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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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Wang Bi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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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7号信箱11-2;邮编5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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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月28日王炳章博士将在一间单独囚禁室中度过他77岁的生日，同时也是他被单独关押的第22年。中共如此破害王炳章只因王炳章博士过去41年中放弃了自己前途无量的医生事业而全身心投入了中国的民主转型运动。为不让为众人抱薪的王炳章博士被众人遗忘，冻毙于监室中，全球共11个城市的民运团体将于今明（28，29日）两天展开声援，营救王炳章的活动。
同时祝福王炳章博士77岁生日快乐的屏幕广告将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和台北101大楼旁播放。
敬请大家积极参加。感谢🙏
下面是各地活动具体时间与地址👇
美国活动：
三藩市
时间：12月28日 上午11AM
地点： 中领馆 1450 Laguna St
洛杉矶市
时间： 12月28日 下午2-4PM
地点： 中领馆 443 Shatto Pl
纽约市
时间： 12月28日 下午3PM
地点：法拉盛图书馆
关岛市
时间：12月29日 下午1PM
地点： 总督府 513 West Marine
加拿大活动：
温哥华市
时间： 12月28日 下午3PM
地点： 中领馆 3380 Granville St
多伦多市
时间： 12月28日 中午12PM
地点： Nathan Phillips Square（多伦多市政广场）
卡加利市
时间： 12月29日 下午3PM
地点： 中领馆 1011 6 Ave SW
冰岛：
雷克雅未克市
时间： 12月29日 下午2PM
地址： 中国大使馆 105 Reykjavik
荷兰：
阿姆斯特丹市
时间： 12月28日 下午2PM
地点：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火车站门外广场
英国：
伦敦市
时间： 12月29日 上午11AM-2PM
地址： 49-51 Portland Pl
德国：
杜塞道夫市
时间： 12月28日
地址： 杜塞道夫火车站
@FreeWBZofficial
#释放王炳章博士
此信已经寄达总统办公室
@POTUS45
致：
美国总统 Donald J. Trump
发件人：
陈立群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日期：
2026年3月20日
主题：
关于王炳章博士的人道主义请求
目的
谨此恭请您在即将与 Xi Jinping 主席会晤期间，就中国民主联盟创始人王炳章博士的人道处境提出关切。
摘要
王炳章博士自2002年在越南遭绑架后，已在中国被监禁超过二十年。如今他已78岁，据报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并在羁押期间只能获得有限医疗照顾。
我们谨此恭请基于人道主义考虑，探讨医疗保外就医的可能性，使王炳章博士能够前往美国或加拿大，与家人团聚并接受治疗。
背景
Wang Bingzhang 博士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早倡导民主改革的人士之一。
1983年，他在纽约创立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这是最早推动中国和平民主发展的海外组织之一。
2002年6月，王炳章博士在访问越南期间，被中国特工绑架并押送回中国，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至今，他已被关押二十余年。
王炳章博士现年78岁，据报在狱中患有多种疾病，但所获得的医疗照顾十分有限。
其家属目前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
人道主义考量
鉴于王炳章博士的年龄与健康状况，我们谨希望您在与习近平主席对话期间，能够提出相关人道主义关切。
若允许王炳章博士赴海外接受治疗，并与家人团聚，将体现符合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人道善意。
相关人道主义案例
基于类似的人道主义考虑，我们也谨建议中国当局允许香港传媒出版人及企业家 Jimmy Lai 先生以医疗保外方式前往英国，与家人团聚。
请求事项
恳请您在即将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提出王炳章博士的人道主义处境问题。
谨致敬意！
陈立群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POLICY MEMORANDUM
TO:
The Honorable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Liqun Chen
Chairman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DATE:
03/20/2026
SUBJECT:
Humanitarian Request Regarding Dr. Wang Bingzhang
Purpose
To respectfully request that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be raised during your upcoming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regarding the case of Dr. Wang Bingzhang, founder of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Summary
Dr. Wang Bingzhang has been imprison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following his abduction in Vietnam in 2002. He is now 78 years old and reportedly suffers from multiple serious health conditions while receiving limited medical care in detention.
We respectfully request that humanitarian medical parole be raised as a possibility, allowing Dr. Wang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to reunite with his family and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Background
Dr. Wang Bingzhang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earliest advocate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
In 1983, he founded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in New York, one of the first overseas organizations promoting peaceful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June 2002, while visiting Vietnam, Dr. Wang was abducted by Chinese agents and taken to China, where he was later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He has now spent more than two decades in detention.
Dr. Wang is currently 78 years old and reportedly suffers from multiple medical conditions while receiving limited medical care in prison.
His family members res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Given Dr. Wang’s age and medical condition, we respectfully hope that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may be raised during your dialogue with President Xi.
Allowing Dr. Wang Bingzhang to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abroad and reunite with his family would represent a humanitarian gestur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Related Humanitarian Case
Under similar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we respectfully suggest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llow Mr. Jimmy Lai, the Hong Kong media publisher and entrepreneur,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Kingdom on medical parole so that he may reunite with his family.
Requested Action
That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f Dr. Wang Bingzhang be raised during your upcoming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Respectfully submitted,
Liqun Chen
Chairman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每日一推良心犯 之七十：中国民运领袖王炳章遭中共跨境抓捕，被判无期徒刑，已囚禁23年，长期遭单独监禁
#王炳章，别名：王惊蛰、楼开文、齐心，1947年12月30日出生，河北省石家庄市籍人，基督徒，美国永久居民，民主异见人士，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顾问。
1979年前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1982年9月，他获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美公费留学生第一位博士。
1982年11月17日，王炳章调至洛克菲勒医学研究中心不久，即在华人编辑姜敬宽的帮助下，于纽约希尔顿酒店召开中外记者会。他发表〈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中春）。12月1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关于王炳章‘中国之春’举动，我方早有联络，正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希望端其方向朝民族大义正确途径发展。”
1983年12月，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在纽约成立，以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为主。民联一大决定以《中国之春》为机关刊物，选举王炳章为主席，规定最多连任一届。中华民国军情局每年资助民联五十万美元（中国大陆称六十万美元），派林樵清任经理。
1984年，王炳章提出支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由派，“理性反共”。1985年11月，中春连载原公安系统徐文立《狱中手记——我的申辩》，引发轰动。12月，王炳章连任民联主席。中国大陆教育部开始在出国人员培训会上警示不得接触王炳章。
1986年，民联积极支援学潮。9月，邓小平发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称“魏京生、王炳章、郭罗基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军情局态度大变。
1989年1月，民联常委、监委批评王炳章和胡平，期间又传来民联成员携带王炳章信返国被破获之事，王炳章遭到罢免动议。民联中央通过罢免案后，民联中央进而开除王炳章盟籍。
1989年12月，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与“拥王派”在海外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拥王派”坚持独立于国民党，引发国民党不满、学自联出走另立中央，王炳章当选第二任主席。
1998年1月，王炳章潜入中国大陆，推动国内筹组中国民主党，二周后被逮捕、驱逐。1998年2月，王炳章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出任发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理事会顾问。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准备一直进行着，先后有二十六个省市成立了民主党筹委会，王炳章出任海外筹备委员会、工作委员会顾问。
1998年12月，中国大陆公开镇压中国民主党组党行动。1999年，广东省公安厅通缉王炳章。
2000年2月，王炳章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2002年6月27日，被不明身份的人在越南绑架后带到中国境内被警方拘捕；2003年2月10日被以“间谍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被刑无期徒刑。
其在狱中长期被单独关押，身体受到极大迫害，期间大中风一次，小中风两次，并患上严重的过敏症，病发时气喘，过敏性鼻炎，喷嚏咳嗽打个不停，使肺部、胸腔受到很大伤害，常感生不如死，冬天则是长冻疮，唇疮，薄薄一堵墻，难御严寒；其多次要求换监均不允许，其家属数年要求探监，也被拒绝。
直至2014年2月28日，其弟王炳武才被准予代表家属与其会面10分种，并得知其一直被单独关押在狱中小号，既不知外界任何资讯，也不能有任何书信往来；
2016年9月20日，因其身体可能随出现生命危险，狱方已在其囚室安放了警报器，称其一旦感到有不适即马上警报；2021年10月15日，加拿大感恩节期间，其已在加拿大生活的胞弟终于收到中国大陆狱方获准会见通知书，称此应表明其兄还活著。
从2003年到2013年底，王炳章被单独关押在广东省北江监狱，之后移至广东省韶关监狱（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7号信箱14-3 邮编：512140）。
王炳章的弟弟今日通报了王炳章的狱中境况：“2024年6月27日，是我的哥哥炳章被绑架坐牢22年的日子。妹妹最近在韶关监狱探望了哥哥，他身体虚弱、行走缓慢。自去年患上高血压后，高压时常达到200，曾一度跌倒。家属异常担心他再次中风倒地不起。我们已经告知炳章：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我们全体家属会按照他的嘱咐：与律师、法医及全体家属前往中国验尸，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我们全体家属永远与炳章同在，救助炳章永不放弃！直至他平安回到家中。”
2024年5月9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为王炳章颁发了2024年度自由奖，以表达其对中国民主及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FreeWBZofficial
#自由王炳章
#FreeWangbingzhang
#一人一推关注在押良心犯
Dear President Trump,
Are you aware that there’s a U.S. legal permanent resident who has spent nearly a quarter century in a Chinese prison?
His name is Wang Bingzhang,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who has been silenced, isolated, & left to suffer in China for 23 years!
You have a great team who brought so many Americans home. Please address Wang’s case & #BringHimHome!
#FreeWangBZ
@POTUS @SecRubio @aboehler @StateDept @StateSPEHA @USAmbChina @WhiteHouse @TheRWCHR @TLHumanRights @Free_WangBZ @tianna_wang @WangBingwu @timeswang @CECCgov @RepMoolenaar @committeeonccp @SenJeffMerkley @FreeWBZofficial
第 15 章：从根儿上消除“政治两极化”——拆除“对总统大选结果不服而引发动乱这颗定时炸弹”
要改革目前的选举制度—“两党竞选、赢者通吃制度”。方法简单易行（而且，不用修改宪法）：实施“人选三强、三分天下”之策。具体作法是：
1) 参议院（senate）（立法机构）选区不变，每州，仍算一个选区。
2) 每位选民在选票上只能写（选）一个候选人——这个制度，也没变。
3) 下面是关键了：每个选区得票多的前三名候选人，都胜出者当选。
如此选举，可引出下面几大变：
（一）参议员，变成了 150 名（每州三名）；
（二）150 名参议员中，左、中、右三派人数，各占三分之一左右。道理是，理论上，在任何一个议题上，都会有左、中、右三派意见，只要是自由表达的話。因此，三派推出的一位候选人，都会当选。这样，150 名参议员，左、中、右三派人数，各占⅓，三分天下（席位）。
［1］美国宪法是一个大有病的宪法。
美国宪法虽说是站对了某些点（如最高权利分开与制衡；陪审团制等），它是带着先天性缺陷出生的；（一）缺陷一，它是精英集团（精英中的精英们）所制订的；没有一个平民参与；（二）缺陷二，它是由白人制订的；没有一个有色人种参与；（三）缺陷三，它是由男人制订的；无一女性参与。
你看，55 位制宪先贤，全是顶尖精英；全是白人；全是男性。因此，美宪法从“出生”就在权益上倾向精英，倾向白人，倾向男性。
虽然后来几个宪法修正案有纠偏上述倾向之效，但是，在公民直接参与立法等方面，也未能实现精英民主与平民民主的有机结合。
第十四章：美国急需的，是拆掉现存的两颗定时炸弹——给渐进式制度改革赢得时间窗口
然而，我认为，（一）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一步到位地推行“井田制”，不大实际，要一步一步有节奏的来；（二）目前最急需在美国（等其它国家）解决的，还不是立马推行“井田制”而是应先聚焦拆解掉，可以引爆社会爆炸的那些潜在性定时炸弹，以便防止 2021 年元月六日那样的群众性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基至是更危险的事件发生。
或者这么说：在美国，先要做预防社会大动荡的工作，先做一些必要的铺垫性政治法律改革，给后面的一系列其它社会改革，赢得时间，并创造必要的条件。否则，还没来得及改革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还没来得及试点“井田制”，社会先大动荡起来了——那时，再去拆解那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已经晚了。也可这么讲：目前，美国还没有推行“公共教育资源公民人人均分”的条件，因为，一状告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一下否决了你的改革方案，就把改革之路堵死了。而美最高法院的下一个无理性否决一个正确的改革方案，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引爆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1］
就是说，根据我对美国制度进行多年的考察，我诊断出，美国当前存藏着两颗重磅定时炸弹：一个是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出现输者不服，引发抗议这颗定时弹；另一个定时炸弹，就是已沦为党派内斗工具的美最高法院，今后的某次引发另一派群众大不满的裁决。这两颗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就可能出现不可控局面。因此，拆掉这两颗定时炸弹，是当务之急。Sandel 教授等人估计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都给不出有效对策。我有对策，详后。
我想再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明我的想法：第一，就象我给 Sandel 教授提出的建议“不应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精英人士及精英集团、而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产生精英集团固化’的制度”那样；在“财富分布极为不均、贫富悬殊”这一块，同样不能把批判及斗争的矛头对准富人，而应该对准造成这种贫富悬殊的制度。象美国当下的巨富贝索斯（亚玛逊 [Amazon] 创办人）、盖茨（微软创办人）、巴菲特（“股神”）、马斯克（Space X 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 创办人）等，他们致富，都是按照现在的游戏规则而“玩出来”的。他们没什么错，不但没什么错，而且对全社会也做出了一定贡献。问题出在“游戏规则”上，即出在制度（法律）设计上。所以，若不改这种制度（法律）设计，就算你铲除了一批巨富，还会有新的巨富冒出来；
• 美国人都知道，2000 年总统大选时 Gore 与 Bush 之间的对决。
在佛州重新计票 Gore 有可能翻盘之时，以蓝奎斯特首席大法为首的美最高法院以 5:4 票决，决定停止佛州重新计票，等于宣布小布什获得总统宝座。
当时，数万名义愤填膺的 Gore 的支持者聚集在 D.C.，抗议最高法院的此一裁决。情势相当紧张。我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形势发展。
Gore 的大度讲话，缓和局面。他说（大意）：“我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我认输了。我们应庆幸美国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那时，如果换个个性暴烈而怒火针对最高法院的候选人，如果他发表的演说进一步煽起群众的激愤，既使他不明确号召支持他的民众们冲击最高法院，只要聚众中有一个人振臂一呼“向大法官讨个公道去!”怒火冲天的群众就会冲向最高法院，演变成暴力行动，甚至会出人命。弄不好，大法官们会遭大殃的。还好 2000 年、2021 年的 D.C.群众性事件，军队未有卷入。而一旦军官集团分裂，会再次暴发内战——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因此，我认为，美国（及某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拔除引爆社会动荡的这颗定时炸弹。
第二，若要改变上面的制度（制度是法律的一种体现）,就先要改革“制订法律、设计制度”的体制即立法机构及司法机构的体制。
虽然说，美国今日一切病，都是由于“宪法有病”，［1］但一下子修改宪法，难度太大；要分步推进。
第三，眼下，最急切的问题是割掉政治两极化这个癌瘤。一是政治两极化、二是极右与极左两派的打斗，这是最危险的一颗定时炸弹：按目前的制度，每次总统大选，每次最高法院的裁决，都可能点燃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fuze）。
如何拆解掉这两颗定时炸弹呢？请看下面我写出的两个妙招——《圣经》《易经》中给出的办法。
第十四章：美国急需的，是拆掉现存的两颗定时炸弹——给渐进式制度改革赢得时间窗口
然而，我认为，（一）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一步到位地推行“井田制”，不大实际，要一步一步有节奏的来；（二）目前最急需在美国（等其它国家）解决的，还不是立马推行“井田制”而是应先聚焦拆解掉，可以引爆社会爆炸的那些潜在性定时炸弹，以便防止 2021 年元月六日那样的群众性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基至是更危险的事件发生。
或者这么说：在美国，先要做预防社会大动荡的工作，先做一些必要的铺垫性政治法律改革，给后面的一系列其它社会改革，赢得时间，并创造必要的条件。否则，还没来得及改革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还没来得及试点“井田制”，社会先大动荡起来了——那时，再去拆解那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已经晚了。也可这么讲：目前，美国还没有推行“公共教育资源公民人人均分”的条件，因为，一状告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一下否决了你的改革方案，就把改革之路堵死了。而美最高法院的下一个无理性否决一个正确的改革方案，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引爆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1］
就是说，根据我对美国制度进行多年的考察，我诊断出，美国当前存藏着两颗重磅定时炸弹：一个是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出现输者不服，引发抗议这颗定时弹；另一个定时炸弹，就是已沦为党派内斗工具的美最高法院，今后的某次引发另一派群众大不满的裁决。这两颗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就可能出现不可控局面。因此，拆掉这两颗定时炸弹，是当务之急。Sandel 教授等人估计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都给不出有效对策。我有对策，详后。
我想再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明我的想法：第一，就象我给 Sandel 教授提出的建议“不应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精英人士及精英集团、而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产生精英集团固化’的制度”那样；在“财富分布极为不均、贫富悬殊”这一块，同样不能把批判及斗争的矛头对准富人，而应该对准造成这种贫富悬殊的制度。象美国当下的巨富贝索斯（亚玛逊 [Amazon] 创办人）、盖茨（微软创办人）、巴菲特（“股神”）、马斯克（Space X 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 创办人）等，他们致富，都是按照现在的游戏规则而“玩出来”的。他们没什么错，不但没什么错，而且对全社会也做出了一定贡献。问题出在“游戏规则”上，即出在制度（法律）设计上。所以，若不改这种制度（法律）设计，就算你铲除了一批巨富，还会有新的巨富冒出来；
• 美国人都知道，2000 年总统大选时 Gore 与 Bush 之间的对决。
在佛州重新计票 Gore 有可能翻盘之时，以蓝奎斯特首席大法为首的美最高法院以 5:4 票决，决定停止佛州重新计票，等于宣布小布什获得总统宝座。
当时，数万名义愤填膺的 Gore 的支持者聚集在 D.C.，抗议最高法院的此一裁决。情势相当紧张。我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形势发展。
Gore 的大度讲话，缓和局面。他说（大意）：“我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我认输了。我们应庆幸美国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那时，如果换个个性暴烈而怒火针对最高法院的候选人，如果他发表的演说进一步煽起群众的激愤，既使他不明确号召支持他的民众们冲击最高法院，只要聚众中有一个人振臂一呼“向大法官讨个公道去!”怒火冲天的群众就会冲向最高法院，演变成暴力行动，甚至会出人命。弄不好，大法官们会遭大殃的。还好 2000 年、2021 年的 D.C.群众性事件，军队未有卷入。而一旦军官集团分裂，会再次暴发内战——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因此，我认为，美国（及某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拔除引爆社会动荡的这颗定时炸弹。
第二，若要改变上面的制度（制度是法律的一种体现）,就先要改革“制订法律、设计制度”的体制即立法机构及司法机构的体制。
虽然说，美国今日一切病，都是由于“宪法有病”，［1］但一下子修改宪法，难度太大；要分步推进。
第三，眼下，最急切的问题是割掉政治两极化这个癌瘤。一是政治两极化、二是极右与极左两派的打斗，这是最危险的一颗定时炸弹：按目前的制度，每次总统大选，每次最高法院的裁决，都可能点燃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fuze）。
如何拆解掉这两颗定时炸弹呢？请看下面我写出的两个妙招——《圣经》《易经》中给出的办法。
第十三章：痛批 Sandel 的“运气论（宿命论）”——重在拔除制度病根儿
为何有些国家未能走出上面我说的这个“怪圈”？道理是，一次一次的“群众暴动”而一次一次催建的新政权，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制度而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即，这种改朝换代，未能铲除产生“精英特权、富豪和贫富悬殊”的病根儿。
我说上面这些，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今天，Sandel 教授把批判的炮火对准精英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靶的性”的大错；正确的作法是把炮火对准产生“精英集团固化”［1］的不合理制度”，这是病根儿。之后，设法改革这一不合理的制度。你 Sandel 教授说什么，你这种精英的产生，是“由于‘走了大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运气”、“运气”。
Sandel 教授，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大火？因为，你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机会与权利”，避开了“机会与权利必须人人均等”（Equal opportunity and right for all）这个核心概念。你反复用“运气”来遮蔽这个常识性道理。若有人问你：“大教授，你为何每天享有美酒与鲜花？而那位 F 先生，饿得皮包骨？”你回答:“上帝把我幸运地投胎在美国的一个贵族之家。而上帝却把 F 投胎到非洲的一个烂草蓬之中。上帝就让 F 这么倒霉。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道理真是如此简单吗？让我们回到你那“富有的美国”吧。是的，你 Sandel 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而生活在 Baltimore 和 New York 等地贫民区的孩子，是含着“苦胆”出生的。你上的是贵族小学和贵族中学；而那些贫民区的孩子们，上的是公立的，但是质量要差很多的小学和中学。他们输的，不是别的，是输在机会上，输在“出生”起跑这个简单的人生起跑线上。《美国独立宣言》不是一开头说讲“人人生而平等”吗？此“宣言”讲的，正是“生、出生”后的人生起跑线，首先要做到“平等”。是的，出生在哪种人家，我们“生时”，不能选择。然而，我们在出生之后，所享受的教育资源，请注意，这教育资源是一种公共社会资源、属于公共利益，理应是 100％平等的。因为，这一公共教育资源，不是你 Sandel 的父母及我的父母所独创的，也不是你我的祖父母所独创的，而是人类的共同先祖共同创造的。既然是人类先祖共同创造的，那么这一公共教育资源由少数贵族子弟独霸、独享或一下子霸占了大部分；而广大的平民子弟只分得小小部分，这就是不公平，就是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公共教育资源，人人均分。因此，绝不能因为出身不同而使人生输在起跑线上。
•请注意，我用了“固化”（包括相对固化）这个词儿，这个概念。
即，精英集团与平民集团的上下流通渠道被堵，或流通过缓而达不到公民预期。我说过，任何社会都会产生精英，而且也需要精英。因此，精英及精英集团（集体）是客观存在，客观需要的。关键是每个儿童、成人进入及退出精英集团的机会与权利，是均等的，就行了。
举例而言，A 这个孩子出生在国家元首之家，A 有点“幸运”；B 小孩，出生在一个残障人家，B 有点“霉运”。这是 A 和 B 无法选择的，这个“不合理”任何人也没辙。但是，只要出生后下面的人生之路是合理的，就行了。A 与 B 两人所上的幼儿园（如有）、小学、中学、大学等，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质量，教育设施，国家教育拨款（做其它的教育活动用）是 100％均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公权力（政府）的干预，这是公民设置公权力（政府）的初衷之一。这样，B 只要通过个人努力（这，可以自己选择），在成人后，就在竞选国家元首上，在进入精英集团上，与 A 打平（当然还需其它配套制度）。
因此，用任何理由、用任何资金办什么贵族（或重点）幼儿园，贵族（或重点）小学，贵族（或重点）中学，贵族（或重点）大学，都是违背公民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当然，也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有之，均需改革。美、英等国和地区，搞的教育双轨制（上面已述），违背了上述自然法则及“公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必须改革。否则，必出大问题。
Sandel 教授没看到美国等国的上述“大病根”，而反复强调“运气”，使我想到了一种曾流行的“宿命论”：我们这种人，是上帝拣选的上帝宠儿，而别的种群，是上帝讨厌的弃儿。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气，就是生来注定的好。那些贫困代际相传的贫民区之民，命该如此，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谁让他们是上帝的弃儿呢？看官们想想 Sandel 的“运气论”，是不是上述“宿命论”的一个变种？
除了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即，在公共医疗资源（类似上述的公共教育资源，属于公共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也应该做到用公权力（政府）来分配，来保障公民在享用公共医疗资源上，实现人人与机会均等。绝不能象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类独裁者，利用公权力（政府），却反其道而分配之。在公共医疗资源问题上，美国等地，也有大病，也是双轨制：一方面，有政府干预，使贫困人群享有一般性医保；而另一方面，实行市场运行机制，有各种贵族医疗而供贵族享用。贵族式的那一套医疗体制，也是形成并固化精英集团的一个温床，也应连根儿拔除。
其实，上面的公共社会资源，公共教育资源及公共医疗资源，还不是最重要的公共社会资源。最重要的公共社会资源，是公民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权利。在这些公共社会资源的分配、利用、分享上，更是需要公权力（政府）来介入，来确保上述公共社会资源在分配、利用、分享上做到公民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这是实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在分配、利用、分享上公民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前提。以上，也是《圣经》《易经》人类古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不妙的现实是，美国（及一些其它国家）却在纵向上从下到上；在横向上，从边缘到中心，公权力（政府）却人为地设置了不少不合理的筛子，层层、处处过筛把很多公民的机会与权利在分配、利用、分享上面各种公共社会资源上，原本每位公民应平均得到的那一份给筛掉了。最后，大大的机会与权利（很多原本依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属于这少数人），留给了中心的少数精英人士；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筛子”是已制度化了，难以祛除了。我要警告的是，这些不合理的筛子，是危险的一个一个定时炸弹。现在未爆，——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会爆。
对上述问题精英人士产生及精英集团固化的问题，Sandel 教授给出解决之道，令我啼笑皆非，他的方案是精英们应該“谦卑与慷慨”。好吧，就算你 Sandel 教授出钱资助了 10 名贫民区的孩子上高学费的贵族学校（你挣了那么多钱，这点钱，对你不算什么），此善举也是杯水车薪，我倒是非常希望看到 Sandel 的谦卑——谦卑地接受我的挑战与批评。我希望你 Sandel 教授利用你现有的影响力 - 这是一个宝贵资源，四处宣扬我在本书给出的釜底抽薪式解决上述问题之道：那可不是我的发明，那是我们人类共同先祖在《圣经》《易经》中给出的办法。详后。
美国（及某些其它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一个隐患，是社会财富（指钱财）过分地向少数人士集中而造成了贫富悬殊（所谓基尼系数过高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解决。
美国及某些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派（俗称左派）学者为此，重提“阶级斗争理论”，［1］并给出了解决之策——对富人多征税。
法国的 Thomas Picketty 几年前开出的药方，也是对富人多征税。但是，他忘了一个最简单的生理学道理—富人是有双腿的。法国决策者用了 Thoms Picketty 的招术：大增富人税收了。结果呢？法国一些富人出走了，把钱和资本转移出法国，有的，甚至跑到了俄国。法国当局一下子，清醒了，敢快修改新订的“高税法”。可是，法律这种神圣性的东西，一旦象儿戏一样变来变去，便失掉了其神圣性和可信性。那些带着金钱和资本跑到外国的富豪们，受到他国的“礼遇”，不敢轻易回来了。
•一些人士认为，“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阶级斗争这个词）应慎用慎提，虽然我在正文中提到的左派学者未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掀起疾风暴雨般的群众造反运动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却可以被某些政客们利用。要知道，这个理论的调子一但唱高，很多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会给自己贴上“我属于被富人剥削的阶级）的标签”，从而开始向富人宣战。这一理论是特别能动员群众运动的理论。前苏联斯大林集团及前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都是靠“阶级斗争论”掌握政权的。但是，由于没有用铲除特权阶级病根儿的办法来防止“特权阶级"形成之病”，到头来，仍然会造成另一形式的“特权阶级”社会。
不知道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左派（自由派）学者们，为什么还要重复 Thomas Picketty 犯过的常识性错误。
或问，怎样才能从病根上铲除“贫富悬殊”这一社会难题呢？
答案仍在《圣经》《易经》人类古宪法中——就是“井田制”（或曰“井田模型”）［1］的原则：除了上述我讲的公共社会资源外，公共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源，地下、地表、地上（空间）等一切公共自然资源的分配、利用、分享上，用公权力（政府）的力量，做到能保障公民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空间，包括各种飞行器（甚至，包括那些用于公共通讯的信鸽）所用的空间及各种电磁波所穿越的空间。地下，包括电缆、电话线、水管、下水道系统等所用的地下；地表，包括除耕地外的荒地、沙漠、草原、湖泊、森林等等一切自然资源。道理是，这些公共自然资源，不是你我和你我的祖先所创造的，而是造物者所造的（这位“造物者”，你叫“大自然”叫”自然法则”，叫“上帝”，叫“神”等，随你的便。“名”不同，实质上，你我指的，是同一物）。
我一再举中国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旗帜和标志性事件 - 安徽省小岗村农民人均耕地的平分来作为“井田制模型”的解说。土地，是可分的。不可切分的资源（公共自然资源），如矿产，天区（电磁波，要用天空等公共空间传播）等，不可进行物理性切割，但，可用股份制（公民人人人均一股份）来进行分割。这是从起点上，消除“贫富悬殊”之策。这不是“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是“所得与你的付出”成比例的平均分配，这是公平的。就象小岗村分了土地，使用权归每户每人，你肯干、会干，付出的多，所得就多——这，无人会有异议，无人会不服。
•我们要时刻记住：《圣经》中，有大量“井”这个符号出现，所有“井”符号都指的是“井田制”这个法则。见另书的细说。
还有，全世界各古代分支（现在叫“民族”。但“民族”只是近代概念）；都有“五行星 28 星宿”概念。28 星宿中、有“井”宿，或曰“东井”。这个“井”，也是先祖用天区表达井田制法则。天区，是全人类共享的。这是人类文明同源的铁证，你反驳不了的。
《易经》有“井”这个大法条。几乎所有中国古经书中，皆有对“井”的描述。中国汉字“耕”，从“井”这说明，从农耕制度开始（及农耕之前）先祖就遵循“井田制”，来分配公共自然资源。详后。
公共自然资源从起点上，在公共体成员间进行每位个体的平均分配、利用、分享上，自然界几乎所的动物群体都遵循着“井田制”原则。因为这是自然法则。有人或挑战说，蜜蜂这个共同体内，蜂王就享用了比其它成员多得多的自然资源，你怎么解释。我的解释是，蜂王享受那么多的自然资源，正是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因为，她的付出太大太大了，而为了群体的公共利益付出。她的付出，与其所得，成比例的。反之，则不公平。这一点，举例说之，就象汛期洪水来了，共同体（如“村”中）里的一批年青小伙子冲上河堤，日夜奋战，用各种办法，甚至用身体，防止河堤溃塌。此时，共同体（如“村”中）其他成员给这些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小伙子们，做最好吃的，做足足的高能量的食物送到小伙子们手上……。道理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小伙子们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付出太大了，甚至有付出生命的可能。
公共自然资源在公共体内人均分配的问题是个大课题。详见另外一书我对“井田制”问题的细说。
第十三章：痛批 Sandel 的“运气论（宿命论）”——重在拔除制度病根儿
为何有些国家未能走出上面我说的这个“怪圈”？道理是，一次一次的“群众暴动”而一次一次催建的新政权，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制度而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即，这种改朝换代，未能铲除产生“精英特权、富豪和贫富悬殊”的病根儿。
我说上面这些，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今天，Sandel 教授把批判的炮火对准精英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靶的性”的大错；正确的作法是把炮火对准产生“精英集团固化”［1］的不合理制度”，这是病根儿。之后，设法改革这一不合理的制度。你 Sandel 教授说什么，你这种精英的产生，是“由于‘走了大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运气”、“运气”。
Sandel 教授，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大火？因为，你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机会与权利”，避开了“机会与权利必须人人均等”（Equal opportunity and right for all）这个核心概念。你反复用“运气”来遮蔽这个常识性道理。若有人问你：“大教授，你为何每天享有美酒与鲜花？而那位 F 先生，饿得皮包骨？”你回答:“上帝把我幸运地投胎在美国的一个贵族之家。而上帝却把 F 投胎到非洲的一个烂草蓬之中。上帝就让 F 这么倒霉。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道理真是如此简单吗？让我们回到你那“富有的美国”吧。是的，你 Sandel 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而生活在 Baltimore 和 New York 等地贫民区的孩子，是含着“苦胆”出生的。你上的是贵族小学和贵族中学；而那些贫民区的孩子们，上的是公立的，但是质量要差很多的小学和中学。他们输的，不是别的，是输在机会上，输在“出生”起跑这个简单的人生起跑线上。《美国独立宣言》不是一开头说讲“人人生而平等”吗？此“宣言”讲的，正是“生、出生”后的人生起跑线，首先要做到“平等”。是的，出生在哪种人家，我们“生时”，不能选择。然而，我们在出生之后，所享受的教育资源，请注意，这教育资源是一种公共社会资源、属于公共利益，理应是 100％平等的。因为，这一公共教育资源，不是你 Sandel 的父母及我的父母所独创的，也不是你我的祖父母所独创的，而是人类的共同先祖共同创造的。既然是人类先祖共同创造的，那么这一公共教育资源由少数贵族子弟独霸、独享或一下子霸占了大部分；而广大的平民子弟只分得小小部分，这就是不公平，就是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公共教育资源，人人均分。因此，绝不能因为出身不同而使人生输在起跑线上。
•请注意，我用了“固化”（包括相对固化）这个词儿，这个概念。
即，精英集团与平民集团的上下流通渠道被堵，或流通过缓而达不到公民预期。我说过，任何社会都会产生精英，而且也需要精英。因此，精英及精英集团（集体）是客观存在，客观需要的。关键是每个儿童、成人进入及退出精英集团的机会与权利，是均等的，就行了。
举例而言，A 这个孩子出生在国家元首之家，A 有点“幸运”；B 小孩，出生在一个残障人家，B 有点“霉运”。这是 A 和 B 无法选择的，这个“不合理”任何人也没辙。但是，只要出生后下面的人生之路是合理的，就行了。A 与 B 两人所上的幼儿园（如有）、小学、中学、大学等，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质量，教育设施，国家教育拨款（做其它的教育活动用）是 100％均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公权力（政府）的干预，这是公民设置公权力（政府）的初衷之一。这样，B 只要通过个人努力（这，可以自己选择），在成人后，就在竞选国家元首上，在进入精英集团上，与 A 打平（当然还需其它配套制度）。
因此，用任何理由、用任何资金办什么贵族（或重点）幼儿园，贵族（或重点）小学，贵族（或重点）中学，贵族（或重点）大学，都是违背公民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当然，也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有之，均需改革。美、英等国和地区，搞的教育双轨制（上面已述），违背了上述自然法则及“公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必须改革。否则，必出大问题。
Sandel 教授没看到美国等国的上述“大病根”，而反复强调“运气”，使我想到了一种曾流行的“宿命论”：我们这种人，是上帝拣选的上帝宠儿，而别的种群，是上帝讨厌的弃儿。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气，就是生来注定的好。那些贫困代际相传的贫民区之民，命该如此，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谁让他们是上帝的弃儿呢？看官们想想 Sandel 的“运气论”，是不是上述“宿命论”的一个变种？
除了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即，在公共医疗资源（类似上述的公共教育资源，属于公共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也应该做到用公权力（政府）来分配，来保障公民在享用公共医疗资源上，实现人人与机会均等。绝不能象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类独裁者，利用公权力（政府），却反其道而分配之。在公共医疗资源问题上，美国等地，也有大病，也是双轨制：一方面，有政府干预，使贫困人群享有一般性医保；而另一方面，实行市场运行机制，有各种贵族医疗而供贵族享用。贵族式的那一套医疗体制，也是形成并固化精英集团的一个温床，也应连根儿拔除。
其实，上面的公共社会资源，公共教育资源及公共医疗资源，还不是最重要的公共社会资源。最重要的公共社会资源，是公民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权利。在这些公共社会资源的分配、利用、分享上，更是需要公权力（政府）来介入，来确保上述公共社会资源在分配、利用、分享上做到公民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这是实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在分配、利用、分享上公民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前提。以上，也是《圣经》《易经》人类古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不妙的现实是，美国（及一些其它国家）却在纵向上从下到上；在横向上，从边缘到中心，公权力（政府）却人为地设置了不少不合理的筛子，层层、处处过筛把很多公民的机会与权利在分配、利用、分享上面各种公共社会资源上，原本每位公民应平均得到的那一份给筛掉了。最后，大大的机会与权利（很多原本依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属于这少数人），留给了中心的少数精英人士；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筛子”是已制度化了，难以祛除了。我要警告的是，这些不合理的筛子，是危险的一个一个定时炸弹。现在未爆，——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会爆。
对上述问题精英人士产生及精英集团固化的问题，Sandel 教授给出解决之道，令我啼笑皆非，他的方案是精英们应該“谦卑与慷慨”。好吧，就算你 Sandel 教授出钱资助了 10 名贫民区的孩子上高学费的贵族学校（你挣了那么多钱，这点钱，对你不算什么），此善举也是杯水车薪，我倒是非常希望看到 Sandel 的谦卑——谦卑地接受我的挑战与批评。我希望你 Sandel 教授利用你现有的影响力 - 这是一个宝贵资源，四处宣扬我在本书给出的釜底抽薪式解决上述问题之道：那可不是我的发明，那是我们人类共同先祖在《圣经》《易经》中给出的办法。详后。
美国（及某些其它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一个隐患，是社会财富（指钱财）过分地向少数人士集中而造成了贫富悬殊（所谓基尼系数过高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解决。
美国及某些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派（俗称左派）学者为此，重提“阶级斗争理论”，［1］并给出了解决之策——对富人多征税。
法国的 Thomas Picketty 几年前开出的药方，也是对富人多征税。但是，他忘了一个最简单的生理学道理—富人是有双腿的。法国决策者用了 Thoms Picketty 的招术：大增富人税收了。结果呢？法国一些富人出走了，把钱和资本转移出法国，有的，甚至跑到了俄国。法国当局一下子，清醒了，敢快修改新订的“高税法”。可是，法律这种神圣性的东西，一旦象儿戏一样变来变去，便失掉了其神圣性和可信性。那些带着金钱和资本跑到外国的富豪们，受到他国的“礼遇”，不敢轻易回来了。
•一些人士认为，“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阶级斗争这个词）应慎用慎提，虽然我在正文中提到的左派学者未主张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掀起疾风暴雨般的群众造反运动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却可以被某些政客们利用。要知道，这个理论的调子一但唱高，很多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会给自己贴上“我属于被富人剥削的阶级）的标签”，从而开始向富人宣战。这一理论是特别能动员群众运动的理论。前苏联斯大林集团及前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都是靠“阶级斗争论”掌握政权的。但是，由于没有用铲除特权阶级病根儿的办法来防止“特权阶级"形成之病”，到头来，仍然会造成另一形式的“特权阶级”社会。
不知道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左派（自由派）学者们，为什么还要重复 Thomas Picketty 犯过的常识性错误。
或问，怎样才能从病根上铲除“贫富悬殊”这一社会难题呢？
答案仍在《圣经》《易经》人类古宪法中——就是“井田制”（或曰“井田模型”）［1］的原则：除了上述我讲的公共社会资源外，公共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源，地下、地表、地上（空间）等一切公共自然资源的分配、利用、分享上，用公权力（政府）的力量，做到能保障公民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空间，包括各种飞行器（甚至，包括那些用于公共通讯的信鸽）所用的空间及各种电磁波所穿越的空间。地下，包括电缆、电话线、水管、下水道系统等所用的地下；地表，包括除耕地外的荒地、沙漠、草原、湖泊、森林等等一切自然资源。道理是，这些公共自然资源，不是你我和你我的祖先所创造的，而是造物者所造的（这位“造物者”，你叫“大自然”叫”自然法则”，叫“上帝”，叫“神”等，随你的便。“名”不同，实质上，你我指的，是同一物）。
我一再举中国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旗帜和标志性事件 - 安徽省小岗村农民人均耕地的平分来作为“井田制模型”的解说。土地，是可分的。不可切分的资源（公共自然资源），如矿产，天区（电磁波，要用天空等公共空间传播）等，不可进行物理性切割，但，可用股份制（公民人人人均一股份）来进行分割。这是从起点上，消除“贫富悬殊”之策。这不是“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是“所得与你的付出”成比例的平均分配，这是公平的。就象小岗村分了土地，使用权归每户每人，你肯干、会干，付出的多，所得就多——这，无人会有异议，无人会不服。
•我们要时刻记住：《圣经》中，有大量“井”这个符号出现，所有“井”符号都指的是“井田制”这个法则。见另书的细说。
还有，全世界各古代分支（现在叫“民族”。但“民族”只是近代概念）；都有“五行星 28 星宿”概念。28 星宿中、有“井”宿，或曰“东井”。这个“井”，也是先祖用天区表达井田制法则。天区，是全人类共享的。这是人类文明同源的铁证，你反驳不了的。
《易经》有“井”这个大法条。几乎所有中国古经书中，皆有对“井”的描述。中国汉字“耕”，从“井”这说明，从农耕制度开始（及农耕之前）先祖就遵循“井田制”，来分配公共自然资源。详后。
公共自然资源从起点上，在公共体成员间进行每位个体的平均分配、利用、分享上，自然界几乎所的动物群体都遵循着“井田制”原则。因为这是自然法则。有人或挑战说，蜜蜂这个共同体内，蜂王就享用了比其它成员多得多的自然资源，你怎么解释。我的解释是，蜂王享受那么多的自然资源，正是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因为，她的付出太大太大了，而为了群体的公共利益付出。她的付出，与其所得，成比例的。反之，则不公平。这一点，举例说之，就象汛期洪水来了，共同体（如“村”中）里的一批年青小伙子冲上河堤，日夜奋战，用各种办法，甚至用身体，防止河堤溃塌。此时，共同体（如“村”中）其他成员给这些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小伙子们，做最好吃的，做足足的高能量的食物送到小伙子们手上……。道理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小伙子们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付出太大了，甚至有付出生命的可能。
公共自然资源在公共体内人均分配的问题是个大课题。详见另外一书我对“井田制”问题的细说。
第十二章：绝不能用 Sandel 的毒论来满足今日的公众性理论饥渴
Sandel 教授，你看，以你鼓吹的“公共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为名，历史上造成的“大恶”有多少？数都数不过来的。
在对 Sandel 教授的“公共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进行大批判的最后，我想再提醒 Sandel 教授注意一个历史现象：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他是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为什么他在 1933 年因鼓吹“公共利益为上”而赢得了那么多选票而当上德国总理？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德国民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弥漫着一种情绪：无望与无助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鼓吹“公共利益为上”，“国家利益为上而抛弃个人利益”，会有极大的卖点：而一大批民众也会期待鼓吹此论的政治强人、政治狂人上台，以领导他们走出“无望感”。
另外有一种公共情绪，也会使一批民众拥抱“公共利益为上”、“国家利益为上”、“极端的爱国主义”、“排外主义”这些论调。这种公共情绪，就是“公共性焦虑与不安”。这种情绪，或由于国内原因、［1］或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而另有用心的政客往往会宣传强化这些原因，他们惯用的一招，是把国内问题转嫁到某外国头上，宣传国内的这些问题皆是某外国造成的，制造一个本国国内的公敌，调动国人的仇恨心里。A 国政客把国内矛盾转嫁到 B 国身上，B 国则“回敬之”而把本身问题说成是 A 国给弄的……。
因此，廉价狭隘的爱国主义［2］成了政客们最容易动用的利器，也成了政治无赖的避护所。“那个国、那个国际集团太坏了，团结起来对付它！”形成了一个团伙性舆论，从众效应-->从众效应滚大-->民粹主义崛起（狭隘爱国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呼唤政治强人出来领导大家，打退敌国对我们的威胁，为国家民族杀出一条光明之路……政治强人举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道：“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抛弃个人私利，团结一致跟我来……”。
• 总结一下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内原因”：贫富悬殊过大；贪官横行；失业率太高；自已烂印钞票搜刮百姓财产而导致通货膨胀；宫廷权力因转移、分配而内斗；决策失误导致民众不满；特权横行激起众怨；社会不公平，等等。
当然，并不是说，某国一下子上述问题全具备，可能只有一项或几项。
• 爱国，很好。我深爱自己的国家。但，我不能以剥夺公民的个体权益而大搞爱国；不能煽动民众仇恨别国而表示爱国；不能打击，那些“为了祖国母亲更健康而指出祖国母亲的某些病、并给出药方”的人，来显示爱国；不能不允许别国的人也爱他自己的国家……。违背这些，都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祖国儿女看到祖国母亲有病、指出来，并给出灵丹妙药，以使祖国母亲更健康，是真爱国，而那些故意掩盖祖国母亲病症者，是害国。还有，各国爱国的方式不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认为，“与政府持不同政见是最大的爱国”。因为，这样可监督当权者，防止濫权。有的国家整好相反，象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类独裁者当权的国家，你只有给当权者歌功颂德，才算是爱国。
上面我描述的，是非常典型的借助国内“公众的某种不满情绪”，来鼓吹“为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个人私利”。从而导致民粹民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政治强人的模式。现实中，一些国家的模式可能不那么典型，但，大道理是相似的。
上段文字中，我用了“公众的某种不满情绪”这个笼统说法——“公众对现状不满情绪”，包括了前面我说的“无望感、绝望感、无助感；各种焦虑及不安情绪”，等。这种“不满情绪”，不但，正在一些国家的底层漫延，而且也在社会中层（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中滋长。而这种“公众对现状不满情绪”，正是培养民粹主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强人的温床。
日益增量的“公众对现状不满情绪”，也是一个市场，是所谓“公共善，公共利益为上而个人利益应该让位”论的一个思想市场。Sandel 教授很有“思想、理论市场”意识，他描准了这个思想上饥渴的市场，四处推销他的理论。
群众的不满情绪所蕴育成的愤怒，是需要“出气的”，向谁出这口气？Samdel 给出了出气的目标：精英份子。
我还看到另外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选中的出气目标是：富人。
我要提出警告的是，把出气目标对准精英份子和富人，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甚至可以说隐藏着大祸和大恶。这些知识份子看似“口吐莲花”，实则，其效果可能是“口射毒箭”。我为何如此放言呢？有人或问：难道你是一个不喜欢“公共利益”的人，难道你是一个偏爱“民粹主义”的人？我的回答非常干脆：我特喜欢“公共利益”，但我喜欢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益前提下的公共利益；我特不喜欢“民粹主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但我维护他们有宣扬这种主义的权利。我做的事业，在某种大概念上讲，就属于做“公共善--公共利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民粹主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受害者。［1］可是，我们绝不能走向“因力主自已的观点而侵犯不同观点者合法权益”的极端。［1］
我为什么说“鼓吹‘把矛头对向精英人士，把矛头对向富人’，会可能酿成‘大恶’呢”？因为，（一）我的人生经历和我对历史的研究，使我深刻认识到，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出发点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精英人士和富人，反而可能掀起更厉害的民粹主义浪潮。因为，把矛头对准精英人士和富人，可把讨厌他们的大众凝集起来，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形成群众暴力。(二) 我知道群众暴力 (或曰公众暴力，或曰多数公民暴力) 的可怕，它如同洪水猛兽，把一个个被群众认定为"精英"和富人的无辜人迫害得家破人亡。甚至连"富人"的婴儿也惨遭杀害。(三) 把仇恨物件瞄准精英和富人，这些公众中的少数，很容易煽动起社会上"愤怒人群"的仇恨情绪，催生出"民粹主义"(包括狭义的爱国主义) 从而引起"群众愤怒性冲动"。别忘了，希特勒，波尔布特这些民粹主义的头子，正是利用了 "群众暴力"来进行屠杀的。还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暴力"把原来很多的革命者 (如丹东等) 推上了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后，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群众暴力->专制->群众暴力->专制的回圈。着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怪圈。以反对富人及精英特权为号召，利用"贫富悬殊"引发的群众不满->掀起群众爆动->群众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新的"精英特权和富人政权"。而后又循环往复。。。至今，有些国家仍未走出这个“怪圈”。上面这一章我要说的是，如果用 Sandel 教授给出的毒论及其它错论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可能会越弄越烂，怎么办？且听下章分解
• 我一贯认为，民粹主义观点应享有“表达权”，只是民粹主义者本应和平地表达他们的主张而不应侵犯不同主张者的权益。反之也对，即，不喜欢主张民粹主义的人也不应剥夺这种主张者的表达权。权利的位阶，应高于“观点不同”的位阶。我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第十二章：绝不能用 Sandel 的毒论来满足今日的公众性理论饥渴
Sandel 教授，你看，以你鼓吹的“公共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为名，历史上造成的“大恶”有多少？数都数不过来的。
在对 Sandel 教授的“公共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进行大批判的最后，我想再提醒 Sandel 教授注意一个历史现象：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他是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为什么他在 1933 年因鼓吹“公共利益为上”而赢得了那么多选票而当上德国总理？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德国民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弥漫着一种情绪：无望与无助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鼓吹“公共利益为上”，“国家利益为上而抛弃个人利益”，会有极大的卖点：而一大批民众也会期待鼓吹此论的政治强人、政治狂人上台，以领导他们走出“无望感”。
另外有一种公共情绪，也会使一批民众拥抱“公共利益为上”、“国家利益为上”、“极端的爱国主义”、“排外主义”这些论调。这种公共情绪，就是“公共性焦虑与不安”。这种情绪，或由于国内原因、［1］或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而另有用心的政客往往会宣传强化这些原因，他们惯用的一招，是把国内问题转嫁到某外国头上，宣传国内的这些问题皆是某外国造成的，制造一个本国国内的公敌，调动国人的仇恨心里。A 国政客把国内矛盾转嫁到 B 国身上，B 国则“回敬之”而把本身问题说成是 A 国给弄的……。
因此，廉价狭隘的爱国主义［2］成了政客们最容易动用的利器，也成了政治无赖的避护所。“那个国、那个国际集团太坏了，团结起来对付它！”形成了一个团伙性舆论，从众效应-->从众效应滚大-->民粹主义崛起（狭隘爱国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呼唤政治强人出来领导大家，打退敌国对我们的威胁，为国家民族杀出一条光明之路……政治强人举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道：“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抛弃个人私利，团结一致跟我来……”。
• 总结一下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内原因”：贫富悬殊过大；贪官横行；失业率太高；自已烂印钞票搜刮百姓财产而导致通货膨胀；宫廷权力因转移、分配而内斗；决策失误导致民众不满；特权横行激起众怨；社会不公平，等等。
当然，并不是说，某国一下子上述问题全具备，可能只有一项或几项。
• 爱国，很好。我深爱自己的国家。但，我不能以剥夺公民的个体权益而大搞爱国；不能煽动民众仇恨别国而表示爱国；不能打击，那些“为了祖国母亲更健康而指出祖国母亲的某些病、并给出药方”的人，来显示爱国；不能不允许别国的人也爱他自己的国家……。违背这些，都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祖国儿女看到祖国母亲有病、指出来，并给出灵丹妙药，以使祖国母亲更健康，是真爱国，而那些故意掩盖祖国母亲病症者，是害国。还有，各国爱国的方式不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认为，“与政府持不同政见是最大的爱国”。因为，这样可监督当权者，防止濫权。有的国家整好相反，象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类独裁者当权的国家，你只有给当权者歌功颂德，才算是爱国。
上面我描述的，是非常典型的借助国内“公众的某种不满情绪”，来鼓吹“为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个人私利”。从而导致民粹民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政治强人的模式。现实中，一些国家的模式可能不那么典型，但，大道理是相似的。
上段文字中，我用了“公众的某种不满情绪”这个笼统说法——“公众对现状不满情绪”，包括了前面我说的“无望感、绝望感、无助感；各种焦虑及不安情绪”，等。这种“不满情绪”，不但，正在一些国家的底层漫延，而且也在社会中层（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中滋长。而这种“公众对现状不满情绪”，正是培养民粹主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强人的温床。
日益增量的“公众对现状不满情绪”，也是一个市场，是所谓“公共善，公共利益为上而个人利益应该让位”论的一个思想市场。Sandel 教授很有“思想、理论市场”意识，他描准了这个思想上饥渴的市场，四处推销他的理论。
群众的不满情绪所蕴育成的愤怒，是需要“出气的”，向谁出这口气？Samdel 给出了出气的目标：精英份子。
我还看到另外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选中的出气目标是：富人。
我要提出警告的是，把出气目标对准精英份子和富人，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甚至可以说隐藏着大祸和大恶。这些知识份子看似“口吐莲花”，实则，其效果可能是“口射毒箭”。我为何如此放言呢？有人或问：难道你是一个不喜欢“公共利益”的人，难道你是一个偏爱“民粹主义”的人？我的回答非常干脆：我特喜欢“公共利益”，但我喜欢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益前提下的公共利益；我特不喜欢“民粹主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但我维护他们有宣扬这种主义的权利。我做的事业，在某种大概念上讲，就属于做“公共善--公共利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民粹主义（包括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受害者。［1］可是，我们绝不能走向“因力主自已的观点而侵犯不同观点者合法权益”的极端。［1］
我为什么说“鼓吹‘把矛头对向精英人士，把矛头对向富人’，会可能酿成‘大恶’呢”？因为，（一）我的人生经历和我对历史的研究，使我深刻认识到，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出发点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精英人士和富人，反而可能掀起更厉害的民粹主义浪潮。因为，把矛头对准精英人士和富人，可把讨厌他们的大众凝集起来，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形成群众暴力。(二) 我知道群众暴力 (或曰公众暴力，或曰多数公民暴力) 的可怕，它如同洪水猛兽，把一个个被群众认定为"精英"和富人的无辜人迫害得家破人亡。甚至连"富人"的婴儿也惨遭杀害。(三) 把仇恨物件瞄准精英和富人，这些公众中的少数，很容易煽动起社会上"愤怒人群"的仇恨情绪，催生出"民粹主义"(包括狭义的爱国主义) 从而引起"群众愤怒性冲动"。别忘了，希特勒，波尔布特这些民粹主义的头子，正是利用了 "群众暴力"来进行屠杀的。还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暴力"把原来很多的革命者 (如丹东等) 推上了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后，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群众暴力->专制->群众暴力->专制的回圈。着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怪圈。以反对富人及精英特权为号召，利用"贫富悬殊"引发的群众不满->掀起群众爆动->群众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新的"精英特权和富人政权"。而后又循环往复。。。至今，有些国家仍未走出这个“怪圈”。上面这一章我要说的是，如果用 Sandel 教授给出的毒论及其它错论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可能会越弄越烂，怎么办？且听下章分解
• 我一贯认为，民粹主义观点应享有“表达权”，只是民粹主义者本应和平地表达他们的主张而不应侵犯不同主张者的权益。反之也对，即，不喜欢主张民粹主义的人也不应剥夺这种主张者的表达权。权利的位阶，应高于“观点不同”的位阶。我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第十一章：Sandel 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自由和权利”
这一大恶论的同伙，在历史上导演的另一大罪恶篇章。下面我再举一个真实事例，说明“以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这一 Sandel 教授四处鼓吹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理论，是一个大恶理论。此论，象病毒一样，曾流行过多次。此论的早先信奉者（一批法官们），曾把大批无辜者强迫推上手术台，进行阉割，写就了近代人类历史另一个罪恶篇章。也就是说，其实 Sandel 教授的此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这种“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论调，早在人类历史上曾被反复提倡过、实践过的破烂级理论。他竟捡来，把破烂儿当成了宝，我真感到有些奇怪。给此大恶提供生物学根据的，则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强者胜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达尔文此论，与“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的政治哲学、法哲学理论，形成配合，掀起恶浪。
此事，距今并不遥远。源于达尔文 1871 年在其《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1］而由他明确提倡的“人类不断进化论”——实际上，就是“人种在不断地进行优化自身”的理论。达尔文的这一理论，激起了后来“达尔文进化教的教徒们”对改良、优化人类这个物种的极大热情。就象达尔文所讲的，既然农牧学家可以通过选育优化家畜的品种，人类当然也可以通过选育来优化自己这个品种。热情最高的，当属“达尔文进化教”教主达尔文的正宗真传、达尔文的表弟 Francis Galton 这位学者。Francis Galton 及一帮“优化人种”的“达尔文教”信奉者，不但坚信“白种人比其他有色人种更为优化”，而且也认为白种人自身也在不断向前进化。那些更为进化的白人，应该多加生育而在进化的跑道上向前狂奔，甚至后退的白人应该为了“白种人的公共利益”而牺牲掉自己的生育权，以使白种人得到“优化”。在这帮“达尔文进化教”狂热教徒的不断鼓吹下和推动下，20 世纪初美国率先发起了一场国家级优生绝育运动。在当时被认为弱智的人 (抑郁症患者，流浪汉，精神分裂症患者，叛逆青年) 某些法官则捡起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这个政治哲学理论武器，立法而“强制性对弱智者进行绝育”的罪恶闸门。随后，美国最高法院在 1927 年，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支持对“弱智”人群进行绝育。于是，一批批被“法官判定为"弱智的无辜”，者被强制性地推上手术台，被做了绝育手术，被剥夺了生儿育女的基本权利。
1. 我说过，达尔文进化论从其“出生”，就是地地道道地为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大恶理论。这一点，可能很多人，特别是白人们，不能接受。不可接受我论者，请参见《人类起源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关于“战争（指军事侵略别的民族、别的国家）促进人类进化”的荒唐之论。
达尔文在該本书中，给出了理论框架，其追随者进一步论证而给出的理论是：
（一）智力更高的社群发明了新式攻防武器;
（二）可有效地攻占“落后社群”，甚至灭绝之;
（三）通过战争，该社群的协作能力、英勇度，智力等可得到进化；
（四）这种智力的强势社群的地盘会越来越大；
（五）高智力、强势社群的“高能力”（可通过已有的优良
基因组合的“自我催化”）通过不断的侵略战争而不断进化，会越来越高；
（六）不断进化的上述先进社群地盘会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落后社群一个一个灭绝。具有高贵基因而不断扩张的优等社群使整个人类物种得到进化，优化……。以上，就是达尔文的“‘战争’促进人类进化论”的核心理论。括号（）内的内容（即“关于优秀基因组合有自我催化”而不断加强中的基因论），是后世达尔文殖民主义理论信奉者及“达尔文进化教”的教徒们，用基因学说来证实达尔文谬论所作的“科学解说”。大家看看，达尔文的这一套不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动具有先进武器的族群及国家去侵犯弱小民族及国家吗？为什么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狂人那么迷恋达尔文进化论，根源在此。说明：我从生物科学的角度上，连根拔除达尔文的各种进化论的科学根基之论述，见我另外专著。
美国白种人这么一搞“优化”，欧洲白种人国家也急眼了：“我们若不跟进‘优化’，不就成了‘落后民族’了吗？”于是，不少国家也立法跟进，开始上演阉割“弱智”人的荒誕剧。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自 1907 年第一部节育法诞生至 1935 年美国联邦有 18 个州所订的“优生法”，使几万人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在欧洲，瑞典绝育了 6 万多人；德国干得最邪乎，阉割了几十万人……。理由就是“弱智”。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理论根据，就是 Sandel 教授今日鼓吹的，早就象病毒一样在历史上一次一次流行过、又被一次一次抛弃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论。
在北美和西欧忙于在生物学基因上“优化”自己的人种时，大山的另一侧——前苏联，却对这种生理基因的“优化人种”不感兴趣。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基因选育和优化：对“政治基因”进行选择和优化。理由，也是为了人民的“公共利益”。斯大林想优化的“政治基因”，是“苏维埃基因”。他要使此基因得到优化与传承。他想了很多办法，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训练他的下属“要乖乖听他的话，要无限效忠他，要天天学习领会吃透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以使斯大林缔造的“苏维埃基因”代代优化，代代相传，从而造就政治基因优化的“苏维埃种族”。组织上，他则把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的傢伙们清洗掉，要“选贤与能”地培养、提拔那些会溜须拍马，精通歌功颂德之术、自愿出卖灵魂和良知的具有优化的“苏维埃基因”的接班人……。这种主观的、不合理性的作法，其结果，就是下属干部们“假话成风，张口就来，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最后，“选贤与能”地，造就了一些象赫鲁晓夫这种非常善于伪装的接班人。以后发生的事，人人皆知了：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打成了魔鬼［1］这些，当然是培养他的斯大林始料未及的。然而，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横加迫害。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悟出斯大林这类专制者为什么对“优化人种基因”不感兴趣了。因为，在他的下意识里。具有“优化生理基因”的人，会威胁他的权力、会威胁执政集团的统治地位。他恨不得人们越弱智越好。因为，人越“弱智”，越有利于他和执政集体的专制统治。他要的，是具有“优化政治基因”的种群，以使他建构的“苏维埃先进制度”永传万世。
我们看到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优化人种”，具有两点相同：（一）不论是从“优化生理基因”入手，而优化自己的人种，还是从“优化政治基因”入手而优化自己的人种，都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以失败告终；（二）他们所依靠的理论基础，都是“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
1. 有一个小故事，耐心寻味。一次赫鲁晓夫在一个千人大会上做
报告，细数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做报告时，有些听众写条子，传给赫鲁晓夫，问他一些问题，赫在报告后，一一查看这些条子。有一个条子，他很喜欢。他当众念了这个条子：“赫鲁晓夫同志，你今天说的这些，怎么之前你不当着斯大林的面讲呢？”（大意）。赫高声宣告：“请写此条子的同志站起来，我保证不追究你，我当着千人的面，作出保证……”。他说了好几遍，无人起立。赫笑着说：“这位同志，我再保证你平安无事，你都不敢站出来。如果以前我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出一个‘不’字，我早就被宰了，哪还有今天说这些话的机会……。”（大意）。不过，在赫鲁晓夫时代，他的手下也无人敢跟他说真话。最后，他的下场也不妙。问题在于，如果专制制度不改，人们永远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说实话。前苏联公民私底下挖苦《真理报》和《消息报》（两报，皆为当时官方喉舌），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最终，前苏联以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十一章：Sandel 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自由和权利”
这一大恶论的同伙，在历史上导演的另一大罪恶篇章。下面我再举一个真实事例，说明“以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这一 Sandel 教授四处鼓吹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理论，是一个大恶理论。此论，象病毒一样，曾流行过多次。此论的早先信奉者（一批法官们），曾把大批无辜者强迫推上手术台，进行阉割，写就了近代人类历史另一个罪恶篇章。也就是说，其实 Sandel 教授的此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这种“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论调，早在人类历史上曾被反复提倡过、实践过的破烂级理论。他竟捡来，把破烂儿当成了宝，我真感到有些奇怪。给此大恶提供生物学根据的，则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强者胜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达尔文此论，与“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的政治哲学、法哲学理论，形成配合，掀起恶浪。
此事，距今并不遥远。源于达尔文 1871 年在其《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1］而由他明确提倡的“人类不断进化论”——实际上，就是“人种在不断地进行优化自身”的理论。达尔文的这一理论，激起了后来“达尔文进化教的教徒们”对改良、优化人类这个物种的极大热情。就象达尔文所讲的，既然农牧学家可以通过选育优化家畜的品种，人类当然也可以通过选育来优化自己这个品种。热情最高的，当属“达尔文进化教”教主达尔文的正宗真传、达尔文的表弟 Francis Galton 这位学者。Francis Galton 及一帮“优化人种”的“达尔文教”信奉者，不但坚信“白种人比其他有色人种更为优化”，而且也认为白种人自身也在不断向前进化。那些更为进化的白人，应该多加生育而在进化的跑道上向前狂奔，甚至后退的白人应该为了“白种人的公共利益”而牺牲掉自己的生育权，以使白种人得到“优化”。在这帮“达尔文进化教”狂热教徒的不断鼓吹下和推动下，20 世纪初美国率先发起了一场国家级优生绝育运动。在当时被认为弱智的人 (抑郁症患者，流浪汉，精神分裂症患者，叛逆青年) 某些法官则捡起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这个政治哲学理论武器，立法而“强制性对弱智者进行绝育”的罪恶闸门。随后，美国最高法院在 1927 年，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支持对“弱智”人群进行绝育。于是，一批批被“法官判定为"弱智的无辜”，者被强制性地推上手术台，被做了绝育手术，被剥夺了生儿育女的基本权利。
1. 我说过，达尔文进化论从其“出生”，就是地地道道地为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大恶理论。这一点，可能很多人，特别是白人们，不能接受。不可接受我论者，请参见《人类起源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关于“战争（指军事侵略别的民族、别的国家）促进人类进化”的荒唐之论。
达尔文在該本书中，给出了理论框架，其追随者进一步论证而给出的理论是：
（一）智力更高的社群发明了新式攻防武器;
（二）可有效地攻占“落后社群”，甚至灭绝之;
（三）通过战争，该社群的协作能力、英勇度，智力等可得到进化；
（四）这种智力的强势社群的地盘会越来越大；
（五）高智力、强势社群的“高能力”（可通过已有的优良
基因组合的“自我催化”）通过不断的侵略战争而不断进化，会越来越高；
（六）不断进化的上述先进社群地盘会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落后社群一个一个灭绝。具有高贵基因而不断扩张的优等社群使整个人类物种得到进化，优化……。以上，就是达尔文的“‘战争’促进人类进化论”的核心理论。括号（）内的内容（即“关于优秀基因组合有自我催化”而不断加强中的基因论），是后世达尔文殖民主义理论信奉者及“达尔文进化教”的教徒们，用基因学说来证实达尔文谬论所作的“科学解说”。大家看看，达尔文的这一套不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动具有先进武器的族群及国家去侵犯弱小民族及国家吗？为什么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狂人那么迷恋达尔文进化论，根源在此。说明：我从生物科学的角度上，连根拔除达尔文的各种进化论的科学根基之论述，见我另外专著。
美国白种人这么一搞“优化”，欧洲白种人国家也急眼了：“我们若不跟进‘优化’，不就成了‘落后民族’了吗？”于是，不少国家也立法跟进，开始上演阉割“弱智”人的荒誕剧。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自 1907 年第一部节育法诞生至 1935 年美国联邦有 18 个州所订的“优生法”，使几万人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在欧洲，瑞典绝育了 6 万多人；德国干得最邪乎，阉割了几十万人……。理由就是“弱智”。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理论根据，就是 Sandel 教授今日鼓吹的，早就象病毒一样在历史上一次一次流行过、又被一次一次抛弃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论。
在北美和西欧忙于在生物学基因上“优化”自己的人种时，大山的另一侧——前苏联，却对这种生理基因的“优化人种”不感兴趣。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基因选育和优化：对“政治基因”进行选择和优化。理由，也是为了人民的“公共利益”。斯大林想优化的“政治基因”，是“苏维埃基因”。他要使此基因得到优化与传承。他想了很多办法，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训练他的下属“要乖乖听他的话，要无限效忠他，要天天学习领会吃透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以使斯大林缔造的“苏维埃基因”代代优化，代代相传，从而造就政治基因优化的“苏维埃种族”。组织上，他则把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的傢伙们清洗掉，要“选贤与能”地培养、提拔那些会溜须拍马，精通歌功颂德之术、自愿出卖灵魂和良知的具有优化的“苏维埃基因”的接班人……。这种主观的、不合理性的作法，其结果，就是下属干部们“假话成风，张口就来，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最后，“选贤与能”地，造就了一些象赫鲁晓夫这种非常善于伪装的接班人。以后发生的事，人人皆知了：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打成了魔鬼［1］这些，当然是培养他的斯大林始料未及的。然而，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横加迫害。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悟出斯大林这类专制者为什么对“优化人种基因”不感兴趣了。因为，在他的下意识里。具有“优化生理基因”的人，会威胁他的权力、会威胁执政集团的统治地位。他恨不得人们越弱智越好。因为，人越“弱智”，越有利于他和执政集体的专制统治。他要的，是具有“优化政治基因”的种群，以使他建构的“苏维埃先进制度”永传万世。
我们看到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优化人种”，具有两点相同：（一）不论是从“优化生理基因”入手，而优化自己的人种，还是从“优化政治基因”入手而优化自己的人种，都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以失败告终；（二）他们所依靠的理论基础，都是“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权利”。
1. 有一个小故事，耐心寻味。一次赫鲁晓夫在一个千人大会上做
报告，细数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做报告时，有些听众写条子，传给赫鲁晓夫，问他一些问题，赫在报告后，一一查看这些条子。有一个条子，他很喜欢。他当众念了这个条子：“赫鲁晓夫同志，你今天说的这些，怎么之前你不当着斯大林的面讲呢？”（大意）。赫高声宣告：“请写此条子的同志站起来，我保证不追究你，我当着千人的面，作出保证……”。他说了好几遍，无人起立。赫笑着说：“这位同志，我再保证你平安无事，你都不敢站出来。如果以前我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出一个‘不’字，我早就被宰了，哪还有今天说这些话的机会……。”（大意）。不过，在赫鲁晓夫时代，他的手下也无人敢跟他说真话。最后，他的下场也不妙。问题在于，如果专制制度不改，人们永远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说实话。前苏联公民私底下挖苦《真理报》和《消息报》（两报，皆为当时官方喉舌），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最终，前苏联以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五）
另外，我说过，拈阄（抽签）原则，包括了“正机会与负机会，正权利与负权利”这两个方面。俗曰：在倒霉上，每个公民的机会与“负权利”，也是人人均等的。上面这一“虚构故事”，在“公民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我们把大船上留下的 21 个男士视为一个“小共同体”，可以理解成“在平时（即，不存在群体整体性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公民个体权利应得到优先的保护”。或者说，“绝不允许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用多数民主表决的方式（即用多数公民暴力的方式），来侵犯、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如此说法，应该更为好懂、更为准确。就是说，《圣经》《易经》中，设立国家元首，以及以国家元首为“法人”的国家机器（政府），在平时，乃以维护每个公民合法的个体权益为主要职责。
举个更好懂的例子，来说明，在平时，政府（国家机器）主要职责在于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体权益、在于保护弱者。这个例子的情况是，一个孤儿寡母家，人口就这两人；邻居，是一个“十二口人之家” ——除老父母外，还有 10 个强壮兄弟。依照中国安徽省小岗村“人均分地的‘井田制’原理”，这孤儿寡母家分有 10 亩田（每人 5 亩）；邻居分得 60 亩田（每人 5 亩，共 12 口人）。两家住的相邻，耕地也相邻——耕地全靠近山上的同一口清泉来灌溉。依“井田制”原则，泉水应依照田地亩数平均分配。孤儿寡母家中，有很多宝贝和黄金，这是祖先省吃俭用传下来的，而邻居十个壮小伙之家，喜欢过“月光族”的日子，家无钱储，对孤儿寡母家的金银财宝垂涎三尺。十个强壮兄弟，也有独霸山泉的可能。
书稿 47 页和 48 页
请问 Sandel 教授及各位独立思考者：上述两家，相对而言，哪一家更需要政府（公权力执行者）的保护？或者问：政府（公权力执行者）的设置目的之一，是为了保障象孤儿寡母这样的弱者的公民权益，还是为了维护十个强壮兄第之家的公民权益？——虽说两家的公民权益都要得到政府的保障，但，换一种问法、问题更为清晰：在政府缺位时，上述两家，哪一家的公民权益更可能受到侵犯？我想，大家都会心中有数。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五）
另外，我说过，拈阄（抽签）原则，包括了“正机会与负机会，正权利与负权利”这两个方面。俗曰：在倒霉上，每个公民的机会与“负权利”，也是人人均等的。上面这一“虚构故事”，在“公民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我们把大船上留下的 21 个男士视为一个“小共同体”，可以理解成“在平时（即，不存在群体整体性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公民个体权利应得到优先的保护”。或者说，“绝不允许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用多数民主表决的方式（即用多数公民暴力的方式），来侵犯、剥夺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如此说法，应该更为好懂、更为准确。就是说，《圣经》《易经》中，设立国家元首，以及以国家元首为“法人”的国家机器（政府），在平时，乃以维护每个公民合法的个体权益为主要职责。
举个更好懂的例子，来说明，在平时，政府（国家机器）主要职责在于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体权益、在于保护弱者。这个例子的情况是，一个孤儿寡母家，人口就这两人；邻居，是一个“十二口人之家” ——除老父母外，还有 10 个强壮兄弟。依照中国安徽省小岗村“人均分地的‘井田制’原理”，这孤儿寡母家分有 10 亩田（每人 5 亩）；邻居分得 60 亩田（每人 5 亩，共 12 口人）。两家住的相邻，耕地也相邻——耕地全靠近山上的同一口清泉来灌溉。依“井田制”原则，泉水应依照田地亩数平均分配。孤儿寡母家中，有很多宝贝和黄金，这是祖先省吃俭用传下来的，而邻居十个壮小伙之家，喜欢过“月光族”的日子，家无钱储，对孤儿寡母家的金银财宝垂涎三尺。十个强壮兄弟，也有独霸山泉的可能。
书稿 47 页和 48 页
请问 Sandel 教授及各位独立思考者：上述两家，相对而言，哪一家更需要政府（公权力执行者）的保护？或者问：政府（公权力执行者）的设置目的之一，是为了保障象孤儿寡母这样的弱者的公民权益，还是为了维护十个强壮兄第之家的公民权益？——虽说两家的公民权益都要得到政府的保障，但，换一种问法、问题更为清晰：在政府缺位时，上述两家，哪一家的公民权益更可能受到侵犯？我想，大家都会心中有数。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四）
我要问的是，上述“大副的命令”，各国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但他为什么有权如此下令？
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应知道；这是自然法则，人人必须恪守的一个自然法则。即，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先保障儿童及妇女的生命。因为，儿童及妇女代表着共同体的未来与延续的希望。是的，如果我们把《泰达尼克》号航船上的所有乘客、视为一个“共同体”，保住了船上的儿童与妇女的生命，就留下了这个“共同体”的未来与生命的延续。在面临共同体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男人必须做出牺牲。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时，中华大地上演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的悲壮一章。留下妇女与儿童，保住中华儿女的血脉与未来，这个道理，与泰达尼克号航船“只有儿童与妇女可以登上救生艇”的道理，虽不尽相同，但有相似之处。
若用“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来审视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说，以上，体现了“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优先而个体利益靠后”。
请大家注意了：下面，我虚拟一个故事：《秦达尼克》号上面事实的虚构续篇。
• 我们看到：汉字“獨”字，从犬（犬，国家元首为犬、为狗，它是国家元首的畜称）“蜀”声。蜀，是女性长老公民院的一个符号。就是说女性长老公民院验收“国家元首（犬）确认了这个子法律能够‘保障每个个体公民的权益可达到最大化’之后而同意执行的一个子法律”，认为这个子法律的确可以实现每个个体公民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女性长老公民院才可批准，授权这个子法律。故，犬与蜀相合成獨。详见《汉字密码全破解》如果船上的儿童和妇女都登上了救生艇之后，还有 101 位男士，而只剩下一只救生方舟——上面，最大载量是 100 人，多一个人就有翻舟的大危险。方舟一翻，虽不至于全死而整体性灭亡，但，因为水的冰冷，肯定会死人不少。此时，船上那现有的 101 位男士，必须牺牲掉一人，怎么办？情况是，有一位身强力壮的 A 先生，他是一个群体的头，有二十个兄弟跟他一同上了“泰达尼克”号，想到北美找工作。另有一个 B 先生，他在旅途中性格孤僻，不讨大家喜欢。此时，A 先生振臂一呼：“男士们，我们用民主投票的办法，举手表决，把 B 先生留在《泰达尼克》上，其余都上救生方舟，好不好”。一下子，100 个男士都举了手，只有 B 先生表示反对。接着，100 位男生上了救生方舟逃生了，把 B 抛下了。B，孤身一个，［1］只能等死。请问 Sandel 教授及诸位读者，上面作法，合乎法理吗？这可是民主表决的结果，也是符合 Sandel 鼓吹的“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因为，B 一个人，拯救了 100 个共同体成员……我的看法是，这种 A 倡导的“民主”，就是典型的多数公民暴力行为，他们非法剥夺了 B 先生的生命。如若《泰达尼克》号轮船上，设有《易经》《圣经》中“国家元首”这样的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机制，他就有权否决那 100％个公民的民主投票结果。那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正确的作法（合乎自然法则的作法）是：用最原始的、底线性的符合自然法则的办法，是采用“拈阄方式”。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始的、合乎自然法则的作法：做阄者不能先拈阄，而是最后一个拈阄。待拈完阄之后，101 个人同时亮阄。那个拈中“倒霉阄”的人，只能留在大船上，其他人可上救生方舟。
• 其实，B 先生这种孤僻之人，是最需要宪法和法律保护的。面
对 A 先生有一个团伙的强势，B 先生只能由法律救济，此外，别无办法。
在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专制下，他们绝不允許公民享有政治性结社的权利与自由，以造成政治上每个公民的分散状况。分散，无力量，政治结社，可形成合力，可以形成“踢馆（挑战）的力量”。这样，这些专制头子，可用有组识的“合法的”力量，如党卫军、警察等，甚至只动用 10 个“官人”，就可以制服一万个公民，只要一个一个地分别制服。
还有一点，上面三个专制头子也很相同，他们都向民众宣称，“他们的统治方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是最佳的治理模式”。他们的作法，以中国以前的“武馆”作比喻，就是，有这么一个霸道的“武馆”，它在门口挂了一块匾“老子天下武功第一”。可是，若真有人来“踢馆（挑战）”它就派爪牙把这个“踢馆者”给秘密地杀了。别忘了，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但是，他却不允许他的政治对手“用同样的民主方式”向他挑战。以上这个“作阄权”与“分阄权”，权力二元分开的法理，就是《圣经》里的第一句:“起初，神（一元）创造天、地”。天、地，是二元。天、地，分别是男性长老公民院，与女性长老公民院。”《易经》《序卦传》里的第一句“有（“有”与“祐”[神]，音通、音近）天、地”，法理是相同的。——这是人类文明同源的铁证之一。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四）
我要问的是，上述“大副的命令”，各国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但他为什么有权如此下令？
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应知道；这是自然法则，人人必须恪守的一个自然法则。即，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先保障儿童及妇女的生命。因为，儿童及妇女代表着共同体的未来与延续的希望。是的，如果我们把《泰达尼克》号航船上的所有乘客、视为一个“共同体”，保住了船上的儿童与妇女的生命，就留下了这个“共同体”的未来与生命的延续。在面临共同体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男人必须做出牺牲。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时，中华大地上演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的悲壮一章。留下妇女与儿童，保住中华儿女的血脉与未来，这个道理，与泰达尼克号航船“只有儿童与妇女可以登上救生艇”的道理，虽不尽相同，但有相似之处。
若用“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来审视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说，以上，体现了“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优先而个体利益靠后”。
请大家注意了：下面，我虚拟一个故事：《秦达尼克》号上面事实的虚构续篇。
• 我们看到：汉字“獨”字，从犬（犬，国家元首为犬、为狗，它是国家元首的畜称）“蜀”声。蜀，是女性长老公民院的一个符号。就是说女性长老公民院验收“国家元首（犬）确认了这个子法律能够‘保障每个个体公民的权益可达到最大化’之后而同意执行的一个子法律”，认为这个子法律的确可以实现每个个体公民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女性长老公民院才可批准，授权这个子法律。故，犬与蜀相合成獨。详见《汉字密码全破解》如果船上的儿童和妇女都登上了救生艇之后，还有 101 位男士，而只剩下一只救生方舟——上面，最大载量是 100 人，多一个人就有翻舟的大危险。方舟一翻，虽不至于全死而整体性灭亡，但，因为水的冰冷，肯定会死人不少。此时，船上那现有的 101 位男士，必须牺牲掉一人，怎么办？情况是，有一位身强力壮的 A 先生，他是一个群体的头，有二十个兄弟跟他一同上了“泰达尼克”号，想到北美找工作。另有一个 B 先生，他在旅途中性格孤僻，不讨大家喜欢。此时，A 先生振臂一呼：“男士们，我们用民主投票的办法，举手表决，把 B 先生留在《泰达尼克》上，其余都上救生方舟，好不好”。一下子，100 个男士都举了手，只有 B 先生表示反对。接着，100 位男生上了救生方舟逃生了，把 B 抛下了。B，孤身一个，［1］只能等死。请问 Sandel 教授及诸位读者，上面作法，合乎法理吗？这可是民主表决的结果，也是符合 Sandel 鼓吹的“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因为，B 一个人，拯救了 100 个共同体成员……我的看法是，这种 A 倡导的“民主”，就是典型的多数公民暴力行为，他们非法剥夺了 B 先生的生命。如若《泰达尼克》号轮船上，设有《易经》《圣经》中“国家元首”这样的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机制，他就有权否决那 100％个公民的民主投票结果。那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正确的作法（合乎自然法则的作法）是：用最原始的、底线性的符合自然法则的办法，是采用“拈阄方式”。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始的、合乎自然法则的作法：做阄者不能先拈阄，而是最后一个拈阄。待拈完阄之后，101 个人同时亮阄。那个拈中“倒霉阄”的人，只能留在大船上，其他人可上救生方舟。
• 其实，B 先生这种孤僻之人，是最需要宪法和法律保护的。面
对 A 先生有一个团伙的强势，B 先生只能由法律救济，此外，别无办法。
在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专制下，他们绝不允許公民享有政治性结社的权利与自由，以造成政治上每个公民的分散状况。分散，无力量，政治结社，可形成合力，可以形成“踢馆（挑战）的力量”。这样，这些专制头子，可用有组识的“合法的”力量，如党卫军、警察等，甚至只动用 10 个“官人”，就可以制服一万个公民，只要一个一个地分别制服。
还有一点，上面三个专制头子也很相同，他们都向民众宣称，“他们的统治方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是最佳的治理模式”。他们的作法，以中国以前的“武馆”作比喻，就是，有这么一个霸道的“武馆”，它在门口挂了一块匾“老子天下武功第一”。可是，若真有人来“踢馆（挑战）”它就派爪牙把这个“踢馆者”给秘密地杀了。别忘了，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但是，他却不允许他的政治对手“用同样的民主方式”向他挑战。以上这个“作阄权”与“分阄权”，权力二元分开的法理，就是《圣经》里的第一句:“起初，神（一元）创造天、地”。天、地，是二元。天、地，分别是男性长老公民院，与女性长老公民院。”《易经》《序卦传》里的第一句“有（“有”与“祐”[神]，音通、音近）天、地”，法理是相同的。——这是人类文明同源的铁证之一。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三）
可是，何必呢？怎么也是一辈子。象我们，吃吃喝喝，跳跳舞，唱唱歌，快活一生，多好……”。世界上，多数国家每个月，或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在拉美，很多国家是，每周五发一次薪水。周五晚上，手拿工资，去吃、喝、玩、乐，花光拉倒。“钱没了，还可以去挣；可是，今晚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很多拉美人的生活。及时行乐，无忧无虑过一生，挺好。人家的人生观，如此。当然，并非所有的拉美人都这样。他们也有精英。我在此处说的是普通百姓。
• 特别说明：Sandel 教授强调了“运气（类似‘上帝’赐给你好运）”因素在造就精英人士中的作用。我要说明的是，如果是“好的运气”成了造就精英人士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就说明这个社会已存在“大病了”。就象英美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实施教育双轨制那样。所谓双轨制，指一方面，立法确保普及的教育（如上高中，甚至大学，一律公费，人人可享受）；另一方面，由市场机制趋动而许可建立“私立贵族精英学校”高学费，但自费。包括私立高学费自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甚至，象美国高地税住宅区、靠该区高地税支撑的“公立学校”（如洛杉矶的Arcadia）区，也成了贵族精英学校，因为，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买不起该学区的住宅。这类贵族精英学校（Sandel 教授正是从青少年时代因家庭优富，上的就是这类贵族精英学校）非常有钱→可以请得起高质量的超级教师，买得起昂贵设备，有钱组织学生搞各种活动……等，使那些贫民地区的公立学校，望尘莫及。这就导致了“起点”（机会）大不平等。人生“万米跑”、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些贵族精英学校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形成了“贵族圈子”而且，形成“精英联姻”，“近亲繁殖”，代际相传……，造就了“精英集团的固化”，阻碍了社会上下层的正常流动，遭到广大公众的不满。这是目前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Sandel 教授给出的什么“英应该谦虚论”，100％不靠谱。正确的方法，治本的办法，是应按“井田制原则”（详后），运用公权力使公共资源打平，使每个儿童（无论是山沟里的农夫家的孩子，还是国家元首的孩子们）所享受的师资、教育拨款等，完全人人均等。而且，要立法禁办各种类型的贵族学校。这种在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奋斗而成为的精英，人们会心服口服的。现实中，其实大多数人会选择平淡，悠闲而不那么玩命的生活。上述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教育体制，是消除“社会愤怒”，也是各国扶贫的根本良策（之一）。目前，北欧等一些国家（如芬兰等）施行的就是这种教育体制，比较好。Sandel 对这些常识，一无所知，令我惊讶。
我想说的意思是，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各有所好，无可厚非。我还想表达的一个重点是，精英人士，在何时何处，都是少数。他们喜欢奋斗，喜欢竞争，喜欢出人头地，喜欢“有成就感”，也挺好；只要是自愿选择的，只要是人人机会、权利均等的人生起跑线为同一的，他们的付出多些，所得多些，就不会遭人嫉妒。还有，社会需要精英人士。好医生。成为一名会防病治病的高手，是需要下苦功的。如，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今，通称律师、检察官、法官等），他们需要懂、记很多专业知识，熟悉之，运用之。《易经》时代，国家元首就是公民主人花钱聘雇的专业法律工作团队的总队长。与今日企业股东们（企业主人）花钱雇佣的律师团队的队长，作用相似。如，企业管理专家，天文学家，农学家，气象学家……等等。
以国家元首为首的社会精英，知道自己是少数，而最少的少数，是独自一人。因此，相对于哪些组织严谨，人数众多的团体而言，最需要法律保护的，是少数，而少数的少数，是孤独［1］的单个个体。
国家元首深知此理：绝不可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而剥夺公民个体的合法权益。
说到“孤独的个体公民最需要保护”这个法理。而多数平民，也知道这个法理。
• 古代，国家元首有时自称“孤”、“独”。道理（法理），详见我的专著《汉字密码全破解》。
上面，我说了，女性长老公民院（《坤》卦，为地，为母）做为“母亲”，为了使自己的每个儿女的个体利益达到最大化，才会生“子”（子，兼表男孩与女孩），才会最后批准一个新子法律（宪法的新子法律），才会宣布这个子法律正式生效。每个母亲都是这么考虑的，都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同样权力而进入女性长老公民院的机会又是完全均等的；那么，公民社会的每位“子（儿童）”，其一生个体利益就会得到同等的“最大化”了。当然；我说过了，这一点，也需要每位公民主人让渡出一小部分公民权从而形成公权力，来加以保障。［1］举“一个实际发生加上一个虚拟场景”的故事，来“说事儿”。Sandel 教授，你会用故事来引导说你的哲学大道理。我也学你一下，用如下“故事”，说个“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
《泰达尼克号》船撞上冰山往下沉没时，船的大副持枪维持秩序，只许儿童、妇女转移到有限的救生艇上，不准男士登艇，男士违者格杀勿论……。这些，大家都知道。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三）
可是，何必呢？怎么也是一辈子。象我们，吃吃喝喝，跳跳舞，唱唱歌，快活一生，多好……”。世界上，多数国家每个月，或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在拉美，很多国家是，每周五发一次薪水。周五晚上，手拿工资，去吃、喝、玩、乐，花光拉倒。“钱没了，还可以去挣；可是，今晚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很多拉美人的生活。及时行乐，无忧无虑过一生，挺好。人家的人生观，如此。当然，并非所有的拉美人都这样。他们也有精英。我在此处说的是普通百姓。
• 特别说明：Sandel 教授强调了“运气（类似‘上帝’赐给你好运）”因素在造就精英人士中的作用。我要说明的是，如果是“好的运气”成了造就精英人士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就说明这个社会已存在“大病了”。就象英美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实施教育双轨制那样。所谓双轨制，指一方面，立法确保普及的教育（如上高中，甚至大学，一律公费，人人可享受）；另一方面，由市场机制趋动而许可建立“私立贵族精英学校”高学费，但自费。包括私立高学费自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甚至，象美国高地税住宅区、靠该区高地税支撑的“公立学校”（如洛杉矶的Arcadia）区，也成了贵族精英学校，因为，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买不起该学区的住宅。这类贵族精英学校（Sandel 教授正是从青少年时代因家庭优富，上的就是这类贵族精英学校）非常有钱→可以请得起高质量的超级教师，买得起昂贵设备，有钱组织学生搞各种活动……等，使那些贫民地区的公立学校，望尘莫及。这就导致了“起点”（机会）大不平等。人生“万米跑”、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些贵族精英学校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形成了“贵族圈子”而且，形成“精英联姻”，“近亲繁殖”，代际相传……，造就了“精英集团的固化”，阻碍了社会上下层的正常流动，遭到广大公众的不满。这是目前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Sandel 教授给出的什么“英应该谦虚论”，100％不靠谱。正确的方法，治本的办法，是应按“井田制原则”（详后），运用公权力使公共资源打平，使每个儿童（无论是山沟里的农夫家的孩子，还是国家元首的孩子们）所享受的师资、教育拨款等，完全人人均等。而且，要立法禁办各种类型的贵族学校。这种在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奋斗而成为的精英，人们会心服口服的。现实中，其实大多数人会选择平淡，悠闲而不那么玩命的生活。上述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教育体制，是消除“社会愤怒”，也是各国扶贫的根本良策（之一）。目前，北欧等一些国家（如芬兰等）施行的就是这种教育体制，比较好。Sandel 对这些常识，一无所知，令我惊讶。
我想说的意思是，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各有所好，无可厚非。我还想表达的一个重点是，精英人士，在何时何处，都是少数。他们喜欢奋斗，喜欢竞争，喜欢出人头地，喜欢“有成就感”，也挺好；只要是自愿选择的，只要是人人机会、权利均等的人生起跑线为同一的，他们的付出多些，所得多些，就不会遭人嫉妒。还有，社会需要精英人士。好医生。成为一名会防病治病的高手，是需要下苦功的。如，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今，通称律师、检察官、法官等），他们需要懂、记很多专业知识，熟悉之，运用之。《易经》时代，国家元首就是公民主人花钱聘雇的专业法律工作团队的总队长。与今日企业股东们（企业主人）花钱雇佣的律师团队的队长，作用相似。如，企业管理专家，天文学家，农学家，气象学家……等等。
以国家元首为首的社会精英，知道自己是少数，而最少的少数，是独自一人。因此，相对于哪些组织严谨，人数众多的团体而言，最需要法律保护的，是少数，而少数的少数，是孤独［1］的单个个体。
国家元首深知此理：绝不可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而剥夺公民个体的合法权益。
说到“孤独的个体公民最需要保护”这个法理。而多数平民，也知道这个法理。
• 古代，国家元首有时自称“孤”、“独”。道理（法理），详见我的专著《汉字密码全破解》。
上面，我说了，女性长老公民院（《坤》卦，为地，为母）做为“母亲”，为了使自己的每个儿女的个体利益达到最大化，才会生“子”（子，兼表男孩与女孩），才会最后批准一个新子法律（宪法的新子法律），才会宣布这个子法律正式生效。每个母亲都是这么考虑的，都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同样权力而进入女性长老公民院的机会又是完全均等的；那么，公民社会的每位“子（儿童）”，其一生个体利益就会得到同等的“最大化”了。当然；我说过了，这一点，也需要每位公民主人让渡出一小部分公民权从而形成公权力，来加以保障。［1］举“一个实际发生加上一个虚拟场景”的故事，来“说事儿”。Sandel 教授，你会用故事来引导说你的哲学大道理。我也学你一下，用如下“故事”，说个“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
《泰达尼克号》船撞上冰山往下沉没时，船的大副持枪维持秩序，只许儿童、妇女转移到有限的救生艇上，不准男士登艇，男士违者格杀勿论……。这些，大家都知道。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二)
• 上面的簡圖我稱之為“《易經》憲法週期表”的簡圖。
請注意：“《易經》憲法週期表” ——我之所以稱之為“週期表”就是因為它有“無限週期性迴圈”的特性。
此特性是：憲法永遠不變（即法律的大原則，永世不變），但，具體法（如環保法等）是不斷隨時間變化而調整的。
• 前面我舉出的《易經》憲法中的《泰》及《否》這六畫卦，自下數第五畫（第五爻），就是國家元首的爻位，分別代表的《漸》和《損》兩卦。（見書後“《易經》憲法週期表”）。十二消息卦（主卦）裡的第五爻，都是國家元首的爻位——這個爻位，表示了國家元首在一個特定的法律修正案中與公民院之間的博弈規則。請注意，十二消息卦，是循環往復的，這代表了“公民個體利益——公共利益之間博弈的永無休止性。
不过，有些宪法大原则，是不变的。如，“从保护公民个体权利出发”这个基点，不会改变。以这次 COVID—19 疫情为例，一看到得了新冠病毒（COVID—19）的个体病人，先要给他治。这，纯粹是个“个人利益”的问题。接着，发现该病人的家人也得了同样的病，而高度怀疑此病有传染性，可立即限制这个家庭成员的公共活动。这单个家庭，对整体公民社会而言，也可归于“个案”之例。随后察觉，新冠肺炎在医院内有传播。这一下，就变成了社会性问题了，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了，那么就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果断性隔离措施。隔离等措施的施行，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确保每个个体公民的健康，（确保个体利益）。每位公民个体建康（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健康就成了无本之末，就成了泡影……。人们的认知，由个别→到一般→再回到个案，……。总是这么循环的。［1］每个婴儿认识世界，无一例外，都是从个案（个别）开始的。
我要说明、并提醒 Sandel 教授注意的是，从个案出发，就是“从公民个体利益”出发——这是基点，是“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基石。
前面，我说到在中央“平民集体利益代表的公民院与精英集团及个体利益代表的国家元首”之间的博弈问题。双方达成共识性协议，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结局，这样，不但保障了公民个体利益和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普通公民的利益（占社会的绝大多数）也得到了保障。然而，在上述双方充分博弈、各自给出了己方的意见的情况下，若国家元首（及其助理）经过详尽的论证，确定公民院的意见有“多数公民立法暴力之倾向，即，以公共利益为名而侵犯、剥夺了少数公民、哪怕这个少数公民是仅仅一个公民（最少的少数）的合法利益（权益），”那么，依宪法的赋权，国家元首有权否决（即不接受）公民院的意见（或曰决议）。使这个立法案归于无效。以此狙击多数公民可能出现的“多数公民立法暴力”，
［2］以确保那些处于弱小少数及弱小个体公民的合法权益。
补充一点，上面我说到一个概念：“普通公民集团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出发，以确保每个个体公民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易经》宪法周期表”中，体现这一概念的制度安排，是《周易》《坤》（女性长老公民院，为地，为母）对应十二地支“亥”，而“亥”的宪法表义是“亥而生子，《腹》从一起。”《腹》卦，对应“子”。
• 判例法，就是从个别判例出发，推及整个共同体（全社会）。因
此，判例法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不过，与“人类古宪法”相比，今天西方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存在大问题——此问题不在此讨论，我将另外开篇论之。
《圣经》《易经》人类古宪法，是案例法与成文法并用。
我将人类古宪法中从个案出发而订立的法律，称为案例处置指导法（case- handling model Law），而不称为判例法（case law）。详见另外的讨论。
• 在汉字中，国家元首的这个权力，为“禦”。详见我的专著《汉字密码全破解》。
说明一下，在任何社会，精英人士及精英人士集团，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将精英人士定义为“在机会与权利事先均等的前提下，那些经过积极的努力，无特别天赋（若有特别天赋当然更好）的公民成为行业的出类拔粹的人士” ［1］这是在人类古宪法时代产生出来的精英，与今日 Sandel 教授所指精英的产生机制，是不相同的。［1］还有一点我要说明，在任何社会，即使在人类古宪法时代“公民在生存、发展上的机会与权利人人完全均等（包括教育上每位儿童从小到大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师资教学设施、教育拨款等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制度下”，大多数公民都会自愿选择轻松，悠闲的生活方式而不愿成为“奋斗下的精英”。就象今天那些自知具有高智商的群体（所谓高智商“门萨俱乐部？”成员）理论上，他们通过积极的努力，成为精英、甚至成为顶尖精英的成功概率更高，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选择玩命奋斗一生的精英生活模式者，也不是很多。我考察过拉丁美洲公民社会，几位拉美人士对我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发财致富的人很多。他们住大房子，开豪华车把子女送到的好学校……。但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活得太累了，想不开。我们象你们中国人干得那么苦、那么累，也能发财。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二)
• 上面的簡圖我稱之為“《易經》憲法週期表”的簡圖。
請注意：“《易經》憲法週期表” ——我之所以稱之為“週期表”就是因為它有“無限週期性迴圈”的特性。
此特性是：憲法永遠不變（即法律的大原則，永世不變），但，具體法（如環保法等）是不斷隨時間變化而調整的。
• 前面我舉出的《易經》憲法中的《泰》及《否》這六畫卦，自下數第五畫（第五爻），就是國家元首的爻位，分別代表的《漸》和《損》兩卦。（見書後“《易經》憲法週期表”）。十二消息卦（主卦）裡的第五爻，都是國家元首的爻位——這個爻位，表示了國家元首在一個特定的法律修正案中與公民院之間的博弈規則。請注意，十二消息卦，是循環往復的，這代表了“公民個體利益——公共利益之間博弈的永無休止性。
不过，有些宪法大原则，是不变的。如，“从保护公民个体权利出发”这个基点，不会改变。以这次 COVID—19 疫情为例，一看到得了新冠病毒（COVID—19）的个体病人，先要给他治。这，纯粹是个“个人利益”的问题。接着，发现该病人的家人也得了同样的病，而高度怀疑此病有传染性，可立即限制这个家庭成员的公共活动。这单个家庭，对整体公民社会而言，也可归于“个案”之例。随后察觉，新冠肺炎在医院内有传播。这一下，就变成了社会性问题了，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了，那么就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果断性隔离措施。隔离等措施的施行，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确保每个个体公民的健康，（确保个体利益）。每位公民个体建康（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健康就成了无本之末，就成了泡影……。人们的认知，由个别→到一般→再回到个案，……。总是这么循环的。［1］每个婴儿认识世界，无一例外，都是从个案（个别）开始的。
我要说明、并提醒 Sandel 教授注意的是，从个案出发，就是“从公民个体利益”出发——这是基点，是“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基石。
前面，我说到在中央“平民集体利益代表的公民院与精英集团及个体利益代表的国家元首”之间的博弈问题。双方达成共识性协议，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结局，这样，不但保障了公民个体利益和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普通公民的利益（占社会的绝大多数）也得到了保障。然而，在上述双方充分博弈、各自给出了己方的意见的情况下，若国家元首（及其助理）经过详尽的论证，确定公民院的意见有“多数公民立法暴力之倾向，即，以公共利益为名而侵犯、剥夺了少数公民、哪怕这个少数公民是仅仅一个公民（最少的少数）的合法利益（权益），”那么，依宪法的赋权，国家元首有权否决（即不接受）公民院的意见（或曰决议）。使这个立法案归于无效。以此狙击多数公民可能出现的“多数公民立法暴力”，
［2］以确保那些处于弱小少数及弱小个体公民的合法权益。
补充一点，上面我说到一个概念：“普通公民集团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出发，以确保每个个体公民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易经》宪法周期表”中，体现这一概念的制度安排，是《周易》《坤》（女性长老公民院，为地，为母）对应十二地支“亥”，而“亥”的宪法表义是“亥而生子，《腹》从一起。”《腹》卦，对应“子”。
• 判例法，就是从个别判例出发，推及整个共同体（全社会）。因
此，判例法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不过，与“人类古宪法”相比，今天西方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存在大问题——此问题不在此讨论，我将另外开篇论之。
《圣经》《易经》人类古宪法，是案例法与成文法并用。
我将人类古宪法中从个案出发而订立的法律，称为案例处置指导法（case- handling model Law），而不称为判例法（case law）。详见另外的讨论。
• 在汉字中，国家元首的这个权力，为“禦”。详见我的专著《汉字密码全破解》。
说明一下，在任何社会，精英人士及精英人士集团，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将精英人士定义为“在机会与权利事先均等的前提下，那些经过积极的努力，无特别天赋（若有特别天赋当然更好）的公民成为行业的出类拔粹的人士” ［1］这是在人类古宪法时代产生出来的精英，与今日 Sandel 教授所指精英的产生机制，是不相同的。［1］还有一点我要说明，在任何社会，即使在人类古宪法时代“公民在生存、发展上的机会与权利人人完全均等（包括教育上每位儿童从小到大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师资教学设施、教育拨款等人人机会与权利均等）的制度下”，大多数公民都会自愿选择轻松，悠闲的生活方式而不愿成为“奋斗下的精英”。就象今天那些自知具有高智商的群体（所谓高智商“门萨俱乐部？”成员）理论上，他们通过积极的努力，成为精英、甚至成为顶尖精英的成功概率更高，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选择玩命奋斗一生的精英生活模式者，也不是很多。我考察过拉丁美洲公民社会，几位拉美人士对我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发财致富的人很多。他们住大房子，开豪华车把子女送到的好学校……。但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活得太累了，想不开。我们象你们中国人干得那么苦、那么累，也能发财。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
上圖說明三，在上面這個簡圖中，我還畫出了：“正月——對應《泰》卦”和“七月——對應《否》卦”。我先請大家注意這個“卦（“卦”，本義是懸卦（掛）起來共公民們監督的大法律）的卦符。《泰》為（下為天，上為地）;
［1］《聖經》開篇就說“神創造天地”。
神，哲學上的一元論符號之一；
天——地，哲學上的二元論符號之一；
哲學，包括“法哲學”。
在憲法上神，指決定人類社會命運的歷史長河中的全體公民主人。
天、地，分別指男性和女性兩個長老公民院。
《否》卦，卦符為（上為天，下為地）。
或問：你講這些卦，有何用意啊？
我答：我要講“平民集團——精英集團之間的公平博弈，達成動態平衡”這個大問題。另一個大用意，是關乎到破譯《聖經》和瑪雅文明的一個大鑰匙之問題。詳後。
我們必須承認“平民集團與精英集團”之間，是有矛盾的，但兩者之間也是可以達成制衡性平衡的。兩個長老公民院（天與地）由普通公民組成，代表普通公民利益。以國家元首為主的集體，代表精英集團利益。請聽我的分析。
天——男性長老公民院；
地——女性長老公民院；
兩院，分別由合格的男性長老公民及女性長老所組成。其成員，又由共同體內全體長老公民中，以拈鬮（公民人人機會與權利均等之原則的具體體現）隨機遴選而出。
為什麼要分成“兩個不同性別的長老公民院而不合組成一個呢？”——這麼作，也是源于一些自然法則：相對而言，男性考慮自身當下利益多些，而女性考慮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會多些；相對而言，女性直覺能力強些，而男性邏輯推理能力相對強些；女性協調能力、以調解解決共同體內的矛盾之能力要強，而男性的邊界意識及作出果斷性裁決的能力要強些—→這兩性組成的兩性公民院，形成制約性平衡，而又可互補的關係。不過，兩院分別由一批普通長老公民們所組成，又有共同之處——他（她）們代表了社會上普通公民（平民）的利益。
此外，人類古憲法還設置了代表精英團體，這個集團利益的機構及職位——其總代表，就是國家元首及國家元首作為主體責任人的中央官僚機構。
以“城邦——州府——中央”這三級政權的中央為例。［1］一個立法申請案，簡言之，在中央要經過“中央女性長老公民院——中央男性長老公民院——中央元首（國家元首）”這三者的博弈。由代表平民集體利益的男女兩性長老公民院與代表精英集團之利益的國家元首之間，達成共識性協定——這是理想性的結果。平民集團，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視角出發，以確保每個個體公民的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精英集團的代表國家元首，從個體公民的利益最大化視角出發，以確保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兩個集團公平博弈，可達到精英集團與平民集團之間的上下流動，消除精英集團的固化（詳後）；也可達成公民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動態平衡。兩個集團之間達成共識協議，就是形成一個法律的終審版本。一條法律，如稅法，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就是畫定“公民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界線。在《聖經》《易經》人類古憲法時代，稅收一直是 10％。即，公民 90％的收入，是“個體利益”10％交稅給政府，是“公共利益”。界線清晰。若政府變相增加稅收，就是侵害了公民個體利益（成曰公民個體權益），就是違法。另外，這個法律界線，也可以用另一種法律語言表達，就是，畫定“公民權利——公權力”之間的界線。政府稅官確保 10％的稅收，有人偷稅漏稅，未交足 10％，那麼，稅官就應該用公權力去干預。
［1］古代人類《聖經》《易經》憲法，設有三級政權，任何一個法 都要從城邦提案，經過三級政權中、代表平民集體的“公民院”
與代表精英團體的三級政府的“法人代表”之間的博弈，走完十步法定審理程式，一個法律修正案才告生效。見我另外的著作說明。
此處，僅以中央為例，皆在簡要說明一個法理，詳見正文。
問題是，稅法的上述界線。比較容易清楚，而很多法律的上述界線，不容易畫清，或者說，到底這條法律紅線畫到哪裡為最佳，一時難以敲定，要經過實踐，經過法律修正，才能找到這個最佳答案。
還有一些情況是突發事件。如這次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此情況出現後，公民們理應自願讓渡出多一些公民個體權益，賦予政府更多的公權力（監管權）。如口罩令、駐足令，強制隔離病人……等。然而，上述各種法律、法令的“公權力界線”，畫到哪裡為最佳，也不易一時摸清……等等。
因此，理論上，“公民個體利益——公共利益”之間的博弈，是永無休止的，因為現實情況有其複雜性和變化性。［1］［2］［3］
• 上面，我之所以畫了一個“《易經》憲法週期表”的簡圖，我有
一個用意，它是解開《聖經》民主憲政密碼的一把大鑰匙。《聖經》裡，雅各 12 子中的“西緬”，相當於“子”，“猶大”相當於《泰》，“迦得”相當於“午”；“合弗他”相當於“申”（詳見另書專論）。又，瑪雅出土文物中，有一個圓形月曆石盤——它有十二個符號，與中國十二地支相符。這是打開瑪雅古文明的一把大鑰匙（詳見另書專論）。
第十章：“个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博弈
上圖說明三，在上面這個簡圖中，我還畫出了：“正月——對應《泰》卦”和“七月——對應《否》卦”。我先請大家注意這個“卦（“卦”，本義是懸卦（掛）起來共公民們監督的大法律）的卦符。《泰》為（下為天，上為地）;
［1］《聖經》開篇就說“神創造天地”。
神，哲學上的一元論符號之一；
天——地，哲學上的二元論符號之一；
哲學，包括“法哲學”。
在憲法上神，指決定人類社會命運的歷史長河中的全體公民主人。
天、地，分別指男性和女性兩個長老公民院。
《否》卦，卦符為（上為天，下為地）。
或問：你講這些卦，有何用意啊？
我答：我要講“平民集團——精英集團之間的公平博弈，達成動態平衡”這個大問題。另一個大用意，是關乎到破譯《聖經》和瑪雅文明的一個大鑰匙之問題。詳後。
我們必須承認“平民集團與精英集團”之間，是有矛盾的，但兩者之間也是可以達成制衡性平衡的。兩個長老公民院（天與地）由普通公民組成，代表普通公民利益。以國家元首為主的集體，代表精英集團利益。請聽我的分析。
天——男性長老公民院；
地——女性長老公民院；
兩院，分別由合格的男性長老公民及女性長老所組成。其成員，又由共同體內全體長老公民中，以拈鬮（公民人人機會與權利均等之原則的具體體現）隨機遴選而出。
為什麼要分成“兩個不同性別的長老公民院而不合組成一個呢？”——這麼作，也是源于一些自然法則：相對而言，男性考慮自身當下利益多些，而女性考慮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會多些；相對而言，女性直覺能力強些，而男性邏輯推理能力相對強些；女性協調能力、以調解解決共同體內的矛盾之能力要強，而男性的邊界意識及作出果斷性裁決的能力要強些—→這兩性組成的兩性公民院，形成制約性平衡，而又可互補的關係。不過，兩院分別由一批普通長老公民們所組成，又有共同之處——他（她）們代表了社會上普通公民（平民）的利益。
此外，人類古憲法還設置了代表精英團體，這個集團利益的機構及職位——其總代表，就是國家元首及國家元首作為主體責任人的中央官僚機構。
以“城邦——州府——中央”這三級政權的中央為例。［1］一個立法申請案，簡言之，在中央要經過“中央女性長老公民院——中央男性長老公民院——中央元首（國家元首）”這三者的博弈。由代表平民集體利益的男女兩性長老公民院與代表精英集團之利益的國家元首之間，達成共識性協定——這是理想性的結果。平民集團，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視角出發，以確保每個個體公民的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精英集團的代表國家元首，從個體公民的利益最大化視角出發，以確保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兩個集團公平博弈，可達到精英集團與平民集團之間的上下流動，消除精英集團的固化（詳後）；也可達成公民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動態平衡。兩個集團之間達成共識協議，就是形成一個法律的終審版本。一條法律，如稅法，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就是畫定“公民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界線。在《聖經》《易經》人類古憲法時代，稅收一直是 10％。即，公民 90％的收入，是“個體利益”10％交稅給政府，是“公共利益”。界線清晰。若政府變相增加稅收，就是侵害了公民個體利益（成曰公民個體權益），就是違法。另外，這個法律界線，也可以用另一種法律語言表達，就是，畫定“公民權利——公權力”之間的界線。政府稅官確保 10％的稅收，有人偷稅漏稅，未交足 10％，那麼，稅官就應該用公權力去干預。
［1］古代人類《聖經》《易經》憲法，設有三級政權，任何一個法 都要從城邦提案，經過三級政權中、代表平民集體的“公民院”
與代表精英團體的三級政府的“法人代表”之間的博弈，走完十步法定審理程式，一個法律修正案才告生效。見我另外的著作說明。
此處，僅以中央為例，皆在簡要說明一個法理，詳見正文。
問題是，稅法的上述界線。比較容易清楚，而很多法律的上述界線，不容易畫清，或者說，到底這條法律紅線畫到哪裡為最佳，一時難以敲定，要經過實踐，經過法律修正，才能找到這個最佳答案。
還有一些情況是突發事件。如這次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此情況出現後，公民們理應自願讓渡出多一些公民個體權益，賦予政府更多的公權力（監管權）。如口罩令、駐足令，強制隔離病人……等。然而，上述各種法律、法令的“公權力界線”，畫到哪裡為最佳，也不易一時摸清……等等。
因此，理論上，“公民個體利益——公共利益”之間的博弈，是永無休止的，因為現實情況有其複雜性和變化性。［1］［2］［3］
• 上面，我之所以畫了一個“《易經》憲法週期表”的簡圖，我有
一個用意，它是解開《聖經》民主憲政密碼的一把大鑰匙。《聖經》裡，雅各 12 子中的“西緬”，相當於“子”，“猶大”相當於《泰》，“迦得”相當於“午”；“合弗他”相當於“申”（詳見另書專論）。又，瑪雅出土文物中，有一個圓形月曆石盤——它有十二個符號，與中國十二地支相符。這是打開瑪雅古文明的一把大鑰匙（詳見另書專論）。
第九章：先保障公民个体利益，再提倡公共利益——才是正途（三）
所以，在某种程度和范围上讲，公民主人建立政府这个公权力的执行者，这个自称代表“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强大国家机器，其目的就是保护弱小的少数，而最少的少数，就是一个人。就是说，“公共善——公共利益”，如果不落实到“保护公民个体、公民个人。轻点说就成了“空中楼阁”；严重时，若不强调“保护公民个人的权益”，而一味杨言“为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就非常可能沦为“碾压公民个人权益”的推土机和压路机：它可以“用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推倒的你的住房和厨房；压烂你的庄稼和产品。我们看到，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有一位强调个人权益要受到保护吗？没有。你 Sandel 教授到处卖力地鼓吹“公共善——公共利益”而不强调“保护公民个人权益”，你唱的论调，就是在重复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这些魔王的“论调”。因此，我讲“你 Sandel 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有头脑的学人及群众，要高度警惕这种人。我这么重击一棒地说重说，一点都不冤枉你。
当然，我的心、我的用意是“善”的，是好的，我的用意是想提醒你，别一天到晚自娱自乐地陶醉在“掌声和鲜花”之中了。我给你一个当头喝棒，是希望你能警醒，去温习一下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著作，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論，与他们的言论作一番比较，你会发现，你们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我也不客气地反讽一下你；你 Sandel 教授，可能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个人权益的精算师”——我想问问你，你在出版“你的著作”时，有没有自己（或通过你的代表）去努力争取多些获利呢？有没有一块钱一块钱地斤斤计较呢？有没有慷慨说“我，Sandel。为了‘公共善’，为了‘公共利益’，向全世界宣布：我出书，一分钱不要，版权也不要，大家随便印吧”这样的話呢？
依我的另一见解是，其实，你（或你的代表）去斤斤计较地争取每一块美元，并不是恶，并不是错—→因此，我奉劝你今后演讲时，收起一路高歌“公共善——公共利益”这一套，而是高声地向听众们宣传:“公民们，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个人的权益，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奋斗；不过，你在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奋斗的同时，也要允许并尊重他人与你具有同等机会与权利地去争取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把握住“机会与权利人人均等”，这条公理，促使政府的职责行使是为了实现这个公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民社会……。还有，维护“公共秩序”的公权力（即政府），是以确保每位公民的个体权利，是以确保每位公民都有均等地争取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权利，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换言之，政府的设置，是确保而不是剥夺每个公民权益的。也可以这么说，公民们自愿让渡出一小部分公民个体权利，形成公权力，制订法律，并设置政府这个法律的执行者及公权力使用者，目的，本是为了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多更大的保障。公民们保留而未自愿让渡出的权利，包括公民每个人的个体权利，政府不能以任何借口，当然也不能以‘公共善——公共利益’为借口，加以侵犯与剥夺。如果政府这么作了，那就是违法，任何公民可以起诉它，交由公民陪审团裁决…。”如此演讲，我看更为靠谱。
让我回到前面我画的那个“《易经》宪法周期表”的简图。
第九章：先保障公民个体利益，再提倡公共利益——才是正途（三）
所以，在某种程度和范围上讲，公民主人建立政府这个公权力的执行者，这个自称代表“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强大国家机器，其目的就是保护弱小的少数，而最少的少数，就是一个人。就是说，“公共善——公共利益”，如果不落实到“保护公民个体、公民个人。轻点说就成了“空中楼阁”；严重时，若不强调“保护公民个人的权益”，而一味杨言“为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就非常可能沦为“碾压公民个人权益”的推土机和压路机：它可以“用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推倒的你的住房和厨房；压烂你的庄稼和产品。我们看到，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有一位强调个人权益要受到保护吗？没有。你 Sandel 教授到处卖力地鼓吹“公共善——公共利益”而不强调“保护公民个人权益”，你唱的论调，就是在重复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这些魔王的“论调”。因此，我讲“你 Sandel 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有头脑的学人及群众，要高度警惕这种人。我这么重击一棒地说重说，一点都不冤枉你。
当然，我的心、我的用意是“善”的，是好的，我的用意是想提醒你，别一天到晚自娱自乐地陶醉在“掌声和鲜花”之中了。我给你一个当头喝棒，是希望你能警醒，去温习一下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著作，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論，与他们的言论作一番比较，你会发现，你们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我也不客气地反讽一下你；你 Sandel 教授，可能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个人权益的精算师”——我想问问你，你在出版“你的著作”时，有没有自己（或通过你的代表）去努力争取多些获利呢？有没有一块钱一块钱地斤斤计较呢？有没有慷慨说“我，Sandel。为了‘公共善’，为了‘公共利益’，向全世界宣布：我出书，一分钱不要，版权也不要，大家随便印吧”这样的話呢？
依我的另一见解是，其实，你（或你的代表）去斤斤计较地争取每一块美元，并不是恶，并不是错—→因此，我奉劝你今后演讲时，收起一路高歌“公共善——公共利益”这一套，而是高声地向听众们宣传:“公民们，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个人的权益，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奋斗；不过，你在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奋斗的同时，也要允许并尊重他人与你具有同等机会与权利地去争取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把握住“机会与权利人人均等”，这条公理，促使政府的职责行使是为了实现这个公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民社会……。还有，维护“公共秩序”的公权力（即政府），是以确保每位公民的个体权利，是以确保每位公民都有均等地争取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权利，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换言之，政府的设置，是确保而不是剥夺每个公民权益的。也可以这么说，公民们自愿让渡出一小部分公民个体权利，形成公权力，制订法律，并设置政府这个法律的执行者及公权力使用者，目的，本是为了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多更大的保障。公民们保留而未自愿让渡出的权利，包括公民每个人的个体权利，政府不能以任何借口，当然也不能以‘公共善——公共利益’为借口，加以侵犯与剥夺。如果政府这么作了，那就是违法，任何公民可以起诉它，交由公民陪审团裁决…。”如此演讲，我看更为靠谱。
让我回到前面我画的那个“《易经》宪法周期表”的简图。
第九章：先保障公民个体利益，再提倡公共利益——才是正途（二）
说明，在每个季度最后 18 天，国家元首居太廟（男性长老公民院的一种称谓）、太室（女性长老公民院的一种表达）。代表的每个公务员，每个种类的公务员政府部门所拥有的法定之职责。——此为“”（午）。这一个一个的法定之职责，是由公民主人给制订的。而公民主人制定这一个一个政府部门之职责，請注意，下面，是我要说的汉字符号的重点了：从“
”这几个符号（法律符号）所表达的深刻法理，目的是保障每位公民“”体利益出发（由出发。，古“個、箇”字；也是[午] 字起点及进行时），再推及保障群体（公共、集体）的整体利益（由“” —→变成 [或]。
，今宋体写成“午”）。
（午），音义与“五”略同。午，在“五月”。午（五），是国家元首为代表的政府（公权力行使者）的符号。就是说，政府所设的职责，是确保“个—→午——子”这些法律得到如实执行。还有，（）下十（或），是汉字古“十”（拾）字。“十”这个数，在古经书里，可代表“城邦公权力”这个集体。［1］［2］十这个数字可表示“群体、公共”，这一点，可从我们从小听到的一个故事，悟出来。这个故事是，一位老翁去逝前，把他的十个儿子叫到床边。他把十根儿筷子一一交给每个儿子，叫他们折断。每人一下子就折断了。然后，老翁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捆在一起的“十个筷子”，再叫他的每个儿折断它。结果呢，每个儿子都折不断了。父亲说:“大家看到了，只有你们团结成一个集体，才有力量”。十，至今在英语语境中，也不仅仅只代表一个数字。十（10），在英文中，有“完全正确，挑不出毛病 (（perfect）”的意思。Tenable（Ten[10] 为词根），表示“理论上，法理上，是站得住角的”。
十（ten），在古经书中，除了数字意义外，常有其特定的宪法表义。《说文》解“十”时，并未用“9+1”来说明，而是讲“十，数之具也”。乃指：公民主人通过十步宪法规定的程序，订出一个公民及公务员（官员）都要遵守的法律，交由城邦执行。（以上，为简说）。
［2］十，也是表义城邦的数。百，是州府的数。千，是中央的数。
万，是国家元首的数。
萬字原型，是蠍子这个动物。故公元前 3,000 多年前，古埃及王卡尔迈被称为蠍王。为何蠍子（有毒）用以表示国家元首？请参见我的专著《汉字密码全破解》。
我说上面这些，主要用意是：公民主人。
制订法律，赋予政府法定的职责，令之行使公权力，其初衷、出发点，是从保护公民个体权利为基点的，每个公民个体权利得到同等程度的保障—→这样，群体（集体、公共）利益就得到了保障，而且，可以使群体权益，在整体上达到最大化。然而，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乍听起来，仍有点“抽象（虽然听起来比‘公共善’[public good] 具体一些）”，为此，为了使“公共利益”彻底具体化地得到体现，“公共利益‘’[午]）这个符号，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位——“”要“到（倒）”过来而成“”，就是要十分具体化地落实到每位公民个人（个体）。确保每位公民的个体性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正是“（子。小孩子）的主体结构”。［1］常识告诉我们，在社会现实中，权利最需要得到保护的，就是那一个一个的婴儿，小孩子：他们连呼救和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或微弱之极。
以上，就是先祖关于“利益”的思维：先从保障一个一个公民的个体权利出发—→达成公共（共同体）利益最大化—→再落实到每个公民。
Sandel 教授，不知你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实为我们共同先祖的意思）”没有。上面我讲的，简单而言，就是“立法（或思考问题）从个体利益出发—→达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再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一个的公民个人”。这一切，是由公民主人建立的公权力行使者（不是公权力的赋予者）——政府的职责来保障的。
以上，是以“小孩子”为例，来讲的。即使在成人世界，在正常的情况下，单个人——比如你 Sandel 这一位单个人，面对一个群体（比如有十个人结成的帮），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最需要政府公权力保护的，是你单个人，还是十人组成的帮？还是政府？答案不说自明：最需要保护的，是一个人，你一个人。
（子）上面的符号——在生理学上，可理解成婴儿的头。
头是圆的。若是方的，就是妖怪了。再有，婴儿出母腹的产道，最先出来的，是头，是一个小圆。为什么小儿及大人的“头”是圆的？为什么我们的腿、臂、眼球都是圆的？因为，圆（球），是相同周长（相同表面积）围成的最大面积（形成的最大体积）者——这，代表着“立法要恪守一个自然法则：以最小化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达成最大化治理社会的效果”。微到原子，大到太阳都是圆的——这是固有的、不教自会、自有的自然法则。立法，起于“子”的道理，也有这一条。这些先祖的智慧，后人全给忘了。综合一下“”（子）：公民主人（母、父）从最节约自然与社会资源这一原则出发，制订保障个体权益的宪法“子法律”。每个子法律初订出来，都是不成熟的，需由公民主人（父母）不断修缮。故，子，在生活领域的幅射性概念，是“母子，父子的子。先祖智慧，高极。
第九章：先保障公民个体利益，再提倡公共利益——才是正途（二）
说明，在每个季度最后 18 天，国家元首居太廟（男性长老公民院的一种称谓）、太室（女性长老公民院的一种表达）。代表的每个公务员，每个种类的公务员政府部门所拥有的法定之职责。——此为“”（午）。这一个一个的法定之职责，是由公民主人给制订的。而公民主人制定这一个一个政府部门之职责，請注意，下面，是我要说的汉字符号的重点了：从“
”这几个符号（法律符号）所表达的深刻法理，目的是保障每位公民“”体利益出发（由出发。，古“個、箇”字；也是[午] 字起点及进行时），再推及保障群体（公共、集体）的整体利益（由“” —→变成 [或]。
，今宋体写成“午”）。
（午），音义与“五”略同。午，在“五月”。午（五），是国家元首为代表的政府（公权力行使者）的符号。就是说，政府所设的职责，是确保“个—→午——子”这些法律得到如实执行。还有，（）下十（或），是汉字古“十”（拾）字。“十”这个数，在古经书里，可代表“城邦公权力”这个集体。［1］［2］十这个数字可表示“群体、公共”，这一点，可从我们从小听到的一个故事，悟出来。这个故事是，一位老翁去逝前，把他的十个儿子叫到床边。他把十根儿筷子一一交给每个儿子，叫他们折断。每人一下子就折断了。然后，老翁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捆在一起的“十个筷子”，再叫他的每个儿折断它。结果呢，每个儿子都折不断了。父亲说:“大家看到了，只有你们团结成一个集体，才有力量”。十，至今在英语语境中，也不仅仅只代表一个数字。十（10），在英文中，有“完全正确，挑不出毛病 (（perfect）”的意思。Tenable（Ten[10] 为词根），表示“理论上，法理上，是站得住角的”。
十（ten），在古经书中，除了数字意义外，常有其特定的宪法表义。《说文》解“十”时，并未用“9+1”来说明，而是讲“十，数之具也”。乃指：公民主人通过十步宪法规定的程序，订出一个公民及公务员（官员）都要遵守的法律，交由城邦执行。（以上，为简说）。
［2］十，也是表义城邦的数。百，是州府的数。千，是中央的数。
万，是国家元首的数。
萬字原型，是蠍子这个动物。故公元前 3,000 多年前，古埃及王卡尔迈被称为蠍王。为何蠍子（有毒）用以表示国家元首？请参见我的专著《汉字密码全破解》。
我说上面这些，主要用意是：公民主人。
制订法律，赋予政府法定的职责，令之行使公权力，其初衷、出发点，是从保护公民个体权利为基点的，每个公民个体权利得到同等程度的保障—→这样，群体（集体、公共）利益就得到了保障，而且，可以使群体权益，在整体上达到最大化。然而，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乍听起来，仍有点“抽象（虽然听起来比‘公共善’[public good] 具体一些）”，为此，为了使“公共利益”彻底具体化地得到体现，“公共利益‘’[午]）这个符号，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位——“”要“到（倒）”过来而成“”，就是要十分具体化地落实到每位公民个人（个体）。确保每位公民的个体性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正是“（子。小孩子）的主体结构”。［1］常识告诉我们，在社会现实中，权利最需要得到保护的，就是那一个一个的婴儿，小孩子：他们连呼救和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或微弱之极。
以上，就是先祖关于“利益”的思维：先从保障一个一个公民的个体权利出发—→达成公共（共同体）利益最大化—→再落实到每个公民。
Sandel 教授，不知你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实为我们共同先祖的意思）”没有。上面我讲的，简单而言，就是“立法（或思考问题）从个体利益出发—→达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再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一个的公民个人”。这一切，是由公民主人建立的公权力行使者（不是公权力的赋予者）——政府的职责来保障的。
以上，是以“小孩子”为例，来讲的。即使在成人世界，在正常的情况下，单个人——比如你 Sandel 这一位单个人，面对一个群体（比如有十个人结成的帮），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最需要政府公权力保护的，是你单个人，还是十人组成的帮？还是政府？答案不说自明：最需要保护的，是一个人，你一个人。
（子）上面的符号——在生理学上，可理解成婴儿的头。
头是圆的。若是方的，就是妖怪了。再有，婴儿出母腹的产道，最先出来的，是头，是一个小圆。为什么小儿及大人的“头”是圆的？为什么我们的腿、臂、眼球都是圆的？因为，圆（球），是相同周长（相同表面积）围成的最大面积（形成的最大体积）者——这，代表着“立法要恪守一个自然法则：以最小化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达成最大化治理社会的效果”。微到原子，大到太阳都是圆的——这是固有的、不教自会、自有的自然法则。立法，起于“子”的道理，也有这一条。这些先祖的智慧，后人全给忘了。综合一下“”（子）：公民主人（母、父）从最节约自然与社会资源这一原则出发，制订保障个体权益的宪法“子法律”。每个子法律初订出来，都是不成熟的，需由公民主人（父母）不断修缮。故，子，在生活领域的幅射性概念，是“母子，父子的子。先祖智慧，高极。
第九章：先保障公民个体利益，再提倡公共利益——才是正途 (一)
下面我要说一句非常重、非常重的话——你 Sandel 教授及你的粉丝（Fans）绝对接受不了的话：从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看，倘若你掌握了政权，或接受你思想的人掌握了政权，你等，会非常可能建立起象斯大林那样的政权—— ToIalitarian Regime（全能主义 [极权主义]）道理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只有先确保每个“个体公民的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 [ benefit]。individual good）”，才谈得上推行“公共善——公共利益（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倘若你把“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位置颠倒过来，或干脆忽略了个体利益（个人利益），一味宣扬、鼓吹“公共善——公共利益”，那么，这种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的认识相一致的主张，正是“ToIalitarian Regime（极权主义 [全能主义]）”的思想温床；反过来，也只有极权主义的制度，才能推行“公共利益第一”这样的“理想目标”。 “公共”也好，集体（collective），群体（group）也好，都必须是先有“个体（individual）”才能存在的；集体、群体、公共，都是“个体”的组合。每一个公民个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与权利都保证了——而且是机会与权利人人均等地得到了保障，那么，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就实现了：不仅仅实现了，还是共同体利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下面，我画一图，看一下先祖对“个体与公共关系”的认知。
《易经》“宪法周期表”简化图
上图说明一：这个图是一个极为简化的“《易经》宪法周期表”的图示。
说清楚这个表，需大量笔墨。详见我另外的专著。
上图说明二：在此，我只借此简图说明几个道理。一是，“符号问题”（汉字，一切古代表意文字，都是个符号）。公共场所的符号，如“天平这个符号”、“（禁止吸烟）符号”等，都有深刻的法律与法理表义。又如交通符号、机场、剧院的每个符号，皆是你的“行为指南”（法律法规）……。汉字及一切古代表意文字，首先是为了表义法律而造的。因为，维系一个共同体，第一需要是法律法规。哪怕一个流氓团伙，没有法规，也不能存在。下面，我会讲几个汉字符号（今，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的深刻法理。你不懂汉字，可请你的助理朱慧玲博士给你讲解。我下面说的几个汉字符号，与你四处宣杨的“公共善——公共利益”相关，从这几个汉字中，你可以领悟出人类先祖是如何定位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两者关系的。
二是，先祖在古经书中，多次讲，“概念……‘起于子’”。如《说文》“色”字下讲“……元（法律公器建构规则）［1］气（法律公器使用规则）［1］起于‘子’……。男左行……，女右行……”。即，“子”，是一个起点——考虑问题的起点。在宪法及法律的层面上，“子”的起点意义在于，“子”是立法的初衷；在哲理上，“子”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子，是什么？请看下面我的说明。
三是，在人和公民这个概念上，“子”，用通俗语言讲，就是每个“小孩子”。（在法律上，指“公民之子 [公务员]”。详后）。一个小孩子，是需要公权力保护的，这是常识。每个“小孩子”的生存，发展之机会与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个“共同体（公共，集体）”就不可能存在。Sandel 教授，如果你有小孩儿，你与你夫人做为孩子的父、母——在家中行使公权力者，一定会对她（他）们百般呵护。等你们的小孩上学了，你们夫妇肯定希望政府（社会公权力的行使者）能对她（他）们实加保护。因此，个体利益（一个一个小孩子的利益）首先得到保障，才能去谈什么“公共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俗曰“儿童是人类的未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但是，这个常识，这个哲理思考的起点，你却不知。为什么不知？
四是，汉字“子”，本写（之一）是，下面有“”这个符号,是 子字“到 [倒] 位了”。而，在上图中，是“午（）字”的起点和进行时，（或写为。今，宋体字写成午）是“”的完成时。
［2］就是今俗说的“個（箇）”，每個（箇）的体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箇”字下说，古本《说文》有“箇或作”。妙的是，又是“午”字进行时的一个写体，因此，“”，也兼表国家元首为法律公器（以警棍这个法律公器为例）建构规则，指“警棍”这个法律公器是如何制作、作成什么样子”。
法律公器使用规则，指“警棍”这个法律公器“如何使用、使用结果。”
在中国繁体字古书《禮記》中《月令》篇，每个月，都有一句“天子居某个”。如“ [孟春之月（正月）] 天子居青阳左个”。指，正月，国家元首在“青阳左”——国家元首办公处（明堂）的“青阳左”这个房间行使法定职责。其职是，从“”（午字起点，进行时）出发，达成
（午字完成时），以落实到“子”。详解，在正文。“个”，不是国家元首办公的屋室。是其职责。天子（国家元首）。天子，指“男性长老公民院”选出并得到“女性长老公民院”认可的子（公民之子）。
第九章：先保障公民个体利益，再提倡公共利益——才是正途 (一)
下面我要说一句非常重、非常重的话——你 Sandel 教授及你的粉丝（Fans）绝对接受不了的话：从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看，倘若你掌握了政权，或接受你思想的人掌握了政权，你等，会非常可能建立起象斯大林那样的政权—— ToIalitarian Regime（全能主义 [极权主义]）道理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只有先确保每个“个体公民的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 [ benefit]。individual good）”，才谈得上推行“公共善——公共利益（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倘若你把“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位置颠倒过来，或干脆忽略了个体利益（个人利益），一味宣扬、鼓吹“公共善——公共利益”，那么，这种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的认识相一致的主张，正是“ToIalitarian Regime（极权主义 [全能主义]）”的思想温床；反过来，也只有极权主义的制度，才能推行“公共利益第一”这样的“理想目标”。 “公共”也好，集体（collective），群体（group）也好，都必须是先有“个体（individual）”才能存在的；集体、群体、公共，都是“个体”的组合。每一个公民个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与权利都保证了——而且是机会与权利人人均等地得到了保障，那么，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就实现了：不仅仅实现了，还是共同体利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下面，我画一图，看一下先祖对“个体与公共关系”的认知。
《易经》“宪法周期表”简化图
上图说明一：这个图是一个极为简化的“《易经》宪法周期表”的图示。
说清楚这个表，需大量笔墨。详见我另外的专著。
上图说明二：在此，我只借此简图说明几个道理。一是，“符号问题”（汉字，一切古代表意文字，都是个符号）。公共场所的符号，如“天平这个符号”、“（禁止吸烟）符号”等，都有深刻的法律与法理表义。又如交通符号、机场、剧院的每个符号，皆是你的“行为指南”（法律法规）……。汉字及一切古代表意文字，首先是为了表义法律而造的。因为，维系一个共同体，第一需要是法律法规。哪怕一个流氓团伙，没有法规，也不能存在。下面，我会讲几个汉字符号（今，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的深刻法理。你不懂汉字，可请你的助理朱慧玲博士给你讲解。我下面说的几个汉字符号，与你四处宣杨的“公共善——公共利益”相关，从这几个汉字中，你可以领悟出人类先祖是如何定位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两者关系的。
二是，先祖在古经书中，多次讲，“概念……‘起于子’”。如《说文》“色”字下讲“……元（法律公器建构规则）［1］气（法律公器使用规则）［1］起于‘子’……。男左行……，女右行……”。即，“子”，是一个起点——考虑问题的起点。在宪法及法律的层面上，“子”的起点意义在于，“子”是立法的初衷；在哲理上，“子”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子，是什么？请看下面我的说明。
三是，在人和公民这个概念上，“子”，用通俗语言讲，就是每个“小孩子”。（在法律上，指“公民之子 [公务员]”。详后）。一个小孩子，是需要公权力保护的，这是常识。每个“小孩子”的生存，发展之机会与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个“共同体（公共，集体）”就不可能存在。Sandel 教授，如果你有小孩儿，你与你夫人做为孩子的父、母——在家中行使公权力者，一定会对她（他）们百般呵护。等你们的小孩上学了，你们夫妇肯定希望政府（社会公权力的行使者）能对她（他）们实加保护。因此，个体利益（一个一个小孩子的利益）首先得到保障，才能去谈什么“公共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俗曰“儿童是人类的未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但是，这个常识，这个哲理思考的起点，你却不知。为什么不知？
四是，汉字“子”，本写（之一）是，下面有“”这个符号,是 子字“到 [倒] 位了”。而，在上图中，是“午（）字”的起点和进行时，（或写为。今，宋体字写成午）是“”的完成时。
［2］就是今俗说的“個（箇）”，每個（箇）的体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箇”字下说，古本《说文》有“箇或作”。妙的是，又是“午”字进行时的一个写体，因此，“”，也兼表国家元首为法律公器（以警棍这个法律公器为例）建构规则，指“警棍”这个法律公器是如何制作、作成什么样子”。
法律公器使用规则，指“警棍”这个法律公器“如何使用、使用结果。”
在中国繁体字古书《禮記》中《月令》篇，每个月，都有一句“天子居某个”。如“ [孟春之月（正月）] 天子居青阳左个”。指，正月，国家元首在“青阳左”——国家元首办公处（明堂）的“青阳左”这个房间行使法定职责。其职是，从“”（午字起点，进行时）出发，达成
（午字完成时），以落实到“子”。详解，在正文。“个”，不是国家元首办公的屋室。是其职责。天子（国家元首）。天子，指“男性长老公民院”选出并得到“女性长老公民院”认可的子（公民之子）。
第八章：Sandel 教授与希特勒都是“公共利益”的宣传者 （二）
从 Sandel 教授所写所说的来看，他似乎对此毫无认知，也缺乏对这方面资料的阅读与知识积累。Yang JianLi 祖籍中国山东。1991 年在栢克莱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并于 2001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说的“相同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不是同一概念。以爱尔兰 1845 年马铃薯瘟疫事件导致立法大错为例，恶法令颁布后“半年内造成了大批公民饿死”。“半年”，这个时间段。“相同时间段”——半年，并非指此法令后的那半年，而是。指（下面只是举例）例如 1840 年中的“半年”（未有饥荒) 这种时间段。
第八章：Sandel 教授与希特勒都是“公共利益”的宣传者 （二）
从 Sandel 教授所写所说的来看，他似乎对此毫无认知，也缺乏对这方面资料的阅读与知识积累。Yang JianLi 祖籍中国山东。1991 年在栢克莱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并于 2001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说的“相同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不是同一概念。以爱尔兰 1845 年马铃薯瘟疫事件导致立法大错为例，恶法令颁布后“半年内造成了大批公民饿死”。“半年”，这个时间段。“相同时间段”——半年，并非指此法令后的那半年，而是。指（下面只是举例）例如 1840 年中的“半年”（未有饥荒) 这种时间段。
第八章：Sandel 教授与希特勒都是“公共利益”的宣传者 （一）
近代史上，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情有独钟”者，有不少。請看官们猜猜讲下面这两段话、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谁？
1)A 者说：“XX 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XX 主义是什么主义，见下面）。
2)B 者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輕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至上的想法，不仅仅是可笑的，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决定个人的义务。
你猜到了吗？答案是，第二位（B 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德国“国家国［2］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党魁（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第一位（A 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Hermann Goring）。“XX 主义”，指的是“纳粹主义”。还有，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都是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这些杀人魔王，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有几个情有独钟。（一）一是对达尔文人类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情有独钟；（二）二是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三）三是对“公共利益（public good）”，情有独钟。［1］请 Sandel 教授注意：希特勒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2］“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家”，也有译成“民族”的，称“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是德文 Nationalsozialist 的缩写 Nazi 之音译。
［3］社会主义（Socialism），针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言。
说明：我也认为“社会主义”挺好。但是，要审视他搞的“社会主义”之实质内容。从“社会主义”一语发明至今，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多理解为“与平等”之义相关。平等，可分为若干类，（一）如果“平等”强调的是公共自然资源与公共社会资源在起始时“公民人人分配上的平等”，如中国安徽省小岗村“依人均分配土地”（自然资源）；如加拿大等“依公民人人均等的原则，分配医疗资源”（属于公共社会资源），使山沟农夫与政府高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完全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平等”，我举双手赞成。（二）强调社会（公共）成果上的分配平等。这种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要高度警惕。弄不好，导致大悲剧。（三）假“社会主义”之名，掌权者大搞特权——如，斯大林时代，政府一小部分高官及其家属（占总人口不到 2％），占有并享受全国公共医疗资源的 80％左右。剩下的 20％左右，则平均分配给近 2 亿公民。如此特权社会主义，应加以反对。（四）借“社会主义”之名，搞专制独裁，也应反对。
Sandel 教授，你主张的社会善（Social good）的社会（Social）词儿，将之“主义化”（理论化、制度化），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我知道，你 Sandel 教授，肯定不愿意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人为伍。但是，你的“公共利益——公共善（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之主张，都与上述这些魔鬼式人物相同。你们都有“公共利益为上”的情结。
Sandel 教授，我还要请你注意一下我上面举出的“前苏联斯大林强力推行的集体农庄”、“前埃塞俄比亚总统拷贝集体农庄”。“前柬埔寨波尔布特强行的平等”——这三个例子。此三例都是以实现“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施行的。结局都是以酿成悲惨结局而收场，都造成了本国公民百万以上，甚至几百万的非自然死亡。上面我也说了，现实中的例子，决不止这些，在全球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比这些数目为大。全球此一数字到底是多少？我处资料很有限。请 Sandel 教授及朱慧玲博士与 Sandel 同校的杨建利（Yang Jian Li）博士［1］联系一下，我记得他对此问题曾有过研究，并通过杨博士请教一下近代史专家辛灏年教授，他们或可给你一个答案并提供文献支持。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上面三国及全球相关其它地区类似事件，还有 1845 年爱尔兰饥荒事件及类似事件……，从“善”意出发，及或以“公共善——公共利益（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为名所造成人类非自然死亡人数（注意，我并未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一切军事大战造成死亡的人数），比相同时间段［2］在同一地区中，由那些明火执杖的江洋大盗故意犯罪而致死的人数，多十倍而不止。所以，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学者，对鼓吹“善”和“公共利益”，应该非常慎重。其他学者和民众，同时要对这种鼓吹“善”和“公共利益”的人（不论是学者、还是政客），要有着高度的警惕性。
第八章：Sandel 教授与希特勒都是“公共利益”的宣传者 （一）
近代史上，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情有独钟”者，有不少。請看官们猜猜讲下面这两段话、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谁？
1)A 者说：“XX 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XX 主义是什么主义，见下面）。
2)B 者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輕重的，个人位置的确定，只取决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骄傲自满的情绪，任何认为个人至上的想法，不仅仅是可笑的，而且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个人利益的范围并决定个人的义务。
你猜到了吗？答案是，第二位（B 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德国“国家国［2］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党魁（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第一位（A 者）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Hermann Goring）。“XX 主义”，指的是“纳粹主义”。还有，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都是对“公共利益情有独钟”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这些杀人魔王，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有几个情有独钟。（一）一是对达尔文人类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情有独钟；（二）二是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三）三是对“公共利益（public good）”，情有独钟。［1］请 Sandel 教授注意：希特勒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2］“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家”，也有译成“民族”的，称“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是德文 Nationalsozialist 的缩写 Nazi 之音译。
［3］社会主义（Socialism），针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言。
说明：我也认为“社会主义”挺好。但是，要审视他搞的“社会主义”之实质内容。从“社会主义”一语发明至今，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多理解为“与平等”之义相关。平等，可分为若干类，（一）如果“平等”强调的是公共自然资源与公共社会资源在起始时“公民人人分配上的平等”，如中国安徽省小岗村“依人均分配土地”（自然资源）；如加拿大等“依公民人人均等的原则，分配医疗资源”（属于公共社会资源），使山沟农夫与政府高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完全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平等”，我举双手赞成。（二）强调社会（公共）成果上的分配平等。这种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要高度警惕。弄不好，导致大悲剧。（三）假“社会主义”之名，掌权者大搞特权——如，斯大林时代，政府一小部分高官及其家属（占总人口不到 2％），占有并享受全国公共医疗资源的 80％左右。剩下的 20％左右，则平均分配给近 2 亿公民。如此特权社会主义，应加以反对。（四）借“社会主义”之名，搞专制独裁，也应反对。
Sandel 教授，你主张的社会善（Social good）的社会（Social）词儿，将之“主义化”（理论化、制度化），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我知道，你 Sandel 教授，肯定不愿意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些人为伍。但是，你的“公共利益——公共善（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之主张，都与上述这些魔鬼式人物相同。你们都有“公共利益为上”的情结。
Sandel 教授，我还要请你注意一下我上面举出的“前苏联斯大林强力推行的集体农庄”、“前埃塞俄比亚总统拷贝集体农庄”。“前柬埔寨波尔布特强行的平等”——这三个例子。此三例都是以实现“公共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施行的。结局都是以酿成悲惨结局而收场，都造成了本国公民百万以上，甚至几百万的非自然死亡。上面我也说了，现实中的例子，决不止这些，在全球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远比这些数目为大。全球此一数字到底是多少？我处资料很有限。请 Sandel 教授及朱慧玲博士与 Sandel 同校的杨建利（Yang Jian Li）博士［1］联系一下，我记得他对此问题曾有过研究，并通过杨博士请教一下近代史专家辛灏年教授，他们或可给你一个答案并提供文献支持。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上面三国及全球相关其它地区类似事件，还有 1845 年爱尔兰饥荒事件及类似事件……，从“善”意出发，及或以“公共善——公共利益（public good——public interest [benefit]）为名所造成人类非自然死亡人数（注意，我并未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一切军事大战造成死亡的人数），比相同时间段［2］在同一地区中，由那些明火执杖的江洋大盗故意犯罪而致死的人数，多十倍而不止。所以，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学者，对鼓吹“善”和“公共利益”，应该非常慎重。其他学者和民众，同时要对这种鼓吹“善”和“公共利益”的人（不论是学者、还是政客），要有着高度的警惕性。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三）
讲清楚哲学概念的道理。除了“public”乃针对“individual”而言外，Sandel 也不知道，你要说清“善”，必须也要说清“恶”这个“对照性阐述”的道理（详后）。
善用或曰“必用”“对照性概念”来使对方明白你说的概念本义，不但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在日常交流中，也很有用。举例。我到西方后，对西方人讲“我们在中国时，在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有人向：什么叫“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的‘集体’”？你们怎么定义“集体”？我说，我们讲的集体：（collective）就是针对个体（individual）而言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说，由于表达习惯等问题，我们在中国讲的“集体善（或曰集体利益—— collective [group] benefit [interest]）”，与 Sandel 教授说的“public good（公共善）”“公共利益”，其实是一码子事。我们以前在中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不常用“公共利益”这个词儿；除了常用“集体利益”外，有时也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儿——国家是个集体。国家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另外一种近义性表达。
但是，我说“Sandel 教授在概念的阐述上，在表达上有盲区” ——并非我想批评一下 Sandel 教授的重点，这只能算一个“小批”。我对 Sandel 教授的“大批”是什么呢？有人听了可能感到有点奇怪与不解：我对 Sandel 的“大批”是“大批”他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的“情有独钟”，是 Sandel 有意地忽略与抵制“个体利益”而主张“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我为什么要“大批”他这个“情有独钟”呢？请听我的分析。
［1］波尔布特集团即红色高棉于 1975-1979 年初掌权。
［2］Sandel 教授你用的共同善、公共善、社会善—— common good,
［3］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我喜欢研究英语。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三）
讲清楚哲学概念的道理。除了“public”乃针对“individual”而言外，Sandel 也不知道，你要说清“善”，必须也要说清“恶”这个“对照性阐述”的道理（详后）。
善用或曰“必用”“对照性概念”来使对方明白你说的概念本义，不但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在日常交流中，也很有用。举例。我到西方后，对西方人讲“我们在中国时，在教育上，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有人向：什么叫“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的‘集体’”？你们怎么定义“集体”？我说，我们讲的集体：（collective）就是针对个体（individual）而言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说，由于表达习惯等问题，我们在中国讲的“集体善（或曰集体利益—— collective [group] benefit [interest]）”，与 Sandel 教授说的“public good（公共善）”“公共利益”，其实是一码子事。我们以前在中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不常用“公共利益”这个词儿；除了常用“集体利益”外，有时也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儿——国家是个集体。国家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另外一种近义性表达。
但是，我说“Sandel 教授在概念的阐述上，在表达上有盲区” ——并非我想批评一下 Sandel 教授的重点，这只能算一个“小批”。我对 Sandel 教授的“大批”是什么呢？有人听了可能感到有点奇怪与不解：我对 Sandel 的“大批”是“大批”他对“公共善（或曰公共利益）的“情有独钟”，是 Sandel 有意地忽略与抵制“个体利益”而主张“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我为什么要“大批”他这个“情有独钟”呢？请听我的分析。
［1］波尔布特集团即红色高棉于 1975-1979 年初掌权。
［2］Sandel 教授你用的共同善、公共善、社会善—— common good,
［3］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我喜欢研究英语。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二）
说明一，上面，我仅举了三例。现实是，类似的例子有不少。我想，这三例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说明二，Sandel，教授，我似乎从来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individual good——individual interest [benefit]），而你四处宣传的是“公共善——即公共利益”（public good [benefit]）。［2］［3］public good, social good，这三个词儿，其实质，是一码事。实际上，你说来说去，上面三者，都可涵盖在“社群整体善”或“社群整体利益”（Social collective good [benefit]）这一词儿之下。我记得，我在听某些英文课时，公共利益，通常用“public good”表达。象处理垃圾问题，就是一个 public good（公共利益）问题。又如；cut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good of the company（裁减的实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等。因此，good 可当利益用；虽然，good 的涵义比 Benefit 要广些。我想先清晰概念（或者说，是表达方式）：
一是“good”的表达方式（概念）。不论依英文解说，还是依中文解说，“公共善（public good）”是抽象表达；而有“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是具象（具体）表达。用具象（具体）表达，更大众化，更好懂。的确，不给广大公民带来具体利益、具体实惠的“善”，老百姓不欢迎。象你 Sandel 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喜欢用抽象的学术化的大词儿，如“good”。这样作，显得“你有学问”和与众不同。我不，我喜欢用接地气而老百姓都懂的小词儿，如，interest（benefit）。good，俗称，就是好，好处。
二是“public”的表达方式（概念）。public 的意义，主要讲“是大众的，群体的”。但是，“public school”在英国（尤其在 England），指的是“private”学校——专供 13～18 岁学生寄宿而自费的学校。因此说，“public”这个表达方式（或日 public 这个概念），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引起误解。因此，中国在翻译这。种学校时，使用了“公学”这个词儿，而不好用“公立学校”这个词儿。或问：你这个人对概念这么“叫真儿”干么呢？我的回答是，讨论哲学问题厘清概态，是个大事儿。你看，Sandel 教授为了表达清楚“public”这一概念，用了“social（社会的）”、“common（公众的）”、“社会整体的（social collective）等许多近义词儿。因为，他怕用一个词儿说不清楚。这说明什么呢？我不客气地说，这说明，Sandel 教授的哲学功底（或日哲学表达功底）不深。甚至可以说，他自己没弄懂“哲学”这门科学为何物。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用准确清晰而又高度抽象的概念来阐述表达事物的普通（或日“一般”）特性及规律。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Sandel 教授反复用了很多近义词儿来表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怕厘不清晰他要表达的“public”这个概念而误解他。其实呢，想要表达清晰一个概念而不致混淆，最简直的表达方法，是：把这个概念相对（或曰相反）的概念讲出来就行了。——这比你用相近的多个概念来定义它，既省事又明白。如，你说“public good（公共善）”，你指出，“这里的“public”，是针对“individual（个人）”而言的。一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说，我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的原因之一。我要在此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当你想清晰而简洁、不让别人误解你讲的一个概念时，你特别强调一下（或同时指出并说明）这个概念的相对（或日相反）概念就行了。比如，你对刚懂事儿的小孩儿说“你是女的（或男的）”，你说十遍，她（他）也不见得明白。但是，你跟她（他）说:“你妈妈是女的，你爸爸是男的。你和妈妈（或爸爸）一样，是女的（或男的）”——她（他）一下就记住了，明白自己的性别了（当然，男、女定义的细节和生理学区别，等孩子的认识能力提高到相应程度时，再讲。此乃常识）。又如，你讲“黑”的概念及黑色的物理学特点时，与“白”的概念及白色的物理学特点来对照讲，学生就会很清楚而且记得牢。针对 Sandel 教授，表达概念的“反复性、用了很多近义词儿”的情况，我可以判断，Sandel 教授在认知上，在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盲区（任何人都有认识盲区，我也不例外），他甚至不知道“用对照性概念。《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不仅西方知道，一般东方人也知道。但是，挪亚为何先放乌雅（鸦），后放鸽子？——此问题，在我之前，无一人能给出合理解答，包括西方所有的《圣经》学者。
我的的物理学，生物学，不错；也懂“哲学上概念的对照性表达之理。我看了数遍“挪亚方舟及放鸟鸦、鸽子”的故事后，我很快悟出了，鸟鸦是黑色、而黑色是全光色吸收者；而鸽子（信鸽）是白色、是全光色的反射者”——先祖用乌鸦的道理之一，是“指”，法律的建构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颜色是表达角色的最佳方式之一）的职责；而法律的使用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职责的发挥——这是用鸽子的道理之一。当然，这只是认知的浅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详见我别的著作。《汉穆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石上，——这是有讲究的。其理，应说清楚，详见我另外的著作。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二）
说明一，上面，我仅举了三例。现实是，类似的例子有不少。我想，这三例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说明二，Sandel，教授，我似乎从来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individual good——individual interest [benefit]），而你四处宣传的是“公共善——即公共利益”（public good [benefit]）。［2］［3］public good, social good，这三个词儿，其实质，是一码事。实际上，你说来说去，上面三者，都可涵盖在“社群整体善”或“社群整体利益”（Social collective good [benefit]）这一词儿之下。我记得，我在听某些英文课时，公共利益，通常用“public good”表达。象处理垃圾问题，就是一个 public good（公共利益）问题。又如；cut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good of the company（裁减的实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等。因此，good 可当利益用；虽然，good 的涵义比 Benefit 要广些。我想先清晰概念（或者说，是表达方式）：
一是“good”的表达方式（概念）。不论依英文解说，还是依中文解说，“公共善（public good）”是抽象表达；而有“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 [interest]）”是具象（具体）表达。用具象（具体）表达，更大众化，更好懂。的确，不给广大公民带来具体利益、具体实惠的“善”，老百姓不欢迎。象你 Sandel 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喜欢用抽象的学术化的大词儿，如“good”。这样作，显得“你有学问”和与众不同。我不，我喜欢用接地气而老百姓都懂的小词儿，如，interest（benefit）。good，俗称，就是好，好处。
二是“public”的表达方式（概念）。public 的意义，主要讲“是大众的，群体的”。但是，“public school”在英国（尤其在 England），指的是“private”学校——专供 13～18 岁学生寄宿而自费的学校。因此说，“public”这个表达方式（或日 public 这个概念），在个别情况下，也会引起误解。因此，中国在翻译这。种学校时，使用了“公学”这个词儿，而不好用“公立学校”这个词儿。或问：你这个人对概念这么“叫真儿”干么呢？我的回答是，讨论哲学问题厘清概态，是个大事儿。你看，Sandel 教授为了表达清楚“public”这一概念，用了“social（社会的）”、“common（公众的）”、“社会整体的（social collective）等许多近义词儿。因为，他怕用一个词儿说不清楚。这说明什么呢？我不客气地说，这说明，Sandel 教授的哲学功底（或日哲学表达功底）不深。甚至可以说，他自己没弄懂“哲学”这门科学为何物。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用准确清晰而又高度抽象的概念来阐述表达事物的普通（或日“一般”）特性及规律。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Sandel 教授反复用了很多近义词儿来表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怕厘不清晰他要表达的“public”这个概念而误解他。其实呢，想要表达清晰一个概念而不致混淆，最简直的表达方法，是：把这个概念相对（或曰相反）的概念讲出来就行了。——这比你用相近的多个概念来定义它，既省事又明白。如，你说“public good（公共善）”，你指出，“这里的“public”，是针对“individual（个人）”而言的。一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说，我没听你说过'你主张个人善和个人利益’的原因之一。我要在此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当你想清晰而简洁、不让别人误解你讲的一个概念时，你特别强调一下（或同时指出并说明）这个概念的相对（或日相反）概念就行了。比如，你对刚懂事儿的小孩儿说“你是女的（或男的）”，你说十遍，她（他）也不见得明白。但是，你跟她（他）说:“你妈妈是女的，你爸爸是男的。你和妈妈（或爸爸）一样，是女的（或男的）”——她（他）一下就记住了，明白自己的性别了（当然，男、女定义的细节和生理学区别，等孩子的认识能力提高到相应程度时，再讲。此乃常识）。又如，你讲“黑”的概念及黑色的物理学特点时，与“白”的概念及白色的物理学特点来对照讲，学生就会很清楚而且记得牢。针对 Sandel 教授，表达概念的“反复性、用了很多近义词儿”的情况，我可以判断，Sandel 教授在认知上，在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盲区（任何人都有认识盲区，我也不例外），他甚至不知道“用对照性概念。《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不仅西方知道，一般东方人也知道。但是，挪亚为何先放乌雅（鸦），后放鸽子？——此问题，在我之前，无一人能给出合理解答，包括西方所有的《圣经》学者。
我的的物理学，生物学，不错；也懂“哲学上概念的对照性表达之理。我看了数遍“挪亚方舟及放鸟鸦、鸽子”的故事后，我很快悟出了，鸟鸦是黑色、而黑色是全光色吸收者；而鸽子（信鸽）是白色、是全光色的反射者”——先祖用乌鸦的道理之一，是“指”，法律的建构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颜色是表达角色的最佳方式之一）的职责；而法律的使用要顾及（考虑到）所有宪政角色职责的发挥——这是用鸽子的道理之一。当然，这只是认知的浅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详见我别的著作。《汉穆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石上，——这是有讲究的。其理，应说清楚，详见我另外的著作。
第七章：“公共利益优先论”造成的另一种人间悲剧(一)
不过，合法性的“谋私”，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即，有益于公共利益。以提倡公共利益为名，剥夺合法性谋私的权别，以“破私立公"（限除‘谋私’增进‘公共利益) 为目标，并用政府公权力强制性地管控公民去实现上述“大善”，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斯大林以行“大善”、以增进“公共利益”，以把公民打造成“一心为公共利益”的、有集体主义先进思想和美德的模范良民为目标，强制性实施“集体农村”制。因为“小农经济是培养‘谋私’的落后小农思想的温床”。结果，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正如前苏共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集体农庄下，农民成了新农奴”。因为，农民在没有签订任何契约的情况下，被斯大林赶进集体农庄，农民们不进入"集体农村"不行，退出"集体农庄"，也不行”。实践证明，如若你的“公共善（public good）”，强调的是劳动总成果的“结果分配平均主义”，那么，你的“公共善”，盖起来的，可能是座人间地狱。强调“果实分配均等”的集体农庄，导致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都不出力，粮食欠收……。我想到那个时代的两位世界级知名作家。一名是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alland），另一名名是爱尔兰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两位受到斯大林虚假宣传的影响，响往斯大林主义，前去朝拜。他们看到的，是被斯大林精心化妆、立为样板的“集体农庄”。被忽悠的这两位“聪明人”，回到欧洲，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他们这么干，给自己的生涯留下了一个助纣为虐的污点。我之所以说一下这两位名人，乃想告诫某些人，别再重复这两位的错误，被某些大恶掌权人“乔装打扮”的供人“参拜”的样板所迷惑。
（二）上世纪 1975 年后的一段时间，［1］柬埔寨由波尔布特政权统治。波尔布特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听起来这具有非常的“公共善”。“公共善（public good）”不就是追求“公民人人平等”吗？波尔布特集团实施非常极端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用公权力实现“三无社会”：
（一）无货币（因为“钱是万恶之源”）；
（二）把城市大批人赶到农村而形成无城乡差别（因城市是资本家的大本营）；
（三）无“知识份子——工人——农民”收入上的差别：一律实行配给制（因为差别收入就是不平等）……。（当然，后来，波尔布特也不得不印钞票 [货币]，因为，无货币，社会运转不了……。但在当初，他的确想永远消灭货币）。尔布特等，想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共产主义”，其实今日世界上有一个挺好、值得大家去看看的“共产主义社会”——以色列内的“基布兹”（又称为共产主义实验区）。它欢迎世界各地人自由参与，自由出入。以前曾是“无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样的学校……”。近年，实行了改革：实施“土地包产到人，个人收入与工作情况挂钩……等”。它之所以能改革，因（一）改革是社区全体公民投票决定的；
（二）社区每个公民一票，机会与权利均等地立法，竞选；
（三）它自由进出，依契约而行……。我要表达的是，人类不怕试验，不怕犯错，怕的是没有契约自由；要的，是平等的机会，权利被当政者用权力剥夺……。一步迈进“共产主义”，怎么行得通呢？反对声起。“反对？那不是反对人人平等吗”？不是“邪恶”吗？此恶，怎能存在？应清除之。——于是，开始杀人。不久大规模集体屠杀开始了……。恐怖之极。20 多年前，我去柬埔寨考察，亲眼去看过离金边不远的一个“万人坑”。那里，已修围墙，有几个大坑，坑边盖了一座透明的亭楼，里面堆满了白骨：有儿童的、有妇女的……。令人毛骨耸然。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他们在全柬埔寨 170 个县中的 80 个县进行了勘察，挖掘了 9，138 个坑葬点，发掘出近 150 万具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了"自族屠杀"。像这样的“万人坑”，可能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就是说，至少有 150 万多无辜，残遭杀害。其中，华侨被杀者人数，以人口比例而计，在柬埔寨所有民族之中，是最高的。因为，华侨重视教育，勤劳致富者很多。而知识份子是波尔布特改造的对象，富人是他要消灭的对象。我在美国，见到过当年从柬埔寨逃难出来的一些华侨。说到那段恐怖的经历，有的不停地流泪，有的泣不成声。因为，他们不少亲友惨死在波尔布特党徒的枪下。他们对当年支持柬国执政的外国政府 2 及政要也大加鞭笞。有人说，遭屠杀的柬埔寨国民，占当时总人口的 1/5 左右。
（三）1984 年，埃塞俄比亚掌权者强力推行类似前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制度，数百万人饥饿而亡，国家陷于内战。推行此制度的原由也是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这一类的美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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