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虞候

Banmason

[都虞候 @Banmason]

@rc_kaneko 忍者们，拔刀吧

[都虞候 @Banmason]

@nBwQSzmg3qU2ysd 忍者们，拔刀吧

[都虞候 @Banmason]

@politicalawake 忍者们，该反击了

[都虞候 @Banmason]

@WangNextDoor2 拿枪来，我想弄死她

[都虞候 @Banmason]

@nvjishi 赤裸裸的人性

[都虞候 @Banmason]

@JoosyJew 一帮非蠢既坏的纯傻屄

[都虞候 @Banmason]

@BTCBruce1 @realDonaldTrump @JDVance 力大砖飞

[朱韵和 @zhu0588]

1958年开头还好着哩，吃大锅饭能吃饱，全村人在一个大院子里吃，一人一个馍，拌汤随便喝，喝几碗都成。到后半年就只能喝拌汤了，不给馍馍了，拌汤也只能喝两碗，不能多喝。

第二年秋里，我二姐三姐就殁了。饿死的。整整一年，食堂就给大家喝拌汤，而且汤越来越清，就剩下清汤了，没有面核核了。还越 来越少，后来干脆变成了麸皮汤，谷衣汤，啥面都没有了。我二姐三姐饿死的时候正是喝麸皮汤的时候。那时间家里不叫冒烟，队长看见谁家烟筒里冒烟，就跑来搜粮，说你家里有粮，搜不出来就批斗，炒豆子。其实各家都搜过多少遍了，几年前存下的陈粮都搜光了。

二姐三姐死后，食堂就关门了，各家撩乱着各家吃去，队里啥都没了。这时我们全家吃谷衣，吃麦衣，我娘和我大姐天天出去找着剥树皮，挖草胡子根根，炒熟了磨成粉，烧汤叫我们喝。后来我大姐也殁了，就剩下我娘、妹子和我。

。。。

我大姐的死，不是在家里。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给我大姐说了个男人，会宁县的，一个放羊的孤老汉，五十几了。孤老汉来我家接我大姐的时候，牵着个驴。当时说好的是给二十斤糜子就接走。我大姐也同意了。可是那天那老汉来接的时候，我大姐不愿走。那老汉老得一塌糊涂，还是个瘸子。我大姐在家里哭，说，娘，我不愿跟他。我娘也哭，但我娘骂她：你不去家里就没这二十斤糜子，你弟弟你妹子就得饿死。我大姐就骑上那个老汉牵来的毛驴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个老汉跑到我家来了，和我娘吵仗来了，要把二十斤糜子要回去。说是他牵着驴走到华家岭，我大姐跳了崖了。是我娘和我大姐合计好了坑他二十斤糜子的。我娘当然没给他糜子，我娘说他没把牲口牵好，把我大姐绊死了！

我大姐死的那一年十六岁。

——杨显惠《炕洞里的娃娃》

[新闻调查 @xinwendiaocha]

那些被《毛选》删掉的惊人言论，必须存档！

[都虞候 @Banmason]

@MissOllie2020 这是舔欢乐组舔的

[朱韵和 @zhu0588]

纪念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
六六年八月份，中央出台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九月份，辉哥深思熟虑，厚积薄发地写了《驳文革十六条》，让我抄写并邮寄全国十四所重点大学。我就是为此事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与辉哥一起被捕，从此受了十三年牢狱之灾，而辉哥在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被杀害。虽然经我 们亲属多次申诉，辉哥在一九八一年被平反。但他留下的遗书与他光辉的事迹仍不能公布于世。

世人不知道在无产阶级暴政下，在上海出了这么一个大无畏的青年。他甘当普鲁米修斯，他甘作又一个谭嗣同，“横刀向天笑”。他不是意气用事，不是一时的发泄，而是为追求真理，在民族的灾难来临前，想独挽狂澜，做一个勇猛的斗士。

他遗书上说，“毛作为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6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致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示新、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忽亿万性命，冒天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之责，我就愿意敢于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这遗书上的话，字字掷地有声、句句真知灼见、声声血泪感人！

---刘文辉唯一的同案人——刘文忠
2005年清明https://t.co/MZcMaL8IDH

图：旧照片里的刘文辉

[朱韵和 @zhu0588]

那是在1966年8月，红卫兵纠察队刚刚在太原市兴起。一天上午，高三年级的红卫兵头目把我和许多同学召集到学校大操场，大家排成一行，被要求逐个自报三代家门，作为参加红卫兵纠察队的政审条件。第一位同学自豪地大声喊道：父亲是革命干部，母亲是革命干部，爷爷是革命干部。头目赞许道：通过，请出列， 站到那一边。第二位同学吞吞吐吐地说：父亲是革干，母亲是地主……头目不容他 再往下说，指了指校门口说：你这种出身的人居然还混进了红卫兵队伍，赶快滚！ 轮到我时，由于心中没底，于是犹豫不决地说：父亲是革干，母亲是中农，爷爷是 革干。头目思忖片刻指着我说：你先原地蹲下，最后再说。政审结束后，头目对我 说：你可以留在学校闹革命，能不能参加红卫兵纠察队，关键就看你在运动中的表 现。
为了实现自己加入红卫兵纠察队的愿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批斗老师的运动中 去。当班里批斗张老师时，自己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表现得很积极。记得当时找 不到合适的器物往张老师背上插“牛鬼蛇神”牌子，红卫兵便拿起一把扫帚用白纸 糊起来，写上“打倒张某某”插在张老师背上。但是由于张老师只穿了一件白衬衣 ，牌子插不牢，常常东倒西歪，于是红卫兵不住地过去狠劲往下戳。很快，纸被揉 破了，扫帚的竹枝把张老师的后背戳的红一道，紫一道，白衬衫上血迹斑斑。此时 ，另一个班也传来了“打倒胡某某”的口号声，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正在批斗我 们的美术老师。那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记得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他操着一口 浓重的南方口音说：我姓胡，湖南人。然后就讲起了他在延安时的亲身经历：起床 后一眼望去，雪白的窗纸上映着自己剪的窗花，灿烂的朝霞洒满小院，走出窑洞， 伸个懒腰，望着延河水滚滚流去，心情无比舒畅。虽然这诗一般的语言长久地在同 学们中传诵，然而，胡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愉快。在一次美术课上，我把油彩 里兑上水去画画儿，违背了胡老师的要求，当即受到批评，而且，那个学期的美术 考试胡老师没有让我及格。从此，我对这位小个子湖南人怀恨在心。看到胡老师被 批斗，我毫不犹豫地上台控诉了他对我的“迫害”，从而将批斗会推向了高潮。胡 老师随后也被送到了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
由于我在学校的几次批斗会上表现突出，红卫兵头目很快找到我说：你的表现很好，经研究正式吸收你为红卫兵纠察队队员。你虽然没赶上第一批被毛主席接见 ，还可以参加第二批。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红卫兵纠察队，当天晚上，便和其 他红卫兵去附近的街道斗争一位“牛鬼蛇神”。那是一位６０多岁的老者，清风峻 节，白发苍苍。我们将一块沉重的大牌子挂在老人胸前，细细的铁丝在老人苍白的 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抄完家后，红卫兵又去批斗老人和他的家属。在震天动地的 口号声和暴风骤雨般的打骂声中，那位老者一直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们。斗争会一 直持续到深夜。会后，我穿着父亲曾经穿过的旧军装，戴着红卫兵纠察队的袖标独 自兴冲冲地往家走。此时，马路上行人寥寥，昏暗的路灯把我的身影一会儿拉长， 一会儿变短，我不由地想起那位老者怨恨的目光，心中充满恐惧。于是，不住地自 己给自己鼓劲：干革命就要天不怕，地不怕……

---“一个老红卫兵的忏悔”
·李益荣·

[朱韵和 @zhu0588]

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七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八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 尸岸边。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八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痞子组成 ，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 冲直闯，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ＸＸ，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象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八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 狰狞的面目暴露无疑。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拉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ＸＸ 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 ”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 ，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 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 ，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 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ＸＸ一直不敢见同学， 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象这样的变态者， 当时不在少数。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陈　兵·

[朱韵和 @zhu0588]

比赛杀人
中共建政后，高官们为保证他们子女成龙成凤，各系统纷纷办了特殊化的子弟学校。如北京的景山小学、育英学校，是中央级的子弟学校，刘少奇的孩子就在那里上学。华北军区办的八一学校，占用了海淀一所清朝王府故址，曲水亭榭，人间仙境，文革时北京人才有幸一饱眼福。另有一所中央军委办的干部 子弟学校，以纪念国庆为由，起名“十一小学”，后增办初中，更名为“十一学校”。我于1962年8月以现役军人身分调入当教师，随后转业。我按部就班教书四年后，遇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我身处动乱中心（北京）的中心（“联动”巢穴之一），经历难得。

１９９５年来纽约，６４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 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 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１５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 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 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 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

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 。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 “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
，，，
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我现在再补充这个男生当时说的两个情节：
第一、他告诉我：红卫兵打人的器械除皮鞭外，还有截断的自行车链条，以及木棒。有一个老妇被红卫兵推倒前，不哭喊，不抵抗，口中缓慢地说：“你们打死我吧。”一棒子下去，她的臂骨断了，慢慢蜷曲，就象烧烤猪腿一样。
这段话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只是此刻打字时手在哆嗦……。
第二、他还告诉我：带来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狗崽子，也被打死。他问我 ，“她这么小，怎么也是资产阶级？”我这个当老师的太不称职，当时什么也答不出来。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方影竹·

[朱韵和 @zhu0588]

@海上一浪花:
杭州西湖名人墓地劫难
杭州孤山和西泠桥附近坐落着三十多座名人墓冢，1964年，为了“扫除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改变与‘鬼’为邻的不合理现象”，这些名人墓冢被集体迁至鸡笼山马坡岭脚下。1965年1月29日，杭州西湖边孤山旁的秋瑾墓也消失了。

据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陈修良回忆，早 在秋瑾墓被拆10年前，也就是1955年，毛泽东已有拆除西湖边名人墓的念头。

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1月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刘庄，也就是今天的西湖国宾馆。有一次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道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一夜之间，西湖边，特别是刘庄草坪上的一些墓冢就被搬掉了。

西湖边自古以来名人墓葬众多，尤其是被称为“西湖人文荟萃之地”的孤山，自南宋隐士林和靖在此“梅妻鹤子”终老一生后，这里一直是名人们心仪的长眠之地。尤其是晚清、民国之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一干辛亥英烈陆续归葬于此，孤山由是成了“西湖深厚人文底蕴的一部分”。

也因此，杭州市委对拆墓之事颇多抵触。3月1日向浙江省委打报告称，“对孤山、西泠桥一带坟墓，我们决定保留不动者，有秋瑾墓、苏小小墓、林和靖墓、徐锡麟墓，苏堤西头张苍水墓、章太炎墓亦均未动”。其他如陶成章墓、苏曼殊墓、武松墓等十四座，则被拆除搬迁。

地方民主党派人士更是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提意见。周恩来总理随即致电浙江方面，叫停了这场拆墓运动。其后，已经动手拆除的12座名人墓还得到了修复，50年代的这场风波，就此告一段落。

这只是拆墓风波的暂时平息。

1964年，正当中国社会生活急剧泛政治化之际，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在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时写的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成为拆墓风波再起的由头。

胡乔木的原词是:“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该词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将末句改定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修改后还加了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这阕毛泽东亲笔改过的词，在当时的《浙江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布，成为“拆墓运动”的檄文。

12月2日晚，从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开始，一场突击拆墓运动开始了。

在1964年这场拆墓风波中，杭州城内纷纷传言，苏小小墓棺椁内只有一只红色绣花鞋，并无骨骸。同样因传说而家喻户晓的武松，其墓冢也在这晚被毁。

长久以来，世人都认为武松墓只是想象冢，不过美术家姜丹书却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经掘发，赫然有棺，且长大，而棺木已朽，从朽缝中窥见其骨亦颇长大，乃即壅复原状。”当武松墓在1964年被打开时，姜丹书的描述果然被证实：腐朽的棺柩里，确实有白骨，然后工人们把遗骨盛进骨瓮，也由汽车运往鸡笼山的乱坟堆中安葬。

无论衣冠冢、想象冢还是空冢，在1964年12月2日那个晚上，西湖边三十多座墓冢都被挖开，分类处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裘绍、尹维峻夫妇、徐锡麟、陶成章合为一组，苏曼殊、林启、徐寄尘、惠兴、林寒碧为另一组，随后地方政府于12月15日在鸡笼山马坡岭修成了10座小型合墓。至于苏小小墓、林和靖墓等，则“拆除后不予重建”。而后，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向西湖公社征用了鸡笼山马坡岭脚的15亩土地，整理后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和政治文化名人墓地。

基本搬迁完毕后，1965年1月28日，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决定，拆除西湖西泠桥附近的最后一个坟墓，也就是用钢筋混凝土铸成的秋瑾墓。

到3月6日，这场为期一个半月的“彻底革命、除旧立新”运动，分5批一共拆掉坟墓654座。

[朱韵和 @zhu0588]

最原始的“九一三事件”版本
9月13日晨，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周恩来介绍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叶群在12日晚11点钟多主动打电话给周，报告说林彪要动身，周恩来说为了林的安全不能乘飞机，如果一定要走，只能乘火车。第二，大约在10时多一点，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报告说，林豆豆说 有人想让林彪走，她说林彪不能走。第三，晚上１１点半左右，中央警卫团报告说，林彪、叶群已坐汽车走 了，但是周还是命令警卫部队把他们追回来，并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不准对飞机放行。第四，林彪座机强行起飞。飞机先是朝北京方向飞，但在承德上空向北飞出国境。第五，中央警卫团还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李文普被打伤。另据林豆豆报告，12日晚林彪服了两次安眠药睡下，林是在床上叫起来的，上汽车也是别人架上去的。（页６１１－６１３）
周恩来的介绍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邱会作证实，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吴法宪的回忆也证实了此点 ），而非汪东兴回忆里所说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为何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如果按官方所言，林彪、叶群要搞武装政变，要叛国投敌，那么他们最应做的事就是保密，争取时间、争取主动，怎么可能“政变阴谋暴露”后在临动身出逃之前主动向周恩来作汇报，这不是有意暴露自己的行踪吗？但是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测 ，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按照中央的规定，政治局委员以上者在出行前必须事先向周恩来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出行。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批准，中央警卫团无法实施保护措施、机场和飞行员也无法配合，如此一来林彪是很难走得成的。
第二，周恩来的整篇介绍里面并未涉及到林彪动身要去哪里，似乎周恩来本人也不甚清楚。周只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根本没说林彪是“逃跑”，更不用提“ 叛逃”二字了。
第三，李作鹏的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给机场下了不许放飞的命令，李认为机场一定会执行命令，因此事后就休息了。并不存在所谓的李作鹏故意放跑林彪的座机一事。
第四，林彪飞机的航线一开始是飞向北京的，但到承德上空时，飞机却向北飞去。到底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无人知晓。因此也就无法作出合理、准确的判断。
第五，林豆豆报告林彪在１２日晚已服了两次安眠药睡下了，林是在昏睡时被别人叫起架上了汽车。林彪如此状况是像要搞政变吗？笔者的朋友梁遇春先生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兹录于此：“首先从他（指林彪）的精神状态来看，就不象 。搞政变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是要奋力一搏的，进行政变，当然是很活跃 ，要精神亢奋，要上串下连，到处招兵买马、谈话动员的，比如象老毛南下那样。 可实际上，林总在北戴河的情绪非常差，还说什么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之类的话，一点也没有当年率兵打仗的劲头，这哪有一点象是在搞政变的样子？谁搞政变是这个样子？你到澳门赌场看看，哪个赌徒不是精神抖擞，在那奋力搏杀，有哪个赌徒会没精打彩、嘴里念叨着：反正也是输，输光算了的？而且林总在北戴河，比以往更沉默了，什么事也不理，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更没有找人谈话动员什么的，这又是在搞什么政变？”（见梁遇春《我看９１３事件》，见 “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之“林彪事件专栏”）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朱韵和 @zhu0588]

“九大”主席台座位的玄机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老百姓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毛的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 、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议论。老百姓们开始猜测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一书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江青仍不满足。4月24日，九大举行闭幕式。退场时，江青凑到毛泽东旁边，并让她事先安排的一个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和江青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天晚上讨论大会新闻报道时，江青要求发表这张合影，周恩来只好把清样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江青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对姚文元撒气：“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
江青想争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镜头，她还有更高的要求。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
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初稿也没上。
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送给了康生。康生边看边冒汗，他把记录稿留了下来，再没转手。
---丁东《周恩来苦心安排九大主席台座位》

[都虞候 @Banmason]

@xyang1997 @xiaolintongxu16 @iPaulCanada 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

[都虞候 @Banmason]

@jiangjianxing66 @xiaolintongxu16 @iPaulCanada 胡耀邦右边是郝建秀

[都虞候 @Banmason]

@alone_snail @tingyun97 严济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