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u Hon

生命如此短暂，而且充满了偶然性。我们相遇，却不相识；我们走错方向，却依然碰上对方。我们小心翼翼地选择 ‘正确的道路’ ，可它却不带你到达任何地方。——《守望灯塔》

[寂寞的乔丹 @hhp121222]

我最推荐的一本书
《万历十五年》：不通人性，那是你没读懂历史

这本书特别厉害，当时就震动了整个史学界，到现在问世已经42年了，它还是稳稳地坐在历史类畅销书的榜首。

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知识分子看完这本书，能更了解现实社会，能把心里那些狂妄之气收一收。他说这本书把中国历史研究的精到透辟，达到了难以企及的程度。

作者黄仁宇，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呢？它其实是以万历十五年为时间节点，讲了明朝末年国家动荡的大背景下，六个关键人物的坎坷命运。有忠臣良将，也有人间���情。

很多人读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句话：历史的循环，本质上就是人性的循环。那些看起来特别复杂的抉择，背后其实都有一样的动机和原因。就容易重蹈前人的失败。

你要是能反复读这本书，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社会，那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就能活得风生水起。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人物。东野圭吾有句话说得特别狠，他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这一辈子，总要经历几次欺骗和背叛。你可能会觉得皇帝高高在上，谁敢骗他，也躲不过人心这一关。

1572年隆庆帝突然驾崩，万历被推上了龙椅。当时有个老首辅叫高拱，仗着自己资历老，到处说万历是个无知小儿，想换个人来当皇帝。张居正站出来了，想方设法把高拱赶下台，保住了这对孤儿寡母。

慈圣太后特别感激，���把儿子全权交给张居正管教。小皇帝跟张居正朝夕相处，张居正亲自给他编写教材，陪他练书法。在小万历心里，张居正就是恩师，他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当时就有人上书告张居正，万历也选择相信老师，对外面的声音根本不理。

可是后来呢？张居正去世以后，在朝臣们铺天盖地的奏折里，原来那个一直教导他要励精图治的老师，居然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多年的信仰一下就塌了，万历觉得自己被狠狠蒙骗了，他气得不行，还差点把尸体刨出来砍了。

从那以后，万历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几十年都不上朝。你看，一秒还跟你诉说衷肠的人，后一秒会不会利用你的软肋来伤害你？永远别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人，保持自己的判断力，才能活得清醒而透彻。

咱们再看他曾经最信任的那个人——张居正。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说过一句话，能在社会里混得开的人，往往都是一半君子一半小人，也得有雷霆手段。张居正就是个典型。

大明王朝已经积弊太深了，贪污成风，老百姓也穷得不行。张居正挑起了大梁，开始搞改革，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举措叫“胡椒苏木折俸”。当时国库每年收入只有250万两，但支出至少要400万两。张居正就想了个办法，把在京所有官员的薪水全都换成太仓库里堆着卖不掉的药材。

明朝的俸禄本来就低，官员们更不干了，准备在京城搞示威游行，给皇帝施压。结果就在他们准备游行的当天，聚集的地方忽然着了一场大火，现场一片混乱，好几个官员都死在那场火里，游行就这么黄了。把领头的人全贬到外地去了。

其实就是张居正���的，他用这种铁腕手段彻底震慑了那些反对他的人，自己稳稳坐在高位上，把改革推行下去，硬是在他手里多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

慈不带兵，义不行贾。你想出人头地，该狠的时候就得狠，心太软是成事的大忌，有了雷霆手段，才能对付各路鬼怪。

他死后被清算，差点被刨棺戮尸。而另一个和他完全相反的人——海瑞，一辈子清清白白，下场也不怎么样。是为百姓做主的海青天，是历史上罕见的清官。

你能看到他另一面，作者黄仁宇用了四个字评价他：志大才疏。海瑞在做父母官这方面确实没得挑，明朝俸禄极低，官员收受贿赂、疏通人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当县令的时候就坚持自己耕种，养活家人。对于百姓的诉讼，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公。

但官场上的那些弯弯绕绕，他为人太拘泥礼法，也因此���错了不少事。曾经有一位高层的教育官员前来地方巡查，堂人都纷纷跪下拜见，海瑞却直挺挺地站着，称按照法规不必下跪，闹得别人下不来台。

直接上书直谏皇帝，他大骂嘉靖皇帝沉迷长生不老，使得法令失度。嘉靖皇帝暴怒，如果不是当时有人说了好话，海瑞可能早就没命了。海瑞一生两次被罢官入狱。

作者说，它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它可以被捧到台面上，作为官场中的道德模范，却始终不能得到真正的重用。海瑞像极了初入社会的我们，就是不懂得委婉和柔和的智慧，可很多事情只靠个人是干不成的，得学会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才能进退有度游刃有余，为人还是得柔软一些。

如果说海瑞是刚直过头，那接下来这个人就是思想太超前，超前到被整个社会当成异端。这个人叫李贽。你要说万历十五年里谁最特立独行，肯定是他。

早在12岁时，就把孔子的某些言论挖苦了一番。成年之后，他批判程朱理学，强调人有欲望天经地义，他反对特权社会，主张男女平等，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还和女弟子往来研学，提倡以人为本，为底层人民谋福，揭穿道学家伪君子的假面。

而这些言论也为他招来了祸患。当儒学正统遭到挑战，文人们便将他归为社会的异端，把院子烧成一片废墟。后来还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把他关入大牢，李贽就在狱中凄惨自尽了。

罗翔老师说过一句话，人性不喜欢被批评，人性就是不喜欢被别人批评，也挑战了别人的生存哲学。很多人讳疾忌医，喜欢虚饰的太平，喜欢稳定的现状，而不愿冒改变的风险。

所以当你提出异议的时候，就挑战了别人的底线，自然就会引来鸡��的仇恨与报复。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真话，你想做真理的捍卫者，就必然要承受相应的代价。小心保持沉默，为人处事外圆内方，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

说完这些文官，明朝时期，倭寇时常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无恶不作。朝廷出于安全考虑，派了戚继光前去除寇。接下来的日子里，与倭寇交手几十次，为社稷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让他连升几级，官至总兵，两浙百姓也奉他为战神，自发为他修了生祠。

然而这一切在扫除倭患后都发生了转变，许多官员接连上书弹劾戚继光，结党营私。万历皇帝也借此机会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滚回老家。就这样沦为平民，回到家乡后，生活越发拮据，甚至两鬓斑白之际，连治病买药的钱都拿不出来，戚继光病死了。

没过几年，最终被朝廷剿灭，最终惨淡收场。有用的时候你是功臣，没用的时候你就是小卒。别人对你的态度，其实就取决于你有多大用。别太在意别人巴结你还是疏远你，来往往是有利可图，别低估恶意，也别高估关系，才能在这个粗鄙的世界里保护好自己。

讲了这么多悲剧人物，最后咱们说一个善终的申时行。张居正病逝后，起初，大家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与张居正的高调狠戾相比，申时行显得过于软弱，从不与任何人起正面冲突。

申时行早已从上任的惨痛中明白，唯我独尊的做派只会冒犯他人，想为国效力，同时保全自己，兼顾多方利益。在8年首辅生涯中，他始终谨慎行事，他没有心生报复，反而在官员考核中对其网开一面，他也竭力在君臣之间周旋。

正是这一系列中庸的做法，让他总能化敌为���，群臣敬重他，各方势力在他的调和下暂时休战，大明王朝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份宽厚通融为他博得了一个好结局，他得以功成身退。

《中庸》一书中写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事做得太绝，易招来祸患，中庸才是最高级的处事方式。宽容处事，收起多余的棱角，才能永远为自己赢得有利的局面。

这6个人放在一起看，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是对利益的追逐，每一桩事件的演变都是人性的博弈。有个说法是因为人性从未改变。

你读懂了万历的被背叛，就知道人心难测，就知道成大事不能心软，就知道做人得学会柔软，就知道有时候得适当沉默，就知道价值决定关系。

读懂了申时行的中庸，就知道以柔克刚才是长久之道。魏征说过一句话，透过历史的眼眸去看那些兴盛和衰落，你才能真正悟透世界的规律，找到未来的方向。

那些王��将相，最后都会在时代的漩涡里���失，你我也不知道命运的河流会通向哪里，走好脚下的路，不要为人性的晦暗复杂而陷入执念，也不必为一时的力不能及而自暴自弃。

当你洞悉了人性，就能掌握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Hu Ping胡平 @HuPing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希腊雅典普尼克斯山的讲话（2026年10月7日）  

世界各地都有伟大的废墟。在许多情况下，那是历史似乎已经耗尽自己的地方：遥远文化的残余，早已超出活人的记忆。

但卫城不同。

几千年来，建造我身后这片遗迹的文明，一直抓住西方世界的想象。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望向它——带着惊奇，也带着敬畏。

时间往往会钝化感觉：伟大的胜利和灾难性的失败，似乎都缩小成教科书里的一条脚注，变成学童要记住又会忘掉的另���个事实。但古代希腊人，似乎对我们的记忆有一种近乎神秘的掌控。他们一次又一次把我们召唤回去。

基督降生前480年，薛西斯的军队来到这座城市，把圣所付之一炬。大多数雅典人当时已乘船撤到附近一座岛上。但有少数人拒绝离开家园。于是他们把自己封堵在卫城的岩石要塞里，进行一场非凡的最后抵抗，把巨石从悬崖上砸向波斯入侵者，把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阻拦了数日。他们最终被压倒。波斯人洗劫神庙，焚烧神龛，把卫城夷为平地；但雅典人回来后，收集旧卫城的残垣断壁，埋进它曾经矗立的山丘。几十年后，在伯里克利治下，他们建起了帕特农神庙。

自那以后的25个世纪里，帕特农神庙一直矗立着。帝国在它的影子下兴起又衰落。建造它的那些人的后裔——雅典与罗马之子——把他们的文明带到了地球的尽头。

在美利坚共和国建国两个半世纪之后，在离我现在站立之处半个世界之遥——我今天作为那个共和国的国务卿站在这里，也作为从西班牙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的曾孙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是为了证明一笔任何时间的流逝、任何空间的距离都永远无法抹去的债。

���国的历史，我的国家的历史，布满了古代的指纹。希腊literally被刻进我们政府的建筑：高耸的柱廊、圆顶，以及首都各处的纪念碑。我们宪法诞生的城市——费城——本身就是一个希腊名字。

建立我的国家的那些人，对我们从你们这里继承的遗产着迷。他们在历史上读得极深——他们鲜明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位置——但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古代那样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和想象。许多人会惊讶地得知，《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并不是一位启蒙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不，《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普鲁塔克，那位为希腊和罗马伟人作传的希腊传记作家。

关于古希腊对美国建国者思想的影响——就此而言，也对在他们之前的所有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影响——已经写过、说过很多。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基本的历史。雅典给了我们民主。柏拉图和��里士多德给了我们西方哲学。我们关于法律、德性、公民身份和共和政府的观念，是在希腊城邦中形成的。甚至我们许多政治词汇——民主、僭政，“政治”这个词本身——都起源于这里。

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们亏欠这个地方的东西——作为美国人，也作为西方人——实际上要深远得多。这些制度和观念，是我们在古希腊人身上看到的更根本品质的外在表现——这些品质不能被归结为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理论。

在这里，在雅典，我们找到了后来将定义西方的全部本质特质的第一次完整实现：fierce的个性与不懈的雄心；大胆的探索与发明；对发现、对冒险、风险与荣耀的渴望。对世界及其运行原理永不满足的好奇，想知道自然奥秘、把握宇宙秘密的饥渴。对“不可能”这一概念的不耐烦，摩擦着一切边界和限制，竭力要窥见未知的深处。

这些不只是某一哲学学派的公式或戒律。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特征——表现在他们的传统、故事和想象里；表现在他们要求公民具备的品质里；表现在他们为之生活、战斗和死去的事物里。

认识他们，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在这个地方绽放的，是西方那种欲望：要揭开无知、黑暗和距离一直向人的心灵隐藏的一切。希腊人不仅塑造了历史；希腊人给了我们历史本身。我们对许多古代文明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希腊探险家和历史学家的记录；这些探险家和历史学家不只记载本族的历史，还向外冒险，观察并记录世界各地外族人民和文化的传奇。

当别人向内看时，希腊人最先把目光转向外面，去追逐看见一切奇异与新鲜事物的刺激和荣耀。正是这一特质，推动西方去创造和建造别人无法创造和建造的东西，把我们同那么多以稳定和温饱为人生最高目的的文化与文明区分���来。

但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不只是探索未知的雄心；还有未知可以被认识的信念。那种信心是：世界可以被测绘、测量、标图和理解——宇宙有一种理性秩序，受某些基本法则支配，而这些法则是人可以观察、心灵可以逐渐理解的。

这就是西方心灵的基础：我们的数学、科学、医学。我们的哲学、伦理和宗教。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找到肥沃土壤、并繁荣为基督教世界的帝国铺平了道路。它是基督教神学财富的基础——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整个自然法传统。

它诞生的文明，不只以共同文化为标志，还以共同的人类学为标志——一种关于人及其在宇宙中位置的共同看法。它的后裔分享的不只是自然秩序的观念，还有对德性的独特理解；对命运与定数的理解；对真、善、美的理解；对规定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准则的理解；对应当努力追求的客观标准与理想的理解。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追求卓越就是人存在的原则本身。他们把全部公民生活组织���竞赛、雄心和竞争周围：在哲学和诗歌中，在雕塑和戏剧���，在体育和艺术中，在战争和治国术中。古典希腊城邦是伟人考验并证明自己的竞技场，通过永不停息的奋斗磨砺自己的潜能——成为最好的、最强的、最美的，竭力一寸一寸地更接近完美。

我知道，在现代人耳中，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听起来古怪，甚至可能听起来残酷。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坦率地说，已经变成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也没有失败，既没有胜利的荣耀，也没有失败的羞耻。如今我们太常向下建造。我们设计标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输；我们更操心最差者的舒适，而不是最好者的潜能。我们把我们中间最杰出的事物，绑架给平均、普通和平庸。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是向上建造的。他们认为，人生最高尚、最崇高的志向，是超越所有其他人，力求在一切事情上成为最好的。古代希腊城邦充满了——充满了强烈的激情、敌对、派系和冲突。但从那种为求卓异而进行的不断斗争中，���生了艺术、哲学以及政治与思想能量的伟大绽放，把一群地中海城市变成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诞生地。

古代希腊人称之为 thumos 的东西——激情、力量、勇气、自豪之火——是伟大文明的心脏。没有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生存的意志。

今天，西方有太多地方忘记了这一品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西方人为那些使我们卓越的事物感到羞耻。我们为自己的成就使我们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而感到尴尬。我们的繁荣不知怎的变成了内疚的来源。我们不再相信自己配得上、并且赢得了自己的伟大。

“民族主义”这个词变成了脏词。于是我们拆毁自己的纪念碑；我们谴责自己的历史。在太多地方，我们教自己的孩子为他们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放了边界，外包了产业，并听任军队萎缩和衰朽。

年复一年，��们似乎把越来越多的主权外包出去，把决定权交给远远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全球官僚机构。

但别人太乐意填补我们留下的真空——我们的软弱所留下的真空。随着西方的信心动摇，它的对手和竞争者只变得更加强硬，代我们积聚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而现在，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十字路口。因为下一个十年，以及我们作出的决定，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我们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是保持它在世界前列的位置，还是甘于一个萎缩、奴役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现在选择行动，要么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

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已经作出选择。我们选择毫不歉疚地追求国家实力：夺回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使我们的经济再工业化，重建我们的国防，为未来技术和产业的主导地位而战。

我们选择伸向新的边疆：在先进制造和超级智能中；在无人机、武器和战争中；在芯片、矿产、网络，以及人类可能性的每一个其他领域中。去释放我们的能源，重建我们的工厂，让我们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太空开启一个探索的新时代。

尽管有种种崇高理想，古代希腊人并不天真。他们明白国家有利益。他们明白治国需要审慎和外交，但他们也明白，当审慎和外交失败时，它需要使用武力的能力。他们明白，力量不仅要求你拥有保卫自己的手段，还要求你愿意使用它的可信度。

这就是特朗普政府希望夺回的那种关于政治和治国术的古典理解——不只为我们的国家夺回，也为我们整个文明夺回。

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长眠中苏醒，重新点燃几千年前在这里点燃的火焰。

已经有迹象。

在这片大陆上，我们正在目睹我们希望将成为世代转变开端的事情：国防开支飙升，一批新的伙伴关系和项目，制造与生产扩大，承接去年在海牙作出的历史性国防承诺。

希腊一直处在这一转变的中心。这个国家的人民再次证明，他们无论对欧洲还是对美国，都是���可或缺的朋友——从能源到移民再到防务，希腊在这些方面一直是模范盟友。

我们最诚��的希望是，整个欧洲都将追随你们的榜样。

激情有时或许曾拉紧美国与欧洲之间感情的纽带，但绝不能允许它把这些纽带挣断。我们必须共同加强一个有能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威胁的联盟。

而且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我们不相信跨大西洋友谊应当是零和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愿景是一个力量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联盟。这是我们上个月刚刚看到付诸行动的愿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协议，一项将重塑北极、并加强整个北约安全的协议。那笔交易中的三个伙伴都是胜利者。整个欧洲、北约和美国，都因此变得更安全、更强大、更有保障。

我们要一起赢。我们必须一起赢。

如今，人们时兴认为，开明的外交政策意味着把全球共同体置于自己的人民之上。我认为，在这里，我们也有许多东西要向古代希腊人学习，因为他们知道，忠于自己的��家并没有什么自私或错误，为捍卫其利益而战斗、并把这种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也没有什么自私或错误。

他们强烈地相信伟人的理想：那个通过自己的事迹获得不朽的非凡个人。但他们相信，荣耀和名声，是通过为比你自己更大的事物奋斗、牺牲并取得伟大成就而赢得的。古代希腊世界反复出现的英雄，是那个愿意为一项配得上他忠诚的事业付出任何代价的人。

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这一点：他拒绝放弃对真理的追问，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传奇性的300斯巴达人的坚守中看到这一点——他们被波斯大军包围，人数绝对处于劣势，却拒绝拯救自己的机会，选择战斗到最后一人，而不是放弃岗位或放弃职责。我们在阿喀琉斯的史诗神话中看到这一点：有人给他选择，回家过漫长而和平的一生——他却选择留在特洛伊，在追求永恒荣耀中死去。

这些品质塑造了西方的道德想象。从拒绝背叛信仰的基督教殉道者，到为国捐躯的爱国者；从圣托马斯·莫尔到��拉莫之战，一直贯穿到美国《独立宣言》不朽的结束语：“我们谨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西方的责任感继承自希腊人——对自己的准则、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国家不可打破的忠诚。我们的英雄，西方的英雄，是那些恰恰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仍选择忠于职责的人：受自己言语约束的人，不肯离开岗位的士兵，与船同沉的船长，那句谚语里的船长。

这与我们即便现在也看得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例如伊朗那些激进毛拉之类的狂热者，他们的死亡崇拜把儿童自杀式炸弹手奉为民族英雄，并把殉道描绘成目的本身。

我们的英雄或许愿意为自己的事业而死；但我们的英雄不崇拜死亡。恰恰因为我们珍视生命，我们才认出那些宁肯牺牲生命也不背叛原则的人身上的英雄主义。如今，我们把西方对这些事物的理解——英雄主义、荣誉、责任——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假定这些东西对所���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人某种程度上都是普遍的。它们不是。它们是一种独特品格的产物，这种品格在这里兴起，并���造了此后整个文明的故事。这个文明，我们必须今天以与先辈同样的激情去奋力保卫。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后继者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他们建起米兰、科隆和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推动古代希腊雕塑家去完善人体的那种追求，在米开朗基罗身上找到了新的表达。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结构的探索，由哥白尼继承，然后是伽利略，然后是开普勒，再到牛顿。

对新知识的饥渴，催生了麦哲伦首次环球远征、哥伦布发现美洲，并最终催生了阿波罗11号的登月之旅。引领亚历山大征服整个已知世界的那些品质，重现在凯撒身上，然后是查理曼，然后是科尔特斯。

在美国，同一传统重新发现了自己。一片开阔而荒蛮的土地，成为西方想象与雄心伟大复兴的场所。希腊人对新地平线的向往，变成了美国的边疆精神。雅典与罗马的文明，把一个初生的沿海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大陆帝国。

每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人，都带有其先辈 unmistakable 的特征——诞生于雅典，成形于罗马，受洗于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欧洲的熔炉中淬炼，被赋予英国人的自由天赋，然后被带过大西洋，在新世界的岸边重生。

现在，我们必须共同重新发现那种精神。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不仅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转折点。

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戏剧舞台上的威胁一样真实。

国家利益并没有在国际机构面前消失。战争并没有仅仅因为我们偏好和平就消失。其他国家继续武装，继续寻求影响力，继续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

而现在，又有战争了。大国之间又有新的竞争了。又有脆弱、侵略、恐怖主义，又有整整一个宇宙的新威胁和新攻击。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制度和联盟，共同面对这些威胁——要明白，这些东西的目的不是废除构成它们的那些国家的主权，而��保卫它们。国家不必放弃各自独特的身份，才能承认共同利益。

我们已与这里的希腊伙伴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式。在防务伙伴关系中，在能源和技术中，在我们确保欧洲���界免受大规模移民威胁的共同雄心中。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年代。1821年希腊奋起，要在数百年奥斯曼统治之后恢复独立时，美国人在那场斗争中认出了某种熟悉的东西。三年后，伟大的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向国会发表著名演说，帮助把希腊革命的事业带到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代表面前。

他以唤起他们对周围一切的注意作为开场。这是他在演说中说的：“这种自由的政府形式，这种民众大会……这种自由辩论和公共讨论的实践，心灵与心灵的较量……甚至我们集会的这座建筑物，这些比例匀称的柱子，这种有装饰的建筑，都提醒我们希腊曾经存在，而我们和其余人类一样，极大地受惠于她。”

这些话在今天，和他当初说出来时一样真实。我们所有人——不只是美国人，还有欧洲人以及整个西方的朋友——都必须重新学习先辈从这个��方、从它的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希腊的历史不只是让我们瞥见——它提供���不只是我们的制度处于最早形态时的一瞥。希腊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自己的形象。

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继承的是伟大英雄的遗产，我们应当自豪——应当强烈地自豪——于我们从何处而来。我们应当惊叹先辈在这片乡野上开辟出的东西。我们文明的故事，是人类所知最伟大的故事。它从这里开始，从西方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开始。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德性、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危险。

谢谢。

（掌声。）

英文链接：https://t.co/bJAh7kGocp

GROK翻译

[Dr.Wang @HotmailfromSH]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三毛）

[心寒 @Samhon852]

台灣人每當你投票前，要想清楚親共的國民黨只會帶你回到2019年的香港！😢

[KUI YANG-葵阳先生 @KUI__YANG]

我能够接受极致的孤独，不会感觉痛苦。但我也愿意拥抱情分，与人相守。
我对人充满宽与容，我希望终老前会聚首那些走散的旧友，无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相逢一笑，只记今朝。就像《越过山丘》里那句歌词：
“越过山丘
遇见六十岁的我
拄着一根白手杖
在听鸟儿歌唱
我问他幸福与否
他笑着摆了摆手
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
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
他说你不必挽留
爱是一个人的等候
等到房顶开出了花
这里就是天下
总有人幸福白头
总有人哭着分手
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
���是献给岁月的序曲
……”

我没有挽留，也愿意独自等候。

[吴仁华 @wurenhua]

邹幸彤是六四记忆守护者，是必将名垂史册的巾帼英雄。
邹幸彤出生于1985年，六四屠杀发生时年仅4岁。她年少时跟随母亲参加支联会主办的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光晚会，逐渐对六四有所了解，最终成为六四记忆守护人。她为了守护六四记忆，为了维护香港的自由和自己的良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无怨无悔，无所畏惧。

[高瑜 @gaoyu200812]

#蹭網發推之一九0

六四鎮壓的可恥繼續

今天上午10點，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解散的香港支聯會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件成立，据第23条“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三位末代領導層，前主席（工運領導人）李卓人有期徒刑7年，前副主席（香港大律师鄒幸彤）7年3個月，前副主席（前民主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香港大律师）何俊仁5年2個月。

另一被告——支聯會，則被判罰款150萬港元，限3個月內繳交。

整個宣判不過7分鐘。香港媒體則為這場不公正的宣判大聲鼓譟叫好。

支聯會與八九民運息息相關

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於1989年5月21日香港市民舉行支持八九民運的200萬人大遊行中成立，設有“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五大工作綱領。每年組織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大遊行和爱心寄天安门母亲等活動。2014年4月26日，成立 了《六四纪念馆》，徵集、保存了諸多珍貴的一手資料。直到2020年被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為由禁止了支聯會組織的六四大遊行和維園燭光晚會。

2021年9月，三位領導人被起訴，支聯會同月���解散，結束了32年的光輝歷程。

“任何政權都不能奪去人民的記憶和良知”

判處最重的是鄒幸彤，筆者以為這與兩天前鄒在美國Patreon發布公開信《努力記住我們失去了什麼》擺脫不了乾系，對香港社會的威嚇作用極為明顯。

鄒幸彤文中說明“就支聯會案，定罪基礎其實只關乎‘結束一黨專政‘，法庭強調了悼念六四本身並不犯法。而且，犯罪行為只限於2020年七月之後的行為，之前30多年來的事情，只是背景，並不違法。“

之後，她謄抄了控方的《沒收物品清單》，包括大量有關六四的紀錄、書籍、物品。其中有支聯會蒐集的“絶版的孤本，血淚寫成的證據”。鄒幸彤特別指出，“清單”中的雕塑《國殤之柱》並不屬於之支聯會。

鄒幸彤一針見血評論：“這件案子就是借對個別口號的上綱上線來清洗記憶，特別是六四的記憶。現在這般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沒收，不就是這一意圖的最好證明嗎？讓支聯會多年來收集的歷史記錄永遠消失，大概比把我們幾個人關起來更為重要。因此，判刑才不是主菜呢，如何「判處」那些不是證物的證物才是。”

判處的“主菜”之一——《國殤之柱》

特別需要說一下《國殤之柱》。它的作者是丹麥雕塑家高志活，系列作品創作於1993至1995年，原被稱為《恥辱諾貝爾獎》，是為紀念世界各地發生的反人類重大罪行而創作，雕像是用扭曲的身軀和痛苦的人像累積成柱，象徵血腥鎮壓，包含亞洲人、非洲人、歐洲人及原住民等各個種族，同一雕塑可紀念不同罪行。

1997年5月31日下午，一座“國殤之柱”從丹麥運抵香港。6月3日，支聯會把它運到維多利亞公園拆箱，並在高志活親自指導下完成組裝，於翌日的“六四事件八周年燭光集會”公開展示。它的基座正面以紅字刻有簡化字楷書“六四屠殺”和草書“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背面也有同樣的英文語句，以紀念六四大屠殺。集會結束後，6月5日凌晨3时左右，由香港大學十幾名同學把它護送運往校園展示，後被輪流在香港多所大學展示。它最後矗立在香港大學黃克競樓平臺，背靠香港大學學生會正門。《國殤之柱》原本是鐵銹色的，2008年4月30日起，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成員將之漆成橙色，回應橙色運動。支聯會每年都會派人在六四前夕和港大學生一起洗刷《國殤之柱》。

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於通過《港區國安法》，並同日在香港實施。《國殤之柱》2021年底遭港大校方拆卸移走後，於2023年被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作為“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證物予以扣���。高志活多次發表聲明，強調自己擁有該藝術品的私人所有權。在支聯會案進入審結與判刑階段之際，控方以該雕塑曾被用於宣傳顛覆主張為由，要求沒收，高志活表達強烈不滿，呼籲法庭切勿下令沒收或銷毀作品，並要求提供充足時間將雕像運回歐洲。

今天香港高院法官李運騰表示，對《國殤之柱》證物，會另擇日子處理，並指出鄒幸彤並非物主，若想參與聆訊須另行書面陳詞解釋。

“國殤之柱”共有6座，除香港外，另外5座分別位於義大利羅馬、墨西哥墨西哥城、巴西巴西利亞、丹麥哥本哈根與德國柏林。高志活多次要求歸還《國殤之柱》，不僅是合理要求，也是給香港高院下台階，但願香港高院的處理與上述5國不要形成高低上下的對比，不要再製造出人權醜聞。

“任何政權都不能奪去人民的記憶和良知”，這是李卓人在獄中發出的呼籲，但是 ���港高院對“反送中”人士數年的一系列審判，都是對人權和良知的踐踏，是六四鎮壓可恥的繼續，令香港法治蕩然無存。

[Siu Hon @SiuHon4]

@cuichenghao 去他的，病的不轻呀！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1973年起，毛泽东身体急剧败坏，嘴常常半张着合不拢，吃东西呛，喝水也呛。肌肉一块块萎缩，眼睛凑文件前也看不见，舌头运转不灵。

有一天，他忽然完全看不见了，手指放在眼前也看不见。张玉凤一通劝，他才终于同意检查。

中国最顶级的神经科专家做了检查。毛泽东问：是莫子病。

顶级专家犹豫了，说按纪律要先��论再向主席汇报。这就是独裁者的悲剧。毛泽东不许医生告诉周恩来患了癌症，自己也无法得知得了什么病。

三位顶级专家统一诊断：这是运动神经元疾病范畴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症。专家预判：生命最多两三年。

毛泽东得了渐冻症，这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从1973年到1976年整整三年里，八亿中国人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的伟大领袖、革命导师、全民偶像，其实是个瞎子加渐冻症病人，让瞎子引路，能不把中国带向黑暗吗，让渐冻人掌握方向盘，能不把国家开坑里吗。

直到今天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在回避这个事实，因为一旦说透，人们就会明白制度的荒诞，典型的病夫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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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Finding8964]

黄雀行动真正的遗产，不是八百个具体的名字，而是它证明了一件事：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仍有向上生长的可能。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圣人，而是因为他们足够普通，普通���会怕死、会犹豫、会后悔，却仍然选择在恐惧的边缘，伸出一只手。

梅艳芳把义气唱成了歌，邓光荣把义气活成了骨，司徒华把义气写成了账本，而那些无名的渔民、主妇、医生、路人，把义气活成了日常。他们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觉得：孩子来了，就得给口热饭；人要走，就得给条活路。 如今，香港变了，��界也变了。

很多人问：如果历史重来，还会有人再做黄雀吗？答案或许藏在那些早已白发的获救者心里。 他们中有人在烛光晚会上仍会哽咽，有人早已把往事锁进抽屉，有人甚至在统战饭局上举杯。但无论他们后来选择了什么，当年那艘在风浪中摇晃的快艇，都曾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故乡。

黄雀的翅膀落下了。

它没有飞到永远自由的天空，却在无数个普通人的肩头，留下过短暂却真实的托举。那托举不曾改变历史的方向，却改变了至少八百次“如果当时我放弃了，会怎样”的深夜自问。

它告诉后人：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有人在你快要溺水时，愿意把自己也扔进水里拉你一把的瞬间。而那些瞬间，从来不会过期。

写给所有曾在黑暗中伸过手的人，和所有曾在黑暗中被拉过���把的人。

[Siu Hon @SiuHon4]

@cuichenghao 老而不死是為賊

[Siu Hon @SiuHon4]

@realgerhardtvdm @johnaaboud11 盛雪點會跟隨？

[Siu Hon @SiuHon4]

@fanshigui8964 🙏🙏🙏

[Siu Hon @SiuHon4]

@dayangelcp 我將我兩個女兒咁多年存嘅利是錢全部捐俾紅十字會！唉😮‍💨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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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身邊兩位基督徒朋友影響，這兩天看了兩部聖經故事電影。《諾亞方舟》、《聖母瑪利亞》。有些台詞還是非常震撼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