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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min Li 李少民 @ShaominLi1]

养鸟人朱镕基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终年98岁。朱镕基任总理期间力推经济改革，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后阶段，特别是中美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朱镕基的评论，大多围绕他的功绩：国企改革、金融整顿、加入WTO，以及他强势、敢言、雷厉风行的个人风格。
人们对朱镕基抱有特殊好感，还有一个原因：他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当过“右派”的总理。
但这里存在一个概念误区。
1957年的“右派”，并不是现代政治光谱意义上的右派。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被打成右派的人形形色色，其中当然有人对共产党制度提出深刻批评，但也有大量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对党的政策、领导或者具体做法提出了意见。有些“右派”的政治立场甚至比共产党内许多人还要左。
所以，被共产党打成“右派”，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更不等于主张自由民主制度。
朱镕基在政治上并不右，更不反党。六四镇压以后，他很快明确支持中央的定性；他任内取缔“中国民主党”，参与执行镇压法轮功，并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严厉警告“台独没有好下场”。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究竟怎么想，只能根据他的言行判断。就朱镕基的政治生涯而言，没有证据表明他试图结束中共的一党统治。相反，他首先是一个中共高级干部，他的改革是在维护共产党统治的框架内进行的。
理解这一点，也是理解朱镕基最大政治遗产——中国加入WTO——的钥匙。
WTO：谁改变了谁？
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转折。评价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的功绩，至少应该算两本账：一本中国的账，一本世界的账。
中国迫切希望入世，因为它需要国际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西方企业也积极支持，因为它们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低成本生产能力。
但以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经济开放会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会产生中产阶级；有了财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产权保护和法治，最终推动政治自由和民主。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以及后来韩国、台湾的民主化，似乎都支持这条路径。
结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也大规模出现了，民主却没有到来。相反，中共的一党统治今天比二十多年前更加强化。
为什么？
西方最大的误判，是把中共的经济改革理解成最终会走向制度转型的改革。中共改革开放，并不是因为它突然相信自由市场和民主，而是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制度已经陷入困境，开始危及共产党自己的统治。
市场化是手段，维护党的统治才是目的。
如果把中共几十年改革开放学到的经验浓缩成两个字，就是：控制。
市场可以放，企业可以私人经营，人们可以发财，外国资本也可以进来；但是有一样东西绝不能放——权力。
这正是中国与几百年前的英国最大的不同之一。
英国资产阶级的财富逐渐成为独立于王室的社会力量，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和组织能力与王权抗衡，要求产权、法治和议会。
中国的中产阶级却没有这样的独立性。中国人可以买房、办企业，甚至成为亿万富翁，但土地、金融、司法、行政许可、媒体、教育和社会组织都处于党国强大的控制之下。一旦与党发生冲突，很难依靠一个独立于党的司法制度保护自己的财富。
财富本身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只有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财富，才可能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
甚至恰恰相反：在这样的制度下，你拥有得越多，有时越不敢挑战权力，因为你可以失去的东西也越多。
这就是克林顿们没有预料到的中国。
WTO与中国的低人权优势
中国加入WTO的另一个重大后果，是把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接入全球市场。
我把这种制度称为“举国大公司”：共产党如同这家巨型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金融体系、土地制度以及对民营经济的政治控制，协调和支配整个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具有低人权优势。
这个概念由秦晖教授首次提出。低人权本身当然不是经济优势，封闭的朝鲜就是最好的证明。低人权只有与开放的国际市场结合，才可能转化成国际竞争优势。
劳工缺乏独立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私人产权缺乏独立司法的最终保障，社会也无法通过自由媒体、选举和独立组织有效制约政府。这些在国内是权利的缺失；进入全球市场以后，却可以转化为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加入WTO给这种制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同时大量吸收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西方希望利用世界市场改变中国，结果中共利用世界市场强化了自己。
中国人都是入世的赢家吗？
即使完全站在中国人的角度，WTO的账也不能只看GDP。
入世确实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改善了数亿人的生活。但是“中国经济获得巨大收益”和“所有中国人同等分享这些收益”，完全是两回事。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政府掌握土地、金融、能源等重要资源，大型国企控制许多垄断或近乎垄断行业，地方政府又通过土地制度获得巨大收益。企业家和城市专业阶层也从增长中获益，但普通劳工获得的份额相对较少，农民从土地增值中得到的利益尤其受到制度限制。
这又与今天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失衡之一——消费不足——联系起来。
中国拥有远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世界制造能力，但是居民消费能力没有相应增长。国内消费不了的巨大产能，只能转向国外市场。
因此，今天世界头痛的“中国过剩产能”，不能只看作产业政策或政府补贴问题。往下追，是收入分配问题；再往下追，最终是权力分配问题。
劳工和农民缺乏议价能力，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压制，生产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巨大的制造能力不断寻找出口市场，最终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国际贸易冲突。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不足如此难以根治。政府当然可以发补贴、增加社会保障、刺激消费；但要根本改变分配结构，就必须把更多资源和权利从党国、地方政府、国企和其他强势利益集团转移给家庭、劳动者和土地使用者。
这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制度问题。
朱镕基把鸟笼变大了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朱镕基本人。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回忆，他曾建议朱镕基把中国共产党改成“中国社会民主工党”之类的政党。朱镕基回答的大意是不能这样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品牌，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品牌”。这位官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未看到他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朱镕基有能力、有魄力，也确实改善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推动中国加入WTO，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经济，获得市场、资本、技术和发展机会，也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但这一切同时极大增强了中共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带来西方当年期待的政治自由化。
已故中共经济领导人陈云曾用“鸟笼经济”比喻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评价朱镕基，那么他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是：他把鸟笼变大了，把笼子里的条件改善了，给鸟吃得更好一些，甚至允许一些鸟飞出笼子看看世界再回来；但他从来没有打算拆掉这个鸟笼。
所以，赞扬朱镕基的人，如果认为朱镕基最终可能拆掉这个鸟笼，那是一厢情愿；如果认为他让鸟在笼子里生活得更好就是他的历史贡献，那倒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评价。
这就是我对朱镕基的盖棺定论。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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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y @Rocky_Bitcoin]

这周末约中大历史系的博士一起喝茶，正好聊到最近国家严查税务的问题，代入历史角度的观点，还蛮有意思，让我娓娓道来！

他说，读历史读多了，研究历史研究多了，你会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历史如同钟摆，一刻不停，变的是外表，但内核从来未曾改变。

大厦倾塌之前，从来没有人会敲锣打鼓通知你。但如果你足够冷静，会发现历史总是习惯性地提前给你塞三个信号，不早不晚，精准地出现在每一个转折点的前夜。

第一个信号：财产权开始变得不稳定。你以为是自己的东西，不再确定明天还是不是你的。

第二个信号：税收政策开始"带情绪"了。不再是规矩框住的预算逻辑，而是应激的、惩罚性的，甚至是清算性的。

第三信号：资金的流动性被死死按住了。钱宁愿烂在地里、躲进夹层、跨境消失，也不敢在市面上流转。

假如只是单个信号出现，咬牙还能扛。但这"三合一"的组合一旦凑齐，历史的账，就进入最后的清算程序了，这时候尤其要留心。

然后，他按照上述思路，我们一起探讨起了历史，历史为镜，看看这逻辑是否恰当。

第一笔账：明朝崇祯时期，一个帝国的陨落

很多人把明朝灭亡的锅扣在李自成头上，其实真要掰开来看，李自成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头骆驼早就被崇祯朝一块一块地卸光了骨头。

财产权的崩塌，是从"三饷"开始的。

崇祯元年1628年，为了对付东北的后金和国内的流民军，朝廷开征"辽饷"，后来又叠加"剿饷""练饷"。三项合计，每年从民间加征白银大约2000万两以上。

这在一个正常年景全国税收也不过四五百万两的农业帝国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帝国把民间往死里抽血。

更要命的不是税额，是征收方式。朝廷给地方官下指标，完不成就摘乌纱帽、甚至砍脑袋。地方官顶着这把刀，只好把压力转嫁给士绅地主：你家地多，你来凑。于是整个崇祯年间，士绅阶层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逻辑反转，家里越有钱，越是朝廷的靶子，也就越危险。

这种逻辑一旦成立，精英阶层对帝国的最后一点忠诚就开始加速蒸发。

税收带情绪，是从"按需勒索"变成"定点清算"开始的。

正常的财政税收有其内在逻辑：按田亩、按商贸流水、按固定比例，可以预期、可以规划。但崇祯年间的税，已经完全失去了"契约"属性，变成了一种应激反射，哪里冒出危机，就去哪里薅羊毛。

更绝的是，你把税乖乖交了，并不换来安全感。朝廷拿到钱后会反推：你能交这么多，说明家底还厚着，再过两个月，继续要。这形成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诚实税"，越顺从越暴露，越暴露越危险。

到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直接对京城官绅展开"追赃助饷"，酷刑逼供、拉网清算，被拷掠出来的白银据说多达七千万两。这已经不是税收了，这是一场由流民军执行的、以公权力背书的大规模财产掠夺。

流动性死锁，富商开始埋银子隐藏资产。

崇祯年间，民间出现了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现象：大规模的银两窖藏。士绅和商人宁愿把真金白银埋进地下，封死，让它"消失"，也不愿让它以任何可见的形式存在。

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显而易见，白银一旦流通，就会在账目上留下痕迹，留下痕迹就意味着你是有钱人，是有钱人就等于成了下一个目标。

于是货币停止了流动，商业活动萎缩，工匠、商人的生计随之断裂，失业的底层人口以百万计地流入了流民军的队伍。流动性死锁的后果，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最终会变成军事问题。

三张牌全部亮出，1644年甲申年，北京城破，一个运行276年的王朝，用三个月走完了最后的程序。假如您看过《明朝那些事儿》，或许更加唏嘘不已！

第二笔账：清末，本国居民变成二等公民

如果说明末是一个帝国把刀架在自己人脖子上，那清末则更加荒诞，它演变成了外国人的财产比本国人的财产更安全的奇景。

财产权的二元化，始于甲午战败。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背上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年总和。朝廷没有钱，只能向列强借款，比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俄法银行团……借一笔，抵押一批关税或矿权；再借一笔，再抵押一笔。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被授权"就地筹款"，实际上拿到了几乎不受约束的地方征用权。于是可以征用的，一样一样被拿走；不可以征用的，也想方设法被拿走。

但最讽刺的事情出现了，外资企业和买办商人，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领事裁判权背书，清政府轻易不敢动。反而是毫无保护伞的本国士绅和商人，成了最好薅的羊毛。

当"做本国人"的风险远高于"挂洋人名下"，精英阶层开始疯狂地把资产托庇于洋行、英资公司、外国教会名下。这不是崇洋，这是理性的自保。这可能是有史可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系统性"资产出走"的案例。

税收变成了还债机器，始于庚子赔款的天量压榨。

1901年，庚子赔款落地：4.5亿两白银，按西方国家人口折算，是"每个中国人赔一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亿两。

清廷拼命扩充税种，"厘金"制度走向极致，货物在国内运输，每过一道关卡就被抽一层，有时候从上海到汉口一段路，要被剥七八次皮。据历史学家估算，晚清商品流通成本中，关卡厘金的摩擦损耗占到了总成本的30%到50%。

这些税不是用来修路、办学、强兵的，它就是一台吸血机器，把民间积累的财富通过层层官僚系统抽走，最终流进列强的口袋里。税收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公共契约"属性，变成了赤裸裸的转移支付，从中国老百姓身上，转移给西方债权国。

资金外逃，走的是租界和南洋两条路。

面对国内的资产不安全感，晚清有钱人的选择出奇地一致：钱，往安全的地方搬。

上海租界的银行存款在庚子之后暴增。香港汇丰银行的华人存款在1900年到1910年间翻了数倍。南洋的华侨商业网络形成了庞大的地下汇款通道，资本在主权版图之外悄悄流转。据估计，仅1900年前后十年间，从国内流向香港、南洋的民间资本，保守估计超过数亿两白银。

更深远的后果，当商业精英和地方士绅对朝廷彻底失去信任，革命党的融资渠道反而在海外华人社区里畅通无阻。 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南洋华侨的秘密捐款，那些钱，本来是可以留在国内流通的，是清廷的税收逻辑和财产逻辑，亲手把它们推到了革命那一边。

三张牌再次齐齐亮出，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清王朝的最后结算，只用了不到四个月。

历史的齿轮，从不是突然断裂的。

两场覆灭，相隔267年，但剧本惊人地相似：

都不是某一天突然就崩了。 都是先让财产权变得模糊，让有产者感到不安； 然后让税收变成带着情绪的惩罚，让顺从者感到危险； 最后让流动性完全冻结，让整个社会的经济引擎慢慢熄火。

三个信号各自缓慢地积累，某一天，它们同时到达临界点。

在那个节点之前，人人都说"还可以的，还没到那一步"。 在那个节点之后，人人都说"早就知道会这样"。

真正读懂历史的人明白：那中间的这段沉默，才是最贵的信息。

当一个时代开始让人们不敢持有、不敢流通、不敢相信明天，那些足够聪明的人已经悄悄开始做自己的准备了。

历史从来不通知你。但它一直在给你塞信号。你看没看见，是另一回事。上述交流，仅做探讨！

最后朋友提示我，海外身份和资产，早做准备！🧐

[蔡霞 @realcai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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