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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了，重读一下《人工智能或许真能重振中产阶级》这篇文章：人工智能不一定是就业的终结者。它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让更多工人获得专业技能的延伸。作者：大卫·奥特导言近期，埃隆·马斯克在与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的访谈中宣称，“人工智能是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力量”，并表示“最终将出现不需要任何工作的时刻”。去年，“AI之父”杰弗里·辛顿曾建议人们“去找一份管道工的工作”。这些言论似乎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对许多人来说，未来的工作将面临威胁。盖洛普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5%的美国成年人相信，AI会带来更少的工作岗位。但这种担忧是错误的。在工业化世界，工作岗位供给充裕，而且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保持下去。新冠疫情爆发四年后，美国的失业率已回到疫情前的低点，总就业人数比疫情前还多了近三百万。此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力萎缩，劳动力短缺也在全球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逐步显现。这并非预测，而是基于人口统计的事实。所有会在2053年满30岁的人已经全部出生，我们不可能“再生”更多人。除非实施大规模移民政策，否则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将在“工作机会”耗尽之前就先“用完”劳动力。 AI确实会改变劳动力市场，但方式并非马斯克和辛顿所理解的那样，而是会重新塑造人类专业技能的价值和性质。所谓专业技能，指的是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知识或能力，例如测量生命体征、编写应用代码或准备宴会餐点。当某种专业技能既是必不可少又相对稀缺时，就能产生市场溢价。用动画电影《超人总动员》里反派辛德罗姆的台词来比喻：如果人人都是专家，那就没有人是专家。专业技能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劳动价值的主要来源。需要较少培训或资质的工作（例如餐厅服务员、保洁员、体力劳动者以及托育工作者），往往在工资阶梯的底端。举个例子：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学校过街路口的交通协管员——从大体上看，二者的工作内容相似：都需要快速作出关系到人命安危的决策，以避免交通参与者与周围行人的碰撞。但在2022年，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年薪中位数高达13.225万美元，是交通协管员3.338万美元的四倍之多。原因就在于“专业技能”。要成为空中交通管制员，需要数年的教育和在职训练，这是一门稀缺技能；而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做一名过街交通协管员既不需要正式培训，也不需要专业技能或认证。若社会急需更多交通协管员，大多数空管员都可以胜任，但反过来并不成立。专业技能本身一直在动态变化。一些曾经价值不菲的技能——如马蹄匠、排版工、捕兽师和专业校对员——要么过时，要么被自动化取代。同时，许多高收入行业（如肿瘤科医师、软件工程师、专利律师、心理治疗师、电影明星）直到某些技术或社会创新出现之后才产生需求。但在技术的不同阶段，哪种专业技能会被淘汰、哪种会获得青睐也不断发生变迁。AI时代预示着新一轮的巨大变革。信息时代的乌托邦想象曾经是：计算机通过普及信息来打破经济鸿沟，让人人平等。2005年，网景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对《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过，“如今，对我来说最具深远影响的事情是，罗马尼亚、班加罗尔、前苏联或越南的14岁青少年，通过各种易获取的知识、软件和工具，可以自由地运用这些资源，想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 然而事实却与这番憧憬恰恰相反。结果表明，“信息”只是一个基础投入，而真正重要的经济功能是“决策”，它集中在“精英专家”手中——通常指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少数美国成年人。随着信息与计算变得廉价且丰富，计算机化带来的是决策权和财富向精英专家群体的前所未有的集中。与此同时，处于中等技能层级的大量行政支持、文书处理和蓝领生产岗位则被自动化所取代。而没能获得更好机会的那些不具备学士学位的60%的成年人，只能转向低薪的、无需专业技能的服务工作。 “AI带来的独特机遇在于：逆转计算机化进程的某些后果，让更多工人能够具备并发挥人类的专业技能。” AI带来的机遇，在于可以扭转计算机化带来的这一趋势——让一批受过必要基础训练的工人具备更高的决策能力，也就是把一部分传统上只有精英专家（如医生、律师、软件工程师、大学教授）才能执行的决策工作，分配给更多普通工人。简言之，若正确运用，AI能够帮助恢复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产阶层、中等技能岗位的核心地位，那些岗位此前因自动化与全球化而被“掏空”。有人可能担心，AI会让专业技能变得多余，从而让专家失去价值。然而从历史和经济逻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AI只是一种工具，就像计算器或电锯一样；工具一般不会替代专业技能，而是杠杆，帮助专家更好施展自己的技能。通过缩短从意图到结果的距离，工具能让具备正确训练和判断力的工人更有效率、更准确地完成以往耗时长、出错率高或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反过来，如果缺乏相应训练和经验，使用工具就毫无意义，甚至会带来危险。比如，对于屋顶工人来说，气动钉枪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大幅节省时间；但对一名毫无经验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这把钉枪却可能带来严重的人身威胁。对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和经验的工人而言，AI能帮助他们扩展自身技能，进而从事更高价值的工作。当然，AI也会自动化掉部分现有工作，让一些既有专业技能变得不再重要；同时，它还会促成新的能力、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带来我们尚未预料到的新技能需求。我在此提出的观点并非预测，而是一种“可能的路径”。AI本身不会决定如何使用AI，而它几乎可以被应用到任何建设性或破坏性的方向上。如果把未来简单归因为技术的“必然性”——正如苏尚娜·朱博夫所说的“必然主义”——就会剥夺公民的能动性，使大家忽视或无力改变那些将会塑造未来的集体决策。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命运一旦被我们相信，也就因此战胜了我们。”实际上，AI提供了大量可用来增强劳动者、改进工作的工具。我们需要做的是掌握并驾驭这些工具，让它们真正为我们所用。从手工技艺到“规模化专业技能” 如果把当代的大多数“专家”丢回18世纪，他们可能会手足无措。工业革命之前，各种商品都由熟练工匠手工打造：车轮由造轮匠制成；衣服由裁缝缝制；鞋子由制鞋匠制作；火器由铁匠打制。那时，工匠们要花数年时间掌握两类广泛技能：一是程序化技能，即运用高度熟练的步骤来产出成品；另一种则是专家判断力，即面对具体场景时灵活调整执行步骤。如果让同一个铁匠制造两支相同设计的火枪，这两支枪的任何一个部件都不能和另一支互换——因为每一个零件都要通过锉、打磨、抛光来精准匹配它所属的枪身。今天的大部分专家，恐怕都无法用18世纪的简陋工具做出这样的作品。尽管手工技艺的专业技能曾受人推崇，但随着18、19世纪规模化生产模式的出现，它的价值终被摧毁。规模化生产的核心是：把工匠的复杂手艺拆分为独立、简单、可机械执行的步骤，由一支生产工人队伍在机器的辅助下完成，再由受过更高教育的管理者监督。规模化生产的效率远高于手工业，但对普通工人的要求并不涉及专业技能：他们往往要在危险、严苛的条件下工作、报酬极低，也无需太多技术门槛。在早期，只有成年男性才可能成为熟练工匠——这是因为工匠需要多年的学徒期，也受到性别限制。而工厂则大量雇佣儿童和未婚女性。19世纪英国曾爆发“卢德运动”，以抗议机械化的熟练织工和纺织工——他们往往被讥讽为“惧怕技术”的典型。但他们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等人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拥有小作坊的手工织工和框架针织工们在1815年后，被工厂快速地淘汰。”虽说工业时代的种种创新让生产率出现大幅增长，但也过了五十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才逐步提升。 “AI提供了大量用于增强工人、改善工作的工具。我们要做的是学会如何让这些工具真正为我们服务。” 随着工厂的机械和流程不断复杂化，对新型“规模化专业技能”的需求不断扩大。操作和维护各类复杂设备需要机械、配件装配、焊接、化工处理、纺织工艺、染色及精密仪器校准等训练和经验；在办公室中，电话接线员、打字员、簿记员和库存管理文员则是当时的信息“中转系统”。这些新需求催生了许多崭新的技能。比如，在电力广泛应用之前，根本不存在电工这一职业；没有机器，亦无所谓机修工；没有电话网络，也谈不上电话接线员。而要掌握这些工具和流程，工人通常要具备一定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巧合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开始拥有高中学历，这让社会对这些新技能的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并带来了更高薪酬。这种工业生产效率提升与劳动者技能需求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催生出一个新的中产阶层，可以负担成套衣服、工厂制的家用物品，以及电烤面包机、电熨斗等工业产品。不过，与之前的手工艺人不同，这些“规模化专业技能”工人的工作并不需要“专家判断力”，甚至有时还不被允许拥有太多自主权。正如泰勒主义在1911年所言：“对每个工人的工作，管理层往往会在前一天就制定好完整的计划；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份详细的书面说明，包括要完成的任务和执行方法。” 因此，这类大规模生产线上工人所需的技能面向狭窄、按规操作，恰恰最容易在随后的时代里被技术取代。从“规模化专业技能”到“信息时代的精英专业技能” 源自二战时期的技术突破最终催生了“计算机时代”（也称“信息时代”），它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工业革命所培育的那一批“规模化专业技能”。计算机的核心优势在于：只要能将工作步骤显式化（也就是“程序”），它就能廉价、可靠且迅速地执行各种认知或体力任务。经济学家将这称为“常规性任务”，而软件工程师称之为“可编程工作”。这种描述听上去也许平淡无奇：所有机器不都是按既定指令行动吗？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若深入想，会发现计算机与以往机械装置不同。传统机器只是执行某些特定的物理动作，而计算机则能处理符号——它可以读取、分析、再利用抽象信息。正如艾伦·图灵在1937年所证明，只要能把任务编写成一系列有逻辑分支的指令（算法），理论上计算机就能执行无限多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在计算机发明之前，唯一可依靠的符号处理器就是人类大脑。计算机出现后，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帮手”，功能强大但也局限明显。此前，办公室和生产线上那些中等技能的工人是“规模化专业技能”的主要体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机器在掌握规则、执行操作方面的优势开始显现，而且成本远低于人工。这便削弱了“规模化专业技能”的市场价值，就像工业革命削弱了手工艺人的价值一样。然而，并非所有工作都能被一套规则清晰地定义。正如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1966年指出的，“我们知道的东西往往比我们能说出来的更多。”也就是说，人们在做很多事情时更多依赖“默会知识”，并不清楚那些隐藏的具体规则。比如说，要讲一个笑话、骑自行车、从婴儿照中认出成年人的脸，都是复杂而微妙的认知活动。人类能很自然地完成这些任务，却往往无法清晰说明自己如何做到——也不必耗费太多力气。对于所谓“非常规任务”（non-routine tasks），在计算机时代要想让机器执行，编程人员就必须把所有可能的步骤、分支与异常全都写进代码里。这正是“波兰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人类能做但说不清、电脑必须严格编程才行。 “计算机的进步挤压了‘规模化专业技能’的价值，正如工业革命挤压了手工艺的价值一样。” 很多高薪职位之所以能保持高薪，正是因为它们依赖这些“无法显式化”的工作。例如，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往往需要在独特的场景中运用判断力，而非僵化的规则：从为肿瘤患者制定治疗方案，到撰写法律文书、带领团队、设计建筑、开发软件产品，或是在极端气象条件下安全降落飞机。此类工作对规则的掌握虽必要，但还远远不够。像过去的手工艺人一样，现代专业人士（如医生、建筑师、飞行员、电工、教师）同样结合了程序化技能和专家判断，有时还需要在高风险、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创造性思考。此外，他们也会经历形式或非正式的“学徒期”——虽然并不总被称为“学徒”，却实质上接受了大量的实操训练。在计算机时代，自动化消解了很多中等技能的工作，但它却堪称“神助攻”般地放大了专业决策者的影响力：计算机让他们更轻松地获取并整理信息，使他们有更多精力去做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高水平专业判断的准确性、效率和完整性都得到提升，其价值自然水涨船高。随着计算机化的推进，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如法律、医学、科学或工程学）的专业人员收入大幅攀升。但这也意味着许多传统上的中等技能岗位在文职、行政支持、生产操作等领域被自动化取代。讽刺的是，计算机化对于非专家型工作（non-expert work）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业化国家里薪酬最低的工种大多是一些手动服务类岗位：餐饮、清洁、保安、个人护理等。虽然这些岗位需要灵巧的操作、感知、基础交流和常识——因此属于“非常规任务”，并不适合被计算机化，但报酬却很低，因为它们的技能门槛（尤其是“专业技能”）并不高。只要身体健康并经过简单培训，大多数成年人都能胜任。计算机无法直接取代这些体力服务工作，却增加了竞争——那些在过去能胜任文员或车间生产的中等技能工人，如今只能涌入这些门槛低、薪资低的服务岗位，进一步拉低了相关岗位的工资。因此，计算机化并没有像工业革命那样催生出新的“规模化专业技能”。相反，它助长了过去四十年间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迈向AI时代的专业技能和此前的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一样，人工智能的出现也预示着人类专业技能经济价值的新拐点。要理解为什么，先得弄清AI与“前AI时代”计算机的区别。在AI出现之前，计算机时代的核心能力是精准且廉价地执行程序化、规则化的任务；它的软肋则是难以应对需要“默会知识”的工作。而AI的能力正好相反。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命运的嘲讽”：AI对事实和数字不那么“执着”——它并不严格执行规则，反倒很擅长通过海量示例来“自我学习”，从而掌握在此之前无法手动编程、显式描述的各类技能。它可以在未被刻意编程的情况下，具备某些意想不到的能力。如果说传统计算机程序类似古典乐演奏者，只能严格按照谱面演奏；那么AI更像爵士乐手，可以在现有旋律上即兴发挥，自由变调，也能演奏新的曲目。它与人类专家相似之处在于：AI能将形式化知识（规则）与通过经验得来的洞察结合起来，帮助或直接进行高风险、高价值的决策。尽管目前的AI还在初级阶段，但随着它的判断力不断提升，更可靠、更敏锐，也更易获取，AI将深入渗透到人类工作的方方面面。它的主要角色是为决策者提供建议、指导和预警。而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遥远，其实AI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帮助决策”了。比如，当你的电子邮箱应用提示你自动完成句子，你的智能手表询问你是否摔倒，或者汽车自动纠正方向、让车辆保持在车道中央，这些都是AI在解读你的意图并指导你的行动。 “计算机化并未像工业革命那样催生出新的‘规模化专业技能’，反而加剧了过去四十年的收入不平等。” 当前这些应用场景对大多数人而言并非生死攸关，除非你在开特斯拉时睡着了。但随着AI技术不断进步并承担更多高价值工作，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势必会越来越大。那么，机器在专家判断上的突破，对人类专业技能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某种参照，只不过这个参照与我们当下的境况恰好相反。回想一下，在AI出现之前，计算机让专业人士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从而腾出时间来行使高水平决策权。这种助力让这些专业人士——即社会中的“精英专家”——的价值与收入直线上升。而同时，“规模化专业技能”的中等水平工人却被边缘化。那么，假设有一种技术能“反转”这一过程：它同样可以辅助决策、增强判断，但让更多非精英的普通工人也能参与到高价值决策中，同时弱化医生、律师、软件工程师、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在各自领域里的垄断地位。人工智能正是这种“反转技术”。它为掌握一定基础训练的工人提供了决策支持功能——实时给出指导和“安全护栏”，从而让他们也能胜任某些传统上只有精英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高价值决策工作。如此一来，不仅能提高无学士学位劳动者的工作质量，也能缓解收入不平等，并且像工业革命显著降低日常消费品的成本那样，有望压低医疗、教育和法律服务等关键行业的成本。大多数人都明白，工业革命让消费品价格降低。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医疗、教育和法律等关键服务依旧昂贵，因为这些领域被高学历的专业团体“垄断”了。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Emily Dohrman与Bruce Fallick的估算，过去四十年里，医疗与教育成本相对于美国家庭收入水平分别上涨了约200%和60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雇佣精英决策者（如医生、律师）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是由专业技能的稀缺性带来的合理溢价。然而，AI有潜力通过降低“稀缺”来降低这些成本——换言之，通过让更多人能够胜任这类专业工作来缩小供给缺口。为使这一观点更直观，我们先看看一个并非出自AI领域的例子：执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r，NP）。NP是具有注册护士资格，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硕士学位或同等资质的人，能执行并解读诊断测试、评估和诊断病症、开具处方——这些原本是医生的“专属领地”。从2011年至2022年，NP的就业人数几乎增长了三倍，达到约22.4万人，预计未来十年还会增长40%左右，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2022年，NP的年薪中位数是12.59万美元。从工作性质来看，NP其实就是“高级决策者”：他们除了掌握完善的医疗程序知识，也具备判断力，能够应对每位患者不同状况下的高风险决策。 NP这个案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在较大规模上实现了“医疗决策权从最高级别的医师部分转移（或共享）到接受了更少年限正式教育培训、却仍然专业度不低的另一个职业群体”。这让更多人获得了高薪、高价值的决策性工作权。造成这种“决策权下放”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性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一些护士和医生意识到美国存在初级保健医师的短缺，而注册护士的技能又没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创建了一个新医学职业来弥补这一需求。这需要开设新的培训项目、建立认证体系，并与美国医学协会进行艰难（乃至持续至今）的职业范围博弈。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重要推手。用一篇2012年的研究原话来说，“信息与通信技术从两个方面支持了NP这个‘高级实践’角色的展开：其一，电子病历中完整且随时可调取的患者信息，使诊断与治疗决策更及时、更准确，让患者更快获得合理治疗……其二，通过中央数据库共享患者信息，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质量得以提升。” 简而言之，电子病历与更好的信息沟通手段，让NP做出更优决策。展望未来，AI或许能进一步帮助NP掌握更广泛的医疗技能，让他们承担更全面的医疗任务。而类似的情形还可推广到法律合同起草、微积分教学、心导管操作等诸多领域——AI可以提供类似专家的辅助和防错措施，让更多具备一定知识背景的工人去承担高价值决策。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可佐证这一点的研究成果。2023年，微软研究院经济学家Sida Peng与GitHub、MIT Sloan商学院的研究者在一篇论文中展示，使用AI编程助手GitHub Copilot能够显著提高程序员的效率。在他们的对照试验中，被分配使用Copilot的小组完成编程任务的速度要比对照组（没用Copilot）快约56%。同样在2023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Shakked Noy和Whitney Zhang在《科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在线实验中，让来自不同职业（营销、写作、咨询、管理等）的参与者做文字写作任务。一半人被随机分配了ChatGPT（并被鼓励使用），另一半只能用传统工具（如Word或搜索引擎）。结果发现，使用ChatGPT的那组人写作速度总体提升40%，写作质量也有所提高，且提升最明显的是那些原本写作水平较低的人群——他们的写作质量几乎可以和未用ChatGPT的中等写作水平者持平。需要指出的是，ChatGPT并没有让专家技能消失或毫无价值。最优秀的写作者依旧占据顶端，但ChatGPT让他们写得更快；同时，那些原本水平较差的写作者不仅变快，而且成品质量也接近中等水平。这让不太擅长写作的人也能在较短时间里达到中等水平，因此“新手”与“老手”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另一项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最新论文中，斯坦福大学的Erik Brynjolfsson以及MIT的Danielle Li、Lindsey Raymond研究了客服代表使用生成式AI工具来回复顾客时的生产率。结果显示，其生产率平均提高14%左右，而与上个实验类似，这些收益主要集中在新手客服身上。 AI工具帮助新入职的客服代表在三个月内就达到了熟练客服往往需十个月才能达到的水平。更出乎意料的是，新手的离职率也显著下降，因为他们与客户的互动中遭遇的负面情绪更少，工作满意度更高。在这三个案例中，AI对专业技能的影响更多是“补充”而非“替代”。它通过自动化减轻了某些“初始”流程，也给工作人员留出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最终判断和把关。这样一来，新手更快上手，老手效率更高，整体产出质量也得到提高。不过，另一个NBER论文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若缺乏合适的训练与理解，AI对专家也无济于事。MIT的Nikhil Agarwal等人研究了给专业放射科医生随机分配AI辅助诊断工具的效果：即便这款AI的准确率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其中约2/3放射科医生的水平，但最终并未提升整体诊断质量。原因是医生并不知道该如何正确运用AI：当AI给出高度自信的结果时，医生常常自行推翻；当AI给出较为不确定的结果时，医生又容易推翻自己的正确判断，选择AI的那个更差的结果。这一发现并不代表医生与AI不可兼容，而是说明要想让AI与医生深度互补，还需要额外的培训和适应过程。医生若能掌握如何恰当地使用AI，将同时变得更快和更准，从而让他们的专业技能更具价值。 “从合同法到微积分教学，再到心导管操作，AI有望帮助更多工人执行本需高水平专业技能的任务。” 有了这些效率提升，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后需要更少的客服、程序员、写作者和放射科医生？在某些领域，也许会有类似结果，但在另一些领域则会推动需求增加。例如，人们对医疗、教育和计算机编程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若AI能使这类服务的成本下降，市场的需求量会进一步扩大。就像1900年美国农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5%，而如今不到1%，但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再吃饭了；相反，我们通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淘汰大量农场劳动力，释放出人力去做其他新兴行业的工作。事实上，大多数当代工作岗位并非一直“幸存”于自动化的冲击，而是与新技术或需求相伴而生；它们需要以前不曾存在的全新技能。比如，在雷达、GPS和无线电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空中交通管制员”这种岗位；在电气化之前，没有电工；在基因编辑技术出现之前，也没有基因编辑师。还有些服务行业的兴起，则更多与收入水平、时尚趋势或经济动因相关，如素食厨师、大学申请顾问、私人健身教练等。下一步，美国乃至所有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工作匮乏，而是工人短缺；换言之，我们不需要担心“没工作”，更要关注的是“谁来做事”。日本人口老龄化尤为典型，据《金融时报》报道，许多日本零售商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使用远程虚拟客服甚至雇佣留学生，以应对劳动力不足。如果AI能帮助更多工人有效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并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就能缓解人口结构的压力，也能让更多人拥有高产值、高待遇的工作——这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来说都是一大利好。替代 vs 互补有人可能会质疑：如果AI能低成本地提供各种专业技能，我们剩下的人那点儿专业技能不就毫无价值了吗？我想用“油管教学视频”做个类比。熟悉手工维修或从事技工行业的人，应该都看过YouTube上的“如何做”视频，比如教你如何更换电灯开关、查找燃气泄漏、给除雪机做保养等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项调查，有51%的成人YouTube用户表示，该平台对他们“了解并实践新技能”非常重要。但这些视频究竟对谁有用？并不是对真正的专家，因为那些视频往往是专家制作的。对于爱动手的半专业者或稍有经验的人来说，YouTube确实能让他们学到关键技巧。但如果是一个从没动过电工钳、没有绝缘手套的人，仅凭一个周末和附近的五金店，就想把19世纪的保险丝盒改成20世纪的断路器面板——看几个视频就自己上手，八成会中途发现自家线路跟视频中不一样。这时到底该退还是继续，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触电或火灾。所以，那些视频并不是为完全“零基础”的人准备的——真正能用好这些免费“线上专业技能”的，必须具备一些基础技能和判断力。拥有这些条件，YouTube就是很好的学习资源。换个角度说，工具常常不是为了让专业技能“不需要”，而是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扩大”专业能力的作用范围。工具越强大，带来的风险和回报就越大。正如亚历山大·蒲柏所言，“一知半解是危险之源”。与“油管视频”对动手能力者的帮助类似，AI之于专业人士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尤其对那些“有一定基础”的人。医疗流程里，很多操作步骤也相对固定，但需要真正的“现场经验”和“专家判断”才能安全、正确地操作。 “工具通常不会让专业技能消失，反而会让它更具价值和影响力。” 换言之，某位经验丰富的医疗工作者，可以在AI的指导下熟练掌握一种新的医疗设备或在紧急情况下执行平时并不熟悉的操作。而一个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人，即便看了再多YouTube教学视频，可能也只能照猫画虎、冒极大风险。真要出事儿，还是需要有经验的医生在场。因此，总体来说，AI并不能让“毫无训练的个体”去完全掌控某些高门槛、高风险的工作。它能够帮助的是那些拥有相应“基础”技能的人，让他们能够“升级打怪”，在自己专业领域做得更好。倘若缺乏基本功，这种提升反而会变成灾难。可能有人会说：“你怎么能确定未来不会出现AI机器人，能够完全取代我们所有高技能岗位？”我认为，这种设想短期内并不现实。AI确实会加速机器人学的发展，但要让机器人在各种不可预测的真实环境里执行繁重或精细的工作，且在经济上可行，恐怕还很遥远。如果你觉得我过于悲观，那就看看自动驾驶的例子：尽管全球科技巨头在此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完全无人驾驶”却屡屡受挫。问题不在“如何控制方向盘、油门和刹车”，而在于应对行人、突发路况、恶劣天气等无穷变化。同理，把工业机器人放进复杂的真实世界，在电箱布线、烹饪菜肴或给病人插导管，这些要面对的变数远比“开车”更为庞大。专业技能的“黄昏”吗？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所描绘的不过是人类专业技能衰落前的“一抹余晖”。最终，AI会不会把人类专业技能彻底“自动化”，如同拖拉机淘汰了挖沟工人、装配线淘汰了手工艺人、计算器淘汰了纸笔算术？我先说明：我并不认为大家会更喜欢回到必须用铁匠锤打所有工具、或者用纸笔做除法的时代。我也理解这份担忧：如果未来人类劳动彻底失去经济价值，是否就是另一种“噩梦”——但或许有人会觉得只要能有“全民基本收入”就没问题。无论如何，这种末日景象并不一定会发生。技术进步每时每刻都在提供新的工具，而工具通常确实能自动化一些人工工作。比如，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必须花好几年记熟全城街道，这种艰辛的学习已随着智能导航的出现而变得相对无用、经济价值也显著降低。但很多时候，新工具也让专业技能更具价值和影响力。回想前面提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如果没有雷达、GPS和双向无线电，他们只剩余目力可用。在许多古老职业里，如果失去当前的现代化工具，它们原本的价值也会大大减损，甚至根本无法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导航App确实“自动化”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记忆技能，但雷达、GPS和无线电则让空中交通管制这一新职业变得不可或缺。历史不断告诉我们，如果技术只会“替代”而不带来新的“互补”，那人类社会恐怕早就因为“无事可做”而陷入崩溃。但事实是，工业世界看起来更像是“没工人”而不是“没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最重要的创新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自动化”现有工作；飞机、室内管道、青霉素、基因编辑技术和电视的发明，都不是为了替代已有岗位，而是为人类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创造了新市场与新技能需求。从这个角度说，AI的到来会自动化一部分任务、消灭某些岗位，却同样会带来新产品与新服务，也带来我们难以预料的新技能和新领域。当然，这期间必然会出现赢家和输家，转型可能会非常痛苦。而且，技术进步在“自动化”和“创造新工作”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必然守恒——有研究表明，近年自动化的节奏明显快于新工作产生的速度。即便两者相互抵消，也无法保证会是同一批受冲击的人获得新机遇。这就需要社会做好准备与调适。情景描述，而非必然预测历史和众多研究证明，我们选择开发何种技术，以及如何使用技术（是为了压迫或解放，是为了普惠还是集中财富）更多地取决于背后的社会制度与动机，而非技术本身。就像对核技术的利用，既能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能建立近乎零碳排放的核电站。到了今天，各国在这一议题上的选择迥异：朝鲜拥核武，却没有核电；遭受过核打击的日本不拥有核武，却有几十座核电站。与核技术相比，AI的适用范围更广，塑造方式也更多样。比如有地方将AI用于药物研发（包括新冠疫苗)，以及实时语言翻译、因材施教等领域。 AI对劳动力市场的真正风险不在于它会摧毁所有工作，而在于它可能“贬值”人类专业技能。想象一下，如果最终变成“人人都能轻易获得专家能力”，那么所谓“专业”就不值钱了，劳动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社会财富大部分都流向拥有AI专利的人手中。那将是一个“机器人总动员”里人类变成惰性肥宅、甚至“疯狂麦克斯”般的世界。讽刺的是，这似乎正是一些AI先行者心目中的未来。“OpenAI”的章程中就写道：“人工通用智能指的是一种在多数经济活动上超越人类的、高度自治的系统。” AI企业家穆斯塔法·苏莱曼近期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他在其中写道：“如果即将到来的这波AI浪潮确实如此全面，人类还怎么竞争？” 这些论调至少在我看来太过夸张——它们把“创新的复杂度”简化为单一的“自动化”维度。难道他们真觉得电动工具让建筑承包商的技能降价？飞机“优于”它的乘客？后一个问题更显荒谬：飞机不是为了跟乘客“竞争”的，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飞。要是技术仅仅用来“复制”我们现有的能力，哪怕更快、更便宜，我认为那只是“小打小闹”。最有价值的工具通常会帮助人类跳出旧的框架，发掘新的可能；那些不过是简单提升旧效率的创新，反而更为平庸。就像我家洗衣机配备了比阿波罗登月时更强大的计算芯片，但只能让我在远程启动甩干功能，却不可能真的飞往月球。如果所谓AGI最后只是造出“一台更好的洗衣机”，而不是“新的登月计划”，那就不是AGI辜负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利用它。回到当下，舆论对AI导致的“失业大灾难”议论纷纷，但真实情况是工业化国家里并不缺少岗位，反而缺人。问题不在于将来会不会有工作，而在于这些工作是否值得去做。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工作不仅是收入来源，更给予了他们目标感、社会联系和被社会承认的尊严。然而，在过去四十年里，随着计算机化不断推进、收入不平等加剧，一大批人的工作质量和尊严却在不断下滑。 “AI对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威胁不在于所谓‘没工作’，而在于是否会让专业技能失去价值。” AI的独特机会在于扭转这一局面——让更多人拥有和施展专业技能，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也能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成本下降，并给那些原本被边缘化的岗位带来更大的自主性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完全由AI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制度、如何使用它。技术上，这条道路是可行的；经济上，它符合逻辑；道德上，它也充满正当性。我们真正该问的不是“AI会对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要让AI为我们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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