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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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Garcia - 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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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Master - 我是“润姐”
人生三境界：立言、立德、立行
「仓廪实而知礼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思考，必是德行之人！
润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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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 in Muskoka
不解风情
He just trying to make some friends.. 🥺
真相，心盲者不見
控枪🔫不等于🈲枪.但很多美国人偷换概念
Four dead and dozens wounded in mass shooting in US state of Alabama, police say https://t.co/4ozQziUvfs
@DashHuang 下一个战场在AI
中国画法输太多了
NYMPHE DE LA FORÊT (DÉTAIL) PAUL HERMAN WAGNER
张维迎：重新审视反垄断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今年是中国反垄断法通过的10周年，在这个时候讨论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问题特别有意义。也许我的思考大家不一定喜欢，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来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强调的是，反垄断法执行当中面临的一些挑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数字经济之前就存在。
一、导论：美女村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讨论竞争和垄断的概念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语言腐败的文章。语言腐败，简单地说，就是冠美德���恶名，或冠恶行以美名。在我看来，“垄断”这个词就是语言腐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垄断”（monopoly）一词在英文中最初是指什么？是指从王室获得的特许经营权，最具代表性的是1600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这个特许的公司被授权独家经营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简单地说，垄断就是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产和（或）经营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这就是垄断的原初含义。162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反垄断法》就是禁止这样的特许权（专利权除外）。但后来垄断的概念慢慢演化到今天，在经济学里成为一个技术性概念，就是按照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市场份额来衡量垄断。现在垄断成了一个锁链，套在谁身上谁倒霉。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的荒谬，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一个村民拣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也不知道是谁就贴在墙上。村长看了之后就说好漂亮，再看自己村里的女孩子就感觉都奇丑无比，马上就商量要给村里的女孩整容，然后就成立了甄别委员会，哪个女孩子需要整容，哪个部位需要整容，都得制定一个标准。但是有了标准还得有人执行，于是又成立了一个整容医疗队，然后就整啊整，整到最后许多女孩子容貌都变了，看起来比原来漂亮多了，但是她们不敢笑，因为一笑脸皮就崩了，整过容的女孩子许多其他功能也没了，还有一些女孩子被吓跑了，有些夫妇不敢再生女孩了。整容完本村的女孩子，村长仍然不罢休，看到过路的女孩子也要拉住给整容，搞得没有女孩子敢路过这个村子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认为现在反垄断法在实施中存在类似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反垄断专家，就是故事中的村长或甄别委员会成员。在反垄断案中，我们就是去判断什么是“美”（“有效竞争”）的标准，什么样的企业该整容，还要告诉操刀的官员和法官们怎么整。这虽然是个寓言，但它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在反垄断法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痛点。
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竞争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求得��衡？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观察之间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你要促进竞争，就要消除垄断，限制大企业；另一方面，现实观察表明，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通常也是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也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因此，要保护创新就要允许企业保持垄断。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经济学本身关于垄断和竞争的概念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定义是错的！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不仅是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才出现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之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到数字经济时代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二、反垄断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政策比反垄断涉及的面要宽一些。我今天只讨论反垄断法的问题。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完全竞争模型就是前面故事中画上的那个美女！
“完全竞争”是什么？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好多个企业，有无数的竞争者；每一个企业都如此之小，对产业整体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卖一样的价钱。这就是主流经济学上讲的完全竞争模型。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市场才是最好的，竞争的结果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一旦偏离这个完全竞争模型，就形成垄断。经济学家还根据一个行业中生产者数量的多寡，区别了不同形式的垄断，包括独家垄断（只有一个生产者）、寡头垄断（有几个大生产者）、垄断竞争（又称“不完全竞争”）（多个小的生产者但每个生产者的产品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哪种形式的垄断，都会带来效率损失，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主流经济学有关竞争和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需求-供给几何图说明。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的需求曲线一定是水平的，因而没有任何定价权，最优生产决��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点达到，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最优的。反之，任何一个企业，如果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有了影响价格的市场力量：价格上升需求会降低，价格下降需求会增加。此时，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个人最优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而带来社会净损失，所以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是有效的。
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学中有关反垄断的相关概念，存在很多概念混淆和逻辑错误。
首先，如哈耶克早就指出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经济学中的竞争概念与现实中普通人理解的竞争概念完全不同。了解商业实践的人都知道，竞争是一个比赛的过程，竞争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比别人做得更好，包括：
（1）生产别人不生产的产品；
（2）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或
（3）以低于对手的成本生产。但按照经济学的定义，这样的行为都构成垄断。显然，经济学上所说的“垄断”，实际上是市场竞争中正常的竞争手段和��略。
其次，“完全竞争”与创新不相容。完全竞争模型假定资源、偏好和技术都是给定。如同熊彼特指出的，这样的经济只能是一个静态的循��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创新就是改变资源、改变偏好和改变生产技术，就是生产别人没有生产过的新产品，或者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出质量不同、功能不同、成本不同的产品，因此，你只要有创新，你的需求曲线就一定是下降倾斜的，而且，你的创新越成功，你的市场份额就越大，你不可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创新一定意味着垄断。所以毫不奇怪，我们看到反垄断法历史上，凡是受到反垄断机构调查和指控的企业，通常都是当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包括早期的美国铝业、IBM，后来的微软，还有最近的谷歌公司。没有什么创新力的企业就没有人会去调查它，因为它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除非受到政府的保护）。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有关竞争和垄断的定义出了问题。
再次，“完全竞争”与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不相容。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那就意味着规模大的企业效率高，这样低效率的小企业就很难生存，从而“完全竞争”就没有可能。��管在现代经济中，报酬递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经济学家一直不愿正视它，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总是假定生产函数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最多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其原因不是因为报酬递增不重要，而是因为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家就认识到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的理想不相容。
上面几点意味着，完全竞争与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相容的。你要有“完全竞争”的经济，就不能有创新，不能有规模经济，因而不可能有增长；反过来说，你要创新，要实现规模经济，因而要有增长，就一定会导致“垄断”。
第四，“完全竞争”与市场秩序不相容。经验表明，缺乏大企业的市场不太可能是一个有序的市场。在市场当中，每一个行业，如果有无数个小的企业，这个行业不可能那么有秩序。原因在于，伴随分工和专业化出现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声誉的载体。商号和品牌是一种监督机制。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的限制，消费者不可能识别和记住太多的品牌，所以每个行业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大品牌，比如汽车行业只有十来家，牛奶行业只有五六家。这些大品牌还为消费者承担着监督众多供应商的连带责任，正因为如此，这些大品牌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如果市场真得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每个行业都无数多个小企业，恐怕市场就会消失了。
因此，作为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的完全竞争模式，其问题不仅在于它不现实，更在于它的不可欲。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政策，当然也是不可欲的。
三，反垄断法在执行中的难题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反垄断法在执行中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过去就存在，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变得更为突出。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市场的范围。
反垄断法反的当然不是垄断本身，而是垄断者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做的不正当行为。但无论我们要反的是什么样的垄断行为，我们首先得认定所指��的对象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要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在相应的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首先得认定市场范围本身，而这恰恰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对市场范围定义的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可口可乐���料，你如果把碳酸饮料定义为一个市场，那么它就是垄断者；但如果你把软饮料定义成相关市场，那么它的份额就很小，根本算不上是垄断者。
经济学家用“替代弹性”定义市场，但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告诉我们，替代弹性多大算一个市场，更不要说测量替代弹性本身的困难了。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反垄断执法中，对相关市场的这个定义完全是武断和任意的，依赖于执法者的主观判断，不同的法官可能做完全相反的判断。
比如说，谷歌是不是垄断者？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谷歌所处的市场。如果你指搜索引擎的市场，那它的份额接近三分之二，非常高，毫无疑问属于垄断者；但如果你将它看作广告企业的话，那它的市场份额就很小。所以谷歌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我们用哪个市场来界定它的市场份额相关。
前几年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奇虎360诉腾讯案。在这个案子中，360说腾讯是一个垄断者，腾讯说我不是一个垄断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你如何定义市场。360主张用一个很窄的市场定义，也就是即时通讯平台，但是腾讯认为其提供的服务和参与的市场要宽很多，所有可以实现文字、音频及视频等综合功能的通讯服务都应该属于相关市场。按照这个定义腾讯就不是垄断者。法院最后裁定采用的是腾讯的概念。如果按照360的主张来界定市场的话，腾讯就面临很大的麻烦。
在互联网和信息经济时代，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定义市场越来越困难，执法的任意性也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企业有定价权。
新古典经济学说垄断不好，是因为垄断者会制定一个高于竞争价格水平的垄断价格，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方式获取利润。反垄断机构在确定一个企业是否有垄断地位时，有时需要进行虚拟的价格测试，比如说，如果企业把价格定得高于竞争价格的5-10%，需求会如何变化，是否有利可图。如果需求下降不大，提价有利可图，就说明这个企业��垄断力量。显然，这样的虚拟价格测试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毫无科学可言。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垄断者”提供的许多产品和服务不仅没有收取经济学家所谓的“垄断价格”，而且是免费的，这使得价格测试根本不可能。比如欧盟反垄断机构要对谷歌进行处罚的时候，要界定谷歌的垄断地位，就要对谷歌的产品进行价格测试，但谷歌搜索服务的价格是零，你怎么测试消费者对提价5%-10%的反应？没有办法。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谷歌通过让消费者接收广告和提供个人信息收取了隐形价格，因而免费并不是真的免费。但广告费或数据披露价格上升5%-10%又是什么意思呢？理论上讲，专家们可以去设计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搞一个方程，然后收集数据进行虚拟的隐性价格测试，但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采用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判断企业在进行垄断定价。
按照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企业的行为很容易陷入反垄断陷阱。无论企业如何定价，都可能受到反垄断机��的指控。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说过的，如果我的价格比竞争对手高，我可能被指控索取垄断价格；如果我的价格比对手定得低，我可能被指控为消灭竞争对手搞���销；如果我的价格和竞争对手相同，我可能被指控搞合谋！所以我无论怎么做都不对。因此，一个企业是否有垄断行为，完全看执法者认为它是否有垄断地位。这是很荒谬的。它表明我们的反垄断法存在基本的概念性错误。这个错误在哪里？在于我们把竞争和垄断完全搞反了。
第四个问题如何判断一种行为是正当的竞争手段还是垄断行为。
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垄断的行为，无论是捆绑销售还是统一零售价格的规定，在商业中都属于正常的竞争手段，不仅不是所谓的垄断行为，而且许多情况下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好处。微软免费赠送浏览器被指控为垄断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被指控为“捆绑销售”。我买衣服的时候，商家总是把衣服上的扣子一起卖给我，我为什么不能要求只买衣服不买扣子呢？如果商家说扣子是免费送的，专门生产扣子的厂家可否起诉服装企业在搞捆绑销售？法院该如何判决呢？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背后有深层的经济学原因。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状态，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过程。状态和���程的区别非常重要。打一个比喻来讲，主流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是一张图片，而真正的市场是一个连续剧。
主流经济学用这种静态均衡理论来观察动态的商业世界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产品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是最有效率的。但这个理论完全没有考虑产品是怎么来的。在市场上，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特定企业创新的结果，但经济学上讨论价格的时候，我们假设所有产品都是事前已经存在的，每个企业只是选择生产了一定数量的产出而已，并没有创造产品本身。在这样的假设下得出的社会最优定价理论，完全是误导的。以视窗操作系统为例，如果我们在2000年左右看这个产品，它已经在那里，我们会认为微软是一个万恶的垄断者，因为它的售价高于边际成本，一定给社会带来净损失。但是视窗操作系统是比尔•盖茨所领导的微软创造出来的，在微软之前，没有这个产品。如果必须按边际成本定价，这个产品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按边际成本确定的价格根本不可能补偿它的研发成本。主流经济学的最优价格理论使得人们不是去指责不生产产品的人，而是指责给我们提供了如果没有他们这种产品就不存在的人，理由仅仅是他们索取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如果所有产品真的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我们现在消费的绝大部分产品根本就不会存在，人类恐怕仍然生活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出来能在市场上销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投入，能否成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新产品能够按照边际成本价格生产出来。但是我们的静态经济学理论不考虑这一切，简单地把价格与成本的差异当作垄断利润（其实是企业家利润），让我们误以为没有这个垄断利润的话消费者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的产品。真实情况是，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垄断利润，我们几乎不可能买到任何新产品，而今天的老产品也不过是昨天的新产品。比如说，瓦特从1765年开始研发蒸汽机，1769年申请到���利，1776年生产出第一台蒸汽机，到1786年他的蒸汽机才开始盈利。这20几年期间没有利润，但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他的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1773年就破产了。如果当年的英国政府要求蒸汽机必须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的话，瓦特的蒸汽机恐怕从来就不可能存在过！
经济增长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通过创新和创造来开拓新的行业和市场，获取企业家利润。如果我们剥夺企业因为创新而获取的垄断利润，那么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就不会出现了。承认垄断利润的存在是促进创新的前提。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应该对反垄断法保持警惕的深层原因。
四、重新定义竞争和垄断
前面我已经指出，传统经济学有关竞争和垄断的概念是错误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定义竞争和垄断呢？
在我看来，市场竞争的本质不外乎两点：1）自由进入，没有任何靠暴力或武力阻止进入；2）不受政府和任何组织施加的保护和歧视。简单地说，自由竞争就是没有政策和法律来保护一部分人同时歧视另外一部分人。反之，任何靠强力阻止别人进入一个行业，或者用法律和政策对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歧视性对待，就是���断！
举例来说，当年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在印度的贸易。这个保护实际上是对别人的一种歧视。我们现在实行的许多行业准入限制，也是垄断。
一个市场究竟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与企业的数量没有关系。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个行业即使���有两家企业，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这就像政治选举一样，2016年特朗普和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两个人之间也打得死去活来。即使市场由一个企业主导，只要市场准入是开放的，也不构成垄断。像微软这样的企业，虽然曾经拥有强大市场力量，但因为软件业没有准入限制，我们也不用担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垄断一定是来自于政府或者相关机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歧视性对待。当政府动用强力（法律和政策）来为一个或者多个企业保留全部市场或者部分市场时，垄断就产生了。比如基础电信行业，政府只允许三家国有企业做，其他企业不能做，垄断就产生了。类似的银行业也是这样。只要政府有准入限制，垄断就产生了。类似的这种政府强力手段包括许可证、专营权，还有税收和信贷优惠、财政补贴等等。按照我上面定义的垄断，那么，什么是竞争，什么是垄断，一清二楚，这样法院判案的时候不会有歧义，前面讲到的价格测试也不需要。你只需看有没有准入限制和政府保护���行了。没有这些东西，那它就不是垄断；有这些东西就是垄断。
传统的垄断定义只看企业的市场份额，不看这个份额是如何形成的，把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导致的市场优势与政府保护导致的垄断地位混为一谈，必然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我跟中国移动的一位副总争论，他说他们不是垄断，阿里巴巴和腾讯那才叫垄断。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定义，他没有错！因为确实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远没有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各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大，凭什么他们不是垄断我是垄断？以此来看，反垄断首先要反的不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这样的国有企业，而是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民营企业。这里的问题就出在垄断的经济学定义。按照我这里的定义，阿里巴巴不是垄断，腾讯不是垄断，因为它们都是市场竞争出来的，你有能力你也可以做，你做这个产品没有人���止你；但中国移动是垄断，中国工商银行也是垄断，因为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不能进入它们所处的这些行业。
接下来我稍微说一说互联网时代的新市场，经济学家叫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市场。双边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网络效应，也就是用户越多，网络的价���越大。直接网络效应过去也存在，比如传统电信业就有网络效应，电话用户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价值就越大。但在双边市场上，一个交易平台，既有买方和卖方，有交叉（间接）网络效应，卖方人数越多，平台对买方的价值越大；同样，买方人数越多，平台对卖方的价值也越大。如滴滴打车这样的网约车平台，参加的司机越多，打车越方便，乘客获取的价值越高；愿意打车的人越多，司机加入这个平台的价值也就越高。这就是所谓的间接网络效应。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具有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的市场一定会形成自然垄断。原来我们所说的公用事业，如煤气、道路等都属于自然垄断。自然垄断行业具有高固定成本投入和低边际成本的特征，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讲，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和节约固定成本，应该由一家企业来做，准入限制是必要的。但是你仔细想想，���果真存在自然垄断的话，政府不用限制也只有一家去做。人家已经早你一步做了，哪怕比你只能大1%，成本也比你低，你进去就死定了，谁那么傻明明看到自己要死还往里冲？所以说自然垄断假说和政府的准入限制是矛盾的。一个行业如果是自然垄断行业，就不需要政府实施准入限制；反之，需要实施准入限制，就说明它不是自然垄断行业。像电信业这样的行业，政府只允许三家国有企业做，这实际表明它不是自然垄断行业。
当然你也许会说，即使自然垄断行业，如果政府不限制准入的话，可能傻子企业不理性就进去了。但如果我们假定企业家都不理性的话，不仅自然垄断行业，所有的市场都应该有准入限制。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企业家是非理性的，政府是理性的，毕竟政府也是由人管理的。
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企业都具有刚才我们讨论的平台市场的特征，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还是国外的谷歌、脸谱、亚马逊等等，都是多边市场平台。如果我们不改变前面讲的经济学关于垄断和竞争的定义，或者说如果我们��续沿用误导性理论的话，我们对现在的反垄断政策就仍然只能是表面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采用我刚才定义的自由竞争，只要没有强力实施的准入限制，平台市场不会导致任何所谓的“垄断”——借用传统的概念讲，就是不会导致持续的市场垄断。这个“持续”，我指的是只要没政府的反垄断措施就可以存在下去。不会那样的！
为什么？���如我刚才强调的，自由市场总是存在充分的竞争，总是有人试图发现新的机会，来利用这个机会，用创新的方式推翻现有的统治者，自己想办法坐到老大的位置上。除了不断创新，谁也没有办法稳坐钓鱼船。你看看历史都是这样。运河看上去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英国的众多运河在18世纪是谁修的？全是私人修的。你说是公共设施，但人家私人企业家愿意修，这不挺好吗？但运河的好日子也就几十年，然后英国铁路就出现了。有了铁路的竞争，运河不要说赚取垄断利润，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最后只能变成旅游观光线路。铁路从一开始竞争就很激烈，1840年美国有300多家铁路公司，最后经过兼并重组，就剩下几家了。但铁路的好日子也不长，它的真正竞争者是谁？是公路运输。1886年德国企业家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随着汽车运输的发展，铁路运输就开始走下坡路。再���来又有了飞机的竞争。
更近一点的例子是计算机行业。1945年IBM公司生产出它的第一台计算机，但根本没有办法投入市场，因为那个时候真空管成本太高，一直到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发明之后，计算机才有了商业价值。1960年代，IBM几乎成了计算机的代名词，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定义，是绝对是一个垄断者。但没过10来年危机就出现了，微型计算机开始挑战它的垄断地位。几家微型计算机生产厂家，也曾取得所谓的垄断地位，但英特尔公司于1971年生产出微处理器之后，很快个人计算机（PC）就出来了，曾经主导微机市场的公司没有一家成为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主导厂家。当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风靡起来的时候，IBM想奋力直追，着急之下就找比尔•盖茨给他们生产软件，与微软之间的合约从根本上摧毁了IBM及任何生产厂家垄断个人计算机市场的可能性。从此之后个人计算机变成一个组装产业了，谁都可以生产，竞争异常激烈。个人计算机市场上一些曾经名声显赫的厂家，现在都倒闭了。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担心一个市场被某个高枕无忧、不思进取的���业持续垄断，真是杞人忧天。摧毁IBM“垄断地位”的不是美国的反垄断官员，而是市场竞争，是新的企业家的创新。即使美国政府当年不对IBM进行反垄断调查，不花那么多钱，计算机市场会坏到哪去？不会坏到哪去。
还有千禧年期间针对微软的著名的反垄断案，这个例子非常典型。从1990年代初起，美国司法部（负责反垄断执法）就开始关注微软这个大个头，后来出现了浏览器，微软把自己的浏览器向用户免费提供，结果被指控为捆绑销售，违反了反垄断法。这个案子大量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有参与了，有支持也有反对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杰克逊法官判决微软违反谢尔曼法，要强制微软分拆成两个公司，一个生产操作程序软件，另一个生产其他软件。但联邦上诉法院又否决了这个判决，美国司法部和微软达成和解协议，不再要求拆分，只要求整改。
那��怎么样呢？1998年谷歌出来了，而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也就是1998年。微软很快就被谷歌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很多其他公司，像亚马逊、facebook 都可以提供搜索。我们怕什么？美国司法部担心微软免费提供一个新的产品，这样的捆绑销售会使得新的竞争者不可能出现，从而损坏消费者的利益。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担心多是多余的。
同样的，今天很多人也担心腾讯和阿里存在类似的问题，我觉得不需要担心，我们不要按我们自己的想象来判断未来，认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世界就不发生，就只有马云和马化腾这两个寡头统治世界。真实世界的变化可能会快到超过你我的想象，你现在对微信不满意，支付宝那边就可能有微信一样的东西。其它的竞争对手也会出现。
自由市场上，竞争总是存在的。马化腾在忙什么？马云在忙什么？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可以大到高枕无忧了，我现在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我就可以游山玩水了。那不可能，除非政府规定不准其他人再做交易平台了。创新是不可预测的，说不定从哪个半路上就杀出程咬金。
很多的例子表明，反垄断政策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但实际上是在保护一些生产者的利益。很多时候反垄断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变形，像欧盟反垄断机构没事干就拿着放大镜在到处找目标，一会调查微软一会调查谷歌，其实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布鲁塞尔养活那么多人是干什么？就是为自己创造工作！我们知道工会为什么会组织罢工，就是因为要不然工人会觉得你没有什么用啊！好多的反垄断机构也是这样，不折腾就表明它没用，所以它就不断地折腾，不断地找新的调查对象。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经济学的问题，反垄断其实有好多是不属于经济学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本身就有这个妒忌心，看到人家大就不舒服，看到明星出丑闻很高兴。再有一个我们都不希望个别的企业耀武扬威，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很讨厌，太任性，要通过舆论批评他们。这也是反垄断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还有政治家也担心，这家伙钱太多了，会不会干预政治？所以要不时地敲打他一下。
总��一下，我的核心观点是，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是错误的，新古典经济学讲的竞争不是真正的竞争，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垄断行为多数恰恰是竞争的手段。真正的自由竞争是自由进入和没有政府的强力保护或歧视，与企业大小和数量无关。只要存在自由竞争，就不必担心产生所谓的垄断。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长期讲的一句话，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也就是部分企业享有的特权，包括像准入限制、特许权、财政补贴、融资优惠，等等。
（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9月28日英凡研究院组织的“竞争政策、数字经济和创新”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来源：财新网）
庾澄慶真是才華橫溢，要說當年伊能靜算是高攀了，最後分手💔也可惜了
【側耳傾聽】庾澄慶：讓我一次愛個夠 https://t.co/7BoSS5W5DI via @YouTube
人类好像是为了犯错才来到人间的
张维迎：从历史来看，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 -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
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
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
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革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
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
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
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
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
���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
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
但那时，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
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
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
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
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
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
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
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
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
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
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
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
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
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一直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
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交易市场中形成。
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不反应，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
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
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
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
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内容。
这篇文章完成于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干山会议早4个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刊物《专家建议》第三期，是我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个公开的刊物。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走进死胡同。
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
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
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
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
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难。
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
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
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变成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市场就是好坏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
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价值的竞争。
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
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取得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 #无耻，少一点 #灾难。
肯塔基州小镇附近公路上发生 "激烈枪战"，"多人 "中枪
‘Numerous’ people shot in ‘active shooter’ situation on highway near small town in Kentucky https://t.co/wvImpeUmr0
提个建议，每个大法弟子头标在侧面都挂个李大师头像——让大家也知道你们是利益相关者……人家每个小粉红还挂个小红旗呢。
@wenyunchao 工人待遇的提高是因为资本家供给增加造成的。相反，立法后，其实剥夺了个体选择更多工作时间，获取更大收益的权利。有人希望少工作，钱够花就行；有人希望多工作，有更多钱消费！这是个体自由选择���，政府无权剥夺！https://t.co/bGWunbXfzI
哈里斯今天在底特律的劳工节活动：或许你不是一个工会成员，但要感谢他们 为你争取的五天工作制，病假，带薪事假，以及年假。
@RonaldSimmonsUS 西蒙胸有误解了。支黑派在国内混得不好，出来后混得也不好，大部分语言就够日常生活所需。他们黑，主要是靠贬低国人证明自己的英明决策，从而为自己的生活指明不抑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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