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

[正見 @Fufugoodluck]

盛宣怀逃亡记——百年前的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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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王立军逃往美国领事馆的事件曾经轰动全国，我想现在3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最大的新闻，成为了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当时王立军的职务是重庆市的副市长，按级别算副部级。但你可能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朝，有一位正部级高官，比王立军还要搞半级，却就在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也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美国使馆大逃亡”！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盛宣怀！不仅是大清国的首富，更是掌控帝国经济与交通命脉的邮传部部长。他逃亡的这一天，距离辛亥暴动的武昌起义仅仅过去只有17天，距离大清帝国彻底崩塌也进入了倒计时。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的盛宣怀。

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扒一扒，这位大清帝国的超级CEO，为什么会被自己拼死效忠的朝廷逼上绝路？他又是如何在八国联军般的“多国部队”护送下，从北京城死里逃生的？

时间拨回到1911年10月27日。这天的北京城，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和恐慌的味道。在南方，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打响，革命军如星火燎原，接连光复重镇；而在北方的权力中心，一场针对盛宣怀的政治绞杀也达到了高潮。

大清国的“全国人大”——当时叫资政院，正在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会议。一百多名议员群情激愤，他们没有走任何司法程序，没有拿出任何确凿的犯罪证据，直接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投票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将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没错，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居然不经审判，直接要求砍了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脑袋。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国际顶流媒体瞬间炸锅。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评价说，资政院此举给大清政府出了道致命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的要求，杀掉一个“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但这相当于向宣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资政院开战。《纽约时报》更狠，直接把这叫做资政院对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

大清政府是怎么做的呢？仅仅在一天前（10月26日），似乎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的大清政府，就认怂接受了“最后通牒”。清廷颁布上谕，宣布盛宣怀“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直接“双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连带着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挨了处分。

《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一针见血的《中国皇室��服以图避免革命》。《纽约时报》毫不客气地用了“投降”（Surrender）这个词。英国《泰晤士报》大名鼎鼎的驻华记者莫理循，更是发文痛斥：在压力胁迫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权的“虚弱和恐惧”。

但是，资政院觉得光免职还不够，他们要的是盛宣怀的命！议员们为未能处决盛宣怀而颇感悲愤，紧接着通过了新的议案，要求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得知死刑决议后，67岁且身体虚弱的盛宣怀立刻展开了绝地求生。10月25日他先是藏进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行长的家里，随后又在10月27日辗转逃进了美国驻华使馆，给百年后的王立军打了个样。

为什么找外国人呢？因为盛宣怀当时正在和美、英、法、德四国银团谈判一笔高达1000万英镑的巨额铁路贷款。他如果死了，这笔大买卖就黄了。

这四国公使一听，这还得了？当天，盛宣怀的一名追随者紧急造访美国使馆。随后，英国公使朱迩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磋商，召开四国联合会议，集体跑到庆亲王那里去要人，对盛宣怀的安危表示强烈关注。他们警告清政府：我们各国对盛宣怀有道义上的保护责任，绝对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当晚，一场魔幻的护送行动开始了。美、英、法、德四个大使馆，每个使馆派出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下，组成了一支10人“多国特种部队”，将大清国的前部长盛宣怀，连夜护送出了北京城，直奔天津租界。

堂堂大清正部级高官，居然要在洋人的刺刀保护下，才能逃脱自己国家的追杀。这简直是晚清历史上最黑色幽默的一幕。看来，无论什么朝代，咱们的高官们出事之���最理想逃命的去处就是漂亮国啊。这个倒是永恒不变的。

盛宣怀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他能惹出这么大的乱子？又为什么连列强都要保他？
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就是大清国晚期最牛的职业经理人，洋务运动的核心操盘手，亦官亦商的实业巨头。

李鸿章大家都知道吧？盛宣怀就是李鸿章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在李鸿章死后，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大清国的近代工业体系。
你看他的成绩单：
第一，轮船招商局。这是晚清最重要的官督商办航运企业，直接打破了洋人对中国水运的垄断。这家企业的香火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大央企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招商地产、招商证券、招商蛇口、招商重工、博时基金等等，涉足行业之多，妥妥的巨无霸。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的市场实验主题，第一块试验田——蛇口工业区，就是由这家企业独资创办的。所以大家不能忘记李鸿章和盛宣怀这二位主啊

第二，电报总局。他搭建了中国第一条全国电报网络，让大清国终于通了“网”。

第三，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这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摇篮。就是今天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集团——武宝钢集团的前身。

第四，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新式银行。

甚至，连今天的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堂）和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都是他一手创办的。

他不仅是个官，还是个超级大商人。他“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掌握了巨额的财富和庞大的资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么大一块肥肉，谁不想咬一口？
但在当时派系林立的晚清官场，盛宣怀其实非常孤独。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列举了当时中央的“七党林立”：庆亲王有贪腐集团，载泽有财政党，载洵有海军党。而盛宣怀，自从李鸿章走后，就成了一个没有硬核政治靠山的“孤臣”。这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把盛宣怀逼上绝路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块基建大饼——铁路。

1911年1月，几经周折，盛宣怀终于坐上了邮传部部长（尚书）的位置。这个部门是个超级大部，相当于今天的铁道部+交通部+工信部+邮政局。

新官上任三把火，盛宣怀第一把火就烧向了他最熟悉、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的局面是：全国有17家“商办”铁路公司（民间集资修铁路）。但是，这些商办公司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巨额集资款不见了踪影，铁路却毫无推进。老百姓怨声载道。

盛宣怀是个强势的实干家，他一看这不行啊，国家战略大动脉怎么能这么搞？于是，他果断向中央建议：铁路收归国有！商办公司的股份，国家给���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股票。

这个政策在当时其实赢得了绝大多数省份的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发文称赞：“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据。”

但是！这个政策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广东、湖南、湖北的铁路高管们不干了，一旦国有化，就要查账，他们贪污的烂账就会曝光。

最奇葩的是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这帮高管在上海违规炒股，亏了整整350万两白银！他们居然要求中央财政替他们补上这350万两的窟窿。

盛宣怀的态度很强硬：一分钱都不给！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四川的高管们恼羞成怒，立刻举起“民族主义”和“爱国”的大旗，煽动不知情的民众，说盛宣怀是要把铁路卖给洋人，是卖国贼！各级官员浑水摸鱼，革命党则借机“离间官民”。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的真相。一场因为地方权贵炒股巨亏而引发的维权，最后演变成了颠覆大局的风暴潮，盛宣怀成了矛盾的原点。

为了修铁路，钱从哪儿来？只能借外债。

盛宣怀顶着骂名，和四国银团谈判。他凭借极高的商业天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硬是谈下了一个条件优厚的贷款合同：年利率维持在5%，远低于国内钱庄；半数款项可存于中国国有银行；废除洋人指定原材料条款，规定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铁轨。
在商业层面上，盛宣怀尽力了。但在政治层面上，他败得一塌糊涂。他被指控为“卖国”。

四川保路运动越演越烈，清政府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天下大乱之际，摄政王载沣和清廷高官们慌了。盛宣怀作为“维稳总调度”，一天内代拟3份面奏节略，建议撤换前敌总指挥荫昌，起用袁世凯。这彻底得罪了皇族亲贵和荫昌背后的太子党，而袁世凯也不领情。盛宣怀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御史们开始疯狂弹劾他。有人指控他搞铁路国有是为了在广州低价收购股票进行内幕交易；有人说他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

到了10月25日晚上，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这位在商海官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头，居然还在天真地写长篇辩护词，试图逐条反驳，并“自请解职，以避嫌疑”。

但他忘了，政治斗争，从来不需要真相，只讲实力不讲道理。清廷为了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了出去。

逃亡日本后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他脱下了象征大清高官的朝服，穿上的和服上挂着一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字。每天，他都在日记里默默记录着这一切。

逃离了屠刀的他，看着国内大清帝国的轰然倒塌，看着革命党和北洋军阀为了他的巨额资产大打出手，心中该是何等滋味？

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

在革命者眼里，他是最为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是镇压保路运动的元凶；

在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清廷眼里，他是个惹出大祸的替罪羊，随时可以拿去祭旗；

而在历史的客观维度上，他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驱。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1911年10月27日那个逃亡之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老人的惊惶，更是一个腐朽帝国在崩溃前夜，那种疯狂、冷血和无可救药。

正如他儿孙在《盛宣怀行述》中所感叹的：“当局亦知积薪厝火，事非一朝……以为罢斥一大臣，宣可间执其口，或因以暂弥乱机。而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耶！”

大清亡了，这不是杀一个盛宣怀就能挽救的。

[正見 @Fufugoodluck]

逃亡与绝响：马思聪的至暗时刻与越洋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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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深夜。浓重的黑云死死地压在珠江口的上方，没有星光，没有月亮，只有刺骨的寒风和如同野兽般咆哮的海浪 [cite: 1]。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暗夜海域上，一艘几乎没有任何照明的“002”号破旧电动拖船，正像一片幽灵般的枯叶，在惊涛骇浪中剧烈地颠簸着 [cite: 1]。这艘船是偷出来的，船上的十三个人，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极度的恐惧、绝望和一种近乎疯狂的祈求 [cite: 1]。只要有一束探照灯扫过，只要有一声巡逻艇的汽笛响起，这船上的所有人，面临的都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轻则入狱，重则当场被乱枪打死。
在这群瑟瑟发抖的偷渡客中，有一个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穿着极不合身的破旧破棉袄的男人。他浑身被冰冷的海水和冷汗浸透，身体随着海浪止不住地颤抖。但他的一双手，却死死地、近乎痉挛般地抱在胸前。他的怀里，紧紧护着一个被破布层层包裹的旧琴盒 [cite: 1]。在这个性命攸关、连干粮和水都来不及多带一口的逃亡之夜，他抛弃了所有家产，抛弃了半生的荣誉，却唯独带上了这把小提琴 [cite: 1]。因为在这个琴盒里，装着一把价值连城的十六世纪意大�� 斯特拉地瓦利 小提琴，更装着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音乐家，最后的一丝尊严和灵魂 [cite: 1]。
当这艘偷渡船在惊心动魄的航行后，终于在1月16日早晨香港大屿山的泥泞海岸搁浅时，这个男人跌跌撞撞地爬上岸 [cite: 1]。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欢呼，不是休息，而是颤抖着伸出手，将胸前佩戴的那枚已经斑驳的毛泽东像章摘了下来，用力地、狠狠地扔进了身后那黑漆漆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cite: 1]。那一刻，伴随着像章沉入海底的，还有他对那片他曾经无比热爱的故土，彻底死去的绝望之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见。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是一段被鲜血浸透、被狂热撕裂、被残忍扼杀的历史悲剧。刚才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绝望的偷渡客，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也不是什么亡命之徒。他，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是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是那首脍炙人口、曾让无数海外游子落泪的《思乡曲》的创作者——马思聪 [cite: 1]。到底是什么样的滔天巨变，什么样的非人折磨，能把一位温文尔雅、德高望重的国家级艺术大师，逼成一个连夜在泥水和惊涛中逃命的“饥饿幽灵” [cite: 1]？他在中国大陆到底经历了怎样令人发指的迫害？他那留在大洋彼岸的亲人们，又因为他的逃亡，遭受了怎样灭门般的血腥杀害[cite: 1]？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回到那个疯狂、嗜血、让人毛骨悚然的年代，去重温那段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cite: 1]。
第一章：风暴骤起，名门巨匠沦为“吸血鬼”
要理解马思聪的逃亡，我们必须先把时间倒回到几个月前，那个让整个中国陷入癫狂的1966年春天。那时候的马思聪，依然是受人敬仰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一生痴迷音乐，为人淳厚，他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埋头苦干，只要自己热爱祖国，哪怕外界有风吹草动，音乐的殿堂总归是一方净土。然而，他错了，错得极其悲惨。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cite: 1]。
1966年5月底，仿佛是一夜之间，一种无形的、狂热的毒素注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 [cite: 1]。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 [cite: 1]。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 [cite: 1]。“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cite: 1]。
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cite: 1]。他以为低头认错就能息事宁人，但他低估了这场运动的残酷和疯狂。
第二章：人间炼狱，一桶浆糊浇灭的尊严
退让，换来的不是宽恕，而是得寸进尺的折磨。1966年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 [cite: 1]。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cite: 1]。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cite: 1]。然而，这仅仅是前奏。
真正的至暗时刻，降临在1966年8月3日的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 [cite: 1]。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 [cite: 1]。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 [cite: 1]。
一位面目狰狞的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cite: 1]。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 [cite: 1]。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 [cite: 1]。
第三章：最黑暗的音符，颤抖的灵魂在哭泣
在牛棚里的日子，是生不如死的折磨。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 [cite: 1]。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cite: 1]。但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最残忍的惩罚，是对音乐本身的亵渎。
造反派们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 [cite: 1]。这首“歌”的歌词有两段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cite: 1]
1966年8月，北京许多红卫兵从各自校门口逼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牛鬼蛇神队队歌》 [cite: 1]。谁要是唱不好，红卫兵立即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唱好这首歌为止 [cite: 1]。后来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 [cite: 1]
折磨还在升级。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cite: 1]”在无尽���凌辱和恐惧中，马思聪的精神防线濒临崩溃。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赵风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cite: 1]
第四章：妻离子散，逃亡的微茫火种
如果仅仅是自己受苦，以马思聪的隐忍，或许他还想再熬一熬。但是在马思聪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cite: 1]。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 [cite: 1]。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 [cite: 1]。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来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小将们”得到消息，立马到南京追查，她们没办法，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 [cite: 1]。
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于是，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 [cite: 1]。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 [cite: 1]。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cite: 1]。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真是个好人，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就常常冒着危险，送吃的送用的给马思聪 [cite: 1]。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cite: 1]。
到了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 [cite: 1]。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cite: 1]。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cite: 1]。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cite: 1]。
第五章：生死抉择，黑夜中的大逃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 [cite: 1]。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 [cite: 1]。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乱棍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 [cite: 1]。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 [cite: 1]。
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cite: 1]。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 [cite: 1]。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cite: 1]。
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第一件事就是把胸前挂的毛泽东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 [cite: 1]。“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就是那两个偷渡的组织者何天爵、何炳权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 [cite: 1]。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 [cite: 1]“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 [cite: 1]。“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 [cite: 1]。
第六章：九龙藏身，惊弓之鸟的困局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 [cite: 1]。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生怕“狗头”走漏风声 [cite: 1]。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的岩洞 [cite: 1]。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cite: 1]。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 [cite: 1]。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 [cite: 1]。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cite: 1]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 [cite: 1]。
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 [cite: 1]。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 [cite: 1]。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cite: 1]。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二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 [cite: 1]。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 [cite: 1]。
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 [cite: 1]。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cite: 1]。
第七章：一曲《圣母颂》，名琴引出美国特使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去法国吗？去英国吗？去日本吗？马思聪选择了美国 [cite: 1]。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 [cite: 1]。可是，要想去美国，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 [cite: 1]。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 [cite: 1]。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之手的稀世珍品 [cite: 1]。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 [cite: 1]。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cite: 1]。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小姐。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 [cite: 1]。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子”先生？ [cite: 1]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cite: 1]。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cite: 1]。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 [cite: 1]。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cite: 1]。
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 [cite: 1]。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连夜冲洗 [cite: 1]。一曲奏毕，这位馆员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cite: 1]马先生马上说：“哦，我认识他。他是我在南���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 [cite: 1]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马先生回答：“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cite: 1]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确信无疑了 [cite: 1]。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cite: 1]。
第八章：外交暗战与闪电撤离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cite: 1]。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 [cite: 1]。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思聪一家发放证件 [cite: 1]。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cite: 1]。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cite: 1]。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并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 [cite: 1]。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若木鸡时，南希小姐和两位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进门。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cite: 1]。一位美国领事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飞往华盛顿！” [cite: 1]
在午宴上，领事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说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 [cite: 1]。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被批准避难 [cite: 1]。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cite: 1]
第九章：满门抄斩，留给亲人的地狱
马思聪逃离了地狱，但他没有想到，他由于逃往美国，被当时的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 [cite: 1]。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即“002号专案组”，全面调查马思聪出走经过，株连亲友数十人 [cite: 1]。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的人间悲剧 [cite: 1]。
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在他逃跑后被怀疑知情不报，警方抄家时发现失业又患脑瘤的马思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废报纸当草纸擦屁股，这还了得！于是马思齐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cite: 1]。夫妻双双被判管制，马思齐当时已70多岁，在监狱里干很重的活；大女儿马迪华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被抓后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死时30岁；第二个儿子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判8年刑 [cite: 1]。唯一幸免的是长子马宇中，远在新疆，没有沾上用报纸擦屁股的“现行反革命”大罪 [cite: 1]。
二哥马思武，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被指协助马思聪“叛国投敌”，受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7月11日跳楼自杀，终年63岁；跟他在中国住了30年的法国籍妻子其后离开中国，两年后1976年在法国忧郁而死 [cite: 1]。马思武自杀的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cite: 1]
马思聪的大妹马思芸当时突然被隔离审讯，关在学校地下室，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 [cite: 1]。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当年30多岁，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 [cite: 1]。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迫害。她的大哥王恒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王友刚和妻子何琼均被判入狱5年 [cite: 1]。就是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4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 [cite: 1]。
第十章：异国绝响，永远无法释怀的乡愁
痛苦的亲身经历和血迹斑斑的亲友遭遇，马思聪无疑心存恐惧，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仍迟迟没有归国 [cite: 1]。文革后，他回拒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 [cite: 1]。
跟马思聪一起逃亡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发去世，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间，她也没有返回过大陆 [cite: 1]。马思���走了，但他和他的《思乡曲》留了下来。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音乐家��死一生的传奇出逃，更是一个时代将最美好的事物撕毁给人看的无情与残暴。那是一段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这里是正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正見 @Fufugoodluck]

消失的“东方哈佛 ” 上海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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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盛夏七月，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此刻屏幕前的很多家庭，正处在最为焦灼 也最充满希冀的时刻——等待那一纸改变命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手里肯定都翻烂了各种高校指南和张雪峰以前的各种视频。对着那些鼎鼎大名的985、211高校反复斟酌。
趁着今天这个等待放榜的契机，我想带大家翻开一份已经无法在任何现代报考指南上找到的大学档案。我们要聊的这所大学，你今天已经无法报考，但它却曾是中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最顶尖学府，甚至被世人享有“东方哈佛”的极致赞誉。它，就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考入这所学校的难度，甚至被当时的上海人形容为“比考状元还难”。然而，在1952年的那场历史变革中，它却和另外13所外国人办教会大学一起，似乎一夜之间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其实并没有。这14所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学，化作了漫天星火，它们的院系、师资、设备被拆分、重组，深深地融入了当今中国的顶尖大学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所传奇的圣约翰大学，和他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在节目的最后��们也会一起盘点一下，这14所曾经代表着中国最���教育水平的教会大学，最终都演变成了今天中国的哪些顶尖985和211名校。
说不定，当你听完这期节目就会惊讶地发现，你或者你的孩子在今年九月即将踏入的那所大学，他身体里流淌着的，正是这些百年名校那镌刻其中的隐秘基因。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回到那段属于“东方哈佛”的光荣岁月。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华东政法大学一栋非常有名的楼。这座110多年前的楼叫格致楼，他的历史其实比华东政法本身的历史更悠久。在华东政法之前，这个地方有一所传奇的大学，传奇到什么程度呢？荣毅仁、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周有光、顾维钧、宋子文、吴宓等等，甚至，还有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民国着名律师江一平；就连香港电影的教父邹文怀，以及当过民国政府总统的严家淦、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前副总理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97香港回归出尽风头的那个风度翩翩的白发老人，原港澳办主任鲁平等等，太多太多名人都毕业于这个学校。这就是被称为东方的哈佛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 当你徜徉在华政的校园里，看着这栋古老的小楼，追忆往昔，会不会有一些感慨：为何崛起，为何又突然消失，甚至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最开始还不能叫叫大学，叫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 施约瑟 将圣公会下面的 培雅书院（1865年）和度恩书院（1866年）合并而成。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教会喜欢办学校，这个央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传道。美国今天大部分的常春藤、名校，除了康奈尔，像哈佛、耶鲁、布朗、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达特茅斯、哥伦比亚，还有非藤校名校：杜克、芝加哥、波士顿、西北大学等等，都是由教会办的学校演变过来的。从神学院到世��学术殿堂，美国大学也经历了一场长达百年的“去宗教化”过程。

好咱们回到圣约翰大学。1878年，施约瑟 用虹口一带的教会产业作为抵押，购买了84亩上海苏州河以南土地，作为筹建教会学校的校址。第二年 也就是1879年4月，校舍奠基，不久，校舍和几幢宿舍就落成了。当年9月1日开学。圣约翰的第一批学生有39人，当时学校免费提供给他们的衣、食、住、书籍和生活用品。第二年，学生人数增到71人。施约瑟可以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虽然那个时候还只是以书院的形式，并没有具备大学的雏形。
1881年，在第二任校长 华人牧师颜永京的带领下，圣约翰书院的学术氛围开始初具雏形。可惜的是 多年来为学校的事情劳碌奔波，颜永京积劳成疾，1898年在睡梦中长眠了。虽然颜永京过早地离世了，可他有个侄儿，也是上海圣约翰的校友，日后成了中国医学界泰���级、传奇、悲情人物，这个人就叫颜福庆，你看了我用了三个词，泰斗，传奇还有悲情，为啥这样形容呢？
首先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第二中国现在最顶级的医学院和医院全跟他有关系，北协和南湘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湘雅医学院的创始人、后来又当了协和医学院的首位华人院长。上海的两大医学院，两大门派，大家都知道：复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这两一直互相较着劲，但是 他是又复旦医学院的创始人，而上海交大医学院正是由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演变过来的。
可他最后的结局又十分的悲惨，在这我们就不多聊了，以后找时间专门聊聊他。

接下来是真正让圣约翰大放异彩的是上约的第三任校长卜舫济。也是将圣约翰从书院升格为大学的关键人物。

说起上海现在的大学，上交、复旦鼎鼎大名，C9成员，顶流985。但在20世纪上半叶，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滩名头更加响亮，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大学，与北京的燕京大学南北并立；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长达53年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成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齐名的在华美国传教士教育家。
卜舫济1864年出生于纽约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 ，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立志终身事奉神，进入神学院学习。1886年毕业后，卜舫济被派往中国传教，在中国度过了55年的人生。
1887年被圣公会上海教区派往圣约翰书院教英文，1888年6月被任命为校长时他才24岁。
掌舵圣约翰之后，卜舫济首先推行的就是语言，在他的带领下，英文成为圣约翰的绝对主流语言。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课程很深，咱先不说大学阶段的英文教学。当时圣约翰有一个中学部，相当于大学的预科班，在这个预科班的高三上学期 要读雨果的英文版的《悲惨的世界》，到了下期 就要读狄更斯的《双城记》。1892年圣约翰开设大学课程，一周七天，有六天都是全英文授课，学生们的日常交流全是英文。咱们汉语拼音��始人周有光在回忆录里也写道：一进学校，好像到了外国，连学校出得公���都是全英文。从圣约翰出来的学子，他的英文水平已经达到美国土著的标准。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处于外交弱项的中国，圣约翰学子会成为外交部首选了。这些圣约翰出来的名人，后面会跟大家介绍。
除了语言，体育也是卜舫济重点推行的科目。使体育成为圣约翰的一大特色。他在校内开设了网球、足球、划船等多项体育运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就诞生在圣约翰，当时学生们的头上还梳着辫子，这支足球队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1919年圣约翰大学成立40周年的时候啊，他的校友和学生捐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启用，这个体育馆里啊甚至还有室内游泳池，那在当时别说大学里了，就是上海最顶级的酒店这些上流社会出入的场所有室内泳池那也是也极为罕见啊。
卜舫济严格治校，尤其重视入学考试，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试长达6天，比今天的高考还长一倍的时间。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同样，这6天的考试中只有一天使用中文，其余都使用英文来考试，录取之后每学期学费昂贵，要两百多银元。每年录取人数不定，他没有固定的名额限制，是人才就录取你。
卜舫济1905年在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把圣约翰注册成为大学，经过他的努力，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知名大学都同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甚至耶鲁大学还同意免试招收。这在当时的国内教育环境中，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才会有无数厉害的民国人物，从圣约翰大学走出来。可以这样说，卜舫济几乎靠一己之力，让一个上海滩的小学堂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1914年，广州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并入圣约翰医学院。圣约翰是当时中国两所授予医学博士的学校之一，另一所，大家都知道，就是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的学制为预科3年、本科4年，总共7年，完成4年学时授予理学士，完成7年学时授予医学博士。完全与美国医学会（AMA）的标准接轨。非常国际化了。
到了1919年建校40周年时，在卜舫济的领导下，圣约翰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学校���为蜚声中国教育界的大学。约大已拥有文科、理科、神学科、医科及中国文学哲学科6个学科，另外还有中学为预科。后又开设商学、新闻、政治历史等系，1923年增设土木工程学院，俨然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讲到这，咱们必须聊聊，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这里面很多人啊 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乃至到现在起到了重大影响，他的校友网络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法律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等等，各个行业。

我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里面就包括了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国民党的行政院长，财神爷宋子文、国民政府的总统严家淦、大文豪林语堂、张爱玲、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建筑大师，华人之光貝聿銘、香港电影的教父，缔造出李小龙和成龙两位国际巨星及许多演艺明星，香港嘉禾集团创始人邹文怀、老上海商业巨子，民生银行创始人经���平；大新闻家邹韬奋、汉语拼音的创造者，大语言学家周有光；著名法学家，���际法院的院长史久镛；外交家施肇基；政治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更多了，你像俞大维、俞鴻鈞、鍾士元、鲁平、钱李仁；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建者張伯苓、清华大学奠基人周诒春，还有前面聊到过的咱们国家现代医学界的开山鼻祖，泰斗颜福庆等等。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聊到这，是不是觉得很激动，很惊奇，那我们是不是要喝一杯。
好，喝完了美酒，我们继续聊
1913年2月1日，卜舫济还曾经邀请孙中山到约大做过演讲，1929年12月，圣约翰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同时庆贺卜舫济担任校长40周年。当时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还有基督教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晏阳初等一些社会名流 都专程赶来参加庆典。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圣约翰校友宋子文在庆典上被授予了法学博士学位。
卜舫济在上海期间，认识了圣公会在上海的第一位华人牧师黄光彩的女儿黄素娥，黄素娥也是热心的女基督徒，担任过圣公会所办的圣玛丽书院的校长。卜舫济与黄素娥志趣相投，两人于1888年8月结婚。婚后黄素娥成为卜舫济的贤内助，对圣约翰的发展贡献良多。
卜舫济这个人还非常有趣，喜欢和学生交朋友，没事就在家里招呼学生来吃饭、喝茶、聊天，甚至点唱歌曲。林语堂曾在自己的自传里深情回忆：我这对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出来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博士和其他几个优秀的教授而得来；他们都是真君子。林语堂什么人物，他骨子里文人的傲骨，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如他的眼的。

1941年卜舫济卸任圣约翰大学校长一职，退休回到美国，1946年他又回到上海，1947年在上海去世，葬于上海静安公墓，享年83岁。
卜舫济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不但对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也对推动上海高等���育乃至影响全国大学教育有积极作用。可以一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圣约翰大学的灵魂人物，历史上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济”之说。

百年前的中国，有十余家教会学校，它们独立于国内教育体系之外。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政府都曾要求收回学校的教育权。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这些外来的教会学校，充满了敌视。而圣约翰大学，更因他的全英文教学，就被抨击为“帝国主义思想的侵略”。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1月上海「沦陷」。时任圣约翰副校长的沈嗣良，给哲学家傅统先写的信中，他提到，圣约翰曾迁至公共租界的大陆商场办学长达两年之久。当时的上海局势动荡，高压的政权，以及暗杀事件层出不穷；食物匮乏、物价日益上涨；难民潮也越发严峻，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由于战争的缘故，来自美国圣公会的经费支持完全被切断，学校运营只能全部寄希望于学费和校友捐助。
1940年在日占期间的上���，迫于严峻的形势，圣约翰被迫做出了���办的决定。二年后，圣约翰大学艰难复课。由沈嗣良担任校长，这是圣约翰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也是上约的第四任校长

时间推移到1945到1949年，全国高校深陷政治漩涡，约大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校园里既有因对国民党绝望而公开发表左倾言论的教授，也有特务与进步学生的暗中较量。1948年的“六三事件”导致校长被迫辞职，大批师生为了躲避特务抓捕而被迫流亡。
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为了让学生在巨变前顺利拿到文凭，校方在5月匆忙用铅字模块手工拼凑印制了毕业证，草草办完了典礼。5月26日，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攻入上海市区，他们选择将位于苏州河畔的圣约翰大学校园作为临时宿营���，并在校内的“交谊楼”建立了在上海的第一个指挥中心。指挥攻占上海。圣约翰大学也因此被更多地定义为“解放上海的第一宿营地”或“解放上海第一站”。
此后，毕业生们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一部分远赴海外，成了日后海外校友会的骨干；而绝大多数则选择留在了大陆。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具有浓厚美国背景的圣约翰大学迅速被贴上了“帝国主义黑校”的标签。加之宋子文、孔祥熙等校友被列为头号战犯，约大的处境雪上加霜。从1951年起，传统的英文毕业证被全中文取代，而拿着约大文凭走入社会的毕业生，也开始在工作分配中面临审查与冷眼，昔日的精英光环变成了人生的“污点”。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成为了压垮约大的最后一击。建校73年的圣约翰大学被彻底裁撤拆分： 在这次调整中，圣约翰大学的院系被并入到其它大学，具体为：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被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后又并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如今的上海滩，复旦上医与交大医学院双峰并峙，占据了上海医学界的半壁江山——追根溯源，它们都与圣约翰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羁绊。
政治系，英语系和新闻系被并入复旦大学； 财经系并入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取消农学院被，部分学生转入广东的岭南大学；理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此外，约大附中与大同大学附中合并，就是今天的上海市五四中学。

在此次院系调整过程中，圣约翰大学的教员也分别去了不同的高校。位于极司非而路上（今天的万航渡路），上海人称之为梵王渡的约大校园被划归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华东政法大学。后来， 一部分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办公机构。至此，在建校73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正式走入历史。

好，咱们聊到这，既然聊到了圣约翰的被拆分的情况，咱们顺便把另外13所教会大学的拆分归宿 也一起给大伙给讲讲。
这些教会大学 他们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天花板，今天中国许多顶尖985、211高校的血液里，都流淌着这些教会大学的基因。

首先 从华北地区开始讲，有两所，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
大家都知道燕京大学曾是近代中国最顶尖的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大主体，他的的文、理、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并入到了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
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大学从此前的沙滩红楼集体搬迁，住进了燕京大学那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今天的北大。在这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 被大众误解的视觉符号。今天人们提到北京大学，脑海中浮现的标志性景观一定是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但实际上，未名湖和博雅塔根本不是老北大建的，它们是原原本本的燕京大学校园景观。博雅塔当年其实是燕大为了给校园供水而巧妙设计的水塔。这段历史的余波就是：今天北大的物理空间和最核心的视觉象征，其实是燕京大学留下的百年遗产。
齐鲁大学曾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声望的教会大学，当时教育界素有“南齐北燕”之称（南有齐鲁大学，北有燕京大学）。
今天，它的血脉��要分布在以下几所现代学府中：其盛誉的医学院与山东大学医学院等合并，演变为今天的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其文理学院一部分并入到了今天的山东大学，另一部分则分拆并入了山东师范大学、药学系并入到了今天的中国药科大学，天文算学系整体迁至南京，并入南京大学，农业专修科并入到了今天的山东农业大学。
在这场浩大的拆分中，齐鲁大学最核心、最引以为傲的医学板块留在了济南。今天山东大学的趵突泉校区，正是当年齐鲁大学的校本部旧址。校园内至今完整保留着当年由美国建筑师设计的诸多中西合璧式老建筑，这也是这所百年学府在物理空间上留下的最深印记。
好，下面就是到了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和江苏）是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地方，也是1952年调整中分割最复杂的区域。
圣约翰大学前面咱们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咱们就来讲讲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国本土学者的救国理想与法国天主教会的海外扩张野心。在教会背景的百年老校中，震旦大学可以说是“���法国化”的一所。他的创始人叫马相伯，他毁家兴学，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寓意“中国之曙光”，他同时还创办了另一所大学，就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

1952年，震旦的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同德医学院合并。并入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之后再加上他的附属的广慈医院（就是今天的瑞金医院）一并划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奠定了交大医科在全国极强的临床地位。
文学院、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工学院相关科系并入同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并入到了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震旦引以为傲的大陆法系（特别是法国法系）的雄厚师资，成为了华政建校初期的重要学术基石。经济系并入到了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
在梳理这段震旦更迭的暗线时，你会发现一个极为精妙的历史巧合。1905年，马相伯因不满法国耶稣会篡夺震旦���控制权，带着不屈的师生愤然出走，创办了“复旦公学”也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
近半个世纪后的1952年，震旦大学彻底不复存在，而它最核心的文学院和理学院，最终又并入了复旦大学。历史兜兜转转，法国教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象牙塔被时代的巨浪推倒，而它留下的最丰厚的学术遗产，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归还给了当年被迫出走的“复旦”。
如果说圣约翰大学代表了英国圣公会的“贵族气”，震旦大学代表了法国天主教会的“法式严谨”，那么位于黄浦江畔的沪江大学，则是由美国南北浸信会创办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曾是上海滩英语教学最顶尖、商科最发达、风景最迷人的大学之一（徐志摩就曾在这里就读）。
沪江大学同样未能逃脱被全面撤销建制的命运。它的文、理、商、政法等王牌专业被彻底拆解，滋养了今天上海的多所顶级高校：
1952年，沪江大学的 商学院并入到了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沪江的商学院在当时极负盛名，调整时连同 大同大学、震旦大学等校的商科一起，组成了今天上海财大的核心骨干。沪江引以为傲的英语系、中文系，以及化学、生物、物理���理科专业，被大规模并入复旦和华东师大，极大地增强了这两所学校的文理综合实力。他的政治法律系参与组建了今天华东政法大学。沪江大学的物理空间，就是���时的校址成了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

由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联合创办的之江大学。如果说燕京大学的“燕园”是北方大学园林的巅峰，那么位于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旁的之江大学，则是南方最美山林大学的绝对代表。
1952年这所风景如画的学府同样被全面拆解，其各个优势学科如同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并滋养了华东地区的多所重磅高校：
之江大学的土木和建筑工程在当时极负盛名。这部分核心力量并入同济，进一步奠定了今天同济大学在全国土木建筑领域的“霸主”地位。
他的工科力量被就近合并到了浙江大学，充实了浙大的老牌工科实力。
之江的商管人才主要汇入了上海财经和复旦这两所高校。
文理基础学科绝大部分留在了杭州，成为后来杭州大学，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大，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浙江大学，

金陵大学是近代中国最顶尖的教会大学之一，当年在教育界素有“江东之雄”的美誉。它不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姊妹学校，他农学院和文学院在亚洲更是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
1952年，金陵大学被全面撤销建制，但它的血脉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今天南京多所顶尖高校的核心基石。金陵大学的拆分去向可以清晰地归纳为以下几条主线
最核心的合并。金大的文理科骨干直接并入了由原国立中央大学改名而来的南京大学，极大充实了南大的文理基础。
金大农学院当年与康奈尔大学深度合作，实力极强。调整时，它与南大农学院合并，组建了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和现在的南京林业大学。
金大教育学和师范类相关专业被剥离，参与组建了今天南京师范大学。
金大是中国最早开展电影教育的大学。其影音部的精锐北上，一部分成为了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早期骨干，另一部分参与组建了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

我们在讲燕京大学时提到过，今天的北京大学其实是搬进了燕京大学的校园。无独有偶，金陵大学也经历了一场极其相似的“空间继承”。
1952年院系调整前，南京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的主校区在四牌楼。而在调整中，随着金陵大学的撤销，南京大学将主���区整体搬迁到了原金陵大学的校址——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
只要你去过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就一定会对那栋爬满常春藤、中西合璧的北大楼印象深刻。但请记住，这栋楼以及周围那片极其优美的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群，最早其实是美国建筑师为金陵大学设计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51年先与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原址为基础，整体拨划给了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今天南师大著名的随园校区，就是当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位于福州的两所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这两个学校于1951年合并为“福州大学”（注意：并不是现在的福州大学），并于1952年院系调整中，与其他几所学校的师范院系共同重组，演变为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还有一部分演变成了今天的福建农林大学。
上面这几所华东的教会大学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看华中地区
华中地区有一所教会大学叫华中大学位于湖北武汉。1951年，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组建为华中师范学院，后来发展为今天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大学的前身之一“文华大学”曾于1920年创办图书��，这是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1927年，该科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在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文华图专被整体并入武汉大学，奠定了今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坚实基础。也是武大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全国长期排名第一的原因。

西南地区
华西协和大学位于成都华西坝，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轫地，也是当时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综合性教会大学。
在1951年被政府接管并更名为“华西大学”后，它在1952年至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被彻底拆解。其庞大的院系和师资主要演变成、或并入了今天西南地区的几所重量级高校：
医学与口腔学科这是华西协和大学最核心、最王牌的资产。 院系调整中，华西大学原有的综合性学科被全部剥离，仅保留了医学、口腔、卫生、药学等医学类系科，同时接收了部分其他高校调入的医学资源，重组成为一所纯粹的医科大学——四川医学院（在西南地区大名鼎鼎，老百姓俗称“川医”）。1985年，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 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强强合并。如今，它成为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大家都了解，川大下属的华西医院和华西口腔医院在全国医学界长期处于顶尖地位。完全可以和北京的协和、长沙的湘雅��媲美。
他的文理与社科主体：并入 到了今天的四川大学 与 西南民族大学。他的农学、财经与教育这些专业相对应的并入到了今天西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可以说四川现在大部分的顶尖高校都流淌着华西协和大学的血液，传承者他的基因。

一口气啊，把这些教会大学的演变史给大家讲���了，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些教会大学的西方学术色彩的通识教育传统、高度国际化的教学模式被废除了；但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学校的优质资产、顶尖教授和火种学科，被全部分流到了新中国的公办高等教育体系中。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超一流名校，它们先后能在建国后迅速夯实并奠定如今的学术地位，当年吸纳的这14所教会大学的“养分”功不可没。同学们当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别忘了去追根溯源一下，你的学校现在流淌着哪所教会大学的血液。

好，让我们又回到上约吧！，上海圣约翰大学。到了此时啊！校园内不少的特色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根除”帝国主义宗教影响的一项措施，礼拜堂首先被拆除。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的怀施堂，当时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创始人施约瑟主教而得名，后来为纪念已故的约大毕业生邹韬奋，就被更名为韬奋楼。屹立在怀施堂前的纪念坊在“文革”中遭到拆毁，曾辉煌一时的解放上海的第一个指挥中心——交谊楼 成为了一个储存后勤物资的地方，就是一个库房了。大楼的地基在不断下陷，成为了一座危楼。

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那棵大樟树，而它也在1960年代消失了。据说大樟树 是因树龄太老自然死亡的，然而，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中被砍掉作了木材。不管是怎样，当1952年圣约翰大学遭裁撤之际，大樟树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

在随后的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留在大陆的校友历经磨难，许多人被下放或迫害致死；相比之下，当年离开大陆到了海外的教员要幸运得多。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令人感叹的是，当动荡岁月终结，那些历经屈辱的留守校友却鲜少抱怨。对他们而言，无论遭受过什么，中国始终是他们深深热爱的祖国。
这就是圣约翰大学最后的岁月，一段被时代洪流彻底碾碎，却又让人无法忘怀的沧桑往事。

无独有偶，201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消逝后的60年，���一所全美制的大学在上海滩建立，这就是今天的上海纽约大学，他是纽约大学的世界三大校区之一，纽约、上海、阿布扎比。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简称“上约”，今天的上海纽约大学的简称叫“上纽”，合起来就是“纽约”的名字。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美国的纽约和中国的上海这两座城市在彼此国家的地位不用多说。放在全球也是两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顶流城市。上纽与上约有很多同样的教育模式、全英文教学、通识教育、极度热爱体育，高度全球化的视野等等。

2024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了上海纽约大学，60年，中国的一个甲子，一个新的轮回。我想啊们大家期待的不会是历史的轮回，而是对历史周期率的打破。

校友

[正見 @Fufugoodluck]

吴莉莉 压垮贺子珍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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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感情经历中，贺子珍是一个绕不开、也最为令人唏嘘的名字。她是一位典型的“女汉子”、“双枪女将”，却在权力的中心黯然退场；她与毛泽东相处十年，总共为毛怀了十胎，生下六个孩子，最后陪在身边的却只有一个女儿。今天，咱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看一看，这位当年被誉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究竟经历了怎样曲折离奇的人生？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导致她被赶出延安，与毛彻底分开，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细节？如果她没有离开毛，后来的历史，又会不会被改写？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27年。那一年，贺子珍18岁，正值青春妙龄。她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贺子珍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皮肤白净，五官清秀，一双眼睛十分有神采。而且她性格极其爽快，敢作敢为，在永新县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当地人都叫她“永新一枝花”。

她不仅漂亮，而且是个绝对的狠角色。1927年她参与组织了永新暴动，事后跟着哥哥贺敏学一起上了井冈山。在王佐、袁文才这两位井冈山山大王的队伍里活动。她能骑马，能打枪，行动非常果断。有一次，国民党的部队进剿，她掩护赤卫队作战，左右开弓，两枪就撂倒了两个敌人，这“双枪女将”的威名就是由此传开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残部初到井冈山落脚，那时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想要在这片大山里加快站稳脚跟，袁文才、王佐这些地方土匪势力的态度至关重要。当时的毛泽东34岁，在湖南老家还有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

毛泽东到了永新之后，当地的共产党的人前来见面，这其中，漂亮又活跃的贺子珍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那天晚上，贺子珍送了两只野鸡、两瓶酒给毛泽东。毛泽东就留她一起吃饭，两人越聊越亲近。第二天晚上开完会，毛泽东把她单独留下来密谈了很久。到了第三天，贺子珍整整陪伴了他一天，当晚就没有离开。到了第二天早上，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我和贺子珍同志彼此相依了，由同志的爱进阶成了夫妻的爱，是我们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 吗说这些话的时候，贺子珍当时就站在他旁边，面带羞涩。看来这两天她是被毛给彻底征服了。
这件事，在政治上可是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他不仅得到了贺家兄妹的支持，也进一步拉近了与井冈山的地头蛇袁文才、王佐的关系，帮他在井冈山彻底站稳了脚跟。很快，贺子珍就成了毛泽东的助手兼生活伙伴，帮他整理文件，照顾日常起居。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历史争议。在中共后来的宣传叙述中��总说是因为井冈山和长沙之间交通断绝、音讯不通，毛泽东曾派人下山打听过杨开慧的消息，带回来的说法是杨开慧已经被仇人杀害了，所以他才与贺子珍结合的。可是，后来大量真实的回忆录和史料却无情地指出，杨开慧一直到1930年11月才在长沙牺牲。而那个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毛泽东当时到底是真的相信杨开慧已经死了，还是明知她还带着三个孩子在湖南苦苦等待？这成了一个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的谜团。朋友们怎么看？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幽暗残酷的一面。

贺子珍跟了毛泽东之后，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在马背上、在战火中不断地怀孕、生子与失去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

整整十年时间，她总共怀了十次胎，生下了六个孩子，几乎是一年一怀。说到这，肯定有朋友好奇，当时伟人他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吗？ 你觉得呢？会吗？在那样艰苦的行军打仗环境下，频繁怀孕对女性的摧残是无法想象的。而这六个孩子出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每一个都写满了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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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胎是个女儿，1929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取名毛金花。刚出生没多久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后来与父母彻底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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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儿子，1930年出生在江西瑞金。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刚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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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也是儿子，1932年出生在福建长汀，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这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一个孩子。长征前夕，孩子还不到两岁，贺子珍忍痛把他托付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夫妇和自己的妹妹贺怡夫妇抚养。后来毛泽覃在战斗中牺牲，这个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关于这个毛毛，咱们后面还要详细讲一桩离奇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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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女儿，1935年长征途中出生在贵州的一个破庙里。刚生下来就主动 送给当地苗族老乡抚养，也是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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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是女儿，1936年出生在陕西保安，取名李敏，小名娇娇���这是六个孩子中唯一由贺子珍抚养长大、平安长大成人的。也就是说是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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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是儿子，1938年出生在苏联���斯科。当时贺子珍已经负气出走苏联。这孩子十个月后不幸因肺结核意外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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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看这份记录：这些孩子，一个个生在战火中，又一个个丢在路边。有的刚出生就意外夭折，有的被迫送人，有的彻底失散。官方总说这是为了革命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可换个角度看，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无法珍惜和保护的人，又怎么可能真正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呢？ 后来发生的大饥荒和文革，死了那么多人，有一次，在中南海刘少奇激动地 对着悠然自得泡在泳池里的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  毛听后不屑地一笑！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 压不住阵脚了? 为什么不顶住?”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或许在他们眼里，死再多人，不过是更大的“革命需要”罢了。朋友们怎么看？
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三个孩子，小名毛毛的毛岸红。���子珍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感情问题负气前往苏联，1947年从苏联回国。此后她一直挂念着这个失散的儿子。

1953年，她从上海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恳请他帮助寻找当年寄养在瑞金的“小毛毛”。江西省政府那肯定是高度重视，派干部王家珍等人前往调查。皇天不负苦心人，最终在瑞金叶坪乡，寻找到了当年抚养这个孩子的农民朱盛苔、黄月英夫妇。他们不仅讲述了收养经过，还拿出了贺子珍当年亲手缝制的小棉袄作为物证，证实1934年长征前确实收养过一个叫“朱道来”的红军小孩。

1953年6月，朱道来被带到上海与贺子珍相见。贺子珍一见到他便情绪激动，凭着母亲的直觉认定 这就是自己寻苦多年的骨肉。随后朱道来被接到北京，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了二十多天。周恩来、朱德、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中央领导和老同志都前来看望，不少人私下都觉得他长��像年轻时的毛泽东。

照片和材料也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大家注意，他没有明显承认，但表明了态度：“不管孩子是谁的，都是革命的后代、组织上必须抚养”。最终决定由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让他留在北京读书。

朱道来挺争气，后来考上清华，毕业后从事国防科研方面的工作。然而不幸的是，朱道来在1971年12月年仅38岁突然去世。有说他是癌症死的，也有说是在文革中武斗被打死的。他的死让这个身世之谜彻底成了悬案。

关于朱道来的身世，网上一直存在一种说法，认为他是贺子珍“故意找来的假儿子”，目的是想 重新获得毛泽东的关注。这种说法主要源于当年另一位女干部朱月倩的强烈反对 ——朱月倩坚持朱道来是她自己与烈士霍步青的遗孤 名叫霍小青，并因此与贺子珍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儿子”���风波。 然而，从现有史料来看，这种“寻假子”的说法证据并不充分。因为贺子珍对朱道来的认定，包括了当年亲手缝制的小棉袄、毛家传承特征以及血型比对等一系列铁证。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说明了结果……大家怎么看，朱道来是毛泽东的亲儿子吗？

好，咱们要讲的重点来了，时间来到1937年底。这是决定贺子珍命运转折的一年，也是把贺子珍赶出延安的导火索爆发之时。我们要聊聊著名的“吴莉莉事件”。 正是这个吴莉莉，成了压垮贺子珍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毛泽东彻底与贺子珍的决裂。

吴莉莉是谁？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照片 这位跟台湾女星大S徐熙媛长得很像的延安美女，就叫吴莉莉。如今盛传她就是大S的祖母，因为二人长得非常相像。为此曾经台湾有一档娱乐节目还询问过大小S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否认了。

在当年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啊，有个"延安四美"的说法，就是说的延安的四大美女，这个延安四美呢，有多个版本，但是无论哪个版本，吴莉莉无疑是"入选"频率最高的，她甚至还被称为延安第一美女。
���史有时候很难理解，像吴莉莉这样曾经大红大紫的人物，她的"来历"却含糊不清，如今几乎所有资料记载的都是，她是河南人，1911年出生。至于家乡在河南什么地方，在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出生，难以探究。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本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也叫吴广惠，这些名字都很大气，一听就是个才女。
吴莉莉在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北平，她家庭条件优越，父亲当过北平的盐务官。吴莉莉的小学和中学都在北平的教会学校就读，成绩十分优秀。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
从学生时代开始，吴莉莉就是位爱国青年。在她只有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和同学们冒着大雨在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后来酿成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当时被鲁迅关注的22岁的刘和珍就是在这个惨案中牺牲的。
同那时的不少才女型美女一样，在北师大期��，校花级的，性格开朗活泼的吴莉莉便收获了爱情，对方是北平大学才子张研田。吴莉莉大学毕业后，23岁时便同张研田结婚。
婚后不久，丈夫张研田便到日本留学，吴莉莉则到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还兼做家教。此时便显出了这个女子的非凡之处，她居然用自己的薪水供养丈夫读书，她每月收入60元，自己只用20元，其余都寄给张研田了。
后来吴莉莉也曾到日本数月，也曾到美国短期留学，1935年10月回国后又考入国立南京戏剧学校。在多所大学就读过，并在国外读过书，使她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不仅英语水平极高，而且有非凡的艺术表演能力。
1935年底，"12·9"运动爆发后，吴莉莉和学成回国的爱人张研田一起来到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西安，张研田担任杨虎城的参议，吴莉莉则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了唯一的女职员。
西安事变之后，吴莉莉到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此时，她和丈夫张研田感情出现了问题，二人协议分手。关于他们的分开，一般认为是，吴莉莉太看重事业，不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导致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同张研田一直在国民党方面工作不同，吴莉莉倾向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对革命更加充满执著。
和那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吴莉莉一直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向往，1937年2月，她终于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来到了延安。
多才多艺长相出众的吴莉莉，到延安后瞬间便开始大放异彩。那时延安还缺乏人才，而吴莉莉有北师大、南京戏校的文凭，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不仅精通英语，还略懂日语，于是很快就成了"香饽饽"，她一边被安排到抗大学习，一边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领导人们的英语翻译。
为了抗日和革命宣传，当时延安的文艺演出相当活跃，这正好给了戏剧学校毕业的吴���莉施展的舞台。在延安，吴莉莉演出了话剧《母亲》《阿Q正传》等。尤其是在高尔基的《母亲》中，���莉莉饰演的主角"母亲"尼洛夫娜出神入化，达到很高的水准，让她成为明星般的存在。
当时吴莉莉在延安是着装打扮最新潮的，她被认为是唯一涂口红、留长发的女性。那时延安的女性都是留齐耳短发，看着很精神，但女人味不足；而吴莉莉却偏偏留着披肩发，而且还是略带卷曲的烫发头，再加上她火辣的眼神，火辣的身材，使她显得卓尔不群，十分惹人眼球，遂有延安第一美女之称。
不光演出才华出众，真正让吴莉莉脱颖而出的还是她的外语才能。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记者厄尔·利夫到延安采访。当毛泽东、朱德被采访时，吴莉莉当仁不让地当了他们的翻译，成为延安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延安的桥梁，她的出众才华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极大赞赏。
接着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当然也是吴莉莉当翻译了。吴莉莉在美国时就结识了史沫特莱，此时两人再相见，交流已经很默契了。史沫特莱当时主要是采访朱德，后来���为朱德写了传记，为她当翻译和秘书的吴莉莉给了她很大帮助。
史沫特莱自称"大地的女儿"，思想极为自由，她不仅在延安采风写作，还促成了白求恩的援华；当时她还给延安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比如灭鼠运动，节育运动，就是号召妇女们避孕。
在延安时间待长了，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泽东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徵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从这以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搞舞会，跳交际舞就从这开始，一路跳到了以后的中南海。史沫特莱就是这个跳交谊舞的始作俑者。
这就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延安那些经过长征苦难的人，就很反感：男男女女抱在一块跳舞，成何体统？简直是腐化的表现！尤其是吃过很多苦而且结���婚的女同志更加反对这种舞蹈，担心自己的���夫跳这舞，变花了心。所以有不少人抵制。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时年28岁的贺子珍。贺子珍跟着毛泽东同志在长征路上历尽坎坷，饱受沧桑，最讨厌这些"有伤风化"的玩意。看着丈夫由长相出众、打扮靓丽的年仅26岁的吴莉莉陪着，接见外国记者；或者他们在一起跳舞；或者在一起谈文学，心里就很不舒服。
于是贺子珍、吴莉莉、史沫特莱这三个女人围绕着毛泽东，相互争风吃醋，展开了一场博弈。
1937年底，延安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却又哭笑皆非的事件。
贺子珍出身农民家庭，性格直爽火爆，脾气极为暴躁。常年随军征战，让她养成了拿双枪、动不动就要枪毙人的习惯。这样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一个领袖的夫人。
那天晚上，贺子珍四处都找不到毛泽东，疑心越来越重，便直接跑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附近寻找。结果在挨着史沫特莱的隔壁窑洞里，她推开门���当场看到毛泽东正坐在吴莉莉的窑洞里单独在一起！
贺子珍这座火山瞬间爆发，她失控抄起手中的手电筒，冲上去就朝毛泽东头上、肩膀上猛打，一边打一边哭喊大骂。毛泽东坐在板凳上只是用手挡着，没有还手。吴莉莉吓坏了，缩在墙角不敢出声。 打完毛泽东后，贺子珍又把怒火扑向吴莉莉。她抓住吴莉莉的头发，又抓又挠，把吴莉莉的脸都抓破了，被打得满脸是血，鲜血直流，头发也被扯掉一大把。场面极度混乱，据说当时她气到了极点，如果警卫员没有及时冲进来把她拉走，她很可能当场就把吴莉莉给毙了。

此时，贺子珍又向旁边的史沫特莱大骂，挥起手电筒要打她。但史沫特莱不好惹，一个外国人，人高马大，直接一拳砸在贺子珍脸上，马上就把她打倒在地。贺子珍右眼顿时肿了起来，青紫一片。 闹到最后，毛泽东终于开口，冷冷地看着贺子珍说了一句：“你再胡闹，我让警卫员枪毙你！” ���子珍听到这句话，当场吓得不敢��出声。警卫员费了好大力气赶紧把她连拉带劝地拖回了她的住处。

陶铸的妻子曾志和张闻天的妻子刘英都回忆说，贺子珍毛泽东一吵起来就动真格，谁都拉不住。连毛泽东自己后来也直言：“她脾气不好……我们俩吵嘴的时候，她拿板凳，我就拿椅子！”

第二天，贺子珍越想越委屈，脸上还带着被史沫特莱打出的青紫伤痕。她四处哭诉告状，向周恩来、朱德的夫人们诉说这件事，联合一起长征过来的姐妹们，一起批判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时间闹得整个延安沸沸扬扬，事态越闹越大，毛泽东十分尴尬。 后来毛泽东只能在内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离婚请求。为了顾及领导人的面子，组织很快同意了他们的离婚请求。吴莉莉事件之后，贺子珍在延安彻底失势。

這件事發生後，毛和賀的婚姻徹底破滅了，不久，便安排她以“去苏联组织治病”的名义离开��安。表面上是送她出国治病，但实际上是把她赶出了延安。

吳莉莉也��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強行送往西安。這裡有兩種說法：一個說這是中共中央的決定，毛當時也無法違抗，只能在臨別時，溫柔地捧著吳的雙頰，充滿柔情地說：你是好女人，但不適合搞政治 ...... 二人灑淚而別；另一說法是：周恩來懷疑吳莉莉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戰略情報人員，危害極大，就和葉劍英派人強行劫持了吳莉莉，把她送往西安。

贺子珍、吴莉莉这两人都走了史沫特莱也受这个事件的影响，之后也离开了延安。

就在这三位女性离开延安不久，一位名叫蓝苹的上海女演员来到了延安，并改名为江青。贺子珍的出走，恰好为江青走入毛泽东的生活留出了感情与生活上的真空。

咱们在这里停下来，做一个疯狂的历史假设：当年毛泽东把贺子珍赶走，是明智的选择吗？ 如果当年没有把贺子珍送走，以她那暴烈的脾气，很可能真的会拿枪把吴莉莉和史沫特莱打死。而贺子珍走后不久，江青迅速取代了她的位置。如果贺子珍当年没有被赶出延安，而是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后果恐怕会比江青严重得多！

咱们对比一下这两个女人。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晚年有一次江青突然闯入中南海游泳池，推门进去时，正好撞见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年轻女孩打球。打球！你懂的！多人运动嘛！那几个女孩吓得赶紧慌忙躲起来，场面十分尴尬。但江青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转身就平静地离开了。 两相对比，高下立见。贺子珍是典型的“战士性格”，敢爱敢恨，脾气火爆，遇到事就闹得天翻地覆；江青则是典型的“政治动物”，遇事懂得淡化，极其隐忍克制，更明白什么该闹，什么不能闹。贺子珍用自己的性格输掉了婚姻，也输掉了延安的风采；而江青用她的方式，成功坐稳了夫人的位置。

最可怕的是什么？江青虽然狠，但她毕竟是个上海来的戏子，在军队里毫无根基，靠的完全是���泽东一个人的支持。可贺子珍不一样，她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打天下，跟朱德、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些老军头渊源极深，在军队里人脉极广！ 她又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脾气暴烈到了极点，动不动就想拿枪毙人。（吴莉莉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当时警卫员没有及时拉开，她真的可能当场把吴莉莉枪杀掉）。 这样一个无所顾忌、在军队里拥有深厚根基的女人，如果让她一直留在权力核心，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晚年本意是传位于毛远新，江青垂帘听政，华国锋只是过渡一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没有兵权。如果到了1976年，贺子珍跟四人帮搅在一起，以她在军队里的人脉，华国锋叶剑英想要一举拿下“四人”，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说不定贺子珍会真正成为权倾天下的“红都女皇”了……

历史没有假设，悲剧已经铸成。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先在哈尔滨住了两年，1949年以后长期在上海���住，1958年搬到了南昌居住。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与南昌近在咫尺，此时江青还没有到庐山上来。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汪东兴说，他想见见贺子珍。汪东兴立即行动起来，他找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请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负责具体安排。水静与贺子珍之前认识，她当即开车从南昌出发，把贺子珍秘密接上了庐山。一路上严格保密，绕开所有可能遇到江青耳目的人。夜幕即将到来后，贺子珍被悄悄带进了毛泽东下榻的美庐别墅，毛泽东背着江青，偷偷见了她最后一面。这一次见面，竟成了他们此生的最后一面。
最后，我们在来看看吴莉莉的结局，吴莉莉被送到西安，可她刚到西安便被国民党当局拘捕。所幸，前任丈夫张研田及时出手相助，吴莉莉才转危为安。当时张研田在西北第一军政首脑胡宗南手下干事，担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主任。于是一肚子委屈的吴莉莉便同张研田重归于好了。在西安的���莉莉被安排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

后来俩人生了一��兒子張小芒和一個女兒張小菲，但感情还是不好，吳莉莉根本不愛張研田。他們的夫妻關係很奇特：雖然在人們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親密和諧。但是一關上家門，就形同路人，誰也不再理誰。就連張研田在外面終日和兩個歌女鬼混，吳莉莉也不聞不問，置若罔聞。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灭了，烟灰跌落在他她的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泽东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莉莉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也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一个小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泽东专门派人来找雷锦章，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这些抄录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吴莉莉的丈夫张研田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台糖董事长、兼任了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
在台湾的吴莉莉渐渐地适应了家庭主妇的生活，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75年，曾经心高气傲、惊艳一方的吴莉莉在小岛香消玉殒，享年64岁。丈夫张研田在1986年去世；其子张小芒早年病逝；其女张小菲后来移居美国，成为一名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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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小三——章亚若���惨的爱恨情仇 https://t.co/sOrgypi4CP

大家好，咱们今聊一段民国晚期到台湾时期，堪称最诡谲、最狗血，同时也最让人唏嘘的一段豪门秘史。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情感纠葛。 提到蒋介石家族的第三代，最著名的，那就要算 现在在台湾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各位肯定不陌生。年轻、帅气、精干。有很多的女粉丝，大家经常跟海峡对岸这边的那个胖三代做比较，哦！不能比较、不能多说。 咱们台北的蒋市长啊！固然帅气、能干。但他身上的血脉渊源，以及他“祖父”蒋经国与祖母章亚若的那段生死风流，如果把历史的抽屉一层层拉开，你会发现，这里面充斥着特务、出轨、悬案、顶包，以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算计。成年人的政治世界里，哪有什么纯粹的白月光，背后全写着两个字——博弈。 我要说明一下，这里说他的祖父蒋经国，我必须要用一个打���号的祖父，为啥呢？因为蒋经国到死也没承认这个蒋市长的爹蒋孝严，是自己的亲儿子。这就是最狗血的剧情了。 今天，就我陪着屏幕前的您，就咱们俩个人、一盏灯，一杯茶，把这段历史掰开了、揉碎了，为您娓娓道来。 第一章：太子其人与他的红尘情史 要想聊明白章亚若，咱们得先摸清楚故事的男主角——“小蒋”蒋经国的底细。 提起蒋经国，很多人脑海里是在赣南穿粗布马褂、推行新政的“蒋青天”，或者是晚年解除戒严、带领台湾走上民主之路的政治强人。曾与蒋经国相处甚久的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曾这样评价“小蒋”的个人生活：“他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是在苏俄的暴风雪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泡大的。在遇到章亚若之前，他的情史画卷里，就已经有了两位性格迥异的异国女性。 首先��是他家都知道的：陪伴���走完一生的俄国妻子蒋方良。 蒋方良原名芬娜·瓦哈列娃，是地道的苏俄乌拉尔的工薪阶层。1935年，18岁的芬娜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与受难中的蒋经国结缘并结婚。从1935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两人共同生活了整整53年。他们俩的事我就在这不多说了，媒体说的太多了，想必大家也有所了解。 我呢就喜欢跟大家讲，可能大家不了解的。其实蒋经国在与蒋方良结婚之前，曾经还有过一段婚姻，这个人叫：叫冯弗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的KGB档案，揭开了一个尘封的秘密：蒋经国在苏联居然有过一位原配夫人，她就是西北军军阀、“西北王”冯玉祥与他原配刘德贞所生的女儿，俄文名叫索比诺娃。1925年10月，一大批国民党元老的子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4岁的冯弗能也在其中。当时的苏俄同时支持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北方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异国他乡，中国���学生流行跟俄国姑娘谈恋爱，但小蒋对金发碧眼的苏俄少女毫无兴趣，一眼就相中了冯弗能，紧追不舍。20年代的苏联婚姻制度非常开放，在“公民婚姻状况登记处”签个字就算结婚，1926年，两家军事强人的政治联姻就这样在莫斯科修成了正果。 可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苏俄对蒋介石态度骤变。小蒋反应极快，立刻发表声明与父亲划清界限。紧接着6月2日，冯玉祥也发通电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清党、驱逐苏联顾问。这下轮到冯弗能坐蜡了。冯弗能不愿与父亲反目，坚持要回国，还试图说服蒋经国。小蒋简直是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他在当年7月写下了第二份声明，宣布与冯弗能脱离夫妻关系，拒绝一同回国，并严厉批评冯弗能“思想有问题”，是在试图对他进行“思想加工”，认定妻子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和影响他的政治包袱。这段仅维系了一年左右的豪门婚姻，就这样以���酷的政治切割收场。 这才有了后来的俄国夫人蒋方良。 但各位不妨琢磨琢磨，一个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泥潭里翻滚、满怀建功立业野心的年轻枭雄，身边整日面对的是一位语言文化有隔阂、温顺但缺乏风情的发妻，他的内心深处，能不渴望一个能读懂他宏图霸业、能陪他红袖添香的红粉知己吗？ 于是，到了30年代末小蒋主政赣南时期，咱们女主角章亚若闪亮登场。按曹聚仁后来的讲法，身分特殊的蒋专员当时“年富力强，欢喜女人，而且特别欢喜淫荡的女人。” 身边人看准了他这个人性的软肋，布网进攻的方法愈发巧妙，而章亚若，就是这条平步青云 终南捷径上的终极操盘手。 第二章：“薄命红颜”还是“致命红颜”？章亚若的情感迷局 以往关于章亚若的民间通俗叙事，往往把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一个楚楚可怜的民国小白兔。但如果我们细读史料，会发现章亚若这个女子的情史之复杂、手段之高超、性格之刚毅开放，简直是一部标准的高段位民国生存传奇。 章亚若出身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名门世家。她的曾祖父参加过太平军，后来祖父做小买卖因债务遭人杀害。她的父亲章甫（后改名章贡涛）是个奇人，在清末科举废除前，一口气拿下了县试、府试、省试的“三元及第”，后来做过地方父母官，民国后回南昌挂牌做了执业律师。母亲周锦华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章亚若生于1913年春天，原名章懋李，“李”寓意桃李争艳。她从小圆脸 皮肤白净，聪明绝顶，7岁就能仿照曹植的七步诗，把家里五姐妹的名字嵌进去做诗：“春兰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 随后，开明的父亲把她送进了省城教会学校宝岭女中（今南昌十中）。西式教育开阔了她的眼界，她写得一手好书法，擅长诗词文章，又能歌善舞、精通演说，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15岁那年，父母做主，把她许配给了近亲表哥唐英刚。两人共同生活了8年，生下了唐远波（大衍）、唐远辉（细衍）两个儿子。 在这里，历史开始出现致命的分歧。 按体面、官方的说法：表哥唐英刚后来因为乘船落水得了肺炎，不幸英年早逝，23岁的章亚若成了寡妇，为了抚养孩子外出谋生，这才遇到了蒋经国。 可如果我们掀开1935年底南昌报纸的轰动新闻，就会发现一种极其不体面的真实讲法：唐英刚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被逼自杀的。 唐英刚在南昌高等法院任职，性格拘谨保守，书生气十足，喜欢传统砚墨。而章亚若是个典型的摩登女郎，脚踩高跟鞋，烫发描眉，常年出入酒会舞场，身边狂蜂浪蝶不断。更要命的是，她在教会院长的牵线搭桥下，居然跟当时的江西高等法��院长鲁师曾发生了婚外情。这位顶头上司鲁院长为了方便跟章亚若幽会，随便找了个借口，把丈夫唐英刚发配到遥远的新喻县去做管狱员，强行让他们夫妻分居。1935年3月，唐英刚在章亚若的衣服里搜出了一封鲁院长写的情书，刚要质问，就被章亚若一把夺过撕得粉碎。 到了当年12月下旬，两人矛盾彻底爆发，章亚若坚决要求离婚，并在他自己父亲——章贡涛面前倒打一耙，声称自己平日里“受辱虐待”。章贡涛不知底细，把女婿狠狠教育了一顿。12月23日，感到深受羞辱、有口难辩的唐英刚，在南昌新旅社服下安眠药并投井自尽，临死前留下了四封极其悲愤的遗书，痛斥妻子“在家俨似国王”，出轨事实“笔楮难宣”。这件案子在12月25日被《民国日报》等媒体详细曝光，一时间满城风雨。 悲愤交加的唐家人认为章亚若不守妇道、谋杀亲夫，将她扭送到了拘留所关押。 就在章亚若身���囹圄、人生即将毁灭的关头，第二位情史重臣——中将参议郭礼伯登场了。郭礼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材生，当时在南昌交际场“励志社”旁边的游泳池学游泳，认识了常在里面表演平剧的章亚若。听闻美人入狱，郭中将亲赴拘留所探望。章亚若展现出了殿堂级的诡辩与PUA能力，哭着对郭礼伯说：“他丈夫唐英刚是自己赌气投井死的，我这么个弱小女子，如何推得动他？” 轻而易举，老实厚道的表哥就成了丈夫虐待狂，出轨的摩登女郎成了受传统礼教压迫的进步新女性。郭礼伯听后大受感动，利用手中的军政特权，硬是出面把章亚若从拘留所里捞了出来，并瞒着家人，在百花洲小岛租了间屋子与她姘居。章亚若让母亲照看儿子，让两个孩子不管自己叫娘，叫她“三姨”。1938年日军打到南昌，章亚若娘家十几口人逃难投奔郭礼伯，郭礼伯不仅把他们安顿在赣州��下，还真金白银地接济她全家。 可章亚若���不甘心只当个地下情人，她一心想要“扶正”，经常跑到郭礼伯家里逼宫，与郭妻大吵大闹，甚至当场扭打。身为预备第六师师长的郭礼伯夹在中间吓得噤若寒蝉，一句偏袒的话都不敢说。 1939年3月，郭礼伯调任广东作战，生怕自己走后妻妾在家里发生“互杀之虑”。怎么办？他找到了好友、九十二师的李以劻，托李以劻走蒋经国的门路，把章亚若塞进赣州专员公署去就业。章亚若就势写了一封极其感人肺腑的求职信交给蒋经国，在信里，她把救她出狱、养她全家的郭礼伯描述成一个“强行纳她为妾，旋即又将她抛弃”的军阀恶棍。 各位，您品，您细品。唐英刚死了，郭礼伯成了恶人，而章亚若，永远是那个受尽折磨、急需英雄去拯救的纯情白月光。 第三章：赣南之春——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情感纠葛 好，来到高潮了，章亚若开启了了蒋经国的赣南之春。初到赣南专员公署报到的章亚若，在妆容上踩过一次小雷。据当时公署秘书徐君虎回忆，她第一次来面试时，烫着大浪卷发，穿着紫色的碎花旗袍 还镶麦芽滚边，踏着半高跟白皮鞋，圆脸高颧骨，打扮得极其花哨时髦。小蒋的班子当时崇尚战时艰苦朴素，徐君虎本想拒绝，但蒋经国看中她文笔不俗，让她去了图书馆整理书报。聪明绝顶的章亚若瞬间领悟了官场的政治正确，第二天立刻卸下浓妆，换上男式工作服，化身为清纯利落的抗战女青年。 随后，赣州频遭日机空袭。公署组织了救护队，章亚若主动请缨，每次警报一响，她就冲进瓦砾堆里抬伤员、包扎伤口，弄得一身血迹也毫不在乎。这种极其饱满的战时姿态，彻底击中了蒋经国的英雄情结，小蒋甚至在例行集会上公开表扬了她。 不久，章亚若被选送进赣州郊外赤硃岭的“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受训。去赤硃岭报到那天，小蒋居然亲自派���署下属王修鉴和大队长欧阳钦护送，孟浪之举，当时就引得官场敏感者议论纷纷。就在受训期间，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老家 遭日机轰炸惨死。小蒋千里奔丧归来，精神遭遇重创。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旁观者瞠目结舌的举动——他将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了章亚若。同时，他还把秘不示人的留苏日记手稿交给章亚若读，让她走入自己的苦难世界。 精神上的绝对托付，加上干训班结业后章亚若正式出任专员专职秘书，两人在赣州江东庙附近的章家旧宅里，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幽会。母亲周锦华深谙玄机，亲自为他们把风。 李以劻的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段感情极具感官色彩的一幕：蒋章聚会多在下午5点下班后。有一次李以劻的妻子随姐姐去章宅探望，下午4点多推开章亚若的卧室门，只见章亚若从床上坐起，身穿紧身��围，外披一件透明薄纱上衣，清晰地透出浅红色的胸围，下穿一条短至膝盖的紧身短裤，屋里弥漫着清新的香水味。章亚若笑咪咪地对来访者说：“他就要来了，你下次再來吧！” 两人相视一笑，急奔出街。 在专员公署，这两人的恋情简直是“公开的奇迹”。小蒋喜欢跟下属拼酒，一旦喝醉谁劝都不听，惟独娇小秀气的章亚若走上前去，低声婉言劝阻两句，这位铁血专员立刻乖乖放下酒杯，驯服得像个孩子。他们私下互称昵称，蒋经国叫“慧风”，章亚若叫“慧云”，风云缠绵，甚至传出小蒋在晚宴上向亲近好友宣布订立婚约的传闻。 1941年夏天，章亚若怀孕了。考虑到赣南新政树敌太多，私生子绯闻一旦外泄，将直接毁灭“太子”的接班形象，小蒋在赣州张万顺饭馆摆了一桌饯行宴，随后派亲信王制刚一路护送，将章亚若秘密藏到了���高皇帝远的广西桂林待产，住进了丽泽门外狸狮路的陈星吾家中。 第四章：狸儿与狮儿——双胞胎身世的终极推理 1942年正月27日（也有史料记为当年3月），客居桂林狸狮路的章亚若在广西省立医院早产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小蒋得知后大喜过望，飞奔桂林，看着保温箱里瘦弱的婴儿，脱口而出管他们叫“大猫”、“小猫”，由此得了乳名大毛、小毛。章亚若又按居住地取了乳名“狸儿”和“狮儿”，蒋经国亲自定下蒋家第三代的学名：孝严、孝慈。 但是没有性蒋而姓章，章孝严、章孝慈 故事讲到这儿，一个终极历史悬案浮出水面：这对双胞胎，究竟是谁的孩子？ 目前历史料里，争夺这对双胞胎抚养权的“疑似父亲”，居然多达三位： 第一位，当然是官方标配蒋经国。 第二位，是蒋经国日记里亲自点名的亡友王继春。 学界在查阅《蒋经国日记》时，发现1954年10月30日有一段令人惊掉下巴的记录：“梦见亡友继春……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了孪生兄弟，当在桂林生产时，我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生兄弟为我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我仍维持他们之生活。” 白纸黑字，小蒋把亲生骨肉甩锅给了下属王继春。但咱们用逻辑一推敲，破绽百出：王继春死于1943年3月，终身贫病，未婚无子。他死后小蒋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写下的挽联是：“一生贫病，终未成家，最怕听满门鳏寡，杜鹃声里哭残春。” 追悼会现场凄清到了极点，无妻无儿，全家只剩一个七十岁的老父亲在灵前陪吊。按中国人的香火观念，如果王继春真在桂林留下一对双胞胎，那老父亲不��高兴得发疯？小蒋会隐瞒老人家一辈子？ 很显然，这段日记纯粹是蒋经国写给偷看日记的父亲蒋介石看的政治糊弄，王继春家死绝了，选他背黑锅最安全。 第三位，才是极其致命的真正嫌疑人——黄埔老将郭礼伯。 郭礼伯晚年去台湾赋闲，终年于1978年。他临死前，儿子郭贻熹根据父亲的口述撰写了回忆录《我的父亲郭礼伯》。书里记载了一个惊天秘密：当年章亚若在赣州成为蒋经国情人后，仍然跟郭礼伯保持着肉体联系。章发现怀孕后，郭礼伯在幽会时问她孩子是谁的，章亚若斩钉截铁地回答：“还能有谁的？当然是你的！” 老算盘郭礼伯权衡再三，对情人说：孩子生下来姓蒋，比姓郭有前途。他建议章亚若等两个月后再把喜讯告诉蒋经国，把受孕时间错开，就说孩子是小蒋的。 咱们把各类证据放在显微镜下交叉比对，郭礼伯是生父的概率，远远高于蒋经��： 其一，是时间线的生理硬伤。按照体面讲法，双胞胎���产了整整两个月。但在1942年抗战后方的医疗条件下，不足月早产两个月的双胞胎极其微弱，存活率极低，可大毛小毛不仅活了下来，还极其健康聪明。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早产是假，足月是真，章亚若利用双胞胎个头天然小的生理特点，把郭礼伯的孩子成功蒙混成了蒋经国的“早产儿”。 其二，是人性的第一反应。如果孩子真是太子蒋经国的，以章亚若攀高枝的性格，她不得狂喜着第一时间去找小蒋邀功？她凭什么要把冒着掉脑袋风险的秘密，率先向前任情夫郭礼伯全盘托出？正是因为心虚、时间对不上，她才找郭礼伯拿主意。 其三，是相貌的基因表达。如果您今天去翻看双胞胎成年后的照片，甚至看看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五官轮廓，你会发现他们跟蒋经国那种苏俄风的圆方脸毫末不像，反而跟老黄埔郭礼伯那股清秀挺拔的眉眼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好咱们先不讨论到底孩子的爹是谁了，咱们讲讲桂林丽泽门外的��天谋杀——章亚若的死因推理 双胞胎生下来了，可章亚若的心态也彻底飘了。正如老记者王康所言，生完孙子后，章亚若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愿再做地下“黑市夫人”，常在桂林交际圈高调应酬，完全以“蒋专员夫人”自居。她天天用眼泪催促小蒋，要求去重庆拜见公公蒋介石，把母子三人的名分彻底合法化。 在那个最高领袖把接班人清誉看得比天还重的年代，她这是在疯狂雷区蹦迪。 1942年8月14日晚上，章亚若应广西省民政厅长邱昌渭之邀外出赴宴。午夜回家后，突然上吐下泻、腹痛胸闷，第二天一早被紧急送往广西省立医院。章亚若的好友桂昌宗赶到病房时，章亚若神志清醒，还在为名分落泪。几分钟后，一个极其神秘的王姓医生拿着针筒进来了，先插她右臂没插进血管，绕到床左边打了一针。刚打完没几秒，章亚若突然尖叫一声：“哎呀！不好了！我眼��一片漆黑！” 随即昏迷。 半小时后买冰块回来的桂昌宗，接到了医院院长递来的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赫然写着四个诡异的字——“血中毒”。当天下午，年仅29岁的章亚若暴毙在桂林。 死讯传回赣州，小蒋表现得“异常平静”，借口公务，根本没去桂林见最后一面，而是派亲信王制刚去草草料理，葬在凤凰岭。 关于谁是毒针手，历史留下了四种推论： 说法一：王升将军的“抗生素缺货说”。1992年王升接受电视采访，坚称章亚若没中毒，是得了急性痢疾买不到抗生素病死的。此说纯属老部下维护长官面子的官方辞令，毫无逻辑。 说法二：秘书黄中美的“自作主张说”。前机要秘书漆高儒披露，小蒋的另一位留苏同学、特务处的挂名秘书黄中美曾发狠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生命，只有把她干掉。” 说法三：军统戴笠的“锄奸��口说”。第六战区情报主管张振国将军晚年回忆，凶案发生后陈诚命他彻查，他在桂林拘捕了挂名公署秘书的军统特务黄中美。严刑拷问下，最好的铁证就是那支毒针——那是戴笠特务集团专门用来杀人灭口的标准配置。 说法四：蒋介石侍从室的“断然处置说”。侍从室张令澳回忆，蒋介石早在1940年就斥责小蒋生活不检点。纵然老头子后来钦赐了双胞胎“孝”字辈分，但最高铁律是“千万不能张扬”。章亚若不知死活地四处逼宫，蒋介石为了接班人大计，下了“断然处置”的谕旨。 咱们把所有的烟幕弹推开，看一个最致命的硬核事实：被抓起来“死罪录供”的凶手黄中美，后来到底死没死？ 史料给出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黄中美根本没死！ 他不仅没被陈诚枪毙，反而在沉寂一段时间后，被蒋经国亲笔任命为四省盐务督运主任秘书；1945年小蒋当东北特派员，黄中美当了吉林盐务局长；1946年当了上海中国��业公司科长；1948年小蒋上海打老虎撤退，甚至主动邀请黄中美一同赴台！ 各位，如果您深爱的情人、两个孩子的母亲被一个下属擅自毒杀了，你会不仅不杀他，还把全中国最肥的盐务肥缺一而再、再而三地赐给他吗？ 逻辑的终点只有一个：黄中美的毒针，完全符合蒋家王朝的最高政治意志。小蒋纵然心有戚戚，但在政治前途与一个招摇情妇的生命之间，这位太子爷，极其冷静地选择了前者。 第六章：跨越一个甲子的认祖归宗与身世之谜 章亚若死后，两岁的大毛小毛命运宛如断线风筝。外婆周锦华带着他们颠沛流离，去贵州铜仁投靠做县长的舅舅章浩若。1949年轮转逃到台湾新竹，过着隐姓埋名的清贫日子。他们的身份，在中华民国身份证的父母栏里，永远写着舅舅“章浩若”与舅妈“纪琛”。 小蒋通过王升接济过几年，后来王升与章家翻脸，生活费骤断，兄弟��上中学时��连米饭都吃不饱。直到18岁那年，外婆才在昏黄的灯光下掏出照片，颤抖着吐露真相：“你们的父亲，是蒋经国。” 这一颗雷，把哥哥章孝严砸出了执念——他要认祖归宗。 可官场法统的城墙太厚了。台湾户籍法规定：子女改姓，必须由父母当事人一方亲自出面申请。可蒋经国1988年就已经去世，蒋家正室夫人蒋方良依然在世，宋美龄晚年屡次问起小蒋，小蒋一概摇头否认：“没这回事！” 章孝严硬是靠着极具韧性的官场钻营，在2000年辞去立法委员后开启了一场堪称当代谍战般的“证名骚操作”： 第一步：跨国拔毛。为了证明身份证上的母亲纪琛是假妈妈，他专程飞赴美国洛杉矶，在见证人注视下，从年迈的舅妈纪琛头上拔下了几根头发，送回台湾做DNA比对，法理证伪了母子关系。 第二步：公署取证。他跑回江西南昌和广西桂林，翻遍民国档案，调出了桂林省��医院当年的出生证明。 第三步：重臣背书。他拿到了小蒋当年最核心的情史皮条客、王升将军亲笔写下的书面证明，确认兄弟俩确系经国所出。 熬到2002年12月，他终于把身份证父母栏改成了“蒋经国、章亚若”。2005年正室蒋方良前脚刚去世，他后脚立刻申请从“章孝严”改名为“蒋孝严”，他的儿子章万安，也在同年正式更名为蒋万安。 隐忍六十年，认祖归宗。2022年，蒋万安打着蒋家第四代的深蓝招牌，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斩获57万票，成为台北史上最年轻的市长，重返权力舞台。 可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极其阴损地狱笑话： 蒋孝严费尽毕生精力，证伪了舅妈纪琛，拿到了一张写着蒋经国名字的身份证。可他至今，从来没有跟蒋经国正室所出的蒋孝勇、蒋孝文后代，做过哪怕一次过硬的Y染色体DNA比对！ 按蒋经国日记，他爸是王继春；按民国报纸，他妈出轨鲁院长；按黄埔回��录，他生父是郭礼伯中将。这位苦心孤诣的民国遗孤，在历史的文本里，居然拥有着多达四个版本的父亲。为���么不测DNA？老梁那句话说得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万一一根棉签捅下去，测出来自己真的不姓蒋而姓郭，你让他这辈子信仰的基石往哪儿搁？ 难怪当年小蒋死活不认，万一搞错，蒋家王朝在晚年不得变成全天下最大的绿帽笑话？ 第七章：尾声——历史巨轮下的权谋与红尘 故事讲到最后，咱们合上卷宗，把灯光调暗。 回看章亚若这短短29年的一生，如果我们还单纯用“封建包办礼教下的悲惨知青”去框定她，那就太小看这位赣南才女了。在抗战烽火、军阀割据的烂摊子里，她凭借着极佳的才情、惊人的情绪价值，以及殿堂级的社交手腕，在唐英刚、鲁师曾、郭礼伯、蒋经国这群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民国精英巨头之间游刃有余。她拿到了太子的专宠，得到了公公蒋介石默许的辈分名片。 只可惜，她高估了男人的海誓山盟，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冷酷绞肉机。当她的名分���求开始��碍一个超级帝国的接班齿轮时，丽泽门外的那一针冰冷的毒剂，就成了她命运唯一的终点。 而小蒋呢？他在赣南把鸳鸯被面送给情妇时，眼泪是真的；在桂林听到大猫小猫出世时，狂喜是真的；可当特务把“血中毒”的死讯递到他案头，他双手颤抖、仰天长叹，随后顺水推舟将秘密掩埋、甚至继续重用杀人嫌犯时，那股枭雄的极度自私与冷酷，更是千真万确。 至于今天坐在台北市政府大楼里的蒋万安市长，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溪口蒋氏的枭雄血脉，还是黄埔黄冈郭礼伯将军的坚韧基因？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真相永远沉睡在1942年桂林凤凰岭那片郁郁葱葱的墓地里；而活在世俗光影下的人们，早已经带着各自的政治算盘，把这张写着“蒋”字的名片，兑换成了滚滚红尘中最实在的选票与权力。 您说，这到底是历史的无情，还是红尘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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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 第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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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姚文元对张春桥说：“要赶快把主席定下来，不然要出 乱子。”

目录2: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南船坞”携手联盟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他急冲冲赶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找到张春桥，劈头问道：“听说近来马老他们在上海发了很多枪炮，这事你晓得吗？”
正埋头批阅文件的张春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淡冷地反问道：“这事你是听谁说的？”
姚文元从皮包中抽出两份材料，递到他面前：“新华社驻上海的记者写了一篇‘内参’，我是从这上面看到的。”
张春桥随手翻了翻材料，“哼”了一声：“你的这些记者别的干不来，专会给中央打小报告。上海民兵发一点武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值得写‘内参’？”
姚文元略显尴尬地笑笑，又解释道：“可不止是‘发了一点武器’，据说光自动步枪就有二、三十万支。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上海这样搞，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和误解。”
张春桥愤然一挥手：“让他们去猜疑好了！有些人早就处心积虑想搞垮上海。”
姚文元郑重地点点头：“所以要跟马老他们打个招呼，更要谨慎才是。”

张春桥将那份内参材料递还姚文元，慢条斯理地说：“上海民兵发枪的事是经洪文同志同意的，我不好过多地插手，你最 好也别介入。”
姚文元沉思稍许，诚恳地说：“我的意见还是应该找洪文同志提醒一下好，免得引出什么乱子。”

张春桥意味深长地笑笑：“他这样做也许正是为了防止出乱��，主席说了嘛：‘不要枪杆子必须拿��枪杆子’。这就是辩证的统一。”
姚文元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可我对他这种做法总有点担心，也总有些不理解，现在外面有些传闻，说他想当主席，还印制了不少标准像。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张春桥严肃地驳斥道：“这完全是你的凭空想象。他能当主席吗？政治局能通过吗?江青能答应吗?”
姚文元丰润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也许是我多虑，但主席的事还是早定下来好。刘琨在给东晋元帝的《劝进表》中说：‘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是如此，没有撑舵的领袖，国是不通，民心不稳。”

张春桥仰面轻叹一声：“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同毛主席的能力和威望相比，今后中央只有靠集体领导了。”
姚文元：“对，要强调集体领导，可主席这个职务总得有人来 担任。”
张春桥扭头望着他，平静地问：“你看谁合适呢���”
姚文元未加思索，脱口答道：“当然是国锋同志，他是主席选 定的接班人嘛。”
张春桥眉峰一抖，猛然提高声量：“关键是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赫鲁晓夫还是斯大林选的接班人呢，结果怎么样，斯大林一死，他就背叛了马列主义。”
姚文元愕然地瞪大眼，一时无言以答。
张春桥自知失言，忙掩饰地点燃支烟，深深吸了两口，微微笑道：“你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哟！就我个人而言，是完全信任和拥护国锋同志的，我只是担心有些人会把他拉过去，或趁机制造 事端把他搞倒。”
姚文元深有同感地点点头：“是呵！所以我建议，要赶快把主席定下来，不然要出乱子。”

张春桥抖了抖烟灰，身子懒懒地仰靠在沙发背上，语调悠然地说：“要定也得等召开三中全会才能定，可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能不能开?还很难说呀！”

姚文元“呵呵”了两声，没再说什么。其实，他早就察觉张春桥看不起华国锋。年初毛主席推选华国锋当总理时，他已流露出不满情绪，只是��于老人家的威严才勉强举手同意。如今毛主席人去声息，华国锋要任党的领袖，他能真心诚意地支持吗？如果他反对，或者随便找几个理由否决，比如提出华国锋是总理，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政府首脑不宜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那样华国锋很可能就会落选，由第二副主席王洪文取而代之。而对王洪文的能力和品行，不仅张春桥不屑一顾，就是姚文元也十二分瞧不起。但历史却偏偏把他推到了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给他具备了竞争党的最高领导权的力量和时机。这正是姚文元深感不安的。他认为一旦王洪文参予竞争党的主席，不管是否成功，中国的政局都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无论从个人的好恶而言，还是从国家利益着想，姚文元都希望能稳住华国锋接班人的地位。所以，他才又一次贸然来劝说张春桥支持华国锋。
当姚文元再次开诚布公地讲明来意后，张���桥脸色阴沉地挥挥手：“我不是讲了嘛，我会尽量支持他的。”
姚文元见他态度暧昧，心绪不佳，便知趣地转了话题，向他汇报起最后组织几个写作组写的几篇重要文章。
张春桥听得分外仔细，还不时询问一两句。最后他明确指示道：“这些文章的主题就是要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文章写好后要赶快发，不要怕多，不要嫌长，现在，舆论工作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姚文元会意地应道：“好的，我已通知宣传口，把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当前的重点。”
俩人正谈着，王洪文未经通报便推门走进来。
姚文元忙欠欠身子，搭讪道：“洪文同志，听说你住到西山去了？”
王洪文大大咧咧地躺靠在沙发上：“那鬼地方没啥意思，我又搬回来了。”
张春桥笑道：“你这个人哪！就是耐不得寂寞。”
王洪文：“叶帅也不在西山了，他昨天又搬到玉泉山去了。”
张春���似乎早已知道，睥睨着对方微微笑道：“是你把人家挤走的嘛。”
王洪文顺手从烟筒里��出支“熊猫”香烟叼在嘴角，得意洋洋地说：“他这个人也太多疑了，好象我住在西山就是为监视他，那我要是再住到玉泉山去呢，他还能往哪搬？”
张春桥将一盒火柴扔到他面前，冷静地说：“他昨天晚上也不在玉泉山，而是到史家胡同找国锋同志商谈事情。”
王洪文警觉地追问一声：“他们谈些什么？”
张春桥摇摇头：“人家谈些什么，我怎么会晓得呀！”
王洪文“腾”地站起身，神情严峻地说：“我总觉得最近不大对劲，有些人可能要闹事。”
姚文元也挺直身子接话道：“是的，我也有这个预感。”
张春桥却无所谓地笑了笑：“那就让他们闹好了，大不了再把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大不了把我们这些人抓起来杀头，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什么好怕的。”
这时，机要秘书严忠实敲门走进来，将一本蓝皮电话记录夹交给张春桥。
张春桥打开扫��两眼，抬头吩咐道：“你通知汪主任，就按国锋同志的意见办吧。”严忠实应诺一声，转身退出去。
张春桥望着两位客人，轻描淡写地说：“明天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要来访问，国锋同志提议，由剑英同志出面会见。这个美国佬来得可真是时候。”
王洪文颇有意昧地长吁一声：“叶帅明天又要进城了。”
张春桥含蓄地说：“他还要进中南海。”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南船坞”携手联盟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一行。会见时，叶剑英副主席同施莱辛格先生就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这则百余字的消息一发表，即刻引起国内外许多政治家的极大关注。倒不是施莱辛格来华访问有多么大的新闻价值，而是叶剑英在这个时候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公开露面有些异乎寻常，令人注目。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一日，毛远新曾向毛泽东呈报一份政治局的决议：
（一）国务院副总理、部长范围：
经主席提议，一致同意，国务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二）军委常委、各总部责人的范围：
经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
此议是否妥当，请主席指示。

对政治局此项决议，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二月二日，这项“决议”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下发全党。（即“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通知》明确宣布：“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 作。”
此后，叶剑英一度销声匿迹，不明去向.待到毛泽东逝世，他的身影才在守灵的领导人中出现。但他的“病”好了没？“军委”是不是还由陈锡联“主持”？莫说外界不摸底细，就是党内高层人士也不得而知，纷纷猜测。
新华社的这则消息却不容置疑地向人们证实了这两点：一、叶剑英身体无恙，又重返政坛；二、叶剑英仍是军队统帅，���仍牢牢地控制着陆、海、空三军的指挥权。
这对那些年迈的“民主派”，自然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希望；而对那些激进的“文革派”又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和制约；即使对那些观望的“中间派”，也是一种有力的警喻和争取。
华国锋只所以提出这条“建议”，目的正在于此。同时，还可让叶剑英借会见外宾之机，进入中南海，同汪东兴面商机密。真可谓一箭多雕的上乘之策。
下午四时三十分，会见结束。叶剑英送走美国客人，即刻带着三名贴身警卫乘车赶到不远处的“南船坞”。
这是座落在南海湖面上的一幢古老的庭院，鎏瓦飞檐，雕廊画柱，四面环水，分外幽雅，只有一架小石桥横跨中间，与陆地相.连，供人出入。两个佩带短枪的卫兵守立桥头，很有一夫把关，万夫莫进的气势。这便是被人们称为“水上人家”汪东兴的住处。叶剑英步履蹒跚跨上小石桥，细细端详了一番眼前这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宅院，不由暗自佩服办公厅主任选了个���的栖身之处。
他在秘书陪引下，只身穿过两道内门，来到后厅，见汪东兴和华国锋站在客厅前迎候。宾主寒暄了几句，相随走进豪华的客厅。汪东兴亲自为叶剑英端来一杯热茶和一盘水果。然后又将两扇玻璃门关严。
`叶剑英打趣道：“在你这里，就是敞开门讲话我也放心。”汪东兴笑了笑：“还是小心些好。”
叶剑英扭脸问华国锋：“你和东兴同志都谈了吗？”
华国锋点点头：“已经谈过了。”
叶剑英又将视线转向办公厅主任：“你的意见呢？”
汪东兴挺了挺身子，神情庄重地回答：“主席不在了，现在我一切行动听你们两位副主席的。”
叶剑英赞许地微微一笑，随即又轻叹一声，语调沉重地说：“主席刚逝世，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我们本不想这样做，可是不行呵！他们已经动手了，上海的民兵把大炮都拉出来了，他们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呀！”
华国锋也感慨地接话道：“这些人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了，要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江青当���委 主席。”
汪东兴：“他们这是公开抢班夺权，武装叛乱！”
叶剑英用审视的目光凝视着警卫团长：“这可是一步险棋呀！搞不好要掉脑袋哩！”汪东兴语气坚定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值得。”
叶剑英又追问一句：“如果采取行动，你有把握吗？”
汪东兴坦然而自信地点点头：“有把握。”接着，他便把中央警卫团的兵力、装备、警戒范围等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随后，又有些忧虑地说：“动这几个人并不难，问题是把他们搞起来后，我们能不能稳住局势，会不会出现动乱，比如上海民兵要是闹起来怎么办？如果走露了风声他们把部队调进城来怎么办？报纸、电台失去控制怎么办？”
华国锋理直气壮地鼓励道：“我们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执行毛主席的的指示，一定能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叶剑英若有所思地轻轻���了敲手杖：“是呵！这些问题是要有个周密安排。不知东兴同志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汪东兴略一迟疑，冷静地说：“我还没考虑��熟，提几条原则意见供你们两位领导决策时参考。第一，要稳住政治局。采取行动后，要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形成决议；第二，要稳住军队。各军区、各兵种，要选派绝对可靠的同志掌管，特别是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绝不能让他们调动一兵一枪，对那些同‘四人帮’来往密切的人采取必要的措施，比如南京的丁盛；沈阳的曾绍山、孙玉国，空军的马宁，总参的胡炜，总政的田维新；第三，要稳住上海。首先要改组上海市委和上海警备区，使他们群龙无首，失掉对民兵的指挥权；第四，要稳住宣传口。必须解散由姚文元把持的中央宣传领导小组，对中央电台，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一定要夺过来，控制住，必要的话可以派部队武装接 管。”
叶剑英听罢，蹙眉沉思稍许，缓缓地说：“这四条很重要，党、军、上、下、文、武，都有了。第一条好办，你只要把人搞起来，大家都会拥护，有些人心里也许不满意，可也不敢站出来反对。第二条也问题不大，我已同军队的人打过招呼，没几个听他们的。”他猛然想起什么，扭头向华国锋：“北京郊区的那个坦克团，你查清了吗？”
华国锋答道：“查清了。张秋桥虽然去过这个团，但没有被他们拿过去，团长是王猛的警卫员，还靠得住。我已让陈锡联通知他，没有军委的命令不许开动一步。”
叶剑英点点头，接着说：“第三和第四条我也同意，关键是要把人选好，特别是改组上海市委，派谁去合适？”
汪东兴建议道：“搞不好要动武，最好派军队的人去。”
叶剑英稍一思索，侧身望着华国锋问：“你看苏振华怎么样？”未等对方回答，他又补充道：“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海军司令，可以直接指挥东海舰队。”
华国锋想了想：“派他去当然最好，可不知他本人是什么态 度？”
叶剑英自信地一挥手：“此人完全可靠，你不妨先找他谈一谈。”
华国锋当即表示赞同，并提出让倪志福也一同去。
汪东兴坦率地表态道：“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可以派倪 志福同志去上海。”
叶剑英轻轻一拍沙发扶手：”好，那就这样定了。”随后，他又对如何武装接管电台和报社，谈了自己的设想，并提议由在北京军区任职的耿飚、秦基伟、迟浩田等人具体执行。
华国锋对这些人虽有所耳闻，却不甚了解，可他一时又提不出自己熟悉的人选，只好表示同意。
叶剑英又对汪东兴吩咐道：“‘四人帮’在什么时候解决，用什么方法解决，你先考虑个方案。切记，人员要少而精，行动要稳 而狠。”
华国锋嘱咐道：“谋事在于密。对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要严格挑选，严格控制，绝不能走露一丝风声。”
汪东兴微微扬起脸，两眼闪着非常严肃的目光：“你们放心，我会谨慎行事的。万一失败了，杀头坐牢，我一个人顶着。”
叶剑英轻轻摇了摇头：“这当子事，你一个人的脑壳哪能顶 得住噢！”
华国锋伸出双臂，又用力一拢：“从现在起，我们三人就是生 死与共了。���
这时，摆在小桌上的红色电话发出了一阵轻悦的鸣声。
汪东兴忙握起话筒：“喂！···”
“……我就是。”
“···什么？”
“……”嗯
“……嗯，好，你请她在小客厅稍候，我马上就去。”他挂了电话，转身望着两位副主席，圆润的脸上浮上一层惊慌，压低声量说：“江青来了。”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深感意外：“她来作甚？”
“是不是她发现我们在这里？”
汪东兴当即立断：“她可能是找我摸底来了，你们两位得赶 快走。”
华国锋望了望窗外荡漾的湖水，焦急地说：“她守在前厅，我们怎么出得去？”
汪东兴一摆手：“请跟我来。”
他推开虚掩着一扇侧门，领着两人穿过内室，沿一条狭窄的甬道来到后门。只见在石阶下停泊着一艘装饰华丽的游艇。汪东兴将叶剑英扶上小艇，见华国锋也已坐稳，便对守候在驾驶仓内的一名年轻军官吩咐道：“请把两位首长送到对岸。”随即转身跳上石阶。
军官轻诺一声，启动开关。小艇微微颤动了几下，便犁开清澈的湖面，稳稳地驶去。

[正見 @Fufugoodluck]

《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 第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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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李先念在游览植物园时，甩掉近百名便衣的监视，突然秘密失踪。

目录2:九月二十四日晚上，李先念在怀仁堂厕所中完成了转递情报的任务。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来到史家胡同。

吃罢午饭，李先念和往常一样返回卧室午睡。可躺在床上却久久睡不着，便打铃喊来秘书，问：“今天下午有事吗？”
秘书摇摇头：“没有。”
李先念一掀被子探起身：“好！没事咱们出去走走。”他当即给值班的张春桥挂电话，提出要到市郊的植物园去看看。
张春桥虽觉蹊跷，又不便阻拦，只叮嘱了几句“要注意安全，不要太疲劳”之类的话，以示关心。放下电话，他仍觉得有些不放心，又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告诉他李先念副总理马上要到植物园游览，一定要做好沿途和参观场所的警卫工作。最后，他加重语气命令道：“不管他走到哪里，你们都要跟住，要绝对保证李副总理的安全。”
祝家耀对张春桥这番“叮嘱”自然心领神会，即刻派出近百名便衣警察，布置在沿途和植物园内外。
两点三十分。李先念只带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乘车离开住地，朝城外驶去。引人注目的“红旗”轿车穿过阜城门，绕过颐和园，便奔上了通往香山的大道。这是个难得的艳阳天。晴空湛湛，微风煦煦，初秋的阳光象柔软透明的金缎暖融融地照射着五彩缤纷的大地。虽是出游赏景的好时节，但路上车稀人少，看不到一丝欢闹的景象，车外匆匆而过的行人和大路两侧田野里躬身劳作的农民都还佩戴着黑纱，有的少女头上还系着白色的绸带。勤劳纯朴的中国人民仍在用古老的方式表达着对伟大���袖的哀悼和思念。
李先念也不由正了正缠在左臂的黑纱，忧郁地轻叹一声，又陷入了沉思。
轿车驰过卧佛寺，再前行不远，便来到植物园大门前。身着便衣的公安干警早已将游人商贩驱散，四周一片幽静。大门左侧竖着一块白漆木牌，两行浓墨大字格外醒目：“各种车辆，禁止通行！”锃亮的“大红旗”轿车仿佛没看见这道威严的禁令，喇叭未鸣，车速未减，“唿”地一声从禁牌前急驰而过，耀武扬威地冲进洞开的大门。沿着用各种奇藤异树掩映的小径拐了几个弯，稳稳地停在巍峨壮观的植物展览馆前。
李先念在秘书的搀扶下缓缓地跨出车门，扫了一眼在附近游动的便衣，俯下身同司机耳语了几句。
司机会意地点点头。
李先念转身走进植物展览馆。
这是座以玻璃为主体的高大建筑，宽阔的长廊连通着十三个大温室。��一间温室的门前都站着位身穿白色衣裙，手持红色讲鞭的妙龄少女，笑盈盈地为参观者讲解着室内每一种植物的来历，特性，功能。
第一温室是棕榈植物室。在郁郁葱葱的枝叶中，被称为“世界油王”的非洲油棕昂首挺胸，傲岸而立，尤为令人注目。
第二温室是热带水生植物室。宽阔的水池内碧波荡漾，花叶争艳，生于南美洲的玉莲也在这里安家落户，一根根直挺挺的茎杆顶着又厚又大的叶子浮在水面，活象一把把撑开的绿色大伞，第三温室是花卉室，数千种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相聚一处，煞是逗人喜爱。吐芳献丽，各领春秋，满室幽香。第四温室是工业原料植物室接下来依次还有药用植物室，多浆植物室，食用植物室。
李先念由植物园的几位领导和专家陪同，一个温室接一个温室地观赏着。他走得很慢，兴趣盎然，面含微笑，似乎对每一种花草树木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仔细地看着，认真地听着，还不时指指点点地询问几句。随在身后的秘书抬起手腕看看表，不由暗自叫苦：照这种速度参观下去，等走出这座植物馆必定天黑，到那时路远人稀，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可他又不敢催促，只得由老头子东张西望，蹒跚而行。
不料，从第三温室出来后，李先念突然加快脚步，沿长廓径直朝展览馆的后门走去。
陪同的几位领导在后面边追边问：“首长，这是第四温室，您还看吗？”
李先念头也没回：“不看了。”
有位大个子抢先几步，推开一侧的两扇玻璃门，恭敬地说：“首长请进，这是第五温室，里面全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药用植 物。”
李先念朝身后的陪同人员挥挥手：“你们都进去看吧，我还有事，改日再来。”说罢，转身匆匆而去，直奔展览馆后门，刚刚站定，“红旗”轿车便从��荫中悄然驶来，停在他身边。机灵的警卫跨前两步打开车门，秘书忙将他扶进车内。李先念尚未坐稳，便连声催促道：“开车！快开车！”司机一踩油门，豪华的轿车象块黑色的流云，霎时便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浓密的绿荫中。
等到在四周担任警戒任务的“便衣”们发现李先念乘车离去，忙用无线电报话机调来汽车追寻时，“红旗”轿车早已不知去 向。祝家耀得知李先念在植物园秘密失踪，着实吃了一惊，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并不感到奇怪，只揶揄几句：“你们也真够光彩的，几十号人连个老头子都保护不好，还能干什么？”
祝家耀自知失职，心神不安地说：“那里林密路杂，别出什么 事吧！”
张春桥冷冷地道：“放心吧，李副总理丢不了。”
祝家耀疑惑地问：“他会去哪呢？”
张春桥微微一笑：“西山十号楼。”

果然不出张春桥所料。李先念从植物园后门出来后，躲开警卫人员的视线，沿着蜿蜒的林间小路直���西山而去。在象鼻子沟哨所，他停车让秘书用专线号码拔通了十五号楼值班室的电话。

叶剑英��到李先念来访的报告，甚觉诧异。多年来俩人虽都身居要职，共事中央，但在一场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中却从未发生过冲突，彼此还算风雨同舟，相安与共。特别是“文革”初期，由于对“文革小组”的不满，两人曾联手参加了“大闹怀仁堂”事件。这次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壮举虽然很快便被平息了，两人也都在毛泽东面前作了深刻检讨，但相互谁也没有推卸责任，落井下石，这无疑加深了两人的信赖和感情。“文革”中，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忽上忽下，飘摇不定，为人处事也学得格外谨慎小心，为免招惹是非，平素极少来往，即使在公开场合偶尔相遇，也只是简单地问候一两句，从不深谈。

今天，在这政坛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刻，竟突然进山，不邀而至，这不能不令叶剑英感到诧异。他来此处有何用意呢？是顺路���望?还是专程造访?是打探情况?还是传送信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叶剑英对这位客人的到来立刻产生一种警觉和不安的心理。倒不是对客人猜疑或疏远，而是防备“隔墙有耳，授人以柄”，因为王洪文就住在侧的小楼上，莫说来个人，就是跑进只兔子也躲不过他的耳目。对这位年轻的副主席邻居，李先念显然不知道，也毫无戒备。此时此刻，是请他登堂入室？还是闭门不见?叶剑英正犹豫不定，秘书又进来报告：“李副总理的车子已进了山口。”

叶剑英断然吩咐：“通知门卫，请他进来。”
不一刻，李先念便只身走进庭院，沿古柏掩映的小径匆匆而来。拄杖站在楼门口等候的叶剑英忙步下台阶，笑微微走上前：“稀客！稀客！是什么风把你这位财神爷吹到我这山野寒舍来了？”
李先念一边握手一边诙谐地笑道：“我是乘东风专程到西山拜佛取经来的。”
叶剑��指了指不远处的二十五号楼，压低声量道：“此处非���家圣地，有佛也有妖呵！”
李先念会意地瞥了一眼，正色道：“我就是来请如来真佛降 妖除怪的。”
两位老人谈笑风生，携手拾阶而上，踏入楼门，径直走进内， 室。关于李先念这次秘密来访的详细经过和谈话内容，许多传记文章都已有描述，五花八门，各说不一，令世人难辨真假。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叶剑英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采访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讲述：……那时候，李先念同志到我这里来了。他是偷偷跑出来的。我问他：“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刮来了？”
他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呵！”
我又问：“你是奉命来的吧？”

他点点头说：“我是奉命来的呀。”他就拉着我的手呵，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嘴巴贴着我的耳朵说：“是华派我来的。”
我知道华国锋派他来的，很高兴呵！就问：“他下决心了吗？”
李先念同志没听���，我又问了一遍。他大声说：“我看是下了决心了。”
为了防止有人窍听，我就打开了收��机。……
肃静的书房里骤然响起优美的音乐，响亮、高昂的旋律，淹没了两位老人紧张激奋的交谈。
叶剑英悠然笑道：“他总算下了决心。”
李先念深表同情地叹口气：“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他这是被逼上梁山啊！”
叶剑英神色冷峻地点点头：“是呵！庆父不死，鲁难不止，非如此不足以除祸患哪！”
李先念朝前倾了倾身子：“华也是这样想的。”接着，他便将华国锋找他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末了，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华国锋同志说：主席生前曾多次讲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认为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再拖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叶剑英微微一笑：“他说得对，搞掉这几个人，也是执行毛主席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嘛。”
李先念忿忿地用拳头打着沙发：“这群恶鬼，总算气数已尽，作恶到头了！”叶剑英扭过脸，用两道���沉锋利的目光注视着客人，严肃地说：“我们跟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既要当机立断，又要考虑周全，出不得一丝纰漏。”
李先念谦恭地点头道：“兵不予谋，事不予思，如何行动，请你决策。”
叶剑英想了想，不动声色地问：“华有什么打算？”
李先念：“他没提出什么具体方案，只说想尽快和你见面。”
叶剑英扬起右臂猛力一挥：“好！你回去转告华国锋同志，我明天去看他。”

一九八七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发行的《李先念文选》在第一百五十七条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以上这两段“摘引”，可以说是具有不可置辩的权威性，也可作本章的注解。

叶剑英送走李先念后，预感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爆发，为躲避王洪文的监视，当天晚上便乘一辆用来购物的吉普车悄悄离开西山，搬到了同样戒备森严的玉泉山九号楼。

说来简直令人谁以置信，“四人帮”集团作为在中国最高统治层盘踞多年的一股势力，竟会在一夜间被彻底摧毁，纷纷沦为阶下囚，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携手联盟，而华与叶的这种“团结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利于李先念的奔波联络，而李先念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次传递情报任务竟是在怀仁堂的厕所中完成的。若干年后，当对这事件有兴趣的历史学家们读到这段文字时，也许会忍俊不禁或大失所望，在这样“一场关系到十亿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中”，两位举世闻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竟会在这样一个极不庄重的场所进行了如此伟大的决断，这的确有些令史学家们犯难：若将其如实载入史册，着实不雅；若象某些传记文学描写过的那样：“在一间高悬马、恩、列、斯、毛画像和军用地图，摆着十几架高频电话机的大办公室里，李先念向华国锋转达了���剑英的决定。”虽然具有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伟人风度，却又与事实相悖，岂不成了编造伪史。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评述法兰西王朝灭亡时曾讲过这样一句名言：“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其实直到今日，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灵魂的国家，要想“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上，也是很难办到的。恢复被历史尘封或者说被迷信庸俗化的真实面貌。

那天晚上，华国锋刚吃罢晚饭，便接到江青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怀仁堂小放映室观看国产故事片《芒果之歌》。第一夫人几乎用命令的口气一再强调：这是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现在放映，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央领导要带头看、带头学、带头受教育。

华国锋怕她又纠缠起来没完没了，忙一口应承下���，并表现出很高的热���，郑重提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今天晚上都去看、都去学、都去受教育。

江青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他这意见想得周全，想得深远，抓到了根本上，并自报奋勇要亲自通知别的委员。

华国锋又顺水推舟，甩给她一顶高帽：“当然，当然，这部优秀影片是你亲手扶植起来的，你又是这次观摩会的召集人，一切就由你决定吧。”
江青乐滋滋地说声“再见”，便挂了电话，又忙着“邀请”别的领导人去了。

当晚九点半。华国锋准时走进了怀仁堂小放映室。两眼疾速地巡视了一遍。除叶剑英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应邀而来了。稀稀落落坐了一片。江青由一群文化部、国家体委的官员和电影家陪着，躺靠在第一排正中的大沙发上正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华国锋的目光停在不远处李先念的身上。李先念侧过身，微笑着冲他点点头，似乎很随便地打着招呼。但华国锋从他那狡黠的笑容和深沉眼神中已明白了对方的暗示，也含笑着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在他一旁的空位上坐下。

江青扭头发现了华国锋，笑盈盈地喊道：“国锋同志！你过来一下，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位演员同志。”
华国锋只好走过去，强作笑脸同几位男女演员握手寒暄了几句，随后本想返回自己的座位。江青却挪了挪身子，在沙发上挪出一个地方，热情地邀请道：“你就坐我这吧，一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我还可以给你讲一讲。”
华国锋虽心中老大不快，却也不好推辞，只得硬着头皮坐 下。江青扬着手高声命令道：“开始吧！”

放映室内灯光骤灭，音乐骤起，一束强烈的聚光灯在银幕上投射出一幅幅画面。江青一边观赏一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华国锋也只好不时“嗯嗯啊啊”地应酬着。当电影放映到多一半时，华国锋忽然站起身。
江青有些不悦地问：“怎么，国锋同志不喜欢这部片子？”华国锋忙俯下身小声道：“不，很喜欢。我去上厕所，���上就回来。”

他从便门退出放映室，走进一侧的厕所。刚在小便池前站定，见李先念也悄然随进来，轻轻将门关严，两道深邃目光警觉地的搜巡着四周。
华国锋会意地摇摇头：“没有人。”
李先念跨前一步，用力拉动水箱开关，在一片”哗哗”的水流冲击声中低声说：“我已见了他。”
华国锋急切地问：“他是什么意见？”
李先念低低地说：“他同意你的看法，明天上午十点他去找华国锋两眼闪射着兴奋的光彩：“好！我一定等他。”
不一会，两人便前后走出厕所，又回到各自的座位上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果然只身进城，来到史家胡同华国锋的住处。
事到如今，两人都省去了许多暗示和遮掩，开门见山，直言华国锋略不讳，就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进行了秘密商谈。

叶剑英首先向华国锋通报了上海民兵突击发放枪枝弹药的情况。
华国锋深感忧虑地点头道：“我也听到一些这方面的反映，据说北京的民兵也发了不少武器，马小六还从郊县调来三千多民兵聚集在中山公园。”

叶剑英又补充道：“这些天，张春桥和王洪文几乎天天都要往上海打电话，人员来往也非常频繁，前天徐景贤还亲自跑到北京来了。”

华国锋的脸膛上掠过一丝紧张的神色：“张春桥还连续到中南海201找过江青几次，每次都密谈一两个小时。二十一日，他们还把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找去，了解中央警卫团的情况。”接着，他便把张春桥和江青找李鑫谈话的经过简要讲了一遍。
叶剑英满脸怒色，一语中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要动手夺权哪！”
华国锋连忙低声道：“是呵，是呵，所以我请你来，赶快想个办法。”

叶剑英侧过身，双目炯炯地凝视着对方：“我也没有什么好法子。你是第一副主席，现在主席不在了，你应该站出来，把我们党的大舵掌起来，制止他们的阴谋。”
华国锋为难地摇摇头：“不行呵！我经验少，资历浅，只怕讲话没人听呵！”

叶剑英豪爽地挥挥手，大声鼓励道：“莫怕！我支持你！军队会支持你！老同志也会支持你！你就大胆地干吧！”
华国锋情绪为之一振：“有叶帅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叶剑英坦诚地催促���：“争取时间不容易，谈谈你的具体想 法吧。”

华国锋略一迟疑，恳切地说：“我想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向全党公布毛主席关于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彻底揭露他们 的反党罪行。”
叶剑英轻轻摇了摇头：“只怕到时候没有几个中央���员会听 你的。”

华国锋想了想，又搬出第二套方案：“那就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政治局解决他们的问题。”

叶剑英已明白他在故意投石探路，淡淡一笑，又微眯着双眼摇摇头：“如今的政治局会议，莫说四个人，就是那一个女人也能给你搅散了。”

华国锋不知所措地轻叹一声：“那、那用什么办法好呢？”
叶剑英探起身子，看着华国锋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靠会议、靠批判、靠思想斗争，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采取特殊手段，出其不意，狠 狠一击。”

华国锋伸出一只手掌又紧紧攥成拳头，忿恨地说：“你是说动用军队，把他们全抓起来？”

叶剑英沉稳地笑道：“抓这几个人还用兴师动众调部队吗？”华国锋疑惑不解地望着他：“那你的意见——”
叶剑英用手指拢了拢满头白发，慢悠悠地说：“兵法上讲究‘上兵伐谋’。对付这几个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你知道林彪的‘四大金刚’是怎么处理吗？”
华国锋越发惘然：“甚‘四大金刚’？不清楚呵！”
叶剑英呷口温���：“‘四大金刚’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摔死了，可他的这‘四大金刚’还活着，还都在政治局，又都在军队控制着要害部门，不好处置呢！最后还是周总理想了个办法：把‘四大金刚’调到人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当场逮捕，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这就叫先动手，后开口。”

华国锋眼睛一亮，脱口称赞道：“好！这个办法好！李鑫同志说，当年赫鲁晓夫抓贝利亚就是采用的这个办法。”
叶剑英故作惊讶地赞叹道：“看来国锋同志早已胸有成竹了嘛！”
华国锋略显窘迫地笑笑：“李鑫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具体想法。”
叶剑英含蓄地笑道：“我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究竟该怎么做，还得请你决策呵！”
华国锋决心已定，将一只粗大的拳头朝茶几上重重一砸：“就按你说的办法做，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叶剑英目光冷峻地盯着对方：“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
华国锋义无反顾地拍胸脯：“怕毬甚��打不赢无非砍脑壳！”
叶剑英摸了摸额头，一脸正色道：“我可不想丢掉这颗吃饭的家伙，你若要打得赢，还需找一个。”
华国锋：“谁？”
叶剑英：“汪东兴。”
华国锋自得地一笑：“叶帅放心，此事我已同他谈过多次。”叶剑英探身急问：“他是什么意见？”
华国锋：“和你不谋而合。”于是，他便将同汪东兴的几次谈话情况扼要说了一遍。
叶剑英听罢，赞许地点头道：“好！他若如此坚决，我们就更 有把握了。”
华国锋忧心重重，仰面长叹了一声：“但愿不要出大乱子！”叶剑英神色坦然地宽慰道：“乱子可能要出一点，不会太大。主要是上海，我已通知东海舰队和六十军做好应急准备。”
华国锋仍有些担忧：“北京的部队呢？都可靠吗?”
叶剑英自信地一挥手：“部队他们指挥不动。”
华国锋仿佛想起什么，小声道：“我听汪东兴同志说，��北京郊区南口有一个坦克团，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曾到这个团蹲过点，前几天，他又带着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悄悄去过一次，很可能被他们抓过去了。如果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来我们怎么 对付？”

叶剑英沉吟稍许，郑重叮嘱道：“东兴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一定要摸清楚，如果这个团真被拿过去了，就要赶紧采取 措施。”
华国锋答道：“东兴同志已经派人去了解了。”
叶剑英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张秋桥和徐海涛是张春桥安插在总政的两颗钉子，一个把持着宣传部，一个控制着保卫部，权力大得很！一定要想法子拔掉。”
华国锋虽表示赞成，却又不知该如何行动，派谁行动。他深知自己在军队身单势薄，力不从心。莫说扳倒“四人帮”，即使除掉这两个人，他也得依靠面前这位老态龙钟的国防部长。

叶剑英果真说到做到，十天后便拔掉了这两颗“钉子”。“四人帮”被拘禁的当天深夜，张秋桥和徐海涛也分别在自己家中遭到秘密逮捕。三天后，徐海涛竟在严密监视的“隔离审查”中服毒自杀。死前，他在用来“交待罪行”的白纸上写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大问号···
这乃后话，此不详叙。

两位副主席坐在��室，一直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对策划的这次“重大行动”的每个方案和细节都反复分析、权衡；对党内、军内的每个高级干部都仔细分类、排队。两人一致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唯有采取这种特殊手段方能取胜，安治天下。政治局、国务院和军队虽有些人同“四人帮”关系不错，但多半是趋炎附势，投机取宠，真正死心塌地为其效忠的只是极少数，只要计划周密，先发制人，定能一举全歼，稳住大局。根据这些人的不同的心态和处境，叶剑英还提出三条对策：一、争取观望的；二、稳住胆小的；三、打击顽固的。

华国锋连声称好，随即掰着手指列举了一些人的名字：可争取的有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乔冠华、吴忠；先稳住的有马天水、徐景贤、丁盛、张世忠、孙健、姚连蔚；要打击的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鲁瑛、祝家耀、于会泳、马小六···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将他的话打断。

华国锋愕然地盯着面前���红色电话机，迟疑着不知该不该 接。叶剑英冲他打了个手势。
华国锋慢慢抓起话筒，尽量将声音放缓：“我是华国锋。你是哪位？···哦！洪文同志你好！找我有事吗？”
话筒中传出王洪文宏亮有力的声音：“是这么回事。剑英同志前些日子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住，这里本来挺好嘛，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可昨天夜里他不知为啥又搬走了。我四处打听才听说他又住进玉泉山九号楼了。现在中央一再反对特权，提倡艰苦奋斗他一个人在北京就有好几套住宅这样影响不好呵！我的意见，你给剑英打个电话，请他不要再占玉泉山的房子了。”

华国锋委婉地笑道：“中央领导的住房由东兴同志安排，你可以找他问一问。”
王洪文掩饰不住一股不满：“我找汪东兴讲了，他说玉泉山的房子是当年主席分给叶帅的，他不好收回。”
华国锋息事宁人地劝道：“既然是主席���的，我们当然不好反对，叶帅愿意住就让他去住吧。”
王洪文又忿忿地“批评”了几句，也只好挂了电话。
华国锋放下话筒，扭头���叶剑英道：“王洪文这样关心你的住处，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
叶剑英冷冷一笑：“此人已跟了我好多天，他是要寻机下手，将我置于死地呀！”
华国锋神情严峻地轻声道：“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了。”
叶剑英柱杖站起身，一字一顿缓缓地说：“兵法上讲：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此事与你与我，与党与国，荣辱与共，生死攸关，容不得一点怜悯之心，犹豫之念啊！”
华国锋果敢地挥了挥拳头：“我是决心干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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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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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九月二十一日黄昏，叶剑英在西山“放鹤亭”召见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叶剑英指示：眼睛要明，耳朵要灵，嘴巴要严��

目录2：九月二十一日晚，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对江青说：“ 我一切听你的���挥！”

目录3:九月二十一日深夜，华国锋带着四名警卫找到李先念说：“ 我下决心了！”

叶剑英吃罢晚饭，和往常一样又带上两名贴身警卫和一名保健医生到山间漫步。他离开居住的十五号楼，穿过一片竹林，沿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蜓而上，行约二十分钟，便来到半山腰一座小凉亭中。这是座修建不久的亭台，四面由砖瓦垒起的四根浅灰色的水泥柱子支撑着；上面是一个镶着蓝边琉璃瓦的黄色八角伞顶；亭子正中摆着一个石桌，四个石凳，四周围着木制的栏杆的坐板。建造虽简朴无华，但在碧山绿树掩映中，却也显得小巧玲珑，别具风味。每次散步，叶剑英总喜欢在这座小亭中稍憩片刻，或舒目远眺，沉思凝想，或咏诗作赋，谈古论今。一日散步途中，恰逢一场暴雨。在亭中躲避的叶剑英目睹一片电闪雷鸣，风啸雨吼，顿生感慨，便给���亭起名：“风雨亭”。

年近八旬的叶剑英攀至“风雨亭”，虽已气喘吁吁，步履滞缓，却仍精神镌铄，兴致蛮高。他拄着手杖稳坐在石凳上，眺望着半天晚霞一山红叶，顿觉心旷神怡，触景生情，禁不住轻声咏出杜牧的千古绝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叶剑英正悠然自得地吟诗赏景，忽见值班秘书领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沿小路匆匆而来。因杨成武近来也搬到西山五号楼居住，彼此相距不远，又都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平素倒也时常在林间池旁相遇。可看他今日脚步急促，神色凝重，没有一丝漫步的闲情逸致，便知一定有要事相告。

果然，杨成武奔上小亭，顾不得问候，劈头便是一句：“叶帅我有重要事情要向你报告。”
叶剑英端量来客一眼，笑吟吟地指了指一旁的石凳：“什么事呵？坐下慢慢讲。”
杨成武目光警觉地观望一下四周，���议道：“还是到您的办公室讲吧。”
叶剑英明白对方的用意，朗朗笑道：“这里���得很嘛！有高山作障，青天护佑，办公室也没有这里安全。”杨成武只好在石凳上坐下，却仍不开口。
叶剑英又挥挥手杖，令站立一旁的工作人员退避。侧目望着代总参谋长，催促道：“说吧，什么事这等机密？”
杨成武压低声音，神情严峻地说：“今天下午三时四十分，苏振华同志交给我一份《敌情通报》，是东海舰队司令员派机要处长专程送到北京来的，他让我立即转给您。”
叶剑英眉毛一蹙：“什么事情？”
杨成武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只启口的信封，双手递上前。
叶剑英没接：“我眼睛不行，你念吧。”

杨成武答应一声，从信袋内抽出两面写满钢笔字的信纸，朝前倾了倾身子低声念道：“关于上海市民兵近日来突击发放武器的紧急报告苏、肖首长并转军委叶副主席：最近，上海民兵指挥部���全市突击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据我们调查获悉，这次大约发放武器七万四千二百多件，其中，半自动步枪五万两千七百支；自动步枪两万一千支；两用机枪、高射机枪各三百挺；一三0火箭炮、八五加农炮、八二迫击炮各二百门；摩托车五百辆；雷达指挥仪十套；分别发放给十个区，十个县和十八个直属民兵师。市民兵指挥部还要求在下发这批武器的同时按半个基数配发装备弹药。由于发放时武器弹药数量太大，时间紧迫，指挥部还派专人到各仓库督促，组织突击队昼夜加班，从九月七日开始到九月十一日，连续发了四天五夜才发完。总共约下发各种弹药一千七百六十六万九千余发。其中：枪弹一千七百六十六万发；八二迫击炮弹二千一百三十六发；六○迫击炮弹一万四千一百九十发；八二无座力炮弹一千一百二十七发；手榴弹五十五万二千七百余枚；九月十日���里，仅在上海环球锁厂就发放了各种装备弹二百七十万发。这些武器弹药有些是在上海制造的；有些是从外地（如湖南、安徽）的兵工厂购买的；有些则是丁盛司令员从南京军区调运的。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讲：上海民兵这次大批突击配发武器是经市委和警备区主要领导批准的，在批件上签字的有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警备区后勤部政委王华民。另外，据我部侦察处报告：九月十三日上午，市民兵指挥部将一个炮团——约四千余人、一百二十门重型火炮，拉上了天马山；并在江南造船厂把两艘货轮突击改装成炮艇，把守吴淞口水域。九月十五日凌晨，民兵的炮艇突然拦截我部执行任务的巡逻艇。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望引起军委首长的重视。特此报告。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号签发。”

杨成武念罢，垂下双手，望着满头白发的国防部长。
叶���英微阖双目，凝视着渐渐变得浓重、朦胧的山影林色，久久不语。
杨成武又补充道：“据京西宾馆的同志报告，徐景贤今天上午到北京来了，说是参加什么卫生会议，可下午就被张春桥派车接到钓鱼台去了。”
叶剑英仿佛没听见，仍无动于衷地默然端坐。
杨成武有些沉不住气了，语调中带着焦虑和恳求“叶帅，他们这是要动武了，你要赶快决策呀！”
叶剑英收回目光，淡然一笑：“如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他不表态，我有啥办法？”
杨成武问道：“国锋同志是什么态度？”
叶剑英抚摸着青竹手杖，缓慢地说：“他被江青搞得很恼火，找我和汪东兴诉苦，可他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晓得。”
杨成武想了想，越发露骨地问：“如果让他牵头干，他会答应吗？”
叶剑英毫不掩饰地答道：“此人胆小性弱，优柔寡断，难成大事，他星然对三点水不満，可对那儿个人却还抱着幻想，听说近来他同汪东兴接触频繁，不知二人有什么打算。”
杨成武举起一只巴掌朝下用力一劈，咬紧双腮狠狠地说：“他再这样摇摆不定，我看干脆把他也一��——”
叶剑英挥手打断对方的话，厉声喝道：“胡说！这杆大旗是主席竖的，谁敢砍倒！”
杨成武犹豫了一下，又鼓起勇气道：“叶帅，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讲得好：‘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我看主席也是这个意思。”
叶剑英摆出一副义正辞严的神态：“他就是刘阿斗，我也要学那位诸葛亮，把他扶上台，免得日后别人说我有野心。”
杨成武看了看国防部长阴沉威严的面孔，没敢再吭声。
叶剑英站起身，用手杖敲打着石板在小亭里踱了几步，转身问：“那个六十军现在怎么样了？”
杨成武起身答道：“还摆在无锡、苏州一线。”
叶剑英沉吟稍许，对代总长吩咐道：“你马上给这个军的军长和政委发电：命令他们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一切行动听许世友指挥。你再告诉苏振华同志：请他命令东海舰队所有在外海执行任务的舰艇立即���回，加强对内海岛屿和港口的控制，发现异常情况，直接向军委报告。”
杨成武���惯地挺了挺腰板：“是！”
叶剑英稳稳地跨前一步，声音沙哑地接着说：“你要同各军区、各军兵种多加强联系，特别是对卫戍区、空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更要做到未雨绸缪，胸中有数。”
杨成武自得地一笑：“我已经以检查部队装备的名义往这些单位派去了工作组。”
叶剑英表示赞赏地“嗯嗯”了两声，又叮咛道：“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记住：眼睛要明，耳朵要灵，嘴巴要严。”杨成武郑重地点点头。
这时，机要秘书李俊山急冲冲奔上小亭：“首长，汪主任来电话：今晚八时政治局在紫光阁召开会议，请您参加。”
叶剑英挥挥手：“你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不去了。”
李俊山答应一声，返身离去。
杨成武试探地问：“汪东兴这个人怎么样？”
叶剑英微微一笑：“现在还算可以吧。”
杨成武喜形于色：“只要他愿意干，事情��好办多了。”

叶剑英扬起两道威严的目光直射对方：“你要干什么事情？我把话讲清楚，你只管抓好军队的工作，上头的事情中央自有安排，你莫瞎操心。懂了吗？”
杨成武连连点头：“我懂，我懂。”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代总参谋长便告辞下山了。

守候在附近的警卫人员和保健医生忙走进小亭，劝说道：“首长，天黑了，咱们回去吧。”
叶剑英似游兴未尽，扬手指了指远方：“不慌，不慌，再稍坐 片刻嘛。”
此时，晚霞已褪，暮色正浓，巍峨起伏的山峦仿佛罩上一层帷幕，茫茫苍苍，深沉莫测；略带些凉意的山风，不时掀起阵阵林涛声，似虎啸雷鸣，粗犷浑厚。山下，已现出点点灯火，如撒落的一片珍珠闪闪烁烁，煞是好看。

也许是“人至暮年惜黄昏”吧，近来叶剑英总喜爱观赏“夕阳残辉，暮气升腾”的景致，时常看得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忽然，他的目光凝住了，指着不远处一幢闪着灯光的小楼诧异地问：“那是总理的房子，谁搬进去了？”
站在一旁的警卫员随口答道：“听说是王副主席来了。”
叶剑英一怔，扭头追问：“哪个？”警卫员提高声量��“是王洪文副主席。”
叶剑英突然抡起手杖狠狠一劈，怒声喝道：“他怎么住到这里来了？是谁批准他来的?”
在场的随员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叶剑英站起身，踱到栏杆旁，拄杖凝视着浓重的树影掩映的灯光，忽然昂首咏叹：
“鹤飞去兮，西山欠缺，
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翻然敛翼，宛将集兮，
忽何所见，娇然而复击。
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
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
其下有人兮，
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
其余以饱汝，
归来归来兮，
西山不可久留。”

咏罢，他转过身，望着几位随员温和地问：“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年轻的警卫员和保健医都摇摇头：“不知道。”
叶剑英含笑解释道：“这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写的是山里放鹤人的招鹤歌。他讲的这个‘放鹤亭’在徐州的云龙山，是一位叫‘云龙仙人’的道士修建的。你们看我���不像那位‘云龙仙人’哪？”
漂亮的���秘书张燕笑着恭维道：“像！像！您鹤发童颜，老当益壮，比那个‘云龙仙人’还威风哩！”
叶剑英用手杖敲了敲亭柱，开怀笑道：“好哇！那咱们就把这座亭子改个名，也叫‘放鹤亭’吧。”随即，又慷慨歌咏道：“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几位随行人员莫名其妙地相互望望，连声和应道：“好！好！就叫‘放鹤亭’吧。”
六年之后，人民日报特级记者纪希晨为此专门采访了叶剑英。他这样写道：。。。。。。（此处省略，详情请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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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第七集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王洪文挥动着微型冲锋枪对徐景贤说：“我们也有枪杆子，怕他们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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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上海市委派徐景贤突然急匆匆飞到北京。据他几年后在法庭作证时讲，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应卫生部部长刘湘萍之邀，出席一个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经核实，当时卫生部的确召开过一次会议，徐景贤也的确在会场露过面，并还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别的省市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卫生局的领导，唯独上海竟然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屈尊聆听，着实令与会者惊讶和感动。但他们哪里知道，上海书记此次来北京的真实目的并非为了区区的卫生会议。
徐景贤到北京后，仍和往常一样住进豪华舒适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刚吃罢午饭，未来得及休息片刻，一辆锃亮的大红旗轿车便将他接到钓鱼台十六号楼。
张春桥早已在客厅等候。两人闭门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关于这次谈话内容，徐景贤在被关押审讯时已全部交待，此处不再赘言。
谈话结束后，徐景贤起身告辞时，张春桥忽然问：“你不去看看洪文同志吗？”徐景贤摇摇头：“我不想去看他。”
对于由一个工厂的保卫科��科长一跃成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徐景贤心里一直不服气。���不是他依老卖老，妒贤嫉能，而是王洪文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他瞧不起。不久前，他还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信，揭发王洪文在上海的生活作风问题，不仅吃喝玩乐，看黄色电影，还乱搞男女关系，派到他身边的女医生、女护士、女服务员，他几乎一个没放过。
对徐景贤的这种心态和行为，张春桥心里是清楚的。可他仍笑眯眯地劝说道：“你既然来了，还是应该去看一看嘛。洪文同志对上海的民兵建设非常关心，你去把刚才说的情况也同他讲－讲，也好让他思想上有点准备。”
徐景贤会意地点点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他。”
张春桥亲自给王洪文挂了电话，并特意说明：“景贤同志刚从上海来，他有重要事情要向你汇报。”放下话筒，他朝徐景贤伸出一只手：“洪文同志欢迎你去，我就不久留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张春桥和徐景贤的“谈话”自然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令人猜疑。
四年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讯张春桥��，又详细询问了这次“谈话”：
王战平（审判员）：“被告人。现在我再问你：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你在北京住处单独接见徐景贤时，徐向你汇报了些什么？你听后又对徐作了什么指示?”
张春桥不答。
曹理周：“现在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王秀珍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证词：‘徐景贤九月二十一日去北京回来，对我和马天水说：我这次去北京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具体内容见视频）

。。。。。。在法警的押送下，徐景贤退出了法庭。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再回溯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的钓鱼台。
告别了张春桥，徐景贤离开了十六号楼。一边朝王洪文住处走去，一边悠闲地浏览着庭院内的景致。这座乾隆皇帝兴建的行宫，虽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却仍保持着帝府宫的华丽与威严。大跃进时期，国家耗巨资将这里改建成一座贵宾馆，以迎候来访的外国元首，并把玉渊潭水引入院内，掘出三个人工湖；十八座形态各异的小石桥将三池湖水连接一体，贯通八方；湖面碧波粼粼，荷花艳艳；湖边垂柳青青，杨叶葱葱；新建成的十五座别墅楼雍容华贵，风格别致；楼舍四周，小路两侧，草坪如毯，繁花似锦；蜂飞蝶舞，鸟语蝉鸣；假山奇石相接，喷泉流水不断；一株株苹果、香梨、海棠，果实累累，芬香阵阵。整个宾馆区，宛如一处万紫千红、妖媚秀丽的大花园。
徐景贤虽然没有在钓鱼台住过一夜，却是常来常往，轻车熟路。沿冬青树环绕的柏油路拐了两个弯，穿过与“养源斋”相连的长廊，便来到了王洪文居住的九号楼。值班秘书廖祖康也是老熟人，讲明未意，也未通报，便径直领他来到二楼的客厅。
室内空无一人，格外寂静。
徐景贤在沙发上坐下，从廖祖康手中接过热茶，笑微微地问：“洪文同志呢？”
廖祖康神秘地笑着朝虚���着玻璃门的套间呶了呶嘴，将一盘水果摆到他面前的茶几上，便轻轻退了出去。
徐景贤知道套间内是办公室，一般客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入内。他猜想王洪文正在赶批文件，自然不敢随便打扰，只好屏声息气，静静等候。
突然，套间内传来“啪”地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桌子上，随即是王洪文一声怒吼：“他妈的，老子杀了你！”
徐景贤吓了一跳，“腾”地跳身冲进内室，只见王洪文和毛远新对桌而坐，四只眼睛死死盯着一块硕大的棋盘正杀得难解难 分。徐景贤颇为尴尬地笑笑：“洪文同志你好！”
王洪文显然棋势不顺，脸色铁青，双眉紧拧，扭头望了来客一眼，勉强敷衍一句：“你来了，坐吧。”随即将目光又投向错纵复杂的车马炮兵中。
毛远新也冲徐景贤点点头，手举棋落，将一匹红马跳入对方的象眼，踩车逼将，攻势凌利。
王洪文只���防守招���，欲撤车保将。
徐景贤忙小声劝阻道：“不要动车，打当头炮。”王洪文不解其意：“大车不要了？”
徐景贤哀叹一声：“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车，保将要紧。”
王洪文已乱了阵脚，只好随他指挥，将当头炮打过界河。
毛远新求胜心切，回马吃车，越发乐不可支。
徐景贤又发一招：“马跨士角！”
王洪文似有所悟，扬马一砸：“将！”
毛远新这才发现“老帅”被活活困死，懊悔地连连捶首。
王洪文反败为胜，好不得意，情绪也高涨起来，将棋盘一推，亲热地拉着徐景贤返回客厅，一同在沙发上坐下。一边递烟一边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徐景贤：“中午刚下飞机。”
王洪文有些不解地：“这个时候，你跑北京来干什么？”
徐景贤：“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王洪文口气生硬地责怪道：“见鬼，卫生会议用得着你亲自来吗？”
徐景贤不自然地笑笑：“本来市委办公会上决定，派卫生局一位主管干部来，可昨天晚上马老突然改变主意，一定要让我来。他的意思是叫我趁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把上海的一些情况���你和春桥同志汇报一下。”
王洪文用手指拢了拢头发，极为赞赏地说：“嗯，还是马老想得周到，不然，又会有人说我们搞秘密串联。”
毛远新端着茶杯走过来，气哼哼地接话道：“有些人搞惯了阴谋，总以为别人也在搞阴谋。昨天张铁生给我来电话，说他本来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省委已经同意了，可名单报到中央，却偏偏把他的名字划掉了，为么？还不是有人怕他向我反映情况。”
徐景贤笑道：“谁不知道张铁生是你一手树起来的反潮流英雄，他真要在北京造起反来，那才热闹哩！”
王洪文从盘子里捏起一粒紫亮的大葡萄珠，扔进嘴里，扭头问：“上海的情况你同春桥谈了没有？”
徐景贤：“刚才已经谈过了。他让我再找你讲一讲，特别是民兵队伍建设的情况。”
王洪文“噗”地将一片葡萄皮吐到楠木雕花茶几上，急切地问：“我让马老发的��批枪，他到底发下去没有？发了多少?”
徐景贤郑重地点了点头：“已经全部发下去了。这次一共发了五万二千七百条半自自动步枪；二万五千支六二式自动步枪；五百挺机枪；三百门迫击炮；三百挺高射机枪；一百支四○火箭筒；还有两千万发子弹，分发给十个区，十个县、十八个直属民兵师，计三十八个单位。”接着，他便将上海民兵目前的武器装备、组织编制、调集人数、防守区域、通讯设施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王洪文听罢，仍觉不满意，语气严肃地叮嘱道：“这些武器还远远不够，你回去告诉马老，要赶快给民兵装备坦克和装甲车，今后打巷战没有这些硬火器不行。”
徐景贤面带难色地解释道：“装备坦克必须经中央军委批准 。”毛远新含笑搭讪道：“他们不批，你们就自己造嘛，上海有那么多重工业，连万吨巨轮都造出来了，还造不出几辆坦克车？”
王洪文一挥手：“对！我们自己造，上海不仅要造坦克，将来还要造导弹，造飞机，造军舰，我要把上海民兵武装成真正的陆、海、空三军。”
徐景贤笑着摇摇头：“将来如真能那样当然好，可不行。”随后，他便将丁盛到上海通报的情况点滴不漏地又讲述了一遍。并特别强调许世友把谪系部队六十军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是个很大的威胁，一旦发生什么突然事变，上海恐怕招架不王洪文“腾”地跳起身，拉开镶着一面穿衣镜的壁橱门，从挂在里面的一排各式各样的枪支中抓起一把乌黑锃亮的微型冲锋枪，“啪”地往茶几上一摔，胆壮气粗地说：“一个六十军算什么，我们也有抢杆子，怕他们个鸟！”
徐景贤惊悸地望了望冲着自己的黑森森的枪口，慌忙侧了侧身子。
毛远新抓过微型冲锋枪，熟练地拉动几下枪机，目光阴沉地说：“许世友这个老和尚，你们要多防着点。主席在的时候他就不买上海的账，被主席狠狠训了几次才算老实下来。现在主席不在了，他很可能会挑头闹事。”
徐景贤似乎想起什么，朝王洪文倾了倾身子，说：“我来京之前，朱永嘉曾对我说，他在北京参加吊唁活动时遇到于会泳，于告诉他：许世友对有些民主人士���加治丧委员会很不满，在政治局大吵大闹，有这回事吗？”
王洪文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在政治局讨论治丧委员会名单时，许世友���起来大发脾气，指着春桥的鼻子说：你们就是让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当治丧委员。春桥同志当即反驳了他，说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世友还大喊大叫：这是你张春桥的路线！当时，我和文元都把他大骂了一通，他才不吭声了。”徐景贤试探地问：“国锋同志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王洪文：“他也批评了许世友几句。”
毛远新冷冷一笑：“他这是刘备打阿斗，做样子的。”
王洪文拍了拍面前的微型冲锋枪，对徐景贤吩咐道：“这种枪性能很好，带着也方便，我送给汪东兴一支，他也认为不错。你回去跟马老说一声，再赶造五千支，除了装备民兵，中央警卫团也想要几百支。”徐景贤点头应诺：“好的。”
王洪文瞥了一眼对方忐忑不安的神色，提高声音鼓励道，“你告诉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一个六十军没什么了不起的，上海民兵是打过硬仗的，别说许世友一个军，就是十个军也能对付。徐景贤勉强笑了笑，恳切地说：“我们倒没什么，上海有一百多万民兵和几百万工人阶级，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大家最担心在北京的几位首长，我这次来听刘湘萍同志说，北京军区的秦基伟过去在西南时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调北京来连陈锡联司令都不知道。还有卫戌区的吴忠、总参的杨成武，都不大靠得住。”
王洪文略显烦躁地解开衣襟，踱到落地窗前，又转身一指徐景贤，用命令的口气大声说：“你告诉马老，立即给民兵指挥部配发一部高频电台，直接和我保持联系。”
徐景贤郑重地点点头。
王洪文又扭脸问毛远新：“你从沈阳调部队的事进展得怎么 样了？”
毛远新瞥了一眼徐景贤，犹疑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有两个师正以拉练的名义朝北京方向运动。”
王洪文不放心地又问：“这事李德生知道吗？”
毛远新自信地摇摇头：“不知道，李德生还在北京，我是让孙 玉国直接下的命令。”
王洪文提醒道：“别看他人在北京，可耳朵灵得很，几乎天天都去找叶老头。”
毛远新不���地晃了晃脑袋：“陈锡联也太窝囊了，主席把军委交给他，可他硬是一点指挥不动，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没有一家听他的，有事还是全找叶剑英。”
王洪文：“叶老头不是有病住到西山去了���？”
毛远新“哼”了一声：“什么有病，他是躲进西山，遥控指挥。这些天找他的电话，去看他的人，连连不断，刚才我还接到报告，杨成武也上了西山。”
王洪文警觉地问：“他上西山干什么？”
毛远新拉长声调：“守护叶副主席呀！”
王洪文又追问一句：“他们都谈些什么？”
毛远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晓得，那里戒备森严，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进不去。”
王洪文将攥紧的拳头朝茶几上狠狠一砸，冷冷笑道：“我倒要进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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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第六集
九月十九日下午，叶剑英派长子叶选平将人大副委员长陈云秘密接到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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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下午，开完毛泽东的追悼会，华国锋本想约叶剑��到中南海商讨几件事。不料，叶剑英却不辞而别，从主席台下来，连休息室也未进，便乘保险轿车在两车警卫的护送下急急返回西山。当晚，华国锋电话相邀，他又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第二天上午，汪东兴通知他到中南海紫光阁听取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汇报，叶剑英又借故“头晕，胸闷”，不肯下山一步。对此，华国锋颇有些不满，也有几分不理解。“他这样躲躲闪闪，要做甚？”

汪东兴揶揄道：“主席讲了嘛，‘诸葛一生唯谨慎，每临大事不糊涂’。他呀，几十年历来如此。”
华国锋用宽厚的微笑掩饰着内心的不悦：“谨慎一些当然好，可工作也要干的。”
汪东兴不满地说：“主席讲了嘛，‘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闭门不出，狡兔三窟，这也是一种斗争策略。不仅剑英同志这样做，连徐帅、聂帅、还有海军的肖劲光、空军的张廷发、代总长杨成武，也都带着一家老小上了西山。”华国锋：“难道西山就是座世外桃园？就那么保险?”

汪东兴笑了笑说道：“山上总比城里安全些。听说，叶帅让杨成武又从总参调去一个警卫营和一个机枪连，各个路口和制高点都有重兵把守，凡进山的车辆必须持有杨成武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华国锋诧异地问：“你过去没往西山派过警卫吗？”
汪东兴摇摇头：“西山是军委领导人的住地，历来不归我管辖。”
华国锋又问：“以前周总理在西山有房子吗？”
汪东兴：“有，现在还空着。你是不是也搬上去住几天？”
华国锋坦然笑着摆手：“我哪里也不去，我就呆在中南海，我就相信你的警卫团。”
汪东兴不由挺了挺腰身，神情中闪出几分庄重：“我会像以前保卫主席一样保卫你，我一切都听你的。”
华国锋感激而信赖地连连点头：“好、好，有你在我就放心 了。”

此时此刻，他的这番言情都是真诚的。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和观察，华国锋对办公厅主任已完全信任。倒不是汪东兴对他这位后来者居上的第一副主席有多么深的感情，多么大的忠诚，而是彼此���同的利益和命运将他们紧紧挽在一起。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党的核心高层潜游盘踞几十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残酷���情”的政治斗争，他知道的内幕太多了，他得罪的人也太多了。毛泽东这棵大树一倾倒，无论是“文革派”执政，还是“民主派”掌权，他都将遭到摒弃和冷落。而华国锋因初来乍到，涉猎不深，同他没有多少积仇宿怨，自然能以诚相待，以礼相容。同样，正因为华国锋在中央时间尚短，羽翼未丰，难成一势，若要巩固自己领袖的地位，也须附持汪东兴所掌握的独特的权力。历史的惊涛骇浪就这样将他俩推到了一条小船上。对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两人都神领意会，心照不宣，言谈中便少了许多顾忌。初始，两人只议论一些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发通牢骚，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华国锋逐渐察觉江青在几位“男谋士”的怂恿下，越发不把他这个第一副主席放在眼里，从中刁难，发号施令，大有取而代之的架势。愤懑、恐��、焦虑和欲望促使他多次找汪东兴商讨对策，言语中渐渐隐露出一丝杀机。汪东兴自然明白华国锋的用意和目的，一再表示忠心佐佑，鼎力相助。其实，他早已将江青视为眼中钉，过去只是惧于毛泽东的威慑而奈何不得。如今伟大领袖已永垂千古，第一夫人成了孤家寡人，此时如能借华国锋之手铲掉这个专横跋扈的女人，既除了后患，又不用背“有负先生”的恶名，何乐而不为？

两人经过几次密谈试探，彼此都揣摸到了对方的心机。开罢毛泽东追悼会的当天下午，华国锋得悉《人民日报》没有登他致悼词的照片，却把仅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摆在了突出位置，十分恼火，又找汪东兴议论此事。
警卫团长开诚布公，首先把话挑明：“她这是迫不及待，公然抢权，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
华国锋尚有些举棋不定，话却说得十分明白：“主席刚去世就对她动手，别���会不会讲我忘恩负义。”
汪东兴推心置腹地鼓励道：“你不动她，她要动你，与其束手 待毙，不如破釜沉舟。”
华国锋忧虑道：“政治局里支持她的人还不少，真若对她采取措施，别的同志会同意吗？”
汪东兴蛮有把握地说：“我看问题不大，别看人们表面都恭维她、迁就她，其实心里都对她不满，就连上海来的几位同志也都对她十分反感。洪文同志就当面顶撞过她几次。”华国锋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人心莫测呀！春桥同志的态度就很难说呵！他若站起来反对，事情就不好办喽。”汪东兴似乎早已深思熟虑，压低嗓音狠狠地说：“不行就将他们两个一起搬 掉。”
华国锋瞥了对方一眼，既没提出反对，也没表示赞许。沉默片刻，轻声问道：“此事关系重大，仅靠你我两人能行吗？”
汪东兴信心十足地说：“只要你下命令，别的事情我来干。”
华国锋仍有些不放心��试探地问：“我一个人下命令行吗？王洪文和叶剑英也是副主席呀，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汪东兴加重语气：“我只听你的。”
华国锋感慨地轻叹一声：“别人未必如此呵！主席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有些人嘴上说拥护，心里却好不服气哩！能听我 的？”
汪东兴想了想：“洪文同志倒可不必担忧，关键是剑英同志的态度，他多年主管军队工作，在党内、军内有很大影响，如果此事能得到他的支持，就好办多了。”
华国锋赞同地“嘿”了两声：“我也有这个想法，可又有些担心，叶帅一生谨慎，谋略过人，他肯冒这个险吗？”
汪东兴略一思忖，建议道：“不妨派人找他去摸摸底。”
华国锋踌躇道：“此事非同小可，派谁去合适呢？”
汪东兴脱口而答：“陈云。”
华国锋目光冷峻地凝视着对方：“此人靠得住吗？”
汪东兴郑重而且自信地点点头：“过去我在主席面前帮过他的忙，他会听我的。”
华国锋默默地吸着烟，好一会，才神色严肃地叮嘱道：“你去找陈云同志谈一谈，话不要讲得太明，要掌握好分寸。”
汪东兴会意地一笑：“放心，这个我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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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第五集
https://t.co/OWfXeJ2czv九月十六日深夜，深夜华国锋收到一封叶剑英的机要秘书送来的一封“绝密文件”。

华国锋挥挥手，让秘书退下。他两眼盯着信封上“华国锋亲启”几个字，蹙眉凝思片刻，又展开那张折成长条的《人民日报》。华国锋细细查阅着：日期，九月十六日。头版通拦大标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忽然，华国锋的目光被一处标着红杠的字迹吸引住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办”字后面还用 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疑惑不解地拧紧眉峰，喃喃自语道：“‘按既定方针办’，这是甚意思？”他思索着，猜测着，蓦然，似有所觉，伸手从笔筒中抽出一杆红铅笔，也在这句粗体字的后面又添画了一个重重的问号，不知是对毛主席的嘱咐有怀疑呢？是对叶剑��批的符号不理解，或许两者皆有。这两个粗大的问号，就象两��锋利滴血的铁钩紧紧逼向毛主席的最高也是最后的指示。

华国锋仿佛想起什么，起身用钥匙打开铁皮保险柜，取出只包着红塑料皮的笔记本，翻找了几页，又扔进保险柜。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怒气。他象个老农民似地倒剪双手在地毯上来回踱了两圈，返身走到桌前，抓起高频保密电话，狠狠敲打了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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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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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深夜，姚文元在睡梦中被王洪文叫醒，为的是让他看一封许世友的儿子写给他未婚妻的情书。

张春桥深夜找姚文元篡改主席临终遗嘱。

九月十六日下午，汪东兴接到报告——被软禁的邓小平竟然在住地失踪了。

东海舰队值班室报告：上海民兵的两艘武装货轮在���淞口演习。叶剑英嘲讽的冷笑一声：��张声势！

夜深了叶剑英正准备睡觉，警卫突然报告：邓小平来访！叶剑英大脑飞速的思考：见！还是不见！

这一次改变历史的见面，他们两位究竟谈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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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前后后》 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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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第三天——九月十二日下午，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守灵突然消失，竟然不知去向。第二天，中南海和钓鱼台便出现许多便衣武装。
九月十二日下午，王震来住进301医院高干病房，当天夜里傅崇碧搞来十几支自动手枪，分发给301医院里“住院”的将军们。深夜悄悄潜入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密谈两个小时后又返回了301医院高干病房。
九月十三日上午，江青借“遗体问题”再次向华国锋发难，政治局会议不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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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的前前后后》 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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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接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紧急电话，越发感到事态严重，三时半，汪东兴又交给了他一份张铁生的发言材料。

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个省发了通知，政治局委员中竟没有一个人向他透露一丝风声，顿时感到事态严峻，紧张和恐惧涌上心头。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突然想到了老帅叶剑英。立刻找出叶剑英临走前给他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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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逮捕前面前后后》第一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心脏停止了跳动。张玉凤走出卧室，对着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语气木纳地说：他已经���了！江青披头散发的冲进来，问张玉凤要保险柜的钥匙。

https://t.co/RniCbmWEeW在他尚未冷硬的遗体旁，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果断控制了毛泽东中南海的驻地——“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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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神秘身份之谜：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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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人应该不少。对。江青的前夫。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

成了老百姓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报章上出现了不少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括而言，这些文字中，除了曾与唐纳共事的几位老报人的回忆有些真材实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间一本号称以“纪实手法”写成的《唐纳浮沉录》，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几乎描绘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

节、人物关系大都出自虚构。

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无可奈何。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唐纳夫人陈润琼编选的《马季良(唐纳)文集》)，有一段对唐纳的生平介绍：唐纳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翻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少时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中学。
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九一八”事变后的 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史枚、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

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就是指的唐纳 也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第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后来的夫人陈润琼写的一个唐纳的介绍吧！我们选一小节读一下。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长得很帅！就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对风波的前因后果有一个详细的记述：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

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

5月底，蓝苹说去济南探望她生病的母亲，竟然一去不返，并来信告诉唐纳咱们断绝关系吧！，看到信以后的唐纳如雷轰顶，6月下旬赶去济南，找他媳妇蓝苹，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绝望中在旅店 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伙计发现 送到医院及时抢救过来。其实蓝苹根本就没去济南，她去哪了呢？她去天津找她前男友俞启威去了，蓝苹听说唐纳自杀了，就赶紧跑来到济南，在他一个朋友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

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又自杀了，哥们命大，结果又被路人救了上来……

上面这一段是叶永烈在《江青传》里，对唐纳和蓝苹他们感情婚恋风波的来龙去脉的一个记述。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

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了武汉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翻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后来又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水平都非常高，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 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他的哥哥马骥良，这个马骥就是良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 撰写过《唐纳与我》一篇文章，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他，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其言你敢不敢接受。夏其言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潜伏”的报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解放，国民党开控制了一些地盘。所以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在红色根据地或共产党自己的队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比如帮助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在他主笔的《时事新报》开办一个副刊，《妇女生活》。当在许广平他们上海也有份报纸叫《联合晚报》，《联合晚报》这个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张报纸。

《联合晚报》本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而《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

其实唐纳当《时事新报》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那要问了，唐纳为啥能进《时事新报》主持笔政，他凭啥呢？他凭借的是与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同学的关系。《时事新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把她给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上海到南京，由《文汇报》驻南京站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见中共代表周恩来。

据郑永欣的回忆，跟周恩来见面的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去何从啊？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

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回了上海，不对外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这本书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上海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李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

徐铸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第二年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香港来上海，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 “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 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建良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汉年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上海赴香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搭建班子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这是已经写出来的。没写出来，徐铸成跟别人聊天中说到 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既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

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 “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这里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徐铸成在他回忆录记述此事说的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就是敬佩唐纳的先见之明。

后来唐纳的一个朋友任嘉尧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还说，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确实，你看与江青熟识的���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当然最惨的“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他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在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后，跑到广州突然就病故了。这个病故当然是打引号的病故。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但是却有一个例外，就是前面咱们提到过的江青插足的那男主人公。导演章泯 章泯外遇后却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他居然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 在建国初，他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吴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

如果真是这��回事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是一招一箭双雕的大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纳离开香港去美国与潘汉年有关。是不是潘汉年对唐纳的一种保护呢？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断言，如果唐纳当年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内地，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汉年一案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而这与那时还“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没多大关系。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终究还是幸运的。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叶剑英、罗青长的不寻常接见】

唐纳首度回国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对人说，唐纳初抵上海，就与他们夫妇见面叙旧，又在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君里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就去了北京。唐纳确实极为低调，不光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约见，想必有他的考虑。

那么，唐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呢？局外人很难揣测和判断，但多年后终于有个让人见出端倪的线索浮现。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这样超乎寻常的安排，在他而��，即便不说是“认祖”，也可算是“归宗”了。

这次��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对这位一生多彩多姿并在多个领域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能否彻底拂去笼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雾纱，这要期待有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正見 @Fufugoodluck]

警惕！张春桥的幽灵还在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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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四人突然被逮捕和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占据了中国权力场排名最前的六人中的四个。张春桥当时是中国第四号权力人物。“四人帮”被逮捕，与27天以前毛泽东的死亡，是导致文革结束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四年之后，1980年底，“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因病保外就医”，2005年因病死亡，88岁。50年过去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四人帮”的姓名。在最近年纪念文革发动六十年的活动中，“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张春桥的名字又被人捧起来，他的幽灵在飘荡。这是怎么回事呢？

1、张春桥1976年秘访柬埔寨的纪录片
2014年，奥斯卡电影奖项中，柬埔寨人制作的《遗失的影片》是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一部关于“赤柬”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现了柬埔寨人民怎样被从城市的家中驱逐，怎么在集体农场进行超强体力劳动，怎么挨饿，怎么��惩罚，怎么死亡。赤柬造成的巨大灾���，令人悲哀和愤慨。（根据2014年国际法庭的审判，有一百七十万到两百万的柬埔寨人死于赤柬实行的酷刑折磨、饥饿、大规模处决和过度劳累，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这部电影相当独特。影片中的人物是用粘土塑成的，影片中插进了赤柬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说明电影故事的来由和成因……

在这些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1976年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同年代的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等候在那里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上鲜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布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和波布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在影片中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柬埔寨通过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了一堂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在中国报纸上公开。中国媒体从未提到张春桥在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导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多年来普通中国人既不了解柬埔寨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赤柬付出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人民保密是那时候的“常态”。

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

2、赤柬暴虐统治柬埔寨三年八个月
关于赤柬在柬埔寨做了什么，《“民主柬埔寨”历史》一书的概论写道：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赤柬把两百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赤柬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论。如果三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赤柬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赤柬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份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三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十二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地区，赤柬强迫人们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赤柬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赤柬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赤柬统治下，完整的正规学校从来没有过。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老师常常是文化很低的贫农。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赤柬的领导人，有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把别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国家的潜在敌人。视知识份子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他们很大部分成为杀戮目标；数千名学校教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柬��寨的华侨，因为不少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

赤柬到处搜索他们的敌人：被冤枉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苏联秘密警察或者是给越南人做事。赤柬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编号为S-21。囚徒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赤柬干部和士兵。一万四千人死于这座监狱。

3、张春桥赞扬赤柬做了超前中国的事绝非偶然
以上这些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都是社会改造和转型的过程中发生的。直到越南军队侵入，赤柬退回丛林才结束。中国人对赤柬所做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

张春桥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赤柬在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三年八个月加二十天。
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赤柬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使用。在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大批的崭新钞票全成了垃圾。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钱”即货币，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无论东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尽管钱被有些人认为是肮脏的，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政府全面彻底地取消使用货币的“革命”行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历史上，像赤柬这样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三年零八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这是赤柬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却对波尔布特政权废除货币的行为，赞扬的为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是客气话，不是出于礼貌脱口而出的夸奖。在赤柬占领首都金边之前的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声言要对“货币交换”以及“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实行“���产阶级专政”。

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空头应酬，在他称赞波布的同时，从中国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种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赤柬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这些支援维持了赤柬的血腥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虽然不长，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赤柬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的自白。但是他们没有漏掉张春桥，加厚了柬埔寨悲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写作者，在我看来，这段张春桥纪录片透过中国文革和赤柬革命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厚的认识。张春桥对赤柬的热情指导，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做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荒唐而残暴的“纯化”措施中国还“做不到”。但��假如四人帮完全掌权，张春桥出任总理，文革继续十年，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吗？

4、《狱中家书》赞美张春桥理论比今天好
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受到的待遇不同。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文字内容是一样的。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书。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的豪华版。在中文书籍中，对一本书的装帧如此推崇，实在是非常罕见。出版手迹者，通常是有书法价值的作品。或者是毛泽东、鲁迅这样被神格化的人物，但也只见于他们的诗词作品，几乎没有见过整本著作的手迹版。

由此可见《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出版者，对张春桥其人，是怀有多么非凡的崇敬之情。我们不必去追索出版内幕，毕竟香港是一个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有人出钱投资，出版任何色彩的书，是没有人干涉的。可资参考的是，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引用了三个人的评论。第一人是瑞典��中国研究教授，中文名字叫沈麦克。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媲美”。

张春桥的书已经出版一年多了。沈麦克教授对这样的评论，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去讨论。但是，张春桥的新书，是“美好”的吗？我们完全可以讨论。

应该指出，葛兰西，虽然当过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虽然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过，虽然他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他并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多少机会实行他纸上谈兵的理论。但是这方面，张春桥和葛兰西大不相同。他在文革开始就担任权势倾国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不独于此，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审定。

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几个文革的重要“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都已经被送进了监狱（这是文革的特点之一：不断有文革红人，很快沦为阶下囚。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在文革中，受害者被害，作恶者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一直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赤柬的革命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遗失的影片》电影中可以见到。

原来只活了46岁的葛兰西不过是一位思想家而已。张春桥理论在八亿人口的中国文革中实行过，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其后果是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人民处于贫困之中。这是很多中国人不会忘怀的记忆。可是未必有多少人了解今天还在说张春桥“美好”的人，依据何在？

张春桥是为毛泽东始终倚重的文革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是一名死忠的毛臣。他在法庭上一副蔑然闭嘴的神态，给人留下印象。这本《狱中家书》对他过去的作为也无任何悔过的表示，按照中共法律，死缓而不知悔改，那是“死有余辜”的。然而，他不但死于不治，而且留下这本被赞扬“美好”的遗著——这只能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

《张春桥狱中家书》中，除了张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的女儿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的张维维和“恺蒂”的长篇采访对谈。“恺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住伦敦，她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恺蒂明显是相当了解而且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文化隔阂。请看该书302页：
恺蒂问：
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张维维答：
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更进一层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会有贫富差别，批评了邓小平的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中国的经济繁荣引起许多批评，张维维让人吃惊的是：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道路去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道路去做。

文革，是美好还是浩劫？是不是应该高举红旗继续革命？这是张春桥的幽灵在文革发动60年之际提出的问题。
评书的沈麦克与写书的张维维，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为他们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是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式。是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
好多年来，人们在网上呼吁“文革真相”。文革五十年后还停留在要求了解真相的水平线上，这样让人耻笑的国民认知状态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更彻底的否认方式这样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美文革。一个傲慢的学术殿堂铺开红地毯，让四人帮的鬼魂降临，忽悠众生，中国文革的真相到底还要遗失到���时？

5、文革有没有社会改造的积极意义？
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页的名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性叙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像“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迫害问题也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策，都无需费事使用，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根本颠覆吗？不过，我还是主张说明二者的区分与关联。因为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常理的社会改造。

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较温和比较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后来，在张春桥领导打倒上海原领导人“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度在全国开始领先。

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文革大量使用“斗争会”的形式。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看过后集体照办。观看人次上亿。（可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私设监狱，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我写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关者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棚”一词的，是上海。“牛棚”这一迫害形式得以正式化和社会化，造成全国的示范影响。上海当局还设置可以关押数百人的大“牛棚”。
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母亲那里索取五分钱子弹费。这些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仿行。官方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揪斗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的比例都不低。

有文革辩护士说文革大规模的死亡伤残是“失控”造成或是“必要的代价”。且不说这些辩护的荒谬，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审查，检讨才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施害者暂停迫害是为“解放”。）“砸烂公检法”全国实行军队接管，犹如戒严般的体制，代替人为的无政府状态……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物质极度匮乏。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大跃进时也有过公共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在文革���，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又成为“走资派”的罪行……

和赤柬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五年不曾招生。后来招生以初中毕业填补生源。1969年8月的备战“一号通令”下，大批大学被迫在短期内迁出城市。如后来赤柬撤空金边的预演。北京的大学中，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军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竟是一名莫名其妙的“王副政委”……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青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的人被送去农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发配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削弱了城市，削弱了家庭。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破坏起码的社会生态的粗莽决策，后患无穷。竟然有文革辩护士��“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6、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
以上这些被文革的捍卫者、吹鼓手不断肯定、美化的“新事物”，也迷惑了不了解真相的外国人。直至今天还扭曲为今天改革开放的“前人铺路”的试验。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和与其相联系的文化，实际上只能是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残酷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必要的。

7、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谁害死了周瘦鹃？
那些今天还在为张春桥脸上贴金的人，说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相比还少十几个。长期盘踞上海的张春桥的罪恶，完全没有被夸张。

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徐景贤《十年一梦》和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的权势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委会三号人物（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十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据“内部统计”，上海文革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四百三十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死者的名字。同样，聂元梓在书中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却没有对北大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一声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害怕提到受难者就会被人追问谁是害人者，所以干脆不提受难者。

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向受难者表示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更没有悔罪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妖魔”吗？

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马克白》里表现马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是否会嘲笑马克白和诸葛亮软弱？

《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条是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自杀”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而是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被迫的自我了断，���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的“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

周全1968年时年纪还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

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的。”（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效率很高。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学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周瘦鹃是中国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

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吗？张春桥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不是妖魔，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有人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因为互不相识。这当然是一种无理的辩护，残害无辜的“革命”，只是一种犯罪，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

综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林肯的这段话，终生难忘。

[正見 @Fufugoodluck]

鲁迅家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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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咱们要聊的主角，是一位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中国文化巨人——鲁迅。大家知道鲁迅的真名叫周树人，他们周家一共三兄弟，老大鲁迅，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这三兄弟在中国文化史上，那是绝对有着独特且极其重要地位的。如果您仅仅看他们在文学、科学上的成就，这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耀眼的一个家族。
可是，历史的B面往往是残酷的。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文化家族内部，关系却极其的不融洽。兄弟之间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反目成仇，甚至发生了儿子拔刀砍向亲生父亲的惨剧。这种家族内部的深度撕裂，最终还导致了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饮弹自尽，这个少年，就是周建人的二儿子周丰三。
咱们今天，就来把历史的皮肉层层剥开，看看这座中国顶级的文化名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骨肉相残、分崩离析的深渊的。
第一章：长兄如父的牺牲与留守老家的老三
咱们先得从周家的家境说起。熟悉晚清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经是京官，后来因为牵涉进科场舞弊案，不仅自己差点掉了脑袋，还把周家彻底折腾垮了。老太爷下狱，父亲病重，少年鲁迅不得不每天奔波在当铺和药房之间，饱尝了世态炎凉。
等到这三兄弟要读书成才的时候，周家家道已经彻底中落，残存的财力，只能勉强供养老大和老二读书了。在这个时候，老三周建人，就成了那个必须做出牺牲的人。当时的老大鲁迅，为了家族的未来，把21岁的二弟周作人带到了日本留学。周作人在日本不仅学习了法文、古希腊文，还结识了他后来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咱们得明白一点，周作人在日本能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很大程度上是靠大哥鲁迅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到了1909年，鲁迅之所以不得不辍学回国去当理科教员，最直接、最无奈的原因就是：家里实在没钱了。鲁迅必须回来赚钱，才能供养二弟周作人在日本继续把书读完。
而那个被留在绍兴老家的三弟周建人呢？他从未出洋留学，甚至连正规的大学都没上过一天。他只能留在老家，负责奉养母亲，平时就在地方的小学里教教书。您想想，看着两个哥哥在海外接受新式教育，自己却只能窝在小镇上，这换了普通人，可能早就自暴自弃了。
但是周建���没有。这三弟走出了一条极其硬核、极其震撼的自学之路。鲁迅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忘记这个被牺牲的弟弟，经常给他寄回各种生物学、植物学的日文和外文书籍，并且指导他学习。周建人就利用绍兴水乡丰富的自然环境，自己去野外采集标本，趴在显微镜下苦修生物学和植物学。
凭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这位没喝过一天洋墨水、没拿过大学文凭的三弟，最终竟然成为了中国现代极其著名的生物学家。大家知道达尔文的旷世巨著《物种起源》吧？这部书最早、也是最经典的中文全译本之一，就是由周建人翻译出来的。到了晚年，周建人更是官至副国级，担任过浙江省省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简单总结一下早期的周家：老大老二吃到了留学的教育资源，老三虽然留守故乡，却硬是靠着顽强的自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给自己杀出了一片天。这个时候的周家，兄弟之间虽然有牺牲，但还是相互扶持、充满温情的。
第二章：北洋��代的金饭碗与八道湾的乌托邦梦
辛���革命一声炮响，清朝没了。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在留日同乡、时任教育部次长景耀月的推荐下，进入教育部当了个助理员。那时候革命刚成功，国家穷啊，鲁迅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而且发的还不是硬通货大洋，而是很难流通的“军用券”。
到了1912年4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政府和教育部也就整体北迁了。5月份，鲁迅作为教育部的首批工作人员，跟着机关一起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一干就是十四年，从一个小小的助理员，一路干到了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因为教育部的内部官制和薪酬标准还没定下来，鲁迅每个月只能拿60块大洋的“津贴”来维持生活。《鲁迅日记》里在1912年5月30日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得津贴六十元”。不过您别嫌少，这60块真金白银的大洋，可比南京时期的30元军用券购买力强太多了。
很快，鲁迅的薪资迎来了暴涨。到了1912年8月初，官制正式确定，鲁迅被大总统正式任命为“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一下，身份明确了，收入也迎来了质的飞跃。从8月份起，他的正式月薪定在了220元至240元左右。1914年晋升四等佥事后，涨到了28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级大学教授的薪水了。从1916年起，月薪上调至300元，后来加上“年功加俸”，一度能拿到360块大洋。
此时的鲁迅，终于端起了这个每个月两三百块大洋的“金饭碗”。但是，在买不起房的前七年里，鲁迅过得极其清苦。他一直独自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当时叫“山会邑馆”），住的单身宿舍叫“补树书屋”。鲁迅之所以主动挑这个院子，一是因为院里有棵很大的沙金树，二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个女人在树上上吊自杀，多年来都没人敢住。鲁迅为了图个清静，不被人打扰，就偏偏搬了进去。名震天下的《狂人日记》，就是在这种孤寂、阴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
鲁迅是个极其孝顺的人，母亲鲁瑞一直留在绍兴由三弟照顾，鲁迅做梦都想把老母亲接到北京颐养天年。同时，三弟在老家找不到好出路，他也想把建人接来北京寻个好前程。于是，卖掉绍兴老宅，实现全家北上的大团圆，就成了鲁迅最大的心愿。
到了1919年，鲁迅在教育部每个月有300块大洋的稳定高薪，二弟周作人当时在北大的收入也很可观，大概有200块大洋。兄弟俩在北京有了体面稳定的地位和经济基础。于是，周家卖掉了绍兴的房子，花了3000元巨款，在北京八道湾11号购置了一套气派的大四合院。
三兄弟发誓要永远住在一起，誓死不离。这个庞大的家庭包括了：母亲鲁瑞、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周作人夫妇和他们的一儿一女，以及周建人夫妇和他们的两儿一女。
那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愿景。在这座八道湾大院里，鲁迅试图建立一���他理想中的“周氏乌托邦”。但是他忘了，乌托邦这种东西，在现实的人性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我这里在插一句，给大家解释一下鲁迅花了3000块大洋，在八道湾买了一个三进四合院，神马概念，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三进四合院是什么概念，j相当于三个合院组成的一个大四合院，首先一进大门就是第一进，又叫前院 是一个合院、有九间房，按照地位，应该是家族中地位最低的人住的，结果出钱买房的老大，鲁迅就住这。往里走，就是第二进合院，也有九间房，正方是北房有三间，这三间北房，正东屋是鲁迅母亲的房间，正西屋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房间，中间是堂屋，顺便说一一下，这个鲁迅的原配朱安，鲁迅一辈子就跟他同过一次房，就是结婚那天晚上，第二天鲁迅就搬到他母亲的房间去住了，估计那一晚鲁迅也没碰她，但即使这样鲁迅一辈子也没有跟朱安离婚，鲁迅也很逗，他在外面搞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棋手，主张废除一切旧封建的糟粕陋习，可他自己对内却没���做到。好扯远了。再往里走，就是地三进合院，后院。按道理这个后院应该是家族中最有地位的人居住的，结果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周建人两大家子住着。，这三个合院就有房间三九二十七间房，再加上这个院子还有一些配套杂物房、厨房等等，一共有32间房。占地有多大呢？4亩地。大家看到屏幕上这个图就是这个大宅子的平面布局。
八道湾这位置具体在哪呢？北京朋友应该大概齐知道，就在西城区的新街口区域，具体位置就是赵登禹路8号，现北京35中高中部的院内。
神马概念啊！放到今天房价跌成这个鬼样子，这个规模的大四合院，又在西城区二环以里，我查了一下豆包给我估的价格为2.66亿，咱们的鲁迅，一个教育部的基层小吏，每月360大洋的工资，3000大洋的话，也就干8、9个月吧！
第三章：暴发户式的管家与裂痕的出现
好！咱们继续讲周家，周氏家族后来的大撕裂，既和钱财俗事有关，更和特殊的时代背景脱不开干系。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周建人的原配夫人羽太芳子，是一对日本亲姐妹。她们极其强悍的个性，���当时日本对华步步紧逼的侵略事态交织在一起，给这个家族的裂变注入了一剂致命的毒药。
鲁迅虽然是周家的大家长，但他名义上的妻子朱安是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妇女，不识字。所以，整个一大家子的财政大权，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二弟媳妇羽太信子的手里。鲁迅和周作人每个月加起来700大洋左右的薪水——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当时请个仆人一个月才两三个大洋）——绝大部分都要上交给羽太信子，由她来调配家用，维持家族运转。
鲁迅和朱安没有孩子，但他把两个弟弟的五个孩子视如己出，非常疼爱。最初的日子，大家庭是和谐的。但是，矛盾很快就在“钱”字上爆发了。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都以节俭为美德，鲁迅本人也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平时除了抽抽廉价的烟，衣服常常打着补丁。可是这位羽太信子呢？咱们简单地聊一下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她是如何跟周作人好上的呢���她原本在日本的家境十分贫寒，周作人跟他哥鲁迅在留学的时候，在东京的伍舍租房住，当时的羽太信子是给他们房屋做卫生的保洁阿姨，虽然叫阿姨啊！但是羽太当时只有19岁，周作人23岁，这每天能见面，又经常的男女共处一室，难免就那个了，大家都正直容易冲动的年纪嘛！羽太信子后来就跟随鲁迅和周作人哥俩回到绍兴老家了。
这羽太信子到了绍兴鲁迅他们家后，一看，哇！原来我老公家族适合名门望族啊！家里条件比他们在日本的家里条件要好到哪里去了呀！为了想能以后控制住他们周家，想在周家掌事，那必须要加大自己的力量，于是就想办法吧自己的哥哥和妹妹羽太芳子也弄到绍兴周家来了。
这羽太芳子怎么又和周建人好上了呢？差不多同样的套路啊！有一次鲁迅他们哥三在喝酒，三弟周建人喝高了，这个时候羽太信子已经悄悄地把她15岁的妹妹芳子提前塞到了周建人的屋里，等周建人喝的醉醺醺地回屋，芳子已经提前准备好毛巾、热水帮他擦拭，服侍他，往后就顺其自然地该发生啥就发生啥了，完事后，周建人醒来，发现已经这样了，他也��后悔懊恼，乐呵呵地就应了这桩婚事了。
好，咱们说回来，到了北京买了大房子，鲁迅这哥两又把每月的工资大部分上交给羽太信子，突然之间羽太掌控了这么大一笔巨款，心态瞬间就失衡了。她就像一个暴发户想把自己包装成贵族一样，花钱极其无节制，大手大脚。

她一口气在家里雇了十几个仆人，孩子哪怕得一点点小感冒，都要去请收费极其昂贵的日本西医来看。家里稍微不合心意的饭菜或者衣物，她随手就赏赐给下人；买东西专挑最贵的日本货买；每次出门连路都不肯走，必须要坐轿子，甚至要长租一辆小汽车来供她出行。架势摆得十足。更夸张的是，羽太姐妹甚至把自己在日本的兄弟、父母、舅舅全都接到了北京，寄生在周家，这极大地加重了经济负担。
鲁迅虽然没少资助他们，但心里对这种寄生行为是非常不满的，只是碍于面子不能明说。因为羽���信子花钱如流水，甚至弄得月入三百大洋的鲁迅，有时候居然还要出去向朋友借钱度日！作为大家长，你这么瞎搞，鲁迅免不了要教育羽太信子几句，让她省着点花。一开始羽太信子还能保持表面的恭敬，但一来二去，不满和仇恨的种子就已经深深地种下了。

第四章：决裂！大打出手的兄弟
家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是老三周建人远赴上海工作。
周建人刚到北京这个大都会时，失去了工作，只能靠点零星的稿费度日。而他的妻子羽太芳子也失去了方向。芳子受不了这种逼仄憋屈的日子，经常唠叨嫌弃自己的男人没用，对建人越来越冷淡。周家朋友回忆过一个细节：有一次羽太姐妹带孩子们去野游，周建人想跟着去，羽太芳子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用极其嫌弃的语气说：“你也去呀？”。
这话像刀子一样刺伤了周建人的自尊，他十分郁闷。二哥周作人看不下去了，就托了胡适出面，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给建人谋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周建人多次���求芳子随他一起去上海，可是芳子一方面离不开姐姐信子，另一方面更舍不得八道湾那极其富裕舒适的生活，死活不愿前往。
可是芳子忘了，八道湾的富裕生活是大哥鲁迅给的，单靠周作人一个人的薪水根本撑不住这个家。鲁迅对芳子这样对待自己亲弟弟的态度极其不满。他常私下感叹，建人就是赚再多的钱，芳子都不一定满意。
长期分居上海的周建人，慢慢对芳子心灰意冷，最终移情别恋，和自己的学生王蕴如公开同居了。在当时那个年代，男子有个三妻四妾被视为寻常，所以周建人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依然每个月给芳子寄三五十元生活费，但极少再回八道湾了。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这对芳子是极大的伤害，更彻底点燃了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怒火。信子认为鲁迅作为大家长，不仅不约束弟弟在外面找女人，连个“公正”都做不到，对芳子太不公平了。��鲁迅呢？他断然拒绝在芳子和王蕴如之间做出仲裁，拒绝介入弟弟的婚姻。
���是，羽太信子彻底撕破了脸。她开始处处给鲁迅看脸色，甚至在院子里指桑骂槐。而一向惧内的周作人，在妻子的挑唆下，对兄长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1923年7月24日，这是一切走向毁灭的日子。周作人正式和鲁迅决裂。他给大哥写了一封绝交信，连“哥哥”都不叫了，直呼“鲁迅先生”。他在信里冷冰冰地写道：“蔷薇的梦是虚幻的，现在所见才是真的人生。”并要求鲁迅以后“没别的事，别再到我的院子里来。”。
多年来，史学家们对兄弟决裂的原因云里雾里。但据周家熟人章廷谦回忆，羽太信子当时在外面疯狂散布极其恶毒的谣言，她说鲁迅不仅调戏她，还在他们夫妻卧室外面“听窗”（偷听情话），甚至偷看她洗澡。
这种指责何其恶毒！尽管鲁迅和朱安过着无爱的悲惨生活，但以鲁迅的人格，绝不可能沦落到调戏弟媳的地步。至于所谓“听窗���，周作人卧室窗前种满了茂��的花草，根本无处藏身，这显然是赤裸裸的诬陷。
但谎言重复一千遍，加上周作人性格软弱偏执，他信了。
在无尽的屈辱和精神创伤中，1923年8月2日，鲁迅默默收拾了行囊，带着老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八道湾这座他亲手买下的大院。他后来在阜成门外买了一间局促的小四合院，在孤独与幻灭中写下了《伤逝》、《在酒楼上》等名篇。
更惨烈的还在后面。过了很久，鲁迅回八道湾去取自己剩下的旧书。刚一进院子，周作人夫妇就如临大敌般冲上前去，对着鲁迅破口大骂，双方竟然大打出手！据周家好友许寿裳回忆，当时场面极其混乱：羽太信子抄起书远远地砸向鲁迅，周作人更是顺手抄起一个沉重的香炉朝大哥身上狠狠砸去！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抱起一个陶瓷枕头进行还击。
曲终人散。从此以后，鲁迅和周作人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后来两人的葬礼，双方家���都绝不出席。不久之后，周建人也和周作人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座承载着长兄治家梦想的八道湾11号大院，彻底沦为了一座见证文人骨肉相残的冰冷标本。而那个嚣张跋扈的羽太信子，最终成了八道湾真正的主人。
第五章：刀刃其父与少年饮弹
老大走了，老三走了，八道湾里只剩下了周作人一家，以及周建人的前妻羽太芳子和她的孩子们。周作人的儿子叫周丰一，周建人和芳子的大儿子叫周丰二，小儿子叫周丰三。
时间来到了1936年，这一年，鲁迅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为了抚慰老母亲鲁瑞丧子的巨大悲痛，周作人把别居的母亲接到了八道湾办八十大寿。远在上海的周建人和王蕴如也赶赴北京拜寿。为了避免刺激芳子，周建人把王蕴如安置在朋友家，自己只身前往八道湾。
但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场腥风血雨。在这个曾经的家里，羽太芳子和她的两个儿子彻底爆发了��
据知情人回忆，年轻气盛的大儿子周丰二，竟然从卧室里抄起一把明晃晃的军刀，疯狂地冲出来，直接向自己的亲生父亲周建人刺去！幸亏旁边的人眼疾手快把他死死拉住。���接着，羽太芳子开始了撕心裂肺的哭闹，小儿子周丰三也抱住母亲，厉声斥责自己的父亲。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周丰二一边持刀拦住父亲，一边竟然跑去给日本大使馆打电话，要求日本宪兵来抓捕自己的父亲周建人！所幸接电话的日本人当时喝醉了酒，没有理会。
大家想想当时是什么背景？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华北危在旦夕。日本人对控制中国文化名人极其感兴趣（他们后来就曾关押过鲁迅的遗孀许广平）。而羽太姐妹跟日本使馆互动极其密切，甚至把八道湾周宅的牌子都改成了“羽太寓”。如果当时宪兵真的来了，周建人必定凶多吉少。
面对挟洋自重、刀刃亲父的儿子，面对国恨家仇的交织，周建人彻底心死。他决定与羽太芳子及这两个儿子一刀两断，从此以后不再给他们寄一分钱。
这就把巨大的生存压力，全部压在了老二周作人一个人的肩膀上。
周作人的负担有多重？当时羽太信子的母亲、兄弟、舅舅都在北京，加上自己的两个孩子、��太芳子一家三口，还有老母亲鲁瑞，全家上下足足“十四口人”，全指望周作人一个人的工资养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拿下了平津地区。北京的大学纷纷南迁，失去了教职的周作人收入大幅缩水，一家人的生计陷入了绝境。起初，日本人邀请他出来做官，他闭门不出，还保持着一点文人的气节。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次针对他的神秘暗杀。
一个访客冲进周家，当胸给了周作人一枪！万幸的是，子弹刚好打在了他衣服的铜纽扣上，周作人死里逃生，但乱枪却打死了胡同口的一个无辜路人。
这绝命的一枪，彻底打断了周作人的脊梁骨。惊恐万状的他认定是日本人干的（虽然后来有史料披露可能是抗日组织除奸），为了寻求日本人的保护，也为了大幅增加收入养活那14张嘴，周作人低下了头，出任了伪职，正式落水当了汉奸。
周作人的汉奸做得很彻底，他甚���专程去日本参拜了靖国神社，看望了日本伤兵，兼任了数十个伪职，成了华北伪政权中文人的精神领袖，可谓风光无限。随着他的得势，太太羽太信子也越发跋扈，整天把“日本高级、中国低级”挂在嘴边。
可是，在这样一个畸形、压抑、充满汉奸氛围的家庭里，有一个人的内心却在经受着地狱般的煎熬。他就是周建人的小儿子——周丰三。
大家试着去体会一下这个19岁少年的处境：他出身名门，可是他的亲大伯（鲁迅）已经死了；他的亲生父亲（周建人）不要他了，正在南方积极参加抗战组织，与八道湾实质上处于敌对状态。他靠着二伯父（周作人）抚养长大，二伯父对他视如己出，让他受最好的教育。可偏偏，这个最疼他的二伯父是个被千夫所指的大汉奸！
更要命的是他的血统。他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在当时辅仁大学读书时，这种身份让他成了同学们暗中排挤、鄙夷的对象。他既不是纯粹的日本人，又无法堂堂正正地做个中国人。这种极度撕裂的身份认同，让年仅十几岁的周丰三患上了极其严重的抑郁症。他每天提心吊胆担心伯父被抗日组织暗杀，又对中日两国互相残杀感到深深的伤心和忧虑。
终于，在这张由国仇、家恨、血统、背叛交织成的巨网中，这个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崩溃了。1941年3月的一天，周丰三从周作人的警卫那里要来了一把手枪。他走到周作人面前，眼含着热泪，嘴唇翕动，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说，却又欲言又止。
突然，他决绝地举起手枪，死死顶住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周作人猛地瘫倒在地，八道湾周宅里，顿时哭声一片……
第六章：尾声与人性的幽暗
周家三兄弟的文化成就，堪比唐宋时期的苏门三杰（苏��、苏轼、苏辙）。可是苏家父子相爱相携，周家兄弟却用一生的时间在互相缠斗、撕咬，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一场巨大的悲剧。
到了1949年之后，三兄弟的命运更是迎来了天上地下的两极反转。
大哥鲁迅，虽然早已逝世，但所受的尊荣被推上了极高的神坛，高得不能再高了。 老三周建人，因为早早与日裔妻子决裂，投身抗日洪流，甚至被视为民族英雄般的行为，建国后风光无限，官至副国级。 而唯独老二周作人，一生背负着汉奸的耻辱烙印，在一片唾骂声中苟延残喘。
但历史，或者说人性，总是充满了令人唏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抛开大是大非的爱国因素，仅仅从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做人”来看，周作人似乎又是三兄弟中最具责任感的那一个。
在那个男人轻易抛妻弃子的年代，只有他周作人，一生没有抛弃结发妻子羽太信子。他不仅把弟弟周���人抛弃的两个儿子抚养成人，连妻子娘家的老老小小也全部靠他的工资供养照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母亲鲁瑞死后，正是这个被骂作大汉奸的周作人，默默承担起了供养大哥鲁迅寡嫂——朱安的沉重担子！在通货膨胀飞涨的年代，他每个月按时给朱安汇款，不仅养着朱安，还养着朱安身边的一个仆人。
就冲这一点，周作人在家庭的义气和担当上，简直可以说是兄弟中的楷模了。可是，一旦将格局拔高到民族国家的大义上，他就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当周作人在一片骂声中孤寂离世时，功成名就的周建人，以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都没有出席他的葬礼。
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一个真实的细节来为这段沉重的历史画上句号。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各界人士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席间，翻译家罗稷南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极其大胆的问题。
罗稷南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可能会怎样？”。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鲁迅已经被高高供在神坛上，被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此言一出，整个会场的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平静地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回答。他说：“据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听到这个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作声。
时代的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无论是文坛巨匠，还是汉奸罪人，在历史的车轮面前，终究不过是随风飘落的尘埃。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如果您觉得我讲的还能入耳，欢迎您订阅《正见》频道。历史的深处总是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我是您的老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正見 @Fufugoodluck]

瞠目结舌：毛时代的腐败，你根本想象不到！https://t.co/W3e8IWkqD1人们总有一种观点，现在的社会太腐败，特别是老一辈的人，我一个发小的父亲，今年85、6岁，他一直觉得毛时代是最廉洁，就是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把人的思想全部改变了，变得什么事都是一切向前看。
在人们脑子里的固定认为，那个时代的政府官员吃、穿、住、行跟普通老百姓差距很小，更谈不上像当今社会，官员把贪污的钱大笔大笔的挪到海外，给自己的后代几辈子都花不完。

其实啊，人都有一样。不说别的，咱们今天就来聊聊最极左的那个年代，文革时代。咱也不说别人，就看看当年的四人帮生活有多奢侈。

那时候的造反派当官发迹以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

咱们首先看看王洪文，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小王同志，这两年甚至还掀起了一股小王热，什么小王好��，小王再带我们冲一次吧，去年B站最火的视频，解析冯小刚的电影《芳华》。认为里面男一号黄轩扮演的刘峰其实说的就是王洪文的影子。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这都哪跟哪啊！
这部瞎扯吗？行你们既然这么喜欢小王同志，闹完就来给你们扒一扒这个小王同志的生活有多奢侈腐败，大大超出你们的想象

据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的记述，1968年，王洪文刚一当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就马上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没住多久，屁股还没睡热，他看到，柯庆施、陈丕显、曹狄秋等人住的是独栋两层小洋楼，他心里就不平衡了，认为自己也应该住洋楼别墅，后来就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觉得不满意，感觉房子还是不够宽敞，于是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
1968年，他刚刚从一个纺织厂的保卫科干事一跃成为了上海市的革委会副主任，私欲就立刻膨胀了，想要跟老高们干比高了，柯庆施是谁啊？毛泽东都要叫一声柯老、陈丕显上海的土皇帝、曹狄秋，张春桥的老婆，他觉得自己要跟他们平起平坐。说的没错啊！权利就是春药的，吃下去立马就硬了。
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1972年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
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
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

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
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
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
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满满的茅台酒和中华烟、。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全国老百姓都是凭粮票吃供应粮的，城里人30多斤一月，经常饿肚子；而农村的老百姓都是吃糠咽菜啃树皮的。
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
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
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
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于俊道，2013，第81页）。
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摆拍，专门让特级裁缝做了一身模仿“大寨农民”的衣服，还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
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
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更可怕的那个时代官员们的雅贪，“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
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
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
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
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
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

那个时代的官员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
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
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
粉碎“四人帮”以后，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
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
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所谓造反派头头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而下面的各级干部利用手里权力，也是暗地里腐败成风：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
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
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头头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当年农民分配粮食的流行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粮食是大队干部的，瘪粮食是小队干部的，泥粮食是老百姓的。”更不要说上级下来的推荐当兵名额、读工农兵大学名额，首先都被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弄走了，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
那个年代做衣服买布需要布票，农民没有关系，哪里去弄到布票呢？所以，衣服都是大人穿过孩子穿，老大穿过老二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人孩子的衣服上都是补丁连着补丁。
文革后期上面分配了一种叫“尿素”的化肥，是日本进口的，撒在农田里面庄稼特别肯长，非常神奇；更神奇的是装化肥的口袋，比供销社购买的布还结实耐用。可惜，这些宝贝疙瘩老百姓是得不到的，都被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私分做衣服了。
很多干部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尿素袋子也只是村里干部能弄到，一般社员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老百姓就编歌谣讥讽：大小队干部，都有尿素裤，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尿素裤，有黑的，有蓝的，就他妈没有社员的。”
所以，那个年代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堕落的历史特殊阶段，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