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两���被开除党籍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
杜岗,1922年生,山西运城万荣县七庄村人,富农出身(70亩地),中学文化,1941年加入国民党,为国军阎锡山部队排级干部。1944年被解放,送入抗大中条山大队学习马列,1945年12月加入共产党;因保护仍为国民党的大哥,曾经被留党察看处分。第五次战役时为60军180师538团副参谋长;缴获文件显示,在此之前杜岗曾经担任过3营营长。指挥沙岘之战后没几天,他于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大溃败中被俘。1951年5月27日那天,180师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刚结束,他就接到参加会议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的电话,要求他“迅速组织一部分骨干,以便掩护团领导突围”(《安德舍笔记》)。分散突围中,杜岗与538团卫生队医助李传通等6人一起被俘后,化名杜资明,当场并未暴露身份,因为他拟以战士身份藏身化名秘密���导斗争(《考验p208》)。张泽石《战俘手记》亦称:在水原,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正要开口喊“24 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
显然杜岗的熟人并非只有张泽石一人,在战俘营杜岗还撞见了被俘的538团炮兵见习参谋高文俊(黄埔23期,解放战士)。杜令高文俊不要指认他,并要求高盯住其他的被俘人员。高冷言道:“我不认识几个人,你另请高明吧。”杜恼道:“希望你再好好考虑,给我小心点!”(常成p185)。高文俊确实没有揭露杜岗的身份,他被迫多次深入北朝鲜刺探情报、九死一生后去了台湾。
杜岗由于其职务较高,成为亲毛战俘中排名第4的头领(赵佐端、魏林、孙振冠之后)。一些身份暴露的干部遭到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的“活阎王”、反共战俘李大安的毒打���杜岗的几颗门��被打掉。在美国国务院“神秘人物菲利浦”(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98)的介入保护下,1952年2月底将其转移到亲共的第71号战俘营“小延安”(常成p200)。菲利浦▪曼哈德即Philip W. Manhard,但中方战俘认为他是“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德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德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记者名义自由出入战俘营”(《考验》p4),抓特务抓错人了,Manhard更不是什么少将。杜岗当然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内在回国战俘营发挥了幕后领导作用,担任总党委副书记。
1952年9月,杜岗在济州岛战俘营被李小广指认(《厄运》p350),后和其他领导骨干一样,与普通战俘分隔关押。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8月13日人民日报《归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揭露》一文称:“美军还囚禁着王芳[赵佐端]、魏林、杜资明[杜岗]、李彦[马兴旺]、李德才等十二名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显然是怕敌人扣人,当然这种担心的多���的,当时中方也还扣着一些美军战俘。就过了一天,8月15日人民日报终于称:十四日对方遣送给我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七名[即杜岗、时占魁、赵年智、刘金石、丁先文、边世茂、连耀生],并没有再提杜资明。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的杜岗,与魏林等出头干部相似,处分是“丧失立场屈服,暴露机密,污蔑领袖,口头表示去台湾,叛党失节。但有改正行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也就是说,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杜岗就不被解放军承认了,原因就是其党员身份和团内职务暴露,而且他在“自我交待”中承认曾唱过“耶稣歌”,自己上纲为“丧失气节”(《战俘纪事》),结果处分加重。不过杜岗没料到的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杜岗以营级以上干部身份转业鞍钢建设第二矿山公司担任科长后,���知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后,1956年又重新���党。随着最高领袖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杜岗全家堕入深渊。一次,杜岗未成年的儿子杜剑虹/杜建虹在和小伙伴玩耍时,从废铁堆里捡到一支锈枪,结果被怀疑“叛徒、反革命的儿子从小就学习使用武器,目的不纯”(《战俘纪事续》p204),显然这只是一个整他的借口。在最高领袖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他被打成叛徒,长期受到审查,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子女亦受到株连(《万荣县志》p841)。1964年四清运动,杜岗被打成鞍钢二矿“宗派反党分子骨干”。1966年他又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上老虎凳、跪炉灰渣,吊起来抽打,把细铁丝吊着大而厚的铁牌子挂在他脖子上。儿子杜剑虹看到:杜岗脸庞被画成黑的,头发被剃掉,由脑后伸手抠鼻孔,画上黑墨还不算,还要再戴上大高帽;把双手剪绑起来,再拉到会场……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是什么意思[可怜的孩子,应激成了色盲](《忠诚》p212)。下图为封疆大吏“兔儿爷”任仲夷受类似私刑 photo by李振盛
杜岗虽然是条铁汉子,毕竟李大安的毒打都扛下来了,但专案组人格和肉体双重的非人酷刑能不能折断他的脊梁呢?杜岗不像刘师秀那么容易被自杀。他的妻子吴素英,是位来自老家山西万荣县小脚女性,也是个老革命。她让不满10岁的儿子杜剑虹给杜岗带信:“千万不要想不开,要正确对待这场运动,相信组织、相信党!(《重围》p326)”杜岗终于挺到了1976年。就在最高领袖驾崩前半年,3月的一天,在山西省河津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一位出差途中的中年乘客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上面写着:“杜岗,山西省河津铝厂行政处副处长”。20日河津铝厂举行追悼会时,不料祸从天降。吴素英道:“厂里有人取回档案,说杜岗是叛徒,砸了追悼会,撕毁花圈,扬言刨墓验尸,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迫害,盯梢监视,暗中动员邻居不要和我家接近,造成恐怖局面,企图将我全家置于死地”(《忠诚》p237)。负责干部立即宣布杜岗是叛徒,因“被俘罪”不许办理丧事、不准悼念(《考验》p344),再次开除党籍,并开除军籍。
吴素英这位小脚女子,只能丢下6岁的小女儿,带着儿子杜剑虹上访。在北京,儿子杜剑虹曾独自跪倒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冤”字。见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杜剑虹急忙先横倒车前,再一边跪着、一边举起冤字牌,警卫边劝边拉,高级轿车哧溜开走了,“告御状”计划未能实现(《重围》p328、《忠诚》p236)。靳大鹰在《战俘纪事》中曾斥其他上访的志愿军战俘:“一些被俘归来人员,出现在街头上访闹���的行���里,为几块钱的工资竟毫无顾忌地四处骂娘,读着这些人的信,你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在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共产党员之手!”这上访的尺度还真不容易掌握哩。1980年终于平反政策出台啦!不久吴素英去世,党也为杜岗第二次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45年算起,杜剑虹进入编制当上了干部。
志愿军战俘结局:子子孙孙不断跟他吵下去
The Finale of the Last Issue of the Korean War Truce Negotiation
1954年1月27日,离开中立区解释场的绝大多数原志愿军战俘已经到达台湾。2月1日《人民日报》叫骂:「如果战俘继续留在[中立区]东场里,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美国侵略者就会连吹嘘可怜的“心理战”的所谓“胜利”的最后一点���钱都没有了。为了捞住这笔“宣传资本”,为了给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一批炮灰,美方竟用武力劫持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即便经���“甄别”和“解释”,仍然用脚投票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靳大鹰《战俘纪事》的幻想),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台湾呢?
第一种情况,以王尊铭、王顺清为首的数百反共战俘骨干,显然他们回大陆是死路一条、外加株连三族满门发配。按1953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方将“已查明部分特务的名单(包括464名特务)提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批人至今还假冒战俘身分在战俘中称王称霸”。他们相当于反共战俘营中排级及以上干部,这个人数虽然只有总数的1/30,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说服能力很强,主导了多数战俘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原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的人数约为4410人,占总数的30%(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臺之研究》)。例如���一夫回忆道:“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斗。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原27军某炮兵连排长崔玉山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回忆道:“其实很想家,但又不敢去想,我知道回去的话不只自己很危险,还会拖累家人受罪。我就算不刺字,也不敢回大陆。因为做俘虏兵就是不光荣,国家会觉得这世丢人的事。... 1月20日清晨我们出来,印度人给我们指两条路,回台湾和回大陆,不同的方向。为了生存,我坚决要来台湾”(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谭兴东、刘朗、王建国也都是在八路军/解放军中革命了十年八年的营级干部,但他们各自双亲中,至少有一人在土改、清算中被处决或斗死。像黄飞虎、伍子胥一样,他们决心与新中国决裂。他们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都是供日本兵享用的,对己方被俘人员狠着呐。
第三种情况,国军旧部、解放战士,“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 人,占總人數的66%”(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66%的比例很正常,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李茂仁回忆道:“想回家,可是在国军里头呆过的,你要是回大陆,就被枪毙了、活埋了!能回去吗?没有在国军呆过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样子,就回去了。我回大陆探亲时就遇到当年战俘营一起工作过的,他曾是共产党。他回到大陆,先在西北开荒2年多,家里没有消息,不让通信,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斗争”(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2)。不管他的认识对不对,很多解放战士经历过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清算镇压,奉命从8岁开始写简历,交代祖孙三代成分等运动后产生了后怕。解释代表、50 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杨守沫描述为:“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
第四种情况,已经刺了字,断绝了后路(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交集)。黃樹華回忆道:“我扎了字不能回大陸去。我回大陸幹嘛?共產黨我是知道的,我在共產黨的部隊做了好幾年,我怎麼不知道?他那��很厲害的。大陸上不自由。沒有共產黨的條子,村莊也出不���,要路條。沒有路條,那些小王八蛋把你包圍起來,把你抓到鄉公所去”(榮民文化網)。叶树华控诉:“刺了字,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不刺青,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而那凤武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BBC吕嘉鸿)。
还有一种情况,随大流。大多数人在集体管控生活下,盲目跟随上头的指示、或是迫于团体的压力不得不跟着行动(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88)。陳長安称:“在韩国当俘虏的时候,经常想着家人。自己离开多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之所以决定到台湾,一方面是家人生死未卜,另一方面因为几个朋友都说要去台湾,大家有伴,遇到事情也有个商量”。缪子章称:“自从被共产党骗到朝鲜以后,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了。在战俘营���们出公差,警备队长是共产党(高攀,下场很惨;见前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鼓励大家拒绝去台湾。我这个班9个人,但最后却有6个人来台湾”(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
大陆方面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他们的个人选择,故将去台人员划分为两种:“去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5个营干,30多个连干,300多个排干。这些变节分子一种是本质反动的蒋匪,一种是眼睛狭隘、农民出身的农民兵,在革命部队时间长短不一”(《重围》p209),赤裸裸歧视农家子弟,太自恨了吧。从“解释”期间听取过中共代表“解释”的6个营场的结果来估计,在进入中立区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约6%是想回大陆的。在“解释”期间,共有440人通过各种途径得以遣返,那么估计另有约400人受到反共骨干分子的挟制,不得不去了台湾,类似叶树华、趙英魁���冉宏图。賴名湯自己也明白,在抵台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一定数目的非亲台者,“要注意有��共諜分子的滲透,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賴名湯先生訪談錄》)。王昇认为:“若干共產黨人竟隨著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起進入了義士村,並在義士村内搞「被俘後的鬥爭」”(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7)。在1954年1月底大队人马到基隆上岸时,蒋经国的一位幕僚就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知道其中有少量的中共间谍在内,我们会找出他们并晓之以理。如果言辞达不到效果的话,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TIME 19540201 “FORMOSA: Heroes’ Welcome”)。
老实说,蒋介石身边上至跟随多年的亲信、下至端茶送水的勤务,曾被共产党渗透了个遍。如今蒋介石像防贼一样提防新来者,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到1954年4月初,“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已查出“匪嫌份子八十一員,頑劣份子三十四員,均經分別派員處��另案呈核”。趙英魁回忆:一名叫李国安的“反共义士”曾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为生,说话不算话,到台湾后让他当工兵。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李国安和赵等结拜兄弟,结果五人被控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欲上阿里山打游击。赵英魁被关了十年,李国安被判死刑(《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孤岛》p156)。总体而言,国军对被俘共军态度算是不错,在金门,要回大陆的送你回去。253团政委陈丽华/陈利华攻打金门时被俘,留在台湾也没被打压迫害,官至国军上校,直到陈丽华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机密破漏后才被枪毙。
崔玉山在第五次战役大溃败中因伤病被俘,“担架队急忙把我丢在汉江[27军后撤绕道华川水库以东,此处疑为昭阳江]边上就跑走了。一个美国兵,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就背我到一个军医院���一个姓雷的翻译官说:你命大,还好遇到美国人,如果遇到韩国人,肯定把你丢进江”。崔玉山曾是共产党员,1954年2月在杨梅兵营,国民政府宣布:“如果你是共产党,请自动报名上来,政府不会亏待你,不用害怕。但是不报名,往后会对你不利。过几天参加脱党大会,就算清白了”。但从军后实际扔在监视之下,一出军营就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一路跟踪。山东同乡的排长是好人,安抚崔道:“我信任你,半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正大光明,不用担心。国家为了安全,监视你也正常”。1960年代老崔退伍后当上了人民教师。崔玉山的老乡/战友董恩河当年在江边眼看他不可能过江了,回27军报告:我亲眼看见他因伤牺牲。这样崔玉山就成了烈士。山东滨州大有崔村村民都为他惋惜和感到光荣,只有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死在朝鲜。崔大妈逢年过节会去黄河大堤��喊一嗓子,仿��小时候一样,贪玩的孩子听到后就会回家吃饭。直到1989年母子相见,“她说她一直都相信我还活着” (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98) 。
去台战俘谷辉回顾以往:“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过大陆,当过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VOA李肃)。张一夫思道:在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我却很幸运���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美军翻译的台湾记者黄天才告诉张泽石,自己当年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更多的人去台湾发展,后曾因见到来台“反共义士”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估计是从反共抗俄的刺青看出来的],直到读到张泽石的《孤岛》,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多战俘的遭遇更为凄惨。被俘的538团政委赵佐端回忆:我们所有被俘归国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人不得已离乡出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历史的回音》p476)。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记录了440多名归国战俘的情况,收集整理成《安德舍笔记》:“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书记李鸿忠的断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宿命。靳大鹰记录了一名回大陆的战俘:「在中立区解释时,他选择了回国的道路。198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破棉衣(一位作家形容为全身飞满白蝴蝶——多残酷的比喻),拄着一根木棍子,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一副老态龙钟、令人心酸的样子:1968年6月,公社革委会和民兵连,对我进行捆绑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前面挂着“��敌叛国分子”的黑牌,游斗三个小时。我连走带扒(爬),扒(爬)进了革委会,我向李主任说明我是负伤被俘的,李主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讲理。我全家五口跪在李主任面前,哀求李主任不要把我抓去吊打了,他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到李主任面前跪过多少次」(《战俘纪事》p225)。
被俘过的小兵如此,那么那些劝说他们回到祖国的高级干部呢?1953年9月4日,双方没有过招前杜平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号召:“解释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把它作为打击我们的唯一政治资本。如果通过我们解释,大多数被俘人员返回祖国,那么美帝的唯一资本就输光了!” (《见证》p58)。如今幕布已谢,1954年1月26日杜平作总结报告:“这次打的政治仗...我们没有解释回来多少人,可是,我们却得到了理。美蒋赤裸裸地把战俘用电线��绳子串绑着劫持走。这是美蒋特务对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恐���控制的结果!...祖国对被俘同志依然关怀,祖国对他们始终广开大门!”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因最高领袖听信谗言被打倒,“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温玉成],小雅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温玉成女儿替父亲表达的歉疚》),这就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战友情?杜平连自己的家庭都保护不了,他如何兑现对被俘人员的承诺“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盐城第一才子乔冠华嘴巴最硬:“人虽然未能争取回来,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交代,就是胜利!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美帝这次又欠了我们一笔人权债,这笔债非讨回不可!少一个都不行。不还就吵!子子孙孙一直连续不断地跟他吵下去!”(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p297-8,《见证》p306)。美国籍肥婆洪晃的干爹乔冠华后来被打入冷宫,罪名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乔冠华同他的老婆章含之反对周总理,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李先念《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12.2),瞧这一家子的人品哦 。
1954年4-6月间的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用于谈判朝鲜战争未尽的议题。周恩来开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4月1日被劫走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 朝鲜代表南日对战俘遗留问题却根本不感兴趣。“南六条”(195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条就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其他五条也与战俘无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南日显然管不了美国,可他动得了志愿军啊。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部将到该部驻地附近视察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扣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王平回忆录》p493未具名)。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半岛和平共同宣言草案”也与战俘���题无关,“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僵硬和顽固,没有���成任何协议”(《黄华回忆录》p97)。因此,志愿军战俘议题从此从公共舆论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要求美国作出逐名的具体交代,并追回所有被扣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4年1月“解释”期结束后,有21名美国人加1名英国人选择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亲身经历了最高领袖的全过程民主后,至1960年代,已有19名赶紧润回了美国或欧洲。有1人(Rufus Elbert Douglas)早在1954年6月就病死在大陆的利群医院,有2人最终一直留在了山东(即James George Veneris和Howard Gayle Adams)。老温Veneris是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最早受益者,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先后有过三任学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永远留在了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