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ent Summits

无欲则刚 One becomes strong when free of desires.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哈哈，你这个四级分类很有意思。其实作为会员，我本身就有写报告、提出意见的义务。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通讯渠道也是公开的，所以表达意见并不困难。

至于意见最后属于你说的哪一级，我并不太在意。政策制定本来就是多方意见不断碰撞、筛选和修正的过程。

我更在意的是：该说的时候有没有说，把自己看到的问题有没有真实地送到决策者面前。至于听多少、采纳多少，是他们的判断，也是他们的责任。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中国是社会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美国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我在共和党参与公共事务已经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政治会议参加过不少，但8月24日那天，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上如此直接、甚至有些不客气地谈中国。因为我真的忍不住了。

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谈中国时，观点听起来越来越像销售员背熟了几十年的产品口诀：共产党、专制、房地产、人口、低成本制造、知识产权、供应链、台湾……每一个词都没有错，但几十年过去了，词还是那些词，中国却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中国。最危险的不是不知道中国的问题，而是以为知道这些问题，就等于理解中国。

我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走出来，又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正因为两个社会我都亲身经历过，我越来越担心：美国今天最大的对华战略风险之一，也许不是低估了中国有多少艘军舰、多少工厂、多少工程师，而是我们仍然在用昨天的中国认知，制定明天的中国政策。

8月24日，在 Manhattan Beach 与两位美国国会议员 Vince Fong 和 Mike Haridopolos 的一次会谈中，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2028年总统选举、中国制造业与AI、美国能源独立、太空科技，以及加州水资源。

但整场讨论下来，真正让我感触最深的，却不是某一个具体政策，而是一个我这些年来越来越强烈的感觉：

美国并不缺少研究中国的人，却依然有不少制定政策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知道中国的数据，与理解中国，是两回事。

今天美国观察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习惯于站在美国人的价值体系和行为逻辑里，去推测中国人会怎样选择、中国社会会怎样反应。

于是，在会上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今天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是什么吗？

现场一时没有人回答。

我说：Delivery——送外卖、送快递的小哥。

Mike Haridopolos 听后不断点头。

为什么我会举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例子？因为如果只看宏观经济数据，你看到的是中国年轻人就业困难。但走到中国街头，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中国：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时候，会先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做各种能够维持生活的工作。

这当然不是一件值得浪漫化的事情。它背后恰恰反映了中国就业市场巨大的压力和残酷的“内卷”。但从另一个角度，它也告诉我们一件美国政策制定者不能忽略的事情：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生存竞争能力。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

美国真正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具有巨大执行能力的社会

过去几十年，中国完成了很多在美国看来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建设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之一；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太阳能、无人机、造船以及越来越多高端制造领域建立起强大的产业能力。

Elon Musk 曾经多次公开赞叹中国制造业的速度和效率。

为什么？因为中国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并不只是“人工便宜”。事实上，中国劳动力早已不像二三十年前那么便宜。

中国今天真正值得美国研究的，是一种从国家战略、基础设施、资本、工程师、供应链，一直到普通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巨大执行能力。

目标一旦确定，整个体系可以围绕这个目标持续投入十年、二十年。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矛盾的判断：

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今天的美国，却越来越像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这当然不是教科书上的制度定义。它是我对过去几十年中美变化的一种观察。

中国把资本主义变成了工具

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但改革开放以后，却非常务实地学习和使用了资本主义最有效的东西：

市场、竞争、利润、企业家精神、私人资本、全球贸易和财富激励。

中国并没有因为这些东西来自资本主义，就拒绝使用它们。相反，它把资本主义的效率嵌入一个具有强大国家动员能力的政治体系之中。

这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组合：国家制定长期方向，市场寻找效率；政府建设基础设施，资本寻找利润；地方政府竞争招商，企业竞争成本、技术和速度。

它当然存在巨大的问题——资源错配、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以及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如果美国只看到这些问题，就认为中国最终一定会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预测的方式走向失败，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傲慢。

因为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不断调整自己。

邓小平时代，中国用“致富光荣”释放人的欲望和创造力。

它没有先问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先问：有没有用？这一点，美国尤其应该认真研究。

而美国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产权、资本市场、企业竞争、科技创新和个人创业精神，依然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越来越依赖政府承担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产业补贴、收入转移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责任。

这本身并没有错。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当然应该照顾弱者。问题在于：福利究竟是在帮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还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没有必要站起来？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而且我不想劝你“不要想这些”，更不会告诉你应该喜欢或者不喜欢哪个政府。但如果让我与你分享一点自己的体会，我会建议你先把几个东西慢慢分开：中国不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十四亿具体的人。

当你了解到六四、白纸以及其他让你无法接受的事情以后，你可以愤怒，可以质疑，可以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本身就是一个人在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不希望这些愤怒最后变成对“中国”两个字整体的仇恨，因为这样最终最痛苦的可能还是你自己。

一个国家的历史从来不会只有值得骄傲的一面。美国有奴隶制、种族隔离、对原住民的伤害、越战等等，但我不会因为这些历史而“讨厌美国”；我会批评它，同时珍惜它值得珍惜的东西。对中国也一样。

你完全可以不认同一个制度，却仍然爱自己的文化；可以批评政府，却仍然关心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可以对历史愤怒，却不需要否定自己的全部来处。

而且我特别想与你分享一点：不要让政治占据你全部的精神世界。政治很重要，却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还有家人、朋友、工作、爱情、音乐、文学、山川以及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如果最后完全由“我反对什么”来定义，其实仍然是被自己所反对的东西控制着。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能够批评权力，也包括不让权力决定自己的全部情绪。至于身边的人不能理解你，也不必急着改变他们。每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成长经历和价值排序不同。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应该允许别人保留他们的判断。

我这些年越来越觉得，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不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永远正确的阵营，而是能够同时容纳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事实：我可以爱一个地方，却批评它的制度；我可以认同一个国家的制度，却批评它犯过的错误；我可以反对一个人的观点，却不需要仇恨这个人。

如果一定要我“疏导”你，我只想送你一句：不要强迫自己去爱，也不要让自己被恨绑架。先把事实弄清楚，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然后好好生活。你最终需要建立的，不是“亲中”或者“反中”的身份，而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口号、能够独立判断的自己。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这个质疑我接受，指出了我原文中“韧性”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严格的地方。改革开放所证明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制度调整能力；今天大量年轻人进入外卖等行业，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社会承压能力和个人生存适应能力。两者有关联，但确实不能直接画等号，更不能因为中国四十多年前完成过一次巨大制度转型，就当然推导出今天仍然具有同等程度的制度纠错能力。

所以如果重新表达，我不会再用外卖小哥证明“中国制度有韧性”，而会说：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中国社会目前仍具有相当强的就业缓冲和个体承压能力。

但是你提出的第二种解释——这是“政治权威让劳动者接受不符合预期的工作”——我认为同样需要证据。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去送外卖？可能因为就业机会不足、生活成本、家庭责任、平台进入门槛低，也可能受到整个社会制度环境影响。仅凭他去送外卖这个结果，我们既不能证明制度具有强大韧性，也不能证明这是政治权威造成的服从。真正值得观察的其实是下一步：这些年轻人是暂时蹲下来，还是从此很难再站起来？

如果外卖只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蓄水池，而教育、产业升级和新技术最终能够重新创造更高生产率的岗位，那么它体现的是社会调整过程中的缓冲能力。但如果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长期被锁定在低附加值劳动中，收入和社会流动持续下降，那么今天看到的“能扛”，可能恰恰是在掩盖结构性问题。

所以，越来越觉得：“能承受问题”和“能解决问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中国社会目前表现出了很强的前者；至于今天的中国制度是否仍然具有改革开放时期那样强大的后者，我认为不能用历史成绩替今天作答，还需要继续观察。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说得对，我也完全没有想笼统解释“华裔的政治观念”。恰恰相反，正因为华裔来到美国的年代、地区、家庭历史和成长环境如此不同，我才特别想听大家怎么想。

清末出去的、民国时期出去的、1949年前后离开的、港台移民、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以及后来留学定居的，对中国和美国的记忆都不一样，政治观念当然不可能一样。

所以我用中文写，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所谓“华裔共同立场”，而是想看看，在这些完全不同的历史经历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既然选择生活在美国，我们是否关心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可以支持共和党，也可以支持民主党；可以认同我的观点，也完全可以反对我。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华裔“应该站哪边”，而是越来越多华裔愿不愿意走出只关心家庭、事业和财富的小圈子，开始参与公共讨论。

因为无论我们的上一代从哪里来，我们的下一代很大程度上都将在这里生活。

我们今天对教育、治安、税收、产业、AI、中美关系以及美国未来的关心，最终关心的其实也是他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所以你说的这种“无法笼统解释”，在我看来不是问题，反而正是我想用中文讨论这些问题的原因。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的两个问题都问到了我文章没有展开的地方。

第一，我确实认为美国需要长期国家战略，但我区分“长期战略”和“中央计划”。美国的问题不是没有中国式五年规划，而是越来越缺乏能够跨越总统任期和党派轮替的战略连续性。

我理想中的模式是：政府负责方向和底层能力，市场负责发现和创造。

能源、电网、基础科研、国防工业、关键基础设施、芯片和战略供应链，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投入，不能每四年重新来一次；但是政府不应该决定下一家Apple生产什么，更不应该替市场决定所有赢家和输家。

所以我不认为“有限政府”意味着“弱政府”。恰恰相反：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应该克制，在必须承担责任的地方必须强大。

至于为什么选择GOP，我从来不认为加入一个政党就意味着必须同意它的所有政策。我更加认同共和党传统中强调的个人责任、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有限政府、强大国防以及个人自由。但我同样认为，今天共和党内部乃至整个美国政治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自由市场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没有产业能力和长期战略。

二战、曼哈顿计划、NASA、国防科研乃至互联网早期的发展，都说明美国最强大的时期，从来不是“政府什么都不做”，而是政府知道哪些事情必须由国家承担，同时又给市场和个人留下巨大的创造空间。

你关于社群的观察我也很有共鸣。一个健康社会不能最后只剩下“个人”和“政府”。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学校、慈善机构、协会以及各种civil society，本来就是个人与国家之间非常重要的一层。

当社会组织越来越弱，个人就越来越直接依赖政府；而个人越依赖政府，社会自身承担责任的能力又可能进一步下降。所以我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最后可能还是两个词：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自由需要责任，市场需要规则，政府需要边界，而一个国家也需要超越选举周期的长期战略。

我并不认为中国模式或者美国模式已经给出了最终答案。恰恰相反，中美今天都在面对各自制度最困难的考题。真正的制度竞争，不是谁证明自己的理论最正确，而是谁最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它。

希望我的认知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jingchuan2000 谢谢🙏🏻你的谬赞👍很爱听☺️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这个亲身经历让我对我在会议上举的“外卖小哥”例子又多了一层思考。我当时想表达的是：不要低估中国社会的韧性。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暂时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时候，仍然愿意通过送外卖维持生活，这种生存和竞争能力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人应该看到的。

读了你的留言，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还有另外两面。愿意送，说明这个社会很能扛；送多久、能不能重新向上流动，考验的是经济转型能力；而送一单究竟能够获得自己创造价值的多少，则涉及平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你说的15块配送费骑手只拿到5块，我不知道具体平台的费用结构，所以不敢简单把另外10块全部定义成平台利润。但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当平台同时控制订单、定价、流量、评分和派单规则时，劳动者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板”，而是一个看不见的算法。这也是AI时代一个让我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AI究竟会成为提高普通人生产力的工具，还是进一步强化拥有资本、数据和平台一方议价能力的工具？技术本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要看制度怎样规定技术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

所以现在回头看，我在会议上说“delivery小弟”，可能只说了这个故事的一半：中国人的确很能扛。但一个好的社会不能永远以普通人“能吃苦、能扛”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它还应该让他们的努力有机会转化成向上的生活。

这一点，中国和美国其实都需要面对。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的“Frenemyship”很形象，我也基本认同你提出的几个结构性矛盾。

尤其是高端产业竞争这一点。中国真正触动美国的，恐怕不只是14亿人变富，而是14亿人通过什么方式变富。当中国开始进入汽车、AI、机器人、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业时，争夺的已经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而是定价权、技术标准制定权，甚至未来产业的定义权。

但我想再往前问一步：如果我们要求美国学会接受一个不会变成美国、而且仍在继续崛起的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一个早已完成崛起的美国，同样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主动退场？

美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全球利益、联盟体系和制度影响力，它不会退出亚洲，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战略利益。所以，中美之间真正困难的问题可能是：

一个已经习惯领导世界的美国，能不能接受中国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一个正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又能不能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接受美国仍将长期是世界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这才是“共存”真正困难的地方。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既不会重新回到过去意义上的伙伴关系，也未必一定走向美苏式的全面敌对，而会长期处于一种你所说的“Frenemyship”，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竞争性相互依存（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竞争，却无法完全脱钩；防范，却必须保持沟通；制度与价值观不同，却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

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承认彼此不同，而是两个都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也都认为自己具有特殊性的世界大国，能不能接受对方同样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存在。

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美国继续强大也不必然意味着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如果双方都开始把对方的成功理解成自己的失败，把对方获得的每一分空间理解成自己失去的一分空间，那么原本并非完全零和的竞争，就会一步步被推向零和。

到那个时候，最危险的可能已经不是中美之间存在多少分歧，而是双方都开始相信：只有对方失败，自己才能成功。
一旦这种认知成为彼此的战略前提，零和竞争就很可能最终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我们的分歧现在比较清楚了。我完全承认殖民主义、奴隶制以及历史上的不平等交换参与了西方资本积累，也从来没有否认今天美国教育、社会结构和制造业面临的问题。

但我不认为“殖民掠夺”能够成为解释美国后来一切成就的万能变量。因为这样会形成一个无法证伪的循环：美国有钱，因为殖民；吸引人才，因为有钱；产生科技，因为有人才；所以科技创新最终还是殖民的结果。这样解释历史很完整，却很难告诉我们每一个阶段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变量是什么。

另外，“90%以上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这个数字，我建议还是查一下来源。我看到的美国NSF数据恰恰相反：2017—2019年在美国获得S&E博士的中国来源临时签证毕业生，到2023年约83%仍居住在美国。当然博士群体不能代表所有留学生，但至少说明“90%以上回国”不能作为一个笼统事实。

至于过去十几年美国“还有什么创新”，我想我们的判断差异更大。AI有没有泡沫？当然可能有，而且我自己也会警惕。但资本泡沫与技术革命完全可以同时存在。当年的铁路如此，互联网也是如此。

我真正担心美国的，从来不是“已经没有竞争力”，而是仍然拥有强大的原创创新能力，却在制造业、基础设施、教育、财政、政治极化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不断消耗自己的优势。

所以我批评美国，与认为美国已经失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讨论中国时不应该只看中国的问题，同样，讨论美国时也不能只看美国的问题。真正理解一个国家，既要解释它为什么会衰退，也必须能够解释它为什么曾经成功、为什么有些优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认真读了你的留言，非常喜欢。不是因为你认同我，而是因为你把我文章里几个没有继续展开的问题往前推了一步。

尤其你对“外卖小哥”的补充让我重新思考：能扛，是社会韧性；能不能让这些被挤入低附加值劳动的人重新找到向上的通道，则是社会的转型能力。两者确实不能混为一谈。

你关于中美各自长期弱点的判断我也很认同。中国强大的1→N能力与美国历史上强大的0→1能力，背后其实对应两种不同的制度优势，同时也各自隐藏着风险。

最让我有共鸣的是你关于AI的判断。美国目前定义着AI能力的上限，而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能源、基础设施和场景应用能力，确实可能决定AI进入物理世界的速度和渗透率。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中美未来真正的竞争，可能不是证明谁的制度“绝对正确”，而是谁能够看见自己的弱点，又有能力修正自己的弱点，同时还愿意学习对手真正做对的事情。

我批评美国，恰恰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也相信它依然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我认真研究中国，也不是为了赞美或者贬低，而是因为真正尊重一个竞争对手，首先必须准确地理解它。

谢谢你这样认真而有内容的交流。这样的讨论，正是我用中文写这篇文章最希望看到的。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美国的社会福利。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当然需要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护老人、儿童、残障者、失业者以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福利究竟应该帮助一个人重新获得站起来的能力，还是逐渐替代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对自己人生承担的责任？

市场经济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可能走向残酷；但福利制度如果完全失去激励机制，也可能削弱社会的活力。这两者并不矛盾。

至于把美国和欧洲今天的财富主要归因于几百年的殖民掠夺，我认为这个解释过于简单。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当然参与了西方早期资本积累，这是历史事实；但现代美国的科技、大学、资本市场、企业家制度以及持续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同样创造了巨大的新增财富。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殖民帝国消失以后，美国仍然产生了半导体、互联网、生物科技、智能手机、云计算和今天的AI革命。

我批评美国，不是因为我认为美国已经没有竞争力，恰恰是因为我认为美国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竞争优势，却不能把这些优势当成永远不会消失的天赋。

中国值得美国认真研究的，也正是这一点：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既应该建立保护弱者的安全网，也必须保留奖励劳动、竞争、创新和承担责任的机制。

我反对的不是福利，而是福利替代责任；我支持的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社会保障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平衡。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这一段我基本理解了，而且土地这个切入点很重要。我也同意，不能把中国的土地制度简单理解成1949年以后凭空出现的制度，它背后确实存在很深的中国历史路径。但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讨论的核心：历史路径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制度底盘，却能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前后巨大的经济绩效差异？

同样是土地公有，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土地能够“资本化”，并与地方财政、基础设施、外向型制造业和城市化形成完全不同的循环？

如果关键在于土地使用权可以定价、交易、融资，地方政府有了收益激励，企业获得长期使用权，资本能够计算回报，那么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产权安排、价格机制、竞争和激励。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讨论的可能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中国的历史路径决定了制度底盘，中共完成了现代国家组织能力的纵深化，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机制，则改变了这个庞大体系内部每一个参与者的激励。

也许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中国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而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把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而且产生如此巨大的发展动能。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另一层：也许中国需要学会，在不放弃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美国长期竞争；美国也需要学会，世界上重新出现一个无法被改造成自己的大国，并不等于美国失败。真正考验两个大国智慧的，不是谁消灭谁，而是谁能够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又有能力避免把竞争推向战争。

敌国外患未必是坏事。真正强大的对手，有时候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我用中文写，恰恰是因为我想知道：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美国的政治、政策和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我们很多第一代移民，虽然生活在美国几十年，工作、纳税、置业、养育子女都在这里，但谈到公共事务，却常常觉得“政治离我很远”。可事实上，它一点都不远。税收、教育、治安、能源、移民、产业政策、中美关系，最后都会落到我们自己和下一代身上。尤其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的未来与美国的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用中文，不是因为只想谈中国，而是希望更多华裔开始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认真谈美国。一个族群真正融入一个国家，不只是会说英文、买了房子、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开始关心这个国家怎样治理，愿意参与公共事务，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讨论中国，也是因为我关心美国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自己的竞争对手。希望美国好，才更应该把美国的问题说出来；希望下一代好，就更不能对美国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至于为什么是中文？因为英文世界讨论美国政治的人已经很多了，而我更想听听华裔自己的声音。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其实部分赞同你说的“有限度的自由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任何现代文明社会都不存在绝对自由。

我的自由不能以伤害你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为代价。杀人、抢劫、诈骗、酒后驾车、毒品交易，都受到法律约束；即使美国高度保护言论自由，也不是所有行为都可以假借“自由”之名而不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理解的自由，从来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我认为中美之间真正重要的区别，不在于自由有没有边界——两个社会都有边界——而在于谁有权决定这条边界，以及决定边界的人本身受到什么约束。这也是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以后，对自由理解最深的一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首先约束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政府。它背后的思想不是认为人的言论永远正确，而是认为：政府也可能犯错，因此不能轻易赋予政府决定什么思想可以说、什么思想不可以说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过激言论”尤其谨慎。我可能非常讨厌一个人的观点，甚至认为他的观点荒谬、冒犯、令人愤怒，但“我讨厌他说什么”与“政府应该禁止他说什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今天我可以用权力堵住他的嘴，明天另外一种权力也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堵住我的嘴。所以自由真正困难的地方，并不是保护我们喜欢的声音，而是我们是否愿意保护自己不喜欢、却仍然合法的声音。

至于你提到的枪支、毒品、暴力、性别等问题，我不会把它们全部归结为“自由过度”。这里面有宪法权利、公共安全、个人选择、社会伦理、医学、教育等完全不同的问题，必须分别讨论。

美国的问题，在我看来也确实存在另外一个极端：有时候我们强调“我的权利”太多，而讨论“我的责任”太少。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 Viktor Frankl 的那个比喻——美国东海岸有一座自由女神，西海岸应该再建一座“责任女神”。自由如果没有责任，会走向放纵；权力如果没有约束，则可能走向专断。

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表达我的自由观，我不会说“无限自由最好”，也不会简单说“有限自由最好”。我会说：自由必须有边界，但权力更必须有边界。法律划定自由的边界，宪法划定政府权力的边界；一个成熟的社会，既不能让个人以自由之名伤害别人，也不能让权力以秩序之名无限扩张。我想，这也许才是自由与秩序之间真正困难、也最值得珍惜的平衡。

[Silent Summits @SilentSummits]

@KaishengD 整篇文章分了二段，下半段有看過吗？

[Mario Nawfal @MarioNawfal]

🇳🇵 We may finally have a clearer idea of what caused Nepal’s deadly floods.

Satellite images now show that the lower part of a glacier may have broken off and fallen about 1,200 metres into the valley below.

That massive ice-and-rock avalanche then sent water, mud and boulders rushing through the rivers below. In one area, the water reportedly rose around 30 feet in just 30 minutes.

Now what caused the glacier to break is still unclear. An earthquake was earlier suspected, but experts are looking at other possible factors too.

Nearly 100 people are already confirmed dead and more than 300 travellers are still missing.

We’re finally getting some answers, but there are still hundreds of families waiting for theirs.

Source: Reuters / Writer: Daniy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