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coln6E

@e_lincoln6

與人為善，嫉惡如仇；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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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lock

@datasuki_intj

7 days ago

日本右翼近年来持续炒作“外国人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临时的选举口号，也不只是对个别违法事件的被动反应，而是一项有步骤、有收益、并且能够不断自我强化的政治工程。先说结论：当今的日本需要外国人，但是又必须不保障外国人的任何权利。不是因为外国人真的构成了足以威胁日本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而是因为一个不断衰退、又无力解决自身结构性矛盾的统治集团，必须制造一个比自己更容易被憎恨的对象。日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长期经济停滞，是实际工资缩水，是年轻人看不到上升空间，是社会保障体系把越来越沉重的成本转嫁给劳动人口，是地方持续空洞化，是大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受到保护，也是执政党多年积累的腐败、无能和责任逃避。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外国人制造的。恰恰相反，日本在少子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现实下，一边依赖外国人维持物流、建筑、护理、餐饮、农业和制造业，一边又在政治上把他们塑造成侵占资源、破坏秩序、威胁安全的对象。这不是逻辑矛盾，而是赤裸裸的双重利用：需要你劳动时，你是“宝贵的人才”；需要转移矛盾时，你就是“造成不安的外国人”。他们既要外国人的廉价劳动，又不愿给予外国人平等的社会地位；既要外国人填补日本人不愿从事的低薪岗位，又要让本国民众相信，生活变差是外国人造成的。这是一套极其精明、也极其卑劣的统治术。其第一目的，就是替执政者制造替罪羊。当政府无法解释为什么税负越来越高、收入却没有改善时，它可以谈外国人滥用福利；当住房和土地价格上涨时，它可以谈外国资本购买日本土地；当治安焦虑出现时，它可以反复播放少数外国人犯罪的画面；当公共服务承压时，它可以暗示外国居民正在“占便宜”。所有这些叙事都遵循同一种模式：将复杂的结构性失败，压缩成一个具有明确面孔的敌人。于是，人民不再追问是谁设计了失败的经济政策，不再追问是谁保护垄断和既得利益，不再追问是谁拖延社会保障改革，而是开始盯着便利店里的外国店员、街上的外国游客和邻居中的外国居民。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人隐身了，最缺乏政治权力的人却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这不是治理，而是诱导社会向下施暴。第二个目的，是摧毁社会对阶级和利益分配问题的认识。右翼最害怕的，并不是日本人与外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最害怕的，是普通日本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对手并不是外国劳动者，而是长期压低工资的企业、把风险转嫁给年轻人的制度，以及依靠民族主义逃避问责的政治阶层。所以，他们必须把纵向的利益冲突伪装成横向的民族冲突。他们要让年收入三百万日元的日本劳动者相信，自己的敌人不是掌握资本和制度的人，而是另一个收入更低、权利更少、随时可能失去签证的外国劳动者。他们要让年轻人相信，自己无法结婚、无法买房、无法养育孩子，不是因为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失败，而是因为外国人“抢走了资源”。他们要让普通人产生一种虚假的民族优越感：即使你在经济上没有尊严，至少你仍然是“日本人”；即使政府无法改善你的生活，它仍然可以承诺保护你不受“外人”侵害。这是最廉价的政治补偿。当政府无法给民众更多财富、机会和未来时，就给他们一个可以蔑视的人。第三个目的，是制造一种永久性的敌我关系。右翼并不需要证明外国人整体造成了什么重大损害。他们只需要源源不断地寻找个案，将每一次外国人违法、失礼、冲突甚至文化差异，包装成“日本正在被破坏”的证据。日本人犯罪，是个人犯罪；外国人犯罪，是民族问题。日本人钻制度漏洞，是个别现象；外国人钻制度漏洞，是整个移民制度已经失控。日本游客在海外失礼，是个人素质问题；外国游客在日本失礼，则被描述成文明冲突。这种叙事从来不追求统计意义上的真实，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理解现实，而是生产恐惧。它需要的是让“外国人”这个词本身逐渐与犯罪、混乱、福利滥用和国家威胁绑定。一旦这种条件反射形成，政治就不再需要证据。只要某项政策被冠以“保护日本人”“维护秩序”或者“防止外国势力”的名义，公众便会自动降低质疑标准。措施是否有效、是否合比例、是否侵犯权利，都可以被“安全”两个字掩盖。而这正是整套工程最危险、也最核心的部分。右翼最终想要的，并不仅仅是赢得几场选举，也不仅仅是限制几个外国人。他们真正需要制造的，是一个失去政治判断能力、只会对威胁叙事作出条件反射的社会。他们要训练民众接受这样一套逻辑：只要国家说存在威胁，证据就不再重要；只要对象被定义为外部敌人，程序正义就可以暂停；只要政府声称是在保护多数人，少数人的权利就可以牺牲；只要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权力扩张就不应受到质疑。外国人只是最适合被用来完成这场训练的第一批对象。因为外国人选票少、组织能力弱、社会话语权有限，而且容易被塑造成“不理解日本文化”“不遵守日本规则”的异质群体。针对他们实施差别待遇，社会阻力最低；借他们测试公众对监控、排除、行政裁量和权利限制的容忍度，也最为安全。今天以“外国人管理”为理由扩大政府权力，明天就可以用“国家安全”限制媒体和社会运动；今天以“维护秩序”为理由削弱外国人的程序保障，明天就可以在所谓紧急事态下削弱所有人的程序保障；今天要求外国人无条件服从，明天就会要求所有国民无条件服从。所以，排外主义、修宪、紧急事态条款、军事扩张和国家主义，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议题。它们共同服务于同一个方向：让国家权力变得更强，让个体权利变得更弱，让社会越来越习惯服从、排斥和沉默。从最大恶意来看，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团结、自信和理性的日本，而是一个被恐惧控制的日本。他们需要民众愤怒，但不能让愤怒指向统治者；他们需要民众团结，但只能团结在由国家划定的敌人面前；他们需要民众关心政治，但不能拥有独立判断和制度意识；他们需要民众感到危机，因为只有持续的危机，才能为持续的权力扩张提供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不断寻找敌人。外国人不够，就炒作中国；中国不够，就炒作朝鲜；外部敌人不够，就把国内批评者描述成“不爱国”“破坏秩序”或者“受外国势力影响”。敌人的具体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必须永远处于被包围、被侵害、必须服从强人和国家机器的心理状态。至于普通日本民众，问题并不是他们在生物意义上比其他民族更愚蠢，而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了一种尤其容易被权威利用的环境：服从群体、回避冲突、崇拜规则、惩罚异类、依赖空气、对政治冷感，却又对“不给别人添麻烦”和“外国人不守规矩”表现出近乎本能的道德愤怒。这种环境培养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智力的人，而是大量习惯于把判断外包给社会气氛、电视节目、政府措辞和周围多数意见的人。他们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精明，却在政治上极其幼稚；可以对一张报销单反复核对，却不会追问政府提供的犯罪数据是否有比例和基准；可以因为外国人一次不分类垃圾而义愤填膺，却能对执政党长期的政治献金丑闻表现出惊人的健忘和宽容。这不是单纯的无知，而是一种被社会化出来的选择性判断能力：对弱者极其严格，对权力极其宽容；对外国人的小过错无限放大，对统治者的大失败迅速遗忘；在日常规则上表现出道德洁癖，在国家权力面前却放弃原则。右翼正是在利用这一点。他们并不需要让所有人相信每一个谎言，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对外国人产生模糊的不满，让多数人对歧视保持沉默，让反对者因为害怕被指责为“不顾日本人利益”而自我审查。政治上的恶，从来不要求全民狂热。它只要求少数人煽动，多数人冷漠，制度逐步配合。因此，所谓“外国人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入口。真正的目标，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更加封闭、更加服从、更加军事化，也更加容易被少数权力集团操纵的国家。外国人是第一批被摆上祭坛的人，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批。一个社会一旦接受可以为了“多数人的安心”而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就已经承认权利并不是权利，而是国家可以随时收回的恩赐。而一个不断需要敌人才能维持团结的国家，也不是什么强大的国家。它只是一套已经失去治理能力的权力机器，试图通过制造仇恨，延长自己的寿命。这样的日本，已经一只脚重新踏进了军国主义的泥潭。当它彻底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一天，就是这个国家命运终结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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