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傑碼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言不可盡信，唯有真實數據，才能還原真相！

[朱韵和 @zhu0588]

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 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作者：推倒柏林墙

[艾地声Edysen @KA59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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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zhu0588]

当蒋介石的国军与日军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延安窑洞里袖手旁观，把个小日子过得不亦乐乎。跳跳舞，调调情，换换老婆；再搞搞抢救运动，把那些个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折腾得胆战心惊，个性完全泯灭，只剩服从领袖的党性。共产党的文臣武将，开始还弄不懂为什么如此消极抗日，等到他 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壮大了实力，扩大了地盘，方才恍然大悟什么叫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不要说在抗战期间，就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像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那样，成为如此硕大的赢家。同盟国的三个大国，美国和英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苏联更不用说，整个国家几乎都打烂了。即便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被人家炸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丧失了多少精锐嫡系。唯独宝塔山下的延安，安然无恙，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共产党的不少领袖们，还借此机会，将身边的女人们一个个悄悄地旧貌换新颜。这个红色小朝廷如此地悠哉游哉，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奇观。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最后是在延安真正长大的。这无疑应该归功于毛泽东的文抗之功。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作者: 李劼

[朱韵和 @zhu0588]

“可耻的长春之战”
在外援无法到达、粮草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了150多天的国民党军队被迫倒戈，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然而，中共所谓的胜利却是建立在饿死众多无辜老百姓的基础之上的，套用当时的独立媒体《大公报》的话来说就是“可耻的长春之战”。

长春之战的可耻之处就在于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即在围城期间，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城。事实上，早在对长春实施围困之初，毛泽东就批准了林彪提出的“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的做法。6月1日，林彪签发的电文中有如下字句：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中共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迫使百姓把城内粮食耗光，使长春守军粮尽而降。也就是说，长春城内的老百姓成为了中共军队要挟国民党军队的筹码。

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将领还想打持久战，提出了“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但长春城内即使都种上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收上粮食，而7月底城内就断了粮，50万百姓的口粮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沉重负担。7月下旬，蒋介石电令守军疏散长春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出城谋求生路。

然而，老百姓怎么也没想到，出城遭到了中共军队的阻挠。饥饿的人们成群地跪在中共士兵面前央求放行，但却没有丝毫作用。有的只好把婴儿和孩子丢了就跑，有的拿根绳子就在中共士兵前上吊自杀。一些中共士兵见此惨状也跪倒在地陪饥民一起痛哭，并表示“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

而在被围困期间，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不仅吃树皮、树叶等，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国民党将领段克文在回忆录曾提到，长春有一家店铺卖的熟肉竟然是人肉，虽然老板被枪毙，但人吃人并没有被遏制。当时参与围困长春的中共某师团参谋长刘悌也回忆说，自己曾看到过一个老太太将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着吃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那么，长春被围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资料显示，国民党士兵没有一人被饿死，但老百姓饿死的准确数字却众说纷纭。大陆有学者认为是15万，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65万人，日本方面估计饿死二十万人左右，而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保守估计，饿死人数至少也有三十万，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龙应台曾在书中发问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的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的列队纪念、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林辉：长春之战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朱韵和 @zhu0588]

卢沟桥事件
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晚上，在卢沟桥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黑暗中向演习的日军开枪射击，这个开枪的人，至今仍身份不明，日本人、国军人士、苏俄代理势力，都有嫌疑。

7月22日，中日联合调查队在卢沟桥和八宝山的中间地带，发现了一群男女学生在野地上放鞭炮、伪装枪声。当时联合调查队穿 的是便衣，那群青年学生以为调查队只是平民，他们对调查队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 （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4页）

众所周知，“北方局”，就是苏俄代理势力。

为什么放鞭炮、伪装枪声？因为有人要引发中、日两军（国军第29军 vs 日本中国驻屯军）更大的军事冲突。

目前还不能肯定卢沟桥七七当晚的冷枪是苏俄代理人放的，但是，苏俄代理人常常干同等的事，这一点，依据众多的第一手史料，已经毫无疑问。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在晚年有如下的回忆：“……我在1929年就入了地下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给我发了一个指示文件：对日本，要积极开展作战，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将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两万多名日本兵、一股气赶出去……解放后，组织的上级领导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 这则史料，出自《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05页张克侠《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

为何要收回这份指示文件的原件？因为心虚、害怕后世人得知真相。为什么心虚呢？因为在1937年4月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在做对日本全面大战的军事准备，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苏俄代理组织接受苏俄的指示、不顾一切、制造一切事端，迫使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尽量早日爆发大战，这样，一来可以缓解苏俄东面的军事压力，二来它的代理组织，可以从此获得休养生息、渔翁得利的机会。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国内各种逐鹿势力狗咬狗，并不惜咬伤外人、栽赃国内政治对手，甚至引发中外大战，这些政客都在所不辞。这是某一些所谓 “爱国运动” 的历史真相。

---冯学荣：近代史上一些爱国运动的真相

[朱韵和 @zhu0588]

林辉：中共重量级红色间谍们的结局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后，供出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和多城市的组织情况，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过，因接到担任国民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徐恩曾机要秘书的红色间谍钱壮飞的报警，中共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此后，钱壮飞进入中共中央苏区，在1935年中 共在国民党围剿下北上逃窜途中，死于飞机轰炸，终年40岁。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具杀伤力的红色间谍应属国民党中将郭汝瑰，按照毛所言“胸中百万雄兵”，郭一人就占去五十万。这是因为作为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将大量秘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而除泄露军情外，郭汝瑰还拟订了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中共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

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曾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郭汝瑰，在1949年中共执政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1978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从中共那里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

另一个被蒋介石大骂“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的红色间谍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而正是段伯宇在国共内战期间策动、组织了数万国民党军投奔中共，并策应中共军队渡江南进。中共建政后，段伯宇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与郭汝瑰一样，“文革”期间，段伯宇被打成叛徒。1998年病逝。

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54年冬，因“共产”嫌疑，和妻子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并回到北京。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期间再次被捕入狱，1975年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2006年病逝。

[0 @lammichaeltw]

伊斯蘭文化的邪惡不在於你是否包容它，而是它根本不包容你，最後還要殺死你。

敘利亞原來也是基督教國家，在基督徒包容他們之後，伊斯蘭最後用最惡毒的方式殺了基督徒。

伊斯蘭是恆久不變的殺人狂魔，對於這些畜牲不能包容，只能定點清除。

[朱韵和 @zhu0588]

中共一直声称志愿军战俘遭到了“美帝和蒋匪”的控制才拒绝遣返。联合国为驳斥中共指责，同意将战俘的监管权移交给中立国军队。中共争取到亲中共国家 （印度、捷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立遣反委员会。当时全球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不到２０个，而这五个国家全在其中。１９５ １ 年当联合国以4 4票对７票通过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 决议时，这五个国家里有三个（捷、波、印）投反对票，瑞典投弃权票。

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联合国军于１９５２年９月正式把两万二千余名中朝战俘移交给印度监管部队。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鲜半岛中立区，在印度军队管辖 的“解释” 营地内，由志愿军派出的“解释代表”，正在向拒绝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进行“个别解释”。 志愿军“解释代表”连哄带骗劝说战俘接受遣返，战俘们的种种反击手段，个性鲜明变化多样，有的捂起耳朵不听；有的用唱歌去压制；有的提出针锋相对的质问与 反驳；更有人用粗野的叫骂去侮辱解释代表。最终在１２０天的解释与观察期间，有４４０名志愿军战俘要求返回大陆，余下１４３００ 余人于１９５４年１月被释放去了台湾，少数去了第三国。

中共并没有遵守“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许诺，归国志愿军战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和迫害， 大多数复员回家，每个人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内控”、“特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首当其冲的被迫害，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处决，一千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至 今下落不明。

---史为鉴: 红色滑铁卢-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记

中共方面坚持实行对战俘单个一对一的“解释”。据各国记者统计，单个解释的时间最短的为75分钟，最长的达到153分钟。在解释期间，中共解释代表与战俘反复答问“你要去哪里”这同一个问题，甚至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违反解释规则的威胁性用语。有解释代表甚至说出了“台湾已经解放”这样的笑话。以至于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

为了促使战俘回国，中共解释代表甚至携带漂亮女子前往帐篷，每接见一个战俘，女子便说“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而有战俘则开玩笑般喊出“我要蓝平姐姐”。蓝平是江青以前的艺名。

按照规定，解释完毕后，战俘要从两扇门中选择一个离开账篷。中遣会主席印度代表以英语说明哪扇门对应遣返，但中方翻译则将“遣返”翻译成“愿意回去的”。有战俘不解“回去”二字究竟指回国还是回济州岛，大吼请求解释，而中共解释代表则要求印度主席禁止解释，若有联合国观察员解释，则被印度主席逐出帐篷。

90天解释期过后，仅有440名战俘回心转意，占总人数的3%。

---林辉：中共威逼诱骗战俘回国与其之后遭遇

[朱韵和 @zhu0588]

阜成门六号院：
“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材料，窥知当时“文革”新贵们腐败情况之一二。

1.“文革”新贵们发迹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的问题。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 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朱仲丽，1995，第736页）。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

2.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3.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4.“文革”新贵们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谢富治夫人刘湘屏担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

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1974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

5.不用说这些中央级的“文革”新贵们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下面各级得势者也都是。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仅有记录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辽宁省发生摧残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这些案件往往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团场、连队、生产队，可见基层腐败之普遍严重。

6.所以，“文革”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文革”新贵们的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刘铁男、徐X厚、赖小民之流。如果按照购买力换算，“四人帮”侵占的国家财富，也都是以千万计乃至亿计，如果加上他们侵吞的文物更无法用货币计算。并且那个年代是全民极度匮乏时代，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当代贪污犯与平民的财富差距。

与当代的贪污犯们比起来，腐化了的“文革”新贵们的表现显得更邪恶，更让人作呕：当代贪官最起码不会阻挠老百姓致富过好生活，甚至很多人是企业家或地方开发的共谋，至少为企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做过一些贡献，而“文革”新贵们却是在人民与自己之间搞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边教唆人民过苦日子，一边自己穷奢极欲。如果老百姓吃好点、穿好点，就要被接受批判，甚至被剃阴阳头，而他们却让自己的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如果普罗大众享用西方物质和文化产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而他们自己却用重金从海外网罗各种物品；如果别人欣赏传统艺术，就是封建余孽，而他们却把文物中饱私囊，这不是极度的虚伪、极度可恶吗？这不是对人民压制、愚弄的极点吗？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受他们的蒙骗，拒绝接受“文革”的真相呢？

7.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平等而纯净的乌托邦。人们感受不到腐败，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腐败。人们不了解特权阶层的腐败，跟当时的登峰造极的舆论管制，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分层有关，尤其是“四人帮”主管舆论宣传，人们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丑闻。

如果以货币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和贪污多少的标准，的确“文革”贪污问题不严重。由于计划时代废除了市场交易，取而代之的是为每个阶层量身定制的供给制度，“文革”新贵们无需贪污现金，就可以满足一切愿望。然而，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市场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文革”中表现的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他们贪污的现金也不会输于新“四人帮”们。

如果以贪污为腐败的唯一衡量标准，那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严重。但是如果把公权力造成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也作为腐败的一部分，那么“文革”的腐败则是相当严重，普遍存在的。

人们对文革没有腐败的错觉还有一个原因是：“文革”时期国家政权社会治理主要职能搞计划指令，政府与一个个单元组织——“单位”、厂矿打交道，而不像今天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型到公共服务，直接跟个人或民营企业打交道。所以，当时个人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是有限的，远远不如跟单位组织多。但是就当时老百姓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较多的领域来讲，比如工分、供销、升学、当兵等，这些领域腐败、特权和走后门也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否认，“文革”中也有大量不忘初心、廉洁奉公的干部，但是这些往往是建国前或十七年期间入党，经历过政治考验的干部，他们的清廉并不是“文革”的功劳，不可颠倒逻辑。而当时人们对“文革”造反派的观感和表现的评价，则明显差很多，应该把二者应该区分起来看。

“文革”中的腐败问题，应该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涉足。学界应该重视起来，为人民呈现正确的历史认知。

[李南飞（我可以说不吗）2 @nanfeili]

二战紫心勋章获得者罗伯特·希利亚德：

“下周我就101岁了。1944年2月，我18岁时被征召入伍，他们在那儿教我做的事就是杀死那些建立集中营的人。你能想象今年早些时候，当他们宣布未来的集中营之一将设在佛罗里达州时，我是什么感受吗？我们有一个法西斯，一个法西斯政府。

[中華民國公民聯盟 @rocgmlm]

《重建中華民國》 ——王炳章
https://t.co/PPiaV6jT3D
在回答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時，王炳章說：」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重建我們原有的民主政權──中華民國，以民主統一中國。這是最好的取代，這是既簡單，又方便的途徑。」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府，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理應對中國大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國應當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這一責任，如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被臺獨人士竊據了，大陸人民反而有責任與臺灣的有識之士一道，將中華民國拿回來，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使之發揚光大。」
「重建中華民國，使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是我們全體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大陸，臺灣，港澳，海外一切華人的力量，重新舉起孫中山的旗幟，重建曾經屬於 未來也必然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中華民國。」

[战场(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 @ZhaoMingObserve]

不是只有毛泽东砸孔庙，整个共产主义对世界宗教文化的伤害罄竹难书，1936年西班牙内战，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兵对天主教发动了灭绝战争，他们掘开坟墓，凌辱修女遗体，焚烧摧毁20,000座教堂和修道院，冷血杀害数千主教、神父、僧侣修女，是现代历史上最丑陋的宗教屠杀之一。

[云映萱 @yx53834975]

1937年，日军攻打到杭州，一个连队跑到岳王庙磕了头烧了香，最后把整个岳飞坟墓打扫了一遍才离开。（图片1）

1966年中共的红卫兵把岳飞墓砸了，坟也挖了，焚毁了岳飞及其子岳云的骨骸并散落在外。（图片2）

[朱韵和 @zhu0588]

苏联记者镜头下的四野：大量日美制装备（1/3）
以下画面是从苏联随军摄影记者所拍摄的战争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截取，反映了1948年11月四野入关的场景。斯大林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全部武器--坦克，大炮，机枪，飞机，连同兵工厂，还有美国给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美式装备，送给了中共四野部队。
1.列车拖着四野日式坦克入关。
2.四野日式97中型坦克装在列车上入关。
3.列车拖着四野日式坦克及坦克手入关。
4.列车拖着四野许多汽车入关。

[海外爆料 @zhihui999]

🔥 中共禁播的八部违禁紀錄片，趕緊收藏必看‼️

[綠共紅共一家親 @DPPgoHell]

@damncold66 可控的焚化爐不給蓋～
不可控的垃圾山可以燒～

台南垃圾山大火怎麼你都不說個幾句呢？

台南烏樹林暫置場發生大火，大量廢棄物悶燒了13天才撲滅，引發公安、空汙及環境疑慮，然而根據環境部統計全台裸露的垃圾山仍有約33座

https://t.co/PzqPEuVA4b

[云映萱 @yx53834975]

中国人大多只听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
却不知：
共军围困长春时，活活饿死50万；
土改时，地主、富农及家属超过500万人被杀；
三年大饥荒时，3600万人被饿死；
文革时，上亿人挨整，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
日本人杀人是以战争的名义，
我们杀人是以“革命”的名义，
而且杀的还都是同胞。

[中華民國大陸公民復國互助會 @ROCDAO1946]

不错的视频！爱中国就从复原中国的集体记忆开始。

[Qiuyao Mo @MoQiuyao201314]

有些中国人被共产党忽悠，一听到中国的文物流落海外，就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们一定不了解发生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当时毛泽东认为不破不立，不切断“旧思想”，中国人就无法接受马列新思想。所以发动红卫兵捣毁孔子庙，烧毁大量书籍，古董、字画，文献。可以说在那场运动中，中国的古文明被付之一炬。

[🇹🇼捍衛者 @1923YCP]

🇹🇼南京忠烈公墓 | 外交九烈士
中華民國30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馬尼拉淪陷。外交官楊光泩、朱少屛、莫介恩、姚竹修、蕭東明、楊慶壽、盧秉樞、王恭瑋、卓還來忠貞不屈，慘遭殺害，九烈士皆外交之英俊，為保全民族榮譽而犧牲者也，政府特將其忠骸運歸葬於南京菊花台，後之來此瞻拜者亦知有所矜式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