯克主掌「政府效率部」，還是重回政府分贓制？準美國總統川普2024競選中的最大金主—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Musk），即將入主川普內閣！川普於台北時間11月13日上午8時46分，在其擁有的社群平台Truth Scoial上宣布，將由馬斯克和另一位力挺他的企業家拉馬斯瓦米（@VivekGRamaswamy），共同領導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川普聲稱，他們將負責著手拆除政府官僚體系、削減過多的法規、裁減不必要的支出，並重組聯邦機構。川普更聲稱，這是這個時代的「曼哈頓計劃」（原曼哈頓計畫是美國在二戰中研發並生產原子彈的計畫），該部門將與白宮及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合作，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創造前所未有的創新治理模式。川普最後強調，他們的工作將於2026年7月4日前完成，目標是一個更小的政府、更高的效率、更少的官僚體制。什麼是「官僚」？由於川普在聲明中不斷提及「官僚」（Bureaucracy）一詞，因此我就先從這部分開始著手談起。根據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論，官僚制（或稱科層制）是一種理想的組織形式，它強調專業化分工、層級制度、法定程序性、非人格化管理和管理的職業化等特征。韋伯認為，這種組織形式能夠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是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官僚」和「官僚制」往往被用作描述一種特定類型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而不帶有明顯的褒貶色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僚」一詞在公眾語境中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在現代社會中，「官僚」常常與效率低下、官僚主義、腐敗等問題聯系在一起。這種轉變反映了人們對官僚制運作結果的不滿，以及對官僚行為可能背離制度設計初衷的批評。曾讓美國聯邦政府腐敗的政治分贓制說到美國的公共行政體系，就不得不提美國聯邦政府人事制度的歷史。美國獨立建國後的早期，聯邦政府的人事管理主要依賴於「政治分贓制」。首先，這種制度導致了嚴重的政治腐敗。在此制度下，政府職位被用作政治獎賞，分配給支持獲勝政黨的個人，而不是基於能力和功績。這種做法不僅損害了政府的效率和公正性，還導致了官場亂象��官場腐敗的產生。傑克遜在就任美國第��任總統後，其執政風格與傳統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他透過擴大總統職權、打擊合眾國銀行以及推行「政治分贓制」等措施，試圖整治利益集團把持官職的問題，並保護中小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利益。這種執政風格促進了美國大眾民主和民粹主義的發展。在「分贓制」體制中，傑克遜總統在政府部門安插了多達70餘名的記者編輯，加深與新聞界的聯繫，也體現了政黨政治對新聞界的依賴。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說明了新聞界卷入政治的程度之深，以及政黨政治對於新聞界的依賴之重。然而，由於不同政黨控制著立法機構的不同部門，這導致了在面對財政赤字和收入沖擊時，政府難以做出迅速且有效的反應。此外，政黨分肥制還加劇了政策的碎片化，使得政策實施在不同地區呈現出不一致的狀態，這種「碎片化聯邦主義」不僅增加了政策執行的覆雜性，��削弱了政策的整體效果。「政治分贓制」還影響了政府的公正性。例如，透過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來操縱選舉結果，不僅壓制少數派的聲音，還扭曲民主過程，使得政治決策更加偏向於經濟和政治精英的利益，而非廣大民眾。此外，「分贓制」還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公，如拒絕接受聯邦撥款以保持政治立場的獨立性，表面上看似維護了州政府的自主權，但實際上卻犧牲了公眾利益。具體案例為格蘭特政府時期，賣官鬻爵、腐敗成風，飽受詬病，這時期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腐敗最嚴重的時期。在格蘭特執政期間，有40多名官員的家庭成員被任命為政府職務。1872年，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及其建築公司 Credit Mobilier向政府收取了過高的鐵路建設費用。包括格蘭特的副總統斯凱勒·科爾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在內的幾名國會議員涉嫌收受賄賂以忽視欺詐行為。1875年，釀酒商和政府官員之間一同騙取聯邦政府的稅收。起初，格蘭特支持的財政部長班傑明·布里斯托（Benjamin Bristow）對此詐欺案的調查，但在他的私人秘書奧維爾·巴布考克（Orville Babcock）被牽涉其中後，他親自介入。格蘭特甚至在巴布考克的審判中為他作證，引發爭議。這樣的亂象一直持續到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重要法律—《彭德爾頓法》，該法象徵美國文官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確立了聯邦政府人事管理的三項基本原則：競爭考試、職務常任和政治中立。這些原則旨在結束長期以來的政黨分贓制，建立一個更加公正、高效的文官體系。《彭德爾頓法》的具體內容還包括成立「文官委員會」，其委員組成上「來自同一政黨的不能超過兩人」，以保證文官委員會盡量避免受某個黨派的影響，從而保持政治中立。拜登讓官僚系統肥大臃腫，而川普卻要先廢除教育部？拜登政府2023年時，計劃擴大許多聯邦部門，包括在2024財年，增加82,000名員工，增幅3.6%，將使聯邦文職人員達到自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外，財政部，尤其是國稅局（IRS），將大幅增加人力，計劃在2024財年增加13,000名員工。國家公園管理局計劃增聘約1,400人，增幅為7%。勞工部預計在2023財年增加7%的員工，部分部門將進一步擴充。環境保護署（EPA）計劃增加1,900個全職員工，比2022年增加16%。國土安全部則計劃針對特定需求招聘，包括新增350名邊境巡邏隊員，並增強國土安全部其他部門如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的人力。這也無怪乎在美國高舉國債、經濟衰退的時刻，川普就急著要讓兩位商人主導組織瘦身。川普首先要開刀的，恐怕是廢除教育部，這與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2022提出的「2025總統過度計畫」（2025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中的思維吻合。該計畫中指出，聯邦政府的介入並未顯著改善學生的學習成績，即使在教育經費上投入大量資源。文中引用了數十年來全國性評估中的閱讀和數學成績停滯不前的證據，認為這種情況凸顯出需要由地方管理的教育方式，以更好地滿足學生和家庭的需求。此外，教育部被認為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體系，並引入大量的規章和指令，給地方和州級教育系統帶來沉重的負擔。文件認為，這樣的官僚體制會分散資源，無法將足夠的資源投入到課堂中，導致效率低落。此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將教育政策與經費的決策權下放至州與地方政府，認為這樣能降低因遵守聯邦規範而增加的成本，並讓資金得以更靈活地使用，根據地方的教育需求自行分配。計畫中提議將聯邦教育經費��為更少限制的區塊補助金，以減少聯邦的影響力，並賦權予州政府。文件主張，應支持家長在教育選擇上的自主權。透過解散教育部，聯邦政府將讓家庭能夠自由選擇各種教育選項，包括私立學校及其他替代性教育方式，創造出一個由家長選擇而非中央政策主導的教育體系。與台灣不同，美國的教育制度採地方分權制，分聯邦、州與地方三級。聯邦層級的教育部職權有限，並未直接參與各級教育日常運作的管理。州教育廳（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及教育委員會（State Board of Education）才是教育最高權力，分屬各州，負州教育成敗主要責任，制訂教育政策，負責監督與協調地方學區。聯邦層級的教育部擔任監督及協調跨州教育事務，包括政策宣導、補助經費、從事研究及資料蒐集等工作。從老布希總統推動全國性教育改革，至柯林頓總統1994年提出《目標2000：��國教育法案》，承襲前總統老布希所提出全國性教育目標，由聯邦推動全國性教育改革，至小布希總統於2001年提出《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簡稱NCLB法案），希望以教育結果的導向，進而提升全國學生學業表現，這起次堪稱近代聯邦層級的教育部，透過補助、考核，對美國全境教育體制的重大影響。而如今，川普第二任期恐將終結這樣的聯邦行動。川普要成立「政府效率部」需要走的過程而公部門的改革不同於企業，並非領導者一聲令下就能得償所願。且若要設立一個新的聯邦機構，美國總統無法單方面創建。相反地，必須依循若干法律及程序步驟，主要涉及國會的批准。根據《美國憲法》，國會擁有設立聯邦機構的權力。《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立法權，這包括設立各部門並規範其職能。總統可以重組或廢除他所設立的職位，但無法獨立創建新的聯邦機構。總統在行政部門進行重大變革的能力受到現行法律的限制，且需要立法支持。此外，任何新設立的��門都需要一名主要官員來領導，而該官員必須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確認。這進一步限制了總統單方面創建新機構的行為。若要設立「政府效率部」，通常需要進行以下步驟：立法提案：總統或國會成員需要起草並提出法案，建議創建此新部門。國會批准：提案必須經由國會兩院（眾議院與參議院）的審議及通過，該過程包括委員會審查、潛在修正和表決。總統簽署：一旦兩院通過該法案，總統必須簽署成為法律。實施計劃：法律生效後，需制定實施計劃，詳述新部門的運作方式，包括其使命、架構、人員配置及預算需求。資金撥款：國會必須為該新部門撥款，因為聯邦機構在無預算案支持下無法花費任何資金。儘管共和黨全面執政，但要如此快速在參眾議院通過部門設立，且先找出預算執行撥款，恐怕都需花費不少時間。川普目前確定完全執政的時間也只有兩年，是否能在時間內完成如此大幅度的重整，值得觀察。金主成官員恐成酬庸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兩位企業家進入川普第二任期內閣，恐讓人質疑美國��走回建國初期的「政治分贓制」。儘管目前仍未看到拉馬斯瓦米捐款給予川普或其他共和黨參眾議員參選人的金額，但光是馬斯克總捐款額就至少1.32億美元。對@America PAC（其創立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全年總額達到1.186億美元，僅在10月上半月就捐出了4,360萬美元。此外，馬斯克還向參議院領導基金捐款1,000萬美元（支持共和黨參議員），並向哨兵行動基金捐款230萬美元（支持共和黨參議員競選）。 @America PAC由馬斯克創立，截至2024年10月16日，該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已花費約1.05億美元支持川普。該組織的重點是在關鍵搖擺州提升川普的選民投票率，並支持搖擺選區的共和黨候選人。馬斯克不僅提供了財務支持，還利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X（前身為Twitter）來放大親川普的資訊。他重新啟用了川普的帳戶，並推廣與川普觀點一致的內容，這有效地為川普的��選活動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宣傳平台。如今，他獲得川普「賞賜」任命其主掌拆除政府官僚體系及重組聯邦機構的重大改革，不免落人口實。

FaustoChou's tweet photo. 川普任命馬斯克主掌「政府效率部」，還是重回政府分贓制？

準美國總統川普2024競選中的最大金主—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Musk），即將入主川普內閣！川普於台北時間11月13日上午8時46分，在其擁有的社群平台Truth Scoial上宣布，將由馬斯克和另一位力挺他的企業家拉馬斯瓦米（@VivekGRamaswamy），共同領導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川普聲稱，他們將負責著手拆除政府官僚體系、削減過多的法規、裁減不必要的支出，並重組聯邦機構。

川普更聲稱，這是這個時代的「曼哈頓計劃」（原曼哈頓計畫是美國在二戰中研發並生產原子彈的計畫），該部門將與白宮及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合作，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創造前所未有的創新治理模式。川普最後強調，他們的工作將於2026年7月4日前完成，目標是一個更小的政府、更高的效率、更少的官僚體制。

什麼是「官僚」？

由於川普在聲明中不斷提及「官僚」（Bureaucracy）一詞，因此我就先從這部分開始著手談起。根據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論，官僚制（或稱科層制）是一種理想的組織形式，它強調專業化分工、層級制度、法定程序性、非人格化管理和管理的職業化等特征。韋伯認為，這種組織形式能夠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是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官僚」和「官僚制」往往被用作描述一種特定類型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而不帶有明顯的褒貶色彩。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僚」一詞在公眾語境中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在現代社會中，「官僚」常常與效率低下、官僚主義、腐敗等問題聯系在一起。這種轉變反映了人們對官僚制運作結果的不滿，以及對官僚行為可能背離制度設計初衷的批評。

曾讓美國聯邦政府腐敗的政治分贓制

說到美國的公共行政體系，就不得不提美國聯邦政府人事制度的歷史。美國獨立建國後的早期，聯邦政府的人事管理主要依賴於「政治分贓制」。首先，這種制度導致了嚴重的政治腐敗。在此制度下，政府職位被用作政治獎賞，分配給支持獲勝政黨的個人，而不是基於能力和功績。這種做法不僅損害了政府的效率和公正性，還導致了官場亂象��官場腐敗的產生。

傑克遜在就任美國第��任總統後，其執政風格與傳統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他透過擴大總統職權、打擊合眾國銀行以及推行「政治分贓制」等措施，試圖整治利益集團把持官職的問題，並保護中小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利益。這種執政風格促進了美國大眾民主和民粹主義的發展。

在「分贓制」體制中，傑克遜總統在政府部門安插了多達70餘名的記者編輯，加深與新聞界的聯繫，也體現了政黨政治對新聞界的依賴。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說明了新聞界卷入政治的程度之深，以及政黨政治對於新聞界的依賴之重。

然而，由於不同政黨控制著立法機構的不同部門，這導致了在面對財政赤字和收入沖擊時，政府難以做出迅速且有效的反應。此外，政黨分肥制還加劇了政策的碎片化，使得政策實施在不同地區呈現出不一致的狀態，這種「碎片化聯邦主義」不僅增加了政策執行的覆雜性，��削弱了政策的整體效果。

「政治分贓制」還影響了政府的公正性。例如，透過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來操縱選舉結果，不僅壓制少數派的聲音，還扭曲民主過程，使得政治決策更加偏向於經濟和政治精英的利益，而非廣大民眾。此外，「分贓制」還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公，如拒絕接受聯邦撥款以保持政治立場的獨立性，表面上看似維護了州政府的自主權，但實際上卻犧牲了公眾利益。

具體案例為格蘭特政府時期，賣官鬻爵、腐敗成風，飽受詬病，這時期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腐敗最嚴重的時期。在格蘭特執政期間，有40多名官員的家庭成員被任命為政府職務。1872年，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及其建築公司 Credit Mobilier向政府收取了過高的鐵路建設費用。包括格蘭特的副總統斯凱勒·科爾法克斯（Schuyler Colfax）在內的幾名國會議員涉嫌收受賄賂以忽視欺詐行為。1875年，釀酒商和政府官員之間一同騙取聯邦政府的稅收。起初，格蘭特支持的財政部長班傑明·布里斯托（Benjamin Bristow）對此詐欺案的調查，但在他的私人秘書奧維爾·巴布考克（Orville Babcock）被牽涉其中後，他親自介入。格蘭特甚至在巴布考克的審判中為他作證，引發爭議。

這樣的亂象一直持續到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重要法律—《彭德爾頓法》，該法象徵美國文官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確立了聯邦政府人事管理的三項基本原則：競爭考試、職務常任和政治中立。這些原則旨在結束長期以來的政黨分贓制，建立一個更加公正、高效的文官體系。《彭德爾頓法》的具體內容還包括成立「文官委員會」，其委員組成上「來自同一政黨的不能超過兩人」，以保證文官委員會盡量避免受某個黨派的影響，從而保持政治中立。

拜登讓官僚系統肥大臃腫，而川普卻要先廢除教育部？

拜登政府2023年時，計劃擴大許多聯邦部門，包括在2024財年，增加82,000名員工，增幅3.6%，將使聯邦文職人員達到自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外，財政部，尤其是國稅局（IRS），將大幅增加人力，計劃在2024財年增加13,000名員工。國家公園管理局計劃增聘約1,400人，增幅為7%。勞工部預計在2023財年增加7%的員工，部分部門將進一步擴充。環境保護署（EPA）計劃增加1,900個全職員工，比2022年增加16%。國土安全部則計劃針對特定需求招聘，包括新增350名邊境巡邏隊員，並增強國土安全部其他部門如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的人力。

這也無怪乎在美國高舉國債、經濟衰退的時刻，川普就急著要讓兩位商人主導組織瘦身。川普首先要開刀的，恐怕是廢除教育部，這與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2022提出的「2025總統過度計畫」（2025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中的思維吻合。該計畫中指出，聯邦政府的介入並未顯著改善學生的學習成績，即使在教育經費上投入大量資源。文中引用了數十年來全國性評估中的閱讀和數學成績停滯不前的證據，認為這種情況凸顯出需要由地方管理的教育方式，以更好地滿足學生和家庭的需求。此外，教育部被認為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體系，並引入大量的規章和指令，給地方和州級教育系統帶來沉重的負擔。文件認為，這樣的官僚體制會分散資源，無法將足夠的資源投入到課堂中，導致效率低落。

此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將教育政策與經費的決策權下放至州與地方政府，認為這樣能降低因遵守聯邦規範而增加的成本，並讓資金得以更靈活地使用，根據地方的教育需求自行分配。計畫中提議將聯邦教育經費��為更少限制的區塊補助金，以減少聯邦的影響力，並賦權予州政府。文件主張，應支持家長在教育選擇上的自主權。透過解散教育部，聯邦政府將讓家庭能夠自由選擇各種教育選項，包括私立學校及其他替代性教育方式，創造出一個由家長選擇而非中央政策主導的教育體系。

與台灣不同，美國的教育制度採地方分權制，分聯邦、州與地方三級。聯邦層級的教育部職權有限，並未直接參與各級教育日常運作的管理。州教育廳（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及教育委員會（State Board of Education）才是教育最高權力，分屬各州，負州教育成敗主要責任，制訂教育政策，負責監督與協調地方學區。

聯邦層級的教育部擔任監督及協調跨州教育事務，包括政策宣導、補助經費、從事研究及資料蒐集等工作。從老布希總統推動全國性教育改革，至柯林頓總統1994年提出《目標2000：��國教育法案》，承襲前總統老布希所提出全國性教育目標，由聯邦推動全國性教育改革，至小布希總統於2001年提出《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簡稱NCLB法案），希望以教育結果的導向，進而提升全國學生學業表現，這起次堪稱近代聯邦層級的教育部，透過補助、考核，對美國全境教育體制的重大影響。而如今，川普第二任期恐將終結這樣的聯邦行動。

川普要成立「政府效率部」需要走的過程

而公部門的改革不同於企業，並非領導者一聲令下就能得償所願。且若要設立一個新的聯邦機構，美國總統無法單方面創建。相反地，必須依循若干法律及程序步驟，主要涉及國會的批准。根據《美國憲法》，國會擁有設立聯邦機構的權力。《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立法權，這包括設立各部門並規範其職能。總統可以重組或廢除他所設立的職位，但無法獨立創建新的聯邦機構。總統在行政部門進行重大變革的能力受到現行法律的限制，且需要立法支持。此外，任何新設立的��門都需要一名主要官員來領導，而該官員必須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確認。這進一步限制了總統單方面創建新機構的行為。

若要設立「政府效率部」，通常需要進行以下步驟：

立法提案：總統或國會成員需要起草並提出法案，建議創建此新部門。
國會批准：提案必須經由國會兩院（眾議院與參議院）的審議及通過，該過程包括委員會審查、潛在修正和表決。
總統簽署：一旦兩院通過該法案，總統必須簽署成為法律。
實施計劃：法律生效後，需制定實施計劃，詳述新部門的運作方式，包括其使命、架構、人員配置及預算需求。
資金撥款：國會必須為該新部門撥款，因為聯邦機構在無預算案支持下無法花費任何資金。

儘管共和黨全面執政，但要如此快速在參眾議院通過部門設立，且先找出預算執行撥款，恐怕都需花費不少時間。川普目前確定完全執政的時間也只有兩年，是否能在時間內完成如此大幅度的重整，值得觀察。

金主成官員恐成酬庸

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兩位企業家進入川普第二任期內閣，恐讓人質疑美國��走回建國初期的「政治分贓制」。儘管目前仍未看到拉馬斯瓦米捐款給予川普或其他共和黨參眾議員參選人的金額，但光是馬斯克總捐款額就至少1.32億美元。對@America PAC（其創立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全年總額達到1.186億美元，僅在10月上半月就捐出了4,360萬美元。此外，馬斯克還向參議院領導基金捐款1,000萬美元（支持共和黨參議員），並向哨兵行動基金捐款230萬美元（支持共和黨參議員競選）。

@America PAC由馬斯克創立，截至2024年10月16日，該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已花費約1.05億美元支持川普。該組織的重點是在關鍵搖擺州提升川普的選民投票率，並支持搖擺選區的共和黨候選人。

馬斯克不僅提供了財務支持，還利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X（前身為Twitter）來放大親川普的資訊。他重新啟用了川普的帳戶，並推廣與川普觀點一致的內容，這有效地為川普的��選活動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宣傳平台。

如今，他獲得川普「賞賜」任命其主掌拆除政府官僚體系及重組聯邦機構的重大改革，不免落人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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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Appoints Musk to Lead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 A True Reform or a Return to Political Patronage? @ElonMusk, CEO of @Tesla and the largest financial backer of Trump’s 2024 campaign, is set to join the Trump cabinet. On November 13 at 8:46 AM (Taipei time), Trump announced on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Truth Social that Musk, along with his ally, entrepreneur @VivekGRamaswamy, will head the newly established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rump, they will be tasked with dismantling bureaucratic red tape, cutting excessive regulations, trimming unnecessary spending, and restructuring federal agencies. Trump likened this initiative to a modern-day “Manhattan Project,” referring to the World War II atomic bomb program, stating that the new department would collaborate wit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 to drive large-scale structural reforms and create a novel model of efficient governance. Trump concluded by emphasizing that their work will be completed by July 4, 2026, aiming for a leaner, more efficient government with less bureaucracy. What is Bureaucracy? In his statement, Trump frequently referenced the term “bureaucracy,” so let’s begin there. According to German sociologist Max Weber’s theory, bureaucracy is an ideal form of organization,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ing, procedural consistency, 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career-based administration. Weber argued that this structure enhance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s essential in modern society. Thus, “bureaucracy” often describes a specific type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style, originally without a positive or negative connotation. However, over time, “bureaucracy” has come to evoke negative associations in public discourse, often linked with inefficiency, red tape, and corruption. This shift reflects growing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bureaucratic systems that fail to meet their intended goals. Political Patronage in U.S. History: A Source of Federal Corruption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quires examining the “spoils system,” a political patronage model that prevail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ystem encouraged deep-rooted corruption by using government positions as rewards for political supporters, not as roles assigned on merit. This practice undermined both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impartiality, spawning widespread corruption and a disorderly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President Andrew Jackson’s approach was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elite-driven politics of his predecessors. As the nation’s seventh president, Jackson expanded executive power, opposed the national bank, and implemented the spoils system to curb interest groups’ control over government jobs, aiming to represent small business owners and emerging social classes. His administration promoted populism and broadened democratic access. Under Jackson’s spoils system, over 70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were given government jobs,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the press and reflecting the media’s dependence on partisan politics. This entanglement was unprecedented, revealing how media and politics became deeply intertwined. Over time, however, this system proved counterproductive, leading to delays in government response to fiscal issues due to divided control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es. Patronage also fragmented policy across regions, intensifying inconsistencies and making national policies harder to implement effectively. The spoils system even compromised governmental fairness, notably through practices like gerrymandering, where manipulating district boundaries distorts democratic outcomes to favor political elites over the broader populace. Additionally, it led to inequit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such as states declining federal grants to preserv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which often sacrificed public welfare. The Grant administration’s era typified corruption under the spoils system, remembered as one of America’s most scandal-plagued periods. Around 1872,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implicated in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and Credit Mobilier scandal, and President Grant’s personal secretary was embroiled in a tax fraud scheme with distillers. Congress finally enacted the Pendleton Act in 1883, marking a watershed in civil service reform by introducing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tenure, and political neutrality in federal hiring practices to curb patronage’s excesses. Biden Expands Bureaucracy, While Trump Plans to Start by Abolishing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2023,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plans to expand numerous federal agencies, aiming to add 82,000 federal employees in the 2024 fiscal year — a 3.6% increase that would bring the federal civilian workforce to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World War II. Treasury, particularly the IRS, is expected to see a significant boost, with 13,000 new hires.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plans to add around 1,400 employees, marking a 7% increase.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projects a 7% staff increase in 2023, with certain divisions expanding further. Additionall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intends to add 1,900 full-time positions — a 16% increase from 2022. Meanwhile,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s recruiting to address specific needs, including adding 350 border patrol agents and bolstering other sections like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and @FEMA. Given the context of America’s high national debt and economic downturn, it’s unsurprising that Trump would quickly seek to downsize government with two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helm. His first target may well be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ligning with the @Heritage Foundation’s 2025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 a 2022 proposal. This project argues that feder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h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 outcomes despite substantial funding. Citing decades of stagnating national reading and math scores, the plan suggests that a locally managed educational system could better address student and family needs.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ritics argue, has become overly bureaucratic, burdening state and local educational systems with extensive regulations that drain resources from the classroom. A core goal of the proposal is to transfer decision-making power over educational policy and funding to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asoning that this shift would reduce costs associated with federal compliance, allowing funds to be allocated more flexibly to meet local educational needs. The plan also recommends converting federal education funding into less restrictive block grants to decrease federal influence and empower states. It emphasizes supporting parental choice, advocating for an education system shaped by family preferences rather than centralized polic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ould allow families greater freedom in choosing educational options, including private and alternative schools. Unlike Taiwan’s centralized education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operates under a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model with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yers.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authority is limited; it does not directly manage day-to-day educational operations at any level. Instead, state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and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 which operate independently within each state, hold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educational success, policymaking, and oversight of local school districts.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versees and coordinates interstate educational matters, including policy advocacy, funding allocation, research, and data collection. Beginning with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s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nitiatives, subsequent presidents like Clinton, with the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 of 1994, and George W. Bush, with the 2001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have pushed for national educational reform. These efforts sought to drive improvements in student performance nationwide. Trump’s potential second term could bring an end to such federal involvement. The Steps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Reforming public institutions differs fundamentally from business restructuring, as it requires more than an executive order. Establishing a new federal department in the U.S. requires Congressional approval, as the Constitution grants Congress the power to create federal agencies. Article I of the Constitution delegates legislative authority to Congress, including the creation of departments and their functions. While the president may reorganize or eliminate certain appointed roles, creating a new federal agency requires legislative support. Typically, creating a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would involve these steps: 1. Drafting Legislation: The president or a member of Congress drafts a bill proposing the new department. 2. Congressional Approval: The proposal must pass through both the House and Senate, a process that includes committee reviews, potential amendments, and votes. 3. Presidential Signature: If both chambers pass the bill, the president signs it into law. 4. Implementation Plan: Once the law takes effect, a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plan must outline the new department’s mission, structure, staffing, and budget needs. 5. Funding Allocation: Congress must approve funding, as federal agencies cannot operate without an approved budget. Even with a Republican majority, quickly passing the required legislation and securing funding for a new department could prove time-consuming. Trump’s fully Republican-controlled administration may last only two years,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such an extensive restructuring can be achieved within this timeframe. Are Key Donors Becoming Political Appointees? Musk and Ramaswamy’s entry into Trump’s potential second-term cabinet may fuel concerns of a return to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patronage. While there is no record of Ramaswamy contributing financially to Trump or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candidates, Musk’s contributions alone exceed $132 million. Musk’s @America PAC, a super PAC he founded, contributed $118.6 million over the year, including $43.6 million in October alone. Musk also donated $10 million to the Senate Leadership Fund, which supports Republican Senate candidates, and $2.3 million to Sentinel Action Fund. Musk’s @America PAC has spent approximately $105 million to support Trump’s campaign as of October 16, 2024, focusing on boosting Trump’s voter turnout in key swing states and aiding Republican candidates in battleground districts.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backing, Musk has leveraged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X (formerly @Twitter), to amplify pro-Trump messages, reactivating Trump’s account and promoting content aligned with his views. This platform has become an influential tool for Trump’s campaign. Musk’s appointment as head of government restructuring may appear to reward his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sparking debate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high-profile donor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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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1 year ago

Did Trump Appoint a “Border Czar” in the Mold of Eisenhower or Obama? The 2024 U.S. election has just concluded, with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Donald Trump securing a significant victory with 312 electoral votes over Democratic candidate Kamala Harris, who won 226. Republicans have also taken the lead in Congress, claiming 53 seats in the Senate and 216 in the House, outpacing the Democrats in both chambers. As Trump begins assembling his cabinet, he has appointed campaign co-manager Susie Wiles as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and tapped Thomas Homan (@RealTomHoman), the former Acting Director of th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as the new “Border Czar.” Homan, who also served as ICE’s Executive Associate Director of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under Obama, is tasked with overseeing U.S. border affairs. In his announcement, Trump stated, “H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ll illegal foreign nationals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In my previous article, Trump Wins! Sweeps All Seven Swing States, the World Trembles a Second Time, I detailed Operation Wetback, the 1954 large-scale deportation effort initiated by former U.S.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the only U.S. five-star general to have visited Taiwan. While we won’t revisit Eisenhower’s historical operation here, we can draw parallels to a more recent example: Obama. Obama’s Deportation Numbers Surpassed Trump’s Homan, a tough-minded new “Border Czar,” join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July 2013 and, in 2015, was awarded the Presidential Rank Award as a Distinguished Executive by President Obama. At the time, The Washington Post praised him, stating, “Thomas Homan deports people. And he’s really good at it.” While Trump’s stance on deporting illegal immigrants has been publicly stringent, deportation data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aints a different picture. Obama’s total deportation numbers far exceeded those under Trump and Biden. Estimates indicate that approximately 2.5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entered the U.S. during Obama’s presidency, driven largely by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merica due to regional violence and instability. Obama,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deporter-in-chief,” removed around 3.2 million people during his first term (2009–2012) and another 2.1 million in his second term (2013–2016). In total, about 5.3 million individuals either departed voluntarily or were deported during his tenure. In comparison, Trump’s administration deported around 1.5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from 2017 to 2021. Although Trump was vocal about large-scale deportations, actual numbers did not surpass those under Obama. As of early 2024, Biden’s administration has deported approximately 1.49 million individuals since taking office. Since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 on January 20, 2021, conservative network FOX News has reported frequently on a “border crisis” triggered by rising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Reports indicate that more than 8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have crossed into the U.S. since Biden took office, a number relatively low during Trump’s administration. Biden’s less defined immigration policies have reportedly encouraged refugees from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to risk crossing the U.S.-Mexico border in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Meanwhile, “red states”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 governed by Republicans, have voiced strong opposition to Biden’s policies and have responded by transporting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via buses to Democratic strongholds like New York City, Chicago, and Washington, D.C. This tactic has even sparked division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Some Democratic officials have expressed frustration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lack of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in managing the influx. Illinois Governor @JBPritzker publicly criticized the federal response, stating that local government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sudden arrival of thousands of immigrants. New York City Mayor @EricAdamsForNYC echoed this sentiment, remarking, “New York is out of space.” Cities like New York, Chicago, Boston, San Diego, and Denver have appeal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increased funding,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as they struggle to accommodate thousands of new arrivals. The rising undocumented population is straining public services in blue states, impacting housing,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ity’s expenditure 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has reached an estimated $308 million since July 2024, with projected annual costs expected to hit $4.75 billion. Beyond Latin America: Trump’s Second Term Likely to Tighten Policies on Chinese Immigrants and Students Stephen Miller (@StephenM), who served as a senior advisor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has now been appointed Deputy Chief of Staff at the White House. Known for his stringent stance on immigration, Miller spearheaded several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during Trump’s initial tenure.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Financial Times cited by Hong Kong’s China Review News Agency in early October 2018, Miller, then an immigration policy advisor in the Trump White House, attempted to persuade Trump to halt all student visas for Chinese nationals that spring. However, concerns over the potenti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mpacts led then-U.S. Ambassador to China Terry Branstad and various university leaders to oppose the plan, and Trump ultimately decided against Miller’s proposal. Nevertheless, as of June 11, 2018,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limited visa durations for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select high-tech fields to one year. Miller is expecte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ly appointed “Border Czar” Thomas Homan to jointly enforce stricter deportation measures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Florida Republican Congressman @MichaelGWaltz, appointed as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as long supported a hardline stance on China. Waltz’s background and focus on national security suggest that he may advocate for policies to limit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U.S., which could extend to educational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affecting Chinese students. @JohnRatcliffe, appointed as @CIA Director, previously underscored China’s threat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In a December 2020 op-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atcliffe wrote, “The intelligence is clear: Beijing intends to dominate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planet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ologically.” He argued that China’s major initiatives and prominent companies often disguise Communist Party activities. His focus on countering espionag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could affect policies impacting Chinese nationals, including students. Before even taking office, Trump has appointed a roster of hawkish figures to head national security and border control, signaling his administration’s strong commitment to “reform.”

FaustoChou's tweet photo. Did Trump Appoint a “Border Czar” in the Mold of Eisenhower or Obama?

The 2024 U.S. election has just concluded, with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Donald Trump securing a significant victory with 312 electoral votes over Democratic candidate Kamala Harris, who won 226. Republicans have also taken the lead in Congress, claiming 53 seats in the Senate and 216 in the House, outpacing the Democrats in both chambers. As Trump begins assembling his cabinet, he has appointed campaign co-manager Susie Wiles as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and tapped Thomas Homan (@RealTomHoman), the former Acting Director of th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as the new “Border Czar.” Homan, who also served as ICE’s Executive Associate Director of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under Obama, is tasked with overseeing U.S. border affairs. In his announcement, Trump stated, “H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all illegal foreign nationals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In my previous article, Trump Wins! Sweeps All Seven Swing States, the World Trembles a Second Time, I detailed Operation Wetback, the 1954 large-scale deportation effort initiated by former U.S.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the only U.S. five-star general to have visited Taiwan. While we won’t revisit Eisenhower’s historical operation here, we can draw parallels to a more recent example: Obama.

Obama’s Deportation Numbers Surpassed Trump’s

Homan, a tough-minded new “Border Czar,” join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July 2013 and, in 2015, was awarded the Presidential Rank Award as a Distinguished Executive by President Obama. At the time, The Washington Post praised him, stating, “Thomas Homan deports people. And he’s really good at it.” While Trump’s stance on deporting illegal immigrants has been publicly stringent, deportation data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aints a different picture. Obama’s total deportation numbers far exceeded those under Trump and Biden.

Estimates indicate that approximately 2.5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entered the U.S. during Obama’s presidency, driven largely by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merica due to regional violence and instability. Obama,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deporter-in-chief,” removed around 3.2 million people during his first term (2009–2012) and another 2.1 million in his second term (2013–2016). In total, about 5.3 million individuals either departed voluntarily or were deported during his tenure.

In comparison, Trump’s administration deported around 1.5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from 2017 to 2021. Although Trump was vocal about large-scale deportations, actual numbers did not surpass those under Obama. As of early 2024, Biden’s administration has deported approximately 1.49 million individuals since taking office.

Since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 on January 20, 2021, conservative network FOX News has reported frequently on a “border crisis” triggered by rising number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Reports indicate that more than 8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have crossed into the U.S. since Biden took office, a number relatively low during Trump’s administration. Biden’s less defined immigration policies have reportedly encouraged refugees from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to risk crossing the U.S.-Mexico border in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Meanwhile, “red states”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 governed by Republicans, have voiced strong opposition to Biden’s policies and have responded by transporting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via buses to Democratic strongholds like New York City, Chicago, and Washington, D.C. This tactic has even sparked division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Some Democratic officials have expressed frustration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lack of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in managing the influx. Illinois Governor @JBPritzker publicly criticized the federal response, stating that local government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sudden arrival of thousands of immigrants. New York City Mayor
@EricAdamsForNYC echoed this sentiment, remarking, “New York is out of space.” Cities like New York, Chicago, Boston, San Diego, and Denver have appeal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increased funding,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as they struggle to accommodate thousands of new arrivals.

The rising undocumented population is straining public services in blue states, impacting housing,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ity’s expenditure 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has reached an estimated $308 million since July 2024, with projected annual costs expected to hit $4.75 billion.

Beyond Latin America: Trump’s Second Term Likely to Tighten Policies on Chinese Immigrants and Students

Stephen Miller (@StephenM), who served as a senior advisor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has now been appointed Deputy Chief of Staff at the White House. Known for his stringent stance on immigration, Miller spearheaded several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during Trump’s initial tenure.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Financial Times cited by Hong Kong’s China Review News Agency in early October 2018, Miller, then an immigration policy advisor in the Trump White House, attempted to persuade Trump to halt all student visas for Chinese nationals that spring. However, concerns over the potenti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mpacts led then-U.S. Ambassador to China Terry Branstad and various university leaders to oppose the plan, and Trump ultimately decided against Miller’s proposal. Nevertheless, as of June 11, 2018,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limited visa durations for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select high-tech fields to one year. Miller is expecte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ly appointed “Border Czar” Thomas Homan to jointly enforce stricter deportation measures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Florida Republican Congressman @MichaelGWaltz, appointed as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as long supported a hardline stance on China. Waltz’s background and focus on national security suggest that he may advocate for policies to limit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U.S., which could extend to educational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affecting Chinese students.

@JohnRatcliffe, appointed as @CIA Director, previously underscored China’s threat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In a December 2020 op-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atcliffe wrote, “The intelligence is clear: Beijing intends to dominate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planet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ologically.” He argued that China’s major initiatives and prominent companies often disguise Communist Party activities. His focus on countering espionag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could affect policies impacting Chinese nationals, including students.

Before even taking office, Trump has appointed a roster of hawkish figures to head national security and border control, signaling his administration’s strong commitment to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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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任命的「邊境沙皇」是效仿艾森豪？還是歐巴馬？ 2024美國��選甫落幕，截稿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拿下312選舉人票大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226選舉人票，共和黨在參眾議院各拿下53席與216席，全面領先民主黨。而川普也開始了內閣人事任命布局，除了任命競選團隊共同經理威爾斯（Susie Wiles）擔任白宮幕僚長，更任命前歐巴馬政府的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執法和驅逐行動執行副主任（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s executive associate director of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也是曾任川普第一任期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Acting Director of th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湯瑪斯·霍曼（ Thomas Homan，@RealTomHoman）為新任「邊境沙皇」（Border Czar），負責管理美國邊境事務。川普更在文中寫道，「他將負責將所有非法外國人驅逐回原籍國」。如同筆者在〈川普當選！七搖擺州全贏，全世界第二次顫抖〉一文中，已對於至目前為止唯一一位到訪過台灣的已故美軍五星上將、美國第34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於1954年發起大規模驅逐移民的「回頭計畫」（Operation Wetback）有詳細解釋，這裡就不加論述。但我們可以看看更近期的案例：歐巴馬。歐巴馬驅逐非法移民數量贏過川普這位強硬的新「邊境沙皇」，2013年7月加入歐巴馬政府，2015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更授予他「傑出行政人員總統級獎項」（Presidential Rank Award as a Distinguished Executiv）。《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時報導盛讚，「湯瑪斯·霍曼驅逐非法移民。而且他真的很擅長」（Thomas Homan deports people. And he’s really good at it）。我們或許很清楚川普驅逐非法移民的清楚政策與目標，但若以數據而言，歐巴馬政府時期的驅逐數量，恐怕遠超於川普與拜登。據估計，在歐巴馬總統任期內，大約有250萬非法移民進入美國。這一時期出現了來自中美洲的大量移民，特別是由於這些地區的暴力和不穩定。而歐巴馬任總統期間，以高驅逐出境人數而聞名，常被稱為「驅逐出境總司令」（deporter-in-chief）。他在第一個任期（2009-2012年）期間驅逐了大約320萬人，在他的第二個任期（2013-2016 年）期間驅逐了大約210萬人。在他的兩個任期內，驅逐出境的非法移民總人數約為530萬，其中包括驅逐和自願返回。根據川普政府的報告，2017至2021年約有150萬非法移民被驅逐出境。儘管他高調承諾將大規模驅逐出境，但實際數字並沒有超過歐巴馬。而截至2024年初，拜登政府自上任以來已驅逐非法移民約149萬人。自2021年1月20日拜登總統就任以來，美國保守派電視台福斯新聞（@FOXNews）對於非法移民引發邊境危機的報導頻繁且相當關注。報導中提到，自拜登上任以來，美國已經遇到超過800萬名非法移民，而這項數字在川普執政期間相對較低。拜登不明確的移民政策，讓許多擁有「美國夢」的中南美洲難民，不惜冒上生命危險，企圖闖關美墨邊境，偷渡入境美國。然而，連接美墨邊境的「紅州」，即共和黨執政的州，除了不認同拜登的政策，更因為非法移民的壓力，開始做出反制，將非法移民透過公車送往紐約、芝加哥和華盛頓特區等民主黨執政的城市，這項策略還導致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一些民主黨官員對拜登政府在處理移民湧入方面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或協調表示失望。伊利諾伊州州長J·B·普利茨克（@JBPritzker）公開批評聯邦政府的應對措施，表示地方政府對突然到來的數千名移民不堪重負；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AdamsForNYC）也公開批評拜登政府，「紐約已經沒有空間了。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聖地牙哥和丹佛等主要城市都在努力應對突然到來的數千名移民，並懇求聯邦政府提供更多幫助、資金和協調」。面臨突然增加的非法移民人口，對「藍州」的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造成巨大壓力。紐約市長亞當斯表示，該市自2024年7月以來已為非法移民花費約3.08億美元，預計全年支出將達47.5億美元。不只對拉美，川普第二任期恐對中國移民及留學生更強硬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StephenM）這位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擔任高級顧問的人物，這次被任命為白宮副幕僚長。米勒以其嚴格的移民立場聞名，在川普第一任期內主導了多項限制移民的政策。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引述英國《金融時報》2018年10月初報導，時任川普政府白宮移民政策顧問的米勒當年春天，試圖說服川普終止向中國公民發放所有學生簽證。但由於擔心其經濟和外交影響，米勒的計劃遭到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和其他大學校長的反對，特朗普最終沒有採納米勒的建議。但2018年6月11日以後，美國國務院將發給在某些高科技學科學習的中國研究生的簽證期限縮短至一年。米勒預計將與前面提到的「邊境沙皇」霍曼密切合作，共同驅逐非法移民。被川普任命為國安顧問的共和黨籍佛州聯邦眾議員瓦爾茲（@MichaelGWaltz）一直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他的背景和對國家安全問題的關注表明，他可能支持限制中國在美國影響力的政策，這可能延伸到影響中國學生的教育和移民政策。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約翰·雷克里夫（@JohnRatcliffe）在擔任國家情報總監時強調了中國構成的威脅。雷克里夫2020年12月在《華爾街日報》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情報很明確：北京打算在經濟、軍事和技術上主宰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中國的許多重大公共舉措和知名公司只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提供了一層偽裝」。他專注於打擊間諜活動和影響力行動，這可能影響在美中國公民（包括學生）的政策。言而總之，川普還未上任，已任命多位鷹派人物掌權國安與邊境部門，展現強大「改革」決心。

FaustoChou's tweet photo. 川普任命的「邊境沙皇」是效仿艾森豪？還是歐巴馬？

2024美國��選甫落幕，截稿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拿下312選舉人票大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226選舉人票，共和黨在參眾議院各拿下53席與216席，全面領先民主黨。而川普也開始了內閣人事任命布局，除了任命競選團隊共同經理威爾斯（Susie Wiles）擔任白宮幕僚長，更任命前歐巴馬政府的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執法和驅逐行動執行副主任（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s executive associate director of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也是曾任川普第一任期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Acting Director of th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湯瑪斯·霍曼（ Thomas Homan，@RealTomHoman）為新任「邊境沙皇」（Border Czar），負責管理美國邊境事務。川普更在文中寫道，「他將負責將所有非法外國人驅逐回原籍國」。

如同筆者在〈川普當選！七搖擺州全贏，全世界第二次顫抖〉一文中，已對於至目前為止唯一一位到訪過台灣的已故美軍五星上將、美國第34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於1954年發起大規模驅逐移民的「回頭計畫」（Operation Wetback）有詳細解釋，這裡就不加論述。但我們可以看看更近期的案例：歐巴馬。

歐巴馬驅逐非法移民數量贏過川普

這位強硬的新「邊境沙皇」，2013年7月加入歐巴馬政府，2015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更授予他「傑出行政人員總統級獎項」（Presidential Rank Award as a Distinguished Executiv）。《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時報導盛讚，「湯瑪斯·霍曼驅逐非法移民。而且他真的很擅長」（Thomas Homan deports people. And he’s really good at it）。我們或許很清楚川普驅逐非法移民的清楚政策與目標，但若以數據而言，歐巴馬政府時期的驅逐數量，恐怕遠超於川普與拜登。

據估計，在歐巴馬總統任期內，大約有250萬非法移民進入美國。這一時期出現了來自中美洲的大量移民，特別是由於這些地區的暴力和不穩定。而歐巴馬任總統期間，以高驅逐出境人數而聞名，常被稱為「驅逐出境總司令」（deporter-in-chief）。他在第一個任期（2009-2012年）期間驅逐了大約320萬人，在他的第二個任期（2013-2016 年）期間驅逐了大約210萬人。在他的兩個任期內，驅逐出境的非法移民總人數約為530萬，其中包括驅逐和自願返回。

根據川普政府的報告，2017至2021年約有150萬非法移民被驅逐出境。儘管他高調承諾將大規模驅逐出境，但實際數字並沒有超過歐巴馬。而截至2024年初，拜登政府自上任以來已驅逐非法移民約149萬人。

自2021年1月20日拜登總統就任以來，美國保守派電視台福斯新聞（@FOXNews）對於非法移民引發邊境危機的報導頻繁且相當關注。報導中提到，自拜登上任以來，美國已經遇到超過800萬名非法移民，而這項數字在川普執政期間相對較低。拜登不明確的移民政策，讓許多擁有「美國夢」的中南美洲難民，不惜冒上生命危險，企圖闖關美墨邊境，偷渡入境美國。

然而，連接美墨邊境的「紅州」，即共和黨執政的州，除了不認同拜登的政策，更因為非法移民的壓力，開始做出反制，將非法移民透過公車送往紐約、芝加哥和華盛頓特區等民主黨執政的城市，這項策略還導致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一些民主黨官員對拜登政府在處理移民湧入方面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或協調表示失望。伊利諾伊州州長J·B·普利茨克（@JBPritzker）公開批評聯邦政府的應對措施，表示地方政府對突然到來的數千名移民不堪重負；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AdamsForNYC）也公開批評拜登政府，「紐約已經沒有空間了。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聖地牙哥和丹佛等主要城市都在努力應對突然到來的數千名移民，並懇求聯邦政府提供更多幫助、資金和協調」。

面臨突然增加的非法移民人口，對「藍州」的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造成巨大壓力。紐約市長亞當斯表示，該市自2024年7月以來已為非法移民花費約3.08億美元，預計全年支出將達47.5億美元。

不只對拉美，川普第二任期恐對中國移民及留學生更強硬

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StephenM）這位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擔任高級顧問的人物，這次被任命為白宮副幕僚長。米勒以其嚴格的移民立場聞名，在川普第一任期內主導了多項限制移民的政策。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引述英國《金融時報》2018年10月初報導，時任川普政府白宮移民政策顧問的米勒當年春天，試圖說服川普終止向中國公民發放所有學生簽證。但由於擔心其經濟和外交影響，米勒的計劃遭到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和其他大學校長的反對，特朗普最終沒有採納米勒的建議。但2018年6月11日以後，美國國務院將發給在某些高科技學科學習的中國研究生的簽證期限縮短至一年。米勒預計將與前面提到的「邊境沙皇」霍曼密切合作，共同驅逐非法移民。

被川普任命為國安顧問的共和黨籍佛州聯邦眾議員瓦爾茲（@MichaelGWaltz）一直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他的背景和對國家安全問題的關注表明，他可能支持限制中國在美國影響力的政策，這可能延伸到影響中國學生的教育和移民政策。

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約翰·雷克里夫（@JohnRatcliffe）在擔任國家情報總監時強調了中國構成的威脅。雷克里夫2020年12月在《華爾街日報》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情報很明確：北京打算在經濟、軍事和技術上主宰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中國的許多重大公共舉措和知名公司只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提供了一層偽裝」。他專注於打擊間諜活動和影響力行動，這可能影響在美中國公民（包括學生）的政策。

言而總之，川普還未上任，已任命多位鷹派人物掌權國安與邊境部門，展現強大「改革」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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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宇“我想要妳”只是前菜驚爆！地方傳聞不只一個...｜#歐崇敬看台灣 feat. @FaustoChou FaustoChou｜2024.11.12 https://t.co/TUICknWM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