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ygls's tweet photo.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作为人体实验的直接策划者与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同伙既没有走上绞刑架，也没有在监狱中度过一天。
石井四郎及其同伙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进入顶尖大学担任教授、创办大型医药企业、出任国家卫生机构负责人，甚至利用从活人身上获取的实验数据发表学术论文，事业蒸蒸日上。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的国家级生物战实验组织。
仅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档案记录，日军细菌战就造成至少27万中国军民死亡。[1][2]而随着新档案不断解密，这一数字仍在攀升——最新研究估算近百万！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清算战犯时：
731部队的核心决策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最高层负责人，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战后数十年间，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否认731的存在，美国的相关档案则被封存，大量关键记录至今仍处于涂黑状态。整个后冷战时代，731的真相几乎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消失。
绝大多数西方历史教科书对731部队只字不提，西方舆论的主流议题始终是“犹太难民、原子弹惨剧、纳粹德国、邪恶苏联……”
对于731部队，西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YouTube上看到一评论，大致意思是： 731被包庇，是因为受害者不是白人。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细菌培养箱
一、暴行
1、成立时间线
1928年：石井四郎奉命前往欧美进行细菌战考察，1930年回国后开始宣传“细菌战成本低、杀伤力大”理论。
1930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秘密设立“防疫研究室”，开始细菌武器筹备。
1932年底：因在日本境内不方便进行大规模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实验，石井率队前往中国哈尔滨，寻找适合大规模实验的地点。
1933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五常背荫河（中马城）建立首个秘密实验基地。
1934年：背荫河发生越狱事件（含共产党员王子阳），石井下令炸毁基地，并转移至哈尔滨平房区。
1936年8月：日本陆军省发布由日本昭和天皇亲自签署的“军令陆甲第7号”，正式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1939年：平房本部建成。
1940年7月：正式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41年：正式启用内部代号 “满洲第731部队”。
除731外，日军以哈尔滨平房区为本部，在长春（100部队）、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及新加坡（冈9420部队）等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战网络。
高峰时期，731部队拥有约30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200多名医学博士、理学博士，总工作人员达20000人。
731部队是一场由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批准、军方主导、整个医学界和学术界深度合谋的“国家级犯罪”。
731不是几个医生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帝国大学等日本学府，均派出了各自医学部、理学部的骨干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生前往东北直接参与731暴行。
2、丸太
731部队的受害者被称为 “丸太maruta马路大”，日语意思是“圆木”、“木头”。
在731部队眼中每一名人体实验对象，不是人，是木材。不是受害者，是材料。
731部队原队员佐藤秀男证实，人体实验是在戒备森严、围挡严密的特设监狱即7栋、8栋建筑内进行。这是731部队核心区域，从走廊俯视能看到“丸太”活动。
佐藤秀男：给‘丸太’的营养供应是充足的，因为不健康的人不能被当成实验材料，所以会给他们良好的食物。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有资格拿活人做实验，年轻队员没有资格进入7栋和8栋。
731部队获取“实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所谓的 “特别移送”制度：
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抓捕的抗日谍报人员、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直接移交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3、实验内容简介
731部队把“人”当中实验对象进行鼠疫、炭疽、气性坏疽、鼻疽、伤寒、痢疾、霍乱、传染性出血热等各类致命病菌的感染实验。
许多实验对象在巨大的痛苦中挣扎求生，却最终难逃一死。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被继续用于下一轮实验，直至死亡。
活体解剖[3][4]：
为防止麻醉影响实验数据，许多解剖是在受害者完全清醒、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受害者在绝望与痛苦中，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直至死亡。
细菌感染实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中提到，实验内容包括测试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的致病力及剂量效果，明确提出“所有这些研究都伴随着活体实验” 。
西俊英供述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
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炸弹十几公尺远。为了不让战俘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属板盖着。电门一开，炸弹爆炸，受试验者脚上、臀部都受了伤，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冻伤实验：
731部队有单独的冻伤实验室，由吉村寿人担任冻伤研究班班长。
在零下20℃到零下35℃的环境中，强迫受害者裸露身体5至10分钟，观察人体变化情况。
731部队原队员西岛鹤雄亲述：脱掉他们的上衣，让他们光着身子，放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25摄氏度的环境里，放5分钟或10分钟。其实只待5到10分钟就已经很够呛了，那里太冷了。有的实验还是在“丸太”断食两三天以及一昼夜不眠等条件下进行的。
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下，把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用风扇猛吹，使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类似敲木头一样的声音。
原宪兵班队员仓员悟在伯力审判中作证：我亲眼看见过人体实验……我进入实验室看见5名中国犯人坐在长椅上。然后我看到了那些中国人的手，其中3个人的手指全部变为黑色，已经冻掉了，其余2人的手指也变成了黑色，只剩骨头。当时吉村寿人向我解释说，这种情况是冻伤实验的结果。
吉村寿人在194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冻伤》的论文，全文共66页，记载了731部队强制使用活人进行冻伤实验的数据。[5][6]
论文中有一张表格，题目是《冻伤的程度与其经过》：
第一度，发红肿胀；
第二度，出现水疱；
第三度，坏死，含溃疡。
第三度，五十到六十天，脚趾、手指脱落。
这66页论文的每一行数据，都是用活人。。。。。。。。。
吉村寿人在1950年和1952年的《日本生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到 “将三天大的婴儿浸泡在零度水中进行实验”。
吉村寿人战后成为了京都大学医学部长。
毒气实验：
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了一份42页档案，详细记录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他们利用20名受试者进行野外黄弹（糜烂性毒剂）射击、毒气水溶液口服及人体接种等多种实验。
受试者身份被隐去，以数字编码指代，所有受试者最终全部死亡。
档案显示，为最大限度榨取实验价值，有9人被重复用于不同的实验项目。以编号485的受试者为例，他先是被强迫灌入300毫升含有高浓度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毒液，眼部被滴入不同剂量的毒液，在出现恶心、呕吐后，又被开展人体接种实验。
在黄弹射击人体实验中，池田苗夫将16名受试者强制置于伪装掩体、战壕等不同环境中。日军向实验区域发射了数千发毒气弹，其中第三区域发射量高达4800发。
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受试者各个时间段的病理变化：被攻击后12小时皮肤起泡，12至24小时出现呼吸障碍，48小时后各类症状达到峰值。
档案记载曾对受试者使用氧化锌软膏与苏打水等——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救治，而是为了测试这些药物在战场上能否为日军自己所用。
他们一边观察受试者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一边记录药物的无效或有效反应，直至受试者失去利用价值。
野外人体实验：
731部队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生物武器研究需要，设置了研究班，分别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在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的野外实验场，731部队的飞机降至距地仅50米的高度，向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害者”播撒细菌培养液，一次实验约30人，相互间隔约5米。
实验结束后，受害者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部队，随后被多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4、从实验室到抗日战场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生物战。
从1939年诺门罕生物战开始，1940年、1941年先后在中国南方的衢州、宁波、常德等地发动生物战。
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开明街通过飞机播撒鼠疫跳蚤，鼠疫暴发死亡率高达98.2%。有名字记录的死亡人数即达109人。
在常德，日军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
常德发生了第一次鼠疫流行之后，又爆发了二次流行，波及人口和范围很广。
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浙江军民就达3000多人。
日军地面部队撤退时，专门在居民区、水井、河流及农田中散布伤寒、霍乱、痢疾等细菌。
731部队气象班原成员西岛鹤雄供述，飞机弹仓里装着细菌和炸弹：“把炸弹拆开，里面装上霍乱、伤寒、痢疾之类的细菌”。
731部队研制了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等50余种细菌，通过人体实验的方式记录每一种细菌使用效果，最终选择最适合的生物武器应用到实际战争中。
5、日本生物战规模
保守估计，14万至58万人死于731部队的实验与生物战攻击。
部分学者认为实际数字更高，可能达到30万至58万。
有学者统计，日军生物战造成的中国军民总死亡人数在200万人以上——其中仅浙江省和江西省死于感染疫病的人数就超过60万。
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不同统计口径（有研究估算约65万人），但731部队及其关联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巨大伤亡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绝大多数），也包括朝鲜人、俄罗斯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构建 的“防疫给水”体系拥有多达69支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东亚、东南亚多国。
6、日本天皇裕仁
他亲自批准了731部队的建立
他从个人账户拨款资助该部队
他任命堂弟竹田宫恒德王担任部队名义负责人
他签署了1939年 大陆令第201号 ，批准在满洲进行化学战实地研究
苏联伯力审判时，731战犯当庭供认：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建立，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驻地。
731部队原队员的证词与史料档案相互印证，证实日本生物战犯罪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然而，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他们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在战后清算时，谁赦免了731部队？
二、美国——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战后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三次调查：
桑德斯调查（1945年9-10月） ：被731成员内藤良一以“翻译”身份误导，调查流于表面。
汤普森调查（1946年1-3月） ：据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美在1982年8月29日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透露，当年美军负责审讯她父亲的军官阿尔沃·西奥多·汤普森，曾 “恳求” 她父亲交出731部队的 “绝密细菌武器资料” 。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在建议起诉石井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美国为得到731部队生物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
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
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美国获取的数据包括：8,000张人体病理切片、关于炭疽菌、鼠疫菌、鼻疽菌的详细研究报告。这些数据最终抵达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有美国媒体披露，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三、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由麦克阿瑟主导，其本质是审判“攻击美国的罪犯”，而非“所有战争罪行的罪犯”。
1946年4月25日，国际检察局（IPS）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不会尝试证明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战” ，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1946年8月，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美国还通过中间人要求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承担全部责任、让天皇裕仁逃脱审判。
四、伯力审判
东京审判时，美国包庇了731高层。
苏联对被俘731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
1、苏联的独立调查
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生物武器相关材料。
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力气对日俘逐一调查甄别，但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
据他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我们破解了秘密。我们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了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
柄泽十三夫是最先说出秘密的人。
1939年柄泽十三夫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与活体实验。
他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生物战手段。
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
1940年至1942年，他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将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生物战。
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打破了川岛清的心理防线。
随后，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机密，包括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等关键信息。
苏联检方还请贝加尔湖军区卫生部的技术人员，专门核验了川岛清和柄泽关于鼠疫的供词。
731部队的黑幕由此被一点点揭开。
2、调查规模、证据链条
2025年12月，俄罗斯向中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经专家鉴定，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
此前，中国学界与俄罗斯在731问题上的交流有限。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一度以为他们手里就只有那本1950年的《审判材料》。但这次公布的档案显示，伯力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人，但当时的调查实际上超过200名相关人员，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北京日报。
3、审判过程——北京日报
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生物战战犯的公开审判。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
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
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最终，包括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有罪：
4人被判25年、2人被判20年，其余分别被判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不等的劳动监禁。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生物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 。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的12人多为中层执行者（如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而非731高层。
山田乙三在苏联服刑半年后，根据中苏联协议，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中国在沈阳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包括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吉房虎雄。
西方媒体将伯力审判贬为“苏联宣传”，他们选择性忽视审判中披露的大量事实——包括731部队使用人体实验、在中国实施生物战攻击等确凿证据。
正如现在的俄罗斯披露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一样，未溅起一丝水花。
纽伦堡“医生审判”：23名纳粹医生受审，7人被判处死刑
伯力审判（1949年）：12名731中层人员被判处2至25年劳改
沈阳审判（1956年）：731支队长榊原秀夫等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731核心决策层：0人受审，0人入狱
同样是用活人做实验，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日本医生成了学术权威。
五、至今日本政府仍在否认731的存在。
受害者对日诉讼：全部被驳回
日本教科书731内容持续被删减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731的存在
2026年4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
但日本政府仍以“家属以及战犯家属会被找到”为由，将很多部分作涂黑处理。
2026年4月，日本多所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合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撤销731部队军医的学位。京都大学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曾经为731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学博士，其中就包括石井四郎。
1995年、2005年：美国官方回应称 “没有找到美国战俘被用于生物实验的确凿证据”
目前解密档案已清楚显示：美国知道、掩盖、交易
德特里克堡与731数据的关联档案至今未全部公开
大量关键文件仍处于涂黑状态
选择性回应的潜台词是：只要受害者不是美国人，就不值得追究。
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731医生成了美国座上宾！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法律审判，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六、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William H. Cunliffe 《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相关文献选辑（1934-2006）》
PDF下载地址：https://t.co/e4lqZSHYDi
这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可以直接通过该链接下载。
附录：部分731人员
石井四郎，731部队创始人、首任部队长，战后，他在日本开过诊所，重操旧业，甚至曾作为顾问暗中指导美军的生物武器发展。
北野政次，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战后，他进入日本医疗界，曾担任日本最大制药企业“绿十字”公司的董事和东京分社社长。
增田知贞，731部队副部队长 / 1644部队首任部队长，战后在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担任要职。
菊地齐，731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战后成为了日本著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及日本红十字会的重要官员。
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被苏军俘获，1949年在苏联“伯力审判”中被判处25年徒刑。
太田澄，731部队第五部（诊疗部）部长，战后进入日本制药巨头“绿十字”公司担任高管。
佐藤俊二，广州8604部队（波字部队）部队长，战后在地方医院担任院长。
高桥隆敦，长春100部队部队长，未被美国起诉，晚年在日本安享晚年。
内藤良一，石井四郎的英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战后，作为代表，全权负责与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进行数据换免责的黑幕谈判。
战后，他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绿十字”制药公司（Green Cross）并担任社长，将大量前731部队成员招入公司，成为日本制药界的泰斗。
二木秀雄：731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战后成为绿十字制药的核心创始股东之一。
绿十字于1998年正式破产，被吉富制药兼并后，于2000年改名为ウェルファイド，然后又在2001年于三菱合并为“三菱制药”，2007年三菱制药与田边制药合并为“田边三菱制药”，最后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更名为“田边制药（Tanabe Pharma）”。
附录：日本生物战组织体系
相关机构：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日本生物战研发中心与大本营，重点是针对人类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
100部队(关东军兽医防疫部、长春)：
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战，名义上与731平级，实际上由731指挥。
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京)：
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体实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其技术顾问。
1644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南京）：
与731部队协同在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
860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广州)：
以防疫为名，秘密杀害大量粤港难民，与731属于平行关系。
9420部队(冈字第9420部队、新加坡)：
日军在中国战场外最大的细菌战部队。核心任务规模化生产鼠疫跳蚤，势力遍及整个东南亚。核心成员抽调自731和1644部队。
1643部队(南京/北京)、516部队(吉林敦化)、8609部队(华南地区)、162部队(林口)、643部队(海林)、673部队(孙吴).......
附录：731本部八大核心部门
731部队分为第一至第四部、总务部、资材部、教育部、诊疗部等共8个部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等4个支队。
附录：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在中文网直接搜绿十字，搜到的可能是“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它曾经和日本绿十字株式会社有点关系。
现在的广州绿十字是纯中国民营公司。](https://pbs.twimg.com/media/HR5QOMZa0AEQhQ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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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作为人体实验的直接策划者与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同伙既没有走上绞刑架，也没有在监狱中度过一天。
石井四郎及其同伙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进入顶尖大学担任教授、创办大型医药企业、出任国家卫生机构负责人，甚至利用从活人身上获取的实验数据发表学术论文，事业蒸蒸日上。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的国家级生物战实验组织。
仅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档案记录，日军细菌战就造成至少27万中国军民死亡。[1][2]而随着新档案不断解密，这一数字仍在攀升——最新研究估算近百万！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清算战犯时：
731部队的核心决策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最高层负责人，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战后数十年间，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否认731的存在，美国的相关档案则被封存，大量关键记录至今仍处于涂黑状态。整个后冷战时代，731的真相几乎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消失。
绝大多数西方历史教科书对731部队只字不提，西方舆论的主流议题始终是“犹太难民、原子弹惨剧、纳粹德国、邪恶苏联……”
对于731部队，西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YouTube上看到一评论，大致意思是： 731被包庇，是因为受害者不是白人。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细菌培养箱
一、暴行
1、成立时间线
1928年：石井四郎奉命前往欧美进行细菌战考察，1930年回国后开始宣传“细菌战成本低、杀伤力大”理论。
1930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秘密设立“防疫研究室”，开始细菌武器筹备。
1932年底：因在日本境内不方便进行大规模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实验，石井率队前往中国哈尔滨，寻找适合大规模实验的地点。
1933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五常背荫河（中马城）建立首个秘密实验基地。
1934年：背荫河发生越狱事件（含共产党员王子阳），石井下令炸毁基地，并转移至哈尔滨平房区。
1936年8月：日本陆军省发布由日本昭和天皇亲自签署的“军令陆甲第7号”，正式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1939年：平房本部建成。
1940年7月：正式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41年：正式启用内部代号 “满洲第731部队”。
除731外，日军以哈尔滨平房区为本部，在长春（100部队）、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及新加坡（冈9420部队）等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战网络。
高峰时期，731部队拥有约30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200多名医学博士、理学博士，总工作人员达20000人。
731部队是一场由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批准、军方主导、整个医学界和学术界深度合谋的“国家级犯罪”。
731不是几个医生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帝国大学等日本学府，均派出了各自医学部、理学部的骨干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生前往东北直接参与731暴行。
2、丸太
731部队的受害者被称为 “丸太maruta马路大”，日语意思是“圆木”、“木头”。
在731部队眼中每一名人体实验对象，不是人，是木材。不是受害者，是材料。
731部队原队员佐藤秀男证实，人体实验是在戒备森严、围挡严密的特设监狱即7栋、8栋建筑内进行。这是731部队核心区域，从走廊俯视能看到“丸太”活动。
佐藤秀男：给‘丸太’的营养供应是充足的，因为不健康的人不能被当成实验材料，所以会给他们良好的食物。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有资格拿活人做实验，年轻队员没有资格进入7栋和8栋。
731部队获取“实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所谓的 “特别移送”制度：
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抓捕的抗日谍报人员、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直接移交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3、实验内容简介
731部队把“人”当中实验对象进行鼠疫、炭疽、气性坏疽、鼻疽、伤寒、痢疾、霍乱、传染性出血热等各类致命病菌的感染实验。
许多实验对象在巨大的痛苦中挣扎求生，却最终难逃一死。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被继续用于下一轮实验，直至死亡。
活体解剖[3][4]：
为防止麻醉影响实验数据，许多解剖是在受害者完全清醒、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受害者在绝望与痛苦中，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直至死亡。
细菌感染实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中提到，实验内容包括测试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的致病力及剂量效果，明确提出“所有这些研究都伴随着活体实验” 。
西俊英供述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
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炸弹十几公尺远。为了不让战俘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属板盖着。电门一开，炸弹爆炸，受试验者脚上、臀部都受了伤，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冻伤实验：
731部队有单独的冻伤实验室，由吉村寿人担任冻伤研究班班长。
在零下20℃到零下35℃的环境中，强迫受害者裸露身体5至10分钟，观察人体变化情况。
731部队原队员西岛鹤雄亲述：脱掉他们的上衣，让他们光着身子，放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25摄氏度的环境里，放5分钟或10分钟。其实只待5到10分钟就已经很够呛了，那里太冷了。有的实验还是在“丸太”断食两三天以及一昼夜不眠等条件下进行的。
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下，把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用风扇猛吹，使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类似敲木头一样的声音。
原宪兵班队员仓员悟在伯力审判中作证：我亲眼看见过人体实验……我进入实验室看见5名中国犯人坐在长椅上。然后我看到了那些中国人的手，其中3个人的手指全部变为黑色，已经冻掉了，其余2人的手指也变成了黑色，只剩骨头。当时吉村寿人向我解释说，这种情况是冻伤实验的结果。
吉村寿人在194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冻伤》的论文，全文共66页，记载了731部队强制使用活人进行冻伤实验的数据。[5][6]
论文中有一张表格，题目是《冻伤的程度与其经过》：
第一度，发红肿胀；
第二度，出现水疱；
第三度，坏死，含溃疡。
第三度，五十到六十天，脚趾、手指脱落。
这66页论文的每一行数据，都是用活人。。。。。。。。。
吉村寿人在1950年和1952年的《日本生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到 “将三天大的婴儿浸泡在零度水中进行实验”。
吉村寿人战后成为了京都大学医学部长。
毒气实验：
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了一份42页档案，详细记录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他们利用20名受试者进行野外黄弹（糜烂性毒剂）射击、毒气水溶液口服及人体接种等多种实验。
受试者身份被隐去，以数字编码指代，所有受试者最终全部死亡。
档案显示，为最大限度榨取实验价值，有9人被重复用于不同的实验项目。以编号485的受试者为例，他先是被强迫灌入300毫升含有高浓度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毒液，眼部被滴入不同剂量的毒液，在出现恶心、呕吐后，又被开展人体接种实验。
在黄弹射击人体实验中，池田苗夫将16名受试者强制置于伪装掩体、战壕等不同环境中。日军向实验区域发射了数千发毒气弹，其中第三区域发射量高达4800发。
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受试者各个时间段的病理变化：被攻击后12小时皮肤起泡，12至24小时出现呼吸障碍，48小时后各类症状达到峰值。
档案记载曾对受试者使用氧化锌软膏与苏打水等——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救治，而是为了测试这些药物在战场上能否为日军自己所用。
他们一边观察受试者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一边记录药物的无效或有效反应，直至受试者失去利用价值。
野外人体实验：
731部队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生物武器研究需要，设置了研究班，分别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在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的野外实验场，731部队的飞机降至距地仅50米的高度，向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害者”播撒细菌培养液，一次实验约30人，相互间隔约5米。
实验结束后，受害者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部队，随后被多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4、从实验室到抗日战场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生物战。
从1939年诺门罕生物战开始，1940年、1941年先后在中国南方的衢州、宁波、常德等地发动生物战。
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开明街通过飞机播撒鼠疫跳蚤，鼠疫暴发死亡率高达98.2%。有名字记录的死亡人数即达109人。
在常德，日军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
常德发生了第一次鼠疫流行之后，又爆发了二次流行，波及人口和范围很广。
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浙江军民就达3000多人。
日军地面部队撤退时，专门在居民区、水井、河流及农田中散布伤寒、霍乱、痢疾等细菌。
731部队气象班原成员西岛鹤雄供述，飞机弹仓里装着细菌和炸弹：“把炸弹拆开，里面装上霍乱、伤寒、痢疾之类的细菌”。
731部队研制了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等50余种细菌，通过人体实验的方式记录每一种细菌使用效果，最终选择最适合的生物武器应用到实际战争中。
5、日本生物战规模
保守估计，14万至58万人死于731部队的实验与生物战攻击。
部分学者认为实际数字更高，可能达到30万至58万。
有学者统计，日军生物战造成的中国军民总死亡人数在200万人以上——其中仅浙江省和江西省死于感染疫病的人数就超过60万。
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不同统计口径（有研究估算约65万人），但731部队及其关联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巨大伤亡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绝大多数），也包括朝鲜人、俄罗斯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构建 的“防疫给水”体系拥有多达69支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东亚、东南亚多国。
6、日本天皇裕仁
他亲自批准了731部队的建立
他从个人账户拨款资助该部队
他任命堂弟竹田宫恒德王担任部队名义负责人
他签署了1939年 大陆令第201号 ，批准在满洲进行化学战实地研究
苏联伯力审判时，731战犯当庭供认：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建立，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驻地。
731部队原队员的证词与史料档案相互印证，证实日本生物战犯罪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然而，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他们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在战后清算时，谁赦免了731部队？
二、美国——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战后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三次调查：
桑德斯调查（1945年9-10月） ：被731成员内藤良一以“翻译”身份误导，调查流于表面。
汤普森调查（1946年1-3月） ：据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美在1982年8月29日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透露，当年美军负责审讯她父亲的军官阿尔沃·西奥多·汤普森，曾 “恳求” 她父亲交出731部队的 “绝密细菌武器资料” 。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在建议起诉石井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美国为得到731部队生物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
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
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美国获取的数据包括：8,000张人体病理切片、关于炭疽菌、鼠疫菌、鼻疽菌的详细研究报告。这些数据最终抵达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有美国媒体披露，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三、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由麦克阿瑟主导，其本质是审判“攻击美国的罪犯”，而非“所有战争罪行的罪犯”。
1946年4月25日，国际检察局（IPS）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不会尝试证明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战” ，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1946年8月，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美国还通过中间人要求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承担全部责任、让天皇裕仁逃脱审判。
四、伯力审判
东京审判时，美国包庇了731高层。
苏联对被俘731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
1、苏联的独立调查
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生物武器相关材料。
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力气对日俘逐一调查甄别，但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
据他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我们破解了秘密。我们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了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
柄泽十三夫是最先说出秘密的人。
1939年柄泽十三夫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与活体实验。
他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生物战手段。
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
1940年至1942年，他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将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生物战。
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打破了川岛清的心理防线。
随后，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机密，包括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等关键信息。
苏联检方还请贝加尔湖军区卫生部的技术人员，专门核验了川岛清和柄泽关于鼠疫的供词。
731部队的黑幕由此被一点点揭开。
2、调查规模、证据链条
2025年12月，俄罗斯向中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经专家鉴定，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
此前，中国学界与俄罗斯在731问题上的交流有限。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一度以为他们手里就只有那本1950年的《审判材料》。但这次公布的档案显示，伯力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人，但当时的调查实际上超过200名相关人员，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北京日报。
3、审判过程——北京日报
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生物战战犯的公开审判。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
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
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最终，包括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有罪：
4人被判25年、2人被判20年，其余分别被判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不等的劳动监禁。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生物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 。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的12人多为中层执行者（如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而非731高层。
山田乙三在苏联服刑半年后，根据中苏联协议，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中国在沈阳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包括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吉房虎雄。
西方媒体将伯力审判贬为“苏联宣传”，他们选择性忽视审判中披露的大量事实——包括731部队使用人体实验、在中国实施生物战攻击等确凿证据。
正如现在的俄罗斯披露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一样，未溅起一丝水花。
纽伦堡“医生审判”：23名纳粹医生受审，7人被判处死刑
伯力审判（1949年）：12名731中层人员被判处2至25年劳改
沈阳审判（1956年）：731支队长榊原秀夫等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731核心决策层：0人受审，0人入狱
同样是用活人做实验，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日本医生成了学术权威。
五、至今日本政府仍在否认731的存在。
受害者对日诉讼：全部被驳回
日本教科书731内容持续被删减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731的存在
2026年4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
但日本政府仍以“家属以及战犯家属会被找到”为由，将很多部分作涂黑处理。
2026年4月，日本多所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合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撤销731部队军医的学位。京都大学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曾经为731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学博士，其中就包括石井四郎。
1995年、2005年：美国官方回应称 “没有找到美国战俘被用于生物实验的确凿证据”
目前解密档案已清楚显示：美国知道、掩盖、交易
德特里克堡与731数据的关联档案至今未全部公开
大量关键文件仍处于涂黑状态
选择性回应的潜台词是：只要受害者不是美国人，就不值得追究。
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731医生成了美国座上宾！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法律审判，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六、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William H. Cunliffe 《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相关文献选辑（1934-2006）》
PDF下载地址：https://t.co/e4lqZSHYDi
这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可以直接通过该链接下载。
附录：部分731人员
石井四郎，731部队创始人、首任部队长，战后，他在日本开过诊所，重操旧业，甚至曾作为顾问暗中指导美军的生物武器发展。
北野政次，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战后，他进入日本医疗界，曾担任日本最大制药企业“绿十字”公司的董事和东京分社社长。
增田知贞，731部队副部队长 / 1644部队首任部队长，战后在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担任要职。
菊地齐，731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战后成为了日本著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及日本红十字会的重要官员。
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被苏军俘获，1949年在苏联“伯力审判”中被判处25年徒刑。
太田澄，731部队第五部（诊疗部）部长，战后进入日本制药巨头“绿十字”公司担任高管。
佐藤俊二，广州8604部队（波字部队）部队长，战后在地方医院担任院长。
高桥隆敦，长春100部队部队长，未被美国起诉，晚年在日本安享晚年。
内藤良一，石井四郎的英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战后，作为代表，全权负责与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进行数据换免责的黑幕谈判。
战后，他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绿十字”制药公司（Green Cross）并担任社长，将大量前731部队成员招入公司，成为日本制药界的泰斗。
二木秀雄：731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战后成为绿十字制药的核心创始股东之一。
绿十字于1998年正式破产，被吉富制药兼并后，于2000年改名为ウェルファイド，然后又在2001年于三菱合并为“三菱制药”，2007年三菱制药与田边制药合并为“田边三菱制药”，最后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更名为“田边制药（Tanabe Pharma）”。
附录：日本生物战组织体系
相关机构：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日本生物战研发中心与大本营，重点是针对人类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
100部队(关东军兽医防疫部、长春)：
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战，名义上与731平级，实际上由731指挥。
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京)：
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体实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其技术顾问。
1644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南京）：
与731部队协同在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
860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广州)：
以防疫为名，秘密杀害大量粤港难民，与731属于平行关系。
9420部队(冈字第9420部队、新加坡)：
日军在中国战场外最大的细菌战部队。核心任务规模化生产鼠疫跳蚤，势力遍及整个东南亚。核心成员抽调自731和1644部队。
1643部队(南京/北京)、516部队(吉林敦化)、8609部队(华南地区)、162部队(林口)、643部队(海林)、673部队(孙吴).......
附录：731本部八大核心部门
731部队分为第一至第四部、总务部、资材部、教育部、诊疗部等共8个部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等4个支队。
附录：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在中文网直接搜绿十字，搜到的可能是“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它曾经和日本绿十字株式会社有点关系。
现在的广州绿十字是纯中国民营公司。](https://pbs.twimg.com/media/HR5QOMXaEAAtHX4.jpg)
Olivia
Online
AugustPapa
@FRG1603
100%中國人！
且在墙头看風景，
自酌一杯皆雲煙！
万般人生路人演，
笑罵慨嘆一瞬間！
世人荒誕無稽談，
亙古一戰無人間！
我輩自當向天笑，
定當血恥百年前！
给我一双舍利眼，
看穿世上一切魑魅魍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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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些儿童都去了没有罪恶的天堂，愿那些伤害过你们的人都下十八层地狱！！！
Epstein dosyalarında yer alan bir görüntüde, bir çocuğa uyuşturucu verildiği ve yüzüne yoğun makyaj yapıldığı görülüyor. Bu sapkın caniler hâlâ dünyayı yönetiyor.
Natural beauty from Ana de armas
@ShuangQingLiuNY 一群数典忘祖的傻B们，川货有给你们发工资吗？
处变不惊的习大大vs惊弓之鸟的川普
全网都在疯狂转发这一幕。
战机低空飞过时，川普被吓坏了，习近平却纹丝不动。
整个英文圈都在用“MOGGED”这个网络词来形容川普。 Mogged用来调侃一个人在气势、姿态、场面上完全被碾压。
想象一下，川普安排了如此隆重的仪式，想要在自己的偶像面前显摆一下，结果被吓得像一条受惊的小狗一样，丢人啊！
这下好了，这经典的一幕将会被制作成无数个gif和meme，未来几十年被小粉红们不断用来调侃美国。
川普四年，让美国受到的屈辱比过去200年加起来还要多。
Who to follow
Corsets and lace go well together, too.
罗永浩是靠直播赚钱还清了6个亿债务，这绝对是我听到最扯的一句话。
实际上，他能还清6个亿债务，全靠这个叫冯唐的高人。
老罗一开始很天真，想靠直播带货赚钱，但冯唐却告诫的赚差价的都是小生意，还6个亿就算还到入土你也还不清。
于是，冯唐重出江湖，开始帮罗永浩搭建交个朋友的商业帝国。2019年，罗永浩成立成都星空野望科技有限公司，并出资100万控股，紧接着成立了交个朋友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带货造势，打造商业流量，冯T借机抬高股权价格。
经过两年时间的发酵，罗永浩的商业价值飙升。2020年11月份，做电缆的尚维股份以5.89亿的价格收购了成都星空野望40%的股份，而老罗也正是靠这40%的股权还掉了将近6个亿的债务。
老罗不禁感叹，债务是无限担保的，意味着我死了，我老伴儿要还，投资人都看不下去了，就劝我说不要个人
欠债务，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最后还是扛不了。但是老罗提到此事还会心有余悸。而冯唐也告诫他，开公司一定要搭建防火墙公司来隔离风险，否则将承担个人背负债务的风险
你要么不开，要开就开这四家，一家家族公司不做任何业务，注册资本10万作为钱袋的，用来投资其他项目或购买你需要的东西。
一家有限合伙企业用来做持股平台融资或者激励员工。家族公司当普通合伙人，即使占股1%，也能100%说了算。投资人和员工当有限合伙人，只有分红权，
一家主体公司用来做业务，但是千万不要用自然人直接持股，而是用有限合伙企业控股主体公司，然后把部分业务外包给个人独资企业。
每年500万的利润能拿出475万用来解决老板日常花销，这样你控制了家族公司就等于控制了所有公司，而且就算公司破产，你也只需要承担10万的有限责任。
此前在全网引起轩然大波的李亚鹏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李原本坐拥14家企业，是资产过亿的富豪，然而由于不懂得股权布局，将十
几家企业都置于自己名下。当其中一家公司出现问题时其余13家企业也难以幸免，纷纷受到牵连他本人需承担全部责任，最终名下7000多万个人资产被冻结，还被限制了高消费。
实际上，许多老板都和李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尚未到暴雷的时刻。很多老板在刚创业时，为了省事，对公司的股权布局敷衍对待，甚至连公司章程都没有精心设计，合作协议也没有妥善签订。等到公司规模做大之后，才惊觉问题逐渐显现，此时追悔已然莫及。
经营一家企业，不但要千方百计地将盈利业绩提升，还要懂得规避风险，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企业做大做强
实操案例:
假如你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李嘉诚看中你的公司，准备要投5000万，根据估值要占你20%的股份，怎么操作呢？
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
股权转让：签《股权转让协议》后你直接转让20%的股份给他，这5000万直接进你的口袋，但是请记住，转让20%后，你的股份还必须是52%以上，保障相对控股公司，如果没有，一定要再签《一致行动人协议》或《投票权委托协议》来协议控股公司，避免被踢出局
方法二、
增资扩股：签《增资扩股协议》，那这5000万进公司公账。
注意了：如果你不懂股权设计，把这5000万是直接用于工商注册，那你就亏大了。因为你注册资本原本是1000万，而他投5000万，此时他就占83.3%的股份，大于67%，不仅是大股东，而且还绝对控股公司，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局。
正确的做法是：他这5000万，250万用来工商注册，4750万入资本公积，然后所以股东再同比例稀释出20%的股份给到他……没看懂的话，多看几遍，不然损失上百万上千万时后悔都来不及
Never forget that your commander in chief is indeed a child rapist. This photo was actually "accidentally" released by the Dept of Justice then deleted from the internet 15 minutes after. But, the damage was already done!
【美军官公布伊朗打击细节：百栋建筑眼看着被毁，我们挨了一记重拳
美国历史上摧毁过无数国家，从没尝过自己被摧毁的滋味，这次终于领教到了。最近美军官公布了伊朗打击细节，百栋建筑就在眼前被毁，给他们上了一课。
当地时间9月15日晚，美媒援引美方匿名人员提供的图像爆料，伊朗针对中东美军设施的反击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破坏：一架飞机被彻底摧毁，帐篷撕裂成破布，拖车被炸得支离破碎。
这些未标注日期的画面，拍摄于沙特一处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两处设施。提供图像的美方人员因受军规限制不敢具名，但那句原话已经传了出来：“我们的基地遭受了严重破坏，但这些情况并未向美国公众通报。”他形容得更直白，称“我们就像是闭着眼睛挨了一记重拳。”
这记重拳，从2026年6月美伊战争爆发起就没停过。自开战以来，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对科威特发动了密集攻击，连民用基础设施都不放过。科威特民航总局发布的监控画面显示，6月3日，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遭无人机袭击，爆炸瞬间撕裂夜空。 驻有美军的基地，自然也在火力覆盖之内。
五角大楼监察长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把遮掩彻底扯掉。负责美军中东事务的中央司令部承认，伊朗的打击行动“导致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的数百栋建筑物及设施受损或被毁”，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被毁或受损。
不仅如此。这些数字更戳破美军神话，根据报告，截至6月29日，美国战争部估算的战争成本已达334亿美元，而这还不包括修复基础设施的费用。百栋建筑眼看着被毁，数十架飞机报销，账本还在往上翻，这不是一次边境摩擦，而是美国中东军事存在遭遇的一次系统性重击。
对美国而言，麻烦不在单场袭击的烈度，而在布局的脆弱被集中揭开。
要知道，美军遍布中东的基地网，原本是威慑伊朗、压住地区盟友、护住能源通道的多层支点；如今在同一轮报复打击下，从海湾到两河流域，多处设施同时受损，说明美军的前沿部署并非无懈可击，反而目标密集、敞口太多。
飞机被毁、帐篷破碎、拖车残骸，这些画面比任何声明都更能说明：前方基地的抗打击余量，已经被实实在在削掉一层。
而且根据最新消息，就在9月初，美军不得不将约旦基地的黑鹰直升机转移，该基地还有美军A10攻击机和F15战机受损。
更让华盛顿难受的是信息上的被动。前线美军说“未向美国公众通报”，美军中央司令部用“广泛破坏”一笔带过。
美媒拿到的，却是被毁飞机和碎成渣的拖车。这种内外温差，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说明美方在努力把战损讲小，但战损已经大到藏不住了。
这次美军官亲自公布的伊朗打击细节，很好的呈现了原貌，还原了事情的本质。
眼下美国的战争成本跨过334亿美元关口，修复费还没进账，基地网已经留下数百栋建筑的缺口。
接下来美国要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继续打”的口号，而是很具体的选择题，继续在中东多点硬撑，意味着更多基地、更多飞机、更多美元往战损里填；转向收缩止损，则等于承认这张前沿军事网已被打出裂痕。无论走哪边，这记“闭着眼挨的重拳”，都已经写进了美军中东账本的下一页，美军的不败神话再次破灭了。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美国花了几百亿在海湾放了几只纸老虎吓唬伊朗，这次伊朗大着胆子捅了一下，结果全破了。特朗普政府也很清楚，嘴再硬，也得面对现实，目前美方已经邀请海湾国家，商讨伊朗战后的计划了，看来美方的“收兵”只是时间问题。
不是不报日子未到，因果循环自有公道
@xiaoyun678543 你这被轮了还叫人亲爹的货色，就这？！
那些个软骨头，也配称知识分子？都TM的蛀虫
差不多是一代两代，甚至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精气神真的已经完球蛋了，一次一次被证明他们完球蛋了，昨天，就因为美国人放风说，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昨天晚上有的微信群里就吓得要死了，又一帮人出来说完了完了完了。
美国人放个屁他们都能听成是原子弹爆炸，这些人内心的潜意识是不是一直都在意愿中国完了完了呢？我是搞不清楚。
美国军事评论去年这个时候先吹牛逼说，美军已经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指挥体系，然后又在今年2月暗杀了老哈梅内伊——但最后呢？到底伊朗完了还是美国完了？
美国既然已经“在轨”部署了那么强大的太空武器，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太空向伊朗地面瞄准，直接把小哈梅内伊和革命卫队都干掉，还在霍尔木兹海峡犯什么愁呢？这多么简单。
明年此时，我相信美国人就会放出一条这样的消息了，美国军队已经掌握了洞穿地球的能力，可以从纽约直接释放强大的钻地武器打到德黑兰，吓也能把人吓死。
如果有一天打日本，我们一定要把它推平再推平，填海算了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作为人体实验的直接策划者与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同伙既没有走上绞刑架，也没有在监狱中度过一天。
石井四郎及其同伙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进入顶尖大学担任教授、创办大型医药企业、出任国家卫生机构负责人，甚至利用从活人身上获取的实验数据发表学术论文，事业蒸蒸日上。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的国家级生物战实验组织。
仅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档案记录，日军细菌战就造成至少27万中国军民死亡。[1][2]而随着新档案不断解密，这一数字仍在攀升——最新研究估算近百万！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清算战犯时：
731部队的核心决策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最高层负责人，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战后数十年间，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否认731的存在，美国的相关档案则被封存，大量关键记录至今仍处于涂黑状态。整个后冷战时代，731的真相几乎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消失。
绝大多数西方历史教科书对731部队只字不提，西方舆论的主流议题始终是“犹太难民、原子弹惨剧、纳粹德国、邪恶苏联……”
对于731部队，西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YouTube上看到一评论，大致意思是： 731被包庇，是因为受害者不是白人。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细菌培养箱
一、暴行
1、成立时间线
1928年：石井四郎奉命前往欧美进行细菌战考察，1930年回国后开始宣传“细菌战成本低、杀伤力大”理论。
1930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秘密设立“防疫研究室”，开始细菌武器筹备。
1932年底：因在日本境内不方便进行大规模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实验，石井率队前往中国哈尔滨，寻找适合大规模实验的地点。
1933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五常背荫河（中马城）建立首个秘密实验基地。
1934年：背荫河发生越狱事件（含共产党员王子阳），石井下令炸毁基地，并转移至哈尔滨平房区。
1936年8月：日本陆军省发布由日本昭和天皇亲自签署的“军令陆甲第7号”，正式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1939年：平房本部建成。
1940年7月：正式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41年：正式启用内部代号 “满洲第731部队”。
除731外，日军以哈尔滨平房区为本部，在长春（100部队）、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及新加坡（冈9420部队）等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战网络。
高峰时期，731部队拥有约30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200多名医学博士、理学博士，总工作人员达20000人。
731部队是一场由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批准、军方主导、整个医学界和学术界深度合谋的“国家级犯罪”。
731不是几个医生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帝国大学等日本学府，均派出了各自医学部、理学部的骨干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生前往东北直接参与731暴行。
2、丸太
731部队的受害者被称为 “丸太maruta马路大”，日语意思是“圆木”、“木头”。
在731部队眼中每一名人体实验对象，不是人，是木材。不是受害者，是材料。
731部队原队员佐藤秀男证实，人体实验是在戒备森严、围挡严密的特设监狱即7栋、8栋建筑内进行。这是731部队核心区域，从走廊俯视能看到“丸太”活动。
佐藤秀男：给‘丸太’的营养供应是充足的，因为不健康的人不能被当成实验材料，所以会给他们良好的食物。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有资格拿活人做实验，年轻队员没有资格进入7栋和8栋。
731部队获取“实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所谓的 “特别移送”制度：
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抓捕的抗日谍报人员、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直接移交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3、实验内容简介
731部队把“人”当中实验对象进行鼠疫、炭疽、气性坏疽、鼻疽、伤寒、痢疾、霍乱、传染性出血热等各类致命病菌的感染实验。
许多实验对象在巨大的痛苦中挣扎求生，却最终难逃一死。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被继续用于下一轮实验，直至死亡。
活体解剖[3][4]：
为防止麻醉影响实验数据，许多解剖是在受害者完全清醒、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受害者在绝望与痛苦中，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直至死亡。
细菌感染实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中提到，实验内容包括测试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的致病力及剂量效果，明确提出“所有这些研究都伴随着活体实验” 。
西俊英供述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
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炸弹十几公尺远。为了不让战俘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属板盖着。电门一开，炸弹爆炸，受试验者脚上、臀部都受了伤，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冻伤实验：
731部队有单独的冻伤实验室，由吉村寿人担任冻伤研究班班长。
在零下20℃到零下35℃的环境中，强迫受害者裸露身体5至10分钟，观察人体变化情况。
731部队原队员西岛鹤雄亲述：脱掉他们的上衣，让他们光着身子，放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25摄氏度的环境里，放5分钟或10分钟。其实只待5到10分钟就已经很够呛了，那里太冷了。有的实验还是在“丸太”断食两三天以及一昼夜不眠等条件下进行的。
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下，把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用风扇猛吹，使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类似敲木头一样的声音。
原宪兵班队员仓员悟在伯力审判中作证：我亲眼看见过人体实验……我进入实验室看见5名中国犯人坐在长椅上。然后我看到了那些中国人的手，其中3个人的手指全部变为黑色，已经冻掉了，其余2人的手指也变成了黑色，只剩骨头。当时吉村寿人向我解释说，这种情况是冻伤实验的结果。
吉村寿人在194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冻伤》的论文，全文共66页，记载了731部队强制使用活人进行冻伤实验的数据。[5][6]
论文中有一张表格，题目是《冻伤的程度与其经过》：
第一度，发红肿胀；
第二度，出现水疱；
第三度，坏死，含溃疡。
第三度，五十到六十天，脚趾、手指脱落。
这66页论文的每一行数据，都是用活人。。。。。。。。。
吉村寿人在1950年和1952年的《日本生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到 “将三天大的婴儿浸泡在零度水中进行实验”。
吉村寿人战后成为了京都大学医学部长。
毒气实验：
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了一份42页档案，详细记录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他们利用20名受试者进行野外黄弹（糜烂性毒剂）射击、毒气水溶液口服及人体接种等多种实验。
受试者身份被隐去，以数字编码指代，所有受试者最终全部死亡。
档案显示，为最大限度榨取实验价值，有9人被重复用于不同的实验项目。以编号485的受试者为例，他先是被强迫灌入300毫升含有高浓度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毒液，眼部被滴入不同剂量的毒液，在出现恶心、呕吐后，又被开展人体接种实验。
在黄弹射击人体实验中，池田苗夫将16名受试者强制置于伪装掩体、战壕等不同环境中。日军向实验区域发射了数千发毒气弹，其中第三区域发射量高达4800发。
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受试者各个时间段的病理变化：被攻击后12小时皮肤起泡，12至24小时出现呼吸障碍，48小时后各类症状达到峰值。
档案记载曾对受试者使用氧化锌软膏与苏打水等——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救治，而是为了测试这些药物在战场上能否为日军自己所用。
他们一边观察受试者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一边记录药物的无效或有效反应，直至受试者失去利用价值。
野外人体实验：
731部队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生物武器研究需要，设置了研究班，分别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在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的野外实验场，731部队的飞机降至距地仅50米的高度，向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害者”播撒细菌培养液，一次实验约30人，相互间隔约5米。
实验结束后，受害者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部队，随后被多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4、从实验室到抗日战场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生物战。
从1939年诺门罕生物战开始，1940年、1941年先后在中国南方的衢州、宁波、常德等地发动生物战。
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开明街通过飞机播撒鼠疫跳蚤，鼠疫暴发死亡率高达98.2%。有名字记录的死亡人数即达109人。
在常德，日军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
常德发生了第一次鼠疫流行之后，又爆发了二次流行，波及人口和范围很广。
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浙江军民就达3000多人。
日军地面部队撤退时，专门在居民区、水井、河流及农田中散布伤寒、霍乱、痢疾等细菌。
731部队气象班原成员西岛鹤雄供述，飞机弹仓里装着细菌和炸弹：“把炸弹拆开，里面装上霍乱、伤寒、痢疾之类的细菌”。
731部队研制了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等50余种细菌，通过人体实验的方式记录每一种细菌使用效果，最终选择最适合的生物武器应用到实际战争中。
5、日本生物战规模
保守估计，14万至58万人死于731部队的实验与生物战攻击。
部分学者认为实际数字更高，可能达到30万至58万。
有学者统计，日军生物战造成的中国军民总死亡人数在200万人以上——其中仅浙江省和江西省死于感染疫病的人数就超过60万。
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不同统计口径（有研究估算约65万人），但731部队及其关联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巨大伤亡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绝大多数），也包括朝鲜人、俄罗斯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构建 的“防疫给水”体系拥有多达69支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东亚、东南亚多国。
6、日本天皇裕仁
他亲自批准了731部队的建立
他从个人账户拨款资助该部队
他任命堂弟竹田宫恒德王担任部队名义负责人
他签署了1939年 大陆令第201号 ，批准在满洲进行化学战实地研究
苏联伯力审判时，731战犯当庭供认：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建立，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驻地。
731部队原队员的证词与史料档案相互印证，证实日本生物战犯罪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然而，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他们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在战后清算时，谁赦免了731部队？
二、美国——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战后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三次调查：
桑德斯调查（1945年9-10月） ：被731成员内藤良一以“翻译”身份误导，调查流于表面。
汤普森调查（1946年1-3月） ：据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美在1982年8月29日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透露，当年美军负责审讯她父亲的军官阿尔沃·西奥多·汤普森，曾 “恳求” 她父亲交出731部队的 “绝密细菌武器资料” 。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在建议起诉石井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美国为得到731部队生物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
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
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美国获取的数据包括：8,000张人体病理切片、关于炭疽菌、鼠疫菌、鼻疽菌的详细研究报告。这些数据最终抵达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有美国媒体披露，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三、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由麦克阿瑟主导，其本质是审判“攻击美国的罪犯”，而非“所有战争罪行的罪犯”。
1946年4月25日，国际检察局（IPS）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不会尝试证明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战” ，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1946年8月，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美国还通过中间人要求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承担全部责任、让天皇裕仁逃脱审判。
四、伯力审判
东京审判时，美国包庇了731高层。
苏联对被俘731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
1、苏联的独立调查
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生物武器相关材料。
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力气对日俘逐一调查甄别，但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
据他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我们破解了秘密。我们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了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
柄泽十三夫是最先说出秘密的人。
1939年柄泽十三夫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与活体实验。
他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生物战手段。
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
1940年至1942年，他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将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生物战。
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打破了川岛清的心理防线。
随后，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机密，包括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等关键信息。
苏联检方还请贝加尔湖军区卫生部的技术人员，专门核验了川岛清和柄泽关于鼠疫的供词。
731部队的黑幕由此被一点点揭开。
2、调查规模、证据链条
2025年12月，俄罗斯向中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经专家鉴定，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
此前，中国学界与俄罗斯在731问题上的交流有限。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一度以为他们手里就只有那本1950年的《审判材料》。但这次公布的档案显示，伯力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人，但当时的调查实际上超过200名相关人员，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北京日报。
3、审判过程——北京日报
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生物战战犯的公开审判。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
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
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最终，包括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有罪：
4人被判25年、2人被判20年，其余分别被判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不等的劳动监禁。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生物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 。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的12人多为中层执行者（如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而非731高层。
山田乙三在苏联服刑半年后，根据中苏联协议，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中国在沈阳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包括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吉房虎雄。
西方媒体将伯力审判贬为“苏联宣传”，他们选择性忽视审判中披露的大量事实——包括731部队使用人体实验、在中国实施生物战攻击等确凿证据。
正如现在的俄罗斯披露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一样，未溅起一丝水花。
纽伦堡“医生审判”：23名纳粹医生受审，7人被判处死刑
伯力审判（1949年）：12名731中层人员被判处2至25年劳改
沈阳审判（1956年）：731支队长榊原秀夫等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731核心决策层：0人受审，0人入狱
同样是用活人做实验，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日本医生成了学术权威。
五、至今日本政府仍在否认731的存在。
受害者对日诉讼：全部被驳回
日本教科书731内容持续被删减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731的存在
2026年4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
但日本政府仍以“家属以及战犯家属会被找到”为由，将很多部分作涂黑处理。
2026年4月，日本多所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合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撤销731部队军医的学位。京都大学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曾经为731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学博士，其中就包括石井四郎。
1995年、2005年：美国官方回应称 “没有找到美国战俘被用于生物实验的确凿证据”
目前解密档案已清楚显示：美国知道、掩盖、交易
德特里克堡与731数据的关联档案至今未全部公开
大量关键文件仍处于涂黑状态
选择性回应的潜台词是：只要受害者不是美国人，就不值得追究。
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731医生成了美国座上宾！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法律审判，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六、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William H. Cunliffe 《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相关文献选辑（1934-2006）》
PDF下载地址：https://t.co/e4lqZSHYDi
这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可以直接通过该链接下载。
附录：部分731人员
石井四郎，731部队创始人、首任部队长，战后，他在日本开过诊所，重操旧业，甚至曾作为顾问暗中指导美军的生物武器发展。
北野政次，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战后，他进入日本医疗界，曾担任日本最大制药企业“绿十字”公司的董事和东京分社社长。
增田知贞，731部队副部队长 / 1644部队首任部队长，战后在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担任要职。
菊地齐，731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战后成为了日本著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及日本红十字会的重要官员。
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被苏军俘获，1949年在苏联“伯力审判”中被判处25年徒刑。
太田澄，731部队第五部（诊疗部）部长，战后进入日本制药巨头“绿十字”公司担任高管。
佐藤俊二，广州8604部队（波字部队）部队长，战后在地方医院担任院长。
高桥隆敦，长春100部队部队长，未被美国起诉，晚年在日本安享晚年。
内藤良一，石井四郎的英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战后，作为代表，全权负责与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进行数据换免责的黑幕谈判。
战后，他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绿十字”制药公司（Green Cross）并担任社长，将大量前731部队成员招入公司，成为日本制药界的泰斗。
二木秀雄：731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战后成为绿十字制药的核心创始股东之一。
绿十字于1998年正式破产，被吉富制药兼并后，于2000年改名为ウェルファイド，然后又在2001年于三菱合并为“三菱制药”，2007年三菱制药与田边制药合并为“田边三菱制药”，最后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更名为“田边制药（Tanabe Pharma）”。
附录：日本生物战组织体系
相关机构：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日本生物战研发中心与大本营，重点是针对人类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
100部队(关东军兽医防疫部、长春)：
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战，名义上与731平级，实际上由731指挥。
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京)：
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体实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其技术顾问。
1644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南京）：
与731部队协同在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
860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广州)：
以防疫为名，秘密杀害大量粤港难民，与731属于平行关系。
9420部队(冈字第9420部队、新加坡)：
日军在中国战场外最大的细菌战部队。核心任务规模化生产鼠疫跳蚤，势力遍及整个东南亚。核心成员抽调自731和1644部队。
1643部队(南京/北京)、516部队(吉林敦化)、8609部队(华南地区)、162部队(林口)、643部队(海林)、673部队(孙吴).......
附录：731本部八大核心部门
731部队分为第一至第四部、总务部、资材部、教育部、诊疗部等共8个部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等4个支队。
附录：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在中文网直接搜绿十字，搜到的可能是“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它曾经和日本绿十字株式会社有点关系。
现在的广州绿十字是纯中国民营公司。
![szygls's tweet photo.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作为人体实验的直接策划者与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同伙既没有走上绞刑架，也没有在监狱中度过一天。
石井四郎及其同伙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进入顶尖大学担任教授、创办大型医药企业、出任国家卫生机构负责人，甚至利用从活人身上获取的实验数据发表学术论文，事业蒸蒸日上。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的国家级生物战实验组织。
仅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档案记录，日军细菌战就造成至少27万中国军民死亡。[1][2]而随着新档案不断解密，这一数字仍在攀升——最新研究估算近百万！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清算战犯时：
731部队的核心决策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最高层负责人，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战后数十年间，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否认731的存在，美国的相关档案则被封存，大量关键记录至今仍处于涂黑状态。整个后冷战时代，731的真相几乎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消失。
绝大多数西方历史教科书对731部队只字不提，西方舆论的主流议题始终是“犹太难民、原子弹惨剧、纳粹德国、邪恶苏联……”
对于731部队，西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YouTube上看到一评论，大致意思是： 731被包庇，是因为受害者不是白人。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细菌培养箱
一、暴行
1、成立时间线
1928年：石井四郎奉命前往欧美进行细菌战考察，1930年回国后开始宣传“细菌战成本低、杀伤力大”理论。
1930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秘密设立“防疫研究室”，开始细菌武器筹备。
1932年底：因在日本境内不方便进行大规模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实验，石井率队前往中国哈尔滨，寻找适合大规模实验的地点。
1933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五常背荫河（中马城）建立首个秘密实验基地。
1934年：背荫河发生越狱事件（含共产党员王子阳），石井下令炸毁基地，并转移至哈尔滨平房区。
1936年8月：日本陆军省发布由日本昭和天皇亲自签署的“军令陆甲第7号”，正式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1939年：平房本部建成。
1940年7月：正式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41年：正式启用内部代号 “满洲第731部队”。
除731外，日军以哈尔滨平房区为本部，在长春（100部队）、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及新加坡（冈9420部队）等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战网络。
高峰时期，731部队拥有约30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200多名医学博士、理学博士，总工作人员达20000人。
731部队是一场由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批准、军方主导、整个医学界和学术界深度合谋的“国家级犯罪”。
731不是几个医生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帝国大学等日本学府，均派出了各自医学部、理学部的骨干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生前往东北直接参与731暴行。
2、丸太
731部队的受害者被称为 “丸太maruta马路大”，日语意思是“圆木”、“木头”。
在731部队眼中每一名人体实验对象，不是人，是木材。不是受害者，是材料。
731部队原队员佐藤秀男证实，人体实验是在戒备森严、围挡严密的特设监狱即7栋、8栋建筑内进行。这是731部队核心区域，从走廊俯视能看到“丸太”活动。
佐藤秀男：给‘丸太’的营养供应是充足的，因为不健康的人不能被当成实验材料，所以会给他们良好的食物。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有资格拿活人做实验，年轻队员没有资格进入7栋和8栋。
731部队获取“实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所谓的 “特别移送”制度：
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抓捕的抗日谍报人员、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直接移交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3、实验内容简介
731部队把“人”当中实验对象进行鼠疫、炭疽、气性坏疽、鼻疽、伤寒、痢疾、霍乱、传染性出血热等各类致命病菌的感染实验。
许多实验对象在巨大的痛苦中挣扎求生，却最终难逃一死。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被继续用于下一轮实验，直至死亡。
活体解剖[3][4]：
为防止麻醉影响实验数据，许多解剖是在受害者完全清醒、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受害者在绝望与痛苦中，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直至死亡。
细菌感染实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中提到，实验内容包括测试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的致病力及剂量效果，明确提出“所有这些研究都伴随着活体实验” 。
西俊英供述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
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炸弹十几公尺远。为了不让战俘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属板盖着。电门一开，炸弹爆炸，受试验者脚上、臀部都受了伤，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冻伤实验：
731部队有单独的冻伤实验室，由吉村寿人担任冻伤研究班班长。
在零下20℃到零下35℃的环境中，强迫受害者裸露身体5至10分钟，观察人体变化情况。
731部队原队员西岛鹤雄亲述：脱掉他们的上衣，让他们光着身子，放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25摄氏度的环境里，放5分钟或10分钟。其实只待5到10分钟就已经很够呛了，那里太冷了。有的实验还是在“丸太”断食两三天以及一昼夜不眠等条件下进行的。
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下，把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用风扇猛吹，使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类似敲木头一样的声音。
原宪兵班队员仓员悟在伯力审判中作证：我亲眼看见过人体实验……我进入实验室看见5名中国犯人坐在长椅上。然后我看到了那些中国人的手，其中3个人的手指全部变为黑色，已经冻掉了，其余2人的手指也变成了黑色，只剩骨头。当时吉村寿人向我解释说，这种情况是冻伤实验的结果。
吉村寿人在194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冻伤》的论文，全文共66页，记载了731部队强制使用活人进行冻伤实验的数据。[5][6]
论文中有一张表格，题目是《冻伤的程度与其经过》：
第一度，发红肿胀；
第二度，出现水疱；
第三度，坏死，含溃疡。
第三度，五十到六十天，脚趾、手指脱落。
这66页论文的每一行数据，都是用活人。。。。。。。。。
吉村寿人在1950年和1952年的《日本生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到 “将三天大的婴儿浸泡在零度水中进行实验”。
吉村寿人战后成为了京都大学医学部长。
毒气实验：
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了一份42页档案，详细记录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他们利用20名受试者进行野外黄弹（糜烂性毒剂）射击、毒气水溶液口服及人体接种等多种实验。
受试者身份被隐去，以数字编码指代，所有受试者最终全部死亡。
档案显示，为最大限度榨取实验价值，有9人被重复用于不同的实验项目。以编号485的受试者为例，他先是被强迫灌入300毫升含有高浓度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毒液，眼部被滴入不同剂量的毒液，在出现恶心、呕吐后，又被开展人体接种实验。
在黄弹射击人体实验中，池田苗夫将16名受试者强制置于伪装掩体、战壕等不同环境中。日军向实验区域发射了数千发毒气弹，其中第三区域发射量高达4800发。
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受试者各个时间段的病理变化：被攻击后12小时皮肤起泡，12至24小时出现呼吸障碍，48小时后各类症状达到峰值。
档案记载曾对受试者使用氧化锌软膏与苏打水等——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救治，而是为了测试这些药物在战场上能否为日军自己所用。
他们一边观察受试者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一边记录药物的无效或有效反应，直至受试者失去利用价值。
野外人体实验：
731部队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生物武器研究需要，设置了研究班，分别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在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的野外实验场，731部队的飞机降至距地仅50米的高度，向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害者”播撒细菌培养液，一次实验约30人，相互间隔约5米。
实验结束后，受害者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部队，随后被多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4、从实验室到抗日战场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生物战。
从1939年诺门罕生物战开始，1940年、1941年先后在中国南方的衢州、宁波、常德等地发动生物战。
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开明街通过飞机播撒鼠疫跳蚤，鼠疫暴发死亡率高达98.2%。有名字记录的死亡人数即达109人。
在常德，日军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
常德发生了第一次鼠疫流行之后，又爆发了二次流行，波及人口和范围很广。
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浙江军民就达3000多人。
日军地面部队撤退时，专门在居民区、水井、河流及农田中散布伤寒、霍乱、痢疾等细菌。
731部队气象班原成员西岛鹤雄供述，飞机弹仓里装着细菌和炸弹：“把炸弹拆开，里面装上霍乱、伤寒、痢疾之类的细菌”。
731部队研制了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等50余种细菌，通过人体实验的方式记录每一种细菌使用效果，最终选择最适合的生物武器应用到实际战争中。
5、日本生物战规模
保守估计，14万至58万人死于731部队的实验与生物战攻击。
部分学者认为实际数字更高，可能达到30万至58万。
有学者统计，日军生物战造成的中国军民总死亡人数在200万人以上——其中仅浙江省和江西省死于感染疫病的人数就超过60万。
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不同统计口径（有研究估算约65万人），但731部队及其关联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巨大伤亡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绝大多数），也包括朝鲜人、俄罗斯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构建 的“防疫给水”体系拥有多达69支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东亚、东南亚多国。
6、日本天皇裕仁
他亲自批准了731部队的建立
他从个人账户拨款资助该部队
他任命堂弟竹田宫恒德王担任部队名义负责人
他签署了1939年 大陆令第201号 ，批准在满洲进行化学战实地研究
苏联伯力审判时，731战犯当庭供认：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建立，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驻地。
731部队原队员的证词与史料档案相互印证，证实日本生物战犯罪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然而，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他们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在战后清算时，谁赦免了731部队？
二、美国——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战后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三次调查：
桑德斯调查（1945年9-10月） ：被731成员内藤良一以“翻译”身份误导，调查流于表面。
汤普森调查（1946年1-3月） ：据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美在1982年8月29日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透露，当年美军负责审讯她父亲的军官阿尔沃·西奥多·汤普森，曾 “恳求” 她父亲交出731部队的 “绝密细菌武器资料” 。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在建议起诉石井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美国为得到731部队生物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
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
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美国获取的数据包括：8,000张人体病理切片、关于炭疽菌、鼠疫菌、鼻疽菌的详细研究报告。这些数据最终抵达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有美国媒体披露，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三、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由麦克阿瑟主导，其本质是审判“攻击美国的罪犯”，而非“所有战争罪行的罪犯”。
1946年4月25日，国际检察局（IPS）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不会尝试证明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战” ，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1946年8月，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美国还通过中间人要求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承担全部责任、让天皇裕仁逃脱审判。
四、伯力审判
东京审判时，美国包庇了731高层。
苏联对被俘731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
1、苏联的独立调查
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生物武器相关材料。
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力气对日俘逐一调查甄别，但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
据他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我们破解了秘密。我们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了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
柄泽十三夫是最先说出秘密的人。
1939年柄泽十三夫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与活体实验。
他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生物战手段。
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
1940年至1942年，他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将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生物战。
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打破了川岛清的心理防线。
随后，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机密，包括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等关键信息。
苏联检方还请贝加尔湖军区卫生部的技术人员，专门核验了川岛清和柄泽关于鼠疫的供词。
731部队的黑幕由此被一点点揭开。
2、调查规模、证据链条
2025年12月，俄罗斯向中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经专家鉴定，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
此前，中国学界与俄罗斯在731问题上的交流有限。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一度以为他们手里就只有那本1950年的《审判材料》。但这次公布的档案显示，伯力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人，但当时的调查实际上超过200名相关人员，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北京日报。
3、审判过程——北京日报
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生物战战犯的公开审判。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
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
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最终，包括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有罪：
4人被判25年、2人被判20年，其余分别被判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不等的劳动监禁。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生物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 。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的12人多为中层执行者（如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而非731高层。
山田乙三在苏联服刑半年后，根据中苏联协议，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中国在沈阳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包括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吉房虎雄。
西方媒体将伯力审判贬为“苏联宣传”，他们选择性忽视审判中披露的大量事实——包括731部队使用人体实验、在中国实施生物战攻击等确凿证据。
正如现在的俄罗斯披露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一样，未溅起一丝水花。
纽伦堡“医生审判”：23名纳粹医生受审，7人被判处死刑
伯力审判（1949年）：12名731中层人员被判处2至25年劳改
沈阳审判（1956年）：731支队长榊原秀夫等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731核心决策层：0人受审，0人入狱
同样是用活人做实验，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日本医生成了学术权威。
五、至今日本政府仍在否认731的存在。
受害者对日诉讼：全部被驳回
日本教科书731内容持续被删减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731的存在
2026年4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
但日本政府仍以“家属以及战犯家属会被找到”为由，将很多部分作涂黑处理。
2026年4月，日本多所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合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撤销731部队军医的学位。京都大学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曾经为731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学博士，其中就包括石井四郎。
1995年、2005年：美国官方回应称 “没有找到美国战俘被用于生物实验的确凿证据”
目前解密档案已清楚显示：美国知道、掩盖、交易
德特里克堡与731数据的关联档案至今未全部公开
大量关键文件仍处于涂黑状态
选择性回应的潜台词是：只要受害者不是美国人，就不值得追究。
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731医生成了美国座上宾！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法律审判，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六、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William H. Cunliffe 《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相关文献选辑（1934-2006）》
PDF下载地址：https://t.co/e4lqZSHYDi
这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可以直接通过该链接下载。
附录：部分731人员
石井四郎，731部队创始人、首任部队长，战后，他在日本开过诊所，重操旧业，甚至曾作为顾问暗中指导美军的生物武器发展。
北野政次，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战后，他进入日本医疗界，曾担任日本最大制药企业“绿十字”公司的董事和东京分社社长。
增田知贞，731部队副部队长 / 1644部队首任部队长，战后在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担任要职。
菊地齐，731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战后成为了日本著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及日本红十字会的重要官员。
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被苏军俘获，1949年在苏联“伯力审判”中被判处25年徒刑。
太田澄，731部队第五部（诊疗部）部长，战后进入日本制药巨头“绿十字”公司担任高管。
佐藤俊二，广州8604部队（波字部队）部队长，战后在地方医院担任院长。
高桥隆敦，长春100部队部队长，未被美国起诉，晚年在日本安享晚年。
内藤良一，石井四郎的英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战后，作为代表，全权负责与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进行数据换免责的黑幕谈判。
战后，他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绿十字”制药公司（Green Cross）并担任社长，将大量前731部队成员招入公司，成为日本制药界的泰斗。
二木秀雄：731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战后成为绿十字制药的核心创始股东之一。
绿十字于1998年正式破产，被吉富制药兼并后，于2000年改名为ウェルファイド，然后又在2001年于三菱合并为“三菱制药”，2007年三菱制药与田边制药合并为“田边三菱制药”，最后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更名为“田边制药（Tanabe Pharma）”。
附录：日本生物战组织体系
相关机构：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日本生物战研发中心与大本营，重点是针对人类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
100部队(关东军兽医防疫部、长春)：
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战，名义上与731平级，实际上由731指挥。
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京)：
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体实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其技术顾问。
1644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南京）：
与731部队协同在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
860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广州)：
以防疫为名，秘密杀害大量粤港难民，与731属于平行关系。
9420部队(冈字第9420部队、新加坡)：
日军在中国战场外最大的细菌战部队。核心任务规模化生产鼠疫跳蚤，势力遍及整个东南亚。核心成员抽调自731和1644部队。
1643部队(南京/北京)、516部队(吉林敦化)、8609部队(华南地区)、162部队(林口)、643部队(海林)、673部队(孙吴).......
附录：731本部八大核心部门
731部队分为第一至第四部、总务部、资材部、教育部、诊疗部等共8个部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等4个支队。
附录：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在中文网直接搜绿十字，搜到的可能是“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它曾经和日本绿十字株式会社有点关系。
现在的广州绿十字是纯中国民营公司。](https://pbs.twimg.com/media/HR5QOMsbAAAGKxo.jpg)
老川普真特么变态
Así es la democracia de mierda que proclama el imperio.
1000分贝，话说美国监听的潜艇兵们不得都被声纳反馈震死了！
又一个未开智选手！居然说国产潜艇噪音高达1000 分贝，是美国俄亥俄级的10倍，一出海人家就发现了😂🤣
我都1000分贝了，还需要出海吗，全宇宙都是我的了😆
@kriptosolhunter I hope the whole world can see these ugly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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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a Gen Z girl has gone viral in China for creating strikingly real Great Wall relief murals with cement.
@wyl2035 我先祝我好动！
To Israel: He who kills shall be killed!
真要打日本带我一个，我手不抖的！
中方通告全球：中国打日本，无需任何人批准 |
2026年9月2日，中方重新把敌国条款摆到公开外交场合，第二天又谈日本战败国地位和所谓“新型军国主义”，两天连着点到同一个方向。
真正值得盯的是这套战后安排为何在81年后又被翻出来，日本这一周的防卫动作，恰好把答案推到了台前。
一头连着1945年的制度遗产，一头连着2026年的现实动作，悬念就藏在两条线上。
条款边界
时间锁定在9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明确提到，《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至今保留，中方的公开立场是相关条款仍然有效。
到了9月3日，外交部又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放到同一条线上，日本战败国地位与战后义务再次进入公开论述。
两次表态连起来看，讨论已经被直接拉回战后国际秩序这条更大的坐标。
标题里的“无需批准”，最容易让人想到第53条，它规定地区安排采取强制行动原则上需要安理会授权，却给条文所称的敌国留下历史例外。
第77条说的是二战后从敌国分离领土所涉及的托管安排，第107条则涉及二战结果所产生的相关行动不受《宪章》否定。
只看条文字面，针对条文定义的敌国，地区机制确实存在不经新的安理会授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历史例外。
199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第50/52号决议，并明确称相关敌国条款已经过时。
决议还表示将启动删除程序，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177段再次提出删除相关表述，可正式修约程序并没有走完。
在我看来，“无需任何人批准”抓住的是这段特殊制度设计，现实中不能理解成任何中日摩擦都能直接变成战争。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依旧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别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第51条保留遭受武装攻击时的自卫权。
真要谈现实中的武力使用，仍得看有没有新的侵略、武装攻击和其他国际法条件，而不是抽出一段1945年的制度设计就能下结论。
中方重提旧条款的分量也在这里，它没有宣布对日开战，却是在提醒日本，防止军国主义重新扩张的战后约束仍被中方视为有现实意义。
那日本眼下到底做了什么，才让这套沉寂多年的历史语言重新进入2026年的外交现场？
日本动作
先看2026年9月第一周，8月31日，日本防卫省公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要求，防卫力转型再次成为公开政策重点。
9月1日，小泉防卫大臣回应预算问题时表示，安全环境变化的速度和复杂程度已经超过现行安全战略制定时的预期。
9月4日，日本统合幕僚长又谈到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网络、太空和电磁领域，并明确提到2026年内修改安全保障“三文件”。
日方还给出另一层时间表，准备在未来5年继续推动防卫力转型。
再看菲律宾这条线，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已经在2025年9月11日生效，为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制度框架。
2026年1月15日，日菲又签署ACSA，7月23日交换生效所需外交照会，这份协定在8月22日正式生效。
日菲军事合作由此进入制度化通道，部队准入、训练和后勤保障已经被装进一套连续机制。
9月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东方之盾26”安排，计划于9月8日至24日举行，参与方包括日、美、澳三国陆军力量。
日方称这将是该系列历来最大规模的训练，内容还包括海上输送和日美共同空降，重点已经不止是普通战术交流。
我个人认为，这才是中方强调战后国际秩序的现实落点，争议已经从日本花多少钱，走到了日本军力究竟可以走多远。
自卫队未来能去哪里，能和谁形成常态合作，又能用什么名义进入周边热点，这几件事比单独看一次预算更值得盯住。
标题里的“中国要打日本”，压缩的是中方释放的一层条件性警告，而不是已经作出的军事决定。
日本若把所谓“国家正常化”继续推向重新侵略和军事扩张，中方的立场是战后约束并没有自动失去意义。
可这条线还没讲完整，日本不是南海声索国，却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南海身份，为什么安全合作越深，身份也越要往前推？
南海接口
时间回到202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裁决公布十周年，日本外相发表声明支持裁决，并把日本称作使用南海的“正当利益攸关方”。
同一天，日本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14个署名国里，东盟成员只有菲律宾。
东盟成员只有菲律宾不能等同东盟整体选边，却能看出日本正推动南海议题进一步国际化。
法律争议也没法只用“谁守法”三个字带过去，中国在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了排除性声明。
中方长期主张，菲律宾提交的部分事项实际牵涉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不应进入强制仲裁程序。
仲裁庭采用不同解释，把部分争议界定为岛礁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来源，据此认定自己对部分诉求具有管辖权。
问题也就落到这里，争议属于“划界”还是“岛礁地位”，定义不同，法律路径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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