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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liujunning]

这个被毛泽东划为右派的人，居然专门给杨开慧博物馆写去开馆贺信，居然想出用分税制来强化“国家能力”以便为维稳与中央集权大一统筹集经费，造成强中央弱地方至今。当年，我在香港《信报》上写了一篇批评他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立场的文章，他居然派吴敬琏去威胁该报主编以后不得发表批评他的文章。如我曾经说过的，一切红色右派都是左派，他是最典型的一个。

[Petrichor (雨后馨香） @Jam79922967]

今天是牛田洋灾难57周年纪念日。这场惨剧发生于1969年7月28日。
牛田洋位于粤东潮汕地区，是一片沿海滩涂。当年，这里被开辟为部队农场，在海边筑起堤坝，围海造田。同时，又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名义，将大批大学毕业生安排到这里劳动。1969年7月28日，强台风突然袭来，惊涛骇浪直扑堤坝。眼看堤坝即将被冲垮，当地中共党领导竟下令农场人员全部登上堤坝，手挽手、肩并肩，用血肉之躯筑起“人墙”，企图阻挡滔天巨浪。结果可想而知。面对大自然的狂暴，人墙瞬间被吞没。这场人为酿成的悲剧，最终夺去了553人的生命。

[loveliberty @aepicure]

@UFOCaptainTing 一看就是很明显的ai文风

[朱韵和 @zhu0588]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 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 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苏晓康：见证人——《文革受难者》序

[朱韵和 @zhu0588]

被抹去的另一个文革真相
文革后，中共统治集团为维护既存利益，按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自定一套不容怀疑争论的话语体系，把坏事都推给林彪、江青集团，清算也仅限于他们的死党，其他的人事一概不问，因为邓小平等人做贼心虚，知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事都经不起追究。

就说文革初期，在《五 一六通知》发表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欲擒故纵，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主导运动。刘、邓明知毛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整肃中共高层领导，却故意把祸水引向基层组织和民众。为此，他们以惯用的手法派工作组去大中学校，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把运动搞成第二次反右。刘、邓定下的目标是：运动的声势要大于五七年反右；右派人数也超过当年，大中学生中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也就是几百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校领导要撤换。事后统计，先执行的北京二十四所高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刘、邓还亲自过问插手指导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多达五百多人，王光美担任顾问，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权力机构，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等造反学生进行无情弹压。刘少奇还通过在北师大一附中的女儿刘平平指导运动，该校工作组把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围攻、斗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主任。

邓小平也把女儿邓榕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当“典型”来抓，工作组让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绝大多数的校领导和教研组长被揪斗，大部分班主任被围攻。八月五日，工作组已经撤销了，学生继续斗黑帮，最后活活打死副校长卞仲耘。邓榕和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亭亭都是凶手之一，“又高又大穿军靴的红卫兵”刘亭亭在卞仲耘身上踏上一脚。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去卞仲耘家，警告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说，“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王晶垚为追查妻子的凶手奔走了五十年，因为涉及刘、邓两位公主，当局不予理会，至今卞仲耘之死仍是“无头案”。

所以，在官方的“文革史话”中，可以看到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跳楼截瘫；王光美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的场面，却看不到邓榕、刘亭亭参与打死卞仲耘的记录。

---有关文革的真相、反思和忏悔
——从罗瑞卿倒台“谜案”说起
作者: 喻智官

[朱韵和 @zhu0588]

张志新因为拒绝认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数次对她实施强奸。
张志勤：一般蹲小号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星期，，张志新竟然蹲了一年零七个月，为了不再受强奸犯强暴的这种，难以启齿极其低级的侮辱，姐姐竟然把粪便抹在自己的身上，脸上，就这样姐姐在 精神、身心、肉体上受到了灭绝人性地摧残，后来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一连几天彻夜不眠、两眼发呆，蹲坐一天一动也不动，时笑时哭，自言自语，吃牙膏、把窝窝头蘸月经血吃。

---凤凰卫视8月11日《我的中国心》

图：张志新（1930—1975） 新华社发

[Hu Ping胡平 @HuPing1]

胡平：新冠疫情是实验室泄漏的吗？——（一）为什么人们越来越相信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其实，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就有很多人怀疑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2020年2月28日在推特做民调，多数受访者认为，“病毒系人造，因疏忽泄漏” 。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从一开始就怀疑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其依据是：既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宿主是云南的蝙蝠，如果是天然病毒自然传播，疫情就应该发生在中国南方，而不该发生在距离云南蝙蝠栖居地一、两千公里之外的武汉。然而大家又都知道，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存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蝙蝠病毒样本。疫情既然是在武汉爆发的，所以病毒最可能就是来自实验室。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也说，当她刚得知武汉爆发疫情时，马上就担心病毒是不是出自她的实验室。石正丽在2020年4月27日，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说：2019年12月30日晚上7时，她在上海开会的宾馆接到武汉病毒所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刻赶回武汉。当时，两名疑似萨斯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在想，“难道病毒来自我们的实验室？”石正丽说，她本以为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区域应该是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或云南，“我从没想过，这会在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爆发开来”。

不过，石正丽说她很快就排除了这种怀疑。她把病人的病毒样本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一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最后发现，病人样本中没有一个与她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她说，“这让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可是，石正丽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正如2020年5月6日《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文章《武汉实验室理论》一文所说，石正丽自己坚称武汉出现的冠状病毒与任何样本都不匹配，但这需要进行外部调查才能确认。

再说，武汉地区有好几个生物实验室。例如，武汉市疾控中心就有一个病原生物检验所的P2实验室，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1华里。武汉市疾控中心有位名叫田俊华的80后医生。根据官媒报道，田俊华从2012年开始对蝙蝠的研究，多次外出抓获蝙蝠，曾抓获过一万多只蝙蝠做样本。有次操作时未做防护，田俊华被泼到蝙蝠尿液和粪便，担心被感染病毒，自我隔离了14天。

在疫情爆发三年后的今天，怀疑实验室泄漏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专家们在寻找病毒的直接传染源，即中间宿主上，仍然一无所获。既然人类感染病毒越来越不像是经由中间宿主的动物传染的，那么就只剩下实验室泄漏这种方式了。

早先中国官媒宣称，新冠肺炎病例都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否定。因为在对海鲜市场采集的几百个样本进行检测，只有在一些环境样本上发现有病毒，在动物样本中没有一个发现有病毒。另外，官媒早就报道过，在早期确诊病例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包括第一例确诊患者，都从未去过海鲜市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明确说：起先我们相信病毒来源于海鲜市场，但现在看来，海鲜市场也是个受害者。

在2021年3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专家梁万年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采样监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这就是说，没有找到任何直接传染源，即中间宿主。

中国专家提出，病毒可能是通过被感染、被污染的冷冻链产品海外输入。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病毒倘若是通过冷冻链海外输入，那就不会只在武汉单点爆发，而应该在比武汉与海外联系更广的城市多点爆发。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早就指出，病毒外部输入一说不成立。再者，病毒若是从海外输入，为什么没有在海外先爆发呢？

2003年萨斯疫情爆发，专家们只用了5个月就找到了直接传染源果子狸。而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三年多了，却还未找到直接传染源的动物，这只能使人们越来越相信，新冠病毒本来就不是动物传染的，而是实验室泄漏的。再加上中国政府拒绝外国专家深入调查，封锁信息，销毁数据，形同“此地无银三百两”，更是欲盖弥彰。

（二）只有人类才会毁尸灭迹，大自然不会

记得2003年萨斯疫情爆发，中国的专家们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只用了5个月就找到了直接传染源果子狸，后来又在云南找到了萨斯病毒的自然宿主，一种名叫菊头蝠的蝙蝠。而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三年多了，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专家们却还未找到直接传染源的动物。

2020年9月18日，新京报发表一篇报道“专访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溯源很重要，但可能永远找不到”。石正丽说：我们没有找到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病毒，也就是它从野生动物传到人类社会的过程是悄无声息的，这个过程我们完全没有检测到。它有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偶然事件有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石正丽这话说得不对。纯自然事件，发生过一次就有可能发生二次。只有人为事件，发生过一次，有可能不会再发生二次。因为人有意识，会吸取教训。大自然没有意识，大自然不会吸取教训，原来发生过的，以后还可能发生；而人为之事，人知道是他的什么行为导致某件事情的发生，只要他吸取教训，再不去做同样的行为，那件事就不会再发生。另外，更重要的是，自然发生之事，必然会留下痕迹，哪怕只发生了一次，也会留下痕迹，时间相隔越近，痕迹就越可能留存。但如果病毒是实验室泄漏，是人工合成，那确实就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因为人类会毁尸灭迹，大自然不会。

从石正丽之口，讲出新冠病毒起源可能永远找不到，这很令人讶异。当年萨斯事件后，石正丽带领她的团队开展萨斯病毒溯源。当时就有人问石正丽，说萨斯都没有了，你还做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杞人忧天嘛。石正丽回答说，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够预防萨斯一类疾病的爆发。石正丽带领她的团队，经过13年的不懈追踪研究，终于在云南的一个矿洞里找到了萨斯病毒最原始的来源。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是何等的令人赞叹。

但是让人们大惑不解的是，石正丽当年溯源萨斯病毒的劲头而今安在？怎么新冠疫情爆发才半年多，连中间宿主都还没找到，石正丽就说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和源头可能永远找不到呢？这两年多来，石正丽似乎失踪了。从2021年至今，我们没听到她在新冠溯源上做了任何工作。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至今未息，身为国际知名的冠状病毒顶级专家，石正丽本该在这两年大展身手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空白。不只是石正丽这两年多无所作为，其他的中国专家也同样的无所作为。与此同时，有很多外国的专家想到中国来进行新冠溯源工作，都遭到中国政府的阻止。这难道不从反面告诉我们，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始于实验室泄漏乃至是人工合成的吗？

（三）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吗？

我们知道，对新冠病毒溯源有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新冠病毒是自然发生、自然传播，另一种假说是认为病毒是实验室泄漏。这后一种假说又有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是认为病毒是自然发生的，另一种假定是认为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从逻辑上讲，如果证明了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那么新冠病毒既可能是纯自然的（如2004年萨斯病毒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换句话，即使证明了新冠病毒是出自自然界，那不等于就排除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如果新冠病毒是纯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但是如果证明了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就只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这种病毒，只有实验室里才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与其他和萨斯（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相比，新冠病毒（SARS-CoV-2）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其刺突中具有独特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furin cleavage sites ，缩写：FCS)。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自然的和萨斯相关的冠状病毒有这个东西。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好比一把万能钥匙，使病毒能够轻易进入细胞，并使其具有感染性和致病性。其他的冠状病毒没有这个东西，对人类的感染性和致病性都比较低。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自然界发现的和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冠状病毒，一个是2013年在云南一个矿区的蝙蝠中发现的RaTG13病毒，另一个是一年多前在老挝北部洞穴的蝙蝠中发现的Banal病毒，它们和新冠病毒的同源率高达96.9%至97.4%。但就连这两种和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冠状病毒，也没有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既然只有新冠病毒才有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CS），那么这个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CS）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自然演化来的，要么是人工加上去的。

第二、有研究人员培养了一种冠状病毒——Banal-236——并模拟了它在在猕猴和“人源化”小鼠身上传播，结果 ，在实验室中，Banal-236 在人源化小鼠中连续传代六次，也无法获得著名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以从冠状病毒中自然演化而来。这固然没有完全排除新冠病毒出自自然演化的可能性，但至少是大大地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第三、我们又获知，早就有研究人员进行功能增进研究（gain-of-function，缩写：GOF），用人工合成的办法，使自然的冠状病毒获得对人类的更大的传染性和致病性，而且这种研究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一份2018年的研究提案被泄露，有中国的武汉病毒所和美国科学家提交了一个研究计划，在实验室中寻找并将罕见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引入类似SARS的病毒。中国武汉病毒所及其合作伙伴——包括由美国资助的生态健康联盟——向美国国防部申请资助，以收集和实验具有新特征的新冠病毒，这些特征将使它们在人类之间具有高度传播性。一年后，2019年，一种从未见过的带有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的类似萨斯的病毒在武汉出现了。美国国家卫生院为生态健康联盟在武汉的部分工作支付了一部分费用。尽管卫生院的官员一再表示，他们资助研究的病毒与导致新冠的病毒在基因上没有相似之处。但卫生院代理主任劳伦斯·A·塔巴克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他对武汉研究所的其他工作不知情。

（四）中国不让查，先查美国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新冠委员会主席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说过：“我非常确信它（新冠病毒）来自于美国实验室的生物技术——而不是来自于自然界。”杰弗瑞·萨克斯与哥伦比亚大学分子药理学和治疗学教授尼尔·哈里森（Neil L. Harrison）合写的文章称：“如果该病毒确实来自实验室研究和实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是由中国研究人员使用的美国生物技术 和专有技能创造的。”

本来，要调查新冠病毒是不是从实验室泄漏以及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就要调查中国，尤其是调查武汉病毒所；但是由于中国方面拒绝配合，因此无法进行。于是，美国政界学界的一些人就提出从美国这方面调查。调查那些和武汉病毒所合作的机构和专家以及资助单位，调查他们的工作日志、往来信件和相关数据。2023年一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一个新的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半个月前举行了首次听证会。

很可能，从美国方面的调查能够发现和证实，新冠病毒确实是美国的某些机构和专家与武汉病毒所合作，在武汉的病毒所造出来的；由于研究与实验是在低生物安全水平下进行的，所以有人被病毒感染。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从美国方面的调查不足以得出那么确定的结论，因为研究与试验毕竟是在中国进行的，美国方面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和技能，但是对研究与试验最后进展到了什么地步，搞出了什么东西，美方人员未必都掌握，因此在美国方面的工作日志、往来信件和相关数据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无论如何，这种调查是必要的。它应当使新冠病毒的溯源有重大进展。

（五）做试验不算大错，泄漏才是大错；泄漏的错也不算大，隐瞒和掩盖才是最大的错

有专家说，他们之所以进行功能增进研究，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大流行，是为了研发出更好的疫苗和防疫药物。这自然无可非议。但由于这种研究的风险很大，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在安全缺少保障的情况下做这种试验本身就是错的，不过还不算大错；泄漏才是大错；泄漏的错也不算太大，隐瞒和掩盖才是最大的错。因为隐瞒和掩盖是蓄意的，泄漏不是。

如果有隐瞒和掩盖，只可能是中国政府，只可能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亲自隐瞒亲自掩盖。

[朱韵和 @zhu0588]

近日又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有一段记叙：“据保健人员说，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 保健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蓝缕，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这就 叫良心未泯。庐山会议间，李锐八月三日日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天堂的。”也是良心未泯。

庐山会议毛泽东7月23日上午讲话：“……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 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 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所以，当日上午 散会后，周恩来招集几个副总理谈话，彭德怀说：“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 了，老奸巨滑。”8月1日常委会清算彭德怀历史总帐，在林彪发言批判彭德 怀时，周恩来插话批判彭德怀：“相反，很骄傲，犯上。我多次错误，认识 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 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墙倒众人推，周恩来也助了一臂，“干劲很大，极大”。那么多“革命 前辈”没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倒有那么多的人落井下石。秀媚的庐山演出了 一场丑陋的集体人格沦丧。

---再说周恩来畅饮茅台及其它
---ayuan56

[悉尼奶爸 SydneyDaddy 雪梨奶爸 🇦🇺🇮🇱 @SydneyDaddy1]

巧了，我前天才说美国似乎给中共挖了一个坑，类似于当年美国给苏联挖的那个叫星球大战的坑

今天经济学人也意识到了：美国似乎是在蓄意鼓励中国的经济错配，让中共继续把本该拿来救命的筹码压到败局已定的高科技竞争上去

[朱韵和 @zhu0588]

春荒与历史伏笔

1953年，中国开始搞“一五计划”（苏联援建），城市人口激增，工业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来？只能从农业出。于是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低价强制收购粮。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粮食减产。按理说，减产了，国家应该少收点。但是，为了保工业、保出口（还苏联债），国家 下达的征购指标不仅没减，反而增加了。

1954年国家净征购粮食比上一年多了70亿斤。这多收的70亿斤，这就是典型的“过头粮”（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收走了）。到了1955年春天，农村炸锅了。“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购”： 华北、华东、中南大面积缺粮。农民的抵抗： 为了活命，或者为了发泄不满，农民开始杀猪宰牛（不给国家养了），甚至出现了以此抗议的骚乱。下面的报告如雪片般飞向中南海，说“逼死人了”、“甚至有饿死人的情况”。

面对危机，党内出现了两种声音。这一刻，也是陈云/周恩来与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一次碰撞。主管经济的陈云和总理周恩来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他们认为：必须给农民留活路，否则政权不稳。国务院紧急拍板，实施“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也就是给农民吃定心丸——“我在三年之内，把征购数字固定下来，增产的部分归你自己，国家不再多拿了”。紧急调粮：政府被迫搞了“销多购少”，返销了大量粮食回农村救济。

毛泽东虽然批准了“三定”，但他对这次危机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没有认为这是“国家拿多了”，他认为这是“农民在闹事”。他在1955年的会议上说：“还是那两条：一是少吃点，二是多生点（指生产）。”他认为农村之所以叫喊缺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叫喊，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他的逻辑：并不是真没粮，而是大家都在“装穷”，都在搞“瞒产”。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争夺战。

通过“三定”政策的安抚，加上对“叫喊缺粮”的严厉政治批判，1955年的局面稳住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粮食虽然返销了一部分，但总体上国家还是掌握了粮食命脉，工业化资金链没断。

毛泽东从这次危机中，提炼出了三条“毒药经验”： 经验一：农民是可挤压的。 只要给一点点甜头（三定承诺），或者施加一点点压力，他们就会乖乖交粮。他们没有底线，或者说底线比想象中更低。 经验二：叫苦是“假象”。 1955年喊得那么凶，最后也没饿死几个人（相对而言），这证明他们手里还是有余粮的，是在“藏粮”。 经验三：必须加速“集体化”。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收粮难，是因为是个体户。如果把农民都关进“合作社”（后来的公社），粮食直接从地里拉到国家粮库，看你怎么藏？所以，1955年危机刚过，毛泽东立刻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直接把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这次春荒是中国现代史容易被忽视的重要事件，是历史的巨大伏笔。 当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说“缺粮”、“饿死人”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又来了！这不就是1955年那一套吗？又是富裕中农在叫唤，又是瞒产私分！”他坚信，像1955年一样，只要挺住压力，搞搞“反右倾”，搞搞“反瞒产”，粮食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来。 区别在于1955年是“真有粮”（确实是歉收，但没绝收），且陈云搞了“三定”去止损。 1959年是“真没粮”（大跃进把家底折腾光了），且毛泽东拒 绝止损，反而搞了“反瞒产”（强行搜刮）。

---重评毛泽东（上篇）

[朱韵和 @zhu0588]

庐山会议（1959年7月）：从“纠左”变“反右”，错失刹车机会。这是毛泽东最大的历史罪责。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已经察觉到大跃进有问题，准备开会“纠左”（降温）。如果此时刹车，死亡人数会控制在很小范围。彭德怀上书直言大跃进弊端。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党进攻”，大怒。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立刻停止纠 左，发动全党“反右倾”。谁敢说饿死人，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就是彭德怀同党。地方官员为了避嫌，不得不变本加厉地搞浮夸、逼粮。这直接导致了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事件时期）死亡人数的井喷。 面对缺粮报告，毛泽东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批示：“瞒产私分极其严重……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这个批示如同圣旨，赋予了基层干部对农民使用暴力的合法性。 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1960年，为了展示“大跃进成就”和“还苏联债”（其实苏联并未逼债，且提议援助，被毛拒绝），中国净出口了大量粮食。1959年出口粮食415万吨。这415万吨粮食，如果发下去，足以挽救3000万濒死农民的性命。1960年信阳饿死百万人的报告送达案头，毛泽东的反应不是检讨政策，而是定性为“反革命复辟”，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掌权。这种“甩锅”逻辑，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公共食堂和公社体制，延缓了救灾速度。

他知道有人饿死吗？知道（1959年就有报告）。他为什么不立刻停？因为“三面红旗”的政治正确性高于农民的生命。承认饿死人就等于承认路线错了，承认彭德怀对了。为了维护领袖的“无谬误”光环，几千万中国农民在沉默中成为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这就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政治账压倒民生账”。

---重评毛泽东（下篇） 毛泽东的恶被严重低估

[Hu Ping胡平 @HuPing1]

胡平：对历史须心怀虔敬——我不敢说，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不过我确实敢说，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中国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不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别人靠宗教，我们靠历史。
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可是我们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不朽就是在人类的延续即历史中不朽。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们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对真实性的坚持，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一是它对道德裁判的强调，春秋笔法，意含褒贬。
写历史而带褒贬，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也许不以为然(注)，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至关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坏人不信地狱而无所不为，能让他们还有所忌惮的也就只有历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担起道德裁判的职能。文天祥从容就义，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后遭唾骂，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文革中，刘少奇遭毛泽东陷害，百口莫辩，他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中国，历史是好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一反趋利避害的本能，坚持道义理想的唯一凭借，是不幸者陷身绝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坏人虽有赫赫权势但仍不敢为所欲为的唯一忌惮。越是在极端处境，中国人越是感到对历史的依赖。“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也许有些中国人不曾感觉过这种依赖，他们以为他们不靠历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要么太幸运，要么太肤浅太懵懂，未曾体验过或思考过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对强暴与灾难时的孤立无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句话阐释发挥，启人深思。但这些议论放在中国的语境，则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问题是，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衰落，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中国，道德秩序本来就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历史。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历史出危机才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危机，我们的道德也就会出现危机。
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此话对中国人的意义，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两句话相比拟。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极权统治者精心地、系统地篡改历史，用谎言淹没真实。毛泽东要求“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全盘推翻传统的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这也表明极权统治者和我们一样十分重视历史，它是企图用自己的一套历史－－包括自己的一套历史叙述和自己的一套历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历史。它要窃取历史的神圣光环，所以它依然保留了历史的神圣外观。
后期极权主义改变了做法。它不能不改变做法，因为到了极权统治的后期，统治者编造的历史叙述已经破绽百出，失去欺骗效力；它对历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在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方面要继续用老办法编织和构建自己的那套历史，另一方面则开始鼓励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消解历史的神圣性。
象前些年以“戏说”为名的清朝帝王戏和张艺谋那部《英雄》，这种影剧歌颂专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评，它又推托道这是戏说是娱乐，何必当真。好比有人假装酒醉骂人，因为是假装酒醉，他很知道该骂谁不该骂谁；但你若和他理论，他又摆出一副醉态，倒显得你小题大作了。
撇开真醉假醉不谈，这种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也是令人忧虑的。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强权对历史的传统手法是涂抹和篡改，它企图以假充真，以恶充善；当这种手法失灵后，它就摆出嘻皮笑脸的轻浮模样。它力图让人们相信，对历史事实的真伪之辨与对评价历史的褒贬之争其实都不重要；别把历史看得那么庄严，那么神圣。乍一看去，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对权势者和反抗者一视同仁，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也消解了权势者一方的神圣性，彼此彼此；但实际上，权势者可以不要历史，确切地说，权势者起初试图利用历史，因此伪造历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当伪造破产后，权势者恼羞成怒，于是就转而糟蹋历史，嘲笑历史，捣毁历史。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主张历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顿，就是那位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对历史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
2003年2月

[朱韵和 @zhu0588]

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地狱

曾志也是老革命，二十年代就参加地下工作。和所有的老革命一样，她写回忆录是为了光大先人事迹，勉励后人继续革命。笔者翻了几页，也不由得拍案叫好。以下略举数例：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渍斑斑， 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中共“革命传统”教育中做足文章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是革命圣地延安，相去不远便是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一些场面虽然没这么鲜血淋漓，却让人肉麻不堪。例如，有个叫危拱之的女革命家，大革命时留苏，参加长征，后来当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后她半疯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里当着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此人曾是叶剑英的妻子)。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记得曾经有一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延安颂歌开头是这么两句：“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延安岁月”，竟然被曾志女士寥寥数笔，发落成了七分炼狱，三分猪圈。共产党人杀人放火的真实纪录

曾志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岁。为什么有那么多少男少女陶醉于革命呢？曾志回忆道：“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革命给了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什么样的权力呢？曾女士说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红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倚仗这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而朱德总司令看见她的这一革命行动，居然慈祥地笑了。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何某知道后大怒，说：“这还得了，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这些人也都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这些男女乱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烧掉，牲口宰掉，跟着这伙疯疯癫癫的男女去推翻旧社会。结果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这些“革命者”成了愤怒的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从村里冲出来，高喊杀共产党。当正规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个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被赶得四处乱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着。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共产党说国民党污蔑它“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想不到在曾女士的书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件件落到了实处。过去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为什么那么喜欢造反，少男少女们打砸抢和用皮带抽老师的那股革命干劲又是从哪来的？现在茅塞顿开了。

---曾志直书共产党杀人放火
作者: 程映虹

[matador @matador91158087]

@zhu0588 張莘夫事件和由此觸發的二二二反蘇反共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轉捩點，但一直被隱瞞和忽視。但中共自己明白，直至幾十年後的六四，楊尚昆還憤怒的說到此事。此事讓中共極為惱怒，總結經驗，加強力量，新成立各種組織，對學生進行滲透。各地地下黨早就做好准備，要搞一場學生運動來報復。這就是沈崇案的背景

[matador @matador91158087]

@zhu0588 1946年上半年的所謂二二二反蘇運動也是由學生自發組織的。這些學生本來是被中共地下黨組織起來抗議國民黨破壞1月31日各方共同簽署的政協協議，卻因為張莘夫事件而臨時改變了方向，變成抗議蘇聯暴行和中共幫兇的運動。此事讓中共極為惱怒，因為他們認為学生運動自古就是自己的專利，所以一直在策划報復

[朱韵和 @zhu0588]

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 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弄清沈崇的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

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刘时平凭记者证，说明情况，传达室才接待，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但正在上课，不多时，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刘时平直接问她：“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那女生听此话，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没有去过。”转身就要走。刘时平问：“你不是沈崇吗？”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学建议，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

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认为：不让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今天来调查此事，非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为找到沈崇本人，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有人告诉他：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他找到14号，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

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

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观察》周刊第1卷21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

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美国解密沈崇案：并非强奸而是自愿性交
作者： 谢泳

图1：1947年1月7日，国立中山大学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朱韵和 @zhu0588]

一件事就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里的形象
歪脖子树：我对周恩来持着一份尊敬。那时候称他为“周总理”。更有人内心充满着对他的亲近感，连那个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总理”。
不幸的是，到美国之后，周总理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 这次破碎得让人心痛。就像你精心收藏的一枚金币，忽然发现它只是一片镀金铅块。 一时间损失了价值的懊恼，上当受骗的气愤，有眼无珠的自责——复杂情感会一起在心里搅动。
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小张突然问我：“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我简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小张冷冷地说：“我过去和你一样，但是一件事就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里的形象。”
小张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份资料。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为了掩盖毛泽东勾结日寇的丑闻，潘汉年做了替罪羊，不许公开申辩。周恩来明知冤枉，却装聋作哑，不敢秉公向毛泽东进言。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伸张正义的总理，有什么可尊敬的？”小张愤愤不平地说。

[Fish @SaltedFishMarx]

@RJDAIGOGO 萧旭岑为了证明马英九因为失智才控告，说“韩国瑜祭孔是2020年”，实际上韩国瑜祭孔是2019年！！！照此逻辑，萧旭岑自己就失智了😅😅😅欺下瞒上拿中共黑钱的赶快去坐牢，不要废话啦！

[loveliberty @aepicure]

@godsavelife @RJDAIGOGO 离谱。马家人凭什么剥夺马英九的自主权。

[loveliberty @aepicure]

@Jueshengshenlan 如果真是温柔而非暴力强迫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大陆也还政于民、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