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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览资源 @grgerwcwetwet]

掏空身体，毁掉青春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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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8月10日，半岛电视台主持人迈赫迪·哈桑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前翻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就习近平的独裁、中国的部长们的失踪及其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包括台湾，新疆，西藏的人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期间，高志凯因丑态频出引发网络热议。
视频1
邝颂晴：你说中国有言论自由，你敢说两个习近平犯过的错误吗？
高：中国应该解决老龄化问题....
主持人：你认���习近平应该为此负责？
高（赶紧改口��：这是整个政府的错误...

视频2
主持人：秦刚去哪儿了？
高：我们毫不留情面对腐败问题
主持人：秦刚去哪儿了？
高：他是我20年的老朋友
主持人：秦刚去哪儿了？
高：他被迅速处置了
主持人：秦刚去哪儿了？
高：你永远不会见到他。
主持人：很多人都失踪了
高：他们失踪我很开心。
主持人：你有一天会失踪吗?
高：到那一天你们记得救我....

视频3
主持人：你刚才说新疆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被关进了集中营？
高：我不知道具体数字
主持人：我们的数据是50万人。
高：这个数字不对。
主持人：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数字不对，你知道有多少人？
高：我不知道。

视频4
主持人：习近平是独裁吗？
高：不是
主持人：但是选票上只有习近平的名字
高：当查尔斯继承了国王，选票上也只有一个名字
主持人：你问错人��，我支持废除君主制。
高：我非常清楚，你不能在英国反对君主制
主持人，我刚才就反对了，你敢在中国说这些吗？
高：你要了解中国的体制....

[AI Will @FinanceYF5]

微软提供 4 款移动 AI 应用程序。

它们在 iOS 和 Android 上都是免费的。

它们让AI可以随身携带。

以下是这四个应用程序以及Paul Couvert的使用方法（如下）：

[zhang haitao @autumnredleaf]

我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偷偷观察江平的腿。他很安然地坐着，怎么也看不出只有一条腿。他曾骑单车去全国人大开会，门卫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个胖老头是全国人大常委，愣不让进。我的“看不出”和门卫的“看不出”，或许不全是因为眼拙？
　　江平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感的人。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一些小饰物，细看才见上面都有字，一个获什么称号的小金杯，还有他70、75寿辰的礼物：一个水晶小座，一个烧了他照片的瓷盘，几张照片，东西都不贵，但有敬爱在其中。小物什森森立着，样样都骄傲挺拔，皆因是“江平的奖品”。江平对坐着满架人生的奖品，细说他一生的三起两落，每每发出浑厚而富于��性的笑。
　　房子的装修风格是西式的，主人的做派也西化：他让我自己倒水��，接电话前先道歉，对稿子的要求是“你认为没侵犯我的名誉权就行”。但采访结束时，他不无艰难地起身，到卧室换了衣服出来，只为配合照张相。在我采访过的人当中，只有最老派的先生，才有这般谨严的礼仪风范。
　　中国政法大学有教授私下里不客气地评价说，江平的历史价值大于事实价值。我把这话告诉江平，他哈哈大笑，连连称“说得对”，又说，历史价值就很好了。他在法律出版社的演讲集，就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嘁》。他的自传，正在“慢慢写”的过程中，他说，其实没什么说的，说来说去就几句话：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不可逆转，他能喊就喊几嗓子，加快这进程，别的事，他也干不了。

　　一起一落，去国怀忧

　　我在大连出生，北京长大，宁波只是老家。过去讲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级职员”。因为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在东北的时候相当于中国银行会计室主任什么的。
　　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读书。当时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都属于思想比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学关系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读了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我想当记者，跟你一样采访提问（笑）。
　　燕京大学有很多学生社团，政治、文艺、学术、社会性的都有，社会性社团就是现在的志愿者，做义工和社会服务工作。我什么社团都参加，还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也搞文艺演出。
　　实际上大学没读半年就解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忙着做宣传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倒谈不上很了解，但是从国民党的腐败来看，我们相当多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
　　最初我报名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手续都办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一个命令下来，把我留下来搞团市委的工作。北京当时组织青训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我在团市委管过文工团，还有段时间在军体部搞体育工作。
　　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1951年，解放后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当时根本没有自费留学一说，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华北局来选派人，整个北京就一个名额，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党的干部，在崇德学过英文，也读过大学，算有文化的，��方面条件都符合。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也是非常光荣的事。
　　去的时候就确定学法律，我自己对法律是一无所知。原来对新闻有感情，后来在团里搞体育，也想过如果学体育多好啊。但是这么想是不对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和安排，国家派你学什么就学什么。
　　我们一共才几个人，先去了喀山大学。喀山大学还是很有名的，列宁曾在那里读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个座位，上面刻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高尔基也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
　　但我们更向往莫斯科，两年后就转到莫斯科大学了。莫斯科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现代化，生活条件跟我们比好得太多了。我们都很兴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也不怎么样，非常一般。毕竟苏联当时战后没多久，到处都有战后的痕迹。我们的好些老师都是断胳膊断腿的，因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战场打仗。不过当时觉得他们真发达，真先进。
　　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幸福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比我低一届的，年轻嘛，感情还是好的，只是在苏联不能结婚，后来回国结的婚。
　　苏联的大学要读五年，我们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一共六年，应该是1957年毕业。可我好强，原来就有英语的基础，在国内又学了点俄语，所以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上学了。头半年的四门课，我后来陆续都补上了。就这样，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来，就这样紧赶慢赶，赶上了评为右派。
　　这件事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太大了。不过，嘿，历史是不能假设，任何人和国家的命运都是如此，如果我没提前回来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右派，不会断条腿，但也许文革又被冲击了。假设西安事变没发��，中国会怎么样？谁知道？谁都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锁链。
　　我回来就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一辈子就在那儿了。我在国外五年，中间不能回国，《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后才到，还不能全看到，所以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完全不了解，一点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运动的训练。回来时正在大搞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我是从苏联回来的，更应该积极。领导当然是动员我，我也觉得自己应该配合，表现积极进步，就写了一个大字报，提了五个内容，大概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要自下而上搞选举之类的，五点。大字报贴出来，开始学校还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就看作是向党进攻。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说，又不光我一个人，全国有五十多万呢，多少人没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后来摘不摘帽都没意义���。我��算惨的。
　　右派分六类，一二三类是极右，在校外劳动，四五六类在校内劳动，我是第五类，降一级，处理还算轻的。说起来，学校对我真的是比较从宽。划右派时还专门开会讨论，说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我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没有任何仇恨，还是革命青年，是党派出国学习的，怎么也反动？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受了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就这么定的性。
　　我一划右派，很快就离婚了。两人的感情当然很好啦，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抬钢管过铁路，不知道怎么就是没听到声音，结果被火车撞了，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出事那地儿离门头沟还有两个钟头，马上拉到最近的门头沟医院，也来不及，就这样一条腿没了。很不错了，一条命是捡回来了。
　　那一年我27岁，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顺利，党派去苏联学习，突然一下，政治上划成敌人，离了婚，腿又断了。都在一年中发生的。感觉整个世界全变了，人生也变了。刺激非常大。
　　1959年我就摘帽了，但即使摘了帽，仍然不能重用，摘帽右派要低人一等。而且人生的巨变已经形成，无可更改了。断了腿后1963年我就开始教书，教俄语。
　　接着就到了文革。长期以来，虽然这样那样的运动不断，但我一直还是相信国家能变好，还是有希望的，但到了文革，是真的比较失望了，当时已经到了中国政治上极左的地步，看不到未来。
　　文革期间主要不是斗我们，我只是陪着斗，轻轻挨几下打是正常的，坐飞机也坐过，但是死老虎嘛，没什么斗的价值。然后就下放到安徽的“五七干校”劳动。北京政法学院文革一开始1966年就不招生了，闹了几年，1972年，学校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就地分配。可是当地不欢迎我们，要我们自已找落脚的地方，我就回北京，找到了延庆一所中学教书。这样一直到了1978年。
　　我第二次组织家庭，是别人介绍的，在1967年。她老爸也是划右派的，算同病相怜。我到延庆时，孩子已经六岁，我带着他在延庆上学。她另外还有一个孩子，还有别的事。就这样过了六年半。
　　在延庆那一段其实还是很愉快的。生活当然很差，但精神愉快，没有什么压力。下面没有太多政治歧视，更认可你的为人，你的水平。文革以前我教书，只能教俄语，不让教马列课程。可在延庆，学校让我教政治课，周总理逝世，我还能在全校作报告，这算是政治上的荣誉了。

　　二起二落，忧谗畏讥

　　我人生的低谷，从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过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在支撑着：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国家确实多灾多难，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做一点什么，让它好起来。从个���来说，自强不息，不能成为弱者。
　　我���时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于怯儒者存在”。无论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让人耻笑，即使因为划右派、断腿受歧视，在业务上人家总还是认可的，认为我有学问、有能力。我从小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写些旧体诗，其中有“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样的句子，现在看当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时候，我自认为还是有能力，但是一点都用不上，我就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闷的时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车底下的那一幕，我这条命就是捡来的，赚了！连这事都经过了，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各种磨难都经过了之后，就不感觉痛苦了。我自己认为对待这件事还是乐观的。装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样。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终究过去还是正规科班出身，又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兴。
　　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
　　1983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子，我当了副院长。1984年，学校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真正��进了宪法。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碗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这样写了，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这几点是我坚持的。
　　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已做得不对。
　　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
　　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另一个。

　　三起不落，宠辱不惊

　　你说到新一代身份证问题，正面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证，这当然是个��题。身份证要表明的什么，这一点不明确。“公民”是宪法的概念，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剥夺了公民权的，但判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合适。
　　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现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
　　至于物权法……它保护私有财产。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宽泛，个人储蓄、生活资料、个人房产、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农民的土地都算，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了。
　　制定物权法的意义当然很大啦，民主推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私权。民主、自由、人权这三个东西是密不可分的。财产权是人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还有经济权。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都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剥夺的话，就失去了��社会上立足、存在的基础。我们长期以来，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可以随便被剥夺。
　　我喜欢说���法精神。原来我说“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后来修改为“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所谓罗马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私法的精神。罗马的私法是最发达的。所以后来罗马法的影响下，有了大陆法国家，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个人的地位平等，对于自己个人的私事（家庭、婚姻、经济生活）能自治，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国家根本不干预，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预、尽可能少地干预。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无孔不入地干预：个人生活、住房、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领导批准，一段时间吃饭都要国家管，必须吃大食堂。而要建立民主社会，就要给予私法自治。对，就是你说的消极自由。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罗马法精神的复兴。提倡市场经济就是减少国家干预。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国家还是管得太多���我们要处理好“国家”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的关系，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市场这只手失灵了，国家这只手要干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但在中国，���场这只手还是比较软。
　　我常说，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革那个时期来说，中国民主和法制终究还是前进的，但这个进程很曲折。这个领导人出现可能快点，那个领导人时又慢一点，那个事情上表现有促进，这个事情出来了可能又倒退一点。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从这一点说，又觉得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还是慢的，应该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自己能吸取教训，内部更开明，更清廉些。
　　民主最好在于监督。我们现在老说完善监督机制，最好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是你们现在做的工作（笑），你们有什么就能说，领导不能压下去。言论自由是根本的问题。
　　我说过，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会兼职，但我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写过正经像样的专著，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
　　准确地说，我是个法学教育者，我更多的还是讲课，演讲，普��法律知识。你说到我的社交活动太多，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大学教授，但并不想限于自己的舞台。我也不是你说的启蒙思想者，不要这么说，但我想起这个作用，尽可能作法学的宣传，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这么一个准绳，我国不同，从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还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们心中确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定物权法，就是对法律物权的一次大普及。

https://t.co/vcRe4atxFd

[新闻调查 @xinwendiaocha]

中共洗脑73年，被教授2分钟戳穿！痛快

[蔡霞 @realcaixia]

习近平高调开会推广枫桥经验，这事真需要重视并警惕。👇是一位网友的短文，我特别转推，推荐网友一读。
我读这文章有点感想，与网友分享：

[Hu Ping胡平 @HuPing1]

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蔡霞 @realcaixia]

不能让李克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请网友们帮忙转推，拜托了🙏。
他们对李克强都敢弄个“心脏病死亡”，他们就可能以任何名义让任何人消失。他们不公开情况而又安排火化，不能不让人有重重疑问。大家都来追究真相，还李克强及他的家人以公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保护自身的安全。否则，天理难容！

[政经鲁社长 @xzzzjpl]

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好日子刚过了一年，真是世事无常……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对流浪狗被屠杀的同情并不是反对对流浪狗的治理，这是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
在处理流浪动物和所谓的禁养动物之前，是否已经做好预案，包括人道的处理流程和大面积扑杀可能造成的病毒传染防控机制？现在看来并没有，只是一场运动式的执法和毫无人道的泄愤式屠杀。
这才是人们反对的根源，压根就不是在争论什么“流浪动物”的危害问题。
动物保护法喊了很多年，遗弃罪说很无数次，造成流浪动物��源的问题不去解决，处理方式就是高价的狗证和隔几年运动式的屠杀一轮，完全没有意义。只是在让变态者欣喜，让普通人心碎。助长这个国家里人们的暴戾和冷血。
你们并不是真的关心���民的生命安全，你们只是在赌气式的运动式的执法，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个要完成的任务，和你们疫情期间随意破门把人拖拽去方舱是一样的行为逻辑。
那么下一次是什么呢？隔三岔五全国到处那么多人拿菜刀杀人，是不是去所有人家里把菜刀焊在案板上？还是直接做全民心理检测，把有心理不稳定倾向的人都抓走？
养宠物本身已经是这个压抑社会里仅存的一点岁月静好的方式，如今，连这点念想也要被剥夺，让最岁静的人都被迫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
人人皆需自保，此为乱世之始也。

[高瑜 @gaoyu200812]

最近鮑彤先生一篇評毛文章《他給老百姓幹了什麼，又給接班人留下什麼》，悄然在國內自媒體流傳。
“說到毛澤東的遺產，至少包括：鴉雀無聲的輿論；永不選舉的政權；三權合作的和諧；設計和製造冤假錯案的流水生產線等等。其中最最重要的，無疑是領導一切的權力，有了它，才有可能成為億萬勞動力和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今天是四通桥事件一周年。
一年之后，彭载舟不见了，四通桥也不见了。
但是种下的种子，已经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向彭载舟先生致敬。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四通桥事件周年: 彭立发仍下落不明 亲属个个受株连 https://t.co/6yH6ljosfp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彭载舟在哪里？】
2022年10月13日，#彭载舟 在 #四通桥 振臂一呼：
“不要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一年过去，呼声在耳，勇士安在？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彭载舟，今天中国会怎样？现在你在干什么？

#您怎么看？

[勃勃OC @bboczeng]

在世界文明眼中，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其实没啥本质区别

都是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统治阶层的特权，在21世纪依然放弃、拒绝现代化的国家

阿拉伯人信伊斯兰教，相信圣战和古兰经

咱们中国人信中医，信秦制，信外儒内法之道

阿拉伯人要和以色列人、异教徒势不两立，要搞圣战，大清洗；要把他们从地球上消灭

咱们和美国人势不两立，认为所有发达国家都是美国人的走狗；要天下大同，消灭资本主义

阿拉伯人要统一巴勒斯坦

咱们要统一台湾海峡

阿拉伯人搞独裁

咱们也搞独裁

阿拉伯人自诩历史��久���其实已经被波斯、蒙古、奥斯曼和现代欧洲国家征服，随后独立

咱们也自诩历史悠久但其实已经被蒙古、满人、现代欧洲国家征服，随后独立

阿拉伯人搞迪拜特区吸引全球富豪

咱们搞香港、深圳、上海特区吸引全球资本

咱们和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区别，可能仅仅在

阿拉伯靠石油续命，而咱们，靠的是工厂和人矿。。

为了石油，欧美和阿拉伯国家媾和，不寻求颠覆他们的制度；

为了工厂，欧美和咱们党媾和，不寻求颠覆中国的制度；

阿拉伯坚持古兰经统治，美其名曰是宗教因素，要尊重当地人的人生活习惯

中国人坚持秦制独裁；对外谄媚、对内压迫；美其名曰是因为文化因素，“这是大一统唯一可行的制度”。要尊重中国人被管的文化习惯。。

要不是人矿和石油对欧美还有点价值

这种落后现代文明500多年的体制和制度，早就

在地球��死绝了

[李幺傻 @liyaosha]

看到这里，我真的笑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请别用你们那套思维来看待我们中国。请大家说说，中国正局级官员涉嫌贪污的，有百分之多少？

[李幺傻 @liyaosha]

只要中国放开电影审查，中国电影的质量和影响瞬间超过韩国。仅仅那些重大新闻：铁链女、唐山被打女、深圳炫富女的交通局领导爷爷、齐B小短裙、许家印的文工团、吸毒女的女儿被饿死……只要拍成电影，立即火爆全世界，哪一部不比韩国电影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