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rongard's tweet photo. 虎将宋时轮：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的科学真理
Tiger General Song Shilun’s Scientific Prediction to Conquer Taiwan
为了攻占台湾，1949年7月20日粟裕、张震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7月30日粟裕电告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20军、26军、27军、23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27军苏灿杰记录道：“遵照9兵团7月24日命令，28日27军各师陆续离开上海市区移驻松江一带”。20军59师175团的郑学鑫回忆，部队退出上海到了昆山。20军60师到了罗店。26军229团的潘文根回忆，离开市区到了奉贤；26军230团9连的李家寿回忆，撤出到了郊区大场；26军233团周来清回忆，退到了马桥 。随后各军在上海周边沿海一带展开。20军最北，位置为浏河-宝山-崇明南堡；26军在浦东，分布在吴淞口-高桥-胡家桥-东沟-黄家湾-奉贤钱桥等地；27军在沪浙交界处，金山卫-乍浦-平湖-海盐；23军最南，先移到川沙再驻防海盐-海宁段。30军89师先驻黄渡，后去浏河，加入20军。
此番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麾下12个师，统雄兵十六万，战将千员，欲会渔于台澎，讨伐蒋匪，[1967年陶勇像珍妃一样被投井，27军老政委刘浩天立即宣布：“陶勇畏罪自杀，是叛徒，死有余辜！”，没过几个月刘昆（刘浩天的原名）及其党羽又把陶勇妻子朱岚给嫩死了，赶尽杀绝，老刘下手太狠]。叶雨蒙记录道：“20军在浏河、宝山、吴淞口准备渡海作战。练习登船下船，抢滩登陆，练习防晕船，游泳泅渡。训练回来，大米干饭管够，就着煎鱼、炖肉、青菜...”。20军59师175团宣教股的沈政回忆道：“在江苏太仓练兵，每晚乘木船在长江上漂浮，作适应海上晕船的锻炼” 。26军229团���2连的李福祥回忆：当时号召吃生姜防晕船。20军179团8连的曾河江回忆，每天水上训练为6个小时：上午8-11点，下午13-16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0430 起床号，至0630 为早操，0700 早饭，0830-1630 为训练时间带中饭，1730 回营地，1800 晚饭，1900 生活讨论会，2100 熄灯。27军236团9连的楼益民回忆，他们的日程是：0500起床号，0510早锻炼或射击，0600早饭，0630开始为游泳、两栖训练，1140中饭，1200午休，1400文化课，1630晚饭，1700劳动生产，1830生活讨论会，1940点名，2000熄灯号。20军58师后勤处的邓喜元回忆：要求负重（枪弹、手榴弹、食物等）后能游200米以上。26军229团5连张喜义回忆：武器遇水后为了防锈，采用2份加热冷却后的花生油和1份煤油混合作为防锈剂擦抹。东北后勤高级干��李聚奎称：“九兵团攻台谁备工作中，曾在上海试制一种压缩罐头，每人一盒可供一日用”（1950年12月13日《战勤工作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总之大家过得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由于部队数量庞大但船只缺乏，各部分头进行两栖训练的船只并不统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29团李福祥回忆，2营训练用的是6艘10*4米的木船（运50余人）和10艘8*3米小木船（载一个先头班）。230团李家寿回忆，3营训练用的是3艘大渔船（每艘载：一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迫击炮班）和6艘铁登陆艇。而26军230团1连的向明光回忆，1营训练用的是4艘18*5m马达大木船、2艘15*4m马达木船和20艘12*3m木帆船，要求夜间上下船无声迅速有序。20军180团机1连的谭志成回忆，该连用的是3艘20*4米木帆船，全团合练时有36只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该连使用6艘8*4*1.5米的军用船，船壁是钢板，内木支架，有船用马达，有前后舱门可打开，每艘载2个班。26军233团1连的周来清回忆，该连使用1艘20*6*1.5米大木船，有发动机，可载一个连，有可供重机枪和60mm迫击炮的平台；他还看见江南造船厂造的载100人的小木船停在虬江码头，以及美蒋留下的LST登陆舰停在高行和吴淞口。26军89师265团的方善喜回忆，团里有5艘5*1.5*1米快艇，时常载团首长和3名苏联教官，船速非常快。27军241团警卫连的李金山回忆，有时就在岸上训练，在沙滩上画出8*2.5m木船轮廓，每个排50人训练一路纵队上船，上船顺序3班-2班-1班，班长最后上，第一个下。船头放两挺捷克机枪，船尾一挺。下船时，1班和2班同时跳下，3班断后。张青、周来清和26军234团机1连的钟乃壮都记得在虬江码头和仓库看见日军或国军留下的两栖���克，有时候苏联专家在带人研究和修理坦克；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内空间，露天坦克是横七竖八乱停的，以免不怀好意者根据行列数轻易乘得总数。
1950年6月宋时轮司令在《对台湾敌情认识上的基本观点》报告中动员：“国民党不仅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兵力都弱小了，士气低落了，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同解放军对阵，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了，这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真理”。宋司令还指出：“登陆作战要猛与稳相结合。滩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开辟登陆道路，突破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占领、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顺利登陆与展开”。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我们这个连一共是232个人，因为我们连是准备打台湾的。那个时候没有海军陆战队，我们就是准备抢占海滩滩头阵地的滩头营，所以我们这个营的编制就比较多，每个连都200多人，是从全团选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我们这个连是232个人，当时[长津湖柳潭里]一仗打下来以后，只剩下37个人”，重大减员84%。1950年《国防军陆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一个步兵连满员为182人，232人等于多加了一个排。1950年11月27-28日咸南战役第一晚，三野头等主力、美械79师的 “济南第一团”1营又加强了235团特务连[共5个连]突袭柳潭里1282高地失利，造成陆战7团E连共死亡27人，而仅邹世勇所在的3连就有近200人没能走出柳潭里（被雪埋了或爬犁拖走），其他4个连的伤亡与之类似。
20军179团5连奚肖龙回忆：每个月全60师在崇明进行两次合练，这时用实弹，并且有演习伤亡。各种船只离岸较远时，先用82mm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轰水中的障碍地带，有30%是针对选定的水中障碍物目标地段，另70%是佯攻或助攻。滩头营先头连配重机枪排，以往机枪手都是身长大汉，如今用的小个子，而且没有副机枪手，他和机枪趴在2*2m木板上，水中有4个人游泳推着前进。步兵排战士在岸外几百米处入水，接近后抬起上身射击，他们腰间有橡皮浮子，向爆破组打开的缺口游去，每人带防水袋，装100发子弹，8个手榴弹。前面部队和后方用旗语通讯，有各种信号代表接近中、攻克、受阻、要求增援等信息，但是没有请求后撤的旗语。
26军229团3连潘文根回忆：他们的60mm迫击炮也是放在木板上，有气球吊着不至下沉，至于真打起来有没有用不知道。26军232团8连刘建华回忆：全连180人登一艘马达木船，拖3艘装有爆破筒、钳子、炸药的小艇。在岸边铁丝网外80米处，先头连停下，1排上小艇准备炸开铁丝网障碍物，要求6分钟内打开一条5米宽的路径。26军233团1连周来清回忆：他们使用灯光、信号弹、点火、军号等各种方式通讯，油灯可换不同颜色玻璃罩、手电筒可换不同颜色的布和改变灯光时间长短、颜色组合通讯，战士佩戴颜色袖标识别敌我。
除了个人技术和集体战术训练之外，还有一些人被挑选参加了特训。谭志成就被选去洋泾码头学航行和机修，实操驾驶轮船，最后书面考试部分有1000道题；共学习了半年，他考了67分，听说平均56分。26军229团3营的邓民清被派去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习驾驶渔民的帆船，由老渔民当老师，船上有30名学员，要求学习掌握风速、风向、航向、潮汐等。钟乃壮也被选去参加26军的特训大队，250人被分成4个排，每排乘2艘有马达的快艇，全大队共有9艘；要求学习发动引擎，读仪表，看罗盘，计算水深，抛锚起锚，使用信号灯等。
该时期除了训练外，正赶上传染病流行。27军81师炮营通讯员尹吉先回忆：上级发下了渡海用的救生衣，我们在浙江平湖的河里训练负重游泳期间，有人染上血吸虫病，还死了两个人。27军81师241团政治处主任李辉当时就在乍浦带部队操练，在多日游泳训练时，他染上血吸虫病，在平湖住院住了两个多月。《张震军事文选上》记录：舟山部队发生夜盲，松江地区血吸虫病蔓延，严重减弱了部队战斗力。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第九兵团还培训了一批将来用于政战的干部和人员。26军226团1连的仲全回忆道：自己曾是“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的学员，“台训团”的团长是原20军59师177团副团长、台南人蔡啸，总人数有一个营，在松江受训。由于攻台之战未发生，自己被改派到九兵团教导营赴朝。九兵团还组织知识青年组成了“东渡服��团”，成员是���闽南语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20军的林可济回忆：1950年4月，20军在福建招收了一个营的福建青年后回到昆山集训，编入20军教导团。27军的苏水溪回忆：当年听说招新后，瞒着家里偷偷加入了27军东渡服务团，军长彭德清（福建同安老乡）特别鼓励道“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1950年4月北上到嘉兴平湖加入27军教导团，开始紧张严肃的思政学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解放台湾。26军229团5连排长张喜义是山东沂水的老战士，他去参加学习听闽南语以备将来之需，非常痛苦。那些福建中学生没去成台湾施展抱负，很多殒命朝鲜，家长还不一定知道。
除了这些华东军区的台湾南下工作队，最权威的当属华北军政大学台湾大队。石家庄的台湾大队来源主要是日军投降后的台籍士兵和国军中的解放战士。赴朝42军372团4连的李昆回忆：自己曾在国军青年军206师当兵，在洛阳被解放，被送到华北军政大学炮兵大队改造，副教员是206师投降的副师长赵云飞。认识台湾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说着台湾口音北方话，学习如何从事地下活动。食宿待遇比另外几个炮大队、参谋大队、政治大队都好。1949年11月1日，台湾大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由“台湾第一女革命家”谢雪红等陪同朱德检阅。赴朝65军工兵营的姜光裕回忆：自己曾是华北军政大学教导团5大队学员，而4大队6中队的约220人台湾兵，1949年11月毕业后一些派往台湾地下党当卧底。他们运气不好，赶上吴石共谍案，地下组织基本瘫痪，上千特工肉包子全喂了狗。陈昭德（化名林东海），台湾彰化人，“台湾大队”旗手，被分配到第第九兵团司令部情报处，共有5人分配到九兵团司令部入朝，算是运气最好的。
国军70军和62军等部多从台湾征兵而来，1949年毛电令：将台湾籍士兵集中调给粟裕的三野，以便登陆台湾后发挥他们熟门熟路的长处（《多是横戈马上行》p301）。国军62军的陈永华，现四野39军116师师直属侦查连。国军70军的陈庆滨，现二野12军31师92团。国军70军的王瀛昌，现三野20军炮17团。王瀛昌是第九兵团大军中，唯一还乡的台籍人士。王瀛昌是澎湖西嶼鄉大池角人，1926年生，完成了小学后出海，1946年在高雄参加国军70军139师，1949年1月在徐州被共军解放，编入后来的第20军炮17团2营5连当炮弹引信手。他的部队没有直接进行两栖训练，而是在舟山金塘岛、岱山岛等作战。炮17团装备了日军的105mm榴炮和75mm野炮共27门，并未随20军步兵师过江去长津。王瀛昌所在部队1951年1月才从辑安过江，2月到咸兴，整训后加入第五次战役。5月29日炮17团的部队退到华川水库南岸，因载具被炸火炮无法机动，只得将炮分解埋在地下。���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指出：“炮17团直及1个连通过九万里时，亦因敌占华川遭敌阻拦，损失野炮3门[另外6门已经被美军炸掉]及团直、2营之全部大车马匹”。6月10日王瀛昌在华川以北被美32团所俘。1954年1月底作为“反共义士”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共华东局为了准备把台湾管起来，确定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台湾总督，刘格平为副总督。由于攻台战役始终未发动，舒同改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大吃饱时期，和李井泉（张献忠再世）等四虎齐名，舒同放卫星饿死无数山东人，被贬为章丘县委书记。山东第二书记谭启龙说：舒同推行的政策对“生产力的破坏，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山东第三书记赵健民说：“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杨继绳采访)。台湾人真是躲过一劫。回族人刘格平没当成台湾副总督，后来成为宁夏“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之魁首。没过几年“台湾省政协主席”谢雪红好日子也到头了，195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指控：「叛徒谢雪红，“二·二八女英雄”原来是个女逃兵；她1931年在台湾被捕后变节自首，并一直隐瞒出卖同志的罪恶事实。谢出狱后[化名山根美子]，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の家”。谢雪红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之前，不承认事实，一再当众撒谎和抵赖，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时还拍桌子瞪眼睛，蛮不讲理！」。由于长年遭受残酷迫害和人格凌辱，1970年谢雪红非正常死亡。“台��”主席尚且如此，其他台干、委员也是非死即伤，活着的都是全家夹着尾巴做人。直到腰包鼓鼓的台商再次来到大陆后，他们肩负统战任务才缓过劲来。例如陈庆滨，台湾宜兰人，他是志愿军两万多被俘人员中、选择去往大陆的唯一台籍人士，其本人、妻子、子女遭受长期迫害和殴打，直到总设计师坐稳江山后才被捞出来，当上了营口市政协特邀委员，算是否极泰来。
1950年9月7日，“空降军总司令”陈毅召开九兵团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解除攻台任务。27军尹吉先回忆道，一天「上面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我一听愣住了，忙问连长车喜言，为什么要把救生衣收回？我们不攻打台湾了？连长说：“我不知道”。浙江平湖的仲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太阳刚落山，战士们带上自己的行李：80发子弹，一支枪，四��手榴弹，洋镐、铁锹、水壶、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轮流背着，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们进了嘉兴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满是士兵，但却静悄悄的。除了指挥员、通讯员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铁道内停着四列长长的大瓦罐货车，车门旁用白纸条写着连队的序号，每节车厢只有四个通风窗口。排队进入车厢后，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车喜言撕下车门旁的白纸，关上门，坐在旁边。火车鸣笛开动了，我小声问旁边的刘玉堂，咱们到哪儿去？他摇摇脑袋，说：“我不知道”」 。同时期，20军59师177团4连的韦忠在南翔、89师266团卫生队的徐新在昆山、20军炮团在嘉定娄塘镇等鱼米之乡的夜色中上了火车去山东。
军列疾驰、镜头快进。1950年12月13日，宋时轮急电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并报高岗等：“部队饿死、冻死以万计，痛心至极！”叶雨蒙记述道：“躺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侯方仁，年仅21岁就被截去双手双脚，当年在长江边上凫水，体会四肢和身体在水中自由漂浮的感觉，那样惬意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中了”。](https://pbs.twimg.com/media/HKufKEyWkAAepiJ.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虎将宋时轮：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的科学真理
Tiger General Song Shilun’s Scientific Prediction to Conquer Taiwan
为了攻占台湾，1949年7月20日粟裕、张震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7月30日粟裕电告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20军、26军、27军、23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27军苏灿杰记录道：“遵照9兵团7月24日命令，28日27军各师陆续离开上海市区移驻松江一带”。20军59师175团的郑学鑫回忆，部队退出上海到了昆山。20军60师到了罗店。26军229团的潘文根回忆，离开市区到了奉贤；26军230团9连的李家寿回忆，撤出到了郊区大场；26军233团周来清回忆，退到了马桥 。随后各军在上海周边沿海一带展开。20军最北，位置为浏河-宝山-崇明南堡；26军在浦东，分布在吴淞口-高桥-胡家桥-东沟-黄家湾-奉贤钱桥等地；27军在沪浙交界处，金山卫-乍浦-平湖-海盐；23军最南，先移到川沙再驻防海盐-海宁段。30军89师先驻黄渡，后去浏河，加入20军。
此番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麾下12个师，统雄兵十六万，战将千员，欲会渔于台澎，讨伐蒋匪，[1967年陶勇像珍妃一样被投井，27军老政委刘浩天立即宣布：“陶勇畏罪自杀，是叛徒，死有余辜！”，没过几个月刘昆（刘浩天的原名）及其党羽又把陶勇妻子朱岚给嫩死了，赶尽杀绝，老刘下手太狠]。叶雨蒙记录道：“20军在浏河、宝山、吴淞口准备渡海作战。练习登船下船，抢滩登陆，练习防晕船，游泳泅渡。训练回来，大米干饭管够，就着煎鱼、炖肉、青菜...”。20军59师175团宣教股的沈政回忆道：“在江苏太仓练兵，每晚乘木船在长江上漂浮，作适应海上晕船的锻炼” 。26军229团���2连的李福祥回忆：当时号召吃生姜防晕船。20军179团8连的曾河江回忆，每天水上训练为6个小时：上午8-11点，下午13-16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0430 起床号，至0630 为早操，0700 早饭，0830-1630 为训练时间带中饭，1730 回营地，1800 晚饭，1900 生活讨论会，2100 熄灯。27军236团9连的楼益民回忆，他们的日程是：0500起床号，0510早锻炼或射击，0600早饭，0630开始为游泳、两栖训练，1140中饭，1200午休，1400文化课，1630晚饭，1700劳动生产，1830生活讨论会，1940点名，2000熄灯号。20军58师后勤处的邓喜元回忆：要求负重（枪弹、手榴弹、食物等）后能游200米以上。26军229团5连张喜义回忆：武器遇水后为了防锈，采用2份加热冷却后的花生油和1份煤油混合作为防锈剂擦抹。东北后勤高级干��李聚奎称：“九兵团攻台谁备工作中，曾在上海试制一种压缩罐头，每人一盒可供一日用”（1950年12月13日《战勤工作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总之大家过得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由于部队数量庞大但船只缺乏，各部分头进行两栖训练的船只并不统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29团李福祥回忆，2营训练用的是6艘10*4米的木船（运50余人）和10艘8*3米小木船（载一个先头班）。230团李家寿回忆，3营训练用的是3艘大渔船（每艘载：一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迫击炮班）和6艘铁登陆艇。而26军230团1连的向明光回忆，1营训练用的是4艘18*5m马达大木船、2艘15*4m马达木船和20艘12*3m木帆船，要求夜间上下船无声迅速有序。20军180团机1连的谭志成回忆，该连用的是3艘20*4米木帆船，全团合练时有36只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该连使用6艘8*4*1.5米的军用船，船壁是钢板，内木支架，有船用马达，有前后舱门可打开，每艘载2个班。26军233团1连的周来清回忆，该连使用1艘20*6*1.5米大木船，有发动机，可载一个连，有可供重机枪和60mm迫击炮的平台；他还看见江南造船厂造的载100人的小木船停在虬江码头，以及美蒋留下的LST登陆舰停在高行和吴淞口。26军89师265团的方善喜回忆，团里有5艘5*1.5*1米快艇，时常载团首长和3名苏联教官，船速非常快。27军241团警卫连的李金山回忆，有时就在岸上训练，在沙滩上画出8*2.5m木船轮廓，每个排50人训练一路纵队上船，上船顺序3班-2班-1班，班长最后上，第一个下。船头放两挺捷克机枪，船尾一挺。下船时，1班和2班同时跳下，3班断后。张青、周来清和26军234团机1连的钟乃壮都记得在虬江码头和仓库看见日军或国军留下的两栖���克，有时候苏联专家在带人研究和修理坦克；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内空间，露天坦克是横七竖八乱停的，以免不怀好意者根据行列数轻易乘得总数。
1950年6月宋时轮司令在《对台湾敌情认识上的基本观点》报告中动员：“国民党不仅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兵力都弱小了，士气低落了，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同解放军对阵，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了，这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真理”。宋司令还指出：“登陆作战要猛与稳相结合。滩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开辟登陆道路，突破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占领、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顺利登陆与展开”。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我们这个连一共是232个人，因为我们连是准备打台湾的。那个时候没有海军陆战队，我们就是准备抢占海滩滩头阵地的滩头营，所以我们这个营的编制就比较多，每个连都200多人，是从全团选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我们这个连是232个人，当时[长津湖柳潭里]一仗打下来以后，只剩下37个人”，重大减员84%。1950年《国防军陆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一个步兵连满员为182人，232人等于多加了一个排。1950年11月27-28日咸南战役第一晚，三野头等主力、美械79师的 “济南第一团”1营又加强了235团特务连[共5个连]突袭柳潭里1282高地失利，造成陆战7团E连共死亡27人，而仅邹世勇所在的3连就有近200人没能走出柳潭里（被雪埋了或爬犁拖走），其他4个连的伤亡与之类似。
20军179团5连奚肖龙回忆：每个月全60师在崇明进行两次合练，这时用实弹，并且有演习伤亡。各种船只离岸较远时，先用82mm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轰水中的障碍地带，有30%是针对选定的水中障碍物目标地段，另70%是佯攻或助攻。滩头营先头连配重机枪排，以往机枪手都是身长大汉，如今用的小个子，而且没有副机枪手，他和机枪趴在2*2m木板上，水中有4个人游泳推着前进。步兵排战士在岸外几百米处入水，接近后抬起上身射击，他们腰间有橡皮浮子，向爆破组打开的缺口游去，每人带防水袋，装100发子弹，8个手榴弹。前面部队和后方用旗语通讯，有各种信号代表接近中、攻克、受阻、要求增援等信息，但是没有请求后撤的旗语。
26军229团3连潘文根回忆：他们的60mm迫击炮也是放在木板上，有气球吊着不至下沉，至于真打起来有没有用不知道。26军232团8连刘建华回忆：全连180人登一艘马达木船，拖3艘装有爆破筒、钳子、炸药的小艇。在岸边铁丝网外80米处，先头连停下，1排上小艇准备炸开铁丝网障碍物，要求6分钟内打开一条5米宽的路径。26军233团1连周来清回忆：他们使用灯光、信号弹、点火、军号等各种方式通讯，油灯可换不同颜色玻璃罩、手电筒可换不同颜色的布和改变灯光时间长短、颜色组合通讯，战士佩戴颜色袖标识别敌我。
除了个人技术和集体战术训练之外，还有一些人被挑选参加了特训。谭志成就被选去洋泾码头学航行和机修，实操驾驶轮船，最后书面考试部分有1000道题；共学习了半年，他考了67分，听说平均56分。26军229团3营的邓民清被派去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习驾驶渔民的帆船，由老渔民当老师，船上有30名学员，要求学习掌握风速、风向、航向、潮汐等。钟乃壮也被选去参加26军的特训大队，250人被分成4个排，每排乘2艘有马达的快艇，全大队共有9艘；要求学习发动引擎，读仪表，看罗盘，计算水深，抛锚起锚，使用信号灯等。
该时期除了训练外，正赶上传染病流行。27军81师炮营通讯员尹吉先回忆：上级发下了渡海用的救生衣，我们在浙江平湖的河里训练负重游泳期间，有人染上血吸虫病，还死了两个人。27军81师241团政治处主任李辉当时就在乍浦带部队操练，在多日游泳训练时，他染上血吸虫病，在平湖住院住了两个多月。《张震军事文选上》记录：舟山部队发生夜盲，松江地区血吸虫病蔓延，严重减弱了部队战斗力。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第九兵团还培训了一批将来用于政战的干部和人员。26军226团1连的仲全回忆道：自己曾是“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的学员，“台训团”的团长是原20军59师177团副团长、台南人蔡啸，总人数有一个营，在松江受训。由于攻台之战未发生，自己被改派到九兵团教导营赴朝。九兵团还组织知识青年组成了“东渡服��团”，成员是���闽南语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20军的林可济回忆：1950年4月，20军在福建招收了一个营的福建青年后回到昆山集训，编入20军教导团。27军的苏水溪回忆：当年听说招新后，瞒着家里偷偷加入了27军东渡服务团，军长彭德清（福建同安老乡）特别鼓励道“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1950年4月北上到嘉兴平湖加入27军教导团，开始紧张严肃的思政学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解放台湾。26军229团5连排长张喜义是山东沂水的老战士，他去参加学习听闽南语以备将来之需，非常痛苦。那些福建中学生没去成台湾施展抱负，很多殒命朝鲜，家长还不一定知道。
除了这些华东军区的台湾南下工作队，最权威的当属华北军政大学台湾大队。石家庄的台湾大队来源主要是日军投降后的台籍士兵和国军中的解放战士。赴朝42军372团4连的李昆回忆：自己曾在国军青年军206师当兵，在洛阳被解放，被送到华北军政大学炮兵大队改造，副教员是206师投降的副师长赵云飞。认识台湾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说着台湾口音北方话，学习如何从事地下活动。食宿待遇比另外几个炮大队、参谋大队、政治大队都好。1949年11月1日，台湾大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由“台湾第一女革命家”谢雪红等陪同朱德检阅。赴朝65军工兵营的姜光裕回忆：自己曾是华北军政大学教导团5大队学员，而4大队6中队的约220人台湾兵，1949年11月毕业后一些派往台湾地下党当卧底。他们运气不好，赶上吴石共谍案，地下组织基本瘫痪，上千特工肉包子全喂了狗。陈昭德（化名林东海），台湾彰化人，“台湾大队”旗手，被分配到第第九兵团司令部情报处，共有5人分配到九兵团司令部入朝，算是运气最好的。
国军70军和62军等部多从台湾征兵而来，1949年毛电令：将台湾籍士兵集中调给粟裕的三野，以便登陆台湾后发挥他们熟门熟路的长处（《多是横戈马上行》p301）。国军62军的陈永华，现四野39军116师师直属侦查连。国军70军的陈庆滨，现二野12军31师92团。国军70军的王瀛昌，现三野20军炮17团。王瀛昌是第九兵团大军中，唯一还乡的台籍人士。王瀛昌是澎湖西嶼鄉大池角人，1926年生，完成了小学后出海，1946年在高雄参加国军70军139师，1949年1月在徐州被共军解放，编入后来的第20军炮17团2营5连当炮弹引信手。他的部队没有直接进行两栖训练，而是在舟山金塘岛、岱山岛等作战。炮17团装备了日军的105mm榴炮和75mm野炮共27门，并未随20军步兵师过江去长津。王瀛昌所在部队1951年1月才从辑安过江，2月到咸兴，整训后加入第五次战役。5月29日炮17团的部队退到华川水库南岸，因载具被炸火炮无法机动，只得将炮分解埋在地下。���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指出：“炮17团直及1个连通过九万里时，亦因敌占华川遭敌阻拦，损失野炮3门[另外6门已经被美军炸掉]及团直、2营之全部大车马匹”。6月10日王瀛昌在华川以北被美32团所俘。1954年1月底作为“反共义士”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共华东局为了准备把台湾管起来，确定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台湾总督，刘格平为副总督。由于攻台战役始终未发动，舒同改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大吃饱时期，和李井泉（张献忠再世）等四虎齐名，舒同放卫星饿死无数山东人，被贬为章丘县委书记。山东第二书记谭启龙说：舒同推行的政策对“生产力的破坏，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山东第三书记赵健民说：“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杨继绳采访)。台湾人真是躲过一劫。回族人刘格平没当成台湾副总督，后来成为宁夏“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之魁首。没过几年“台湾省政协主席”谢雪红好日子也到头了，195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指控：「叛徒谢雪红，“二·二八女英雄”原来是个女逃兵；她1931年在台湾被捕后变节自首，并一直隐瞒出卖同志的罪恶事实。谢出狱后[化名山根美子]，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の家”。谢雪红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之前，不承认事实，一再当众撒谎和抵赖，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时还拍桌子瞪眼睛，蛮不讲理！」。由于长年遭受残酷迫害和人格凌辱，1970年谢雪红非正常死亡。“台��”主席尚且如此，其他台干、委员也是非死即伤，活着的都是全家夹着尾巴做人。直到腰包鼓鼓的台商再次来到大陆后，他们肩负统战任务才缓过劲来。例如陈庆滨，台湾宜兰人，他是志愿军两万多被俘人员中、选择去往大陆的唯一台籍人士，其本人、妻子、子女遭受长期迫害和殴打，直到总设计师坐稳江山后才被捞出来，当上了营口市政协特邀委员，算是否极泰来。
1950年9月7日，“空降军总司令”陈毅召开九兵团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解除攻台任务。27军尹吉先回忆道，一天「上面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我一听愣住了，忙问连长车喜言，为什么要把救生衣收回？我们不攻打台湾了？连长说：“我不知道”。浙江平湖的仲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太阳刚落山，战士们带上自己的行李：80发子弹，一支枪，四��手榴弹，洋镐、铁锹、水壶、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轮流背着，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们进了嘉兴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满是士兵，但却静悄悄的。除了指挥员、通讯员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铁道内停着四列长长的大瓦罐货车，车门旁用白纸条写着连队的序号，每节车厢只有四个通风窗口。排队进入车厢后，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车喜言撕下车门旁的白纸，关上门，坐在旁边。火车鸣笛开动了，我小声问旁边的刘玉堂，咱们到哪儿去？他摇摇脑袋，说：“我不知道”」 。同时期，20军59师177团4连的韦忠在南翔、89师266团卫生队的徐新在昆山、20军炮团在嘉定娄塘镇等鱼米之乡的夜色中上了火车去山东。
军列疾驰、镜头快进。1950年12月13日，宋时轮急电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并报高岗等：“部队饿死、冻死以万计，痛心至极！”叶雨蒙记述道：“躺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侯方仁，年仅21岁就被截去双手双脚，当年在长江边上凫水，体会四肢和身体在水中自由漂浮的感觉，那样惬意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中了”。](https://pbs.twimg.com/media/HKufI6GWcAArqmC.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虎将宋时轮：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的科学真理
Tiger General Song Shilun’s Scientific Prediction to Conquer Taiwan
为了攻占台湾，1949年7月20日粟裕、张震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7月30日粟裕电告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20军、26军、27军、23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27军苏灿杰记录道：“遵照9兵团7月24日命令，28日27军各师陆续离开上海市区移驻松江一带”。20军59师175团的郑学鑫回忆，部队退出上海到了昆山。20军60师到了罗店。26军229团的潘文根回忆，离开市区到了奉贤；26军230团9连的李家寿回忆，撤出到了郊区大场；26军233团周来清回忆，退到了马桥 。随后各军在上海周边沿海一带展开。20军最北，位置为浏河-宝山-崇明南堡；26军在浦东，分布在吴淞口-高桥-胡家桥-东沟-黄家湾-奉贤钱桥等地；27军在沪浙交界处，金山卫-乍浦-平湖-海盐；23军最南，先移到川沙再驻防海盐-海宁段。30军89师先驻黄渡，后去浏河，加入20军。
此番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麾下12个师，统雄兵十六万，战将千员，欲会渔于台澎，讨伐蒋匪，[1967年陶勇像珍妃一样被投井，27军老政委刘浩天立即宣布：“陶勇畏罪自杀，是叛徒，死有余辜！”，没过几个月刘昆（刘浩天的原名）及其党羽又把陶勇妻子朱岚给嫩死了，赶尽杀绝，老刘下手太狠]。叶雨蒙记录道：“20军在浏河、宝山、吴淞口准备渡海作战。练习登船下船，抢滩登陆，练习防晕船，游泳泅渡。训练回来，大米干饭管够，就着煎鱼、炖肉、青菜...”。20军59师175团宣教股的沈政回忆道：“在江苏太仓练兵，每晚乘木船在长江上漂浮，作适应海上晕船的锻炼” 。26军229团���2连的李福祥回忆：当时号召吃生姜防晕船。20军179团8连的曾河江回忆，每天水上训练为6个小时：上午8-11点，下午13-16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0430 起床号，至0630 为早操，0700 早饭，0830-1630 为训练时间带中饭，1730 回营地，1800 晚饭，1900 生活讨论会，2100 熄灯。27军236团9连的楼益民回忆，他们的日程是：0500起床号，0510早锻炼或射击，0600早饭，0630开始为游泳、两栖训练，1140中饭，1200午休，1400文化课，1630晚饭，1700劳动生产，1830生活讨论会，1940点名，2000熄灯号。20军58师后勤处的邓喜元回忆：要求负重（枪弹、手榴弹、食物等）后能游200米以上。26军229团5连张喜义回忆：武器遇水后为了防锈，采用2份加热冷却后的花生油和1份煤油混合作为防锈剂擦抹。东北后勤高级干��李聚奎称：“九兵团攻台谁备工作中，曾在上海试制一种压缩罐头，每人一盒可供一日用”（1950年12月13日《战勤工作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总之大家过得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由于部队数量庞大但船只缺乏，各部分头进行两栖训练的船只并不统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29团李福祥回忆，2营训练用的是6艘10*4米的木船（运50余人）和10艘8*3米小木船（载一个先头班）。230团李家寿回忆，3营训练用的是3艘大渔船（每艘载：一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迫击炮班）和6艘铁登陆艇。而26军230团1连的向明光回忆，1营训练用的是4艘18*5m马达大木船、2艘15*4m马达木船和20艘12*3m木帆船，要求夜间上下船无声迅速有序。20军180团机1连的谭志成回忆，该连用的是3艘20*4米木帆船，全团合练时有36只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该连使用6艘8*4*1.5米的军用船，船壁是钢板，内木支架，有船用马达，有前后舱门可打开，每艘载2个班。26军233团1连的周来清回忆，该连使用1艘20*6*1.5米大木船，有发动机，可载一个连，有可供重机枪和60mm迫击炮的平台；他还看见江南造船厂造的载100人的小木船停在虬江码头，以及美蒋留下的LST登陆舰停在高行和吴淞口。26军89师265团的方善喜回忆，团里有5艘5*1.5*1米快艇，时常载团首长和3名苏联教官，船速非常快。27军241团警卫连的李金山回忆，有时就在岸上训练，在沙滩上画出8*2.5m木船轮廓，每个排50人训练一路纵队上船，上船顺序3班-2班-1班，班长最后上，第一个下。船头放两挺捷克机枪，船尾一挺。下船时，1班和2班同时跳下，3班断后。张青、周来清和26军234团机1连的钟乃壮都记得在虬江码头和仓库看见日军或国军留下的两栖���克，有时候苏联专家在带人研究和修理坦克；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内空间，露天坦克是横七竖八乱停的，以免不怀好意者根据行列数轻易乘得总数。
1950年6月宋时轮司令在《对台湾敌情认识上的基本观点》报告中动员：“国民党不仅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兵力都弱小了，士气低落了，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同解放军对阵，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了，这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真理”。宋司令还指出：“登陆作战要猛与稳相结合。滩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开辟登陆道路，突破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占领、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顺利登陆与展开”。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我们这个连一共是232个人，因为我们连是准备打台湾的。那个时候没有海军陆战队，我们就是准备抢占海滩滩头阵地的滩头营，所以我们这个营的编制就比较多，每个连都200多人，是从全团选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我们这个连是232个人，当时[长津湖柳潭里]一仗打下来以后，只剩下37个人”，重大减员84%。1950年《国防军陆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一个步兵连满员为182人，232人等于多加了一个排。1950年11月27-28日咸南战役第一晚，三野头等主力、美械79师的 “济南第一团”1营又加强了235团特务连[共5个连]突袭柳潭里1282高地失利，造成陆战7团E连共死亡27人，而仅邹世勇所在的3连就有近200人没能走出柳潭里（被雪埋了或爬犁拖走），其他4个连的伤亡与之类似。
20军179团5连奚肖龙回忆：每个月全60师在崇明进行两次合练，这时用实弹，并且有演习伤亡。各种船只离岸较远时，先用82mm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轰水中的障碍地带，有30%是针对选定的水中障碍物目标地段，另70%是佯攻或助攻。滩头营先头连配重机枪排，以往机枪手都是身长大汉，如今用的小个子，而且没有副机枪手，他和机枪趴在2*2m木板上，水中有4个人游泳推着前进。步兵排战士在岸外几百米处入水，接近后抬起上身射击，他们腰间有橡皮浮子，向爆破组打开的缺口游去，每人带防水袋，装100发子弹，8个手榴弹。前面部队和后方用旗语通讯，有各种信号代表接近中、攻克、受阻、要求增援等信息，但是没有请求后撤的旗语。
26军229团3连潘文根回忆：他们的60mm迫击炮也是放在木板上，有气球吊着不至下沉，至于真打起来有没有用不知道。26军232团8连刘建华回忆：全连180人登一艘马达木船，拖3艘装有爆破筒、钳子、炸药的小艇。在岸边铁丝网外80米处，先头连停下，1排上小艇准备炸开铁丝网障碍物，要求6分钟内打开一条5米宽的路径。26军233团1连周来清回忆：他们使用灯光、信号弹、点火、军号等各种方式通讯，油灯可换不同颜色玻璃罩、手电筒可换不同颜色的布和改变灯光时间长短、颜色组合通讯，战士佩戴颜色袖标识别敌我。
除了个人技术和集体战术训练之外，还有一些人被挑选参加了特训。谭志成就被选去洋泾码头学航行和机修，实操驾驶轮船，最后书面考试部分有1000道题；共学习了半年，他考了67分，听说平均56分。26军229团3营的邓民清被派去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习驾驶渔民的帆船，由老渔民当老师，船上有30名学员，要求学习掌握风速、风向、航向、潮汐等。钟乃壮也被选去参加26军的特训大队，250人被分成4个排，每排乘2艘有马达的快艇，全大队共有9艘；要求学习发动引擎，读仪表，看罗盘，计算水深，抛锚起锚，使用信号灯等。
该时期除了训练外，正赶上传染病流行。27军81师炮营通讯员尹吉先回忆：上级发下了渡海用的救生衣，我们在浙江平湖的河里训练负重游泳期间，有人染上血吸虫病，还死了两个人。27军81师241团政治处主任李辉当时就在乍浦带部队操练，在多日游泳训练时，他染上血吸虫病，在平湖住院住了两个多月。《张震军事文选上》记录：舟山部队发生夜盲，松江地区血吸虫病蔓延，严重减弱了部队战斗力。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第九兵团还培训了一批将来用于政战的干部和人员。26军226团1连的仲全回忆道：自己曾是“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的学员，“台训团”的团长是原20军59师177团副团长、台南人蔡啸，总人数有一个营，在松江受训。由于攻台之战未发生，自己被改派到九兵团教导营赴朝。九兵团还组织知识青年组成了“东渡服��团”，成员是���闽南语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20军的林可济回忆：1950年4月，20军在福建招收了一个营的福建青年后回到昆山集训，编入20军教导团。27军的苏水溪回忆：当年听说招新后，瞒着家里偷偷加入了27军东渡服务团，军长彭德清（福建同安老乡）特别鼓励道“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1950年4月北上到嘉兴平湖加入27军教导团，开始紧张严肃的思政学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解放台湾。26军229团5连排长张喜义是山东沂水的老战士，他去参加学习听闽南语以备将来之需，非常痛苦。那些福建中学生没去成台湾施展抱负，很多殒命朝鲜，家长还不一定知道。
除了这些华东军区的台湾南下工作队，最权威的当属华北军政大学台湾大队。石家庄的台湾大队来源主要是日军投降后的台籍士兵和国军中的解放战士。赴朝42军372团4连的李昆回忆：自己曾在国军青年军206师当兵，在洛阳被解放，被送到华北军政大学炮兵大队改造，副教员是206师投降的副师长赵云飞。认识台湾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说着台湾口音北方话，学习如何从事地下活动。食宿待遇比另外几个炮大队、参谋大队、政治大队都好。1949年11月1日，台湾大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由“台湾第一女革命家”谢雪红等陪同朱德检阅。赴朝65军工兵营的姜光裕回忆：自己曾是华北军政大学教导团5大队学员，而4大队6中队的约220人台湾兵，1949年11月毕业后一些派往台湾地下党当卧底。他们运气不好，赶上吴石共谍案，地下组织基本瘫痪，上千特工肉包子全喂了狗。陈昭德（化名林东海），台湾彰化人，“台湾大队”旗手，被分配到第第九兵团司令部情报处，共有5人分配到九兵团司令部入朝，算是运气最好的。
国军70军和62军等部多从台湾征兵而来，1949年毛电令：将台湾籍士兵集中调给粟裕的三野，以便登陆台湾后发挥他们熟门熟路的长处（《多是横戈马上行》p301）。国军62军的陈永华，现四野39军116师师直属侦查连。国军70军的陈庆滨，现二野12军31师92团。国军70军的王瀛昌，现三野20军炮17团。王瀛昌是第九兵团大军中，唯一还乡的台籍人士。王瀛昌是澎湖西嶼鄉大池角人，1926年生，完成了小学后出海，1946年在高雄参加国军70军139师，1949年1月在徐州被共军解放，编入后来的第20军炮17团2营5连当炮弹引信手。他的部队没有直接进行两栖训练，而是在舟山金塘岛、岱山岛等作战。炮17团装备了日军的105mm榴炮和75mm野炮共27门，并未随20军步兵师过江去长津。王瀛昌所在部队1951年1月才从辑安过江，2月到咸兴，整训后加入第五次战役。5月29日炮17团的部队退到华川水库南岸，因载具被炸火炮无法机动，只得将炮分解埋在地下。���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指出：“炮17团直及1个连通过九万里时，亦因敌占华川遭敌阻拦，损失野炮3门[另外6门已经被美军炸掉]及团直、2营之全部大车马匹”。6月10日王瀛昌在华川以北被美32团所俘。1954年1月底作为“反共义士”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共华东局为了准备把台湾管起来，确定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台湾总督，刘格平为副总督。由于攻台战役始终未发动，舒同改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大吃饱时期，和李井泉（张献忠再世）等四虎齐名，舒同放卫星饿死无数山东人，被贬为章丘县委书记。山东第二书记谭启龙说：舒同推行的政策对“生产力的破坏，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山东第三书记赵健民说：“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杨继绳采访)。台湾人真是躲过一劫。回族人刘格平没当成台湾副总督，后来成为宁夏“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之魁首。没过几年“台湾省政协主席”谢雪红好日子也到头了，195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指控：「叛徒谢雪红，“二·二八女英雄”原来是个女逃兵；她1931年在台湾被捕后变节自首，并一直隐瞒出卖同志的罪恶事实。谢出狱后[化名山根美子]，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の家”。谢雪红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之前，不承认事实，一再当众撒谎和抵赖，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时还拍桌子瞪眼睛，蛮不讲理！」。由于长年遭受残酷迫害和人格凌辱，1970年谢雪红非正常死亡。“台��”主席尚且如此，其他台干、委员也是非死即伤，活着的都是全家夹着尾巴做人。直到腰包鼓鼓的台商再次来到大陆后，他们肩负统战任务才缓过劲来。例如陈庆滨，台湾宜兰人，他是志愿军两万多被俘人员中、选择去往大陆的唯一台籍人士，其本人、妻子、子女遭受长期迫害和殴打，直到总设计师坐稳江山后才被捞出来，当上了营口市政协特邀委员，算是否极泰来。
1950年9月7日，“空降军总司令”陈毅召开九兵团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解除攻台任务。27军尹吉先回忆道，一天「上面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我一听愣住了，忙问连长车喜言，为什么要把救生衣收回？我们不攻打台湾了？连长说：“我不知道”。浙江平湖的仲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太阳刚落山，战士们带上自己的行李：80发子弹，一支枪，四��手榴弹，洋镐、铁锹、水壶、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轮流背着，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们进了嘉兴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满是士兵，但却静悄悄的。除了指挥员、通讯员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铁道内停着四列长长的大瓦罐货车，车门旁用白纸条写着连队的序号，每节车厢只有四个通风窗口。排队进入车厢后，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车喜言撕下车门旁的白纸，关上门，坐在旁边。火车鸣笛开动了，我小声问旁边的刘玉堂，咱们到哪儿去？他摇摇脑袋，说：“我不知道”」 。同时期，20军59师177团4连的韦忠在南翔、89师266团卫生队的徐新在昆山、20军炮团在嘉定娄塘镇等鱼米之乡的夜色中上了火车去山东。
军列疾驰、镜头快进。1950年12月13日，宋时轮急电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并报高岗等：“部队饿死、冻死以万计，痛心至极！”叶雨蒙记述道：“躺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侯方仁，年仅21岁就被截去双手双脚，当年在长江边上凫水，体会四肢和身体在水中自由漂浮的感觉，那样惬意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中了”。](https://pbs.twimg.com/media/HKufFibWoAA9t2V.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北京饭店门前的邂逅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I
在1951年5月24日所谓“杜武洞阻击战”中，60军180师539团2营号称“歼敌600人”，事实上美军仅阵亡8人，反倒是539团自身伤亡不小；具体有多少人阵亡，志愿军不拉名单我们也没法知道。只是539团在上级错误的指挥下，当夜最后一个回渡北汉江，匆忙中竟然 “一夜被水卷走600 多人”（《错觉》p112）。
这个“歼敌600人”的牛逼不是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自己炮制的，很可能是教导员关志超劫后余生的创作。因为数日后5月29日马兴旺即与另外两名副营级干部一起被俘，只有正营级干部关志超因故与其他干部走散，反而因祸得福回到60军阵地。据《安德舍笔记》，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称：“27日分散突围后，2营的一些营/连/排级干部一起走，一天天黑后到了一个大山[狮子洞附近 - 马坪里西约3公里] 。营长决定由干部把战士的武器都收过来，叫战士原地休息。半夜时，干部都上山隐蔽，不管战士。副连长李根全提着一支20发子弹的手枪，这时发现有我军代号路标，于是就跟着路标前进。走到一条小河，副营长刚一过河，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副连长一见，就把上了膛的匣子枪丢在地上，并和敌人握手。营长卧在一边叫大家打，可是大家都没抵抗，我把枪栓拉出丢进了河里，把枪丢在地上。敌人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河边才五个美国兵，其他敌人在100公尺以外。被俘的有营长马兴旺、副营长车学智、副政教许如刚[共7名干部]。敌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往一地，问大家谁是干部。谁也不出声。便叫大家把手伸出，敌翻译一个个���。摸到营长马兴旺，就说：你是干部！马说不是，我是商人，参军才三、四个月。又到一地，已集中战俘一千多人，登记卡片。副连长李根全对马兴旺营长说：快报实情吧！不报，敌人知道后不得了！说了三次，营长不理他。第四次，营长说，你去报吧。他就把所有干部向敌人报了。”
马兴旺，山西新绛县赵村人，1923年3月15日生，贫农出身，读过3年书，1938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1949年12月任539团2营营长。1952年7月19日，志司《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给他扣帽子：“539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慌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未遇敌但建制已乱。… 马兴旺，军大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鉴定与介绍信上注明不能负主要责任，结��还是被提升为539团2营营长”。彭帅这就太欺负人了。马兴旺被俘被暴露后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180师受损事件，责任怎么也轮不到马这个营长来承担吧？539团的团长正是平易近人、给剿匪牺牲的解放战士抬担架的王至诚（见前文：丁先文处死叛徒）。彭帅自己4月份还吹牛逼，据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等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毛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五个师又三个旅」，以至于自上而下充斥着左倾盲目轻敌思潮。��者说，第三兵团王司令“错误军事指挥”（郭兆林语），唯恐电台信号引来美军空袭，一连数日关电台抄小路，结果电台接通后第一件事就是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让180师南返送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批评？更别提王司令还立下军令状放言抓5000个洋鼻子俘虏，事后都不算数了？吴金峰揶揄道：“我没有看到第三兵团首长[王近山]对他应负责任是否有过自我批评，至今不知他的确切态度是什么。”此外，第15军秦将军和第63军傅将军抢跑，不顾侧翼、不顾伤员、违反军令不切实布设阻击控制要点，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追究？
贺明《忠诚》p150称，“马兴旺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 贺明显然是粉饰，不过马兴旺化名李彦，自称饲养员，被识破后才以军官身份出头当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人是孙振冠]是事实。反正期间利用美军G2情报审讯和G4后勤战俘管理两个部门之间的黑洞玩捉迷藏，“马兴旺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后，金甫（张城垣的化名，180师机关报主编）给换了卡片改为战士级别，隐藏身份到了第86号战俘营” （《考验》p129），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又是郭乃坚销毁 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忠诚》p147）。马兴旺在三十年后这样说: “当时一是怕上当，二是思想上也耻于去当俘虏官” （《战俘纪事》p47） 。
不管怎么样，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成立了第71号回国战俘营（即小延安）。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停战达成，特别是1952年1月起，如何处置亲蒋/亲李战俘的问题成为唯一的谈判议题，所有边打边谈行动都是围绕着反共战俘的命运展开，亲毛/亲金战俘停战后将被“直接遣返”是无疑的，因为美军犯不着扣留亲毛/亲金战俘从而威胁到己方一万二千多被俘者（ROK 7850 + US 3597 + UN 1313 = 12760）的安全。所有的所谓“反甄别斗争”、“反移营斗争”、“升旗斗争”都是亲共战俘主动加戏，是为了响应领导发出的号召：“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厄运》p332）。归管处的郭铁主任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 （《厄运》p335）。马兴旺在回国战俘营的总委��书记领导角色没话说，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第86战俘营书记员）回忆道：“在第86战俘营里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中队的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较重，不愿出头来管理。我最佩服539团的营长马兴旺”（《孤岛》p26）。说句难听话，那个郭铁要是运气不好也被俘说不定革命气节还不如马兴旺。
停战后，据9月2日人民日报 《美方扣留我志愿军许多被俘人员以为人质》：“志愿军归来人员杜资明[杜岗，见前文]说：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芳、魏林、李彦、李德才、骆星一等人一起被美方拘禁在一所土牢里”，指控美军以“战犯”名义扣押他们为人质 。 9月6日，第11批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孙德启等138人。交战双方都是拖到9月6日最后一天完成直接遣返，例如Captain Charles Minietta并非什么重要人物，20 July 1950被朝方所俘，9月6日最后一天才被遣返，莫非他也是所谓“战犯”？下图可见马兴旺以“李彦”的名字回到祖国怀抱，“中校”为美军根据个人自述给划分的军衔。
714843 Lee Yen 李彦/马兴旺 Lt. Col. 中校营长 REP 19530906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时，郭铁宣布马兴旺“右倾保命，一度消沉，为敌服务，泄露机密，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马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之后马兴旺、孙振冠、顾则圣等归国干部向党中央信访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结果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中，当张泽石去北京钢院探访马兴旺和姜瑞溥（难友，540团3营文化主任）时，意外在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马兴旺的大字报中发现有一项可怕的罪名：“ 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的��鲜战争》p307）
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 年“拔白旗”时，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战俘纪事》p47）。马兴旺全家像本世纪的“低端人口”一样被撵出北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 … 顾则圣（20军59师175团1营政教，与马兴旺同为战俘营总委副书记）回忆道：“1967年5月，马兴旺因逃避专政突然由山西新绛县到鞍山来找我。我也是五口之家，住也有困难。第一天我们凑合着睡了地铺。第二天我凑了4块钱说：老兄，我也顾不得你了，我迟早也得被揪。这4块钱，拿着另找了安身的地方吧，��得过些时候连这机会都没了。马兴旺想说���么，但没说出口，接了那4块钱怏怏离去。是我撵他走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忠诚》p214）。
“衣衫褴褛的马兴旺在北京上访，在高大壮观的北京饭店前，这位讨饭一样的上访人员与他的女儿，撞见了一名从北京饭店里出来的西装革履者。这偶然无意的一瞥，竟使双方都像触电一般站住了，“营长”，那个人失声呼唤，狼狈逃走的是羞愧的马兴旺”（《厄运》p436），作者于劲没有点明为什么马兴旺会觉得羞愧。对面的人是谁呢？似乎是一名发达了的原539团战士，《厄运》此页上下文暗示是一名原去台战俘。马兴旺要是独自一人进京告御状的话，哪怕衣衫褴褛还有“正能量”和惯性怒斥对方：“叛徒！败类！”但一想到对方现在是政府高朋、再一想身边食不果腹的女儿，嗨…
归管处一位副指导员曾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俘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忠诚》p134）。马兴旺被俘后没有选择自戕向人民谢罪，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也忍辱偷生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直到最高领袖驾崩、总设计师上台、平反。他后来成为山西新绛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以中原石油勘探局食品厂厂长离休（《忠诚》p395）。马兴旺营长深受归国战俘爱戴，“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金甫]和吴春生[540团难友，黄埔24期入学]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最后说一下与马兴旺同时被俘的539团2营副政教许如刚和副营长车学智。许如刚和马兴旺都是回国战俘营的总委领导干部，昌图政审后，许如刚是少有的幸运者：“被俘后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正，故而恢复其军籍，受党内警告处分” 。好景不长，1966年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许受专案组严刑拷打不过，被迫供认“我是叛徒”，这个���李大安痛打都宁死不屈坚持回国的汉子，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想躲过皮肉之苦，谁知迫害更加严重：“你是怎么出卖军事机密？怎么出卖同志、为敌人效劳？” 许如刚编不出来，遭受更残酷的殴打和家人株连，“软肋”13岁的儿子被打伤左臂、被骂“叛徒的小杂种”，有经验的专案组试图策反妻子齐兰“反戈一击”摧毁许如刚的最后尊严，但没成功。在强制劳役中许如刚被重物砸成重伤。恢复一些后发配盘锦与已被宣判“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老领导吴成德（180师政治部主任）一起在砖厂劳动，直到平反（《忠诚》p217），担任鞍山电力公司安全科长，之前被专案组殴打致伤被定为工伤。
车学智被俘后化名宋忠明（《厄运》p81），但在甄别时因故未进入回国战俘营（因伤病或因受派遣任务不得而知），属于“间接遣返被俘归来人员”，他直到1953��9月29日才在“解释”���段前回到祖国怀抱（《厄运》p402）。在昌图，在3人中他的处分最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由于他晚于9月6日才回归，不属于平反文件照顾的人群，无法按照中央74号文件落实政策，这位八路军出身的老革命在1984年再次进京上访无果后、回山西后不久满怀悲愤病故（《我的朝鲜战争》p334）。](https://pbs.twimg.com/media/HKPXTL7XYAED2k2.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北京饭店门前的邂逅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I
在1951年5月24日所谓“杜武洞阻击战”中，60军180师539团2营号称“歼敌600人”，事实上美军仅阵亡8人，反倒是539团自身伤亡不小；具体有多少人阵亡，志愿军不拉名单我们也没法知道。只是539团在上级错误的指挥下，当夜最后一个回渡北汉江，匆忙中竟然 “一夜被水卷走600 多人”（《错觉》p112）。
这个“歼敌600人”的牛逼不是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自己炮制的，很可能是教导员关志超劫后余生的创作。因为数日后5月29日马兴旺即与另外两名副营级干部一起被俘，只有正营级干部关志超因故与其他干部走散，反而因祸得福回到60军阵地。据《安德舍笔记》，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称：“27日分散突围后，2营的一些营/连/排级干部一起走，一天天黑后到了一个大山[狮子洞附近 - 马坪里西约3公里] 。营长决定由干部把战士的武器都收过来，叫战士原地休息。半夜时，干部都上山隐蔽，不管战士。副连长李根全提着一支20发子弹的手枪，这时发现有我军代号路标，于是就跟着路标前进。走到一条小河，副营长刚一过河，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副连长一见，就把上了膛的匣子枪丢在地上，并和敌人握手。营长卧在一边叫大家打，可是大家都没抵抗，我把枪栓拉出丢进了河里，把枪丢在地上。敌人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河边才五个美国兵，其他敌人在100公尺以外。被俘的有营长马兴旺、副营长车学智、副政教许如刚[共7名干部]。敌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往一地，问大家谁是干部。谁也不出声。便叫大家把手伸出，敌翻译一个个���。摸到营长马兴旺，就说：你是干部！马说不是，我是商人，参军才三、四个月。又到一地，已集中战俘一千多人，登记卡片。副连长李根全对马兴旺营长说：快报实情吧！不报，敌人知道后不得了！说了三次，营长不理他。第四次，营长说，你去报吧。他就把所有干部向敌人报了。”
马兴旺，山西新绛县赵村人，1923年3月15日生，贫农出身，读过3年书，1938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1949年12月任539团2营营长。1952年7月19日，志司《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给他扣帽子：“539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慌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未遇敌但建制已乱。… 马兴旺，军大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鉴定与介绍信上注明不能负主要责任，结��还是被提升为539团2营营长”。彭帅这就太欺负人了。马兴旺被俘被暴露后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180师受损事件，责任怎么也轮不到马这个营长来承担吧？539团的团长正是平易近人、给剿匪牺牲的解放战士抬担架的王至诚（见前文：丁先文处死叛徒）。彭帅自己4月份还吹牛逼，据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等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毛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五个师又三个旅」，以至于自上而下充斥着左倾盲目轻敌思潮。��者说，第三兵团王司令“错误军事指挥”（郭兆林语），唯恐电台信号引来美军空袭，一连数日关电台抄小路，结果电台接通后第一件事就是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让180师南返送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批评？更别提王司令还立下军令状放言抓5000个洋鼻子俘虏，事后都不算数了？吴金峰揶揄道：“我没有看到第三兵团首长[王近山]对他应负责任是否有过自我批评，至今不知他的确切态度是什么。”此外，第15军秦将军和第63军傅将军抢跑，不顾侧翼、不顾伤员、违反军令不切实布设阻击控制要点，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追究？
贺明《忠诚》p150称，“马兴旺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 贺明显然是粉饰，不过马兴旺化名李彦，自称饲养员，被识破后才以军官身份出头当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人是孙振冠]是事实。反正期间利用美军G2情报审讯和G4后勤战俘管理两个部门之间的黑洞玩捉迷藏，“马兴旺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后，金甫（张城垣的化名，180师机关报主编）给换了卡片改为战士级别，隐藏身份到了第86号战俘营” （《考验》p129），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又是郭乃坚销毁 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忠诚》p147）。马兴旺在三十年后这样说: “当时一是怕上当，二是思想上也耻于去当俘虏官” （《战俘纪事》p47） 。
不管怎么样，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成立了第71号回国战俘营（即小延安）。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停战达成，特别是1952年1月起，如何处置亲蒋/亲李战俘的问题成为唯一的谈判议题，所有边打边谈行动都是围绕着反共战俘的命运展开，亲毛/亲金战俘停战后将被“直接遣返”是无疑的，因为美军犯不着扣留亲毛/亲金战俘从而威胁到己方一万二千多被俘者（ROK 7850 + US 3597 + UN 1313 = 12760）的安全。所有的所谓“反甄别斗争”、“反移营斗争”、“升旗斗争”都是亲共战俘主动加戏，是为了响应领导发出的号召：“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厄运》p332）。归管处的郭铁主任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 （《厄运》p335）。马兴旺在回国战俘营的总委��书记领导角色没话说，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第86战俘营书记员）回忆道：“在第86战俘营里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中队的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较重，不愿出头来管理。我最佩服539团的营长马兴旺”（《孤岛》p26）。说句难听话，那个郭铁要是运气不好也被俘说不定革命气节还不如马兴旺。
停战后，据9月2日人民日报 《美方扣留我志愿军许多被俘人员以为人质》：“志愿军归来人员杜资明[杜岗，见前文]说：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芳、魏林、李彦、李德才、骆星一等人一起被美方拘禁在一所土牢里”，指控美军以“战犯”名义扣押他们为人质 。 9月6日，第11批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孙德启等138人。交战双方都是拖到9月6日最后一天完成直接遣返，例如Captain Charles Minietta并非什么重要人物，20 July 1950被朝方所俘，9月6日最后一天才被遣返，莫非他也是所谓“战犯”？下图可见马兴旺以“李彦”的名字回到祖国怀抱，“中校”为美军根据个人自述给划分的军衔。
714843 Lee Yen 李彦/马兴旺 Lt. Col. 中校营长 REP 19530906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时，郭铁宣布马兴旺“右倾保命，一度消沉，为敌服务，泄露机密，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马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之后马兴旺、孙振冠、顾则圣等归国干部向党中央信访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结果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中，当张泽石去北京钢院探访马兴旺和姜瑞溥（难友，540团3营文化主任）时，意外在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马兴旺的大字报中发现有一项可怕的罪名：“ 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的��鲜战争》p307）
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 年“拔白旗”时，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战俘纪事》p47）。马兴旺全家像本世纪的“低端人口”一样被撵出北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 … 顾则圣（20军59师175团1营政教，与马兴旺同为战俘营总委副书记）回忆道：“1967年5月，马兴旺因逃避专政突然由山西新绛县到鞍山来找我。我也是五口之家，住也有困难。第一天我们凑合着睡了地铺。第二天我凑了4块钱说：老兄，我也顾不得你了，我迟早也得被揪。这4块钱，拿着另找了安身的地方吧，��得过些时候连这机会都没了。马兴旺想说���么，但没说出口，接了那4块钱怏怏离去。是我撵他走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忠诚》p214）。
“衣衫褴褛的马兴旺在北京上访，在高大壮观的北京饭店前，这位讨饭一样的上访人员与他的女儿，撞见了一名从北京饭店里出来的西装革履者。这偶然无意的一瞥，竟使双方都像触电一般站住了，“营长”，那个人失声呼唤，狼狈逃走的是羞愧的马兴旺”（《厄运》p436），作者于劲没有点明为什么马兴旺会觉得羞愧。对面的人是谁呢？似乎是一名发达了的原539团战士，《厄运》此页上下文暗示是一名原去台战俘。马兴旺要是独自一人进京告御状的话，哪怕衣衫褴褛还有“正能量”和惯性怒斥对方：“叛徒！败类！”但一想到对方现在是政府高朋、再一想身边食不果腹的女儿，嗨…
归管处一位副指导员曾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俘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忠诚》p134）。马兴旺被俘后没有选择自戕向人民谢罪，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也忍辱偷生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直到最高领袖驾崩、总设计师上台、平反。他后来成为山西新绛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以中原石油勘探局食品厂厂长离休（《忠诚》p395）。马兴旺营长深受归国战俘爱戴，“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金甫]和吴春生[540团难友，黄埔24期入学]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最后说一下与马兴旺同时被俘的539团2营副政教许如刚和副营长车学智。许如刚和马兴旺都是回国战俘营的总委领导干部，昌图政审后，许如刚是少有的幸运者：“被俘后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正，故而恢复其军籍，受党内警告处分” 。好景不长，1966年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许受专案组严刑拷打不过，被迫供认“我是叛徒”，这个���李大安痛打都宁死不屈坚持回国的汉子，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想躲过皮肉之苦，谁知迫害更加严重：“你是怎么出卖军事机密？怎么出卖同志、为敌人效劳？” 许如刚编不出来，遭受更残酷的殴打和家人株连，“软肋”13岁的儿子被打伤左臂、被骂“叛徒的小杂种”，有经验的专案组试图策反妻子齐兰“反戈一击”摧毁许如刚的最后尊严，但没成功。在强制劳役中许如刚被重物砸成重伤。恢复一些后发配盘锦与已被宣判“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老领导吴成德（180师政治部主任）一起在砖厂劳动，直到平反（《忠诚》p217），担任鞍山电力公司安全科长，之前被专案组殴打致伤被定为工伤。
车学智被俘后化名宋忠明（《厄运》p81），但在甄别时因故未进入回国战俘营（因伤病或因受派遣任务不得而知），属于“间接遣返被俘归来人员”，他直到1953��9月29日才在“解释”���段前回到祖国怀抱（《厄运》p402）。在昌图，在3人中他的处分最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由于他晚于9月6日才回归，不属于平反文件照顾的人群，无法按照中央74号文件落实政策，这位八路军出身的老革命在1984年再次进京上访无果后、回山西后不久满怀悲愤病故（《我的朝鲜战争》p334）。](https://pbs.twimg.com/media/HKPXR5_XEAEud0h.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北京饭店门前的邂逅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I
在1951年5月24日所谓“杜武洞阻击战”中，60军180师539团2营号称“歼敌600人”，事实上美军仅阵亡8人，反倒是539团自身伤亡不小；具体有多少人阵亡，志愿军不拉名单我们也没法知道。只是539团在上级错误的指挥下，当夜最后一个回渡北汉江，匆忙中竟然 “一夜被水卷走600 多人”（《错觉》p112）。
这个“歼敌600人”的牛逼不是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自己炮制的，很可能是教导员关志超劫后余生的创作。因为数日后5月29日马兴旺即与另外两名副营级干部一起被俘，只有正营级干部关志超因故与其他干部走散，反而因祸得福回到60军阵地。据《安德舍笔记》，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称：“27日分散突围后，2营的一些营/连/排级干部一起走，一天天黑后到了一个大山[狮子洞附近 - 马坪里西约3公里] 。营长决定由干部把战士的武器都收过来，叫战士原地休息。半夜时，干部都上山隐蔽，不管战士。副连长李根全提着一支20发子弹的手枪，这时发现有我军代号路标，于是就跟着路标前进。走到一条小河，副营长刚一过河，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副连长一见，就把上了膛的匣子枪丢在地上，并和敌人握手。营长卧在一边叫大家打，可是大家都没抵抗，我把枪栓拉出丢进了河里，把枪丢在地上。敌人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河边才五个美国兵，其他敌人在100公尺以外。被俘的有营长马兴旺、副营长车学智、副政教许如刚[共7名干部]。敌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往一地，问大家谁是干部。谁也不出声。便叫大家把手伸出，敌翻译一个个���。摸到营长马兴旺，就说：你是干部！马说不是，我是商人，参军才三、四个月。又到一地，已集中战俘一千多人，登记卡片。副连长李根全对马兴旺营长说：快报实情吧！不报，敌人知道后不得了！说了三次，营长不理他。第四次，营长说，你去报吧。他就把所有干部向敌人报了。”
马兴旺，山西新绛县赵村人，1923年3月15日生，贫农出身，读过3年书，1938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1949年12月任539团2营营长。1952年7月19日，志司《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给他扣帽子：“539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慌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未遇敌但建制已乱。… 马兴旺，军大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鉴定与介绍信上注明不能负主要责任，结��还是被提升为539团2营营长”。彭帅这就太欺负人了。马兴旺被俘被暴露后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180师受损事件，责任怎么也轮不到马这个营长来承担吧？539团的团长正是平易近人、给剿匪牺牲的解放战士抬担架的王至诚（见前文：丁先文处死叛徒）。彭帅自己4月份还吹牛逼，据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等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毛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五个师又三个旅」，以至于自上而下充斥着左倾盲目轻敌思潮。��者说，第三兵团王司令“错误军事指挥”（郭兆林语），唯恐电台信号引来美军空袭，一连数日关电台抄小路，结果电台接通后第一件事就是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让180师南返送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批评？更别提王司令还立下军令状放言抓5000个洋鼻子俘虏，事后都不算数了？吴金峰揶揄道：“我没有看到第三兵团首长[王近山]对他应负责任是否有过自我批评，至今不知他的确切态度是什么。”此外，第15军秦将军和第63军傅将军抢跑，不顾侧翼、不顾伤员、违反军令不切实布设阻击控制要点，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追究？
贺明《忠诚》p150称，“马兴旺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 贺明显然是粉饰，不过马兴旺化名李彦，自称饲养员，被识破后才以军官身份出头当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人是孙振冠]是事实。反正期间利用美军G2情报审讯和G4后勤战俘管理两个部门之间的黑洞玩捉迷藏，“马兴旺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后，金甫（张城垣的化名，180师机关报主编）给换了卡片改为战士级别，隐藏身份到了第86号战俘营” （《考验》p129），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又是郭乃坚销毁 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忠诚》p147）。马兴旺在三十年后这样说: “当时一是怕上当，二是思想上也耻于去当俘虏官” （《战俘纪事》p47） 。
不管怎么样，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成立了第71号回国战俘营（即小延安）。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停战达成，特别是1952年1月起，如何处置亲蒋/亲李战俘的问题成为唯一的谈判议题，所有边打边谈行动都是围绕着反共战俘的命运展开，亲毛/亲金战俘停战后将被“直接遣返”是无疑的，因为美军犯不着扣留亲毛/亲金战俘从而威胁到己方一万二千多被俘者（ROK 7850 + US 3597 + UN 1313 = 12760）的安全。所有的所谓“反甄别斗争”、“反移营斗争”、“升旗斗争”都是亲共战俘主动加戏，是为了响应领导发出的号召：“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厄运》p332）。归管处的郭铁主任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 （《厄运》p335）。马兴旺在回国战俘营的总委��书记领导角色没话说，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第86战俘营书记员）回忆道：“在第86战俘营里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中队的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较重，不愿出头来管理。我最佩服539团的营长马兴旺”（《孤岛》p26）。说句难听话，那个郭铁要是运气不好也被俘说不定革命气节还不如马兴旺。
停战后，据9月2日人民日报 《美方扣留我志愿军许多被俘人员以为人质》：“志愿军归来人员杜资明[杜岗，见前文]说：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芳、魏林、李彦、李德才、骆星一等人一起被美方拘禁在一所土牢里”，指控美军以“战犯”名义扣押他们为人质 。 9月6日，第11批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孙德启等138人。交战双方都是拖到9月6日最后一天完成直接遣返，例如Captain Charles Minietta并非什么重要人物，20 July 1950被朝方所俘，9月6日最后一天才被遣返，莫非他也是所谓“战犯”？下图可见马兴旺以“李彦”的名字回到祖国怀抱，“中校”为美军根据个人自述给划分的军衔。
714843 Lee Yen 李彦/马兴旺 Lt. Col. 中校营长 REP 19530906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时，郭铁宣布马兴旺“右倾保命，一度消沉，为敌服务，泄露机密，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马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之后马兴旺、孙振冠、顾则圣等归国干部向党中央信访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结果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中，当张泽石去北京钢院探访马兴旺和姜瑞溥（难友，540团3营文化主任）时，意外在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马兴旺的大字报中发现有一项可怕的罪名：“ 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的��鲜战争》p307）
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 年“拔白旗”时，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战俘纪事》p47）。马兴旺全家像本世纪的“低端人口”一样被撵出北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 … 顾则圣（20军59师175团1营政教，与马兴旺同为战俘营总委副书记）回忆道：“1967年5月，马兴旺因逃避专政突然由山西新绛县到鞍山来找我。我也是五口之家，住也有困难。第一天我们凑合着睡了地铺。第二天我凑了4块钱说：老兄，我也顾不得你了，我迟早也得被揪。这4块钱，拿着另找了安身的地方吧，��得过些时候连这机会都没了。马兴旺想说���么，但没说出口，接了那4块钱怏怏离去。是我撵他走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忠诚》p214）。
“衣衫褴褛的马兴旺在北京上访，在高大壮观的北京饭店前，这位讨饭一样的上访人员与他的女儿，撞见了一名从北京饭店里出来的西装革履者。这偶然无意的一瞥，竟使双方都像触电一般站住了，“营长”，那个人失声呼唤，狼狈逃走的是羞愧的马兴旺”（《厄运》p436），作者于劲没有点明为什么马兴旺会觉得羞愧。对面的人是谁呢？似乎是一名发达了的原539团战士，《厄运》此页上下文暗示是一名原去台战俘。马兴旺要是独自一人进京告御状的话，哪怕衣衫褴褛还有“正能量”和惯性怒斥对方：“叛徒！败类！”但一想到对方现在是政府高朋、再一想身边食不果腹的女儿，嗨…
归管处一位副指导员曾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俘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忠诚》p134）。马兴旺被俘后没有选择自戕向人民谢罪，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也忍辱偷生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直到最高领袖驾崩、总设计师上台、平反。他后来成为山西新绛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以中原石油勘探局食品厂厂长离休（《忠诚》p395）。马兴旺营长深受归国战俘爱戴，“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金甫]和吴春生[540团难友，黄埔24期入学]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最后说一下与马兴旺同时被俘的539团2营副政教许如刚和副营长车学智。许如刚和马兴旺都是回国战俘营的总委领导干部，昌图政审后，许如刚是少有的幸运者：“被俘后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正，故而恢复其军籍，受党内警告处分” 。好景不长，1966年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许受专案组严刑拷打不过，被迫供认“我是叛徒”，这个���李大安痛打都宁死不屈坚持回国的汉子，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想躲过皮肉之苦，谁知迫害更加严重：“你是怎么出卖军事机密？怎么出卖同志、为敌人效劳？” 许如刚编不出来，遭受更残酷的殴打和家人株连，“软肋”13岁的儿子被打伤左臂、被骂“叛徒的小杂种”，有经验的专案组试图策反妻子齐兰“反戈一击”摧毁许如刚的最后尊严，但没成功。在强制劳役中许如刚被重物砸成重伤。恢复一些后发配盘锦与已被宣判“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老领导吴成德（180师政治部主任）一起在砖厂劳动，直到平反（《忠诚》p217），担任鞍山电力公司安全科长，之前被专案组殴打致伤被定为工伤。
车学智被俘后化名宋忠明（《厄运》p81），但在甄别时因故未进入回国战俘营（因伤病或因受派遣任务不得而知），属于“间接遣返被俘归来人员”，他直到1953��9月29日才在“解释”���段前回到祖国怀抱（《厄运》p402）。在昌图，在3人中他的处分最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由于他晚于9月6日才回归，不属于平反文件照顾的人群，无法按照中央74号文件落实政策，这位八路军出身的老革命在1984年再次进京上访无果后、回山西后不久满怀悲愤病故（《我的朝鲜战争》p334）。](https://pbs.twimg.com/media/HKPXPCPXcAAOn8O.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九兵团在包邮区：跨海平魔攻台湾
Marshal SU Yu’s Ambitious Task to Conquer Taiwan: Mission Aborted
1949年5月27日，粟裕（公认的淮海战役首席指挥员）所率的解放军部队完全占领上海，国军残部有的遁逃、有的降共。6月14日最高领袖明确电告粟裕、张震等：“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6月下旬毛令粟裕、张震等“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7月10日，最高领袖责成周恩来：“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即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荫蔽库…”。
7月20日粟、张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 8月1日，第23军也归第9兵团建制，担负攻台任务。于是第9兵团4个军解除了担负的淞沪守备任务，准备开始在包邮区沿海进行航海登陆训练。7月30日粟裕电禀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1949年下半年，对蒋军摧枯拉朽的粟裕踌躇满志，8月6日，粟向华东军区干部动员道：“台湾等地敌人力量很小，我们居于绝对优势！” 粟裕对攻台任务颇为乐观，即使是在金门完败和登步岛失利之后，11月20日粟裕《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仍然动员道：“解放台湾的条件是陆军登陆，海空配合和开展策反工作。如果我们策反工作做得好，有突然事变、和平解放的可能，因此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甚至将来你当正的、我当副的都可以” ，洪秀柱、鄭麗文乐开了花。12月17日粟裕又动员道：蒋介石“实际能用的兵舰只有三十艘；我已有十七艘，又修好了二十多艘，数目相等。...敌原有飞机二百多架(运输机在内)，香港两航起义后他们只剩下一百多架；我们六个航空学校飞行员毕业后，可有敌人的五倍，但不要宣传”。
1949年10月下旬，进攻金门的约4个团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沿袭“秘不发丧”的M.O.，九兵团普通士兵自是毫不知��。粟裕本人受到一些震撼，之后预算兵力层层加码。先是制定了更庞大的包括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三野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年底时，粟决定第三野战军除部分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拨入攻台序列。以第7、第9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共计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8万人。1950年1月5日粟、张报毛：“我九兵团三个军12个师，调20万人，拟二月删日[15日]由沪出发入闽，以便就近完成攻台准备”。1月31日粟张又报毛：“攻台第一梯经队已全部配备自动火器。拟研究增加冲锋枪，合计需2万支。...配上基数共需7.62口径子弹8千万发”。例如光第27军就拥有捷克ZB或加拿大轻机枪达1210挺，而大西北的十九兵团3个军加起来才有轻机枪1919挺（1951年1月6日《全军武器实力统计》）。不过这个齐装超员武器���良的九兵团并未实际开拔，因冬季攻台作战计划被取消， 2月7日粟裕又宣布：“完全有把握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及台湾！”
就在粟准着手实施计划的同时，最高领袖也积极请求境外势力插手。1949年7月25日毛电访苏的刘少奇：“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请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进攻台湾” 。12月16日毛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只能“呵呵”一笑。
最高领袖特别关心新生事物。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请示毛：“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1949年4月，国军中央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湖南邵阳人）经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蒋介石高参）牵线策反，也加入中共地下党，献部降共。伞兵三团原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约一千二百人编入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七总队，约一千二百人容其返乡，冥顽不灵者被镇压枪决。1950年2月4日毛令粟裕：“盼加强对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2月15日毛还正式向苏联政府聘请伞兵军事顾问41名。4月10日粟裕向部下传达：“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继续抓紧准备。...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例如27军241图警卫连李金山回忆，1950年3月，241团警卫连欢送一人去开封当伞���，不幸此人体格不达标被退回。
1950年10月，国军叛将刘农畯上校带380余人到达开封加入解放军空军陆战一旅；而其余七总队的800余伞兵调往九兵团准备作为步兵赴朝。你如果是宋司令，这么一只加强营实力的生力军会不会把他们当宝呢？显然不会，把这些中央军嫡系旧部全部打散，12个师摊一摊，平均每个排还分不到一个。前文记录过萧源，1932年生，湖南益阳人，1948年7月在南昌加入伞兵三团，这次被编入26军88师262团，1951年在朝鲜被俘。又如毛学震，1923年生，湖南平江人，1948年8月在常德加入伞兵三团，刘农畯降共后编入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天天学习马列毛，与萧源同时期转入26军77师230团重迫击炮连，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在抱川附近被俘。又如刘友圣，1928年生，湖南临武人，1948年5月入伍伞兵三团1营，又选拔黄埔24期入学（最后一期未完成），老蒋逃离成都后被俘编入60军179师535团��朝，第五次战役被俘。他们1954年都去了台湾。此外常成教授记录的国军傘兵上尉楊樹���（1922-2022），虽然也是去台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但他不是伞兵三团的。楊为黄埔十八期退學後加入青年远征军炮12团，后来在粟裕指挥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被俘但脫逃回乡。“抗美援朝”中被强征为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技术大队司机，然后发往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42团当GAZ卡车司机，老杨过江后一路开到开城顺便就投奔了联合国军。他的最后一次跳伞是在北朝鲜上空伞降收集情报完毕后九死一生回到韩国，最后在国民党交涉下向美军讨人去往台湾。
中央伞兵三团士兵留在大陆者历经“前30年” 幸存者甚少；800伞兵赴朝，从未见过有当事人活着回到大陆并留下回忆录。刘农畯自己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空降旅参谋长，终因降将身份不再受到信任。1961年空降军正式成立，但1963年刘农畯被转任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他的亲信亦离开���队转为各地跳伞俱乐部教练）。随后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刘农畯和姚珍夫妻在子女的参与下，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揪斗和人格躯体侮辱，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声明断绝关系，1976年3月刘农畯在黎明到来半年前死亡。而王外马甲的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记载了伞兵蔡智诚的经历。蔡放弃名校浙江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成为空降兵，担任过国军伞兵总队搜索营的连长。蔡并非伞兵三团人员，但正好赶上刘农畯献部降共，结果蔡自己也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蔡智诚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因此他没法在解放军继续搞本行。作者王外马甲道：小时候曾经看见蔡智诚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如果读者想知道蔡智诚在前30年运动中经历过什么，“对此，我只好请求读者原谅”，没法出版。伞兵三团接收大员谷牧在其《回忆录》称：在文革中他们[伞兵三团]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我也在形势允许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予以了帮助。谷牧自己经常“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我二儿子和小儿子穿着雨衣回家，被暗哨当成叛徒小特务”。可见谷牧自身难保，没落井下石乱咬就不错了。
1950年春季粟裕经历了什么，本文无从知晓，但是他的决策可以用Dunning-Kruger效应模型来拟合。从一开始领受任务的胸有成竹，到此时变成了“粟裕点兵，多多益善”。张震回忆道：“4 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始，到1951年5月，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期为11个月” 。也就是说，攻台又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季之后了。1950年5月中旬，粟裕禀毛：“望能叕增加第四野战军的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到了1950年6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正式提出了再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6月23日粟裕更是向最高领袖狮子大开口要求：除了从其他野战军中再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外，还需要500门无座力炮；伞兵也需扩编为2.5万人。1950年10月1日解放军颁布《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规定：全军战防炮（反坦克炮）集中训练，准备解放台湾使用。
粟裕的平台计划包括三路大军：“其一以强大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其二以精干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先占东海岸山区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其三以跳伞部队降落敌人后方，挖心战术出敌��意” 。这样预算兵力达到16个军60多万人，但没明确���是：空降军形成战斗力要到猴年马月？要买/雇多少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才能担负投送？要买/雇多少苏联军舰和海军才能同时运两路大军登陆？实际上粟裕相当于说：这事我干不了，另请高明，“有请刘伯承或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此战役。职[即粟裕本人；旧社会叫“卑职”，三国里叫“末将”]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到这地步，最高领袖着实有点不耐烦了。
正当最高领袖寻思如何电令粟裕休得推脱、仍须加倍努力时，6月26日他老人家从新闻上得知，金日成动手了；“金日成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师哲自述》p374），攻台一事就此作罢。6月28日毛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怒道：“杜鲁门在今年一月 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6月30日，毛令粟“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多是横戈马上行》p315）。8月11日毛令陈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朝鲜。“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则东方其他殖民地国家问题亦就易获得解决，我们的台湾亦就容易解决了”（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记录》） 。
9月7日，陈毅（淞沪警备区空降兵团司令）在江湾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命令“9兵团做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解除渡海攻台任务、开赴山东准备入朝参战。第九兵团从此任务突变，练的海水都白吃了。9月29日毛令内宣沙皇胡乔木：“以后注意，只说要打台湾，不说任何时间” 。195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静所作“跨海平魔攻台湾”（供批判用）：“派妖妇美国卖淫作骚相，朝着杜鲁门干爹灌米汤，你如今一个朝鲜吞不下，撑得你喉咙眼里长了痔疮…”，今天重新印刷出版一点都不过时。
斗转星移。从朝鲜战场上转了一圈后，大多数原本操练两栖攻台的战斗员长眠他乡或截肢回乡。1952年下半年，第九兵团各部离朝归建华东军区，26军驻胶东，20军驻湖州，27军驻无锡。1953年12月16日张震策划再攻金门时考虑到：“28军担任福建防御地区较长，干部不甚团结，1949年攻金门受损后至今战力尚未恢复[4年了还未恢复，可见叶部精锐全殁士气丧尽]。金门作战，最少须南下三个军（20军、27军、60军[sic，应为26军]）”，不过这个作战计划后未实施。
攻占上海是粟裕作战生涯的终局。1984年粟裕病故，他的家人在上访信中鸣冤道，「全家希望在讣告中写明：“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讣告，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一段中央不同意。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抱头痛哭。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指公开版讣告所用的措辞]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楚青《粟裕案平反的曲折历程》）。](https://pbs.twimg.com/media/HJc_vFxW0AAlZPn.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九兵团在包邮区：跨海平魔攻台湾
Marshal SU Yu’s Ambitious Task to Conquer Taiwan: Mission Aborted
1949年5月27日，粟裕（公认的淮海战役首席指挥员）所率的解放军部队完全占领上海，国军残部有的遁逃、有的降共。6月14日最高领袖明确电告粟裕、张震等：“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6月下旬毛令粟裕、张震等“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7月10日，最高领袖责成周恩来：“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即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荫蔽库…”。
7月20日粟、张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 8月1日，第23军也归第9兵团建制，担负攻台任务。于是第9兵团4个军解除了担负的淞沪守备任务，准备开始在包邮区沿海进行航海登陆训练。7月30日粟裕电禀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1949年下半年，对蒋军摧枯拉朽的粟裕踌躇满志，8月6日，粟向华东军区干部动员道：“台湾等地敌人力量很小，我们居于绝对优势！” 粟裕对攻台任务颇为乐观，即使是在金门完败和登步岛失利之后，11月20日粟裕《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仍然动员道：“解放台湾的条件是陆军登陆，海空配合和开展策反工作。如果我们策反工作做得好，有突然事变、和平解放的可能，因此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甚至将来你当正的、我当副的都可以” ，洪秀柱、鄭麗文乐开了花。12月17日粟裕又动员道：蒋介石“实际能用的兵舰只有三十艘；我已有十七艘，又修好了二十多艘，数目相等。...敌原有飞机二百多架(运输机在内)，香港两航起义后他们只剩下一百多架；我们六个航空学校飞行员毕业后，可有敌人的五倍，但不要宣传”。
1949年10月下旬，进攻金门的约4个团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沿袭“秘不发丧”的M.O.，九兵团普通士兵自是毫不知��。粟裕本人受到一些震撼，之后预算兵力层层加码。先是制定了更庞大的包括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三野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年底时，粟决定第三野战军除部分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拨入攻台序列。以第7、第9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共计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8万人。1950年1月5日粟、张报毛：“我九兵团三个军12个师，调20万人，拟二月删日[15日]由沪出发入闽，以便就近完成攻台准备”。1月31日粟张又报毛：“攻台第一梯经队已全部配备自动火器。拟研究增加冲锋枪，合计需2万支。...配上基数共需7.62口径子弹8千万发”。例如光第27军就拥有捷克ZB或加拿大轻机枪达1210挺，而大西北的十九兵团3个军加起来才有轻机枪1919挺（1951年1月6日《全军武器实力统计》）。不过这个齐装超员武器���良的九兵团并未实际开拔，因冬季攻台作战计划被取消， 2月7日粟裕又宣布：“完全有把握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及台湾！”
就在粟准着手实施计划的同时，最高领袖也积极请求境外势力插手。1949年7月25日毛电访苏的刘少奇：“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请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进攻台湾” 。12月16日毛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只能“呵呵”一笑。
最高领袖特别关心新生事物。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请示毛：“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1949年4月，国军中央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湖南邵阳人）经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蒋介石高参）牵线策反，也加入中共地下党，献部降共。伞兵三团原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约一千二百人编入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七总队，约一千二百人容其返乡，冥顽不灵者被镇压枪决。1950年2月4日毛令粟裕：“盼加强对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2月15日毛还正式向苏联政府聘请伞兵军事顾问41名。4月10日粟裕向部下传达：“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继续抓紧准备。...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例如27军241图警卫连李金山回忆，1950年3月，241团警卫连欢送一人去开封当伞���，不幸此人体格不达标被退回。
1950年10月，国军叛将刘农畯上校带380余人到达开封加入解放军空军陆战一旅；而其余七总队的800余伞兵调往九兵团准备作为步兵赴朝。你如果是宋司令，这么一只加强营实力的生力军会不会把他们当宝呢？显然不会，把这些中央军嫡系旧部全部打散，12个师摊一摊，平均每个排还分不到一个。前文记录过萧源，1932年生，湖南益阳人，1948年7月在南昌加入伞兵三团，这次被编入26军88师262团，1951年在朝鲜被俘。又如毛学震，1923年生，湖南平江人，1948年8月在常德加入伞兵三团，刘农畯降共后编入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天天学习马列毛，与萧源同时期转入26军77师230团重迫击炮连，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在抱川附近被俘。又如刘友圣，1928年生，湖南临武人，1948年5月入伍伞兵三团1营，又选拔黄埔24期入学（最后一期未完成），老蒋逃离成都后被俘编入60军179师535团��朝，第五次战役被俘。他们1954年都去了台湾。此外常成教授记录的国军傘兵上尉楊樹���（1922-2022），虽然也是去台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但他不是伞兵三团的。楊为黄埔十八期退學後加入青年远征军炮12团，后来在粟裕指挥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被俘但脫逃回乡。“抗美援朝”中被强征为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技术大队司机，然后发往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42团当GAZ卡车司机，老杨过江后一路开到开城顺便就投奔了联合国军。他的最后一次跳伞是在北朝鲜上空伞降收集情报完毕后九死一生回到韩国，最后在国民党交涉下向美军讨人去往台湾。
中央伞兵三团士兵留在大陆者历经“前30年” 幸存者甚少；800伞兵赴朝，从未见过有当事人活着回到大陆并留下回忆录。刘农畯自己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空降旅参谋长，终因降将身份不再受到信任。1961年空降军正式成立，但1963年刘农畯被转任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他的亲信亦离开���队转为各地跳伞俱乐部教练）。随后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刘农畯和姚珍夫妻在子女的参与下，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揪斗和人格躯体侮辱，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声明断绝关系，1976年3月刘农畯在黎明到来半年前死亡。而王外马甲的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记载了伞兵蔡智诚的经历。蔡放弃名校浙江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成为空降兵，担任过国军伞兵总队搜索营的连长。蔡并非伞兵三团人员，但正好赶上刘农畯献部降共，结果蔡自己也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蔡智诚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因此他没法在解放军继续搞本行。作者王外马甲道：小时候曾经看见蔡智诚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如果读者想知道蔡智诚在前30年运动中经历过什么，“对此，我只好请求读者原谅”，没法出版。伞兵三团接收大员谷牧在其《回忆录》称：在文革中他们[伞兵三团]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我也在形势允许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予以了帮助。谷牧自己经常“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我二儿子和小儿子穿着雨衣回家，被暗哨当成叛徒小特务”。可见谷牧自身难保，没落井下石乱咬就不错了。
1950年春季粟裕经历了什么，本文无从知晓，但是他的决策可以用Dunning-Kruger效应模型来拟合。从一开始领受任务的胸有成竹，到此时变成了“粟裕点兵，多多益善”。张震回忆道：“4 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始，到1951年5月，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期为11个月” 。也就是说，攻台又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季之后了。1950年5月中旬，粟裕禀毛：“望能叕增加第四野战军的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到了1950年6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正式提出了再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6月23日粟裕更是向最高领袖狮子大开口要求：除了从其他野战军中再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外，还需要500门无座力炮；伞兵也需扩编为2.5万人。1950年10月1日解放军颁布《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规定：全军战防炮（反坦克炮）集中训练，准备解放台湾使用。
粟裕的平台计划包括三路大军：“其一以强大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其二以精干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先占东海岸山区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其三以跳伞部队降落敌人后方，挖心战术出敌��意” 。这样预算兵力达到16个军60多万人，但没明确���是：空降军形成战斗力要到猴年马月？要买/雇多少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才能担负投送？要买/雇多少苏联军舰和海军才能同时运两路大军登陆？实际上粟裕相当于说：这事我干不了，另请高明，“有请刘伯承或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此战役。职[即粟裕本人；旧社会叫“卑职”，三国里叫“末将”]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到这地步，最高领袖着实有点不耐烦了。
正当最高领袖寻思如何电令粟裕休得推脱、仍须加倍努力时，6月26日他老人家从新闻上得知，金日成动手了；“金日成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师哲自述》p374），攻台一事就此作罢。6月28日毛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怒道：“杜鲁门在今年一月 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6月30日，毛令粟“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多是横戈马上行》p315）。8月11日毛令陈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朝鲜。“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则东方其他殖民地国家问题亦就易获得解决，我们的台湾亦就容易解决了”（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记录》） 。
9月7日，陈毅（淞沪警备区空降兵团司令）在江湾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命令“9兵团做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解除渡海攻台任务、开赴山东准备入朝参战。第九兵团从此任务突变，练的海水都白吃了。9月29日毛令内宣沙皇胡乔木：“以后注意，只说要打台湾，不说任何时间” 。195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静所作“跨海平魔攻台湾”（供批判用）：“派妖妇美国卖淫作骚相，朝着杜鲁门干爹灌米汤，你如今一个朝鲜吞不下，撑得你喉咙眼里长了痔疮…”，今天重新印刷出版一点都不过时。
斗转星移。从朝鲜战场上转了一圈后，大多数原本操练两栖攻台的战斗员长眠他乡或截肢回乡。1952年下半年，第九兵团各部离朝归建华东军区，26军驻胶东，20军驻湖州，27军驻无锡。1953年12月16日张震策划再攻金门时考虑到：“28军担任福建防御地区较长，干部不甚团结，1949年攻金门受损后至今战力尚未恢复[4年了还未恢复，可见叶部精锐全殁士气丧尽]。金门作战，最少须南下三个军（20军、27军、60军[sic，应为26军]）”，不过这个作战计划后未实施。
攻占上海是粟裕作战生涯的终局。1984年粟裕病故，他的家人在上访信中鸣冤道，「全家希望在讣告中写明：“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讣告，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一段中央不同意。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抱头痛哭。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指公开版讣告所用的措辞]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楚青《粟裕案平反的曲折历程》）。](https://pbs.twimg.com/media/HJc_t5SWQAImmMI.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九兵团在包邮区：跨海平魔攻台湾
Marshal SU Yu’s Ambitious Task to Conquer Taiwan: Mission Aborted
1949年5月27日，粟裕（公认的淮海战役首席指挥员）所率的解放军部队完全占领上海，国军残部有的遁逃、有的降共。6月14日最高领袖明确电告粟裕、张震等：“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6月下旬毛令粟裕、张震等“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7月10日，最高领袖责成周恩来：“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即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荫蔽库…”。
7月20日粟、张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 8月1日，第23军也归第9兵团建制，担负攻台任务。于是第9兵团4个军解除了担负的淞沪守备任务，准备开始在包邮区沿海进行航海登陆训练。7月30日粟裕电禀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1949年下半年，对蒋军摧枯拉朽的粟裕踌躇满志，8月6日，粟向华东军区干部动员道：“台湾等地敌人力量很小，我们居于绝对优势！” 粟裕对攻台任务颇为乐观，即使是在金门完败和登步岛失利之后，11月20日粟裕《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仍然动员道：“解放台湾的条件是陆军登陆，海空配合和开展策反工作。如果我们策反工作做得好，有突然事变、和平解放的可能，因此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甚至将来你当正的、我当副的都可以” ，洪秀柱、鄭麗文乐开了花。12月17日粟裕又动员道：蒋介石“实际能用的兵舰只有三十艘；我已有十七艘，又修好了二十多艘，数目相等。...敌原有飞机二百多架(运输机在内)，香港两航起义后他们只剩下一百多架；我们六个航空学校飞行员毕业后，可有敌人的五倍，但不要宣传”。
1949年10月下旬，进攻金门的约4个团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沿袭“秘不发丧”的M.O.，九兵团普通士兵自是毫不知��。粟裕本人受到一些震撼，之后预算兵力层层加码。先是制定了更庞大的包括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三野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年底时，粟决定第三野战军除部分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拨入攻台序列。以第7、第9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共计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8万人。1950年1月5日粟、张报毛：“我九兵团三个军12个师，调20万人，拟二月删日[15日]由沪出发入闽，以便就近完成攻台准备”。1月31日粟张又报毛：“攻台第一梯经队已全部配备自动火器。拟研究增加冲锋枪，合计需2万支。...配上基数共需7.62口径子弹8千万发”。例如光第27军就拥有捷克ZB或加拿大轻机枪达1210挺，而大西北的十九兵团3个军加起来才有轻机枪1919挺（1951年1月6日《全军武器实力统计》）。不过这个齐装超员武器���良的九兵团并未实际开拔，因冬季攻台作战计划被取消， 2月7日粟裕又宣布：“完全有把握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及台湾！”
就在粟准着手实施计划的同时，最高领袖也积极请求境外势力插手。1949年7月25日毛电访苏的刘少奇：“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请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进攻台湾” 。12月16日毛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只能“呵呵”一笑。
最高领袖特别关心新生事物。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请示毛：“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1949年4月，国军中央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湖南邵阳人）经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蒋介石高参）牵线策反，也加入中共地下党，献部降共。伞兵三团原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约一千二百人编入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七总队，约一千二百人容其返乡，冥顽不灵者被镇压枪决。1950年2月4日毛令粟裕：“盼加强对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2月15日毛还正式向苏联政府聘请伞兵军事顾问41名。4月10日粟裕向部下传达：“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继续抓紧准备。...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例如27军241图警卫连李金山回忆，1950年3月，241团警卫连欢送一人去开封当伞���，不幸此人体格不达标被退回。
1950年10月，国军叛将刘农畯上校带380余人到达开封加入解放军空军陆战一旅；而其余七总队的800余伞兵调往九兵团准备作为步兵赴朝。你如果是宋司令，这么一只加强营实力的生力军会不会把他们当宝呢？显然不会，把这些中央军嫡系旧部全部打散，12个师摊一摊，平均每个排还分不到一个。前文记录过萧源，1932年生，湖南益阳人，1948年7月在南昌加入伞兵三团，这次被编入26军88师262团，1951年在朝鲜被俘。又如毛学震，1923年生，湖南平江人，1948年8月在常德加入伞兵三团，刘农畯降共后编入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天天学习马列毛，与萧源同时期转入26军77师230团重迫击炮连，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在抱川附近被俘。又如刘友圣，1928年生，湖南临武人，1948年5月入伍伞兵三团1营，又选拔黄埔24期入学（最后一期未完成），老蒋逃离成都后被俘编入60军179师535团��朝，第五次战役被俘。他们1954年都去了台湾。此外常成教授记录的国军傘兵上尉楊樹���（1922-2022），虽然也是去台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但他不是伞兵三团的。楊为黄埔十八期退學後加入青年远征军炮12团，后来在粟裕指挥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被俘但脫逃回乡。“抗美援朝”中被强征为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技术大队司机，然后发往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42团当GAZ卡车司机，老杨过江后一路开到开城顺便就投奔了联合国军。他的最后一次跳伞是在北朝鲜上空伞降收集情报完毕后九死一生回到韩国，最后在国民党交涉下向美军讨人去往台湾。
中央伞兵三团士兵留在大陆者历经“前30年” 幸存者甚少；800伞兵赴朝，从未见过有当事人活着回到大陆并留下回忆录。刘农畯自己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空降旅参谋长，终因降将身份不再受到信任。1961年空降军正式成立，但1963年刘农畯被转任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他的亲信亦离开���队转为各地跳伞俱乐部教练）。随后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刘农畯和姚珍夫妻在子女的参与下，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揪斗和人格躯体侮辱，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声明断绝关系，1976年3月刘农畯在黎明到来半年前死亡。而王外马甲的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记载了伞兵蔡智诚的经历。蔡放弃名校浙江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成为空降兵，担任过国军伞兵总队搜索营的连长。蔡并非伞兵三团人员，但正好赶上刘农畯献部降共，结果蔡自己也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蔡智诚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因此他没法在解放军继续搞本行。作者王外马甲道：小时候曾经看见蔡智诚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如果读者想知道蔡智诚在前30年运动中经历过什么，“对此，我只好请求读者原谅”，没法出版。伞兵三团接收大员谷牧在其《回忆录》称：在文革中他们[伞兵三团]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我也在形势允许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予以了帮助。谷牧自己经常“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我二儿子和小儿子穿着雨衣回家，被暗哨当成叛徒小特务”。可见谷牧自身难保，没落井下石乱咬就不错了。
1950年春季粟裕经历了什么，本文无从知晓，但是他的决策可以用Dunning-Kruger效应模型来拟合。从一开始领受任务的胸有成竹，到此时变成了“粟裕点兵，多多益善”。张震回忆道：“4 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始，到1951年5月，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期为11个月” 。也就是说，攻台又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季之后了。1950年5月中旬，粟裕禀毛：“望能叕增加第四野战军的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到了1950年6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正式提出了再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6月23日粟裕更是向最高领袖狮子大开口要求：除了从其他野战军中再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外，还需要500门无座力炮；伞兵也需扩编为2.5万人。1950年10月1日解放军颁布《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规定：全军战防炮（反坦克炮）集中训练，准备解放台湾使用。
粟裕的平台计划包括三路大军：“其一以强大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其二以精干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先占东海岸山区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其三以跳伞部队降落敌人后方，挖心战术出敌��意” 。这样预算兵力达到16个军60多万人，但没明确���是：空降军形成战斗力要到猴年马月？要买/雇多少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才能担负投送？要买/雇多少苏联军舰和海军才能同时运两路大军登陆？实际上粟裕相当于说：这事我干不了，另请高明，“有请刘伯承或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此战役。职[即粟裕本人；旧社会叫“卑职”，三国里叫“末将”]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到这地步，最高领袖着实有点不耐烦了。
正当最高领袖寻思如何电令粟裕休得推脱、仍须加倍努力时，6月26日他老人家从新闻上得知，金日成动手了；“金日成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师哲自述》p374），攻台一事就此作罢。6月28日毛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怒道：“杜鲁门在今年一月 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6月30日，毛令粟“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多是横戈马上行》p315）。8月11日毛令陈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朝鲜。“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则东方其他殖民地国家问题亦就易获得解决，我们的台湾亦就容易解决了”（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记录》） 。
9月7日，陈毅（淞沪警备区空降兵团司令）在江湾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命令“9兵团做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解除渡海攻台任务、开赴山东准备入朝参战。第九兵团从此任务突变，练的海水都白吃了。9月29日毛令内宣沙皇胡乔木：“以后注意，只说要打台湾，不说任何时间” 。195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静所作“跨海平魔攻台湾”（供批判用）：“派妖妇美国卖淫作骚相，朝着杜鲁门干爹灌米汤，你如今一个朝鲜吞不下，撑得你喉咙眼里长了痔疮…”，今天重新印刷出版一点都不过时。
斗转星移。从朝鲜战场上转了一圈后，大多数原本操练两栖攻台的战斗员长眠他乡或截肢回乡。1952年下半年，第九兵团各部离朝归建华东军区，26军驻胶东，20军驻湖州，27军驻无锡。1953年12月16日张震策划再攻金门时考虑到：“28军担任福建防御地区较长，干部不甚团结，1949年攻金门受损后至今战力尚未恢复[4年了还未恢复，可见叶部精锐全殁士气丧尽]。金门作战，最少须南下三个军（20军、27军、60军[sic，应为26军]）”，不过这个作战计划后未实施。
攻占上海是粟裕作战生涯的终局。1984年粟裕病故，他的家人在上访信中鸣冤道，「全家希望在讣告中写明：“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讣告，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一段中央不同意。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抱头痛哭。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指公开版讣告所用的措辞]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楚青《粟裕案平反的曲折历程》）。](https://pbs.twimg.com/media/HJc_siEXUAE0jxs.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两���被开除党籍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
杜岗，1922年生，山西运城万荣县七庄村人，富农出身（70亩地），中学文化，1941年加入国民党，为国军阎锡山部队排级干部。1944年被解放，送入抗大中条山大队学习马列，1945年12月加入共产党；因保护仍为国民党的大哥，曾经被留党察看处分。第五次战役时为60军180师538团副参谋长；缴获文件显示，在此之前杜岗曾经担任过3营营长。指挥沙岘之战后没几天，他于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大溃败中被俘。1951年5月27日那天，180师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刚结束，他就接到参加会议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的电话，要求他“迅速组织一部分骨干，以便掩护团领导突围”（《安德舍笔记》）。分散突围中，杜岗与538团卫生队医助李传通等6人一起被俘后，化名杜资明，当场并未暴露身份，因为他拟以战士身份藏身化名秘密���导斗争（《考验p208》）。张泽石《战俘手记》亦称：在水原，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正要开口喊“24 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
显然杜岗的熟人并非只有张泽石一人，在战俘营杜岗还撞见了被俘的538团炮兵见习参谋高文俊（黄埔23期，解放战士）。杜令高文俊不要指认他，并要求高盯住其他的被俘人员。高冷言道：“我不认识几个人，你另请高明吧。”杜恼道：“希望你再好好考虑，给我小心点！”（常成p185）。高文俊确实没有揭露杜岗的身份，他被迫多次深入北朝鲜刺探情报、九死一生后去了台湾。
杜岗由于其职务较高，成为亲毛战俘中排名第4的头领（赵佐端、魏林、孙振冠之后）。一些身份暴露的干部遭到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的“活阎王”、反共战俘李大安的毒打���杜岗的几颗门��被打掉。在美国国务院“神秘人物菲利浦”（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98）的介入保护下，1952年2月底将其转移到亲共的第71号战俘营“小延安”（常成p200）。菲利浦▪曼哈德即Philip W. Manhard，但中方战俘认为他是“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德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德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记者名义自由出入战俘营”（《考验》p4），抓特务抓错人了，Manhard更不是什么少将。杜岗当然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内在回国战俘营发挥了幕后领导作用，担任总党委副书记。
1952年9月，杜岗在济州岛战俘营被李小广指认（《厄运》p350），后和其他领导骨干一样，与普通战俘分隔关押。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8月13日人民日报《归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揭露》一文称：“美军还囚禁着王芳[赵佐端]、魏林、杜资明[杜岗]、李彦[马兴旺]、李德才等十二名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显然是怕敌人扣人，当然这种担心的多���的，当时中方也还扣着一些美军战俘。就过了一天，8月15日人民日报终于称：十四日对方遣送给我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七名[即杜岗、时占魁、赵年智、刘金石、丁先文、边世茂、连耀生]，并没有再提杜资明。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的杜岗，与魏林等出头干部相似，处分是“丧失立场屈服，暴露机密，污蔑领袖，口头表示去台湾，叛党失节。但有改正行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也就是说，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杜岗就不被解放军承认了，原因就是其党员身份和团内职务暴露，而且他在“自我交待”中承认曾唱过“耶稣歌”，自己上纲为“丧失气节”（《战俘纪事》），结果处分加重。不过杜岗没料到的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杜岗以营级以上干部身份转业鞍钢建设第二矿山公司担任科长后，���知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后，1956年又重新���党。随着最高领袖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杜岗全家堕入深渊。一次，杜岗未成年的儿子杜剑虹/杜建虹在和小伙伴玩耍时，从废铁堆里捡到一支锈枪，结果被怀疑“叛徒、反革命的儿子从小就学习使用武器，目的不纯”（《战俘纪事续》p204），显然这只是一个整他的借口。在最高领袖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他被打成叛徒，长期受到审查，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子女亦受到株连（《万荣县志》p841）。1964年四清运动，杜岗被打成鞍钢二矿“宗派反党分子骨干”。1966年他又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上老虎凳、跪炉灰渣，吊起来抽打，把细铁丝吊着大而厚的铁牌子挂在他脖子上。儿子杜剑虹看到：杜岗脸庞被画成黑的，头发被剃掉，由脑后伸手抠鼻孔，画上黑墨还不算，还要再戴上大高帽；把双手剪绑起来，再拉到会场……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是什么意思[可怜的孩子，应激成了色盲]（《忠诚》p212）。下图为封疆大吏“兔儿爷”任仲夷受类似私刑 photo by李振盛
杜岗虽然是条铁汉子，毕竟李大安的毒打都扛下来了，但专案组人格和肉体双重的非人酷刑能不能折断他的脊梁呢？杜岗不像刘师秀那么容易被自杀。他的妻子吴素英，是位来自老家山西万荣县小脚女性，也是个老革命。她让不满10岁的儿子杜剑虹给杜岗带信：“千万不要想不开，要正确对待这场运动，相信组织、相信党！（《重围》p326）”杜岗终于挺到了1976年。就在最高领袖驾崩前半年，3月的一天，在山西省河津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一位出差途中的中年乘客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上面写着：“杜岗，山西省河津铝厂行政处副处长”。20日河津铝厂举行追悼会时，不料祸从天降。吴素英道：“厂里有人取回档案，说杜岗是叛徒，砸了追悼会，撕毁花圈，扬言刨墓验尸，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迫害，盯梢监视，暗中动员邻居不要和我家接近，造成恐怖局面，企图将我全家置于死地”（《忠诚》p237）。负责干部立即宣布杜岗是叛徒，因“被俘罪”不许办理丧事、不准悼念（《考验》p344），再次开除党籍，并开除军籍。
吴素英这位小脚女子，只能丢下6岁的小女儿，带着儿子杜剑虹上访。在北京，儿子杜剑虹曾独自跪倒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冤”字。见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杜剑虹急忙先横倒车前，再一边跪着、一边举起冤字牌，警卫边劝边拉，高级轿车哧溜开走了，“告御状”计划未能实现（《重围》p328、《忠诚》p236）。靳大鹰在《战俘纪事》中曾斥其他上访的志愿军战俘：“一些被俘归来人员，出现在街头上访闹���的行���里，为几块钱的工资竟毫无顾忌地四处骂娘，读着这些人的信，你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在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共产党员之手！”这上访的尺度还真不容易掌握哩。1980年终于平反政策出台啦！不久吴素英去世，党也为杜岗第二次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45年算起，杜剑虹进入编制当上了干部。](https://pbs.twimg.com/media/HJCbXzKXYAAHc7U.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两���被开除党籍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
杜岗，1922年生，山西运城万荣县七庄村人，富农出身（70亩地），中学文化，1941年加入国民党，为国军阎锡山部队排级干部。1944年被解放，送入抗大中条山大队学习马列，1945年12月加入共产党；因保护仍为国民党的大哥，曾经被留党察看处分。第五次战役时为60军180师538团副参谋长；缴获文件显示，在此之前杜岗曾经担任过3营营长。指挥沙岘之战后没几天，他于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大溃败中被俘。1951年5月27日那天，180师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刚结束，他就接到参加会议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的电话，要求他“迅速组织一部分骨干，以便掩护团领导突围”（《安德舍笔记》）。分散突围中，杜岗与538团卫生队医助李传通等6人一起被俘后，化名杜资明，当场并未暴露身份，因为他拟以战士身份藏身化名秘密���导斗争（《考验p208》）。张泽石《战俘手记》亦称：在水原，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正要开口喊“24 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
显然杜岗的熟人并非只有张泽石一人，在战俘营杜岗还撞见了被俘的538团炮兵见习参谋高文俊（黄埔23期，解放战士）。杜令高文俊不要指认他，并要求高盯住其他的被俘人员。高冷言道：“我不认识几个人，你另请高明吧。”杜恼道：“希望你再好好考虑，给我小心点！”（常成p185）。高文俊确实没有揭露杜岗的身份，他被迫多次深入北朝鲜刺探情报、九死一生后去了台湾。
杜岗由于其职务较高，成为亲毛战俘中排名第4的头领（赵佐端、魏林、孙振冠之后）。一些身份暴露的干部遭到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的“活阎王”、反共战俘李大安的毒打���杜岗的几颗门��被打掉。在美国国务院“神秘人物菲利浦”（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98）的介入保护下，1952年2月底将其转移到亲共的第71号战俘营“小延安”（常成p200）。菲利浦▪曼哈德即Philip W. Manhard，但中方战俘认为他是“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德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德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记者名义自由出入战俘营”（《考验》p4），抓特务抓错人了，Manhard更不是什么少将。杜岗当然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内在回国战俘营发挥了幕后领导作用，担任总党委副书记。
1952年9月，杜岗在济州岛战俘营被李小广指认（《厄运》p350），后和其他领导骨干一样，与普通战俘分隔关押。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8月13日人民日报《归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揭露》一文称：“美军还囚禁着王芳[赵佐端]、魏林、杜资明[杜岗]、李彦[马兴旺]、李德才等十二名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显然是怕敌人扣人，当然这种担心的多���的，当时中方也还扣着一些美军战俘。就过了一天，8月15日人民日报终于称：十四日对方遣送给我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七名[即杜岗、时占魁、赵年智、刘金石、丁先文、边世茂、连耀生]，并没有再提杜资明。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的杜岗，与魏林等出头干部相似，处分是“丧失立场屈服，暴露机密，污蔑领袖，口头表示去台湾，叛党失节。但有改正行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也就是说，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杜岗就不被解放军承认了，原因就是其党员身份和团内职务暴露，而且他在“自我交待”中承认曾唱过“耶稣歌”，自己上纲为“丧失气节”（《战俘纪事》），结果处分加重。不过杜岗没料到的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杜岗以营级以上干部身份转业鞍钢建设第二矿山公司担任科长后，���知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后，1956年又重新���党。随着最高领袖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杜岗全家堕入深渊。一次，杜岗未成年的儿子杜剑虹/杜建虹在和小伙伴玩耍时，从废铁堆里捡到一支锈枪，结果被怀疑“叛徒、反革命的儿子从小就学习使用武器，目的不纯”（《战俘纪事续》p204），显然这只是一个整他的借口。在最高领袖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他被打成叛徒，长期受到审查，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子女亦受到株连（《万荣县志》p841）。1964年四清运动，杜岗被打成鞍钢二矿“宗派反党分子骨干”。1966年他又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上老虎凳、跪炉灰渣，吊起来抽打，把细铁丝吊着大而厚的铁牌子挂在他脖子上。儿子杜剑虹看到：杜岗脸庞被画成黑的，头发被剃掉，由脑后伸手抠鼻孔，画上黑墨还不算，还要再戴上大高帽；把双手剪绑起来，再拉到会场……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是什么意思[可怜的孩子，应激成了色盲]（《忠诚》p212）。下图为封疆大吏“兔儿爷”任仲夷受类似私刑 photo by李振盛
杜岗虽然是条铁汉子，毕竟李大安的毒打都扛下来了，但专案组人格和肉体双重的非人酷刑能不能折断他的脊梁呢？杜岗不像刘师秀那么容易被自杀。他的妻子吴素英，是位来自老家山西万荣县小脚女性，也是个老革命。她让不满10岁的儿子杜剑虹给杜岗带信：“千万不要想不开，要正确对待这场运动，相信组织、相信党！（《重围》p326）”杜岗终于挺到了1976年。就在最高领袖驾崩前半年，3月的一天，在山西省河津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一位出差途中的中年乘客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上面写着：“杜岗，山西省河津铝厂行政处副处长”。20日河津铝厂举行追悼会时，不料祸从天降。吴素英道：“厂里有人取回档案，说杜岗是叛徒，砸了追悼会，撕毁花圈，扬言刨墓验尸，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迫害，盯梢监视，暗中动员邻居不要和我家接近，造成恐怖局面，企图将我全家置于死地”（《忠诚》p237）。负责干部立即宣布杜岗是叛徒，因“被俘罪”不许办理丧事、不准悼念（《考验》p344），再次开除党籍，并开除军籍。
吴素英这位小脚女子，只能丢下6岁的小女儿，带着儿子杜剑虹上访。在北京，儿子杜剑虹曾独自跪倒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冤”字。见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杜剑虹急忙先横倒车前，再一边跪着、一边举起冤字牌，警卫边劝边拉，高级轿车哧溜开走了，“告御状”计划未能实现（《重围》p328、《忠诚》p236）。靳大鹰在《战俘纪事》中曾斥其他上访的志愿军战俘：“一些被俘归来人员，出现在街头上访闹���的行���里，为几块钱的工资竟毫无顾忌地四处骂娘，读着这些人的信，你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在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共产党员之手！”这上访的尺度还真不容易掌握哩。1980年终于平反政策出台啦！不久吴素英去世，党也为杜岗第二次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45年算起，杜剑虹进入编制当上了干部。](https://pbs.twimg.com/media/HJCbWPXXQAAy9YP.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的克星：郭铁同志二三事
Comrade GUO Tie, the Reeducation Chief of Repatriated CCF POWs
郭铁，山西晋城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过江时为第60军179师536团政委，后在朝鲜升任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朝鲜战争停战前，他是志政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的副主任之一，奉命调教英美土菲洋人战俘。1953年夏秋朝鲜战争停战后，有近6000名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到辽宁昌图金家镇，郭铁是这里的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因此，他既管理过美军战俘，又管理过志愿军战俘。在志愿军战俘长达30 多年中写的数以万计的申诉信中，有责怪他的，也有肯定他的[靳大鹰没敢说占比]。“郭铁”这个名字是战俘们口头和笔下重复率最高的，可见他与战俘们的命运关系之密切（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26）。1990年，郭铁在北京西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通信兵部政治部正军级顾问]，作家靳大鹰登门请求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吧”。他摇摇头说：嗨…（《战俘纪事续》p47）。不料1991年郭铁忽因病在北京去世，因此没有留下他本人的公开书面回忆。
以下关于郭铁在179师的叙述取自去台战俘、原536团见习参谋刘朗的《流血到天明》。由于刘朗被俘后持反共立场，其内容为孤证。1950年，536团在四川补充了一批学生，郭铁训话道：“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花了你们父兄剥削人民的臭钱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就了不起了？看看老同志，虽然不识几个大字，但是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告诉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谁敢乱说乱动就请你到另外地方去！”1950年底，536团出川前，在郫县北校场召开全团军人大会，政委郭铁宣布：“朱总司令调咱们到国防机动位置去。机动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地方比四川好，有大米，有白面，天气晴朗，不像四川光下雨”。郭政委动员讲话完毕后，大喝一声：“绑上来！三营饲养员庞福安，帮美帝造谣，说美帝一颗炸弹扔下来要炸一栋房子那么大的��窿，坚决镇压！” 于是庞福安成了536团第一个祭旗的羔羊。去台战俘刘纯俭（180师540团战士）也回忆：“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VOA李肃） 。
1950年终，到了比四川还穷还冷河北沧县附近。536团团长周殊山的母亲闻讯（可能是周殊山开拔前给家乡写过信）前来，竟是一幅老乞婆的模样，令周殊山对革命老区形式有点心寒。周殊山农民出身，豪爽、坦率、勇敢、单纯、淳厚，老党员，打临汾时伤了一只眼，诚心对待知识分子，对部属有一片真挚的笑，崇拜毛主席像崇拜上帝一样，对母亲老婆极好。536團後勤處營級協理員刘光華悄悄告訴刘朗，周殊山這種孝親行動惹起了郭���妒嫉，背地裡打小報告給上級：“革命意志消沉，农民意识浓厚，为照顾母亲耽误革命工作”。
1951年3月底进入朝鲜，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郭铁打气道：“只要有吃的上级就算对得起咱们，要知道，就是吃炒面，上级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运到前线来的。美帝飞机这么可恶，国内运十辆车粮食来，保不住三辆到不了咱们口里”。随后在4月的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美军急退，郭铁嘱咐侦察参谋于成礼：“搞一张美帝的橡皮床和一些美国香烟，这是你们侦察人员的任务”。侦察连在555高地（宝藏山）抓到 2个美24th黑人团 K连的战俘，他们俩偷偷睡觉，不知部队已撤走。黑人举出藏好的志愿军散发投降证：“不给华尔街当炮灰”。郭铁哈哈大笑，命令扒光黑人的衣服，现场教育道：“同志们，你们今天可算看到美帝的丑恶样子了吧？���级早就指出美帝是纸老虎，这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这正是《60军战时政治鼓动工作》所提出的：“美国兵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被华尔街老板们欺骗来当炮灰的。… 拿美国鬼子兵的狼狈相，去激发战士们蔑视美帝的情绪”。团部派人将两人连夜押送到师部，美俘经翻译道：“我饿得厉害，不敢走夜路”。郭铁骂道：“你他妈黑奴也想当少爷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人拖走。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刘朗指控：团部找到一个韩国老头，不愿做向导，郭铁下令侦察股长摁着他走在部队前面，后被侦察股长枪毙：“这个老废物对咋没有帮助，赖在地下不起来”（《流血到天明》p190）。12军刘家驹也回忆：一个参谋带的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进入三营的阻击线后，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参谋叫过三���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 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枪声响了（《光荣的背后》）。第三兵团干群在五次战役受重创，郭铁升任179师政治部主任，后调至“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任副主任。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战俘遣返完毕，“俘管处”也不再存在。原副主任郭铁这时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准备接收审查志愿军归国战俘，他的副手是原碧潼俘管处同为副主任的高占功和孙峰，可见郭铁的政工能力得到上级认可。“归管处”执行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安置”，殚精竭虑的郭铁和归管处的每个工作人员眼里都含着泪水，白眼珠上布满了血丝。不少干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急剧下降（《战俘纪事续》p36）。郭铁对归来人员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厄运》p335）。在这里郭铁与三兵团179师、180师的很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特殊的境遇下重逢了。
在昌图初次见面，郭铁对吴成德讪笑着说：“老伙计，没想到咱们在这里见面了！”吴成德勉强点点头：“没想到，没想到…”（《重围》p230），也是，他们俩一个在云里一个在泥里。郭铁回忆道：我与180 师的领导吴成德以前是认识的，我们共同打了解放战争。180 师在朝鲜战场上被打散了，7000 人当了俘虏[数字有误]，是解放军前所未有的，师、团干部应该是有责任的。我们 179 师在一天后就赶去接应[吹newB，在五次战役后撤���段中，536团2营和180师一起报销，但536团团部跑得飞快，全身而退]，但 180 师没有了。当时部队刚换了苏式装备，武器弹药是充足的嘛！师、团干部把部队带到哪儿了！？对这些归国的同志，我们在政治上把他们当作战友，严格执行20字方针。通过这些人的自我检查，我们认为，他们既在战俘营里敌人的迫害下遭了难，又在敌人的铁蹄下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刺反动字，写反动信，唱反动歌等等，按照党员的高标准，这些就不能说是坚贞不屈。但是，这些错误不是敌我问题。问题出在后来做结论时，对他们的错误从严了。记得我去沈阳汇报，一位[东北军区政治部]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上上级不就是最高领袖本尊嘛]。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你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不能说打仗没有被俘的，在战争中免不了有人被俘，部队在教育上还要讲，人在阵地在��不当俘虏。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问题，今后还要如此。我们对战俘的处理历来都是严格的。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战俘纪事续》p37-42）。
179师536团2营的连指导员赵庆吉在接应180师突围时被俘，他是红色战俘营“602联队”的斗争骨干。他对宣判“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右倾怕死”的处理结论，内心非常不服。郭铁主任曾是536团政委，赵庆吉直接找老领导申辩。郭主任反问：你去同“刘胡兰、五壮士”比，反复想想，看看自己倒底够不够党员条件？（《忠诚》p140）。吴成德回忆，领导[郭铁]讲话：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拼死或自杀？2.因为怕死所以被俘，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回来后只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3.深挖主观上犯错误的原因，不能找客观理由（《历史的回音》p522）。果然吴成德遭受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配偏远乡下农场。靳大鹰见过吴成德无数的上访信，吴对郭铁和他的归管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靳大鹰书中不想引用吴成德的申诉信，因为“这对谁都不愉快”（《战俘纪事续》p43）。
在审核中，郭铁斥吴成德道：“你有什么可说的？你活着回来就什么也讲不清！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篮球场边，一个归管处警卫队小战士把篮球故意使劲向吴成德砸去。毫无思想准备的吴成德被小战士的篮球打得瘫坐在地上，他双手捂在双腿当中，痛得浑身直颤。一群战士边叫边起哄“打倒了！打倒了！”（《重围》p240-1）。1954年12月，吴成德被宣布“叛党叛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重围》p252）。吴成德去找郭铁申诉，郭铁打断了吴成德，冷冷地说：“吴成德，你再不老老实实，我就真的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厄运》p456） 。吴成德回忆：“郭铁主任��有些同志对我讽刺和刺激，说我不老实交代问题，脑袋如同一盆糊涂，说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只有我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有无问题。(他)对我施行压力，影响下边的人，有人用球打我。我外出时，抄我的家(住所)。有时，他组织干部开会批评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待) ，他总是组织火力压制我讲话。在各种刺激下，我曾昏过去几次”（《散文选刊》2002年第8期p17）。吴成德气愤地说：在美军集中营我可以破口大骂，可现在有冤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有气无处出啊！（《历史的回音》p523），实在是太憋屈了。
“归管处”完成任务解散后，1955年郭铁任总政敌工部天津分部主任。1982年郭铁离职休养时，担任通信兵部政治部顾问。他总是放弃国家供给应得的高等优厚待遇（军级干部）。每次公出乘火车，本应享受乘坐软卧，但他每次都一定要挤在���通硬座的车箱里。一滴水、一度电都要精打细算，决不允许浪费[估计还常年穿一双破旧布鞋，哇哈哈标配那种]。他住的将军楼家中，天不黑不许开灯。在301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区，他不把自己当作病员，总是为别的病友[病友都是老干部]着想。因肌肉萎缩，四肢不能动，呼吸困难，吞咽功能丧失，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他在连握笔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用写字表示自己对其他病友的关怀和对医护人员感谢之情（郭晓路《追寻父亲郭铁的战斗足迹》），终年74岁。](https://pbs.twimg.com/media/HIdLh2wXoAEg92Q.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的克星：郭铁同志二三事
Comrade GUO Tie, the Reeducation Chief of Repatriated CCF POWs
郭铁，山西晋城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过江时为第60军179师536团政委，后在朝鲜升任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朝鲜战争停战前，他是志政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的副主任之一，奉命调教英美土菲洋人战俘。1953年夏秋朝鲜战争停战后，有近6000名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到辽宁昌图金家镇，郭铁是这里的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因此，他既管理过美军战俘，又管理过志愿军战俘。在志愿军战俘长达30 多年中写的数以万计的申诉信中，有责怪他的，也有肯定他的[靳大鹰没敢说占比]。“郭铁”这个名字是战俘们口头和笔下重复率最高的，可见他与战俘们的命运关系之密切（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26）。1990年，郭铁在北京西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通信兵部政治部正军级顾问]，作家靳大鹰登门请求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吧”。他摇摇头说：嗨…（《战俘纪事续》p47）。不料1991年郭铁忽因病在北京去世，因此没有留下他本人的公开书面回忆。
以下关于郭铁在179师的叙述取自去台战俘、原536团见习参谋刘朗的《流血到天明》。由于刘朗被俘后持反共立场，其内容为孤证。1950年，536团在四川补充了一批学生，郭铁训话道：“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花了你们父兄剥削人民的臭钱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就了不起了？看看老同志，虽然不识几个大字，但是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告诉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谁敢乱说乱动就请你到另外地方去！”1950年底，536团出川前，在郫县北校场召开全团军人大会，政委郭铁宣布：“朱总司令调咱们到国防机动位置去。机动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地方比四川好，有大米，有白面，天气晴朗，不像四川光下雨”。郭政委动员讲话完毕后，大喝一声：“绑上来！三营饲养员庞福安，帮美帝造谣，说美帝一颗炸弹扔下来要炸一栋房子那么大的��窿，坚决镇压！” 于是庞福安成了536团第一个祭旗的羔羊。去台战俘刘纯俭（180师540团战士）也回忆：“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VOA李肃） 。
1950年终，到了比四川还穷还冷河北沧县附近。536团团长周殊山的母亲闻讯（可能是周殊山开拔前给家乡写过信）前来，竟是一幅老乞婆的模样，令周殊山对革命老区形式有点心寒。周殊山农民出身，豪爽、坦率、勇敢、单纯、淳厚，老党员，打临汾时伤了一只眼，诚心对待知识分子，对部属有一片真挚的笑，崇拜毛主席像崇拜上帝一样，对母亲老婆极好。536團後勤處營級協理員刘光華悄悄告訴刘朗，周殊山這種孝親行動惹起了郭���妒嫉，背地裡打小報告給上級：“革命意志消沉，农民意识浓厚，为照顾母亲耽误革命工作”。
1951年3月底进入朝鲜，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郭铁打气道：“只要有吃的上级就算对得起咱们，要知道，就是吃炒面，上级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运到前线来的。美帝飞机这么可恶，国内运十辆车粮食来，保不住三辆到不了咱们口里”。随后在4月的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美军急退，郭铁嘱咐侦察参谋于成礼：“搞一张美帝的橡皮床和一些美国香烟，这是你们侦察人员的任务”。侦察连在555高地（宝藏山）抓到 2个美24th黑人团 K连的战俘，他们俩偷偷睡觉，不知部队已撤走。黑人举出藏好的志愿军散发投降证：“不给华尔街当炮灰”。郭铁哈哈大笑，命令扒光黑人的衣服，现场教育道：“同志们，你们今天可算看到美帝的丑恶样子了吧？���级早就指出美帝是纸老虎，这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这正是《60军战时政治鼓动工作》所提出的：“美国兵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被华尔街老板们欺骗来当炮灰的。… 拿美国鬼子兵的狼狈相，去激发战士们蔑视美帝的情绪”。团部派人将两人连夜押送到师部，美俘经翻译道：“我饿得厉害，不敢走夜路”。郭铁骂道：“你他妈黑奴也想当少爷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人拖走。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刘朗指控：团部找到一个韩国老头，不愿做向导，郭铁下令侦察股长摁着他走在部队前面，后被侦察股长枪毙：“这个老废物对咋没有帮助，赖在地下不起来”（《流血到天明》p190）。12军刘家驹也回忆：一个参谋带的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进入三营的阻击线后，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参谋叫过三���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 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枪声响了（《光荣的背后》）。第三兵团干群在五次战役受重创，郭铁升任179师政治部主任，后调至“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任副主任。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战俘遣返完毕，“俘管处”也不再存在。原副主任郭铁这时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准备接收审查志愿军归国战俘，他的副手是原碧潼俘管处同为副主任的高占功和孙峰，可见郭铁的政工能力得到上级认可。“归管处”执行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安置”，殚精竭虑的郭铁和归管处的每个工作人员眼里都含着泪水，白眼珠上布满了血丝。不少干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急剧下降（《战俘纪事续》p36）。郭铁对归来人员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厄运》p335）。在这里郭铁与三兵团179师、180师的很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特殊的境遇下重逢了。
在昌图初次见面，郭铁对吴成德讪笑着说：“老伙计，没想到咱们在这里见面了！”吴成德勉强点点头：“没想到，没想到…”（《重围》p230），也是，他们俩一个在云里一个在泥里。郭铁回忆道：我与180 师的领导吴成德以前是认识的，我们共同打了解放战争。180 师在朝鲜战场上被打散了，7000 人当了俘虏[数字有误]，是解放军前所未有的，师、团干部应该是有责任的。我们 179 师在一天后就赶去接应[吹newB，在五次战役后撤���段中，536团2营和180师一起报销，但536团团部跑得飞快，全身而退]，但 180 师没有了。当时部队刚换了苏式装备，武器弹药是充足的嘛！师、团干部把部队带到哪儿了！？对这些归国的同志，我们在政治上把他们当作战友，严格执行20字方针。通过这些人的自我检查，我们认为，他们既在战俘营里敌人的迫害下遭了难，又在敌人的铁蹄下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刺反动字，写反动信，唱反动歌等等，按照党员的高标准，这些就不能说是坚贞不屈。但是，这些错误不是敌我问题。问题出在后来做结论时，对他们的错误从严了。记得我去沈阳汇报，一位[东北军区政治部]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上上级不就是最高领袖本尊嘛]。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你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不能说打仗没有被俘的，在战争中免不了有人被俘，部队在教育上还要讲，人在阵地在��不当俘虏。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问题，今后还要如此。我们对战俘的处理历来都是严格的。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战俘纪事续》p37-42）。
179师536团2营的连指导员赵庆吉在接应180师突围时被俘，他是红色战俘营“602联队”的斗争骨干。他对宣判“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右倾怕死”的处理结论，内心非常不服。郭铁主任曾是536团政委，赵庆吉直接找老领导申辩。郭主任反问：你去同“刘胡兰、五壮士”比，反复想想，看看自己倒底够不够党员条件？（《忠诚》p140）。吴成德回忆，领导[郭铁]讲话：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拼死或自杀？2.因为怕死所以被俘，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回来后只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3.深挖主观上犯错误的原因，不能找客观理由（《历史的回音》p522）。果然吴成德遭受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配偏远乡下农场。靳大鹰见过吴成德无数的上访信，吴对郭铁和他的归管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靳大鹰书中不想引用吴成德的申诉信，因为“这对谁都不愉快”（《战俘纪事续》p43）。
在审核中，郭铁斥吴成德道：“你有什么可说的？你活着回来就什么也讲不清！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篮球场边，一个归管处警卫队小战士把篮球故意使劲向吴成德砸去。毫无思想准备的吴成德被小战士的篮球打得瘫坐在地上，他双手捂在双腿当中，痛得浑身直颤。一群战士边叫边起哄“打倒了！打倒了！”（《重围》p240-1）。1954年12月，吴成德被宣布“叛党叛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重围》p252）。吴成德去找郭铁申诉，郭铁打断了吴成德，冷冷地说：“吴成德，你再不老老实实，我就真的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厄运》p456） 。吴成德回忆：“郭铁主任��有些同志对我讽刺和刺激，说我不老实交代问题，脑袋如同一盆糊涂，说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只有我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有无问题。(他)对我施行压力，影响下边的人，有人用球打我。我外出时，抄我的家(住所)。有时，他组织干部开会批评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待) ，他总是组织火力压制我讲话。在各种刺激下，我曾昏过去几次”（《散文选刊》2002年第8期p17）。吴成德气愤地说：在美军集中营我可以破口大骂，可现在有冤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有气无处出啊！（《历史的回音》p523），实在是太憋屈了。
“归管处”完成任务解散后，1955年郭铁任总政敌工部天津分部主任。1982年郭铁离职休养时，担任通信兵部政治部顾问。他总是放弃国家供给应得的高等优厚待遇（军级干部）。每次公出乘火车，本应享受乘坐软卧，但他每次都一定要挤在���通硬座的车箱里。一滴水、一度电都要精打细算，决不允许浪费[估计还常年穿一双破旧布鞋，哇哈哈标配那种]。他住的将军楼家中，天不黑不许开灯。在301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区，他不把自己当作病员，总是为别的病友[病友都是老干部]着想。因肌肉萎缩，四肢不能动，呼吸困难，吞咽功能丧失，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他在连握笔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用写字表示自己对其他病友的关怀和对医护人员感谢之情（郭晓路《追寻父亲郭铁的战斗足迹》），终年74岁。](https://pbs.twimg.com/media/HIdLglUWsAICi5Q.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的克星：郭铁同志二三事
Comrade GUO Tie, the Reeducation Chief of Repatriated CCF POWs
郭铁，山西晋城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过江时为第60军179师536团政委，后在朝鲜升任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朝鲜战争停战前，他是志政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的副主任之一，奉命调教英美土菲洋人战俘。1953年夏秋朝鲜战争停战后，有近6000名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到辽宁昌图金家镇，郭铁是这里的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因此，他既管理过美军战俘，又管理过志愿军战俘。在志愿军战俘长达30 多年中写的数以万计的申诉信中，有责怪他的，也有肯定他的[靳大鹰没敢说占比]。“郭铁”这个名字是战俘们口头和笔下重复率最高的，可见他与战俘们的命运关系之密切（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26）。1990年，郭铁在北京西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通信兵部政治部正军级顾问]，作家靳大鹰登门请求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吧”。他摇摇头说：嗨…（《战俘纪事续》p47）。不料1991年郭铁忽因病在北京去世，因此没有留下他本人的公开书面回忆。
以下关于郭铁在179师的叙述取自去台战俘、原536团见习参谋刘朗的《流血到天明》。由于刘朗被俘后持反共立场，其内容为孤证。1950年，536团在四川补充了一批学生，郭铁训话道：“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花了你们父兄剥削人民的臭钱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就了不起了？看看老同志，虽然不识几个大字，但是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告诉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谁敢乱说乱动就请你到另外地方去！”1950年底，536团出川前，在郫县北校场召开全团军人大会，政委郭铁宣布：“朱总司令调咱们到国防机动位置去。机动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地方比四川好，有大米，有白面，天气晴朗，不像四川光下雨”。郭政委动员讲话完毕后，大喝一声：“绑上来！三营饲养员庞福安，帮美帝造谣，说美帝一颗炸弹扔下来要炸一栋房子那么大的��窿，坚决镇压！” 于是庞福安成了536团第一个祭旗的羔羊。去台战俘刘纯俭（180师540团战士）也回忆：“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VOA李肃） 。
1950年终，到了比四川还穷还冷河北沧县附近。536团团长周殊山的母亲闻讯（可能是周殊山开拔前给家乡写过信）前来，竟是一幅老乞婆的模样，令周殊山对革命老区形式有点心寒。周殊山农民出身，豪爽、坦率、勇敢、单纯、淳厚，老党员，打临汾时伤了一只眼，诚心对待知识分子，对部属有一片真挚的笑，崇拜毛主席像崇拜上帝一样，对母亲老婆极好。536團後勤處營級協理員刘光華悄悄告訴刘朗，周殊山這種孝親行動惹起了郭���妒嫉，背地裡打小報告給上級：“革命意志消沉，农民意识浓厚，为照顾母亲耽误革命工作”。
1951年3月底进入朝鲜，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郭铁打气道：“只要有吃的上级就算对得起咱们，要知道，就是吃炒面，上级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运到前线来的。美帝飞机这么可恶，国内运十辆车粮食来，保不住三辆到不了咱们口里”。随后在4月的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美军急退，郭铁嘱咐侦察参谋于成礼：“搞一张美帝的橡皮床和一些美国香烟，这是你们侦察人员的任务”。侦察连在555高地（宝藏山）抓到 2个美24th黑人团 K连的战俘，他们俩偷偷睡觉，不知部队已撤走。黑人举出藏好的志愿军散发投降证：“不给华尔街当炮灰”。郭铁哈哈大笑，命令扒光黑人的衣服，现场教育道：“同志们，你们今天可算看到美帝的丑恶样子了吧？���级早就指出美帝是纸老虎，这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这正是《60军战时政治鼓动工作》所提出的：“美国兵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被华尔街老板们欺骗来当炮灰的。… 拿美国鬼子兵的狼狈相，去激发战士们蔑视美帝的情绪”。团部派人将两人连夜押送到师部，美俘经翻译道：“我饿得厉害，不敢走夜路”。郭铁骂道：“你他妈黑奴也想当少爷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人拖走。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刘朗指控：团部找到一个韩国老头，不愿做向导，郭铁下令侦察股长摁着他走在部队前面，后被侦察股长枪毙：“这个老废物对咋没有帮助，赖在地下不起来”（《流血到天明》p190）。12军刘家驹也回忆：一个参谋带的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进入三营的阻击线后，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参谋叫过三���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 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枪声响了（《光荣的背后》）。第三兵团干群在五次战役受重创，郭铁升任179师政治部主任，后调至“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任副主任。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战俘遣返完毕，“俘管处”也不再存在。原副主任郭铁这时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准备接收审查志愿军归国战俘，他的副手是原碧潼俘管处同为副主任的高占功和孙峰，可见郭铁的政工能力得到上级认可。“归管处”执行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安置”，殚精竭虑的郭铁和归管处的每个工作人员眼里都含着泪水，白眼珠上布满了血丝。不少干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急剧下降（《战俘纪事续》p36）。郭铁对归来人员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厄运》p335）。在这里郭铁与三兵团179师、180师的很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特殊的境遇下重逢了。
在昌图初次见面，郭铁对吴成德讪笑着说：“老伙计，没想到咱们在这里见面了！”吴成德勉强点点头：“没想到，没想到…”（《重围》p230），也是，他们俩一个在云里一个在泥里。郭铁回忆道：我与180 师的领导吴成德以前是认识的，我们共同打了解放战争。180 师在朝鲜战场上被打散了，7000 人当了俘虏[数字有误]，是解放军前所未有的，师、团干部应该是有责任的。我们 179 师在一天后就赶去接应[吹newB，在五次战役后撤���段中，536团2营和180师一起报销，但536团团部跑得飞快，全身而退]，但 180 师没有了。当时部队刚换了苏式装备，武器弹药是充足的嘛！师、团干部把部队带到哪儿了！？对这些归国的同志，我们在政治上把他们当作战友，严格执行20字方针。通过这些人的自我检查，我们认为，他们既在战俘营里敌人的迫害下遭了难，又在敌人的铁蹄下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刺反动字，写反动信，唱反动歌等等，按照党员的高标准，这些就不能说是坚贞不屈。但是，这些错误不是敌我问题。问题出在后来做结论时，对他们的错误从严了。记得我去沈阳汇报，一位[东北军区政治部]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上上级不就是最高领袖本尊嘛]。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你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不能说打仗没有被俘的，在战争中免不了有人被俘，部队在教育上还要讲，人在阵地在��不当俘虏。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问题，今后还要如此。我们对战俘的处理历来都是严格的。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战俘纪事续》p37-42）。
179师536团2营的连指导员赵庆吉在接应180师突围时被俘，他是红色战俘营“602联队”的斗争骨干。他对宣判“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右倾怕死”的处理结论，内心非常不服。郭铁主任曾是536团政委，赵庆吉直接找老领导申辩。郭主任反问：你去同“刘胡兰、五壮士”比，反复想想，看看自己倒底够不够党员条件？（《忠诚》p140）。吴成德回忆，领导[郭铁]讲话：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拼死或自杀？2.因为怕死所以被俘，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回来后只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3.深挖主观上犯错误的原因，不能找客观理由（《历史的回音》p522）。果然吴成德遭受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配偏远乡下农场。靳大鹰见过吴成德无数的上访信，吴对郭铁和他的归管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靳大鹰书中不想引用吴成德的申诉信，因为“这对谁都不愉快”（《战俘纪事续》p43）。
在审核中，郭铁斥吴成德道：“你有什么可说的？你活着回来就什么也讲不清！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篮球场边，一个归管处警卫队小战士把篮球故意使劲向吴成德砸去。毫无思想准备的吴成德被小战士的篮球打得瘫坐在地上，他双手捂在双腿当中，痛得浑身直颤。一群战士边叫边起哄“打倒了！打倒了！”（《重围》p240-1）。1954年12月，吴成德被宣布“叛党叛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重围》p252）。吴成德去找郭铁申诉，郭铁打断了吴成德，冷冷地说：“吴成德，你再不老老实实，我就真的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厄运》p456） 。吴成德回忆：“郭铁主任��有些同志对我讽刺和刺激，说我不老实交代问题，脑袋如同一盆糊涂，说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只有我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有无问题。(他)对我施行压力，影响下边的人，有人用球打我。我外出时，抄我的家(住所)。有时，他组织干部开会批评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待) ，他总是组织火力压制我讲话。在各种刺激下，我曾昏过去几次”（《散文选刊》2002年第8期p17）。吴成德气愤地说：在美军集中营我可以破口大骂，可现在有冤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有气无处出啊！（《历史的回音》p523），实在是太憋屈了。
“归管处”完成任务解散后，1955年郭铁任总政敌工部天津分部主任。1982年郭铁离职休养时，担任通信兵部政治部顾问。他总是放弃国家供给应得的高等优厚待遇（军级干部）。每次公出乘火车，本应享受乘坐软卧，但他每次都一定要挤在���通硬座的车箱里。一滴水、一度电都要精打细算，决不允许浪费[估计还常年穿一双破旧布鞋，哇哈哈标配那种]。他住的将军楼家中，天不黑不许开灯。在301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区，他不把自己当作病员，总是为别的病友[病友都是老干部]着想。因肌肉萎缩，四肢不能动，呼吸困难，吞咽功能丧失，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他在连握笔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用写字表示自己对其他病友的关怀和对医护人员感谢之情（郭晓路《追寻父亲郭铁的战斗足迹》），终年74岁。](https://pbs.twimg.com/media/HIdLe7xXEAA-x0S.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战俘结局：子子孙孙不断跟他吵下去
The Finale of the Last Issue of the Korean War Truce Negotiation
1954年1月27日，离开中立区解释场的绝大多数原志愿军战俘已经到达台湾。2月1日《人民日报》叫骂：「如果战俘继续留在[中立区]东场里，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美国侵略者就会连吹嘘可怜的“心理战”的所谓“胜利”的最后一点���钱都没有了。为了捞住这笔“宣传资本”，为了给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一批炮灰，美方竟用武力劫持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即便经���“甄别”和“解释”，仍然用脚投票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靳大鹰《战俘纪事》的幻想），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台湾呢？
第一种情况，以王尊铭、王顺清为首的数百反共战俘骨干，显然他们回大陆是死路一条、外加株连三族满门发配。按1953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方将“已查明部分特务的名单（包括464名特务）提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批人至今还假冒战俘身分在战俘中称王称霸”。他们相当于反共战俘营中排级及以上干部，这个人数虽然只有总数的1/30，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说服能力很强，主导了多数战俘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原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的人数约为4410人，占总数的30%（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臺之研究》）。例如���一夫回忆道：“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斗。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原27军某炮兵连排长崔玉山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回忆道：“其实很想家，但又不敢去想，我知道回去的话不只自己很危险，还会拖累家人受罪。我就算不刺字，也不敢回大陆。因为做俘虏兵就是不光荣，国家会觉得这世丢人的事。... 1月20日清晨我们出来，印度人给我们指两条路，回台湾和回大陆，不同的方向。为了生存，我坚决要来台湾”（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谭兴东、刘朗、王建国也都是在八路军/解放军中革命了十年八年的营级干部，但他们各自双亲中，至少有一人在土改、清算中被处决或斗死。像黄飞虎、伍子胥一样，他们决心与新中国决裂。他们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都是供日本兵享用的，对己方被俘人员狠着呐。
第三种情况，国军旧部、解放战士，“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 人，占總人數的66%”（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66%的比例很正常，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李茂仁回忆道：“想回家，可是在国军里头呆过的，你要是回大陆，就被枪毙了、活埋了！能回去吗？没有在国军呆过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样子，就回去了。我回大陆探亲时就遇到当年战俘营一起工作过的，他曾是共产党。他回到大陆，先在西北开荒2年多，家里没有消息，不让通信，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斗争”（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2）。不管他的认识对不对，很多解放战士经历过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清算镇压，奉命从8岁开始写简历，交代祖孙三代成分等运动后产生了后怕。解释代表、50 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杨守沫描述为：“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
第四种情况，已经刺了字，断绝了后路（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交集）。黃樹華回忆道：“我扎了字不能回大陸去。我回大陸幹嘛？共產黨我是知道的，我在共產黨的部隊做了好幾年，我怎麼不知道？他那��很厲害的。大陸上不自由。沒有共產黨的條子，村莊也出不���，要路條。沒有路條，那些小王八蛋把你包圍起來，把你抓到鄉公所去”（榮民文化網）。叶树华控诉：“刺了字，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不刺青，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而那凤武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BBC吕嘉鸿）。
还有一种情况，随大流。大多数人在集体管控生活下，盲目跟随上头的指示、或是迫于团体的压力不得不跟着行动（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88）。陳長安称：“在韩国当俘虏的时候，经常想着家人。自己离开多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之所以决定到台湾，一方面是家人生死未卜，另一方面因为几个朋友都说要去台湾，大家有伴，遇到事情也有个商量”。缪子章称：“自从被共产党骗到朝鲜以后，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了。在战俘营���们出公差，警备队长是共产党（高攀，下场很惨；见前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鼓励大家拒绝去台湾。我这个班9个人，但最后却有6个人来台湾”（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
大陆方面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他们的个人选择，故将去台人员划分为两种：“去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5个营干，30多个连干，300多个排干。这些变节分子一种是本质反动的蒋匪，一种是眼睛狭隘、农民出身的农民兵，在革命部队时间长短不一”（《重围》p209），赤裸裸歧视农家子弟，太自恨了吧。从“解释”期间听取过中共代表“解释”的6个营场的结果来估计，在进入中立区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约6%是想回大陆的。在“解释”期间，共有440人通过各种途径得以遣返，那么估计另有约400人受到反共骨干分子的挟制，不得不去了台湾，类似叶树华、趙英魁���冉宏图。賴名湯自己也明白，在抵台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一定数目的非亲台者，“要注意有��共諜分子的滲透，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賴名湯先生訪談錄》）。王昇认为：“若干共產黨人竟隨著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起進入了義士村，並在義士村内搞「被俘後的鬥爭」”（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7）。在1954年1月底大队人马到基隆上岸时，蒋经国的一位幕僚就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知道其中有少量的中共间谍在内，我们会找出他们并晓之以理。如果言辞达不到效果的话，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TIME 19540201 “FORMOSA: Heroes’ Welcome”）。
老实说，蒋介石身边上至跟随多年的亲信、下至端茶送水的勤务，曾被共产党渗透了个遍。如今蒋介石像防贼一样提防新来者，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到1954年4月初，“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已查出“匪嫌份子八十一員，頑劣份子三十四員，均經分別派員處��另案呈核”。趙英魁回忆：一名叫李国安的“反共义士”曾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为生，说话不算话，到台湾后让他当工兵。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李国安和赵等结拜兄弟，结果五人被控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欲上阿里山打游击。赵英魁被关了十年，李国安被判死刑（《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孤岛》p156）。总体而言，国军对被俘共军态度算是不错，在金门，要回大陆的送你回去。253团政委陈丽华/陈利华攻打金门时被俘，留在台湾也没被打压迫害，官至国军上校，直到陈丽华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机密破漏后才被枪毙。
崔玉山在第五次战役大溃败中因伤病被俘，“担架队急忙把我丢在汉江[27军后撤绕道华川水库以东，此处疑为昭阳江]边上就跑走了。一个美国兵，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就背我到一个军医院���一个姓雷的翻译官说：你命大，还好遇到美国人，如果遇到韩国人，肯定把你丢进江”。崔玉山曾是共产党员，1954年2月在杨梅兵营，国民政府宣布：“如果你是共产党，请自动报名上来，政府不会亏待你，不用害怕。但是不报名，往后会对你不利。过几天参加脱党大会，就算清白了”。但从军后实际扔在监视之下，一出军营就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一路跟踪。山东同乡的排长是好人，安抚崔道：“我信任你，半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正大光明，不用担心。国家为了安全，监视你也正常”。1960年代老崔退伍后当上了人民教师。崔玉山的老乡/战友董恩河当年在江边眼看他不可能过江了，回27军报告：我亲眼看见他因伤牺牲。这样崔玉山就成了烈士。山东滨州大有崔村村民都为他惋惜和感到光荣，只有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死在朝鲜。崔大妈逢年过节会去黄河大堤��喊一嗓子，仿��小时候一样，贪玩的孩子听到后就会回家吃饭。直到1989年母子相见，“她说她一直都相信我还活着” （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98） 。
去台战俘谷辉回顾以往：“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过大陆，当过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VOA李肃）。张一夫思道：在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我却很幸运���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美军翻译的台湾记者黄天才告诉张泽石，自己当年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更多的人去台湾发展，后曾因见到来台“反共义士”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估计是从反共抗俄的刺青看出来的]，直到读到张泽石的《孤岛》，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多战俘的遭遇更为凄惨。被俘的538团政委赵佐端回忆：我们所有被俘归国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人不得已离乡出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历史的回音》p476）。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记录了440多名归国战俘的情况，收集整理成《安德舍笔记》：“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书记李鸿忠的断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宿命。靳大鹰记录了一名回大陆的战俘：「在中立区解释时，他选择了回国的道路。198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破棉衣（一位作家形容为全身飞满白蝴蝶——多残酷的比喻），拄着一根木棍子，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一副老态龙钟、令人心酸的样子：1968年6月，公社革委会和民兵连，对我进行捆绑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前面挂着“��敌叛国分子”的黑牌，游斗三个小时。我连走带扒（爬），扒（爬）进了革委会，我向李主任说明我是负伤被俘的，李主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讲理。我全家五口跪在李主任面前，哀求李主任不要把我抓去吊打了，他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到李主任面前跪过多少次」（《战俘纪事》p225）。
被俘过的小兵如此，那么那些劝说他们回到祖国的高级干部呢？1953年9月4日，双方没有过招前杜平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号召：“解释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把它作为打击我们的唯一政治资本。如果通过我们解释，大多数被俘人员返回祖国，那么美帝的唯一资本就输光了！” （《见证》p58）。如今幕布已谢，1954年1月26日杜平作总结报告：“这次打的政治仗...我们没有解释回来多少人，可是，我们却得到了理。美蒋赤裸裸地把战俘用电线��绳子串绑着劫持走。这是美蒋特务对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恐���控制的结果！...祖国对被俘同志依然关怀，祖国对他们始终广开大门！”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因最高领袖听信谗言被打倒，“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温玉成]，小雅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温玉成女儿替父亲表达的歉疚》），这就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战友情？杜平连自己的家庭都保护不了，他如何兑现对被俘人员的承诺“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盐城第一才子乔冠华嘴巴最硬：“人虽然未能争取回来，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交代，就是胜利！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美帝这次又欠了我们一笔人权债，这笔债非讨回不可！少一个都不行。不还就吵！子子孙孙一直连续不断地跟他吵下去！”（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p297-8，《见证》p306）。美国籍肥婆洪晃的干爹乔冠华后来被打入冷宫，罪名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乔冠华同他的老婆章含之反对周总理，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李先念《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12.2），瞧这一家子的人品哦 。
1954年4-6月间的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用于谈判朝鲜战争未尽的议题。周恩来开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4月1日被劫走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 朝鲜代表南日对战俘遗留问题却根本不感兴趣。“南六条”（195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条就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其他五条也与战俘无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南日显然管不了美国，可他动得了志愿军啊。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部将到该部驻地附近视察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扣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王平回忆录》p493未具名）。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半岛和平共同宣言草案”也与战俘���题无关，“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僵硬和顽固，没有���成任何协议”（《黄华回忆录》p97）。因此，志愿军战俘议题从此从公共舆论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要求美国作出逐名的具体交代，并追回所有被扣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4年1月“解释”期结束后，有21名美国人加1名英国人选择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亲身经历了最高领袖的全过程民主后，至1960年代，已有19名赶紧润回了美国或欧洲。有1人（Rufus Elbert Douglas）早在1954年6月就病死在大陆的利群医院，有2人最终一直留在了山东（即James George Veneris和Howard Gayle Adams）。老温Veneris是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最早受益者，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先后有过三任学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永远留在了中国大陆。](https://pbs.twimg.com/media/HH5wQUZXIAAY9QR.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战俘结局：子子孙孙不断跟他吵下去
The Finale of the Last Issue of the Korean War Truce Negotiation
1954年1月27日，离开中立区解释场的绝大多数原志愿军战俘已经到达台湾。2月1日《人民日报》叫骂：「如果战俘继续留在[中立区]东场里，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美国侵略者就会连吹嘘可怜的“心理战”的所谓“胜利”的最后一点���钱都没有了。为了捞住这笔“宣传资本”，为了给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一批炮灰，美方竟用武力劫持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即便经���“甄别”和“解释”，仍然用脚投票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靳大鹰《战俘纪事》的幻想），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台湾呢？
第一种情况，以王尊铭、王顺清为首的数百反共战俘骨干，显然他们回大陆是死路一条、外加株连三族满门发配。按1953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方将“已查明部分特务的名单（包括464名特务）提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批人至今还假冒战俘身分在战俘中称王称霸”。他们相当于反共战俘营中排级及以上干部，这个人数虽然只有总数的1/30，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说服能力很强，主导了多数战俘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原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的人数约为4410人，占总数的30%（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臺之研究》）。例如���一夫回忆道：“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斗。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原27军某炮兵连排长崔玉山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回忆道：“其实很想家，但又不敢去想，我知道回去的话不只自己很危险，还会拖累家人受罪。我就算不刺字，也不敢回大陆。因为做俘虏兵就是不光荣，国家会觉得这世丢人的事。... 1月20日清晨我们出来，印度人给我们指两条路，回台湾和回大陆，不同的方向。为了生存，我坚决要来台湾”（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谭兴东、刘朗、王建国也都是在八路军/解放军中革命了十年八年的营级干部，但他们各自双亲中，至少有一人在土改、清算中被处决或斗死。像黄飞虎、伍子胥一样，他们决心与新中国决裂。他们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都是供日本兵享用的，对己方被俘人员狠着呐。
第三种情况，国军旧部、解放战士，“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 人，占總人數的66%”（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66%的比例很正常，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李茂仁回忆道：“想回家，可是在国军里头呆过的，你要是回大陆，就被枪毙了、活埋了！能回去吗？没有在国军呆过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样子，就回去了。我回大陆探亲时就遇到当年战俘营一起工作过的，他曾是共产党。他回到大陆，先在西北开荒2年多，家里没有消息，不让通信，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斗争”（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2）。不管他的认识对不对，很多解放战士经历过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清算镇压，奉命从8岁开始写简历，交代祖孙三代成分等运动后产生了后怕。解释代表、50 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杨守沫描述为：“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
第四种情况，已经刺了字，断绝了后路（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交集）。黃樹華回忆道：“我扎了字不能回大陸去。我回大陸幹嘛？共產黨我是知道的，我在共產黨的部隊做了好幾年，我怎麼不知道？他那��很厲害的。大陸上不自由。沒有共產黨的條子，村莊也出不���，要路條。沒有路條，那些小王八蛋把你包圍起來，把你抓到鄉公所去”（榮民文化網）。叶树华控诉：“刺了字，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不刺青，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而那凤武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BBC吕嘉鸿）。
还有一种情况，随大流。大多数人在集体管控生活下，盲目跟随上头的指示、或是迫于团体的压力不得不跟着行动（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88）。陳長安称：“在韩国当俘虏的时候，经常想着家人。自己离开多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之所以决定到台湾，一方面是家人生死未卜，另一方面因为几个朋友都说要去台湾，大家有伴，遇到事情也有个商量”。缪子章称：“自从被共产党骗到朝鲜以后，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了。在战俘营���们出公差，警备队长是共产党（高攀，下场很惨；见前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鼓励大家拒绝去台湾。我这个班9个人，但最后却有6个人来台湾”（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
大陆方面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他们的个人选择，故将去台人员划分为两种：“去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5个营干，30多个连干，300多个排干。这些变节分子一种是本质反动的蒋匪，一种是眼睛狭隘、农民出身的农民兵，在革命部队时间长短不一”（《重围》p209），赤裸裸歧视农家子弟，太自恨了吧。从“解释”期间听取过中共代表“解释”的6个营场的结果来估计，在进入中立区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约6%是想回大陆的。在“解释”期间，共有440人通过各种途径得以遣返，那么估计另有约400人受到反共骨干分子的挟制，不得不去了台湾，类似叶树华、趙英魁���冉宏图。賴名湯自己也明白，在抵台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一定数目的非亲台者，“要注意有��共諜分子的滲透，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賴名湯先生訪談錄》）。王昇认为：“若干共產黨人竟隨著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起進入了義士村，並在義士村内搞「被俘後的鬥爭」”（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7）。在1954年1月底大队人马到基隆上岸时，蒋经国的一位幕僚就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知道其中有少量的中共间谍在内，我们会找出他们并晓之以理。如果言辞达不到效果的话，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TIME 19540201 “FORMOSA: Heroes’ Welcome”）。
老实说，蒋介石身边上至跟随多年的亲信、下至端茶送水的勤务，曾被共产党渗透了个遍。如今蒋介石像防贼一样提防新来者，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到1954年4月初，“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已查出“匪嫌份子八十一員，頑劣份子三十四員，均經分別派員處��另案呈核”。趙英魁回忆：一名叫李国安的“反共义士”曾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为生，说话不算话，到台湾后让他当工兵。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李国安和赵等结拜兄弟，结果五人被控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欲上阿里山打游击。赵英魁被关了十年，李国安被判死刑（《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孤岛》p156）。总体而言，国军对被俘共军态度算是不错，在金门，要回大陆的送你回去。253团政委陈丽华/陈利华攻打金门时被俘，留在台湾也没被打压迫害，官至国军上校，直到陈丽华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机密破漏后才被枪毙。
崔玉山在第五次战役大溃败中因伤病被俘，“担架队急忙把我丢在汉江[27军后撤绕道华川水库以东，此处疑为昭阳江]边上就跑走了。一个美国兵，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就背我到一个军医院���一个姓雷的翻译官说：你命大，还好遇到美国人，如果遇到韩国人，肯定把你丢进江”。崔玉山曾是共产党员，1954年2月在杨梅兵营，国民政府宣布：“如果你是共产党，请自动报名上来，政府不会亏待你，不用害怕。但是不报名，往后会对你不利。过几天参加脱党大会，就算清白了”。但从军后实际扔在监视之下，一出军营就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一路跟踪。山东同乡的排长是好人，安抚崔道：“我信任你，半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正大光明，不用担心。国家为了安全，监视你也正常”。1960年代老崔退伍后当上了人民教师。崔玉山的老乡/战友董恩河当年在江边眼看他不可能过江了，回27军报告：我亲眼看见他因伤牺牲。这样崔玉山就成了烈士。山东滨州大有崔村村民都为他惋惜和感到光荣，只有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死在朝鲜。崔大妈逢年过节会去黄河大堤��喊一嗓子，仿��小时候一样，贪玩的孩子听到后就会回家吃饭。直到1989年母子相见，“她说她一直都相信我还活着” （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98） 。
去台战俘谷辉回顾以往：“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过大陆，当过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VOA李肃）。张一夫思道：在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我却很幸运���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美军翻译的台湾记者黄天才告诉张泽石，自己当年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更多的人去台湾发展，后曾因见到来台“反共义士”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估计是从反共抗俄的刺青看出来的]，直到读到张泽石的《孤岛》，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多战俘的遭遇更为凄惨。被俘的538团政委赵佐端回忆：我们所有被俘归国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人不得已离乡出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历史的回音》p476）。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记录了440多名归国战俘的情况，收集整理成《安德舍笔记》：“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书记李鸿忠的断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宿命。靳大鹰记录了一名回大陆的战俘：「在中立区解释时，他选择了回国的道路。198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破棉衣（一位作家形容为全身飞满白蝴蝶——多残酷的比喻），拄着一根木棍子，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一副老态龙钟、令人心酸的样子：1968年6月，公社革委会和民兵连，对我进行捆绑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前面挂着“��敌叛国分子”的黑牌，游斗三个小时。我连走带扒（爬），扒（爬）进了革委会，我向李主任说明我是负伤被俘的，李主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讲理。我全家五口跪在李主任面前，哀求李主任不要把我抓去吊打了，他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到李主任面前跪过多少次」（《战俘纪事》p225）。
被俘过的小兵如此，那么那些劝说他们回到祖国的高级干部呢？1953年9月4日，双方没有过招前杜平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号召：“解释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把它作为打击我们的唯一政治资本。如果通过我们解释，大多数被俘人员返回祖国，那么美帝的唯一资本就输光了！” （《见证》p58）。如今幕布已谢，1954年1月26日杜平作总结报告：“这次打的政治仗...我们没有解释回来多少人，可是，我们却得到了理。美蒋赤裸裸地把战俘用电线��绳子串绑着劫持走。这是美蒋特务对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恐���控制的结果！...祖国对被俘同志依然关怀，祖国对他们始终广开大门！”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因最高领袖听信谗言被打倒，“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温玉成]，小雅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温玉成女儿替父亲表达的歉疚》），这就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战友情？杜平连自己的家庭都保护不了，他如何兑现对被俘人员的承诺“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盐城第一才子乔冠华嘴巴最硬：“人虽然未能争取回来，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交代，就是胜利！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美帝这次又欠了我们一笔人权债，这笔债非讨回不可！少一个都不行。不还就吵！子子孙孙一直连续不断地跟他吵下去！”（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p297-8，《见证》p306）。美国籍肥婆洪晃的干爹乔冠华后来被打入冷宫，罪名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乔冠华同他的老婆章含之反对周总理，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李先念《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12.2），瞧这一家子的人品哦 。
1954年4-6月间的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用于谈判朝鲜战争未尽的议题。周恩来开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4月1日被劫走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 朝鲜代表南日对战俘遗留问题却根本不感兴趣。“南六条”（195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条就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其他五条也与战俘无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南日显然管不了美国，可他动得了志愿军啊。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部将到该部驻地附近视察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扣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王平回忆录》p493未具名）。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半岛和平共同宣言草案”也与战俘���题无关，“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僵硬和顽固，没有���成任何协议”（《黄华回忆录》p97）。因此，志愿军战俘议题从此从公共舆论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要求美国作出逐名的具体交代，并追回所有被扣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4年1月“解释”期结束后，有21名美国人加1名英国人选择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亲身经历了最高领袖的全过程民主后，至1960年代，已有19名赶紧润回了美国或欧洲。有1人（Rufus Elbert Douglas）早在1954年6月就病死在大陆的利群医院，有2人最终一直留在了山东（即James George Veneris和Howard Gayle Adams）。老温Veneris是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最早受益者，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先后有过三任学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永远留在了中国大陆。](https://pbs.twimg.com/media/HH5wPYVXQAEnfow.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战俘结局：子子孙孙不断跟他吵下去
The Finale of the Last Issue of the Korean War Truce Negotiation
1954年1月27日，离开中立区解释场的绝大多数原志愿军战俘已经到达台湾。2月1日《人民日报》叫骂：「如果战俘继续留在[中立区]东场里，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美国侵略者就会连吹嘘可怜的“心理战”的所谓“胜利”的最后一点���钱都没有了。为了捞住这笔“宣传资本”，为了给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一批炮灰，美方竟用武力劫持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即便经���“甄别”和“解释”，仍然用脚投票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靳大鹰《战俘纪事》的幻想），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台湾呢？
第一种情况，以王尊铭、王顺清为首的数百反共战俘骨干，显然他们回大陆是死路一条、外加株连三族满门发配。按1953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方将“已查明部分特务的名单（包括464名特务）提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批人至今还假冒战俘身分在战俘中称王称霸”。他们相当于反共战俘营中排级及以上干部，这个人数虽然只有总数的1/30，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说服能力很强，主导了多数战俘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原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的人数约为4410人，占总数的30%（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臺之研究》）。例如���一夫回忆道：“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斗。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原27军某炮兵连排长崔玉山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回忆道：“其实很想家，但又不敢去想，我知道回去的话不只自己很危险，还会拖累家人受罪。我就算不刺字，也不敢回大陆。因为做俘虏兵就是不光荣，国家会觉得这世丢人的事。... 1月20日清晨我们出来，印度人给我们指两条路，回台湾和回大陆，不同的方向。为了生存，我坚决要来台湾”（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谭兴东、刘朗、王建国也都是在八路军/解放军中革命了十年八年的营级干部，但他们各自双亲中，至少有一人在土改、清算中被处决或斗死。像黄飞虎、伍子胥一样，他们决心与新中国决裂。他们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都是供日本兵享用的，对己方被俘人员狠着呐。
第三种情况，国军旧部、解放战士，“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 人，占總人數的66%”（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66%的比例很正常，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李茂仁回忆道：“想回家，可是在国军里头呆过的，你要是回大陆，就被枪毙了、活埋了！能回去吗？没有在国军呆过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样子，就回去了。我回大陆探亲时就遇到当年战俘营一起工作过的，他曾是共产党。他回到大陆，先在西北开荒2年多，家里没有消息，不让通信，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斗争”（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2）。不管他的认识对不对，很多解放战士经历过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清算镇压，奉命从8岁开始写简历，交代祖孙三代成分等运动后产生了后怕。解释代表、50 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杨守沫描述为：“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
第四种情况，已经刺了字，断绝了后路（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交集）。黃樹華回忆道：“我扎了字不能回大陸去。我回大陸幹嘛？共產黨我是知道的，我在共產黨的部隊做了好幾年，我怎麼不知道？他那��很厲害的。大陸上不自由。沒有共產黨的條子，村莊也出不���，要路條。沒有路條，那些小王八蛋把你包圍起來，把你抓到鄉公所去”（榮民文化網）。叶树华控诉：“刺了字，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不刺青，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而那凤武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BBC吕嘉鸿）。
还有一种情况，随大流。大多数人在集体管控生活下，盲目跟随上头的指示、或是迫于团体的压力不得不跟着行动（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88）。陳長安称：“在韩国当俘虏的时候，经常想着家人。自己离开多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之所以决定到台湾，一方面是家人生死未卜，另一方面因为几个朋友都说要去台湾，大家有伴，遇到事情也有个商量”。缪子章称：“自从被共产党骗到朝鲜以后，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了。在战俘营���们出公差，警备队长是共产党（高攀，下场很惨；见前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鼓励大家拒绝去台湾。我这个班9个人，但最后却有6个人来台湾”（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
大陆方面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他们的个人选择，故将去台人员划分为两种：“去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5个营干，30多个连干，300多个排干。这些变节分子一种是本质反动的蒋匪，一种是眼睛狭隘、农民出身的农民兵，在革命部队时间长短不一”（《重围》p209），赤裸裸歧视农家子弟，太自恨了吧。从“解释”期间听取过中共代表“解释”的6个营场的结果来估计，在进入中立区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约6%是想回大陆的。在“解释”期间，共有440人通过各种途径得以遣返，那么估计另有约400人受到反共骨干分子的挟制，不得不去了台湾，类似叶树华、趙英魁���冉宏图。賴名湯自己也明白，在抵台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一定数目的非亲台者，“要注意有��共諜分子的滲透，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賴名湯先生訪談錄》）。王昇认为：“若干共產黨人竟隨著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起進入了義士村，並在義士村内搞「被俘後的鬥爭」”（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7）。在1954年1月底大队人马到基隆上岸时，蒋经国的一位幕僚就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知道其中有少量的中共间谍在内，我们会找出他们并晓之以理。如果言辞达不到效果的话，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TIME 19540201 “FORMOSA: Heroes’ Welcome”）。
老实说，蒋介石身边上至跟随多年的亲信、下至端茶送水的勤务，曾被共产党渗透了个遍。如今蒋介石像防贼一样提防新来者，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到1954年4月初，“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已查出“匪嫌份子八十一員，頑劣份子三十四員，均經分別派員處��另案呈核”。趙英魁回忆：一名叫李国安的“反共义士”曾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为生，说话不算话，到台湾后让他当工兵。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李国安和赵等结拜兄弟，结果五人被控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欲上阿里山打游击。赵英魁被关了十年，李国安被判死刑（《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孤岛》p156）。总体而言，国军对被俘共军态度算是不错，在金门，要回大陆的送你回去。253团政委陈丽华/陈利华攻打金门时被俘，留在台湾也没被打压迫害，官至国军上校，直到陈丽华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机密破漏后才被枪毙。
崔玉山在第五次战役大溃败中因伤病被俘，“担架队急忙把我丢在汉江[27军后撤绕道华川水库以东，此处疑为昭阳江]边上就跑走了。一个美国兵，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就背我到一个军医院���一个姓雷的翻译官说：你命大，还好遇到美国人，如果遇到韩国人，肯定把你丢进江”。崔玉山曾是共产党员，1954年2月在杨梅兵营，国民政府宣布：“如果你是共产党，请自动报名上来，政府不会亏待你，不用害怕。但是不报名，往后会对你不利。过几天参加脱党大会，就算清白了”。但从军后实际扔在监视之下，一出军营就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一路跟踪。山东同乡的排长是好人，安抚崔道：“我信任你，半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正大光明，不用担心。国家为了安全，监视你也正常”。1960年代老崔退伍后当上了人民教师。崔玉山的老乡/战友董恩河当年在江边眼看他不可能过江了，回27军报告：我亲眼看见他因伤牺牲。这样崔玉山就成了烈士。山东滨州大有崔村村民都为他惋惜和感到光荣，只有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死在朝鲜。崔大妈逢年过节会去黄河大堤��喊一嗓子，仿��小时候一样，贪玩的孩子听到后就会回家吃饭。直到1989年母子相见，“她说她一直都相信我还活着” （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98） 。
去台战俘谷辉回顾以往：“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过大陆，当过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VOA李肃）。张一夫思道：在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我却很幸运���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美军翻译的台湾记者黄天才告诉张泽石，自己当年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更多的人去台湾发展，后曾因见到来台“反共义士”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估计是从反共抗俄的刺青看出来的]，直到读到张泽石的《孤岛》，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多战俘的遭遇更为凄惨。被俘的538团政委赵佐端回忆：我们所有被俘归国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人不得已离乡出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历史的回音》p476）。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记录了440多名归国战俘的情况，收集整理成《安德舍笔记》：“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书记李鸿忠的断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宿命。靳大鹰记录了一名回大陆的战俘：「在中立区解释时，他选择了回国的道路。198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破棉衣（一位作家形容为全身飞满白蝴蝶——多残酷的比喻），拄着一根木棍子，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一副老态龙钟、令人心酸的样子：1968年6月，公社革委会和民兵连，对我进行捆绑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前面挂着“��敌叛国分子”的黑牌，游斗三个小时。我连走带扒（爬），扒（爬）进了革委会，我向李主任说明我是负伤被俘的，李主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讲理。我全家五口跪在李主任面前，哀求李主任不要把我抓去吊打了，他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到李主任面前跪过多少次」（《战俘纪事》p225）。
被俘过的小兵如此，那么那些劝说他们回到祖国的高级干部呢？1953年9月4日，双方没有过招前杜平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号召：“解释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把它作为打击我们的唯一政治资本。如果通过我们解释，大多数被俘人员返回祖国，那么美帝的唯一资本就输光了！” （《见证》p58）。如今幕布已谢，1954年1月26日杜平作总结报告：“这次打的政治仗...我们没有解释回来多少人，可是，我们却得到了理。美蒋赤裸裸地把战俘用电线��绳子串绑着劫持走。这是美蒋特务对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恐���控制的结果！...祖国对被俘同志依然关怀，祖国对他们始终广开大门！”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因最高领袖听信谗言被打倒，“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温玉成]，小雅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温玉成女儿替父亲表达的歉疚》），这就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战友情？杜平连自己的家庭都保护不了，他如何兑现对被俘人员的承诺“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盐城第一才子乔冠华嘴巴最硬：“人虽然未能争取回来，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交代，就是胜利！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美帝这次又欠了我们一笔人权债，这笔债非讨回不可！少一个都不行。不还就吵！子子孙孙一直连续不断地跟他吵下去！”（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p297-8，《见证》p306）。美国籍肥婆洪晃的干爹乔冠华后来被打入冷宫，罪名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乔冠华同他的老婆章含之反对周总理，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李先念《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12.2），瞧这一家子的人品哦 。
1954年4-6月间的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用于谈判朝鲜战争未尽的议题。周恩来开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4月1日被劫走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 朝鲜代表南日对战俘遗留问题却根本不感兴趣。“南六条”（195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条就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其他五条也与战俘无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南日显然管不了美国，可他动得了志愿军啊。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部将到该部驻地附近视察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扣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王平回忆录》p493未具名）。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半岛和平共同宣言草案”也与战俘���题无关，“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僵硬和顽固，没有���成任何协议”（《黄华回忆录》p97）。因此，志愿军战俘议题从此从公共舆论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要求美国作出逐名的具体交代，并追回所有被扣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4年1月“解释”期结束后，有21名美国人加1名英国人选择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亲身经历了最高领袖的全过程民主后，至1960年代，已有19名赶紧润回了美国或欧洲。有1人（Rufus Elbert Douglas）早在1954年6月就病死在大陆的利群医院，有2人最终一直留在了山东（即James George Veneris和Howard Gayle Adams）。老温Veneris是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最早受益者，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先后有过三任学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永远留在了中国大陆。](https://pbs.twimg.com/media/HH5wONDWYAQggTt.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16军在朝鲜：腐化堕落的军长尹先炳
The Horny General and His Comrades
解放军第16军军史声称：1953年7月17-20日，第16军46师136团+137团各一部于朝鲜金化西北10公里527.7高地以南进攻无名高地战斗中，全歼敌１个连+２个班，另歼敌２个连的大部，共歼敌450（也有称520）余名。经查，据美2师1953年7月Command Report p5：当时美38团3营I连一个排在战斗中受到重点攻击，K连一部增援共同将敌击退保持阵地完整。己方亡11人，伤32人。敌方遗尸25+71具，3名中方士兵被俘，估计造成220伤。而7月19-20日荷兰营A连和C连3排在战斗中亡2人，伤9人，被俘4人，2师工兵营C连亡1人，俘虏敌受伤躲藏军官1名，敌方遗尸17具，还有周边未清点和已被带走的死者。故联军在此期间共死亡11+2+1=14人，5人被俘（Israel O. Royval和4名荷兰人），现场报告数和数十年后的详细公开名单数完全一致，非常可信。根据以往对“志愿军”战报的分析，牛B“歼敌450或520余名”很可能是根据己方减员数强行配平的，即双方实际交换比为1：10。欢迎拉出46师减员详细名单来打脸。16军的4名志愿军获得去台湾的最后机会，需查明他们做何选择，可别是昌图出来两眼泪汪汪，一辈子被“特嫌”罪名害死。
第16军于1952年底过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换装苏式装备的军，号称“志愿军第一王牌军”（陈冠任《钢铁常胜军征战实录2》p341）。军长尹先炳，湖北汉川人，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6军不光装备了全副苏式轻重武器的硬件，还要有苏式部队的软件。仿效苏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等都配有女秘书（陈冠任 p344）。527.7以南战斗一周后，7月27日朝鲜半岛停战。战时有事秘书干，现在朝鲜无战事，那么…...尹先炳和陈云开都和女秘书搞上了，16军军部竟成为志愿军女兵闻之色变的魔窟。不久，尹先炳军内的中式“小灶轰趴”玩腻了，高丽鹿茸补多了，苦于找不到穿裙装制服的苏联女兵，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苏式着装的朝鲜女军官身上。���长岛风揭露：“一次金日成的一个女联络副官到第16军军部办事，老尹一看，好赖是个外国X，开个洋荤不错。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也不管地上是不是卫生，在军长办公室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小金女人解决掉了。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为了这点鸡巴上的事丢了军座的乌纱帽，1955年仅仅评了个2毛4的大校银星，贬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个管伙房食堂的物资保障部副部长”。金日成大人不记小人过，仍然给尹先炳颁发了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尹先炳和陈云开被撤职后进入东北军区文化学校高干班补习。可有老婆孩子的“尹先炳英雄之心难改，在校又与天津一女子搭上了”（陈冠任 p344）。而陈云开初期认罪态度端正，授少将，调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
朝鲜战争停战一年后，1954年8月8日，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这份文件至少公开出现在《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和《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内容的差别。
《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XII-p892，上图红色箭头处有大量删节，但原文并未标注“此处有删节”，也未标注省略号，更未使用《废都》式□□□此处编者删去870字，居然落款“根据总政治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件刊印”，企图给人印象这就是全文。
然而，另一份更完整的版本显然发布了一些被删节的部分，因此有必要节录如下，[ ]内为本文作者所加：“其中诱奸和强奸民女、保姆者有之；奸污亲属者有之；与政治面目不清和劳改犯妻子通奸者有之；强奸蹂躏少女致孕者有之；因奸企图离婚而毒打和谋害妻子者有之；因奸打胎灭迹、杀害人命者有之。其中XXX个师级以上党员干部，因犯上述错误或罪行，有的已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制裁。这里可举出几个最恶劣的典型：如XX军[16军]军长尹先炳，在朝鲜前线备战的环境中，以病为借口，几乎每天都打赫尔盟[荷尔蒙]、麻黄素、鹿茸精、吗啡等等刺激性的药针，经常携带和诱迫女工作人员，达到其可耻的腐化生活目的。如一九五三年冬, 尹即以养病为名，指调某医院护士王蒙玲护理他，半个月之后，尹即奸污了这个护士，并不断亲自给这个护士注射鹿茸精，供其奸淫玩弄。尹违法乱纪，从来不顾影响，对同志劝阻，亦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春事态泄露，尹又要该女护士供其奸淫，致该女护士服毒自杀。 尹先炳则又借口养病，逃避检查，到处游逛，企图蒙混过去，道遥法外。又如原军事学院XX系[高级系]三班班主任，前XX军[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了制造离婚条件，达到与另一政治面目不清的女子结婚，一九五三年冬竞指使一年轻的薪金制工友强入其宿舍与其妻通奸（事未成），该工友因无脸见人，被迫辞职回家而失业。昌炳桂离婚阴谋未遂，又将水银贯入水果糖中，骗其妻香食，幸被其妻发觉未被毒害。之后，昌炳桂更变本加厉，不断用手枪威胁其妻离婚,扬言与其妻子“同归于尽”， 企图公开杀害人命。再如: XX军[39军]代政治委员石瑛，与该军政治部一女工作员通奸，致该女怀孕，石为推卸责任，又促使该女和该军XXX团副主任结婚，婚后不久即生一孩子，于是该女人不能不向其丈夫坦白事实真相，因而为其丈夫打死，后石瑛才不得不向组织交代其玩弄该女工作人员所造成的罪过。此外, 如原海军XX[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从一九五〇年起，蹂躏了一起义将官之十三岁幼女达三年之久，该女怀孕后，又因孔之摧残，生理受严重损害。上面所举出的只是一些被揭发了的典型的罪恶事例 （尚未揭发或揭发尚未处理的, 还不止于此）。 这些事例又都发生在军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可见问题之严重。”
《指示》文中特别指出：“私人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列宁说过：私生活不干净的人，政治上也必然不干净”。这些高级干部都是酒精考验、为新中国、新朝鲜立下Hummer功劳的老战士。本文不禁为党中央、军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不徇私情、沉疴顿愈感到钦佩。不过好奇想知道，仅至1954年8月，这样的腐化堕落高级干部究竟查实了多少呢？经查，据《罗荣桓传》p536：“160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还好，XXX原来=160，不是=999。进一步，据王焰编著《彭德怀年谱》p572：“军委和���政治部于8月8日发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会议，对团以上干部传达教育。据1955年7月统计，共揭发师以上干部160人，其中兵团级3人，军级28人，属于屡教不改者34人，造成人命案者7人，致使女方自杀未遂者5人，奸幼者13人。” 有必要交待王焰的身份。王焰原为彭德怀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曾任《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1967年1月13日毛公主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檄文中指控“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可见王焰与彭德怀的关系很铁。王焰肯定有160名干部的名单+供状，不过不好意思发布出来。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肖华，上将，江西兴国人，1964年接替病死的罗荣桓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萧华嫩死打倒很多人后，1967年7月，最高领袖的运动之火烧到���自己身上。据《戚本禹回忆录》Chapter 22：“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 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p168称：这位被萧华强奸的女服务员写了血书被正准备搞萧华的派别送到最高领袖书桌上。戚本禹还指控：领袖贴身翻译、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师哲“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戚本禹回忆录》） 。
萧华在走投无路之时仍然动��世界般管不住G8，如此horny，是有前科的。据1968年2月红代会广州中专指挥部政治部《萧华罪行一百例》：“萧华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流氓成性。萧华于一九五二年出国访问期间与文工团员XXX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九五六年又与有夫之妇女流氓YYY长期鬼混。一九六四年竟把自己家里的保姆强奸，该保姆的爱人坚决要上告萧华， 结果被萧华把夫妻两人赶到云南边境去了。萧华企图和现在的老婆离婚，与文艺界的孙维世结婚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也跟朝鲜女秘书搞上了；没想到萧华还要横插一杠]。罗帅在世时， 他多次去罗帅那里谈。罗帅严历地批评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以后再不要来见我“! 他的幻想破灭后，就从济南军区文工团找了个情妇。” 有这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尹先炳（被控迷奸和强奸）、昌炳桂（被控因通奸企图离婚而杀妻未遂）、石瑛（被控通奸���牛头人）、孔繁彬（被控多年强奸原国军团长家属的��成年少女致孕致残）等160余名受检举的解放军师级以上军官怎肯服气？
前文《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内自证：“奸污亲属者有之”。据罗点点的《点点记忆》p74：“在北戴河…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杨尚昆的一个侄子]）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位incestuous的老陈是：
A.陈载道；B.陈洗脸；C.陈仕举；D.老B登；E.以上皆否
例如1967年陈再道的检讨自供：“自己…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下截图来自1967年武钢二司武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指控，内容不堪入目。当然，美菌也有(such as Betray U. Petraeus通奸泄密)！苏修也有！国军也有！愿闻其详，别忘了给出页码啊。
后来这些干部们避过风头，都过得挺滋润，毕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例如：“孔繁彬同志1952年6月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1954年5月任海军第五干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57年后任西安煤炭工业学校校长，西安矿业学院总务长。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对他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郭恩俊 撰稿）” [壮士断腕又断肢再植了]。 据说孔繁彬曾以解放军第35 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解放了南京���是曲阜孔夫子嫡系后代（《南京史志》1992 Issues 1-6 p48）。本文缺孔繁彬戎装照，请知情者给指明方向。而尹先炳1983年跃跃欲试准备以平反了的老干部身份复出北京军区副司令时，未料因故身亡。](https://pbs.twimg.com/media/HHmJpYOXEAUkBrs.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16军在朝鲜：腐化堕落的军长尹先炳
The Horny General and His Comrades
解放军第16军军史声称：1953年7月17-20日，第16军46师136团+137团各一部于朝鲜金化西北10公里527.7高地以南进攻无名高地战斗中，全歼敌１个连+２个班，另歼敌２个连的大部，共歼敌450（也有称520）余名。经查，据美2师1953年7月Command Report p5：当时美38团3营I连一个排在战斗中受到重点攻击，K连一部增援共同将敌击退保持阵地完整。己方亡11人，伤32人。敌方遗尸25+71具，3名中方士兵被俘，估计造成220伤。而7月19-20日荷兰营A连和C连3排在战斗中亡2人，伤9人，被俘4人，2师工兵营C连亡1人，俘虏敌受伤躲藏军官1名，敌方遗尸17具，还有周边未清点和已被带走的死者。故联军在此期间共死亡11+2+1=14人，5人被俘（Israel O. Royval和4名荷兰人），现场报告数和数十年后的详细公开名单数完全一致，非常可信。根据以往对“志愿军”战报的分析，牛B“歼敌450或520余名”很可能是根据己方减员数强行配平的，即双方实际交换比为1：10。欢迎拉出46师减员详细名单来打脸。16军的4名志愿军获得去台湾的最后机会，需查明他们做何选择，可别是昌图出来两眼泪汪汪，一辈子被“特嫌”罪名害死。
第16军于1952年底过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换装苏式装备的军，号称“志愿军第一王牌军”（陈冠任《钢铁常胜军征战实录2》p341）。军长尹先炳，湖北汉川人，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6军不光装备了全副苏式轻重武器的硬件，还要有苏式部队的软件。仿效苏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等都配有女秘书（陈冠任 p344）。527.7以南战斗一周后，7月27日朝鲜半岛停战。战时有事秘书干，现在朝鲜无战事，那么…...尹先炳和陈云开都和女秘书搞上了，16军军部竟成为志愿军女兵闻之色变的魔窟。不久，尹先炳军内的中式“小灶轰趴”玩腻了，高丽鹿茸补多了，苦于找不到穿裙装制服的苏联女兵，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苏式着装的朝鲜女军官身上。���长岛风揭露：“一次金日成的一个女联络副官到第16军军部办事，老尹一看，好赖是个外国X，开个洋荤不错。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也不管地上是不是卫生，在军长办公室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小金女人解决掉了。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为了这点鸡巴上的事丢了军座的乌纱帽，1955年仅仅评了个2毛4的大校银星，贬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个管伙房食堂的物资保障部副部长”。金日成大人不记小人过，仍然给尹先炳颁发了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尹先炳和陈云开被撤职后进入东北军区文化学校高干班补习。可有老婆孩子的“尹先炳英雄之心难改，在校又与天津一女子搭上了”（陈冠任 p344）。而陈云开初期认罪态度端正，授少将，调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
朝鲜战争停战一年后，1954年8月8日，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这份文件至少公开出现在《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和《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内容的差别。
《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XII-p892，上图红色箭头处有大量删节，但原文并未标注“此处有删节”，也未标注省略号，更未使用《废都》式□□□此处编者删去870字，居然落款“根据总政治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件刊印”，企图给人印象这就是全文。
然而，另一份更完整的版本显然发布了一些被删节的部分，因此有必要节录如下，[ ]内为本文作者所加：“其中诱奸和强奸民女、保姆者有之；奸污亲属者有之；与政治面目不清和劳改犯妻子通奸者有之；强奸蹂躏少女致孕者有之；因奸企图离婚而毒打和谋害妻子者有之；因奸打胎灭迹、杀害人命者有之。其中XXX个师级以上党员干部，因犯上述错误或罪行，有的已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制裁。这里可举出几个最恶劣的典型：如XX军[16军]军长尹先炳，在朝鲜前线备战的环境中，以病为借口，几乎每天都打赫尔盟[荷尔蒙]、麻黄素、鹿茸精、吗啡等等刺激性的药针，经常携带和诱迫女工作人员，达到其可耻的腐化生活目的。如一九五三年冬, 尹即以养病为名，指调某医院护士王蒙玲护理他，半个月之后，尹即奸污了这个护士，并不断亲自给这个护士注射鹿茸精，供其奸淫玩弄。尹违法乱纪，从来不顾影响，对同志劝阻，亦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春事态泄露，尹又要该女护士供其奸淫，致该女护士服毒自杀。 尹先炳则又借口养病，逃避检查，到处游逛，企图蒙混过去，道遥法外。又如原军事学院XX系[高级系]三班班主任，前XX军[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了制造离婚条件，达到与另一政治面目不清的女子结婚，一九五三年冬竞指使一年轻的薪金制工友强入其宿舍与其妻通奸（事未成），该工友因无脸见人，被迫辞职回家而失业。昌炳桂离婚阴谋未遂，又将水银贯入水果糖中，骗其妻香食，幸被其妻发觉未被毒害。之后，昌炳桂更变本加厉，不断用手枪威胁其妻离婚,扬言与其妻子“同归于尽”， 企图公开杀害人命。再如: XX军[39军]代政治委员石瑛，与该军政治部一女工作员通奸，致该女怀孕，石为推卸责任，又促使该女和该军XXX团副主任结婚，婚后不久即生一孩子，于是该女人不能不向其丈夫坦白事实真相，因而为其丈夫打死，后石瑛才不得不向组织交代其玩弄该女工作人员所造成的罪过。此外, 如原海军XX[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从一九五〇年起，蹂躏了一起义将官之十三岁幼女达三年之久，该女怀孕后，又因孔之摧残，生理受严重损害。上面所举出的只是一些被揭发了的典型的罪恶事例 （尚未揭发或揭发尚未处理的, 还不止于此）。 这些事例又都发生在军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可见问题之严重。”
《指示》文中特别指出：“私人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列宁说过：私生活不干净的人，政治上也必然不干净”。这些高级干部都是酒精考验、为新中国、新朝鲜立下Hummer功劳的老战士。本文不禁为党中央、军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不徇私情、沉疴顿愈感到钦佩。不过好奇想知道，仅至1954年8月，这样的腐化堕落高级干部究竟查实了多少呢？经查，据《罗荣桓传》p536：“160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还好，XXX原来=160，不是=999。进一步，据王焰编著《彭德怀年谱》p572：“军委和���政治部于8月8日发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会议，对团以上干部传达教育。据1955年7月统计，共揭发师以上干部160人，其中兵团级3人，军级28人，属于屡教不改者34人，造成人命案者7人，致使女方自杀未遂者5人，奸幼者13人。” 有必要交待王焰的身份。王焰原为彭德怀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曾任《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1967年1月13日毛公主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檄文中指控“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可见王焰与彭德怀的关系很铁。王焰肯定有160名干部的名单+供状，不过不好意思发布出来。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肖华，上将，江西兴国人，1964年接替病死的罗荣桓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萧华嫩死打倒很多人后，1967年7月，最高领袖的运动之火烧到���自己身上。据《戚本禹回忆录》Chapter 22：“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 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p168称：这位被萧华强奸的女服务员写了血书被正准备搞萧华的派别送到最高领袖书桌上。戚本禹还指控：领袖贴身翻译、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师哲“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戚本禹回忆录》） 。
萧华在走投无路之时仍然动��世界般管不住G8，如此horny，是有前科的。据1968年2月红代会广州中专指挥部政治部《萧华罪行一百例》：“萧华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流氓成性。萧华于一九五二年出国访问期间与文工团员XXX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九五六年又与有夫之妇女流氓YYY长期鬼混。一九六四年竟把自己家里的保姆强奸，该保姆的爱人坚决要上告萧华， 结果被萧华把夫妻两人赶到云南边境去了。萧华企图和现在的老婆离婚，与文艺界的孙维世结婚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也跟朝鲜女秘书搞上了；没想到萧华还要横插一杠]。罗帅在世时， 他多次去罗帅那里谈。罗帅严历地批评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以后再不要来见我“! 他的幻想破灭后，就从济南军区文工团找了个情妇。” 有这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尹先炳（被控迷奸和强奸）、昌炳桂（被控因通奸企图离婚而杀妻未遂）、石瑛（被控通奸���牛头人）、孔繁彬（被控多年强奸原国军团长家属的��成年少女致孕致残）等160余名受检举的解放军师级以上军官怎肯服气？
前文《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内自证：“奸污亲属者有之”。据罗点点的《点点记忆》p74：“在北戴河…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杨尚昆的一个侄子]）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位incestuous的老陈是：
A.陈载道；B.陈洗脸；C.陈仕举；D.老B登；E.以上皆否
例如1967年陈再道的检讨自供：“自己…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下截图来自1967年武钢二司武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指控，内容不堪入目。当然，美菌也有(such as Betray U. Petraeus通奸泄密)！苏修也有！国军也有！愿闻其详，别忘了给出页码啊。
后来这些干部们避过风头，都过得挺滋润，毕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例如：“孔繁彬同志1952年6月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1954年5月任海军第五干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57年后任西安煤炭工业学校校长，西安矿业学院总务长。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对他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郭恩俊 撰稿）” [壮士断腕又断肢再植了]。 据说孔繁彬曾以解放军第35 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解放了南京���是曲阜孔夫子嫡系后代（《南京史志》1992 Issues 1-6 p48）。本文缺孔繁彬戎装照，请知情者给指明方向。而尹先炳1983年跃跃欲试准备以平反了的老干部身份复出北京军区副司令时，未料因故身亡。](https://pbs.twimg.com/media/HHmJnnIXUAUEJZl.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16军在朝鲜：腐化堕落的军长尹先炳
The Horny General and His Comrades
解放军第16军军史声称：1953年7月17-20日，第16军46师136团+137团各一部于朝鲜金化西北10公里527.7高地以南进攻无名高地战斗中，全歼敌１个连+２个班，另歼敌２个连的大部，共歼敌450（也有称520）余名。经查，据美2师1953年7月Command Report p5：当时美38团3营I连一个排在战斗中受到重点攻击，K连一部增援共同将敌击退保持阵地完整。己方亡11人，伤32人。敌方遗尸25+71具，3名中方士兵被俘，估计造成220伤。而7月19-20日荷兰营A连和C连3排在战斗中亡2人，伤9人，被俘4人，2师工兵营C连亡1人，俘虏敌受伤躲藏军官1名，敌方遗尸17具，还有周边未清点和已被带走的死者。故联军在此期间共死亡11+2+1=14人，5人被俘（Israel O. Royval和4名荷兰人），现场报告数和数十年后的详细公开名单数完全一致，非常可信。根据以往对“志愿军”战报的分析，牛B“歼敌450或520余名”很可能是根据己方减员数强行配平的，即双方实际交换比为1：10。欢迎拉出46师减员详细名单来打脸。16军的4名志愿军获得去台湾的最后机会，需查明他们做何选择，可别是昌图出来两眼泪汪汪，一辈子被“特嫌”罪名害死。
第16军于1952年底过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换装苏式装备的军，号称“志愿军第一王牌军”（陈冠任《钢铁常胜军征战实录2》p341）。军长尹先炳，湖北汉川人，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6军不光装备了全副苏式轻重武器的硬件，还要有苏式部队的软件。仿效苏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等都配有女秘书（陈冠任 p344）。527.7以南战斗一周后，7月27日朝鲜半岛停战。战时有事秘书干，现在朝鲜无战事，那么…...尹先炳和陈云开都和女秘书搞上了，16军军部竟成为志愿军女兵闻之色变的魔窟。不久，尹先炳军内的中式“小灶轰趴”玩腻了，高丽鹿茸补多了，苦于找不到穿裙装制服的苏联女兵，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苏式着装的朝鲜女军官身上。���长岛风揭露：“一次金日成的一个女联络副官到第16军军部办事，老尹一看，好赖是个外国X，开个洋荤不错。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也不管地上是不是卫生，在军长办公室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小金女人解决掉了。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为了这点鸡巴上的事丢了军座的乌纱帽，1955年仅仅评了个2毛4的大校银星，贬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个管伙房食堂的物资保障部副部长”。金日成大人不记小人过，仍然给尹先炳颁发了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尹先炳和陈云开被撤职后进入东北军区文化学校高干班补习。可有老婆孩子的“尹先炳英雄之心难改，在校又与天津一女子搭上了”（陈冠任 p344）。而陈云开初期认罪态度端正，授少将，调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
朝鲜战争停战一年后，1954年8月8日，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这份文件至少公开出现在《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和《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内容的差别。
《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XII-p892，上图红色箭头处有大量删节，但原文并未标注“此处有删节”，也未标注省略号，更未使用《废都》式□□□此处编者删去870字，居然落款“根据总政治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件刊印”，企图给人印象这就是全文。
然而，另一份更完整的版本显然发布了一些被删节的部分，因此有必要节录如下，[ ]内为本文作者所加：“其中诱奸和强奸民女、保姆者有之；奸污亲属者有之；与政治面目不清和劳改犯妻子通奸者有之；强奸蹂躏少女致孕者有之；因奸企图离婚而毒打和谋害妻子者有之；因奸打胎灭迹、杀害人命者有之。其中XXX个师级以上党员干部，因犯上述错误或罪行，有的已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制裁。这里可举出几个最恶劣的典型：如XX军[16军]军长尹先炳，在朝鲜前线备战的环境中，以病为借口，几乎每天都打赫尔盟[荷尔蒙]、麻黄素、鹿茸精、吗啡等等刺激性的药针，经常携带和诱迫女工作人员，达到其可耻的腐化生活目的。如一九五三年冬, 尹即以养病为名，指调某医院护士王蒙玲护理他，半个月之后，尹即奸污了这个护士，并不断亲自给这个护士注射鹿茸精，供其奸淫玩弄。尹违法乱纪，从来不顾影响，对同志劝阻，亦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春事态泄露，尹又要该女护士供其奸淫，致该女护士服毒自杀。 尹先炳则又借口养病，逃避检查，到处游逛，企图蒙混过去，道遥法外。又如原军事学院XX系[高级系]三班班主任，前XX军[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了制造离婚条件，达到与另一政治面目不清的女子结婚，一九五三年冬竞指使一年轻的薪金制工友强入其宿舍与其妻通奸（事未成），该工友因无脸见人，被迫辞职回家而失业。昌炳桂离婚阴谋未遂，又将水银贯入水果糖中，骗其妻香食，幸被其妻发觉未被毒害。之后，昌炳桂更变本加厉，不断用手枪威胁其妻离婚,扬言与其妻子“同归于尽”， 企图公开杀害人命。再如: XX军[39军]代政治委员石瑛，与该军政治部一女工作员通奸，致该女怀孕，石为推卸责任，又促使该女和该军XXX团副主任结婚，婚后不久即生一孩子，于是该女人不能不向其丈夫坦白事实真相，因而为其丈夫打死，后石瑛才不得不向组织交代其玩弄该女工作人员所造成的罪过。此外, 如原海军XX[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从一九五〇年起，蹂躏了一起义将官之十三岁幼女达三年之久，该女怀孕后，又因孔之摧残，生理受严重损害。上面所举出的只是一些被揭发了的典型的罪恶事例 （尚未揭发或揭发尚未处理的, 还不止于此）。 这些事例又都发生在军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可见问题之严重。”
《指示》文中特别指出：“私人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列宁说过：私生活不干净的人，政治上也必然不干净”。这些高级干部都是酒精考验、为新中国、新朝鲜立下Hummer功劳的老战士。本文不禁为党中央、军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不徇私情、沉疴顿愈感到钦佩。不过好奇想知道，仅至1954年8月，这样的腐化堕落高级干部究竟查实了多少呢？经查，据《罗荣桓传》p536：“160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还好，XXX原来=160，不是=999。进一步，据王焰编著《彭德怀年谱》p572：“军委和���政治部于8月8日发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会议，对团以上干部传达教育。据1955年7月统计，共揭发师以上干部160人，其中兵团级3人，军级28人，属于屡教不改者34人，造成人命案者7人，致使女方自杀未遂者5人，奸幼者13人。” 有必要交待王焰的身份。王焰原为彭德怀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曾任《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1967年1月13日毛公主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檄文中指控“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可见王焰与彭德怀的关系很铁。王焰肯定有160名干部的名单+供状，不过不好意思发布出来。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肖华，上将，江西兴国人，1964年接替病死的罗荣桓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萧华嫩死打倒很多人后，1967年7月，最高领袖的运动之火烧到���自己身上。据《戚本禹回忆录》Chapter 22：“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 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p168称：这位被萧华强奸的女服务员写了血书被正准备搞萧华的派别送到最高领袖书桌上。戚本禹还指控：领袖贴身翻译、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师哲“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戚本禹回忆录》） 。
萧华在走投无路之时仍然动��世界般管不住G8，如此horny，是有前科的。据1968年2月红代会广州中专指挥部政治部《萧华罪行一百例》：“萧华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流氓成性。萧华于一九五二年出国访问期间与文工团员XXX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九五六年又与有夫之妇女流氓YYY长期鬼混。一九六四年竟把自己家里的保姆强奸，该保姆的爱人坚决要上告萧华， 结果被萧华把夫妻两人赶到云南边境去了。萧华企图和现在的老婆离婚，与文艺界的孙维世结婚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也跟朝鲜女秘书搞上了；没想到萧华还要横插一杠]。罗帅在世时， 他多次去罗帅那里谈。罗帅严历地批评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以后再不要来见我“! 他的幻想破灭后，就从济南军区文工团找了个情妇。” 有这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尹先炳（被控迷奸和强奸）、昌炳桂（被控因通奸企图离婚而杀妻未遂）、石瑛（被控通奸���牛头人）、孔繁彬（被控多年强奸原国军团长家属的��成年少女致孕致残）等160余名受检举的解放军师级以上军官怎肯服气？
前文《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内自证：“奸污亲属者有之”。据罗点点的《点点记忆》p74：“在北戴河…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杨尚昆的一个侄子]）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位incestuous的老陈是：
A.陈载道；B.陈洗脸；C.陈仕举；D.老B登；E.以上皆否
例如1967年陈再道的检讨自供：“自己…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下截图来自1967年武钢二司武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指控，内容不堪入目。当然，美菌也有(such as Betray U. Petraeus通奸泄密)！苏修也有！国军也有！愿闻其详，别忘了给出页码啊。
后来这些干部们避过风头，都过得挺滋润，毕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例如：“孔繁彬同志1952年6月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1954年5月任海军第五干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57年后任西安煤炭工业学校校长，西安矿业学院总务长。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对他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郭恩俊 撰稿）” [壮士断腕又断肢再植了]。 据说孔繁彬曾以解放军第35 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解放了南京���是曲阜孔夫子嫡系后代（《南京史志》1992 Issues 1-6 p48）。本文缺孔繁彬戎装照，请知情者给指明方向。而尹先炳1983年跃跃欲试准备以平反了的老干部身份复出北京军区副司令时，未料因故身亡。](https://pbs.twimg.com/media/HHmJlssXMAU-FSD.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下令处决两名志愿军“叛徒”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IX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大溃败中，不仅有很多悲壮的故事，还有敌后奇袭的“范例”。例如“180师炮兵主任郭兆林组织了50多名零散突围者，趁夜间敌后歼灭敌���个炮兵连，不幸右臂中弹被俘”（贺明《忠诚》p316）。在徐一朋《错觉》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更多的内容：“1951年5月28日，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队继续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遇到了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和538团作战参谋田冠珍、师作战参谋郎东方等30多人，于是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组长分别由胡景义和郭兆林担任。胡景义和郭兆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团级干部……郭兆林带着几个侦察员去摸道路情况，不到一个小时，郭兆林带了不少食物并押了一个南朝鲜兵回来了：“我们摸到公路上观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敌人一个班的哨卡在睡觉，一个哨兵在游动，我们很快干掉哨兵，把睡觉的八个敌人砍死，留一个后回来给我们带路”。…[奇袭史仓里一个敌人掩体]敌人一个个举着双手从掩蔽部走出来了，郎东方清点一下，一共13人，通过一个懂英语的文化教员审问，其中一个是美24师的营长。29日，胡景义、郎东方等人押着俘虏突围。没有料到在过前沿阵地时被敌人发觉了，山梁上的敌人向突围队射击，俘虏趁机逃跑，在一片混乱中，俘虏全被打死……突出来约50余人于拂晓4点来到我军181师阵地上”。徐一朋没有交代郭兆林怎么就打着打着不见了，也不清楚13个鬼子怎么就算是一个炮兵连。不过胡景义能带��一支部队突围出来并击毙敌营长可算是奇功一件了。可惜了这群鬼子俘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要不然这场奇袭战的证据可算是铁证如山。
且慢，用郭兆林自己的话说，他的被俘经过是这样的：“28日拂晓，我们下山，受到敌人追击，我在山沟里遇见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等3人，他有地图。不幸一个侦察员把腿摔坏[成了累赘]，我们不得已把两个侦察员留在山沟里。29日晚上，只剩下胡景义和我两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时不巧，我的腰带挣断，裤子落地缠住两脚走不成路。我便悄悄叫住胡景义，把我抢接住，以便我整理衣裤。胡景义刚接过抢去，突然我俩被不远处敌人发现，胡景义猛向前跑开，敌人开枪，我右臂中弹，在地上轻轻爬，又滚往山下。坡又陡直，我爬了五六十公尺，袖筒里已灌满了血浆，躺在地上头晕眼花。山下敌人正沿公路前进。我想自杀，从口���中掏出小刀，用左手向胸口扎了一刀，心里又想不愿这样死了，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算是什么事？等天黑再说。下午敌人搜山，我装死。敌人在我身上乱摸，我沉不住气眼睛一动，就被俘了”（高延赛《重围 》p114）。本文作者相信郭兆林自己的话，贺明和徐一朋全是吹牛逼。胡景义扔下郭兆林独自撒腿就跑，最后运气好确实回到了60军己方阵地（《安德舍笔记》），大难不死还改不了说大话的老毛病。
郭兆林，1917年生，山西洪洞人，1937年8月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共产党，是和魏林一样的老革命。1951年过江后郭兆林任60军180师炮兵主任，这是统一指挥师属九四式山炮营和120mm大口径迫击炮营的团级干部。据马福瑞（即馬群耕，黄埔23期炮科）回忆，马被解放并经过再教育后，编入180师特种兵办，受郭兆林领导。郭兆林是180师入朝前导队的领��干部，负责探路、确定设营地点等任务。因马能看地图坐标、懂得炮兵技术，郭主任对他相当满意和信任，重要文件也交由马保管，并不因其国军背景而冷眼提防。不过郭兆林毕竟是老革命，有一次马福瑞捡到敌军丢弃的钢盔，建议郭主任戴上，结果郭主任火了：“你把我当什么人？我是贪生怕死之辈吗？”解放军步兵部队不配发头盔、强调革命大无畏精神护体的操作，直到1979年中越战争运动战后再次吸取血的教训后才得到改正。在突围过程中，马福瑞饿昏站不起来，是郭兆林拿出最后6块饼干，每人3块，救了马福瑞一命。马福瑞后来在战俘营见到隐姓埋名已换上小兵服装的郭兆林，大家心照不宣，没有指认其干部身份（李肃Ep.#18）。马福瑞虽然去了台湾，但几十年后对郭兆林救命之恩念念不忘（《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229）。
据1979年3月1日新华通讯社国内部《群众来信选编》，郭兆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第五次战役期间，180师在错误军事指挥影响下，盲目地插过汉江以南。在两翼友邻部队转移之后，陷入6、7倍于我之敌[夸大其词]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这才奉命转移后撤。队伍在突围过程中，遭受很大伤亡，我师和179师一部，先后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敌军俘虏[夸大了被俘数，但179师+180师总减员达到15000人是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些伤亡和被俘的同志是错误军事指挥的受害者。”在《重围 》p114，郭兆林提供了更多细节：「 5月26日当天黑夜我随郑其贵师长一路走，向西北方向突围。… 27日晚，师首长们研究，决定多路突围。我不了解具体过程，只知抽调短枪[集中用于贴身保卫首长]，师直人员编组，指定我带领师的掌旗员和两个侦察员及朝鲜语翻译等一起走。当夜11时开始行���，敌人炮火猛烈，队伍挤乱。就在这时，我与师直队伍失掉联系。」次日晨，郭和陪他的侦察员遇到胡景义等三人，然后是分散、被俘。
郭兆林称：被俘后，在一个集结点被敌人[怀疑是干部而]清理出队伍，我就说：我才调到这个部队，情况都不知道。登记时，我便化名（《安德舍笔记》）。被送到巨济岛第86战俘营后，在暗地亲共的书记员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和朝鲜金光贤医生的帮助下，为郭填了肺病卡，顺利地转到了比釜山伤病战俘第六所，那里比济州岛安全（《忠诚》p147）。实际上在第86战俘营，负责人员登记管理的亲共战俘阳文华（黄埔23期，180师电台报务员）也认出了郭兆林，阳看出郭不想抛头露面当领导，也为郭转到釜山六所提供了便利，只是私下说：郭就是个土八路，不愿出头（常成p195）；阳文华后来在1952年四八甄别前因为坚决要��回国死于路禄、李大安之手。郭兆林自己说：到了第86战俘营我又被指认出来，但539团一名战士把他自己的俘虏号牌换给我，我才能再次隐藏了起来。1953年伤病战俘交换，我就是以这位战士的身份回国的（《安德舍笔记》）。有理由相信这位更换身份的战士后来去了台湾，否则郭兆林的各种自述中会具名。
在另一份郭兆林自述中说：1951 年 8 月份，我被转到釜山战俘营第六收容所。我先后以“李炯”和“李老汉”的化名，一直留在六所领导和组织斗争（《大连文史资料》）。参谋郎东方回忆，郭兆林以前在部队绰号“郭大炮”[部分因为指挥炮兵]。被俘后他以有恶性传染病为由躲避审讯，没有暴露身份和面目（《忠诚》p317）。郭兆林回忆：我认为向敌人暴露团级干部身份是政治上的失节，所以拒绝公开出来，坚持采用地下斗争的方式（《历史的回音》p478）。不管郭兆林到底有几个化名和身份，总之��贵人相助，他的团级干部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与他相比，赵佐端、魏林、孙振冠、杜岗、马兴旺等团、营干部虽然一���始都是用化名并假称伙夫、担架员之类，被识别后横下一条心：老子就是共产党员XXX！自然担任了亲共战俘营的前台领导职务。而郭兆林左推右挡，就是不承认，甚至与一名180师士兵换了身份卡。在昌图审查，郭兆林因没有暴露身份，所受处分最轻，而另外几位战俘领袖辛苦操劳了2年多，却因“为敌服务”所受处分反而更重。
据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美方残酷虐待和杀害我志愿军被俘人员》：“七十二号俘虏营中的我被俘人员赵佐瑞[中方战俘营最高领导]和在八十六号俘虏营中的郭照霖（即郭兆林）等，先后都被敌方绑送到釜山等地，迄无下落，生死不明”，事实上郭兆林已经由人民军金光先医生让吸酱油以严重肺病转院（张城垣《山西文史资料》Vol.114），化名到了釜山医院，非常安全；从“郭照霖”这个信息来看，这个情报是朝鲜战俘地下网络带出来的，中��方面尚未掌握中方战俘的情况也情有可原。郭兆林虽然没有被敌人认定，但由于其釜山地区党内职务最高，顺而成为中方战俘领导人，在幕后操纵战俘营的斗争，特别是暴动和肃反行动。“我们计划在1952 年 8月1日组织难友举行越狱大暴动。由于叛徒走露了消息，敌人事先加强了警戒，枪支弹药没有运进[釜山]收容所，联合指挥部只得改变了计划，于 8 月 15 日用石头、木棒与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搏斗，被敌人残酷镇压（《大连市志: 中共地方组织志》1993）” 。在这个脑洞大开的“八一”武装起义行动中，数十名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作了以卵击石的殉道牺牲，郭兆林全身而退，不过郭下定决心锄奸。“一个曾在志愿军里当过排长的被俘人员，投敌逃跑到铁丝网跟前时，被[纠察队员]李长年发现，疾步拦住，厮打一阵后，李长年用六六粉将其眼睛弄瞎，带回了所。以后，我们把这个人带回了国”（《大连文史资料》） 。这位在战俘营被弄瞎眼睛的伤病战俘叫侯其富，和被打成“叛徒” 的安宝元一样以归国战俘的身份回到了祖国（见前文：被带回祖国的礼品）。
「王化英（180师作战科副科长，被俘后化名战士王小山）呵，郭兆林呵，你们可把我害苦了，坏蛋呀，害我一辈子哇”，喊叫声悲伤而凄惨。他是一个没有被执行死刑的人。战俘营法律赋予他的是一把石灰烧瞎眼睛。这个瞎眼的老头，天天站在这棵树下，并把阴影布满那张已经生满历史青苔的脸颊上，早早晚晚裸露出的风干了的身躯、四肢，使得树上的小虫在那些枯萎的花似的伤疤上蠕动。他毫无知觉，这具布满伤疤的军人的身躯，从他离开战场时便已经失去生命。他叫侯其富，是被我们弄瞎了眼当『重点战俘』带回国的。他原来是我们部队的一位副连长，出身苦，打仗勇敢，这人不���说坏。他在釜山第三伤病所时，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骨干，还是一个帐篷的负责人。在602归国战俘营，他当过副大队长。到济州岛后，他分在七号营场，还是大队长。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得了疑心病。平时精神极度紧张，有人讲他是吓坏了得了精神恐惧症，只要斗争一残酷，他晚上睡在梦里也喊，“别杀我，别杀我，我的好人哪，别杀我! ”发展到后来，他见人就下跪，就磕头作揖，“我的好人哪，别杀我，别杀我...”我们决定把他的眼整瞎，用刷墙的石灰粉。直到文革，外调的人来找我，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厄运》p355起）。与之相比，茅十八想到给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越想越怒，说道：我叫你不要跟着我，你偏要跟来。你用石灰撒人眼睛，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鹿鼎记》）。王化英是7000多名回大陆被俘人员之中，不到10个���运儿之一：他得以恢复党籍军籍（《重围》p253）。
似乎撒石灰并非共军和韦小宝专利，据195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克服万难归国的李金全还曾听见[美蒋]特务葛天民胁迫战俘们说：“你们每人口袋里都要装一把漂白粉，共产党解释代表来的时候，就撒在他的眼里。” 蒋匪军自然无恶不作，罪名往他们身上泼肯定错不了；只是这个战术比较可疑，在小小解释帐篷内万一撒到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代表洋大人头上，这不弄巧成拙了吗？美蒋特务葛天民真有那么蠢？据《厄运》p405，李金全[即李金泉]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男女关系问题降为连长，故资历至少是营级干部，曾经担任原X战俘营第一联队军官队大队长。李金泉回国后比较惨，因为他是在“解释”期间归队而不是1953年8-9月直接遣返（故1980年平反被排除在外），又担任过战俘营管理职务为敌服务，再加上历史污点……
704997 Whang Hai Cun 黄海泉 死于1952.4.22
701421 Joo Toong Ya 周东亚 死于1952.10.7
除了“叛徒” 侯其富外，郭兆林还亲自下令处决了“叛徒”志愿军战俘六所的黄海泉和五所的周东亚，死刑由李长年、陶均善/陶钧善、傅万生等人执行，「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然后将他吊在房梁上。第二天一大早，报告美国当局并提出抗议，说：中国有个俘虏，因忍受不了饥饿和迫害，昨晚在太平房里上吊自尽了。要求美国当局必须给予很好的安葬。警察赶来见人尸僵硬，只好派来一辆汽车把尸体拉出营外埋葬」（《大连文史资料》）。显然这笔血债会算在实行“残酷迫害”的美国集中营刽子手头上。
1953年4月“小交换”伤病战俘，郭兆林停战前就抢先回到了祖国怀抱。至1954年下半年，昌图政审完毕，郭兆林成为7000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中、20多名享受转业特殊待���的幸运者之一（《厄运》p453）。他的处理结论是：该同志1951年6月至11月间，思想上存在悲观消极绝望情绪，不愿出头与敌斗争，犯了严重的叛变性的错误，但后期还能参加对敌斗争并有一定成绩。恢复军籍、恢复党籍，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安德舍笔记》，《重围》p253）。1954年10月，郭转业本溪钢铁厂任焦化车间主任。 “1959年朱德委员长来本溪，领导借故把我支开，不让参与接见”，安排他们去外地做毫无必要的参观，等他们三天后回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来过本溪视察，让他们（包括赵佐端）回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是“终身控制使用对象，真是痛苦之极”（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1964年4月，经郭上诉，他的处分改为“犯有较严重的政治上一度发生过动摇的错误”。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郭多次被抄家、揪斗、挂黑牌子���囚禁、罚跪、殴打，下放五七干校（《忠诚》p317）；���如1968年6月21日，本溪革委会出动50多辆大卡车，车车都载着本溪市的走资派和叛徒集团，先游街，后开斗争大会。那天下 着大雨，车上有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韦光明等前战俘。他们都被绑着双手，揪着头发，推到车厢的最前边，边行驶，边呼口号，游遍本溪市所有大街（《忠诚》p219）。儿子报考大学，由于郭被俘过而被取消报考资格。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平反。郭于1981年9月离休，1981年10月撤销了归管处的处分，1983年6月享受市级干部待遇，1988年去世（《重围》p277）。
虽然郭兆林一家的情况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很多人就没那么幸运。上文的与郭兆林一起被揪斗迫害的韦光明，他全家的结局就很惨。韦光明，原60军180师540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营级），1951年5月底，韦光明向北突围这一路最后只剩8个人，在离中朝金化阵地不远处被俘。被俘后韦光明先是郭兆林领导的釜山伤病战俘抵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是602回国战俘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副书记之一，被俘期间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考验》p347）。回国后经过一年昌图政审，保留了军籍，在党内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54年11月，同赵佐端等人一起，转业到辽宁省本溪矿务局洗煤厂任副厂长（《忠诚》p218）。在历次运动中韦挨整，被打成“叛徒”，他不服气，从本溪到北京去上访，被专案组知道后乱棍打死（《重围》p291）。韦光明之子韦川生经历了黑暗的童年（《忠诚》p219），叙述道：1968年5月的一天，爸爸被革委会以“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揪斗。专案组提出三个荒谬问题：①你是怎样向敌人持枪投降的？②你的警卫员怎样死去的？③你是怎样出卖3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6月18日韦家被专政抄家，搜查反革命证据：被子撕开，收音机拆散，甚至便池也要捅一捅。6月21日，韦光明和赵���端、郭兆林、王化英等前战俘营干部们被游街示众，当天下午，专案组通知家属：“韦光明畏罪���杀身亡”！我妈领着还未成年的我，找到厂子里追问。头头说：“韦光明是反革命叛徒，拒不向人民认罪，畏罪自杀了。革委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就火化！”给爸爸换衣服时，发现由脊背到大腿都是紫红色的和紫黑色的条条印痕，背上还有核桃大的塌陷处……这显然是他杀，哪里是自杀？真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接着开始迫害我全家，派人到妈妈的工作单位矿务局总医院散布说：“她是反革命韦光明的妻子，不能继续使用。”一家断绝了生活来源，连同老人被遣送回爸爸的出生地河南省洛宁县陈吴乡寨子村…
1981年4月7日，本溪的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等浩劫后幸存的被俘干部向军委首长写信感谢说：(1980)74号平反文件下达以来，我们6000余归来人员[其实很多人回大陆后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深感党对我们的巨大关怀，许多归来人员奔走相告、激动不已！数以万���的��属和亲友，感到自己重见天日，二次解放，以致扬眉吐气、欢欣无比，愈益感到我们党真不愧是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党！（《忠诚》p258）](https://pbs.twimg.com/media/HGOldmGWMAE3E7J.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下令处决两名志愿军“叛徒”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IX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大溃败中，不仅有很多悲壮的故事，还有敌后奇袭的“范例”。例如“180师炮兵主任郭兆林组织了50多名零散突围者，趁夜间敌后歼灭敌���个炮兵连，不幸右臂中弹被俘”（贺明《忠诚》p316）。在徐一朋《错觉》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更多的内容：“1951年5月28日，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队继续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遇到了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和538团作战参谋田冠珍、师作战参谋郎东方等30多人，于是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组长分别由胡景义和郭兆林担任。胡景义和郭兆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团级干部……郭兆林带着几个侦察员去摸道路情况，不到一个小时，郭兆林带了不少食物并押了一个南朝鲜兵回来了：“我们摸到公路上观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敌人一个班的哨卡在睡觉，一个哨兵在游动，我们很快干掉哨兵，把睡觉的八个敌人砍死，留一个后回来给我们带路”。…[奇袭史仓里一个敌人掩体]敌人一个个举着双手从掩蔽部走出来了，郎东方清点一下，一共13人，通过一个懂英语的文化教员审问，其中一个是美24师的营长。29日，胡景义、郎东方等人押着俘虏突围。没有料到在过前沿阵地时被敌人发觉了，山梁上的敌人向突围队射击，俘虏趁机逃跑，在一片混乱中，俘虏全被打死……突出来约50余人于拂晓4点来到我军181师阵地上”。徐一朋没有交代郭兆林怎么就打着打着不见了，也不清楚13个鬼子怎么就算是一个炮兵连。不过胡景义能带��一支部队突围出来并击毙敌营长可算是奇功一件了。可惜了这群鬼子俘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要不然这场奇袭战的证据可算是铁证如山。
且慢，用郭兆林自己的话说，他的被俘经过是这样的：“28日拂晓，我们下山，受到敌人追击，我在山沟里遇见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等3人，他有地图。不幸一个侦察员把腿摔坏[成了累赘]，我们不得已把两个侦察员留在山沟里。29日晚上，只剩下胡景义和我两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时不巧，我的腰带挣断，裤子落地缠住两脚走不成路。我便悄悄叫住胡景义，把我抢接住，以便我整理衣裤。胡景义刚接过抢去，突然我俩被不远处敌人发现，胡景义猛向前跑开，敌人开枪，我右臂中弹，在地上轻轻爬，又滚往山下。坡又陡直，我爬了五六十公尺，袖筒里已灌满了血浆，躺在地上头晕眼花。山下敌人正沿公路前进。我想自杀，从口���中掏出小刀，用左手向胸口扎了一刀，心里又想不愿这样死了，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算是什么事？等天黑再说。下午敌人搜山，我装死。敌人在我身上乱摸，我沉不住气眼睛一动，就被俘了”（高延赛《重围 》p114）。本文作者相信郭兆林自己的话，贺明和徐一朋全是吹牛逼。胡景义扔下郭兆林独自撒腿就跑，最后运气好确实回到了60军己方阵地（《安德舍笔记》），大难不死还改不了说大话的老毛病。
郭兆林，1917年生，山西洪洞人，1937年8月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共产党，是和魏林一样的老革命。1951年过江后郭兆林任60军180师炮兵主任，这是统一指挥师属九四式山炮营和120mm大口径迫击炮营的团级干部。据马福瑞（即馬群耕，黄埔23期炮科）回忆，马被解放并经过再教育后，编入180师特种兵办，受郭兆林领导。郭兆林是180师入朝前导队的领��干部，负责探路、确定设营地点等任务。因马能看地图坐标、懂得炮兵技术，郭主任对他相当满意和信任，重要文件也交由马保管，并不因其国军背景而冷眼提防。不过郭兆林毕竟是老革命，有一次马福瑞捡到敌军丢弃的钢盔，建议郭主任戴上，结果郭主任火了：“你把我当什么人？我是贪生怕死之辈吗？”解放军步兵部队不配发头盔、强调革命大无畏精神护体的操作，直到1979年中越战争运动战后再次吸取血的教训后才得到改正。在突围过程中，马福瑞饿昏站不起来，是郭兆林拿出最后6块饼干，每人3块，救了马福瑞一命。马福瑞后来在战俘营见到隐姓埋名已换上小兵服装的郭兆林，大家心照不宣，没有指认其干部身份（李肃Ep.#18）。马福瑞虽然去了台湾，但几十年后对郭兆林救命之恩念念不忘（《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229）。
据1979年3月1日新华通讯社国内部《群众来信选编》，郭兆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第五次战役期间，180师在错误军事指挥影响下，盲目地插过汉江以南。在两翼友邻部队转移之后，陷入6、7倍于我之敌[夸大其词]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这才奉命转移后撤。队伍在突围过程中，遭受很大伤亡，我师和179师一部，先后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敌军俘虏[夸大了被俘数，但179师+180师总减员达到15000人是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些伤亡和被俘的同志是错误军事指挥的受害者。”在《重围 》p114，郭兆林提供了更多细节：「 5月26日当天黑夜我随郑其贵师长一路走，向西北方向突围。… 27日晚，师首长们研究，决定多路突围。我不了解具体过程，只知抽调短枪[集中用于贴身保卫首长]，师直人员编组，指定我带领师的掌旗员和两个侦察员及朝鲜语翻译等一起走。当夜11时开始行���，敌人炮火猛烈，队伍挤乱。就在这时，我与师直队伍失掉联系。」次日晨，郭和陪他的侦察员遇到胡景义等三人，然后是分散、被俘。
郭兆林称：被俘后，在一个集结点被敌人[怀疑是干部而]清理出队伍，我就说：我才调到这个部队，情况都不知道。登记时，我便化名（《安德舍笔记》）。被送到巨济岛第86战俘营后，在暗地亲共的书记员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和朝鲜金光贤医生的帮助下，为郭填了肺病卡，顺利地转到了比釜山伤病战俘第六所，那里比济州岛安全（《忠诚》p147）。实际上在第86战俘营，负责人员登记管理的亲共战俘阳文华（黄埔23期，180师电台报务员）也认出了郭兆林，阳看出郭不想抛头露面当领导，也为郭转到釜山六所提供了便利，只是私下说：郭就是个土八路，不愿出头（常成p195）；阳文华后来在1952年四八甄别前因为坚决要��回国死于路禄、李大安之手。郭兆林自己说：到了第86战俘营我又被指认出来，但539团一名战士把他自己的俘虏号牌换给我，我才能再次隐藏了起来。1953年伤病战俘交换，我就是以这位战士的身份回国的（《安德舍笔记》）。有理由相信这位更换身份的战士后来去了台湾，否则郭兆林的各种自述中会具名。
在另一份郭兆林自述中说：1951 年 8 月份，我被转到釜山战俘营第六收容所。我先后以“李炯”和“李老汉”的化名，一直留在六所领导和组织斗争（《大连文史资料》）。参谋郎东方回忆，郭兆林以前在部队绰号“郭大炮”[部分因为指挥炮兵]。被俘后他以有恶性传染病为由躲避审讯，没有暴露身份和面目（《忠诚》p317）。郭兆林回忆：我认为向敌人暴露团级干部身份是政治上的失节，所以拒绝公开出来，坚持采用地下斗争的方式（《历史的回音》p478）。不管郭兆林到底有几个化名和身份，总之��贵人相助，他的团级干部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与他相比，赵佐端、魏林、孙振冠、杜岗、马兴旺等团、营干部虽然一���始都是用化名并假称伙夫、担架员之类，被识别后横下一条心：老子就是共产党员XXX！自然担任了亲共战俘营的前台领导职务。而郭兆林左推右挡，就是不承认，甚至与一名180师士兵换了身份卡。在昌图审查，郭兆林因没有暴露身份，所受处分最轻，而另外几位战俘领袖辛苦操劳了2年多，却因“为敌服务”所受处分反而更重。
据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美方残酷虐待和杀害我志愿军被俘人员》：“七十二号俘虏营中的我被俘人员赵佐瑞[中方战俘营最高领导]和在八十六号俘虏营中的郭照霖（即郭兆林）等，先后都被敌方绑送到釜山等地，迄无下落，生死不明”，事实上郭兆林已经由人民军金光先医生让吸酱油以严重肺病转院（张城垣《山西文史资料》Vol.114），化名到了釜山医院，非常安全；从“郭照霖”这个信息来看，这个情报是朝鲜战俘地下网络带出来的，中��方面尚未掌握中方战俘的情况也情有可原。郭兆林虽然没有被敌人认定，但由于其釜山地区党内职务最高，顺而成为中方战俘领导人，在幕后操纵战俘营的斗争，特别是暴动和肃反行动。“我们计划在1952 年 8月1日组织难友举行越狱大暴动。由于叛徒走露了消息，敌人事先加强了警戒，枪支弹药没有运进[釜山]收容所，联合指挥部只得改变了计划，于 8 月 15 日用石头、木棒与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搏斗，被敌人残酷镇压（《大连市志: 中共地方组织志》1993）” 。在这个脑洞大开的“八一”武装起义行动中，数十名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作了以卵击石的殉道牺牲，郭兆林全身而退，不过郭下定决心锄奸。“一个曾在志愿军里当过排长的被俘人员，投敌逃跑到铁丝网跟前时，被[纠察队员]李长年发现，疾步拦住，厮打一阵后，李长年用六六粉将其眼睛弄瞎，带回了所。以后，我们把这个人带回了国”（《大连文史资料》） 。这位在战俘营被弄瞎眼睛的伤病战俘叫侯其富，和被打成“叛徒” 的安宝元一样以归国战俘的身份回到了祖国（见前文：被带回祖国的礼品）。
「王化英（180师作战科副科长，被俘后化名战士王小山）呵，郭兆林呵，你们可把我害苦了，坏蛋呀，害我一辈子哇”，喊叫声悲伤而凄惨。他是一个没有被执行死刑的人。战俘营法律赋予他的是一把石灰烧瞎眼睛。这个瞎眼的老头，天天站在这棵树下，并把阴影布满那张已经生满历史青苔的脸颊上，早早晚晚裸露出的风干了的身躯、四肢，使得树上的小虫在那些枯萎的花似的伤疤上蠕动。他毫无知觉，这具布满伤疤的军人的身躯，从他离开战场时便已经失去生命。他叫侯其富，是被我们弄瞎了眼当『重点战俘』带回国的。他原来是我们部队的一位副连长，出身苦，打仗勇敢，这人不���说坏。他在釜山第三伤病所时，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骨干，还是一个帐篷的负责人。在602归国战俘营，他当过副大队长。到济州岛后，他分在七号营场，还是大队长。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得了疑心病。平时精神极度紧张，有人讲他是吓坏了得了精神恐惧症，只要斗争一残酷，他晚上睡在梦里也喊，“别杀我，别杀我，我的好人哪，别杀我! ”发展到后来，他见人就下跪，就磕头作揖，“我的好人哪，别杀我，别杀我...”我们决定把他的眼整瞎，用刷墙的石灰粉。直到文革，外调的人来找我，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厄运》p355起）。与之相比，茅十八想到给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越想越怒，说道：我叫你不要跟着我，你偏要跟来。你用石灰撒人眼睛，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鹿鼎记》）。王化英是7000多名回大陆被俘人员之中，不到10个���运儿之一：他得以恢复党籍军籍（《重围》p253）。
似乎撒石灰并非共军和韦小宝专利，据195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克服万难归国的李金全还曾听见[美蒋]特务葛天民胁迫战俘们说：“你们每人口袋里都要装一把漂白粉，共产党解释代表来的时候，就撒在他的眼里。” 蒋匪军自然无恶不作，罪名往他们身上泼肯定错不了；只是这个战术比较可疑，在小小解释帐篷内万一撒到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代表洋大人头上，这不弄巧成拙了吗？美蒋特务葛天民真有那么蠢？据《厄运》p405，李金全[即李金泉]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男女关系问题降为连长，故资历至少是营级干部，曾经担任原X战俘营第一联队军官队大队长。李金泉回国后比较惨，因为他是在“解释”期间归队而不是1953年8-9月直接遣返（故1980年平反被排除在外），又担任过战俘营管理职务为敌服务，再加上历史污点……
704997 Whang Hai Cun 黄海泉 死于1952.4.22
701421 Joo Toong Ya 周东亚 死于1952.10.7
除了“叛徒” 侯其富外，郭兆林还亲自下令处决了“叛徒”志愿军战俘六所的黄海泉和五所的周东亚，死刑由李长年、陶均善/陶钧善、傅万生等人执行，「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然后将他吊在房梁上。第二天一大早，报告美国当局并提出抗议，说：中国有个俘虏，因忍受不了饥饿和迫害，昨晚在太平房里上吊自尽了。要求美国当局必须给予很好的安葬。警察赶来见人尸僵硬，只好派来一辆汽车把尸体拉出营外埋葬」（《大连文史资料》）。显然这笔血债会算在实行“残酷迫害”的美国集中营刽子手头上。
1953年4月“小交换”伤病战俘，郭兆林停战前就抢先回到了祖国怀抱。至1954年下半年，昌图政审完毕，郭兆林成为7000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中、20多名享受转业特殊待���的幸运者之一（《厄运》p453）。他的处理结论是：该同志1951年6月至11月间，思想上存在悲观消极绝望情绪，不愿出头与敌斗争，犯了严重的叛变性的错误，但后期还能参加对敌斗争并有一定成绩。恢复军籍、恢复党籍，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安德舍笔记》，《重围》p253）。1954年10月，郭转业本溪钢铁厂任焦化车间主任。 “1959年朱德委员长来本溪，领导借故把我支开，不让参与接见”，安排他们去外地做毫无必要的参观，等他们三天后回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来过本溪视察，让他们（包括赵佐端）回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是“终身控制使用对象，真是痛苦之极”（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1964年4月，经郭上诉，他的处分改为“犯有较严重的政治上一度发生过动摇的错误”。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郭多次被抄家、揪斗、挂黑牌子���囚禁、罚跪、殴打，下放五七干校（《忠诚》p317）；���如1968年6月21日，本溪革委会出动50多辆大卡车，车车都载着本溪市的走资派和叛徒集团，先游街，后开斗争大会。那天下 着大雨，车上有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韦光明等前战俘。他们都被绑着双手，揪着头发，推到车厢的最前边，边行驶，边呼口号，游遍本溪市所有大街（《忠诚》p219）。儿子报考大学，由于郭被俘过而被取消报考资格。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平反。郭于1981年9月离休，1981年10月撤销了归管处的处分，1983年6月享受市级干部待遇，1988年去世（《重围》p277）。
虽然郭兆林一家的情况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很多人就没那么幸运。上文的与郭兆林一起被揪斗迫害的韦光明，他全家的结局就很惨。韦光明，原60军180师540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营级），1951年5月底，韦光明向北突围这一路最后只剩8个人，在离中朝金化阵地不远处被俘。被俘后韦光明先是郭兆林领导的釜山伤病战俘抵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是602回国战俘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副书记之一，被俘期间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考验》p347）。回国后经过一年昌图政审，保留了军籍，在党内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54年11月，同赵佐端等人一起，转业到辽宁省本溪矿务局洗煤厂任副厂长（《忠诚》p218）。在历次运动中韦挨整，被打成“叛徒”，他不服气，从本溪到北京去上访，被专案组知道后乱棍打死（《重围》p291）。韦光明之子韦川生经历了黑暗的童年（《忠诚》p219），叙述道：1968年5月的一天，爸爸被革委会以“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揪斗。专案组提出三个荒谬问题：①你是怎样向敌人持枪投降的？②你的警卫员怎样死去的？③你是怎样出卖3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6月18日韦家被专政抄家，搜查反革命证据：被子撕开，收音机拆散，甚至便池也要捅一捅。6月21日，韦光明和赵���端、郭兆林、王化英等前战俘营干部们被游街示众，当天下午，专案组通知家属：“韦光明畏罪���杀身亡”！我妈领着还未成年的我，找到厂子里追问。头头说：“韦光明是反革命叛徒，拒不向人民认罪，畏罪自杀了。革委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就火化！”给爸爸换衣服时，发现由脊背到大腿都是紫红色的和紫黑色的条条印痕，背上还有核桃大的塌陷处……这显然是他杀，哪里是自杀？真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接着开始迫害我全家，派人到妈妈的工作单位矿务局总医院散布说：“她是反革命韦光明的妻子，不能继续使用。”一家断绝了生活来源，连同老人被遣送回爸爸的出生地河南省洛宁县陈吴乡寨子村…
1981年4月7日，本溪的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等浩劫后幸存的被俘干部向军委首长写信感谢说：(1980)74号平反文件下达以来，我们6000余归来人员[其实很多人回大陆后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深感党对我们的巨大关怀，许多归来人员奔走相告、激动不已！数以万���的��属和亲友，感到自己重见天日，二次解放，以致扬眉吐气、欢欣无比，愈益感到我们党真不愧是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党！（《忠诚》p258）](https://pbs.twimg.com/media/HGOlaL0XwAAV6FQ.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去台战俘：宝岛姑娘真漂亮
Former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Re-enlisted in Taiwan
1954年1月20日晨起，在“解释”阶段中拒绝回到中朝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战俘、七千多原人民军战俘被中立国印度军交还给韩国境内的联合国军。1月21日，这一万四千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从仁川开往基隆的15艘登陆舰上，他们将于1月25-27日分三批在基隆上岸。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早在1953年有66名志愿军战俘在停战前夕的李承晚大释放中，随被俘韩籍人民军一起在釜山附近的东莱战俘营逃出。10月8日有63人先期乘飞机到了台北，他们乘坐10辆敞篷轿车在台北街头风光游行了一番（《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6）。
1954年1月23日为原停战协定有关��定确认的“恢复平民身份”之日，故以后都称为“一二三自由日”。这一天，有143名由印度军移交给美军的伤患人员从汉城分乘六架运输机飞往台北，因其中有一员林和清者不幸病重身亡，因此乘机到台湾者为142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39）。其中111人当天抵达，另外31人次日抵达（《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85）。去台战俘刘思英回忆：“我是1月23日坐飞机来的，生病了，肾脏烂掉，一下飞机就到北投那个医院。…我当然想家。但是有人说回去很危险，毛泽东讲我们是叛国的。回去能有好下场吗？中共改革前老百姓都担惊受怕，斗争啊，百花齐放啊，文化大革命啊，好多名堂，就是要杀人、镇压”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70-4）。
1月25-27日，每日早晨在基隆上岸的原志愿军战俘分别为4684、4497、4486人，合计14067人（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之所以分三批登陆是考虑到码头接待场所���量和地面运输能力，也可以保持宣传的热度。在约4-5天的航程中，也有人员损失。据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趙英魁称：“船上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因大家饱受铁杆反共分子欺凌，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现在大家都是自由人，平日狐假虎威的俘虏官们人人自危”（张泽石《孤岛》p125）。这些其实都是江湖恩怨，而非革命进步人士对反动分子的阶级斗争。去台的蕭力行回忆：“在船上有人要打联队长王顺清，把他丢到海里，是他的警备队员叛变了。老美就把他隔离保护起来”（《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415）。去台的劉澄清回忆：“俘虏营有的干部很恶劣，打过人，回来之后[在台湾都]有好多人找他们报仇算账”（《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61）。王顺清当然一面喊“你们都是共谍”，一面找船上的美军/国军干部主持公道躲了起来。中宣部阎王殿的��鬼蛇神刘克林���王的描述为：“王顺清有两个战俘给他打扇，一个给他擦汗，他克扣粮食服装卖出去，累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東場裡血債》p86），很搞笑，像是四十海盗分金子。
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冉宏图称：“有难友在去台途中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就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孤岛》p126）。而据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 p153：“途中，仅有一个叫翁战的四川籍夜间执行瞭望任务时，风浪太大，不幸失足落海而罹难，这是途中唯一的意外” 。赖名汤的工作报告书也陈述：“离仁川36小时后，甲板上风浪过大坠海身亡1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 》p344）。无法核证究竟是跳海还是意外，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只有一人身亡。靳大鹰《战俘纪事》却幻想：“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索，撞在���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大海”。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也臆想：“那些曾在东场里透露了遣返意愿的战俘则正在被拷打或者被投入大海”。事实上，途中若有多人死亡的话，赖名汤不可能拿着美军交接的名册敢对老蒋撒谎，因此并不存在鲁荣渔2682般的人性盲井或八女投江般的壮烈叙事。
涉嫌谋杀张子龙的张宇旺、施云等7人在之前因中方证人拒不出庭、而被印军交还给联合国军。2月19日他们到达台湾后受到隆重接待，被当作亲共的印度仔枪下的牺牲品，为此受到嘉奖（常成p336）。2月21日，在1953年李承晚大释放中滞留的最后3人乘船到达台湾。至此，以公开形式到达台湾的共有14282人。此外还有一些以非公开形式送往台湾者。例如，文晓村（又名文青云），60军180师机要科长，第五次战役失陷敌后游击近一年才被俘，被美军当成特务而非普通战俘关押在��球，3月12日��晓村与王文华等共5人一起作为“匪谍”遣往台湾（《从河洛到台湾 》）。文晓村虽然连“反共义士”的待遇都没有，但他自强不息，于51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海峡两岸颇有名气的诗人。还有被迫在仙甲岛作为8240部队“派往敵後從事情報工作”的TLO人员，包括已出任务返回、正在出任务、尚未出任务者，在1954年初他们的总数约为100~120人之间。在国军的要求下，向美军分批讨还后陆续来到台湾。因此，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总数估计约14400人，作为比较，选择回大陆的总数为7110人，两者比例非常接近2:1。
1月25日早晨，第一批5艘登陆舰进入基隆港，蒋经国带队到码头迎接。去台战俘黄君求回忆：“我们在基隆下船，那个人山人海哟！”（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0）。去台战俘蒋鸿庆回忆：“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欢迎我们。我不抽香烟��就把发的香烟扔出去，有人会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12）。《中央日報》的龚选舞记录：“1月25日，这批船舰抵达基隆，岸上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旗欢迎，他们分乘200多辆军用大卡车，分成五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下午2时起经过台北市松山机场之后，沿中正东路经中山南路、介寿路、重庆南路、衡阳路、延平南路、永绥街、博爱路、延平北路、台北桥、三重镇，然后经台北县之新庄、泰山、林口至大湖安置地，沿途均有民众燃放鞭炮”（《龔選舞回憶》） 。
每一日，5路人马从登陆舰上岸后，先分别进入5个码头仓库作为现场欢迎场所，蒋经国、何应钦、杨森等军政和民间贤达均有出席致辞。然后上卡车（第二、第三日有部分坐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市中心，再前往杨梅、大湖、林口、下湖的兵营，路上有约60万群众夹道相迎（《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19）。賴名湯回忆：“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眞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祗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孤岛》p137） 。“義士登陸後，乘車百餘輛，環遊臺北全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燃放鞭炮，以示慶祝與歡迎。街頭人羣擁擠如潮，爭先與義士握手，歡呼之聲，達於雲霄。熱烈情緒，難以形容”（方治《我生之旅》） 。195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却嘲道：“当我被俘人员被劫到基隆后，在所谓‘欢迎’的人群里，有些人哭起来了。是的，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民，看到被美蒋匪帮残酷迫害的同胞，怎能不伤心落泪呢！蒋介石残匪��费苦心地布置了这些‘欢迎’的人，打算让他们为劫持战俘的丑剧喝喝彩，可是却想不到落了一场没趣” 。而台湾方面的记录为：“鞭炮聲響徹雲霄，從基隆到臺北，到處都是人山人海，鑼鼓聲與歡呼聲，交織成人性與同胞愛的感人場面，很多反共義士與歡迎人群都掉下眼淚”（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6）。去台战俘李茂仁回忆：「我們在基隆一下船，一看，人山人海，兩邊的人那股熱情啊，那股感動，眼淚都往下掉」（榮民文化網） 。你觉得他们为何落泪？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晨七時後始起床，昨夜前後熟睡九小時以上 ，實為近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 朝課後記事，經兒來報，傷患義士昨已由韓空運來臺之情緒與民眾熱烈之歡迎，以及招待一萬四千名義士之準備完成等事，此為二年來反共奮鬥中之重大勝利也」（《蔣中正日記》1954年1月24日）。28日蒋经国前往义士村讲话并慰问“同志们”（《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28），然后是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前来慰问，堪称“蜜月期”。正值农历新年之际，蔣介石记录“反共义士在总统府拜年贺节，对义士致训、摄影，见其有流泪涕泗者更为感概” （《蔣中正日記》1954年2月3日） 。蒋中正接见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卢秀燕的父亲。
春节刚过，2月8日在下湖、大湖、杨梅等军营开始分四个支队进行为期三月“就业辅导”教育（《民国史事纪要》1954.2.8）。“不是什么‘职业辅导’，就是反共教育，台湾这边政府的情报组织也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共匪在内，抓得特别严”（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66）。3 月8 日舉行「脫離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禮」，共有原中共党员/团员4410人宣布脫離中共黨團組織。国军发起的“自新运动”声称：凡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律准予自新。随后是“自首运动”：身凡负任务的共干，自首者不加追究，計自首者達609 人，除15人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資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3月23日左右，各部舉行“請纓從軍”運動，4 月5 日舉行從軍宣誓典禮加入國軍，参军人數比例为抵台人数的97.4%（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至4月下旬，士官以下的9千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海陆空三军部队服役，4千多名校尉级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
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曾预测：“被押往台湾的战俘将从25日起陆续到达，他们将在集中营中度过三个月的法西斯恐怖的生活，然后被强编入国民党残余军队中”，还真让他说对了。早在1954 年1月3 日國防部設置了「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由蒋经国亲自带队。显然这个名字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并非为了“就业”而设，而是为了将一万四千多人中的体格和思想合格者编入国军。方治曾画饼：“國內同胞已準備熱烈歡迎各弟兄回至自由祖國，今後就業、就學、從軍，悉本自願”（《我生之旅》p106）。赖名汤自己也夸过口：“今后他们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呢？由他们自己的志愿去选”（《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80）。去台战俘毛錫仁（后以中校退役）表示：“去韩国接我们的是赖名汤、王昇、方治，他们在韩国说：将来你们回到祖国，要干什么我们不强迫，要读书就读书，要就业就就业，政府来帮助你们”（《政戰風雲路》p138）。
中宣部阎王殿的牛鬼蛇神刘克林称：特务在济州岛战俘营教唱反动歌曲“椰树高，细又长，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健康，谁要想娶好姑娘，赶快入营把兵当”（《東場裡血債》p87） 。这一首“宝岛姑娘”的歌，是四十年代台湾刚光复时最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椰树高，细又长，菠萝甜，香蕉香。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大方。上山��打柴哟嘿，下田会插秧哟嘿，不怕风雨晒哟嘿！…”。鉴于刘克林的信誉，怀疑“赶快入营把兵当”这句是否是编造或玩笑，为娶漂亮姑娘去台湾当兵像是痴人说梦，” 对那些性饥渴又穷酸的小兵来说，‘宝岛姑娘’不过是挂在房梁上的一块腊肉，闻得到香，很难吃得到”。
去台战俘牛玉禄回忆：“真正回到台湾就变样了。上头还是要你当兵，说是报效祖国，什么国难当头啦，什么大陆同胞需要你解救啦，什么反攻大陆五年成功啦，鬼话一大堆！”（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2）。李鴻範回忆：“到了下湖后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劝说：请你们从军！派了一些女学生动员签名，你若要签名就发个纪念章，我就被分到联勤工兵教导营”（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28）。刘敬才回忆：“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VOA李肃）。谷辉回忆：“他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VOA李肃）。張秀實回忆：“你不自願也不行啊。在那個環境你不聽他的不行啊。你要吃飯要生存的嘛。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那共產黨也說我們志願軍，哪個自願？你願意去當兵打仗死掉呀？不可能的事情”（徐宏宽《志願軍戰俘來台經驗敘事分析》），真的是身不由己，先是被“志愿”当了志愿军，又被“自愿”当了十几年国军。
张瑞祺回忆：“我当兵，一开始在野战部队，当过步兵、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在部队��面完成初中的教育，我在大陆的时候就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然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官，最后民国七十年（1981年）退的”（VOA李肃）。张瑞祺情况算是好的，他有一定教育背景，人又伶俐上进。而一般的大头兵就苦一点，特别是1955年大陈岛撤退和1958年金门炮战正好分到前线的，有可能还送了命。王代庭回忆：“我们有1千多人分到海军，那个时候我们去打大陈岛，有的人在大陈岛也打死了。八二三炮战我也打了，那时候共产党想用炮把金门封掉，炮弹打得好厉害” 。当海军的傅印川也回忆：“八二三炮战，我们的205军舰中了两发炮弹，船上死了7个人”（RFA韩战AB面） 。高文俊回忆：“几百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他们有名字在那里，进入忠烈祠了，他们不是单独，他们分到部队里的，就那个单位阿，抢滩阿，扛炮弹阿，运武器，老共炮弹很密集”（（VOA李肃）��� 。
据李茂仁叙述：「来台湾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回台湾后一定是当兵，他���对不会叫我们去当老百姓。蒋经国曾说：“你们当兵三年就可以退伍”。可是我们当了三年又三年，每年退伍命令都被主管压下，根本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蒋经国去金门，老兵就问：“你叫我们当兵三年，我们都当了十几年兵还没有退伍！”他就说：“啊？还没退伍？两年之内，让你们通通退伍”。六十年（1971年）我才退伍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5）。虽然理论上志愿军去台战俘在1954年1月23日获得自由，基本上要到1970年代才真正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中华民国的荣誉国民。接下来，脑子好、有人脉者的人生进入上升期，而教育水平不高者就要靠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好在台湾经济即将起飞。张泽石观察道：“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例如国军伞兵出身的杨树芝/杨树滋，从印缅到徐��到朝鲜战场，最后到了台湾退伍开四川饭馆，小店已经开了45年。](https://pbs.twimg.com/media/HFvT71hWAAAXh-A.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去台战俘：宝岛姑娘真漂亮
Former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Re-enlisted in Taiwan
1954年1月20日晨起，在“解释”阶段中拒绝回到中朝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战俘、七千多原人民军战俘被中立国印度军交还给韩国境内的联合国军。1月21日，这一万四千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从仁川开往基隆的15艘登陆舰上，他们将于1月25-27日分三批在基隆上岸。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早在1953年有66名志愿军战俘在停战前夕的李承晚大释放中，随被俘韩籍人民军一起在釜山附近的东莱战俘营逃出。10月8日有63人先期乘飞机到了台北，他们乘坐10辆敞篷轿车在台北街头风光游行了一番（《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6）。
1954年1月23日为原停战协定有关��定确认的“恢复平民身份”之日，故以后都称为“一二三自由日”。这一天，有143名由印度军移交给美军的伤患人员从汉城分乘六架运输机飞往台北，因其中有一员林和清者不幸病重身亡，因此乘机到台湾者为142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39）。其中111人当天抵达，另外31人次日抵达（《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85）。去台战俘刘思英回忆：“我是1月23日坐飞机来的，生病了，肾脏烂掉，一下飞机就到北投那个医院。…我当然想家。但是有人说回去很危险，毛泽东讲我们是叛国的。回去能有好下场吗？中共改革前老百姓都担惊受怕，斗争啊，百花齐放啊，文化大革命啊，好多名堂，就是要杀人、镇压”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70-4）。
1月25-27日，每日早晨在基隆上岸的原志愿军战俘分别为4684、4497、4486人，合计14067人（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之所以分三批登陆是考虑到码头接待场所���量和地面运输能力，也可以保持宣传的热度。在约4-5天的航程中，也有人员损失。据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趙英魁称：“船上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因大家饱受铁杆反共分子欺凌，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现在大家都是自由人，平日狐假虎威的俘虏官们人人自危”（张泽石《孤岛》p125）。这些其实都是江湖恩怨，而非革命进步人士对反动分子的阶级斗争。去台的蕭力行回忆：“在船上有人要打联队长王顺清，把他丢到海里，是他的警备队员叛变了。老美就把他隔离保护起来”（《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415）。去台的劉澄清回忆：“俘虏营有的干部很恶劣，打过人，回来之后[在台湾都]有好多人找他们报仇算账”（《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61）。王顺清当然一面喊“你们都是共谍”，一面找船上的美军/国军干部主持公道躲了起来。中宣部阎王殿的��鬼蛇神刘克林���王的描述为：“王顺清有两个战俘给他打扇，一个给他擦汗，他克扣粮食服装卖出去，累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東場裡血債》p86），很搞笑，像是四十海盗分金子。
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冉宏图称：“有难友在去台途中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就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孤岛》p126）。而据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 p153：“途中，仅有一个叫翁战的四川籍夜间执行瞭望任务时，风浪太大，不幸失足落海而罹难，这是途中唯一的意外” 。赖名汤的工作报告书也陈述：“离仁川36小时后，甲板上风浪过大坠海身亡1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 》p344）。无法核证究竟是跳海还是意外，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只有一人身亡。靳大鹰《战俘纪事》却幻想：“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索，撞在���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大海”。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也臆想：“那些曾在东场里透露了遣返意愿的战俘则正在被拷打或者被投入大海”。事实上，途中若有多人死亡的话，赖名汤不可能拿着美军交接的名册敢对老蒋撒谎，因此并不存在鲁荣渔2682般的人性盲井或八女投江般的壮烈叙事。
涉嫌谋杀张子龙的张宇旺、施云等7人在之前因中方证人拒不出庭、而被印军交还给联合国军。2月19日他们到达台湾后受到隆重接待，被当作亲共的印度仔枪下的牺牲品，为此受到嘉奖（常成p336）。2月21日，在1953年李承晚大释放中滞留的最后3人乘船到达台湾。至此，以公开形式到达台湾的共有14282人。此外还有一些以非公开形式送往台湾者。例如，文晓村（又名文青云），60军180师机要科长，第五次战役失陷敌后游击近一年才被俘，被美军当成特务而非普通战俘关押在��球，3月12日��晓村与王文华等共5人一起作为“匪谍”遣往台湾（《从河洛到台湾 》）。文晓村虽然连“反共义士”的待遇都没有，但他自强不息，于51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海峡两岸颇有名气的诗人。还有被迫在仙甲岛作为8240部队“派往敵後從事情報工作”的TLO人员，包括已出任务返回、正在出任务、尚未出任务者，在1954年初他们的总数约为100~120人之间。在国军的要求下，向美军分批讨还后陆续来到台湾。因此，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总数估计约14400人，作为比较，选择回大陆的总数为7110人，两者比例非常接近2:1。
1月25日早晨，第一批5艘登陆舰进入基隆港，蒋经国带队到码头迎接。去台战俘黄君求回忆：“我们在基隆下船，那个人山人海哟！”（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0）。去台战俘蒋鸿庆回忆：“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欢迎我们。我不抽香烟��就把发的香烟扔出去，有人会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12）。《中央日報》的龚选舞记录：“1月25日，这批船舰抵达基隆，岸上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旗欢迎，他们分乘200多辆军用大卡车，分成五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下午2时起经过台北市松山机场之后，沿中正东路经中山南路、介寿路、重庆南路、衡阳路、延平南路、永绥街、博爱路、延平北路、台北桥、三重镇，然后经台北县之新庄、泰山、林口至大湖安置地，沿途均有民众燃放鞭炮”（《龔選舞回憶》） 。
每一日，5路人马从登陆舰上岸后，先分别进入5个码头仓库作为现场欢迎场所，蒋经国、何应钦、杨森等军政和民间贤达均有出席致辞。然后上卡车（第二、第三日有部分坐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市中心，再前往杨梅、大湖、林口、下湖的兵营，路上有约60万群众夹道相迎（《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19）。賴名湯回忆：“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眞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祗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孤岛》p137） 。“義士登陸後，乘車百餘輛，環遊臺北全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燃放鞭炮，以示慶祝與歡迎。街頭人羣擁擠如潮，爭先與義士握手，歡呼之聲，達於雲霄。熱烈情緒，難以形容”（方治《我生之旅》） 。195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却嘲道：“当我被俘人员被劫到基隆后，在所谓‘欢迎’的人群里，有些人哭起来了。是的，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民，看到被美蒋匪帮残酷迫害的同胞，怎能不伤心落泪呢！蒋介石残匪��费苦心地布置了这些‘欢迎’的人，打算让他们为劫持战俘的丑剧喝喝彩，可是却想不到落了一场没趣” 。而台湾方面的记录为：“鞭炮聲響徹雲霄，從基隆到臺北，到處都是人山人海，鑼鼓聲與歡呼聲，交織成人性與同胞愛的感人場面，很多反共義士與歡迎人群都掉下眼淚”（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6）。去台战俘李茂仁回忆：「我們在基隆一下船，一看，人山人海，兩邊的人那股熱情啊，那股感動，眼淚都往下掉」（榮民文化網） 。你觉得他们为何落泪？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晨七時後始起床，昨夜前後熟睡九小時以上 ，實為近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 朝課後記事，經兒來報，傷患義士昨已由韓空運來臺之情緒與民眾熱烈之歡迎，以及招待一萬四千名義士之準備完成等事，此為二年來反共奮鬥中之重大勝利也」（《蔣中正日記》1954年1月24日）。28日蒋经国前往义士村讲话并慰问“同志们”（《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28），然后是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前来慰问，堪称“蜜月期”。正值农历新年之际，蔣介石记录“反共义士在总统府拜年贺节，对义士致训、摄影，见其有流泪涕泗者更为感概” （《蔣中正日記》1954年2月3日） 。蒋中正接见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卢秀燕的父亲。
春节刚过，2月8日在下湖、大湖、杨梅等军营开始分四个支队进行为期三月“就业辅导”教育（《民国史事纪要》1954.2.8）。“不是什么‘职业辅导’，就是反共教育，台湾这边政府的情报组织也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共匪在内，抓得特别严”（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66）。3 月8 日舉行「脫離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禮」，共有原中共党员/团员4410人宣布脫離中共黨團組織。国军发起的“自新运动”声称：凡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律准予自新。随后是“自首运动”：身凡负任务的共干，自首者不加追究，計自首者達609 人，除15人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資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3月23日左右，各部舉行“請纓從軍”運動，4 月5 日舉行從軍宣誓典禮加入國軍，参军人數比例为抵台人数的97.4%（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至4月下旬，士官以下的9千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海陆空三军部队服役，4千多名校尉级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
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曾预测：“被押往台湾的战俘将从25日起陆续到达，他们将在集中营中度过三个月的法西斯恐怖的生活，然后被强编入国民党残余军队中”，还真让他说对了。早在1954 年1月3 日國防部設置了「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由蒋经国亲自带队。显然这个名字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并非为了“就业”而设，而是为了将一万四千多人中的体格和思想合格者编入国军。方治曾画饼：“國內同胞已準備熱烈歡迎各弟兄回至自由祖國，今後就業、就學、從軍，悉本自願”（《我生之旅》p106）。赖名汤自己也夸过口：“今后他们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呢？由他们自己的志愿去选”（《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80）。去台战俘毛錫仁（后以中校退役）表示：“去韩国接我们的是赖名汤、王昇、方治，他们在韩国说：将来你们回到祖国，要干什么我们不强迫，要读书就读书，要就业就就业，政府来帮助你们”（《政戰風雲路》p138）。
中宣部阎王殿的牛鬼蛇神刘克林称：特务在济州岛战俘营教唱反动歌曲“椰树高，细又长，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健康，谁要想娶好姑娘，赶快入营把兵当”（《東場裡血債》p87） 。这一首“宝岛姑娘”的歌，是四十年代台湾刚光复时最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椰树高，细又长，菠萝甜，香蕉香。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大方。上山��打柴哟嘿，下田会插秧哟嘿，不怕风雨晒哟嘿！…”。鉴于刘克林的信誉，怀疑“赶快入营把兵当”这句是否是编造或玩笑，为娶漂亮姑娘去台湾当兵像是痴人说梦，” 对那些性饥渴又穷酸的小兵来说，‘宝岛姑娘’不过是挂在房梁上的一块腊肉，闻得到香，很难吃得到”。
去台战俘牛玉禄回忆：“真正回到台湾就变样了。上头还是要你当兵，说是报效祖国，什么国难当头啦，什么大陆同胞需要你解救啦，什么反攻大陆五年成功啦，鬼话一大堆！”（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2）。李鴻範回忆：“到了下湖后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劝说：请你们从军！派了一些女学生动员签名，你若要签名就发个纪念章，我就被分到联勤工兵教导营”（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28）。刘敬才回忆：“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VOA李肃）。谷辉回忆：“他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VOA李肃）。張秀實回忆：“你不自願也不行啊。在那個環境你不聽他的不行啊。你要吃飯要生存的嘛。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那共產黨也說我們志願軍，哪個自願？你願意去當兵打仗死掉呀？不可能的事情”（徐宏宽《志願軍戰俘來台經驗敘事分析》），真的是身不由己，先是被“志愿”当了志愿军，又被“自愿”当了十几年国军。
张瑞祺回忆：“我当兵，一开始在野战部队，当过步兵、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在部队��面完成初中的教育，我在大陆的时候就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然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官，最后民国七十年（1981年）退的”（VOA李肃）。张瑞祺情况算是好的，他有一定教育背景，人又伶俐上进。而一般的大头兵就苦一点，特别是1955年大陈岛撤退和1958年金门炮战正好分到前线的，有可能还送了命。王代庭回忆：“我们有1千多人分到海军，那个时候我们去打大陈岛，有的人在大陈岛也打死了。八二三炮战我也打了，那时候共产党想用炮把金门封掉，炮弹打得好厉害” 。当海军的傅印川也回忆：“八二三炮战，我们的205军舰中了两发炮弹，船上死了7个人”（RFA韩战AB面） 。高文俊回忆：“几百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他们有名字在那里，进入忠烈祠了，他们不是单独，他们分到部队里的，就那个单位阿，抢滩阿，扛炮弹阿，运武器，老共炮弹很密集”（（VOA李肃）��� 。
据李茂仁叙述：「来台湾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回台湾后一定是当兵，他���对不会叫我们去当老百姓。蒋经国曾说：“你们当兵三年就可以退伍”。可是我们当了三年又三年，每年退伍命令都被主管压下，根本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蒋经国去金门，老兵就问：“你叫我们当兵三年，我们都当了十几年兵还没有退伍！”他就说：“啊？还没退伍？两年之内，让你们通通退伍”。六十年（1971年）我才退伍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5）。虽然理论上志愿军去台战俘在1954年1月23日获得自由，基本上要到1970年代才真正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中华民国的荣誉国民。接下来，脑子好、有人脉者的人生进入上升期，而教育水平不高者就要靠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好在台湾经济即将起飞。张泽石观察道：“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例如国军伞兵出身的杨树芝/杨树滋，从印缅到徐��到朝鲜战场，最后到了台湾退伍开四川饭馆，小店已经开了45年。](https://pbs.twimg.com/media/HFvT6cDXwAASa4Q.jpg)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去台战俘：宝岛姑娘真漂亮
Former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Re-enlisted in Taiwan
1954年1月20日晨起，在“解释”阶段中拒绝回到中朝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战俘、七千多原人民军战俘被中立国印度军交还给韩国境内的联合国军。1月21日，这一万四千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从仁川开往基隆的15艘登陆舰上，他们将于1月25-27日分三批在基隆上岸。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早在1953年有66名志愿军战俘在停战前夕的李承晚大释放中，随被俘韩籍人民军一起在釜山附近的东莱战俘营逃出。10月8日有63人先期乘飞机到了台北，他们乘坐10辆敞篷轿车在台北街头风光游行了一番（《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6）。
1954年1月23日为原停战协定有关��定确认的“恢复平民身份”之日，故以后都称为“一二三自由日”。这一天，有143名由印度军移交给美军的伤患人员从汉城分乘六架运输机飞往台北，因其中有一员林和清者不幸病重身亡，因此乘机到台湾者为142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39）。其中111人当天抵达，另外31人次日抵达（《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85）。去台战俘刘思英回忆：“我是1月23日坐飞机来的，生病了，肾脏烂掉，一下飞机就到北投那个医院。…我当然想家。但是有人说回去很危险，毛泽东讲我们是叛国的。回去能有好下场吗？中共改革前老百姓都担惊受怕，斗争啊，百花齐放啊，文化大革命啊，好多名堂，就是要杀人、镇压”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70-4）。
1月25-27日，每日早晨在基隆上岸的原志愿军战俘分别为4684、4497、4486人，合计14067人（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之所以分三批登陆是考虑到码头接待场所���量和地面运输能力，也可以保持宣传的热度。在约4-5天的航程中，也有人员损失。据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趙英魁称：“船上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因大家饱受铁杆反共分子欺凌，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现在大家都是自由人，平日狐假虎威的俘虏官们人人自危”（张泽石《孤岛》p125）。这些其实都是江湖恩怨，而非革命进步人士对反动分子的阶级斗争。去台的蕭力行回忆：“在船上有人要打联队长王顺清，把他丢到海里，是他的警备队员叛变了。老美就把他隔离保护起来”（《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415）。去台的劉澄清回忆：“俘虏营有的干部很恶劣，打过人，回来之后[在台湾都]有好多人找他们报仇算账”（《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61）。王顺清当然一面喊“你们都是共谍”，一面找船上的美军/国军干部主持公道躲了起来。中宣部阎王殿的��鬼蛇神刘克林���王的描述为：“王顺清有两个战俘给他打扇，一个给他擦汗，他克扣粮食服装卖出去，累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東場裡血債》p86），很搞笑，像是四十海盗分金子。
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冉宏图称：“有难友在去台途中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就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孤岛》p126）。而据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 p153：“途中，仅有一个叫翁战的四川籍夜间执行瞭望任务时，风浪太大，不幸失足落海而罹难，这是途中唯一的意外” 。赖名汤的工作报告书也陈述：“离仁川36小时后，甲板上风浪过大坠海身亡1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 》p344）。无法核证究竟是跳海还是意外，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只有一人身亡。靳大鹰《战俘纪事》却幻想：“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索，撞在���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大海”。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也臆想：“那些曾在东场里透露了遣返意愿的战俘则正在被拷打或者被投入大海”。事实上，途中若有多人死亡的话，赖名汤不可能拿着美军交接的名册敢对老蒋撒谎，因此并不存在鲁荣渔2682般的人性盲井或八女投江般的壮烈叙事。
涉嫌谋杀张子龙的张宇旺、施云等7人在之前因中方证人拒不出庭、而被印军交还给联合国军。2月19日他们到达台湾后受到隆重接待，被当作亲共的印度仔枪下的牺牲品，为此受到嘉奖（常成p336）。2月21日，在1953年李承晚大释放中滞留的最后3人乘船到达台湾。至此，以公开形式到达台湾的共有14282人。此外还有一些以非公开形式送往台湾者。例如，文晓村（又名文青云），60军180师机要科长，第五次战役失陷敌后游击近一年才被俘，被美军当成特务而非普通战俘关押在��球，3月12日��晓村与王文华等共5人一起作为“匪谍”遣往台湾（《从河洛到台湾 》）。文晓村虽然连“反共义士”的待遇都没有，但他自强不息，于51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海峡两岸颇有名气的诗人。还有被迫在仙甲岛作为8240部队“派往敵後從事情報工作”的TLO人员，包括已出任务返回、正在出任务、尚未出任务者，在1954年初他们的总数约为100~120人之间。在国军的要求下，向美军分批讨还后陆续来到台湾。因此，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总数估计约14400人，作为比较，选择回大陆的总数为7110人，两者比例非常接近2:1。
1月25日早晨，第一批5艘登陆舰进入基隆港，蒋经国带队到码头迎接。去台战俘黄君求回忆：“我们在基隆下船，那个人山人海哟！”（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0）。去台战俘蒋鸿庆回忆：“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欢迎我们。我不抽香烟��就把发的香烟扔出去，有人会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12）。《中央日報》的龚选舞记录：“1月25日，这批船舰抵达基隆，岸上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旗欢迎，他们分乘200多辆军用大卡车，分成五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下午2时起经过台北市松山机场之后，沿中正东路经中山南路、介寿路、重庆南路、衡阳路、延平南路、永绥街、博爱路、延平北路、台北桥、三重镇，然后经台北县之新庄、泰山、林口至大湖安置地，沿途均有民众燃放鞭炮”（《龔選舞回憶》） 。
每一日，5路人马从登陆舰上岸后，先分别进入5个码头仓库作为现场欢迎场所，蒋经国、何应钦、杨森等军政和民间贤达均有出席致辞。然后上卡车（第二、第三日有部分坐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市中心，再前往杨梅、大湖、林口、下湖的兵营，路上有约60万群众夹道相迎（《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19）。賴名湯回忆：“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眞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祗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孤岛》p137） 。“義士登陸後，乘車百餘輛，環遊臺北全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燃放鞭炮，以示慶祝與歡迎。街頭人羣擁擠如潮，爭先與義士握手，歡呼之聲，達於雲霄。熱烈情緒，難以形容”（方治《我生之旅》） 。195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却嘲道：“当我被俘人员被劫到基隆后，在所谓‘欢迎’的人群里，有些人哭起来了。是的，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民，看到被美蒋匪帮残酷迫害的同胞，怎能不伤心落泪呢！蒋介石残匪��费苦心地布置了这些‘欢迎’的人，打算让他们为劫持战俘的丑剧喝喝彩，可是却想不到落了一场没趣” 。而台湾方面的记录为：“鞭炮聲響徹雲霄，從基隆到臺北，到處都是人山人海，鑼鼓聲與歡呼聲，交織成人性與同胞愛的感人場面，很多反共義士與歡迎人群都掉下眼淚”（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6）。去台战俘李茂仁回忆：「我們在基隆一下船，一看，人山人海，兩邊的人那股熱情啊，那股感動，眼淚都往下掉」（榮民文化網） 。你觉得他们为何落泪？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晨七時後始起床，昨夜前後熟睡九小時以上 ，實為近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 朝課後記事，經兒來報，傷患義士昨已由韓空運來臺之情緒與民眾熱烈之歡迎，以及招待一萬四千名義士之準備完成等事，此為二年來反共奮鬥中之重大勝利也」（《蔣中正日記》1954年1月24日）。28日蒋经国前往义士村讲话并慰问“同志们”（《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28），然后是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前来慰问，堪称“蜜月期”。正值农历新年之际，蔣介石记录“反共义士在总统府拜年贺节，对义士致训、摄影，见其有流泪涕泗者更为感概” （《蔣中正日記》1954年2月3日） 。蒋中正接见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卢秀燕的父亲。
春节刚过，2月8日在下湖、大湖、杨梅等军营开始分四个支队进行为期三月“就业辅导”教育（《民国史事纪要》1954.2.8）。“不是什么‘职业辅导’，就是反共教育，台湾这边政府的情报组织也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共匪在内，抓得特别严”（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66）。3 月8 日舉行「脫離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禮」，共有原中共党员/团员4410人宣布脫離中共黨團組織。国军发起的“自新运动”声称：凡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律准予自新。随后是“自首运动”：身凡负任务的共干，自首者不加追究，計自首者達609 人，除15人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資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3月23日左右，各部舉行“請纓從軍”運動，4 月5 日舉行從軍宣誓典禮加入國軍，参军人數比例为抵台人数的97.4%（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至4月下旬，士官以下的9千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海陆空三军部队服役，4千多名校尉级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
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曾预测：“被押往台湾的战俘将从25日起陆续到达，他们将在集中营中度过三个月的法西斯恐怖的生活，然后被强编入国民党残余军队中”，还真让他说对了。早在1954 年1月3 日國防部設置了「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由蒋经国亲自带队。显然这个名字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并非为了“就业”而设，而是为了将一万四千多人中的体格和思想合格者编入国军。方治曾画饼：“國內同胞已準備熱烈歡迎各弟兄回至自由祖國，今後就業、就學、從軍，悉本自願”（《我生之旅》p106）。赖名汤自己也夸过口：“今后他们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呢？由他们自己的志愿去选”（《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80）。去台战俘毛錫仁（后以中校退役）表示：“去韩国接我们的是赖名汤、王昇、方治，他们在韩国说：将来你们回到祖国，要干什么我们不强迫，要读书就读书，要就业就就业，政府来帮助你们”（《政戰風雲路》p138）。
中宣部阎王殿的牛鬼蛇神刘克林称：特务在济州岛战俘营教唱反动歌曲“椰树高，细又长，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健康，谁要想娶好姑娘，赶快入营把兵当”（《東場裡血債》p87） 。这一首“宝岛姑娘”的歌，是四十年代台湾刚光复时最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椰树高，细又长，菠萝甜，香蕉香。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大方。上山��打柴哟嘿，下田会插秧哟嘿，不怕风雨晒哟嘿！…”。鉴于刘克林的信誉，怀疑“赶快入营把兵当”这句是否是编造或玩笑，为娶漂亮姑娘去台湾当兵像是痴人说梦，” 对那些性饥渴又穷酸的小兵来说，‘宝岛姑娘’不过是挂在房梁上的一块腊肉，闻得到香，很难吃得到”。
去台战俘牛玉禄回忆：“真正回到台湾就变样了。上头还是要你当兵，说是报效祖国，什么国难当头啦，什么大陆同胞需要你解救啦，什么反攻大陆五年成功啦，鬼话一大堆！”（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2）。李鴻範回忆：“到了下湖后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劝说：请你们从军！派了一些女学生动员签名，你若要签名就发个纪念章，我就被分到联勤工兵教导营”（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28）。刘敬才回忆：“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VOA李肃）。谷辉回忆：“他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VOA李肃）。張秀實回忆：“你不自願也不行啊。在那個環境你不聽他的不行啊。你要吃飯要生存的嘛。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那共產黨也說我們志願軍，哪個自願？你願意去當兵打仗死掉呀？不可能的事情”（徐宏宽《志願軍戰俘來台經驗敘事分析》），真的是身不由己，先是被“志愿”当了志愿军，又被“自愿”当了十几年国军。
张瑞祺回忆：“我当兵，一开始在野战部队，当过步兵、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在部队��面完成初中的教育，我在大陆的时候就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然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官，最后民国七十年（1981年）退的”（VOA李肃）。张瑞祺情况算是好的，他有一定教育背景，人又伶俐上进。而一般的大头兵就苦一点，特别是1955年大陈岛撤退和1958年金门炮战正好分到前线的，有可能还送了命。王代庭回忆：“我们有1千多人分到海军，那个时候我们去打大陈岛，有的人在大陈岛也打死了。八二三炮战我也打了，那时候共产党想用炮把金门封掉，炮弹打得好厉害” 。当海军的傅印川也回忆：“八二三炮战，我们的205军舰中了两发炮弹，船上死了7个人”（RFA韩战AB面） 。高文俊回忆：“几百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他们有名字在那里，进入忠烈祠了，他们不是单独，他们分到部队里的，就那个单位阿，抢滩阿，扛炮弹阿，运武器，老共炮弹很密集”（（VOA李肃）��� 。
据李茂仁叙述：「来台湾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回台湾后一定是当兵，他���对不会叫我们去当老百姓。蒋经国曾说：“你们当兵三年就可以退伍”。可是我们当了三年又三年，每年退伍命令都被主管压下，根本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蒋经国去金门，老兵就问：“你叫我们当兵三年，我们都当了十几年兵还没有退伍！”他就说：“啊？还没退伍？两年之内，让你们通通退伍”。六十年（1971年）我才退伍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5）。虽然理论上志愿军去台战俘在1954年1月23日获得自由，基本上要到1970年代才真正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中华民国的荣誉国民。接下来，脑子好、有人脉者的人生进入上升期，而教育水平不高者就要靠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好在台湾经济即将起飞。张泽石观察道：“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例如国军伞兵出身的杨树芝/杨树滋，从印缅到徐��到朝鲜战场，最后到了台湾退伍开四川饭馆，小店已经开了45年。](https://pbs.twimg.com/media/HFvT5FRX0AACLkT.jpg)
Olivia
Online
宋阿毛
@hurongard
朝鲜战争 - 抗美援朝 - 韓戰 - 六二五戰爭 - 祖國解放戰爭 – The Korean War.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Facts have no agenda.
Joined March 2016
55 Following
1.7K Followers
3.2K Posts
@wartirnes garbage. Where is the snow?
虎将宋时轮：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的科学真理
Tiger General Song Shilun’s Scientific Prediction to Conquer Taiwan
为了攻占台湾，1949年7月20日粟裕、张震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7月30日粟裕电告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20军、26军、27军、23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27军苏灿杰记录道：“遵照9兵团7月24日命令，28日27军各师陆续离开上海市区移驻松江一带”。20军59师175团的郑学鑫回忆，部队退出上海到了昆山。20军60师到了罗店。26军229团的潘文根回忆，离开市区到了奉贤；26军230团9连的李家寿回忆，撤出到了郊区大场；26军233团周来清回忆，退到了马桥 。随后各军在上海周边沿海一带展开。20军最北，位置为浏河-宝山-崇明南堡；26军在浦东，分布在吴淞口-高桥-胡家桥-东沟-黄家湾-奉贤钱桥等地；27军在沪浙交界处，金山卫-乍浦-平湖-海盐；23军最南，先移到川沙再驻防海盐-海宁段。30军89师先驻黄渡，后去浏河，加入20军。
此番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麾下12个师，统雄兵十六万，战将千员，欲会渔于台澎，讨伐蒋匪，[1967年陶勇像珍妃一样被投井，27军老政委刘浩天立即宣布：“陶勇畏罪自杀，是叛徒，死有余辜！”，没过几个月刘昆（刘浩天的原名）及其党羽又把陶勇妻子朱岚给嫩死了，赶尽杀绝，老刘下手太狠]。叶雨蒙记录道：“20军在浏河、宝山、吴淞口准备渡海作战。练习登船下船，抢滩登陆，练习防晕船，游泳泅渡。训练回来，大米干饭管够，就着煎鱼、炖肉、青菜...”。20军59师175团宣教股的沈政回忆道：“在江苏太仓练兵，每晚乘木船在长江上漂浮，作适应海上晕船的锻炼” 。26军229团���2连的李福祥回忆：当时号召吃生姜防晕船。20军179团8连的曾河江回忆，每天水上训练为6个小时：上午8-11点，下午13-16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0430 起床号，至0630 为早操，0700 早饭，0830-1630 为训练时间带中饭，1730 回营地，1800 晚饭，1900 生活讨论会，2100 熄灯。27军236团9连的楼益民回忆，他们的日程是：0500起床号，0510早锻炼或射击，0600早饭，0630开始为游泳、两栖训练，1140中饭，1200午休，1400文化课，1630晚饭，1700劳动生产，1830生活讨论会，1940点名，2000熄灯号。20军58师后勤处的邓喜元回忆：要求负重（枪弹、手榴弹、食物等）后能游200米以上。26军229团5连张喜义回忆：武器遇水后为了防锈，采用2份加热冷却后的花生油和1份煤油混合作为防锈剂擦抹。东北后勤高级干��李聚奎称：“九兵团攻台谁备工作中，曾在上海试制一种压缩罐头，每人一盒可供一日用”（1950年12月13日《战勤工作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总之大家过得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由于部队数量庞大但船只缺乏，各部分头进行两栖训练的船只并不统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29团李福祥回忆，2营训练用的是6艘10*4米的木船（运50余人）和10艘8*3米小木船（载一个先头班）。230团李家寿回忆，3营训练用的是3艘大渔船（每艘载：一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迫击炮班）和6艘铁登陆艇。而26军230团1连的向明光回忆，1营训练用的是4艘18*5m马达大木船、2艘15*4m马达木船和20艘12*3m木帆船，要求夜间上下船无声迅速有序。20军180团机1连的谭志成回忆，该连用的是3艘20*4米木帆船，全团合练时有36只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该连使用6艘8*4*1.5米的军用船，船壁是钢板，内木支架，有船用马达，有前后舱门可打开，每艘载2个班。26军233团1连的周来清回忆，该连使用1艘20*6*1.5米大木船，有发动机，可载一个连，有可供重机枪和60mm迫击炮的平台；他还看见江南造船厂造的载100人的小木船停在虬江码头，以及美蒋留下的LST登陆舰停在高行和吴淞口。26军89师265团的方善喜回忆，团里有5艘5*1.5*1米快艇，时常载团首长和3名苏联教官，船速非常快。27军241团警卫连的李金山回忆，有时就在岸上训练，在沙滩上画出8*2.5m木船轮廓，每个排50人训练一路纵队上船，上船顺序3班-2班-1班，班长最后上，第一个下。船头放两挺捷克机枪，船尾一挺。下船时，1班和2班同时跳下，3班断后。张青、周来清和26军234团机1连的钟乃壮都记得在虬江码头和仓库看见日军或国军留下的两栖���克，有时候苏联专家在带人研究和修理坦克；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内空间，露天坦克是横七竖八乱停的，以免不怀好意者根据行列数轻易乘得总数。
1950年6月宋时轮司令在《对台湾敌情认识上的基本观点》报告中动员：“国民党不仅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兵力都弱小了，士气低落了，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同解放军对阵，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了，这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真理”。宋司令还指出：“登陆作战要猛与稳相结合。滩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开辟登陆道路，突破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占领、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顺利登陆与展开”。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我们这个连一共是232个人，因为我们连是准备打台湾的。那个时候没有海军陆战队，我们就是准备抢占海滩滩头阵地的滩头营，所以我们这个营的编制就比较多，每个连都200多人，是从全团选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我们这个连是232个人，当时[长津湖柳潭里]一仗打下来以后，只剩下37个人”，重大减员84%。1950年《国防军陆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一个步兵连满员为182人，232人等于多加了一个排。1950年11月27-28日咸南战役第一晚，三野头等主力、美械79师的 “济南第一团”1营又加强了235团特务连[共5个连]突袭柳潭里1282高地失利，造成陆战7团E连共死亡27人，而仅邹世勇所在的3连就有近200人没能走出柳潭里（被雪埋了或爬犁拖走），其他4个连的伤亡与之类似。
20军179团5连奚肖龙回忆：每个月全60师在崇明进行两次合练，这时用实弹，并且有演习伤亡。各种船只离岸较远时，先用82mm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轰水中的障碍地带，有30%是针对选定的水中障碍物目标地段，另70%是佯攻或助攻。滩头营先头连配重机枪排，以往机枪手都是身长大汉，如今用的小个子，而且没有副机枪手，他和机枪趴在2*2m木板上，水中有4个人游泳推着前进。步兵排战士在岸外几百米处入水，接近后抬起上身射击，他们腰间有橡皮浮子，向爆破组打开的缺口游去，每人带防水袋，装100发子弹，8个手榴弹。前面部队和后方用旗语通讯，有各种信号代表接近中、攻克、受阻、要求增援等信息，但是没有请求后撤的旗语。
26军229团3连潘文根回忆：他们的60mm迫击炮也是放在木板上，有气球吊着不至下沉，至于真打起来有没有用不知道。26军232团8连刘建华回忆：全连180人登一艘马达木船，拖3艘装有爆破筒、钳子、炸药的小艇。在岸边铁丝网外80米处，先头连停下，1排上小艇准备炸开铁丝网障碍物，要求6分钟内打开一条5米宽的路径。26军233团1连周来清回忆：他们使用灯光、信号弹、点火、军号等各种方式通讯，油灯可换不同颜色玻璃罩、手电筒可换不同颜色的布和改变灯光时间长短、颜色组合通讯，战士佩戴颜色袖标识别敌我。
除了个人技术和集体战术训练之外，还有一些人被挑选参加了特训。谭志成就被选去洋泾码头学航行和机修，实操驾驶轮船，最后书面考试部分有1000道题；共学习了半年，他考了67分，听说平均56分。26军229团3营的邓民清被派去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习驾驶渔民的帆船，由老渔民当老师，船上有30名学员，要求学习掌握风速、风向、航向、潮汐等。钟乃壮也被选去参加26军的特训大队，250人被分成4个排，每排乘2艘有马达的快艇，全大队共有9艘；要求学习发动引擎，读仪表，看罗盘，计算水深，抛锚起锚，使用信号灯等。
该时期除了训练外，正赶上传染病流行。27军81师炮营通讯员尹吉先回忆：上级发下了渡海用的救生衣，我们在浙江平湖的河里训练负重游泳期间，有人染上血吸虫病，还死了两个人。27军81师241团政治处主任李辉当时就在乍浦带部队操练，在多日游泳训练时，他染上血吸虫病，在平湖住院住了两个多月。《张震军事文选上》记录：舟山部队发生夜盲，松江地区血吸虫病蔓延，严重减弱了部队战斗力。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第九兵团还培训了一批将来用于政战的干部和人员。26军226团1连的仲全回忆道：自己曾是“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的学员，“台训团”的团长是原20军59师177团副团长、台南人蔡啸，总人数有一个营，在松江受训。由于攻台之战未发生，自己被改派到九兵团教导营赴朝。九兵团还组织知识青年组成了“东渡服��团”，成员是���闽南语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20军的林可济回忆：1950年4月，20军在福建招收了一个营的福建青年后回到昆山集训，编入20军教导团。27军的苏水溪回忆：当年听说招新后，瞒着家里偷偷加入了27军东渡服务团，军长彭德清（福建同安老乡）特别鼓励道“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1950年4月北上到嘉兴平湖加入27军教导团，开始紧张严肃的思政学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解放台湾。26军229团5连排长张喜义是山东沂水的老战士，他去参加学习听闽南语以备将来之需，非常痛苦。那些福建中学生没去成台湾施展抱负，很多殒命朝鲜，家长还不一定知道。
除了这些华东军区的台湾南下工作队，最权威的当属华北军政大学台湾大队。石家庄的台湾大队来源主要是日军投降后的台籍士兵和国军中的解放战士。赴朝42军372团4连的李昆回忆：自己曾在国军青年军206师当兵，在洛阳被解放，被送到华北军政大学炮兵大队改造，副教员是206师投降的副师长赵云飞。认识台湾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说着台湾口音北方话，学习如何从事地下活动。食宿待遇比另外几个炮大队、参谋大队、政治大队都好。1949年11月1日，台湾大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由“台湾第一女革命家”谢雪红等陪同朱德检阅。赴朝65军工兵营的姜光裕回忆：自己曾是华北军政大学教导团5大队学员，而4大队6中队的约220人台湾兵，1949年11月毕业后一些派往台湾地下党当卧底。他们运气不好，赶上吴石共谍案，地下组织基本瘫痪，上千特工肉包子全喂了狗。陈昭德（化名林东海），台湾彰化人，“台湾大队”旗手，被分配到第第九兵团司令部情报处，共有5人分配到九兵团司令部入朝，算是运气最好的。
国军70军和62军等部多从台湾征兵而来，1949年毛电令：将台湾籍士兵集中调给粟裕的三野，以便登陆台湾后发挥他们熟门熟路的长处（《多是横戈马上行》p301）。国军62军的陈永华，现四野39军116师师直属侦查连。国军70军的陈庆滨，现二野12军31师92团。国军70军的王瀛昌，现三野20军炮17团。王瀛昌是第九兵团大军中，唯一还乡的台籍人士。王瀛昌是澎湖西嶼鄉大池角人，1926年生，完成了小学后出海，1946年在高雄参加国军70军139师，1949年1月在徐州被共军解放，编入后来的第20军炮17团2营5连当炮弹引信手。他的部队没有直接进行两栖训练，而是在舟山金塘岛、岱山岛等作战。炮17团装备了日军的105mm榴炮和75mm野炮共27门，并未随20军步兵师过江去长津。王瀛昌所在部队1951年1月才从辑安过江，2月到咸兴，整训后加入第五次战役。5月29日炮17团的部队退到华川水库南岸，因载具被炸火炮无法机动，只得将炮分解埋在地下。���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指出：“炮17团直及1个连通过九万里时，亦因敌占华川遭敌阻拦，损失野炮3门[另外6门已经被美军炸掉]及团直、2营之全部大车马匹”。6月10日王瀛昌在华川以北被美32团所俘。1954年1月底作为“反共义士”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共华东局为了准备把台湾管起来，确定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台湾总督，刘格平为副总督。由于攻台战役始终未发动，舒同改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大吃饱时期，和李井泉（张献忠再世）等四虎齐名，舒同放卫星饿死无数山东人，被贬为章丘县委书记。山东第二书记谭启龙说：舒同推行的政策对“生产力的破坏，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山东第三书记赵健民说：“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杨继绳采访)。台湾人真是躲过一劫。回族人刘格平没当成台湾副总督，后来成为宁夏“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之魁首。没过几年“台湾省政协主席”谢雪红好日子也到头了，195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指控：「叛徒谢雪红，“二·二八女英雄”原来是个女逃兵；她1931年在台湾被捕后变节自首，并一直隐瞒出卖同志的罪恶事实。谢出狱后[化名山根美子]，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の家”。谢雪红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之前，不承认事实，一再当众撒谎和抵赖，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时还拍桌子瞪眼睛，蛮不讲理！」。由于长年遭受残酷迫害和人格凌辱，1970年谢雪红非正常死亡。“台��”主席尚且如此，其他台干、委员也是非死即伤，活着的都是全家夹着尾巴做人。直到腰包鼓鼓的台商再次来到大陆后，他们肩负统战任务才缓过劲来。例如陈庆滨，台湾宜兰人，他是志愿军两万多被俘人员中、选择去往大陆的唯一台籍人士，其本人、妻子、子女遭受长期迫害和殴打，直到总设计师坐稳江山后才被捞出来，当上了营口市政协特邀委员，算是否极泰来。
1950年9月7日，“空降军总司令”陈毅召开九兵团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解除攻台任务。27军尹吉先回忆道，一天「上面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我一听愣住了，忙问连长车喜言，为什么要把救生衣收回？我们不攻打台湾了？连长说：“我不知道”。浙江平湖的仲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太阳刚落山，战士们带上自己的行李：80发子弹，一支枪，四��手榴弹，洋镐、铁锹、水壶、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轮流背着，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们进了嘉兴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满是士兵，但却静悄悄的。除了指挥员、通讯员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铁道内停着四列长长的大瓦罐货车，车门旁用白纸条写着连队的序号，每节车厢只有四个通风窗口。排队进入车厢后，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车喜言撕下车门旁的白纸，关上门，坐在旁边。火车鸣笛开动了，我小声问旁边的刘玉堂，咱们到哪儿去？他摇摇脑袋，说：“我不知道”」 。同时期，20军59师177团4连的韦忠在南翔、89师266团卫生队的徐新在昆山、20军炮团在嘉定娄塘镇等鱼米之乡的夜色中上了火车去山东。
军列疾驰、镜头快进。1950年12月13日，宋时轮急电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并报高岗等：“部队饿死、冻死以万计，痛心至极！”叶雨蒙记述道：“躺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侯方仁，年仅21岁就被截去双手双脚，当年在长江边上凫水，体会四肢和身体在水中自由漂浮的感觉，那样惬意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中了”。
![hurongard's tweet photo. 虎将宋时轮：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的科学真理
Tiger General Song Shilun’s Scientific Prediction to Conquer Taiwan
为了攻占台湾，1949年7月20日粟裕、张震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7月30日粟裕电告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20军、26军、27军、23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27军苏灿杰记录道：“遵照9兵团7月24日命令，28日27军各师陆续离开上海市区移驻松江一带”。20军59师175团的郑学鑫回忆，部队退出上海到了昆山。20军60师到了罗店。26军229团的潘文根回忆，离开市区到了奉贤；26军230团9连的李家寿回忆，撤出到了郊区大场；26军233团周来清回忆，退到了马桥 。随后各军在上海周边沿海一带展开。20军最北，位置为浏河-宝山-崇明南堡；26军在浦东，分布在吴淞口-高桥-胡家桥-东沟-黄家湾-奉贤钱桥等地；27军在沪浙交界处，金山卫-乍浦-平湖-海盐；23军最南，先移到川沙再驻防海盐-海宁段。30军89师先驻黄渡，后去浏河，加入20军。
此番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麾下12个师，统雄兵十六万，战将千员，欲会渔于台澎，讨伐蒋匪，[1967年陶勇像珍妃一样被投井，27军老政委刘浩天立即宣布：“陶勇畏罪自杀，是叛徒，死有余辜！”，没过几个月刘昆（刘浩天的原名）及其党羽又把陶勇妻子朱岚给嫩死了，赶尽杀绝，老刘下手太狠]。叶雨蒙记录道：“20军在浏河、宝山、吴淞口准备渡海作战。练习登船下船，抢滩登陆，练习防晕船，游泳泅渡。训练回来，大米干饭管够，就着煎鱼、炖肉、青菜...”。20军59师175团宣教股的沈政回忆道：“在江苏太仓练兵，每晚乘木船在长江上漂浮，作适应海上晕船的锻炼” 。26军229团���2连的李福祥回忆：当时号召吃生姜防晕船。20军179团8连的曾河江回忆，每天水上训练为6个小时：上午8-11点，下午13-16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0430 起床号，至0630 为早操，0700 早饭，0830-1630 为训练时间带中饭，1730 回营地，1800 晚饭，1900 生活讨论会，2100 熄灯。27军236团9连的楼益民回忆，他们的日程是：0500起床号，0510早锻炼或射击，0600早饭，0630开始为游泳、两栖训练，1140中饭，1200午休，1400文化课，1630晚饭，1700劳动生产，1830生活讨论会，1940点名，2000熄灯号。20军58师后勤处的邓喜元回忆：要求负重（枪弹、手榴弹、食物等）后能游200米以上。26军229团5连张喜义回忆：武器遇水后为了防锈，采用2份加热冷却后的花生油和1份煤油混合作为防锈剂擦抹。东北后勤高级干��李聚奎称：“九兵团攻台谁备工作中，曾在上海试制一种压缩罐头，每人一盒可供一日用”（1950年12月13日《战勤工作几个问题的综合报告》）。总之大家过得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由于部队数量庞大但船只缺乏，各部分头进行两栖训练的船只并不统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29团李福祥回忆，2营训练用的是6艘10*4米的木船（运50余人）和10艘8*3米小木船（载一个先头班）。230团李家寿回忆，3营训练用的是3艘大渔船（每艘载：一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迫击炮班）和6艘铁登陆艇。而26军230团1连的向明光回忆，1营训练用的是4艘18*5m马达大木船、2艘15*4m马达木船和20艘12*3m木帆船，要求夜间上下船无声迅速有序。20军180团机1连的谭志成回忆，该连用的是3艘20*4米木帆船，全团合练时有36只船。26军232团3连的张青回忆，该连使用6艘8*4*1.5米的军用船，船壁是钢板，内木支架，有船用马达，有前后舱门可打开，每艘载2个班。26军233团1连的周来清回忆，该连使用1艘20*6*1.5米大木船，有发动机，可载一个连，有可供重机枪和60mm迫击炮的平台；他还看见江南造船厂造的载100人的小木船停在虬江码头，以及美蒋留下的LST登陆舰停在高行和吴淞口。26军89师265团的方善喜回忆，团里有5艘5*1.5*1米快艇，时常载团首长和3名苏联教官，船速非常快。27军241团警卫连的李金山回忆，有时就在岸上训练，在沙滩上画出8*2.5m木船轮廓，每个排50人训练一路纵队上船，上船顺序3班-2班-1班，班长最后上，第一个下。船头放两挺捷克机枪，船尾一挺。下船时，1班和2班同时跳下，3班断后。张青、周来清和26军234团机1连的钟乃壮都记得在虬江码头和仓库看见日军或国军留下的两栖���克，有时候苏联专家在带人研究和修理坦克；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内空间，露天坦克是横七竖八乱停的，以免不怀好意者根据行列数轻易乘得总数。
1950年6月宋时轮司令在《对台湾敌情认识上的基本观点》报告中动员：“国民党不仅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兵力都弱小了，士气低落了，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同解放军对阵，蒋介石不可能再翻身了，这是完全有科学根据的真理”。宋司令还指出：“登陆作战要猛与稳相结合。滩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开辟登陆道路，突破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占领、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顺利登陆与展开”。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回忆：“我们这个连一共是232个人，因为我们连是准备打台湾的。那个时候没有海军陆战队，我们就是准备抢占海滩滩头阵地的滩头营，所以我们这个营的编制就比较多，每个连都200多人，是从全团选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我们这个连是232个人，当时[长津湖柳潭里]一仗打下来以后，只剩下37个人”，重大减员84%。1950年《国防军陆军暂行编制表》规定一个步兵连满员为182人，232人等于多加了一个排。1950年11月27-28日咸南战役第一晚，三野头等主力、美械79师的 “济南第一团”1营又加强了235团特务连[共5个连]突袭柳潭里1282高地失利，造成陆战7团E连共死亡27人，而仅邹世勇所在的3连就有近200人没能走出柳潭里（被雪埋了或爬犁拖走），其他4个连的伤亡与之类似。
20军179团5连奚肖龙回忆：每个月全60师在崇明进行两次合练，这时用实弹，并且有演习伤亡。各种船只离岸较远时，先用82mm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轰水中的障碍地带，有30%是针对选定的水中障碍物目标地段，另70%是佯攻或助攻。滩头营先头连配重机枪排，以往机枪手都是身长大汉，如今用的小个子，而且没有副机枪手，他和机枪趴在2*2m木板上，水中有4个人游泳推着前进。步兵排战士在岸外几百米处入水，接近后抬起上身射击，他们腰间有橡皮浮子，向爆破组打开的缺口游去，每人带防水袋，装100发子弹，8个手榴弹。前面部队和后方用旗语通讯，有各种信号代表接近中、攻克、受阻、要求增援等信息，但是没有请求后撤的旗语。
26军229团3连潘文根回忆：他们的60mm迫击炮也是放在木板上，有气球吊着不至下沉，至于真打起来有没有用不知道。26军232团8连刘建华回忆：全连180人登一艘马达木船，拖3艘装有爆破筒、钳子、炸药的小艇。在岸边铁丝网外80米处，先头连停下，1排上小艇准备炸开铁丝网障碍物，要求6分钟内打开一条5米宽的路径。26军233团1连周来清回忆：他们使用灯光、信号弹、点火、军号等各种方式通讯，油灯可换不同颜色玻璃罩、手电筒可换不同颜色的布和改变灯光时间长短、颜色组合通讯，战士佩戴颜色袖标识别敌我。
除了个人技术和集体战术训练之外，还有一些人被挑选参加了特训。谭志成就被选去洋泾码头学航行和机修，实操驾驶轮船，最后书面考试部分有1000道题；共学习了半年，他考了67分，听说平均56分。26军229团3营的邓民清被派去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习驾驶渔民的帆船，由老渔民当老师，船上有30名学员，要求学习掌握风速、风向、航向、潮汐等。钟乃壮也被选去参加26军的特训大队，250人被分成4个排，每排乘2艘有马达的快艇，全大队共有9艘；要求学习发动引擎，读仪表，看罗盘，计算水深，抛锚起锚，使用信号灯等。
该时期除了训练外，正赶上传染病流行。27军81师炮营通讯员尹吉先回忆：上级发下了渡海用的救生衣，我们在浙江平湖的河里训练负重游泳期间，有人染上血吸虫病，还死了两个人。27军81师241团政治处主任李辉当时就在乍浦带部队操练，在多日游泳训练时，他染上血吸虫病，在平湖住院住了两个多月。《张震军事文选上》记录：舟山部队发生夜盲，松江地区血吸虫病蔓延，严重减弱了部队战斗力。
除了军事人员之外，第九兵团还培训了一批将来用于政战的干部和人员。26军226团1连的仲全回忆道：自己曾是“第九兵团台湾干部训练团”的学员，“台训团”的团长是原20军59师177团副团长、台南人蔡啸，总人数有一个营，在松江受训。由于攻台之战未发生，自己被改派到九兵团教导营赴朝。九兵团还组织知识青年组成了“东渡服��团”，成员是���闽南语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20军的林可济回忆：1950年4月，20军在福建招收了一个营的福建青年后回到昆山集训，编入20军教导团。27军的苏水溪回忆：当年听说招新后，瞒着家里偷偷加入了27军东渡服务团，军长彭德清（福建同安老乡）特别鼓励道“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1950年4月北上到嘉兴平湖加入27军教导团，开始紧张严肃的思政学习、军事训练，随时准备解放台湾。26军229团5连排长张喜义是山东沂水的老战士，他去参加学习听闽南语以备将来之需，非常痛苦。那些福建中学生没去成台湾施展抱负，很多殒命朝鲜，家长还不一定知道。
除了这些华东军区的台湾南下工作队，最权威的当属华北军政大学台湾大队。石家庄的台湾大队来源主要是日军投降后的台籍士兵和国军中的解放战士。赴朝42军372团4连的李昆回忆：自己曾在国军青年军206师当兵，在洛阳被解放，被送到华北军政大学炮兵大队改造，副教员是206师投降的副师长赵云飞。认识台湾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说着台湾口音北方话，学习如何从事地下活动。食宿待遇比另外几个炮大队、参谋大队、政治大队都好。1949年11月1日，台湾大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由“台湾第一女革命家”谢雪红等陪同朱德检阅。赴朝65军工兵营的姜光裕回忆：自己曾是华北军政大学教导团5大队学员，而4大队6中队的约220人台湾兵，1949年11月毕业后一些派往台湾地下党当卧底。他们运气不好，赶上吴石共谍案，地下组织基本瘫痪，上千特工肉包子全喂了狗。陈昭德（化名林东海），台湾彰化人，“台湾大队”旗手，被分配到第第九兵团司令部情报处，共有5人分配到九兵团司令部入朝，算是运气最好的。
国军70军和62军等部多从台湾征兵而来，1949年毛电令：将台湾籍士兵集中调给粟裕的三野，以便登陆台湾后发挥他们熟门熟路的长处（《多是横戈马上行》p301）。国军62军的陈永华，现四野39军116师师直属侦查连。国军70军的陈庆滨，现二野12军31师92团。国军70军的王瀛昌，现三野20军炮17团。王瀛昌是第九兵团大军中，唯一还乡的台籍人士。王瀛昌是澎湖西嶼鄉大池角人，1926年生，完成了小学后出海，1946年在高雄参加国军70军139师，1949年1月在徐州被共军解放，编入后来的第20军炮17团2营5连当炮弹引信手。他的部队没有直接进行两栖训练，而是在舟山金塘岛、岱山岛等作战。炮17团装备了日军的105mm榴炮和75mm野炮共27门，并未随20军步兵师过江去长津。王瀛昌所在部队1951年1月才从辑安过江，2月到咸兴，整训后加入第五次战役。5月29日炮17团的部队退到华川水库南岸，因载具被炸火炮无法机动，只得将炮分解埋在地下。���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指出：“炮17团直及1个连通过九万里时，亦因敌占华川遭敌阻拦，损失野炮3门[另外6门已经被美军炸掉]及团直、2营之全部大车马匹”。6月10日王瀛昌在华川以北被美32团所俘。1954年1月底作为“反共义士”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共华东局为了准备把台湾管起来，确定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台湾总督，刘格平为副总督。由于攻台战役始终未发动，舒同改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大吃饱时期，和李井泉（张献忠再世）等四虎齐名，舒同放卫星饿死无数山东人，被贬为章丘县委书记。山东第二书记谭启龙说：舒同推行的政策对“生产力的破坏，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山东第三书记赵健民说：“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杨继绳采访)。台湾人真是躲过一劫。回族人刘格平没当成台湾副总督，后来成为宁夏“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之魁首。没过几年“台湾省政协主席”谢雪红好日子也到头了，195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指控：「叛徒谢雪红，“二·二八女英雄”原来是个女逃兵；她1931年在台湾被捕后变节自首，并一直隐瞒出卖同志的罪恶事实。谢出狱后[化名山根美子]，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の家”。谢雪红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之前，不承认事实，一再当众撒谎和抵赖，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时还拍桌子瞪眼睛，蛮不讲理！」。由于长年遭受残酷迫害和人格凌辱，1970年谢雪红非正常死亡。“台��”主席尚且如此，其他台干、委员也是非死即伤，活着的都是全家夹着尾巴做人。直到腰包鼓鼓的台商再次来到大陆后，他们肩负统战任务才缓过劲来。例如陈庆滨，台湾宜兰人，他是志愿军两万多被俘人员中、选择去往大陆的唯一台籍人士，其本人、妻子、子女遭受长期迫害和殴打，直到总设计师坐稳江山后才被捞出来，当上了营口市政协特邀委员，算是否极泰来。
1950年9月7日，“空降军总司令”陈毅召开九兵团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解除攻台任务。27军尹吉先回忆道，一天「上面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我一听愣住了，忙问连长车喜言，为什么要把救生衣收回？我们不攻打台湾了？连长说：“我不知道”。浙江平湖的仲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太阳刚落山，战士们带上自己的行李：80发子弹，一支枪，四��手榴弹，洋镐、铁锹、水壶、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轮流背着，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们进了嘉兴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满是士兵，但却静悄悄的。除了指挥员、通讯员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铁道内停着四列长长的大瓦罐货车，车门旁用白纸条写着连队的序号，每节车厢只有四个通风窗口。排队进入车厢后，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车喜言撕下车门旁的白纸，关上门，坐在旁边。火车鸣笛开动了，我小声问旁边的刘玉堂，咱们到哪儿去？他摇摇脑袋，说：“我不知道”」 。同时期，20军59师177团4连的韦忠在南翔、89师266团卫生队的徐新在昆山、20军炮团在嘉定娄塘镇等鱼米之乡的夜色中上了火车去山东。
军列疾驰、镜头快进。1950年12月13日，宋时轮急电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并报高岗等：“部队饿死、冻死以万计，痛心至极！”叶雨蒙记述道：“躺在哈尔滨陆军医院的侯方仁，年仅21岁就被截去双手双脚，当年在长江边上凫水，体会四肢和身体在水中自由漂浮的感觉，那样惬意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中了”。](https://pbs.twimg.com/media/HKufLMXWMAEM89a.jpg)
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战略与作战研究专家马平指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目标落空的原因有：1. 第64军穿插议政府失败；2. 各兵团第二梯队配置力量不够强大；3. 后勤不得力（有客观原因）；4. 战役发起前，侦察通信人员被敌俘去，以致过早暴露企图，影响了战役的突然性”（《1007天的战争》p1311）。马平所指的第4点在彭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中也得以强调：“第一阶段配属三兵团[12军]作战之炮28团1营营长带两个连长至大光里东山(铁原南)看阵地误入伏幕里[洑幕里]敌阵地，天亮后被敌发觉，第1连连长被俘，第2连连长逃回途中又误陷敌阵而自杀，观测员六名失踪[5人被俘]”。本文查得《乐陵縣志》p662记录：“李书春，1921年生，山东乐陵县黄夹镇邵家村人，炮二师炮二十八团二连连长，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李书春连长在光大谷当场饮枪自尽，如此壮烈事实，70多年来12军军史、炮二师师史、五次战役参与者数十年三缄其口，令人寒心。
![hurongard's tweet photo. 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战略与作战研究专家马平指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目标落空的原因有：1. 第64军穿插议政府失败；2. 各兵团第二梯队配置力量不够强大；3. 后勤不得力（有客观原因）；4. 战役发起前，侦察通信人员被敌俘去，以致过早暴露企图，影响了战役的突然性”（《1007天的战争》p1311）。马平所指的第4点在彭帅《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中也得以强调：“第一阶段配属三兵团[12军]作战之炮28团1营营长带两个连长至大光里东山(铁原南)看阵地误入伏幕里[洑幕里]敌阵地，天亮后被敌发觉，第1连连长被俘，第2连连长逃回途中又误陷敌阵而自杀，观测员六名失踪[5人被俘]”。本文查得《乐陵縣志》p662记录：“李书春，1921年生，山东乐陵县黄夹镇邵家村人，炮二师炮二十八团二连连长，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朝鲜战斗中牺牲”。李书春连长在光大谷当场饮枪自尽，如此壮烈事实，70多年来12军军史、炮二师师史、五次战役参与者数十年三缄其口，令人寒心。](https://pbs.twimg.com/media/HKpVqVlXEAAhmz7.jpg)
志愿军归国战俘：北京饭店门前的邂逅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I
在1951年5月24日所谓“杜武洞阻击战”中，60军180师539团2营号称“歼敌600人”，事实上美军仅阵亡8人，反倒是539团自身伤亡不小；具体有多少人阵亡，志愿军不拉名单我们也没法知道。只是539团在上级错误的指挥下，当夜最后一个回渡北汉江，匆忙中竟然 “一夜被水卷走600 多人”（《错觉》p112）。
这个“歼敌600人”的牛逼不是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自己炮制的，很可能是教导员关志超劫后余生的创作。因为数日后5月29日马兴旺即与另外两名副营级干部一起被俘，只有正营级干部关志超因故与其他干部走散，反而因祸得福回到60军阵地。据《安德舍笔记》，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称：“27日分散突围后，2营的一些营/连/排级干部一起走，一天天黑后到了一个大山[狮子洞附近 - 马坪里西约3公里] 。营长决定由干部把战士的武器都收过来，叫战士原地休息。半夜时，干部都上山隐蔽，不管战士。副连长李根全提着一支20发子弹的手枪，这时发现有我军代号路标，于是就跟着路标前进。走到一条小河，副营长刚一过河，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副连长一见，就把上了膛的匣子枪丢在地上，并和敌人握手。营长卧在一边叫大家打，可是大家都没抵抗，我把枪栓拉出丢进了河里，把枪丢在地上。敌人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河边才五个美国兵，其他敌人在100公尺以外。被俘的有营长马兴旺、副营长车学智、副政教许如刚[共7名干部]。敌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往一地，问大家谁是干部。谁也不出声。便叫大家把手伸出，敌翻译一个个���。摸到营长马兴旺，就说：你是干部！马说不是，我是商人，参军才三、四个月。又到一地，已集中战俘一千多人，登记卡片。副连长李根全对马兴旺营长说：快报实情吧！不报，敌人知道后不得了！说了三次，营长不理他。第四次，营长说，你去报吧。他就把所有干部向敌人报了。”
马兴旺，山西新绛县赵村人，1923年3月15日生，贫农出身，读过3年书，1938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1949年12月任539团2营营长。1952年7月19日，志司《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给他扣帽子：“539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慌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未遇敌但建制已乱。… 马兴旺，军大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鉴定与介绍信上注明不能负主要责任，结��还是被提升为539团2营营长”。彭帅这就太欺负人了。马兴旺被俘被暴露后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180师受损事件，责任怎么也轮不到马这个营长来承担吧？539团的团长正是平易近人、给剿匪牺牲的解放战士抬担架的王至诚（见前文：丁先文处死叛徒）。彭帅自己4月份还吹牛逼，据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等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毛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五个师又三个旅」，以至于自上而下充斥着左倾盲目轻敌思潮。��者说，第三兵团王司令“错误军事指挥”（郭兆林语），唯恐电台信号引来美军空袭，一连数日关电台抄小路，结果电台接通后第一件事就是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让180师南返送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批评？更别提王司令还立下军令状放言抓5000个洋鼻子俘虏，事后都不算数了？吴金峰揶揄道：“我没有看到第三兵团首长[王近山]对他应负责任是否有过自我批评，至今不知他的确切态度是什么。”此外，第15军秦将军和第63军傅将军抢跑，不顾侧翼、不顾伤员、违反军令不切实布设阻击控制要点，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追究？
贺明《忠诚》p150称，“马兴旺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 贺明显然是粉饰，不过马兴旺化名李彦，自称饲养员，被识破后才以军官身份出头当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人是孙振冠]是事实。反正期间利用美军G2情报审讯和G4后勤战俘管理两个部门之间的黑洞玩捉迷藏，“马兴旺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后，金甫（张城垣的化名，180师机关报主编）给换了卡片改为战士级别，隐藏身份到了第86号战俘营” （《考验》p129），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又是郭乃坚销毁 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忠诚》p147）。马兴旺在三十年后这样说: “当时一是怕上当，二是思想上也耻于去当俘虏官” （《战俘纪事》p47） 。
不管怎么样，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成立了第71号回国战俘营（即小延安）。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停战达成，特别是1952年1月起，如何处置亲蒋/亲李战俘的问题成为唯一的谈判议题，所有边打边谈行动都是围绕着反共战俘的命运展开，亲毛/亲金战俘停战后将被“直接遣返”是无疑的，因为美军犯不着扣留亲毛/亲金战俘从而威胁到己方一万二千多被俘者（ROK 7850 + US 3597 + UN 1313 = 12760）的安全。所有的所谓“反甄别斗争”、“反移营斗争”、“升旗斗争”都是亲共战俘主动加戏，是为了响应领导发出的号召：“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厄运》p332）。归管处的郭铁主任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 （《厄运》p335）。马兴旺在回国战俘营的总委��书记领导角色没话说，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第86战俘营书记员）回忆道：“在第86战俘营里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中队的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较重，不愿出头来管理。我最佩服539团的营长马兴旺”（《孤岛》p26）。说句难听话，那个郭铁要是运气不好也被俘说不定革命气节还不如马兴旺。
停战后，据9月2日人民日报 《美方扣留我志愿军许多被俘人员以为人质》：“志愿军归来人员杜资明[杜岗，见前文]说：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芳、魏林、李彦、李德才、骆星一等人一起被美方拘禁在一所土牢里”，指控美军以“战犯”名义扣押他们为人质 。 9月6日，第11批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孙德启等138人。交战双方都是拖到9月6日最后一天完成直接遣返，例如Captain Charles Minietta并非什么重要人物，20 July 1950被朝方所俘，9月6日最后一天才被遣返，莫非他也是所谓“战犯”？下图可见马兴旺以“李彦”的名字回到祖国怀抱，“中校”为美军根据个人自述给划分的军衔。
714843 Lee Yen 李彦/马兴旺 Lt. Col. 中校营长 REP 19530906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时，郭铁宣布马兴旺“右倾保命，一度消沉，为敌服务，泄露机密，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马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之后马兴旺、孙振冠、顾则圣等归国干部向党中央信访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结果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中，当张泽石去北京钢院探访马兴旺和姜瑞溥（难友，540团3营文化主任）时，意外在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马兴旺的大字报中发现有一项可怕的罪名：“ 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的��鲜战争》p307）
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 年“拔白旗”时，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战俘纪事》p47）。马兴旺全家像本世纪的“低端人口”一样被撵出北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 … 顾则圣（20军59师175团1营政教，与马兴旺同为战俘营总委副书记）回忆道：“1967年5月，马兴旺因逃避专政突然由山西新绛县到鞍山来找我。我也是五口之家，住也有困难。第一天我们凑合着睡了地铺。第二天我凑了4块钱说：老兄，我也顾不得你了，我迟早也得被揪。这4块钱，拿着另找了安身的地方吧，��得过些时候连这机会都没了。马兴旺想说���么，但没说出口，接了那4块钱怏怏离去。是我撵他走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忠诚》p214）。
“衣衫褴褛的马兴旺在北京上访，在高大壮观的北京饭店前，这位讨饭一样的上访人员与他的女儿，撞见了一名从北京饭店里出来的西装革履者。这偶然无意的一瞥，竟使双方都像触电一般站住了，“营长”，那个人失声呼唤，狼狈逃走的是羞愧的马兴旺”（《厄运》p436），作者于劲没有点明为什么马兴旺会觉得羞愧。对面的人是谁呢？似乎是一名发达了的原539团战士，《厄运》此页上下文暗示是一名原去台战俘。马兴旺要是独自一人进京告御状的话，哪怕衣衫褴褛还有“正能量”和惯性怒斥对方：“叛徒！败类！”但一想到对方现在是政府高朋、再一想身边食不果腹的女儿，嗨…
归管处一位副指导员曾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俘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忠诚》p134）。马兴旺被俘后没有选择自戕向人民谢罪，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也忍辱偷生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直到最高领袖驾崩、总设计师上台、平反。他后来成为山西新绛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以中原石油勘探局食品厂厂长离休（《忠诚》p395）。马兴旺营长深受归国战俘爱戴，“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金甫]和吴春生[540团难友，黄埔24期入学]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最后说一下与马兴旺同时被俘的539团2营副政教许如刚和副营长车学智。许如刚和马兴旺都是回国战俘营的总委领导干部，昌图政审后，许如刚是少有的幸运者：“被俘后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正，故而恢复其军籍，受党内警告处分” 。好景不长，1966年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许受专案组严刑拷打不过，被迫供认“我是叛徒”，这个���李大安痛打都宁死不屈坚持回国的汉子，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想躲过皮肉之苦，谁知迫害更加严重：“你是怎么出卖军事机密？怎么出卖同志、为敌人效劳？” 许如刚编不出来，遭受更残酷的殴打和家人株连，“软肋”13岁的儿子被打伤左臂、被骂“叛徒的小杂种”，有经验的专案组试图策反妻子齐兰“反戈一击”摧毁许如刚的最后尊严，但没成功。在强制劳役中许如刚被重物砸成重伤。恢复一些后发配盘锦与已被宣判“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老领导吴成德（180师政治部主任）一起在砖厂劳动，直到平反（《忠诚》p217），担任鞍山电力公司安全科长，之前被专案组殴打致伤被定为工伤。
车学智被俘后化名宋忠明（《厄运》p81），但在甄别时因故未进入回国战俘营（因伤病或因受派遣任务不得而知），属于“间接遣返被俘归来人员”，他直到1953��9月29日才在“解释”���段前回到祖国怀抱（《厄运》p402）。在昌图，在3人中他的处分最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由于他晚于9月6日才回归，不属于平反文件照顾的人群，无法按照中央74号文件落实政策，这位八路军出身的老革命在1984年再次进京上访无果后、回山西后不久满怀悲愤病故（《我的朝鲜战争》p334）。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北京饭店门前的邂逅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I
在1951年5月24日所谓“杜武洞阻击战”中，60军180师539团2营号称“歼敌600人”，事实上美军仅阵亡8人，反倒是539团自身伤亡不小；具体有多少人阵亡，志愿军不拉名单我们也没法知道。只是539团在上级错误的指挥下，当夜最后一个回渡北汉江，匆忙中竟然 “一夜被水卷走600 多人”（《错觉》p112）。
这个“歼敌600人”的牛逼不是539团2营营长马兴旺自己炮制的，很可能是教导员关志超劫后余生的创作。因为数日后5月29日马兴旺即与另外两名副营级干部一起被俘，只有正营级干部关志超因故与其他干部走散，反而因祸得福回到60军阵地。据《安德舍笔记》，2营6连副排长王福生称：“27日分散突围后，2营的一些营/连/排级干部一起走，一天天黑后到了一个大山[狮子洞附近 - 马坪里西约3公里] 。营长决定由干部把战士的武器都收过来，叫战士原地休息。半夜时，干部都上山隐蔽，不管战士。副连长李根全提着一支20发子弹的手枪，这时发现有我军代号路标，于是就跟着路标前进。走到一条小河，副营长刚一过河，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副连长一见，就把上了膛的匣子枪丢在地上，并和敌人握手。营长卧在一边叫大家打，可是大家都没抵抗，我把枪栓拉出丢进了河里，把枪丢在地上。敌人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河边才五个美国兵，其他敌人在100公尺以外。被俘的有营长马兴旺、副营长车学智、副政教许如刚[共7名干部]。敌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往一地，问大家谁是干部。谁也不出声。便叫大家把手伸出，敌翻译一个个���。摸到营长马兴旺，就说：你是干部！马说不是，我是商人，参军才三、四个月。又到一地，已集中战俘一千多人，登记卡片。副连长李根全对马兴旺营长说：快报实情吧！不报，敌人知道后不得了！说了三次，营长不理他。第四次，营长说，你去报吧。他就把所有干部向敌人报了。”
马兴旺，山西新绛县赵村人，1923年3月15日生，贫农出身，读过3年书，1938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入党，1949年12月任539团2营营长。1952年7月19日，志司《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给他扣帽子：“539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慌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未遇敌但建制已乱。… 马兴旺，军大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鉴定与介绍信上注明不能负主要责任，结��还是被提升为539团2营营长”。彭帅这就太欺负人了。马兴旺被俘被暴露后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180师受损事件，责任怎么也轮不到马这个营长来承担吧？539团的团长正是平易近人、给剿匪牺牲的解放战士抬担架的王至诚（见前文：丁先文处死叛徒）。彭帅自己4月份还吹牛逼，据1967年10月「首都紅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联合总部宣傳组」等編印之《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續）》，「毛主席一再指示：“组织战役，不能口张得太大，不能野心太大，要先小歼灭，再大歼灭。”但彭德怀拒不执行主席指示，竟狂妄地说：“这样多的部队……还要那小手小脚，这是机会主义。”彭在其左倾冒险路线思想指导下，他分散兵力，张开大口，企图一口吃掉敌人五个师又三个旅」，以至于自上而下充斥着左倾盲目轻敌思潮。��者说，第三兵团王司令“错误军事指挥”（郭兆林语），唯恐电台信号引来美军空袭，一连数日关电台抄小路，结果电台接通后第一件事就是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让180师南返送死，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批评？更别提王司令还立下军令状放言抓5000个洋鼻子俘虏，事后都不算数了？吴金峰揶揄道：“我没有看到第三兵团首长[王近山]对他应负责任是否有过自我批评，至今不知他的确切态度是什么。”此外，第15军秦将军和第63军傅将军抢跑，不顾侧翼、不顾伤员、违反军令不切实布设阻击控制要点，为什么《180师受损失事件通报》不追究？
贺明《忠诚》p150称，“马兴旺公开承认自己是营级干部，是他们看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美军在战俘营中散发)中说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可以管理自己的士兵的条例后，为了争取到内部控制权，而出头露面，后来当上大队长，起了很大作用。” 贺明显然是粉饰，不过马兴旺化名李彦，自称饲养员，被识破后才以军官身份出头当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人是孙振冠]是事实。反正期间利用美军G2情报审讯和G4后勤战俘管理两个部门之间的黑洞玩捉迷藏，“马兴旺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后，金甫（张城垣的化名，180师机关报主编）给换了卡片改为战士级别，隐藏身份到了第86号战俘营” （《考验》p129），敌人清查马兴旺、张城垣时，又是郭乃坚销毁 了马、张二人卡片，将张转入医院，使马到了釜山，他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人” （《忠诚》p147）。马兴旺在三十年后这样说: “当时一是怕上当，二是思想上也耻于去当俘虏官” （《战俘纪事》p47） 。
不管怎么样，1951 年 11 月 8 日，以魏林、孙振冠、马兴旺为首的148名亲共战俘不���李大安在第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发动签名运动，冲了出来，成立了第71号回国战俘营（即小延安）。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停战达成，特别是1952年1月起，如何处置亲蒋/亲李战俘的问题成为唯一的谈判议题，所有边打边谈行动都是围绕着反共战俘的命运展开，亲毛/亲金战俘停战后将被“直接遣返”是无疑的，因为美军犯不着扣留亲毛/亲金战俘从而威胁到己方一万二千多被俘者（ROK 7850 + US 3597 + UN 1313 = 12760）的安全。所有的所谓“反甄别斗争”、“反移营斗争”、“升旗斗争”都是亲共战俘主动加戏，是为了响应领导发出的号召：“我们是罪人！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 （《厄运》p332）。归管处的郭铁主任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 （《厄运》p335）。马兴旺在回国战俘营的总委��书记领导角色没话说，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第86战俘营书记员）回忆道：“在第86战俘营里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中队的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较重，不愿出头来管理。我最佩服539团的营长马兴旺”（《孤岛》p26）。说句难听话，那个郭铁要是运气不好也被俘说不定革命气节还不如马兴旺。
停战后，据9月2日人民日报 《美方扣留我志愿军许多被俘人员以为人质》：“志愿军归来人员杜资明[杜岗，见前文]说：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芳、魏林、李彦、李德才、骆星一等人一起被美方拘禁在一所土牢里”，指控美军以“战犯”名义扣押他们为人质 。 9月6日，第11批遣归的是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马兴旺、张泽石、骆星一、孙德启等138人。交战双方都是拖到9月6日最后一天完成直接遣返，例如Captain Charles Minietta并非什么重要人物，20 July 1950被朝方所俘，9月6日最后一天才被遣返，莫非他也是所谓“战犯”？下图可见马兴旺以“李彦”的名字回到祖国怀抱，“中校”为美军根据个人自述给划分的军衔。
714843 Lee Yen 李彦/马兴旺 Lt. Col. 中校营长 REP 19530906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时，郭铁宣布马兴旺“右倾保命，一度消沉，为敌服务，泄露机密，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马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之后马兴旺、孙振冠、顾则圣等归国干部向党中央信访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结果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中，当张泽石去北京钢院探访马兴旺和姜瑞溥（难友，540团3营文化主任）时，意外在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字报中、痛心地发现了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马兴旺的大字报中发现有一项可怕的罪名：“ 组织叛徒反党集团，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翻案！”（《我的��鲜战争》p307）
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1958 年“拔白旗”时，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十几年没有工作，生活无着” （《战俘纪事》p47）。马兴旺全家像本世纪的“低端人口”一样被撵出北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 … 顾则圣（20军59师175团1营政教，与马兴旺同为战俘营总委副书记）回忆道：“1967年5月，马兴旺因逃避专政突然由山西新绛县到鞍山来找我。我也是五口之家，住也有困难。第一天我们凑合着睡了地铺。第二天我凑了4块钱说：老兄，我也顾不得你了，我迟早也得被揪。这4块钱，拿着另找了安身的地方吧，��得过些时候连这机会都没了。马兴旺想说���么，但没说出口，接了那4块钱怏怏离去。是我撵他走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呀”（《忠诚》p214）。
“衣衫褴褛的马兴旺在北京上访，在高大壮观的北京饭店前，这位讨饭一样的上访人员与他的女儿，撞见了一名从北京饭店里出来的西装革履者。这偶然无意的一瞥，竟使双方都像触电一般站住了，“营长”，那个人失声呼唤，狼狈逃走的是羞愧的马兴旺”（《厄运》p436），作者于劲没有点明为什么马兴旺会觉得羞愧。对面的人是谁呢？似乎是一名发达了的原539团战士，《厄运》此页上下文暗示是一名原去台战俘。马兴旺要是独自一人进京告御状的话，哪怕衣衫褴褛还有“正能量”和惯性怒斥对方：“叛徒！败类！”但一想到对方现在是政府高朋、再一想身边食不果腹的女儿，嗨…
归管处一位副指导员曾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俘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忠诚》p134）。马兴旺被俘后没有选择自戕向人民谢罪，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也忍辱偷生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直到最高领袖驾崩、总设计师上台、平反。他后来成为山西新绛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以中原石油勘探局食品厂厂长离休（《忠诚》p395）。马兴旺营长深受归国战俘爱戴，“渡尽劫波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重新获得尊严的张城垣[金甫]和吴春生[540团难友，黄埔24期入学]又见过一次面，是为大家尊敬的难友马兴旺营长料理丧事。”
最后说一下与马兴旺同时被俘的539团2营副政教许如刚和副营长车学智。许如刚和马兴旺都是回国战俘营的总委领导干部，昌图政审后，许如刚是少有的幸运者：“被俘后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正，故而恢复其军籍，受党内警告处分” 。好景不长，1966年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许受专案组严刑拷打不过，被迫供认“我是叛徒”，这个���李大安痛打都宁死不屈坚持回国的汉子，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想躲过皮肉之苦，谁知迫害更加严重：“你是怎么出卖军事机密？怎么出卖同志、为敌人效劳？” 许如刚编不出来，遭受更残酷的殴打和家人株连，“软肋”13岁的儿子被打伤左臂、被骂“叛徒的小杂种”，有经验的专案组试图策反妻子齐兰“反戈一击”摧毁许如刚的最后尊严，但没成功。在强制劳役中许如刚被重物砸成重伤。恢复一些后发配盘锦与已被宣判“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的老领导吴成德（180师政治部主任）一起在砖厂劳动，直到平反（《忠诚》p217），担任鞍山电力公司安全科长，之前被专案组殴打致伤被定为工伤。
车学智被俘后化名宋忠明（《厄运》p81），但在甄别时因故未进入回国战俘营（因伤病或因受派遣任务不得而知），属于“间接遣返被俘归来人员”，他直到1953��9月29日才在“解释”���段前回到祖国怀抱（《厄运》p402）。在昌图，在3人中他的处分最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由于他晚于9月6日才回归，不属于平反文件照顾的人群，无法按照中央74号文件落实政策，这位八路军出身的老革命在1984年再次进京上访无果后、回山西后不久满怀悲愤病故（《我的朝鲜战争》p334）。](https://pbs.twimg.com/media/HKPXUmGWMAAitJY.jpg)
淞沪警备区空降兵团司令陈毅元帅
第九兵团在包邮区：跨海平魔攻台湾
Marshal SU Yu’s Ambitious Task to Conquer Taiwan: Mission Aborted
1949年5月27日，粟裕（公认的淮海战役首席指挥员）所率的解放军部队完全占领上海，国军残部有的遁逃、有的降共。6月14日最高领袖明确电告粟裕、张震等：“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6月下旬毛令粟裕、张震等“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7月10日，最高领袖责成周恩来：“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即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荫蔽库…”。
7月20日粟、张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 8月1日，第23军也归第9兵团建制，担负攻台任务。于是第9兵团4个军解除了担负的淞沪守备任务，准备开始在包邮区沿海进行航海登陆训练。7月30日粟裕电禀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1949年下半年，对蒋军摧枯拉朽的粟裕踌躇满志，8月6日，粟向华东军区干部动员道：“台湾等地敌人力量很小，我们居于绝对优势！” 粟裕对攻台任务颇为乐观，即使是在金门完败和登步岛失利之后，11月20日粟裕《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仍然动员道：“解放台湾的条件是陆军登陆，海空配合和开展策反工作。如果我们策反工作做得好，有突然事变、和平解放的可能，因此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甚至将来你当正的、我当副的都可以” ，洪秀柱、鄭麗文乐开了花。12月17日粟裕又动员道：蒋介石“实际能用的兵舰只有三十艘；我已有十七艘，又修好了二十多艘，数目相等。...敌原有飞机二百多架(运输机在内)，香港两航起义后他们只剩下一百多架；我们六个航空学校飞行员毕业后，可有敌人的五倍，但不要宣传”。
1949年10月下旬，进攻金门的约4个团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沿袭“秘不发丧”的M.O.，九兵团普通士兵自是毫不知��。粟裕本人受到一些震撼，之后预算兵力层层加码。先是制定了更庞大的包括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三野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年底时，粟决定第三野战军除部分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拨入攻台序列。以第7、第9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共计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8万人。1950年1月5日粟、张报毛：“我九兵团三个军12个师，调20万人，拟二月删日[15日]由沪出发入闽，以便就近完成攻台准备”。1月31日粟张又报毛：“攻台第一梯经队已全部配备自动火器。拟研究增加冲锋枪，合计需2万支。...配上基数共需7.62口径子弹8千万发”。例如光第27军就拥有捷克ZB或加拿大轻机枪达1210挺，而大西北的十九兵团3个军加起来才有轻机枪1919挺（1951年1月6日《全军武器实力统计》）。不过这个齐装超员武器���良的九兵团并未实际开拔，因冬季攻台作战计划被取消， 2月7日粟裕又宣布：“完全有把握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及台湾！”
就在粟准着手实施计划的同时，最高领袖也积极请求境外势力插手。1949年7月25日毛电访苏的刘少奇：“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请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进攻台湾” 。12月16日毛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只能“呵呵”一笑。
最高领袖特别关心新生事物。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请示毛：“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1949年4月，国军中央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湖南邵阳人）经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蒋介石高参）牵线策反，也加入中共地下党，献部降共。伞兵三团原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约一千二百人编入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七总队，约一千二百人容其返乡，冥顽不灵者被镇压枪决。1950年2月4日毛令粟裕：“盼加强对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2月15日毛还正式向苏联政府聘请伞兵军事顾问41名。4月10日粟裕向部下传达：“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继续抓紧准备。...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例如27军241图警卫连李金山回忆，1950年3月，241团警卫连欢送一人去开封当伞���，不幸此人体格不达标被退回。
1950年10月，国军叛将刘农畯上校带380余人到达开封加入解放军空军陆战一旅；而其余七总队的800余伞兵调往九兵团准备作为步兵赴朝。你如果是宋司令，这么一只加强营实力的生力军会不会把他们当宝呢？显然不会，把这些中央军嫡系旧部全部打散，12个师摊一摊，平均每个排还分不到一个。前文记录过萧源，1932年生，湖南益阳人，1948年7月在南昌加入伞兵三团，这次被编入26军88师262团，1951年在朝鲜被俘。又如毛学震，1923年生，湖南平江人，1948年8月在常德加入伞兵三团，刘农畯降共后编入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天天学习马列毛，与萧源同时期转入26军77师230团重迫击炮连，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在抱川附近被俘。又如刘友圣，1928年生，湖南临武人，1948年5月入伍伞兵三团1营，又选拔黄埔24期入学（最后一期未完成），老蒋逃离成都后被俘编入60军179师535团��朝，第五次战役被俘。他们1954年都去了台湾。此外常成教授记录的国军傘兵上尉楊樹���（1922-2022），虽然也是去台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但他不是伞兵三团的。楊为黄埔十八期退學後加入青年远征军炮12团，后来在粟裕指挥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被俘但脫逃回乡。“抗美援朝”中被强征为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技术大队司机，然后发往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42团当GAZ卡车司机，老杨过江后一路开到开城顺便就投奔了联合国军。他的最后一次跳伞是在北朝鲜上空伞降收集情报完毕后九死一生回到韩国，最后在国民党交涉下向美军讨人去往台湾。
中央伞兵三团士兵留在大陆者历经“前30年” 幸存者甚少；800伞兵赴朝，从未见过有当事人活着回到大陆并留下回忆录。刘农畯自己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空降旅参谋长，终因降将身份不再受到信任。1961年空降军正式成立，但1963年刘农畯被转任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他的亲信亦离开���队转为各地跳伞俱乐部教练）。随后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刘农畯和姚珍夫妻在子女的参与下，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揪斗和人格躯体侮辱，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声明断绝关系，1976年3月刘农畯在黎明到来半年前死亡。而王外马甲的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记载了伞兵蔡智诚的经历。蔡放弃名校浙江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成为空降兵，担任过国军伞兵总队搜索营的连长。蔡并非伞兵三团人员，但正好赶上刘农畯献部降共，结果蔡自己也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蔡智诚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因此他没法在解放军继续搞本行。作者王外马甲道：小时候曾经看见蔡智诚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如果读者想知道蔡智诚在前30年运动中经历过什么，“对此，我只好请求读者原谅”，没法出版。伞兵三团接收大员谷牧在其《回忆录》称：在文革中他们[伞兵三团]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我也在形势允许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予以了帮助。谷牧自己经常“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我二儿子和小儿子穿着雨衣回家，被暗哨当成叛徒小特务”。可见谷牧自身难保，没落井下石乱咬就不错了。
1950年春季粟裕经历了什么，本文无从知晓，但是他的决策可以用Dunning-Kruger效应模型来拟合。从一开始领受任务的胸有成竹，到此时变成了“粟裕点兵，多多益善”。张震回忆道：“4 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始，到1951年5月，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期为11个月” 。也就是说，攻台又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季之后了。1950年5月中旬，粟裕禀毛：“望能叕增加第四野战军的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到了1950年6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正式提出了再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6月23日粟裕更是向最高领袖狮子大开口要求：除了从其他野战军中再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外，还需要500门无座力炮；伞兵也需扩编为2.5万人。1950年10月1日解放军颁布《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规定：全军战防炮（反坦克炮）集中训练，准备解放台湾使用。
粟裕的平台计划包括三路大军：“其一以强大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其二以精干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先占东海岸山区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其三以跳伞部队降落敌人后方，挖心战术出敌��意” 。这样预算兵力达到16个军60多万人，但没明确���是：空降军形成战斗力要到猴年马月？要买/雇多少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才能担负投送？要买/雇多少苏联军舰和海军才能同时运两路大军登陆？实际上粟裕相当于说：这事我干不了，另请高明，“有请刘伯承或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此战役。职[即粟裕本人；旧社会叫“卑职”，三国里叫“末将”]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到这地步，最高领袖着实有点不耐烦了。
正当最高领袖寻思如何电令粟裕休得推脱、仍须加倍努力时，6月26日他老人家从新闻上得知，金日成动手了；“金日成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师哲自述》p374），攻台一事就此作罢。6月28日毛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怒道：“杜鲁门在今年一月 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6月30日，毛令粟“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多是横戈马上行》p315）。8月11日毛令陈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朝鲜。“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则东方其他殖民地国家问题亦就易获得解决，我们的台湾亦就容易解决了”（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记录》） 。
9月7日，陈毅（淞沪警备区空降兵团司令）在江湾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命令“9兵团做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解除渡海攻台任务、开赴山东准备入朝参战。第九兵团从此任务突变，练的海水都白吃了。9月29日毛令内宣沙皇胡乔木：“以后注意，只说要打台湾，不说任何时间” 。195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静所作“跨海平魔攻台湾”（供批判用）：“派妖妇美国卖淫作骚相，朝着杜鲁门干爹灌米汤，你如今一个朝鲜吞不下，撑得你喉咙眼里长了痔疮…”，今天重新印刷出版一点都不过时。
斗转星移。从朝鲜战场上转了一圈后，大多数原本操练两栖攻台的战斗员长眠他乡或截肢回乡。1952年下半年，第九兵团各部离朝归建华东军区，26军驻胶东，20军驻湖州，27军驻无锡。1953年12月16日张震策划再攻金门时考虑到：“28军担任福建防御地区较长，干部不甚团结，1949年攻金门受损后至今战力尚未恢复[4年了还未恢复，可见叶部精锐全殁士气丧尽]。金门作战，最少须南下三个军（20军、27军、60军[sic，应为26军]）”，不过这个作战计划后未实施。
攻占上海是粟裕作战生涯的终局。1984年粟裕病故，他的家人在上访信中鸣冤道，「全家希望在讣告中写明：“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讣告，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一段中央不同意。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抱头痛哭。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指公开版讣告所用的措辞]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楚青《粟裕案平反的曲折历程》）。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九兵团在包邮区：跨海平魔攻台湾
Marshal SU Yu’s Ambitious Task to Conquer Taiwan: Mission Aborted
1949年5月27日，粟裕（公认的淮海战役首席指挥员）所率的解放军部队完全占领上海，国军残部有的遁逃、有的降共。6月14日最高领袖明确电告粟裕、张震等：“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6月下旬毛令粟裕、张震等“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7月10日，最高领袖责成周恩来：“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即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荫蔽库…”。
7月20日粟、张命令第九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并附特纵之野榴美榴各一个团，集结于上海市外整训进行航海登陆教育，准备执行新任务，7月30日需调整完毕”。 8月1日，第23军也归第9兵团建制，担负攻台任务。于是第9兵团4个军解除了担负的淞沪守备任务，准备开始在包邮区沿海进行航海登陆训练。7月30日粟裕电禀毛：“九兵团以4个主力美械军作为攻台第一梯队，进行海上生活（如不锻炼晕眩后登陆会完全失去战斗力）及陆海军配合演习”。
1949年下半年，对蒋军摧枯拉朽的粟裕踌躇满志，8月6日，粟向华东军区干部动员道：“台湾等地敌人力量很小，我们居于绝对优势！” 粟裕对攻台任务颇为乐观，即使是在金门完败和登步岛失利之后，11月20日粟裕《关于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仍然动员道：“解放台湾的条件是陆军登陆，海空配合和开展策反工作。如果我们策反工作做得好，有突然事变、和平解放的可能，因此策反对象必须是普遍的、广泛的、动摇的敌人，只要他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甚至将来你当正的、我当副的都可以” ，洪秀柱、鄭麗文乐开了花。12月17日粟裕又动员道：蒋介石“实际能用的兵舰只有三十艘；我已有十七艘，又修好了二十多艘，数目相等。...敌原有飞机二百多架(运输机在内)，香港两航起义后他们只剩下一百多架；我们六个航空学校飞行员毕业后，可有敌人的五倍，但不要宣传”。
1949年10月下旬，进攻金门的约4个团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沿袭“秘不发丧”的M.O.，九兵团普通士兵自是毫不知��。粟裕本人受到一些震撼，之后预算兵力层层加码。先是制定了更庞大的包括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三野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年底时，粟决定第三野战军除部分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拨入攻台序列。以第7、第9兵团作为第一梯队，三野其余各军作为第二梯队，共计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8万人。1950年1月5日粟、张报毛：“我九兵团三个军12个师，调20万人，拟二月删日[15日]由沪出发入闽，以便就近完成攻台准备”。1月31日粟张又报毛：“攻台第一梯经队已全部配备自动火器。拟研究增加冲锋枪，合计需2万支。...配上基数共需7.62口径子弹8千万发”。例如光第27军就拥有捷克ZB或加拿大轻机枪达1210挺，而大西北的十九兵团3个军加起来才有轻机枪1919挺（1951年1月6日《全军武器实力统计》）。不过这个齐装超员武器���良的九兵团并未实际开拔，因冬季攻台作战计划被取消， 2月7日粟裕又宣布：“完全有把握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及台湾！”
就在粟准着手实施计划的同时，最高领袖也积极请求境外势力插手。1949年7月25日毛电访苏的刘少奇：“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请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进攻台湾” 。12月16日毛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只能“呵呵”一笑。
最高领袖特别关心新生事物。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请示毛：“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1949年4月，国军中央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湖南邵阳人）经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蒋介石高参）牵线策反，也加入中共地下党，献部降共。伞兵三团原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约一千二百人编入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七总队，约一千二百人容其返乡，冥顽不灵者被镇压枪决。1950年2月4日毛令粟裕：“盼加强对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2月15日毛还正式向苏联政府聘请伞兵军事顾问41名。4月10日粟裕向部下传达：“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继续抓紧准备。...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例如27军241图警卫连李金山回忆，1950年3月，241团警卫连欢送一人去开封当伞���，不幸此人体格不达标被退回。
1950年10月，国军叛将刘农畯上校带380余人到达开封加入解放军空军陆战一旅；而其余七总队的800余伞兵调往九兵团准备作为步兵赴朝。你如果是宋司令，这么一只加强营实力的生力军会不会把他们当宝呢？显然不会，把这些中央军嫡系旧部全部打散，12个师摊一摊，平均每个排还分不到一个。前文记录过萧源，1932年生，湖南益阳人，1948年7月在南昌加入伞兵三团，这次被编入26军88师262团，1951年在朝鲜被俘。又如毛学震，1923年生，湖南平江人，1948年8月在常德加入伞兵三团，刘农畯降共后编入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天天学习马列毛，与萧源同时期转入26军77师230团重迫击炮连，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在抱川附近被俘。又如刘友圣，1928年生，湖南临武人，1948年5月入伍伞兵三团1营，又选拔黄埔24期入学（最后一期未完成），老蒋逃离成都后被俘编入60军179师535团��朝，第五次战役被俘。他们1954年都去了台湾。此外常成教授记录的国军傘兵上尉楊樹���（1922-2022），虽然也是去台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但他不是伞兵三团的。楊为黄埔十八期退學後加入青年远征军炮12团，后来在粟裕指挥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被俘但脫逃回乡。“抗美援朝”中被强征为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技术大队司机，然后发往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42团当GAZ卡车司机，老杨过江后一路开到开城顺便就投奔了联合国军。他的最后一次跳伞是在北朝鲜上空伞降收集情报完毕后九死一生回到韩国，最后在国民党交涉下向美军讨人去往台湾。
中央伞兵三团士兵留在大陆者历经“前30年” 幸存者甚少；800伞兵赴朝，从未见过有当事人活着回到大陆并留下回忆录。刘农畯自己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空降旅参谋长，终因降将身份不再受到信任。1961年空降军正式成立，但1963年刘农畯被转任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他的亲信亦离开���队转为各地跳伞俱乐部教练）。随后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刘农畯和姚珍夫妻在子女的参与下，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揪斗和人格躯体侮辱，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声明断绝关系，1976年3月刘农畯在黎明到来半年前死亡。而王外马甲的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记载了伞兵蔡智诚的经历。蔡放弃名校浙江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成为空降兵，担任过国军伞兵总队搜索营的连长。蔡并非伞兵三团人员，但正好赶上刘农畯献部降共，结果蔡自己也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蔡智诚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因此他没法在解放军继续搞本行。作者王外马甲道：小时候曾经看见蔡智诚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如果读者想知道蔡智诚在前30年运动中经历过什么，“对此，我只好请求读者原谅”，没法出版。伞兵三团接收大员谷牧在其《回忆录》称：在文革中他们[伞兵三团]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我也在形势允许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予以了帮助。谷牧自己经常“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我二儿子和小儿子穿着雨衣回家，被暗哨当成叛徒小特务”。可见谷牧自身难保，没落井下石乱咬就不错了。
1950年春季粟裕经历了什么，本文无从知晓，但是他的决策可以用Dunning-Kruger效应模型来拟合。从一开始领受任务的胸有成竹，到此时变成了“粟裕点兵，多多益善”。张震回忆道：“4 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始，到1951年5月，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期为11个月” 。也就是说，攻台又计划推迟到1951年夏季之后了。1950年5月中旬，粟裕禀毛：“望能叕增加第四野战军的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到了1950年6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正式提出了再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6月23日粟裕更是向最高领袖狮子大开口要求：除了从其他野战军中再抽出3至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外，还需要500门无座力炮；伞兵也需扩编为2.5万人。1950年10月1日解放军颁布《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规定：全军战防炮（反坦克炮）集中训练，准备解放台湾使用。
粟裕的平台计划包括三路大军：“其一以强大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其二以精干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先占东海岸山区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其三以跳伞部队降落敌人后方，挖心战术出敌��意” 。这样预算兵力达到16个军60多万人，但没明确���是：空降军形成战斗力要到猴年马月？要买/雇多少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才能担负投送？要买/雇多少苏联军舰和海军才能同时运两路大军登陆？实际上粟裕相当于说：这事我干不了，另请高明，“有请刘伯承或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此战役。职[即粟裕本人；旧社会叫“卑职”，三国里叫“末将”]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到这地步，最高领袖着实有点不耐烦了。
正当最高领袖寻思如何电令粟裕休得推脱、仍须加倍努力时，6月26日他老人家从新闻上得知，金日成动手了；“金日成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师哲自述》p374），攻台一事就此作罢。6月28日毛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怒道：“杜鲁门在今年一月 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6月30日，毛令粟“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多是横戈马上行》p315）。8月11日毛令陈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朝鲜。“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则东方其他殖民地国家问题亦就易获得解决，我们的台湾亦就容易解决了”（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记录》） 。
9月7日，陈毅（淞沪警备区空降兵团司令）在江湾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命令“9兵团做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解除渡海攻台任务、开赴山东准备入朝参战。第九兵团从此任务突变，练的海水都白吃了。9月29日毛令内宣沙皇胡乔木：“以后注意，只说要打台湾，不说任何时间” 。195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静所作“跨海平魔攻台湾”（供批判用）：“派妖妇美国卖淫作骚相，朝着杜鲁门干爹灌米汤，你如今一个朝鲜吞不下，撑得你喉咙眼里长了痔疮…”，今天重新印刷出版一点都不过时。
斗转星移。从朝鲜战场上转了一圈后，大多数原本操练两栖攻台的战斗员长眠他乡或截肢回乡。1952年下半年，第九兵团各部离朝归建华东军区，26军驻胶东，20军驻湖州，27军驻无锡。1953年12月16日张震策划再攻金门时考虑到：“28军担任福建防御地区较长，干部不甚团结，1949年攻金门受损后至今战力尚未恢复[4年了还未恢复，可见叶部精锐全殁士气丧尽]。金门作战，最少须南下三个军（20军、27军、60军[sic，应为26军]）”，不过这个作战计划后未实施。
攻占上海是粟裕作战生涯的终局。1984年粟裕病故，他的家人在上访信中鸣冤道，「全家希望在讣告中写明：“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2月9日，得知晚上播发讣告，我们家中布置好收听会���，大家静待广播。晚9时许，张爱萍部长打来电话，大意说修改稿中写“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这一段中央不同意。这真大出意外，使我们深为震惊，全家相对、抱头痛哭。中央竟然用这样一个东西[指公开版讣告所用的措辞]来打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贡献的粟裕同志，这实在是太残酷了！」（楚青《粟裕案平反的曲折历程》）。](https://pbs.twimg.com/media/HJc_wV-WQAAAP9C.jpg)
附：粟裕蒙难小���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都可以听到”（《戚本禹回忆录》）。1958年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匹夫之勇、妒贤嫉能，更是指控粟裕“反领导，爱争权”，粟裕辨道：“1946 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 《粟裕年谱》p627列出落井下石的还有聂荣臻、陈毅、邓、黄克诚等。8月31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争夺军事权限、告洋状等）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地委一级，昭��于众故意让他出丑。粟裕悲道：“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粟裕致第二代领导核心华主席的上访信，1979年10月9日）。
只叹圣上被蒙蔽，如此指鹿为马的荒诞戏，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更有佞臣趁火打劫。聂荣臻的指控最扯JB淡：“粟裕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不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其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我...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目” 。如果说啮帅是“离谱”，那粟裕自己就是离谱他妈给开门“离谱到家��”：“粟先后检讨了8次，承揽了几乎全部罪名”（《粟裕年谱》p627）。这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开得太过霸道喔，背后究竟是毛邓彭聂还是谁做的主，是他们的内部矛盾。不久彭德怀、黄克诚（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垮台后，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气节高下立判。楚青后来悲叹：“粟裕是个悲剧人物。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晚年生病病得苦！”（《多是横戈马上行》p381）。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两���被开除党籍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
杜岗，1922年生，山西运城万荣县七庄村人，富农出身（70亩地），中学文化，1941年加入国民党，为国军阎锡山部队排级干部。1944年被解放，送入抗大中条山大队学习马列，1945年12月加入共产党；因保护仍为国民党的大哥，曾经被留党察看处分。第五次战役时为60军180师538团副参谋长；缴获文件显示，在此之前杜岗曾经担任过3营营长。指挥沙岘之战后没几天，他于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大溃败中被俘。1951年5月27日那天，180师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刚结束，他就接到参加会议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的电话，要求他“迅速组织一部分骨干，以便掩护团领导突围”（《安德舍笔记》）。分散突围中，杜岗与538团卫生队医助李传通等6人一起被俘后，化名杜资明，当场并未暴露身份，因为他拟以战士身份藏身化名秘密���导斗争（《考验p208》）。张泽石《战俘手记》亦称：在水原，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正要开口喊“24 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
显然杜岗的熟人并非只有张泽石一人，在战俘营杜岗还撞见了被俘的538团炮兵见习参谋高文俊（黄埔23期，解放战士）。杜令高文俊不要指认他，并要求高盯住其他的被俘人员。高冷言道：“我不认识几个人，你另请高明吧。”杜恼道：“希望你再好好考虑，给我小心点！”（常成p185）。高文俊确实没有揭露杜岗的身份，他被迫多次深入北朝鲜刺探情报、九死一生后去了台湾。
杜岗由于其职务较高，成为亲毛战俘中排名第4的头领（赵佐端、魏林、孙振冠之后）。一些身份暴露的干部遭到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的“活阎王”、反共战俘李大安的毒打���杜岗的几颗门��被打掉。在美国国务院“神秘人物菲利浦”（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98）的介入保护下，1952年2月底将其转移到亲共的第71号战俘营“小延安”（常成p200）。菲利浦▪曼哈德即Philip W. Manhard，但中方战俘认为他是“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德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德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记者名义自由出入战俘营”（《考验》p4），抓特务抓错人了，Manhard更不是什么少将。杜岗当然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内在回国战俘营发挥了幕后领导作用，担任总党委副书记。
1952年9月，杜岗在济州岛战俘营被李小广指认（《厄运》p350），后和其他领导骨干一样，与普通战俘分隔关押。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8月13日人民日报《归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揭露》一文称：“美军还囚禁着王芳[赵佐端]、魏林、杜资明[杜岗]、李彦[马兴旺]、李德才等十二名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显然是怕敌人扣人，当然这种担心的多���的，当时中方也还扣着一些美军战俘。就过了一天，8月15日人民日报终于称：十四日对方遣送给我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七名[即杜岗、时占魁、赵年智、刘金石、丁先文、边世茂、连耀生]，并没有再提杜资明。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的杜岗，与魏林等出头干部相似，处分是“丧失立场屈服，暴露机密，污蔑领袖，口头表示去台湾，叛党失节。但有改正行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也就是说，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杜岗就不被解放军承认了，原因就是其党员身份和团内职务暴露，而且他在“自我交待”中承认曾唱过“耶稣歌”，自己上纲为“丧失气节”（《战俘纪事》），结果处分加重。不过杜岗没料到的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杜岗以营级以上干部身份转业鞍钢建设第二矿山公司担任科长后，���知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后，1956年又重新���党。随着最高领袖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杜岗全家堕入深渊。一次，杜岗未成年的儿子杜剑虹/杜建虹在和小伙伴玩耍时，从废铁堆里捡到一支锈枪，结果被怀疑“叛徒、反革命的儿子从小就学习使用武器，目的不纯”（《战俘纪事续》p204），显然这只是一个整他的借口。在最高领袖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他被打成叛徒，长期受到审查，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子女亦受到株连（《万荣县志》p841）。1964年四清运动，杜岗被打成鞍钢二矿“宗派反党分子骨干”。1966年他又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上老虎凳、跪炉灰渣，吊起来抽打，把细铁丝吊着大而厚的铁牌子挂在他脖子上。儿子杜剑虹看到：杜岗脸庞被画成黑的，头发被剃掉，由脑后伸手抠鼻孔，画上黑墨还不算，还要再戴上大高帽；把双手剪绑起来，再拉到会场……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是什么意思[可怜的孩子，应激成了色盲]（《忠诚》p212）。下图为封疆大吏“兔儿爷”任仲夷受类似私刑 photo by李振盛
杜岗虽然是条铁汉子，毕竟李大安的毒打都扛下来了，但专案组人格和肉体双重的非人酷刑能不能折断他的脊梁呢？杜岗不像刘师秀那么容易被自杀。他的妻子吴素英，是位来自老家山西万荣县小脚女性，也是个老革命。她让不满10岁的儿子杜剑虹给杜岗带信：“千万不要想不开，要正确对待这场运动，相信组织、相信党！（《重围》p326）”杜岗终于挺到了1976年。就在最高领袖驾崩前半年，3月的一天，在山西省河津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一位出差途中的中年乘客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上面写着：“杜岗，山西省河津铝厂行政处副处长”。20日河津铝厂举行追悼会时，不料祸从天降。吴素英道：“厂里有人取回档案，说杜岗是叛徒，砸了追悼会，撕毁花圈，扬言刨墓验尸，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迫害，盯梢监视，暗中动员邻居不要和我家接近，造成恐怖局面，企图将我全家置于死地”（《忠诚》p237）。负责干部立即宣布杜岗是叛徒，因“被俘罪”不许办理丧事、不准悼念（《考验》p344），再次开除党籍，并开除军籍。
吴素英这位小脚女子，只能丢下6岁的小女儿，带着儿子杜剑虹上访。在北京，儿子杜剑虹曾独自跪倒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冤”字。见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杜剑虹急忙先横倒车前，再一边跪着、一边举起冤字牌，警卫边劝边拉，高级轿车哧溜开走了，“告御状”计划未能实现（《重围》p328、《忠诚》p236）。靳大鹰在《战俘纪事》中曾斥其他上访的志愿军战俘：“一些被俘归来人员，出现在街头上访闹���的行���里，为几块钱的工资竟毫无顾忌地四处骂娘，读着这些人的信，你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在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共产党员之手！”这上访的尺度还真不容易掌握哩。1980年终于平反政策出台啦！不久吴素英去世，党也为杜岗第二次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45年算起，杜剑虹进入编制当上了干部。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两���被开除党籍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X
杜岗，1922年生，山西运城万荣县七庄村人，富农出身（70亩地），中学文化，1941年加入国民党，为国军阎锡山部队排级干部。1944年被解放，送入抗大中条山大队学习马列，1945年12月加入共产党；因保护仍为国民党的大哥，曾经被留党察看处分。第五次战役时为60军180师538团副参谋长；缴获文件显示，在此之前杜岗曾经担任过3营营长。指挥沙岘之战后没几天，他于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的大溃败中被俘。1951年5月27日那天，180师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散突围”刚结束，他就接到参加会议的团政治处主任张启的电话，要求他“迅速组织一部分骨干，以便掩护团领导突围”（《安德舍笔记》）。分散突围中，杜岗与538团卫生队医助李传通等6人一起被俘后，化名杜资明，当场并未暴露身份，因为他拟以战士身份藏身化名秘密���导斗争（《考验p208》）。张泽石《战俘手记》亦称：在水原，新押送来的战俘中看见了我团的副参谋长杜岗。正要开口喊“24 号”（他的代号），他立即用眼睛示意止住了我。他报了自己是炊事员，打算隐蔽在战士中。
显然杜岗的熟人并非只有张泽石一人，在战俘营杜岗还撞见了被俘的538团炮兵见习参谋高文俊（黄埔23期，解放战士）。杜令高文俊不要指认他，并要求高盯住其他的被俘人员。高冷言道：“我不认识几个人，你另请高明吧。”杜恼道：“希望你再好好考虑，给我小心点！”（常成p185）。高文俊确实没有揭露杜岗的身份，他被迫多次深入北朝鲜刺探情报、九死一生后去了台湾。
杜岗由于其职务较高，成为亲毛战俘中排名第4的头领（赵佐端、魏林、孙振冠之后）。一些身份暴露的干部遭到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的“活阎王”、反共战俘李大安的毒打���杜岗的几颗门��被打掉。在美国国务院“神秘人物菲利浦”（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p98）的介入保护下，1952年2月底将其转移到亲共的第71号战俘营“小延安”（常成p200）。菲利浦▪曼哈德即Philip W. Manhard，但中方战俘认为他是“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德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德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记者名义自由出入战俘营”（《考验》p4），抓特务抓错人了，Manhard更不是什么少将。杜岗当然在接下来的1年半时间内在回国战俘营发挥了幕后领导作用，担任总党委副书记。
1952年9月，杜岗在济州岛战俘营被李小广指认（《厄运》p350），后和其他领导骨干一样，与普通战俘分隔关押。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8月13日人民日报《归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揭露》一文称：“美军还囚禁着王芳[赵佐端]、魏林、杜资明[杜岗]、李彦[马兴旺]、李德才等十二名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显然是怕敌人扣人，当然这种担心的多���的，当时中方也还扣着一些美军战俘。就过了一天，8月15日人民日报终于称：十四日对方遣送给我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七名[即杜岗、时占魁、赵年智、刘金石、丁先文、边世茂、连耀生]，并没有再提杜资明。
1954年下半年，从昌图“归管处”出来的杜岗，与魏林等出头干部相似，处分是“丧失立场屈服，暴露机密，污蔑领袖，口头表示去台湾，叛党失节。但有改正行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重围》p253），也就是说，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杜岗就不被解放军承认了，原因就是其党员身份和团内职务暴露，而且他在“自我交待”中承认曾唱过“耶稣歌”，自己上纲为“丧失气节”（《战俘纪事》），结果处分加重。不过杜岗没料到的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杜岗以营级以上干部身份转业鞍钢建设第二矿山公司担任科长后，���知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后，1956年又重新���党。随着最高领袖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杜岗全家堕入深渊。一次，杜岗未成年的儿子杜剑虹/杜建虹在和小伙伴玩耍时，从废铁堆里捡到一支锈枪，结果被怀疑“叛徒、反革命的儿子从小就学习使用武器，目的不纯”（《战俘纪事续》p204），显然这只是一个整他的借口。在最高领袖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他被打成叛徒，长期受到审查，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子女亦受到株连（《万荣县志》p841）。1964年四清运动，杜岗被打成鞍钢二矿“宗派反党分子骨干”。1966年他又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上老虎凳、跪炉灰渣，吊起来抽打，把细铁丝吊着大而厚的铁牌子挂在他脖子上。儿子杜剑虹看到：杜岗脸庞被画成黑的，头发被剃掉，由脑后伸手抠鼻孔，画上黑墨还不算，还要再戴上大高帽；把双手剪绑起来，再拉到会场……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是什么意思[可怜的孩子，应激成了色盲]（《忠诚》p212）。下图为封疆大吏“兔儿爷”任仲夷受类似私刑 photo by李振盛
杜岗虽然是条铁汉子，毕竟李大安的毒打都扛下来了，但专案组人格和肉体双重的非人酷刑能不能折断他的脊梁呢？杜岗不像刘师秀那么容易被自杀。他的妻子吴素英，是位来自老家山西万荣县小脚女性，也是个老革命。她让不满10岁的儿子杜剑虹给杜岗带信：“千万不要想不开，要正确对待这场运动，相信组织、相信党！（《重围》p326）”杜岗终于挺到了1976年。就在最高领袖驾崩前半年，3月的一天，在山西省河津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一位出差途中的中年乘客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上面写着：“杜岗，山西省河津铝厂行政处副处长”。20日河津铝厂举行追悼会时，不料祸从天降。吴素英道：“厂里有人取回档案，说杜岗是叛徒，砸了追悼会，撕毁花圈，扬言刨墓验尸，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迫害，盯梢监视，暗中动员邻居不要和我家接近，造成恐怖局面，企图将我全家置于死地”（《忠诚》p237）。负责干部立即宣布杜岗是叛徒，因“被俘罪”不许办理丧事、不准悼念（《考验》p344），再次开除党籍，并开除军籍。
吴素英这位小脚女子，只能丢下6岁的小女儿，带着儿子杜剑虹上访。在北京，儿子杜剑虹曾独自跪倒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冤”字。见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杜剑虹急忙先横倒车前，再一边跪着、一边举起冤字牌，警卫边劝边拉，高级轿车哧溜开走了，“告御状”计划未能实现（《重围》p328、《忠诚》p236）。靳大鹰在《战俘纪事》中曾斥其他上访的志愿军战俘：“一些被俘归来人员，出现在街头上访闹���的行���里，为几块钱的工资竟毫无顾忌地四处骂娘，读着这些人的信，你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在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共产党员之手！”这上访的尺度还真不容易掌握哩。1980年终于平反政策出台啦！不久吴素英去世，党也为杜岗第二次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45年算起，杜剑虹进入编制当上了干部。](https://pbs.twimg.com/media/HJCbZWKWkAA5cND.jpg)
志愿军归国战俘的克星：郭铁同志二三事
Comrade GUO Tie, the Reeducation Chief of Repatriated CCF POWs
郭铁，山西晋城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过江时为第60军179师536团政委，后在朝鲜升任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朝鲜战争停战前，他是志政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的副主任之一，奉命调教英美土菲洋人战俘。1953年夏秋朝鲜战争停战后，有近6000名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到辽宁昌图金家镇，郭铁是这里的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因此，他既管理过美军战俘，又管理过志愿军战俘。在志愿军战俘长达30 多年中写的数以万计的申诉信中，有责怪他的，也有肯定他的[靳大鹰没敢说占比]。“郭铁”这个名字是战俘们口头和笔下重复率最高的，可见他与战俘们的命运关系之密切（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26）。1990年，郭铁在北京西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通信兵部政治部正军级顾问]，作家靳大鹰登门请求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吧”。他摇摇头说：嗨…（《战俘纪事续》p47）。不料1991年郭铁忽因病在北京去世，因此没有留下他本人的公开书面回忆。
以下关于郭铁在179师的叙述取自去台战俘、原536团见习参谋刘朗的《流血到天明》。由于刘朗被俘后持反共立场，其内容为孤证。1950年，536团在四川补充了一批学生，郭铁训话道：“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花了你们父兄剥削人民的臭钱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就了不起了？看看老同志，虽然不识几个大字，但是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告诉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谁敢乱说乱动就请你到另外地方去！”1950年底，536团出川前，在郫县北校场召开全团军人大会，政委郭铁宣布：“朱总司令调咱们到国防机动位置去。机动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地方比四川好，有大米，有白面，天气晴朗，不像四川光下雨”。郭政委动员讲话完毕后，大喝一声：“绑上来！三营饲养员庞福安，帮美帝造谣，说美帝一颗炸弹扔下来要炸一栋房子那么大的��窿，坚决镇压！” 于是庞福安成了536团第一个祭旗的羔羊。去台战俘刘纯俭（180师540团战士）也回忆：“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VOA李肃） 。
1950年终，到了比四川还穷还冷河北沧县附近。536团团长周殊山的母亲闻讯（可能是周殊山开拔前给家乡写过信）前来，竟是一幅老乞婆的模样，令周殊山对革命老区形式有点心寒。周殊山农民出身，豪爽、坦率、勇敢、单纯、淳厚，老党员，打临汾时伤了一只眼，诚心对待知识分子，对部属有一片真挚的笑，崇拜毛主席像崇拜上帝一样，对母亲老婆极好。536團後勤處營級協理員刘光華悄悄告訴刘朗，周殊山這種孝親行動惹起了郭���妒嫉，背地裡打小報告給上級：“革命意志消沉，农民意识浓厚，为照顾母亲耽误革命工作”。
1951年3月底进入朝鲜，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郭铁打气道：“只要有吃的上级就算对得起咱们，要知道，就是吃炒面，上级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运到前线来的。美帝飞机这么可恶，国内运十辆车粮食来，保不住三辆到不了咱们口里”。随后在4月的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美军急退，郭铁嘱咐侦察参谋于成礼：“搞一张美帝的橡皮床和一些美国香烟，这是你们侦察人员的任务”。侦察连在555高地（宝藏山）抓到 2个美24th黑人团 K连的战俘，他们俩偷偷睡觉，不知部队已撤走。黑人举出藏好的志愿军散发投降证：“不给华尔街当炮灰”。郭铁哈哈大笑，命令扒光黑人的衣服，现场教育道：“同志们，你们今天可算看到美帝的丑恶样子了吧？���级早就指出美帝是纸老虎，这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这正是《60军战时政治鼓动工作》所提出的：“美国兵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被华尔街老板们欺骗来当炮灰的。… 拿美国鬼子兵的狼狈相，去激发战士们蔑视美帝的情绪”。团部派人将两人连夜押送到师部，美俘经翻译道：“我饿得厉害，不敢走夜路”。郭铁骂道：“你他妈黑奴也想当少爷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人拖走。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刘朗指控：团部找到一个韩国老头，不愿做向导，郭铁下令侦察股长摁着他走在部队前面，后被侦察股长枪毙：“这个老废物对咋没有帮助，赖在地下不起来”（《流血到天明》p190）。12军刘家驹也回忆：一个参谋带的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进入三营的阻击线后，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参谋叫过三���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 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枪声响了（《光荣的背后》）。第三兵团干群在五次战役受重创，郭铁升任179师政治部主任，后调至“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任副主任。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战俘遣返完毕，“俘管处”也不再存在。原副主任郭铁这时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准备接收审查志愿军归国战俘，他的副手是原碧潼俘管处同为副主任的高占功和孙峰，可见郭铁的政工能力得到上级认可。“归管处”执行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安置”，殚精竭虑的郭铁和归管处的每个工作人员眼里都含着泪水，白眼珠上布满了血丝。不少干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急剧下降（《战俘纪事续》p36）。郭铁对归来人员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厄运》p335）。在这里郭铁与三兵团179师、180师的很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特殊的境遇下重逢了。
在昌图初次见面，郭铁对吴成德讪笑着说：“老伙计，没想到咱们在这里见面了！”吴成德勉强点点头：“没想到，没想到…”（《重围》p230），也是，他们俩一个在云里一个在泥里。郭铁回忆道：我与180 师的领导吴成德以前是认识的，我们共同打了解放战争。180 师在朝鲜战场上被打散了，7000 人当了俘虏[数字有误]，是解放军前所未有的，师、团干部应该是有责任的。我们 179 师在一天后就赶去接应[吹newB，在五次战役后撤���段中，536团2营和180师一起报销，但536团团部跑得飞快，全身而退]，但 180 师没有了。当时部队刚换了苏式装备，武器弹药是充足的嘛！师、团干部把部队带到哪儿了！？对这些归国的同志，我们在政治上把他们当作战友，严格执行20字方针。通过这些人的自我检查，我们认为，他们既在战俘营里敌人的迫害下遭了难，又在敌人的铁蹄下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刺反动字，写反动信，唱反动歌等等，按照党员的高标准，这些就不能说是坚贞不屈。但是，这些错误不是敌我问题。问题出在后来做结论时，对他们的错误从严了。记得我去沈阳汇报，一位[东北军区政治部]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上上级不就是最高领袖本尊嘛]。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你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不能说打仗没有被俘的，在战争中免不了有人被俘，部队在教育上还要讲，人在阵地在��不当俘虏。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问题，今后还要如此。我们对战俘的处理历来都是严格的。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战俘纪事续》p37-42）。
179师536团2营的连指导员赵庆吉在接应180师突围时被俘，他是红色战俘营“602联队”的斗争骨干。他对宣判“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右倾怕死”的处理结论，内心非常不服。郭铁主任曾是536团政委，赵庆吉直接找老领导申辩。郭主任反问：你去同“刘胡兰、五壮士”比，反复想想，看看自己倒底够不够党员条件？（《忠诚》p140）。吴成德回忆，领导[郭铁]讲话：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拼死或自杀？2.因为怕死所以被俘，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回来后只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3.深挖主观上犯错误的原因，不能找客观理由（《历史的回音》p522）。果然吴成德遭受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配偏远乡下农场。靳大鹰见过吴成德无数的上访信，吴对郭铁和他的归管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靳大鹰书中不想引用吴成德的申诉信，因为“这对谁都不愉快”（《战俘纪事续》p43）。
在审核中，郭铁斥吴成德道：“你有什么可说的？你活着回来就什么也讲不清！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篮球场边，一个归管处警卫队小战士把篮球故意使劲向吴成德砸去。毫无思想准备的吴成德被小战士的篮球打得瘫坐在地上，他双手捂在双腿当中，痛得浑身直颤。一群战士边叫边起哄“打倒了！打倒了！”（《重围》p240-1）。1954年12月，吴成德被宣布“叛党叛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重围》p252）。吴成德去找郭铁申诉，郭铁打断了吴成德，冷冷地说：“吴成德，你再不老老实实，我就真的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厄运》p456） 。吴成德回忆：“郭铁主任��有些同志对我讽刺和刺激，说我不老实交代问题，脑袋如同一盆糊涂，说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只有我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有无问题。(他)对我施行压力，影响下边的人，有人用球打我。我外出时，抄我的家(住所)。有时，他组织干部开会批评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待) ，他总是组织火力压制我讲话。在各种刺激下，我曾昏过去几次”（《散文选刊》2002年第8期p17）。吴成德气愤地说：在美军集中营我可以破口大骂，可现在有冤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有气无处出啊！（《历史的回音》p523），实在是太憋屈了。
“归管处”完成任务解散后，1955年郭铁任总政敌工部天津分部主任。1982年郭铁离职休养时，担任通信兵部政治部顾问。他总是放弃国家供给应得的高等优厚待遇（军级干部）。每次公出乘火车，本应享受乘坐软卧，但他每次都一定要挤在���通硬座的车箱里。一滴水、一度电都要精打细算，决不允许浪费[估计还常年穿一双破旧布鞋，哇哈哈标配那种]。他住的将军楼家中，天不黑不许开灯。在301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区，他不把自己当作病员，总是为别的病友[病友都是老干部]着想。因肌肉萎缩，四肢不能动，呼吸困难，吞咽功能丧失，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他在连握笔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用写字表示自己对其他病友的关怀和对医护人员感谢之情（郭晓路《追寻父亲郭铁的战斗足迹》），终年74岁。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的克星：郭铁同志二三事
Comrade GUO Tie, the Reeducation Chief of Repatriated CCF POWs
郭铁，山西晋城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过江时为第60军179师536团政委，后在朝鲜升任第179师政治部主任。朝鲜战争停战前，他是志政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的副主任之一，奉命调教英美土菲洋人战俘。1953年夏秋朝鲜战争停战后，有近6000名直接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被集中到辽宁昌图金家镇，郭铁是这里的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因此，他既管理过美军战俘，又管理过志愿军战俘。在志愿军战俘长达30 多年中写的数以万计的申诉信中，有责怪他的，也有肯定他的[靳大鹰没敢说占比]。“郭铁”这个名字是战俘们口头和笔下重复率最高的，可见他与战俘们的命运关系之密切（靳大鹰《战俘纪事续》p26）。1990年，郭铁在北京西郊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通信兵部政治部正军级顾问]，作家靳大鹰登门请求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吧”。他摇摇头说：嗨…（《战俘纪事续》p47）。不料1991年郭铁忽因病在北京去世，因此没有留下他本人的公开书面回忆。
以下关于郭铁在179师的叙述取自去台战俘、原536团见习参谋刘朗的《流血到天明》。由于刘朗被俘后持反共立场，其内容为孤证。1950年，536团在四川补充了一批学生，郭铁训话道：“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花了你们父兄剥削人民的臭钱读了几年书、认得几个字就了不起了？看看老同志，虽然不识几个大字，但是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告诉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谁敢乱说乱动就请你到另外地方去！”1950年底，536团出川前，在郫县北校场召开全团军人大会，政委郭铁宣布：“朱总司令调咱们到国防机动位置去。机动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地方比四川好，有大米，有白面，天气晴朗，不像四川光下雨”。郭政委动员讲话完毕后，大喝一声：“绑上来！三营饲养员庞福安，帮美帝造谣，说美帝一颗炸弹扔下来要炸一栋房子那么大的��窿，坚决镇压！” 于是庞福安成了536团第一个祭旗的羔羊。去台战俘刘纯俭（180师540团战士）也回忆：“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VOA李肃） 。
1950年终，到了比四川还穷还冷河北沧县附近。536团团长周殊山的母亲闻讯（可能是周殊山开拔前给家乡写过信）前来，竟是一幅老乞婆的模样，令周殊山对革命老区形式有点心寒。周殊山农民出身，豪爽、坦率、勇敢、单纯、淳厚，老党员，打临汾时伤了一只眼，诚心对待知识分子，对部属有一片真挚的笑，崇拜毛主席像崇拜上帝一样，对母亲老婆极好。536團後勤處營級協理員刘光華悄悄告訴刘朗，周殊山這種孝親行動惹起了郭���妒嫉，背地裡打小報告給上級：“革命意志消沉，农民意识浓厚，为照顾母亲耽误革命工作”。
1951年3月底进入朝鲜，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郭铁打气道：“只要有吃的上级就算对得起咱们，要知道，就是吃炒面，上级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运到前线来的。美帝飞机这么可恶，国内运十辆车粮食来，保不住三辆到不了咱们口里”。随后在4月的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美军急退，郭铁嘱咐侦察参谋于成礼：“搞一张美帝的橡皮床和一些美国香烟，这是你们侦察人员的任务”。侦察连在555高地（宝藏山）抓到 2个美24th黑人团 K连的战俘，他们俩偷偷睡觉，不知部队已撤走。黑人举出藏好的志愿军散发投降证：“不给华尔街当炮灰”。郭铁哈哈大笑，命令扒光黑人的衣服，现场教育道：“同志们，你们今天可算看到美帝的丑恶样子了吧？���级早就指出美帝是纸老虎，这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这正是《60军战时政治鼓动工作》所提出的：“美国兵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被华尔街老板们欺骗来当炮灰的。… 拿美国鬼子兵的狼狈相，去激发战士们蔑视美帝的情绪”。团部派人将两人连夜押送到师部，美俘经翻译道：“我饿得厉害，不敢走夜路”。郭铁骂道：“你他妈黑奴也想当少爷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人拖走。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刘朗指控：团部找到一个韩国老头，不愿做向导，郭铁下令侦察股长摁着他走在部队前面，后被侦察股长枪毙：“这个老废物对咋没有帮助，赖在地下不起来”（《流血到天明》p190）。12军刘家驹也回忆：一个参谋带的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 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进入三营的阻击线后，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参谋叫过三���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 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枪声响了（《光荣的背后》）。第三兵团干群在五次战役受重创，郭铁升任179师政治部主任，后调至“碧潼俘虏管理训练处”任副主任。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战俘遣返完毕，“俘管处”也不再存在。原副主任郭铁这时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归来人员管理处” 主任，准备接收审查志愿军归国战俘，他的副手是原碧潼俘管处同为副主任的高占功和孙峰，可见郭铁的政工能力得到上级认可。“归管处”执行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弄清问题、慎重处理、妥��安置”，殚精竭虑的郭铁和归管处的每个工作人员眼里都含着泪水，白眼珠上布满了血丝。不少干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急剧下降（《战俘纪事续》p36）。郭铁对归来人员评价道：“党对你们的斗争表示满意；党对你们的错误表示痛恨！”（《厄运》p335）。在这里郭铁与三兵团179师、180师的很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特殊的境遇下重逢了。
在昌图初次见面，郭铁对吴成德讪笑着说：“老伙计，没想到咱们在这里见面了！”吴成德勉强点点头：“没想到，没想到…”（《重围》p230），也是，他们俩一个在云里一个在泥里。郭铁回忆道：我与180 师的领导吴成德以前是认识的，我们共同打了解放战争。180 师在朝鲜战场上被打散了，7000 人当了俘虏[数字有误]，是解放军前所未有的，师、团干部应该是有责任的。我们 179 师在一天后就赶去接应[吹newB，在五次战役后撤���段中，536团2营和180师一起报销，但536团团部跑得飞快，全身而退]，但 180 师没有了。当时部队刚换了苏式装备，武器弹药是充足的嘛！师、团干部把部队带到哪儿了！？对这些归国的同志，我们在政治上把他们当作战友，严格执行20字方针。通过这些人的自我检查，我们认为，他们既在战俘营里敌人的迫害下遭了难，又在敌人的铁蹄下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刺反动字，写反动信，唱反动歌等等，按照党员的高标准，这些就不能说是坚贞不屈。但是，这些错误不是敌我问题。问题出在后来做结论时，对他们的错误从严了。记得我去沈阳汇报，一位[东北军区政治部]部长对我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指示执行.........[ 上上级不就是最高领袖本尊嘛]。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你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不能说打仗没有被俘的，在战争中免不了有人被俘，部队在教育上还要讲，人在阵地在��不当俘虏。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问题，今后还要如此。我们对战俘的处理历来都是严格的。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战俘纪事续》p37-42）。
179师536团2营的连指导员赵庆吉在接应180师突围时被俘，他是红色战俘营“602联队”的斗争骨干。他对宣判“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右倾怕死”的处理结论，内心非常不服。郭铁主任曾是536团政委，赵庆吉直接找老领导申辩。郭主任反问：你去同“刘胡兰、五壮士”比，反复想想，看看自己倒底够不够党员条件？（《忠诚》p140）。吴成德回忆，领导[郭铁]讲话：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拼死或自杀？2.因为怕死所以被俘，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回来后只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3.深挖主观上犯错误的原因，不能找客观理由（《历史的回音》p522）。果然吴成德遭受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配偏远乡下农场。靳大鹰见过吴成德无数的上访信，吴对郭铁和他的归管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靳大鹰书中不想引用吴成德的申诉信，因为“这对谁都不愉快”（《战俘纪事续》p43）。
在审核中，郭铁斥吴成德道：“你有什么可说的？你活着回来就什么也讲不清！你脑子如同一盆浆糊。只有你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篮球场边，一个归管处警卫队小战士把篮球故意使劲向吴成德砸去。毫无思想准备的吴成德被小战士的篮球打得瘫坐在地上，他双手捂在双腿当中，痛得浑身直颤。一群战士边叫边起哄“打倒了！打倒了！”（《重围》p240-1）。1954年12月，吴成德被宣布“叛党叛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重围》p252）。吴成德去找郭铁申诉，郭铁打断了吴成德，冷冷地说：“吴成德，你再不老老实实，我就真的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除非你在朝鲜死了，才能证明你不是叛徒”（《厄运》p456） 。吴成德回忆：“郭铁主任��有些同志对我讽刺和刺激，说我不老实交代问题，脑袋如同一盆糊涂，说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只有我死了埋在土中，才能证明有无问题。(他)对我施行压力，影响下边的人，有人用球打我。我外出时，抄我的家(住所)。有时，他组织干部开会批评我。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待) ，他总是组织火力压制我讲话。在各种刺激下，我曾昏过去几次”（《散文选刊》2002年第8期p17）。吴成德气愤地说：在美军集中营我可以破口大骂，可现在有冤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有气无处出啊！（《历史的回音》p523），实在是太憋屈了。
“归管处”完成任务解散后，1955年郭铁任总政敌工部天津分部主任。1982年郭铁离职休养时，担任通信兵部政治部顾问。他总是放弃国家供给应得的高等优厚待遇（军级干部）。每次公出乘火车，本应享受乘坐软卧，但他每次都一定要挤在���通硬座的车箱里。一滴水、一度电都要精打细算，决不允许浪费[估计还常年穿一双破旧布鞋，哇哈哈标配那种]。他住的将军楼家中，天不黑不许开灯。在301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区，他不把自己当作病员，总是为别的病友[病友都是老干部]着想。因肌肉萎缩，四肢不能动，呼吸困难，吞咽功能丧失，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他在连握笔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用写字表示自己对其他病友的关怀和对医护人员感谢之情（郭晓路《追寻父亲郭铁的战斗足迹》），终年74岁。](https://pbs.twimg.com/media/HIdLjdQW0AAWnAQ.jpg)
志愿军战俘结局：子子孙孙不断跟他吵下去
The Finale of the Last Issue of the Korean War Truce Negotiation
1954年1月27日，离开中立区解释场的绝大多数原志愿军战俘已经到达台湾。2月1日《人民日报》叫骂：「如果战俘继续留在[中立区]东场里，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美国侵略者就会连吹嘘可怜的“心理战”的所谓“胜利”的最后一点���钱都没有了。为了捞住这笔“宣传资本”，为了给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一批炮灰，美方竟用武力劫持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即便经���“甄别”和“解释”，仍然用脚投票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靳大鹰《战俘纪事》的幻想），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台湾呢？
第一种情况，以王尊铭、王顺清为首的数百反共战俘骨干，显然他们回大陆是死路一条、外加株连三族满门发配。按1953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方将“已查明部分特务的名单（包括464名特务）提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批人至今还假冒战俘身分在战俘中称王称霸”。他们相当于反共战俘营中排级及以上干部，这个人数虽然只有总数的1/30，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说服能力很强，主导了多数战俘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原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的人数约为4410人，占总数的30%（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臺之研究》）。例如���一夫回忆道：“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斗。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原27军某炮兵连排长崔玉山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回忆道：“其实很想家，但又不敢去想，我知道回去的话不只自己很危险，还会拖累家人受罪。我就算不刺字，也不敢回大陆。因为做俘虏兵就是不光荣，国家会觉得这世丢人的事。... 1月20日清晨我们出来，印度人给我们指两条路，回台湾和回大陆，不同的方向。为了生存，我坚决要来台湾”（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谭兴东、刘朗、王建国也都是在八路军/解放军中革命了十年八年的营级干部，但他们各自双亲中，至少有一人在土改、清算中被处决或斗死。像黄飞虎、伍子胥一样，他们决心与新中国决裂。他们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都是供日本兵享用的，对己方被俘人员狠着呐。
第三种情况，国军旧部、解放战士，“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 人，占總人數的66%”（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66%的比例很正常，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李茂仁回忆道：“想回家，可是在国军里头呆过的，你要是回大陆，就被枪毙了、活埋了！能回去吗？没有在国军呆过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样子，就回去了。我回大陆探亲时就遇到当年战俘营一起工作过的，他曾是共产党。他回到大陆，先在西北开荒2年多，家里没有消息，不让通信，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斗争”（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2）。不管他的认识对不对，很多解放战士经历过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清算镇压，奉命从8岁开始写简历，交代祖孙三代成分等运动后产生了后怕。解释代表、50 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杨守沫描述为：“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
第四种情况，已经刺了字，断绝了后路（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交集）。黃樹華回忆道：“我扎了字不能回大陸去。我回大陸幹嘛？共產黨我是知道的，我在共產黨的部隊做了好幾年，我怎麼不知道？他那��很厲害的。大陸上不自由。沒有共產黨的條子，村莊也出不���，要路條。沒有路條，那些小王八蛋把你包圍起來，把你抓到鄉公所去”（榮民文化網）。叶树华控诉：“刺了字，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不刺青，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而那凤武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BBC吕嘉鸿）。
还有一种情况，随大流。大多数人在集体管控生活下，盲目跟随上头的指示、或是迫于团体的压力不得不跟着行动（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88）。陳長安称：“在韩国当俘虏的时候，经常想着家人。自己离开多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之所以决定到台湾，一方面是家人生死未卜，另一方面因为几个朋友都说要去台湾，大家有伴，遇到事情也有个商量”。缪子章称：“自从被共产党骗到朝鲜以后，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了。在战俘营���们出公差，警备队长是共产党（高攀，下场很惨；见前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鼓励大家拒绝去台湾。我这个班9个人，但最后却有6个人来台湾”（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
大陆方面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他们的个人选择，故将去台人员划分为两种：“去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5个营干，30多个连干，300多个排干。这些变节分子一种是本质反动的蒋匪，一种是眼睛狭隘、农民出身的农民兵，在革命部队时间长短不一”（《重围》p209），赤裸裸歧视农家子弟，太自恨了吧。从“解释”期间听取过中共代表“解释”的6个营场的结果来估计，在进入中立区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约6%是想回大陆的。在“解释”期间，共有440人通过各种途径得以遣返，那么估计另有约400人受到反共骨干分子的挟制，不得不去了台湾，类似叶树华、趙英魁���冉宏图。賴名湯自己也明白，在抵台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一定数目的非亲台者，“要注意有��共諜分子的滲透，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賴名湯先生訪談錄》）。王昇认为：“若干共產黨人竟隨著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起進入了義士村，並在義士村内搞「被俘後的鬥爭」”（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7）。在1954年1月底大队人马到基隆上岸时，蒋经国的一位幕僚就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知道其中有少量的中共间谍在内，我们会找出他们并晓之以理。如果言辞达不到效果的话，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TIME 19540201 “FORMOSA: Heroes’ Welcome”）。
老实说，蒋介石身边上至跟随多年的亲信、下至端茶送水的勤务，曾被共产党渗透了个遍。如今蒋介石像防贼一样提防新来者，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到1954年4月初，“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已查出“匪嫌份子八十一員，頑劣份子三十四員，均經分別派員處��另案呈核”。趙英魁回忆：一名叫李国安的“反共义士”曾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为生，说话不算话，到台湾后让他当工兵。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李国安和赵等结拜兄弟，结果五人被控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欲上阿里山打游击。赵英魁被关了十年，李国安被判死刑（《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孤岛》p156）。总体而言，国军对被俘共军态度算是不错，在金门，要回大陆的送你回去。253团政委陈丽华/陈利华攻打金门时被俘，留在台湾也没被打压迫害，官至国军上校，直到陈丽华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机密破漏后才被枪毙。
崔玉山在第五次战役大溃败中因伤病被俘，“担架队急忙把我丢在汉江[27军后撤绕道华川水库以东，此处疑为昭阳江]边上就跑走了。一个美国兵，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就背我到一个军医院���一个姓雷的翻译官说：你命大，还好遇到美国人，如果遇到韩国人，肯定把你丢进江”。崔玉山曾是共产党员，1954年2月在杨梅兵营，国民政府宣布：“如果你是共产党，请自动报名上来，政府不会亏待你，不用害怕。但是不报名，往后会对你不利。过几天参加脱党大会，就算清白了”。但从军后实际扔在监视之下，一出军营就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一路跟踪。山东同乡的排长是好人，安抚崔道：“我信任你，半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正大光明，不用担心。国家为了安全，监视你也正常”。1960年代老崔退伍后当上了人民教师。崔玉山的老乡/战友董恩河当年在江边眼看他不可能过江了，回27军报告：我亲眼看见他因伤牺牲。这样崔玉山就成了烈士。山东滨州大有崔村村民都为他惋惜和感到光荣，只有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死在朝鲜。崔大妈逢年过节会去黄河大堤��喊一嗓子，仿��小时候一样，贪玩的孩子听到后就会回家吃饭。直到1989年母子相见，“她说她一直都相信我还活着” （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98） 。
去台战俘谷辉回顾以往：“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过大陆，当过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VOA李肃）。张一夫思道：在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我却很幸运���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美军翻译的台湾记者黄天才告诉张泽石，自己当年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更多的人去台湾发展，后曾因见到来台“反共义士”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估计是从反共抗俄的刺青看出来的]，直到读到张泽石的《孤岛》，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多战俘的遭遇更为凄惨。被俘的538团政委赵佐端回忆：我们所有被俘归国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人不得已离乡出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历史的回音》p476）。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记录了440多名归国战俘的情况，收集整理成《安德舍笔记》：“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书记李鸿忠的断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宿命。靳大鹰记录了一名回大陆的战俘：「在中立区解释时，他选择了回国的道路。198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破棉衣（一位作家形容为全身飞满白蝴蝶——多残酷的比喻），拄着一根木棍子，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一副老态龙钟、令人心酸的样子：1968年6月，公社革委会和民兵连，对我进行捆绑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前面挂着“��敌叛国分子”的黑牌，游斗三个小时。我连走带扒（爬），扒（爬）进了革委会，我向李主任说明我是负伤被俘的，李主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讲理。我全家五口跪在李主任面前，哀求李主任不要把我抓去吊打了，他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到李主任面前跪过多少次」（《战俘纪事》p225）。
被俘过的小兵如此，那么那些劝说他们回到祖国的高级干部呢？1953年9月4日，双方没有过招前杜平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号召：“解释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把它作为打击我们的唯一政治资本。如果通过我们解释，大多数被俘人员返回祖国，那么美帝的唯一资本就输光了！” （《见证》p58）。如今幕布已谢，1954年1月26日杜平作总结报告：“这次打的政治仗...我们没有解释回来多少人，可是，我们却得到了理。美蒋赤裸裸地把战俘用电线��绳子串绑着劫持走。这是美蒋特务对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恐���控制的结果！...祖国对被俘同志依然关怀，祖国对他们始终广开大门！”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因最高领袖听信谗言被打倒，“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温玉成]，小雅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温玉成女儿替父亲表达的歉疚》），这就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战友情？杜平连自己的家庭都保护不了，他如何兑现对被俘人员的承诺“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盐城第一才子乔冠华嘴巴最硬：“人虽然未能争取回来，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交代，就是胜利！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美帝这次又欠了我们一笔人权债，这笔债非讨回不可！少一个都不行。不还就吵！子子孙孙一直连续不断地跟他吵下去！”（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p297-8，《见证》p306）。美国籍肥婆洪晃的干爹乔冠华后来被打入冷宫，罪名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乔冠华同他的老婆章含之反对周总理，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李先念《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12.2），瞧这一家子的人品哦 。
1954年4-6月间的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用于谈判朝鲜战争未尽的议题。周恩来开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4月1日被劫走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 朝鲜代表南日对战俘遗留问题却根本不感兴趣。“南六条”（195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条就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其他五条也与战俘无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南日显然管不了美国，可他动得了志愿军啊。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部将到该部驻地附近视察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扣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王平回忆录》p493未具名）。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半岛和平共同宣言草案”也与战俘���题无关，“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僵硬和顽固，没有���成任何协议”（《黄华回忆录》p97）。因此，志愿军战俘议题从此从公共舆论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要求美国作出逐名的具体交代，并追回所有被扣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4年1月“解释”期结束后，有21名美国人加1名英国人选择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亲身经历了最高领袖的全过程民主后，至1960年代，已有19名赶紧润回了美国或欧洲。有1人（Rufus Elbert Douglas）早在1954年6月就病死在大陆的利群医院，有2人最终一直留在了山东（即James George Veneris和Howard Gayle Adams）。老温Veneris是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最早受益者，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先后有过三任学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永远留在了中国大陆。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战俘结局：子子孙孙不断跟他吵下去
The Finale of the Last Issue of the Korean War Truce Negotiation
1954年1月27日，离开中立区解释场的绝大多数原志愿军战俘已经到达台湾。2月1日《人民日报》叫骂：「如果战俘继续留在[中立区]东场里，解释工作继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美国侵略者就会连吹嘘可怜的“心理战”的所谓“胜利”的最后一点���钱都没有了。为了捞住这笔“宣传资本”，为了给李承晚和蒋介石匪帮一批炮灰，美方竟用武力劫持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即便经���“甄别”和“解释”，仍然用脚投票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相信的。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在睡梦中被人五花大绑，然后一个个串成串，强行拉出了中立区战俘营”（靳大鹰《战俘纪事》的幻想），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去台湾呢？
第一种情况，以王尊铭、王顺清为首的数百反共战俘骨干，显然他们回大陆是死路一条、外加株连三族满门发配。按1953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方将“已查明部分特务的名单（包括464名特务）提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批人至今还假冒战俘身分在战俘中称王称霸”。他们相当于反共战俘营中排级及以上干部，这个人数虽然只有总数的1/30，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说服能力很强，主导了多数战俘的选择。
第二种情况，原共产党员和团员，他们的人数约为4410人，占总数的30%（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臺之研究》）。例如���一夫回忆道：“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斗。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原27军某炮兵连排长崔玉山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回忆道：“其实很想家，但又不敢去想，我知道回去的话不只自己很危险，还会拖累家人受罪。我就算不刺字，也不敢回大陆。因为做俘虏兵就是不光荣，国家会觉得这世丢人的事。... 1月20日清晨我们出来，印度人给我们指两条路，回台湾和回大陆，不同的方向。为了生存，我坚决要来台湾”（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谭兴东、刘朗、王建国也都是在八路军/解放军中革命了十年八年的营级干部，但他们各自双亲中，至少有一人在土改、清算中被处决或斗死。像黄飞虎、伍子胥一样，他们决心与新中国决裂。他们知道，解放军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都是供日本兵享用的，对己方被俘人员狠着呐。
第三种情况，国军旧部、解放战士，“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 人，占總人數的66%”（周琇環《韩战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66%的比例很正常，据《周恩来传》下-p884：“1950年夏，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70%到80%”，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盘，国军旧部占到过江各军2/3或更多。李茂仁回忆道：“想回家，可是在国军里头呆过的，你要是回大陆，就被枪毙了、活埋了！能回去吗？没有在国军呆过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样子，就回去了。我回大陆探亲时就遇到当年战俘营一起工作过的，他曾是共产党。他回到大陆，先在西北开荒2年多，家里没有消息，不让通信，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斗争”（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2）。不管他的认识对不对，很多解放战士经历过思想改造、阶级斗争、清算镇压，奉命从8岁开始写简历，交代祖孙三代成分等运动后产生了后怕。解释代表、50 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杨守沫描述为：“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
第四种情况，已经刺了字，断绝了后路（与以上几种情况会有交集）。黃樹華回忆道：“我扎了字不能回大陸去。我回大陸幹嘛？共產黨我是知道的，我在共產黨的部隊做了好幾年，我怎麼不知道？他那��很厲害的。大陸上不自由。沒有共產黨的條子，村莊也出不���，要路條。沒有路條，那些小王八蛋把你包圍起來，把你抓到鄉公所去”（榮民文化網）。叶树华控诉：“刺了字，不好意思，丢人！别回去了。不刺青，肯定就回去了。劳改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要回去”。而那凤武对当年选择来到台湾之举没有后悔之意。97岁他身上还留有反共刺青，他大方地向让记者展示这些纹案（BBC吕嘉鸿）。
还有一种情况，随大流。大多数人在集体管控生活下，盲目跟随上头的指示、或是迫于团体的压力不得不跟着行动（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p188）。陳長安称：“在韩国当俘虏的时候，经常想着家人。自己离开多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之所以决定到台湾，一方面是家人生死未卜，另一方面因为几个朋友都说要去台湾，大家有伴，遇到事情也有个商量”。缪子章称：“自从被共产党骗到朝鲜以后，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了。在战俘营���们出公差，警备队长是共产党（高攀，下场很惨；见前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鼓励大家拒绝去台湾。我这个班9个人，但最后却有6个人来台湾”（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
大陆方面直到现在都不愿相信他们的个人选择，故将去台人员划分为两种：“去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5个营干，30多个连干，300多个排干。这些变节分子一种是本质反动的蒋匪，一种是眼睛狭隘、农民出身的农民兵，在革命部队时间长短不一”（《重围》p209），赤裸裸歧视农家子弟，太自恨了吧。从“解释”期间听取过中共代表“解释”的6个营场的结果来估计，在进入中立区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约6%是想回大陆的。在“解释”期间，共有440人通过各种途径得以遣返，那么估计另有约400人受到反共骨干分子的挟制，不得不去了台湾，类似叶树华、趙英魁���冉宏图。賴名湯自己也明白，在抵台的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一定数目的非亲台者，“要注意有��共諜分子的滲透，再爲他們進行適當工作的安排”（《賴名湯先生訪談錄》）。王昇认为：“若干共產黨人竟隨著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起進入了義士村，並在義士村内搞「被俘後的鬥爭」”（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7）。在1954年1月底大队人马到基隆上岸时，蒋经国的一位幕僚就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知道其中有少量的中共间谍在内，我们会找出他们并晓之以理。如果言辞达不到效果的话，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TIME 19540201 “FORMOSA: Heroes’ Welcome”）。
老实说，蒋介石身边上至跟随多年的亲信、下至端茶送水的勤务，曾被共产党渗透了个遍。如今蒋介石像防贼一样提防新来者，一定程度上也情有可原。到1954年4月初，“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已查出“匪嫌份子八十一員，頑劣份子三十四員，均經分別派員處��另案呈核”。趙英魁回忆：一名叫李国安的“反共义士”曾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为生，说话不算话，到台湾后让他当工兵。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李国安和赵等结拜兄弟，结果五人被控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欲上阿里山打游击。赵英魁被关了十年，李国安被判死刑（《趙英魁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孤岛》p156）。总体而言，国军对被俘共军态度算是不错，在金门，要回大陆的送你回去。253团政委陈丽华/陈利华攻打金门时被俘，留在台湾也没被打压迫害，官至国军上校，直到陈丽华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机密破漏后才被枪毙。
崔玉山在第五次战役大溃败中因伤病被俘，“担架队急忙把我丢在汉江[27军后撤绕道华川水库以东，此处疑为昭阳江]边上就跑走了。一个美国兵，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就背我到一个军医院���一个姓雷的翻译官说：你命大，还好遇到美国人，如果遇到韩国人，肯定把你丢进江”。崔玉山曾是共产党员，1954年2月在杨梅兵营，国民政府宣布：“如果你是共产党，请自动报名上来，政府不会亏待你，不用害怕。但是不报名，往后会对你不利。过几天参加脱党大会，就算清白了”。但从军后实际扔在监视之下，一出军营就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一路跟踪。山东同乡的排长是好人，安抚崔道：“我信任你，半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正大光明，不用担心。国家为了安全，监视你也正常”。1960年代老崔退伍后当上了人民教师。崔玉山的老乡/战友董恩河当年在江边眼看他不可能过江了，回27军报告：我亲眼看见他因伤牺牲。这样崔玉山就成了烈士。山东滨州大有崔村村民都为他惋惜和感到光荣，只有他母亲不相信他会死在朝鲜。崔大妈逢年过节会去黄河大堤��喊一嗓子，仿��小时候一样，贪玩的孩子听到后就会回家吃饭。直到1989年母子相见，“她说她一直都相信我还活着” （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98） 。
去台战俘谷辉回顾以往：“到台湾的一万四千多人，回来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遭遇，在政治上讲起来，我们是进过大陆，当过人民解放军，染了一身血腥臭味，在政府那吃不开。再回到台湾来，台湾政府轻视我们，再加上反攻大业，把青春、前途、什么都埋没了”（VOA李肃）。张一夫思道：在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我却很幸运���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常成《张一夫先生訪問紀錄》）。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美军翻译的台湾记者黄天才告诉张泽石，自己当年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更多的人去台湾发展，后曾因见到来台“反共义士”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估计是从反共抗俄的刺青看出来的]，直到读到张泽石的《孤岛》，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多战俘的遭遇更为凄惨。被俘的538团政委赵佐端回忆：我们所有被俘归国人员无一幸免，并株连到家属子女，不少人不得已离乡出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整死（《历史的回音》p476）。前《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吴金锋记录了440多名归国战俘的情况，收集整理成《安德舍笔记》：“他们几乎全都被批斗、挂牌、下放、殴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他们中多数人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生活无着，孤苦到老，甚至被迫自杀”。书记李鸿忠的断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宿命。靳大鹰记录了一名回大陆的战俘：「在中立区解释时，他选择了回国的道路。198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破棉衣（一位作家形容为全身飞满白蝴蝶——多残酷的比喻），拄着一根木棍子，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一副老态龙钟、令人心酸的样子：1968年6月，公社革委会和民兵连，对我进行捆绑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前面挂着“��敌叛国分子”的黑牌，游斗三个小时。我连走带扒（爬），扒（爬）进了革委会，我向李主任说明我是负伤被俘的，李主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讲理。我全家五口跪在李主任面前，哀求李主任不要把我抓去吊打了，他不但不理，反而打得更凶，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到李主任面前跪过多少次」（《战俘纪事》p225）。
被俘过的小兵如此，那么那些劝说他们回到祖国的高级干部呢？1953年9月4日，双方没有过招前杜平在解释团动员大会上号召：“解释工作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敌人把它作为打击我们的唯一政治资本。如果通过我们解释，大多数被俘人员返回祖国，那么美帝的唯一资本就输光了！” （《见证》p58）。如今幕布已谢，1954年1月26日杜平作总结报告：“这次打的政治仗...我们没有解释回来多少人，可是，我们却得到了理。美蒋赤裸裸地把战俘用电线��绳子串绑着劫持走。这是美蒋特务对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恐���控制的结果！...祖国对被俘同志依然关怀，祖国对他们始终广开大门！”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因最高领袖听信谗言被打倒，“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温玉成]，小雅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温玉成女儿替父亲表达的歉疚》），这就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战友情？杜平连自己的家庭都保护不了，他如何兑现对被俘人员的承诺“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盐城第一才子乔冠华嘴巴最硬：“人虽然未能争取回来，但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向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交代，就是胜利！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美帝这次又欠了我们一笔人权债，这笔债非讨回不可！少一个都不行。不还就吵！子子孙孙一直连续不断地跟他吵下去！”（柴成文《板门店谈判纪实》p297-8，《见证》p306）。美国籍肥婆洪晃的干爹乔冠华后来被打入冷宫，罪名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乔冠华同他的老婆章含之反对周总理，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李先念《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12.2），瞧这一家子的人品哦 。
1954年4-6月间的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用于谈判朝鲜战争未尽的议题。周恩来开篇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保证1954月1日被劫走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 朝鲜代表南日对战俘遗留问题却根本不感兴趣。“南六条”（195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条就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其他五条也与战俘无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南日显然管不了美国，可他动得了志愿军啊。1955年10月21日，志愿军某部将到该部驻地附近视察的朝鲜外务相南日大将等一行数人扣留两小时。南日的随行人员将证明掏出，向志愿军一个排长介绍说：“这是南日大将。”这个排长说：“不管你是谁，进入我们的禁区就不行！”南日不满地问道：“朝鲜停战以后，不该再有禁区，为什么你们这里还有！？”（《王平回忆录》p493未具名）。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半岛和平共同宣言草案”也与战俘���题无关，“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僵硬和顽固，没有���成任何协议”（《黄华回忆录》p97）。因此，志愿军战俘议题从此从公共舆论消失，最后一次出现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要求美国作出逐名的具体交代，并追回所有被扣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54年1月“解释”期结束后，有21名美国人加1名英国人选择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亲身经历了最高领袖的全过程民主后，至1960年代，已有19名赶紧润回了美国或欧洲。有1人（Rufus Elbert Douglas）早在1954年6月就病死在大陆的利群医院，有2人最终一直留在了山东（即James George Veneris和Howard Gayle Adams）。老温Veneris是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最早受益者，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先后有过三任学伴，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永远留在了中国大陆。](https://pbs.twimg.com/media/HH5wRUcXIAQOU8_.jpg)
中国航天靠车，美国航天靠马。
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第16军在朝鲜：腐化堕落的军长尹先炳
The Horny General and His Comrades
解放军第16军军史声称：1953年7月17-20日，第16军46师136团+137团各一部于朝鲜金化西北10公里527.7高地以南进攻无名高地战斗中，全歼敌１个连+２个班，另歼敌２个连的大部，共歼敌450（也有称520）余名。经查，据美2师1953年7月Command Report p5：当时美38团3营I连一个排在战斗中受到重点攻击，K连一部增援共同将敌击退保持阵地完整。己方亡11人，伤32人。敌方遗尸25+71具，3名中方士兵被俘，估计造成220伤。而7月19-20日荷兰营A连和C连3排在战斗中亡2人，伤9人，被俘4人，2师工兵营C连亡1人，俘虏敌受伤躲藏军官1名，敌方遗尸17具，还有周边未清点和已被带走的死者。故联军在此期间共死亡11+2+1=14人，5人被俘（Israel O. Royval和4名荷兰人），现场报告数和数十年后的详细公开名单数完全一致，非常可信。根据以往对“志愿军”战报的分析，牛B“歼敌450或520余名”很可能是根据己方减员数强行配平的，即双方实际交换比为1：10。欢迎拉出46师减员详细名单来打脸。16军的4名志愿军获得去台湾的最后机会，需查明他们做何选择，可别是昌图出来两眼泪汪汪，一辈子被“特嫌”罪名害死。
第16军于1952年底过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换装苏式装备的军，号称“志愿军第一王牌军”（陈冠任《钢铁常胜军征战实录2》p341）。军长尹先炳，湖北汉川人，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6军不光装备了全副苏式轻重武器的硬件，还要有苏式部队的软件。仿效苏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等都配有女秘书（陈冠任 p344）。527.7以南战斗一周后，7月27日朝鲜半岛停战。战时有事秘书干，现在朝鲜无战事，那么…...尹先炳和陈云开都和女秘书搞上了，16军军部竟成为志愿军女兵闻之色变的魔窟。不久，尹先炳军内的中式“小灶轰趴”玩腻了，高丽鹿茸补多了，苦于找不到穿裙装制服的苏联女兵，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苏式着装的朝鲜女军官身上。���长岛风揭露：“一次金日成的一个女联络副官到第16军军部办事，老尹一看，好赖是个外国X，开个洋荤不错。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也不管地上是不是卫生，在军长办公室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小金女人解决掉了。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为了这点鸡巴上的事丢了军座的乌纱帽，1955年仅仅评了个2毛4的大校银星，贬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个管伙房食堂的物资保障部副部长”。金日成大人不记小人过，仍然给尹先炳颁发了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尹先炳和陈云开被撤职后进入东北军区文化学校高干班补习。可有老婆孩子的“尹先炳英雄之心难改，在校又与天津一女子搭上了”（陈冠任 p344）。而陈云开初期认罪态度端正，授少将，调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
朝鲜战争停战一年后，1954年8月8日，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这份文件至少公开出现在《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和《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内容的差别。
《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XII-p892，上图红色箭头处有大量删节，但原文并未标注“此处有删节”，也未标注省略号，更未使用《废都》式□□□此处编者删去870字，居然落款“根据总政治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件刊印”，企图给人印象这就是全文。
然而，另一份更完整的版本显然发布了一些被删节的部分，因此有必要节录如下，[ ]内为本文作者所加：“其中诱奸和强奸民女、保姆者有之；奸污亲属者有之；与政治面目不清和劳改犯妻子通奸者有之；强奸蹂躏少女致孕者有之；因奸企图离婚而毒打和谋害妻子者有之；因奸打胎灭迹、杀害人命者有之。其中XXX个师级以上党员干部，因犯上述错误或罪行，有的已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制裁。这里可举出几个最恶劣的典型：如XX军[16军]军长尹先炳，在朝鲜前线备战的环境中，以病为借口，几乎每天都打赫尔盟[荷尔蒙]、麻黄素、鹿茸精、吗啡等等刺激性的药针，经常携带和诱迫女工作人员，达到其可耻的腐化生活目的。如一九五三年冬, 尹即以养病为名，指调某医院护士王蒙玲护理他，半个月之后，尹即奸污了这个护士，并不断亲自给这个护士注射鹿茸精，供其奸淫玩弄。尹违法乱纪，从来不顾影响，对同志劝阻，亦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春事态泄露，尹又要该女护士供其奸淫，致该女护士服毒自杀。 尹先炳则又借口养病，逃避检查，到处游逛，企图蒙混过去，道遥法外。又如原军事学院XX系[高级系]三班班主任，前XX军[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了制造离婚条件，达到与另一政治面目不清的女子结婚，一九五三年冬竞指使一年轻的薪金制工友强入其宿舍与其妻通奸（事未成），该工友因无脸见人，被迫辞职回家而失业。昌炳桂离婚阴谋未遂，又将水银贯入水果糖中，骗其妻香食，幸被其妻发觉未被毒害。之后，昌炳桂更变本加厉，不断用手枪威胁其妻离婚,扬言与其妻子“同归于尽”， 企图公开杀害人命。再如: XX军[39军]代政治委员石瑛，与该军政治部一女工作员通奸，致该女怀孕，石为推卸责任，又促使该女和该军XXX团副主任结婚，婚后不久即生一孩子，于是该女人不能不向其丈夫坦白事实真相，因而为其丈夫打死，后石瑛才不得不向组织交代其玩弄该女工作人员所造成的罪过。此外, 如原海军XX[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从一九五〇年起，蹂躏了一起义将官之十三岁幼女达三年之久，该女怀孕后，又因孔之摧残，生理受严重损害。上面所举出的只是一些被揭发了的典型的罪恶事例 （尚未揭发或揭发尚未处理的, 还不止于此）。 这些事例又都发生在军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可见问题之严重。”
《指示》文中特别指出：“私人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列宁说过：私生活不干净的人，政治上也必然不干净”。这些高级干部都是酒精考验、为新中国、新朝鲜立下Hummer功劳的老战士。本文不禁为党中央、军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不徇私情、沉疴顿愈感到钦佩。不过好奇想知道，仅至1954年8月，这样的腐化堕落高级干部究竟查实了多少呢？经查，据《罗荣桓传》p536：“160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还好，XXX原来=160，不是=999。进一步，据王焰编著《彭德怀年谱》p572：“军委和���政治部于8月8日发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会议，对团以上干部传达教育。据1955年7月统计，共揭发师以上干部160人，其中兵团级3人，军级28人，属于屡教不改者34人，造成人命案者7人，致使女方自杀未遂者5人，奸幼者13人。” 有必要交待王焰的身份。王焰原为彭德怀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曾任《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1967年1月13日毛公主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檄文中指控“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可见王焰与彭德怀的关系很铁。王焰肯定有160名干部的名单+供状，不过不好意思发布出来。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肖华，上将，江西兴国人，1964年接替病死的罗荣桓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萧华嫩死打倒很多人后，1967年7月，最高领袖的运动之火烧到���自己身上。据《戚本禹回忆录》Chapter 22：“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 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p168称：这位被萧华强奸的女服务员写了血书被正准备搞萧华的派别送到最高领袖书桌上。戚本禹还指控：领袖贴身翻译、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师哲“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戚本禹回忆录》） 。
萧华在走投无路之时仍然动��世界般管不住G8，如此horny，是有前科的。据1968年2月红代会广州中专指挥部政治部《萧华罪行一百例》：“萧华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流氓成性。萧华于一九五二年出国访问期间与文工团员XXX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九五六年又与有夫之妇女流氓YYY长期鬼混。一九六四年竟把自己家里的保姆强奸，该保姆的爱人坚决要上告萧华， 结果被萧华把夫妻两人赶到云南边境去了。萧华企图和现在的老婆离婚，与文艺界的孙维世结婚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也跟朝鲜女秘书搞上了；没想到萧华还要横插一杠]。罗帅在世时， 他多次去罗帅那里谈。罗帅严历地批评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以后再不要来见我“! 他的幻想破灭后，就从济南军区文工团找了个情妇。” 有这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尹先炳（被控迷奸和强奸）、昌炳桂（被控因通奸企图离婚而杀妻未遂）、石瑛（被控通奸���牛头人）、孔繁彬（被控多年强奸原国军团长家属的��成年少女致孕致残）等160余名受检举的解放军师级以上军官怎肯服气？
前文《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内自证：“奸污亲属者有之”。据罗点点的《点点记忆》p74：“在北戴河…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杨尚昆的一个侄子]）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位incestuous的老陈是：
A.陈载道；B.陈洗脸；C.陈仕举；D.老B登；E.以上皆否
例如1967年陈再道的检讨自供：“自己…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下截图来自1967年武钢二司武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指控，内容不堪入目。当然，美菌也有(such as Betray U. Petraeus通奸泄密)！苏修也有！国军也有！愿闻其详，别忘了给出页码啊。
后来这些干部们避过风头，都过得挺滋润，毕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例如：“孔繁彬同志1952年6月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1954年5月任海军第五干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57年后任西安煤炭工业学校校长，西安矿业学院总务长。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对他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郭恩俊 撰稿）” [壮士断腕又断肢再植了]。 据说孔繁彬曾以解放军第35 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解放了南京���是曲阜孔夫子嫡系后代（《南京史志》1992 Issues 1-6 p48）。本文缺孔繁彬戎装照，请知情者给指明方向。而尹先炳1983年跃跃欲试准备以平反了的老干部身份复出北京军区副司令时，未料因故身亡。
![hurongard's tweet photo. 第16军在朝鲜：腐化堕落的军长尹先炳
The Horny General and His Comrades
解放军第16军军史声称：1953年7月17-20日，第16军46师136团+137团各一部于朝鲜金化西北10公里527.7高地以南进攻无名高地战斗中，全歼敌１个连+２个班，另歼敌２个连的大部，共歼敌450（也有称520）余名。经查，据美2师1953年7月Command Report p5：当时美38团3营I连一个排在战斗中受到重点攻击，K连一部增援共同将敌击退保持阵地完整。己方亡11人，伤32人。敌方遗尸25+71具，3名中方士兵被俘，估计造成220伤。而7月19-20日荷兰营A连和C连3排在战斗中亡2人，伤9人，被俘4人，2师工兵营C连亡1人，俘虏敌受伤躲藏军官1名，敌方遗尸17具，还有周边未清点和已被带走的死者。故联军在此期间共死亡11+2+1=14人，5人被俘（Israel O. Royval和4名荷兰人），现场报告数和数十年后的详细公开名单数完全一致，非常可信。根据以往对“志愿军”战报的分析，牛B“歼敌450或520余名”很可能是根据己方减员数强行配平的，即双方实际交换比为1：10。欢迎拉出46师减员详细名单来打脸。16军的4名志愿军获得去台湾的最后机会，需查明他们做何选择，可别是昌图出来两眼泪汪汪，一辈子被“特嫌”罪名害死。
第16军于1952年底过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换装苏式装备的军，号称“志愿军第一王牌军”（陈冠任《钢铁常胜军征战实录2》p341）。军长尹先炳，湖北汉川人，曾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6军不光装备了全副苏式轻重武器的硬件，还要有苏式部队的软件。仿效苏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等都配有女秘书（陈冠任 p344）。527.7以南战斗一周后，7月27日朝鲜半岛停战。战时有事秘书干，现在朝鲜无战事，那么…...尹先炳和陈云开都和女秘书搞上了，16军军部竟成为志愿军女兵闻之色变的魔窟。不久，尹先炳军内的中式“小灶轰趴”玩腻了，高丽鹿茸补多了，苦于找不到穿裙装制服的苏联女兵，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苏式着装的朝鲜女军官身上。���长岛风揭露：“一次金日成的一个女联络副官到第16军军部办事，老尹一看，好赖是个外国X，开个洋荤不错。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也不管地上是不是卫生，在军长办公室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小金女人解决掉了。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为了这点鸡巴上的事丢了军座的乌纱帽，1955年仅仅评了个2毛4的大校银星，贬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个管伙房食堂的物资保障部副部长”。金日成大人不记小人过，仍然给尹先炳颁发了北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尹先炳和陈云开被撤职后进入东北军区文化学校高干班补习。可有老婆孩子的“尹先炳英雄之心难改，在校又与天津一女子搭上了”（陈冠任 p344）。而陈云开初期认罪态度端正，授少将，调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
朝鲜战争停战一年后，1954年8月8日，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这份文件至少公开出现在《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和《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内容的差别。
《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XII-p892，上图红色箭头处有大量删节，但原文并未标注“此处有删节”，也未标注省略号，更未使用《废都》式□□□此处编者删去870字，居然落款“根据总政治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件刊印”，企图给人印象这就是全文。
然而，另一份更完整的版本显然发布了一些被删节的部分，因此有必要节录如下，[ ]内为本文作者所加：“其中诱奸和强奸民女、保姆者有之；奸污亲属者有之；与政治面目不清和劳改犯妻子通奸者有之；强奸蹂躏少女致孕者有之；因奸企图离婚而毒打和谋害妻子者有之；因奸打胎灭迹、杀害人命者有之。其中XXX个师级以上党员干部，因犯上述错误或罪行，有的已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制裁。这里可举出几个最恶劣的典型：如XX军[16军]军长尹先炳，在朝鲜前线备战的环境中，以病为借口，几乎每天都打赫尔盟[荷尔蒙]、麻黄素、鹿茸精、吗啡等等刺激性的药针，经常携带和诱迫女工作人员，达到其可耻的腐化生活目的。如一九五三年冬, 尹即以养病为名，指调某医院护士王蒙玲护理他，半个月之后，尹即奸污了这个护士，并不断亲自给这个护士注射鹿茸精，供其奸淫玩弄。尹违法乱纪，从来不顾影响，对同志劝阻，亦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春事态泄露，尹又要该女护士供其奸淫，致该女护士服毒自杀。 尹先炳则又借口养病，逃避检查，到处游逛，企图蒙混过去，道遥法外。又如原军事学院XX系[高级系]三班班主任，前XX军[18军]副军长昌炳桂，为了制造离婚条件，达到与另一政治面目不清的女子结婚，一九五三年冬竞指使一年轻的薪金制工友强入其宿舍与其妻通奸（事未成），该工友因无脸见人，被迫辞职回家而失业。昌炳桂离婚阴谋未遂，又将水银贯入水果糖中，骗其妻香食，幸被其妻发觉未被毒害。之后，昌炳桂更变本加厉，不断用手枪威胁其妻离婚,扬言与其妻子“同归于尽”， 企图公开杀害人命。再如: XX军[39军]代政治委员石瑛，与该军政治部一女工作员通奸，致该女怀孕，石为推卸责任，又促使该女和该军XXX团副主任结婚，婚后不久即生一孩子，于是该女人不能不向其丈夫坦白事实真相，因而为其丈夫打死，后石瑛才不得不向组织交代其玩弄该女工作人员所造成的罪过。此外, 如原海军XX[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从一九五〇年起，蹂躏了一起义将官之十三岁幼女达三年之久，该女怀孕后，又因孔之摧残，生理受严重损害。上面所举出的只是一些被揭发了的典型的罪恶事例 （尚未揭发或揭发尚未处理的, 还不止于此）。 这些事例又都发生在军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可见问题之严重。”
《指示》文中特别指出：“私人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列宁说过：私生活不干净的人，政治上也必然不干净”。这些高级干部都是酒精考验、为新中国、新朝鲜立下Hummer功劳的老战士。本文不禁为党中央、军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壮士断腕、大义灭亲、不徇私情、沉疴顿愈感到钦佩。不过好奇想知道，仅至1954年8月，这样的腐化堕落高级干部究竟查实了多少呢？经查，据《罗荣桓传》p536：“160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还好，XXX原来=160，不是=999。进一步，据王焰编著《彭德怀年谱》p572：“军委和���政治部于8月8日发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会议，对团以上干部传达教育。据1955年7月统计，共揭发师以上干部160人，其中兵团级3人，军级28人，属于屡教不改者34人，造成人命案者7人，致使女方自杀未遂者5人，奸幼者13人。” 有必要交待王焰的身份。王焰原为彭德怀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曾任《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1967年1月13日毛公主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檄文中指控“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可见王焰与彭德怀的关系很铁。王焰肯定有160名干部的名单+供状，不过不好意思发布出来。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肖华，上将，江西兴国人，1964年接替病死的罗荣桓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萧华嫩死打倒很多人后，1967年7月，最高领袖的运动之火烧到���自己身上。据《戚本禹回忆录》Chapter 22：“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 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p168称：这位被萧华强奸的女服务员写了血书被正准备搞萧华的派别送到最高领袖书桌上。戚本禹还指控：领袖贴身翻译、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师哲“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戚本禹回忆录》） 。
萧华在走投无路之时仍然动��世界般管不住G8，如此horny，是有前科的。据1968年2月红代会广州中专指挥部政治部《萧华罪行一百例》：“萧华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流氓成性。萧华于一九五二年出国访问期间与文工团员XXX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九五六年又与有夫之妇女流氓YYY长期鬼混。一九六四年竟把自己家里的保姆强奸，该保姆的爱人坚决要上告萧华， 结果被萧华把夫妻两人赶到云南边境去了。萧华企图和现在的老婆离婚，与文艺界的孙维世结婚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也跟朝鲜女秘书搞上了；没想到萧华还要横插一杠]。罗帅在世时， 他多次去罗帅那里谈。罗帅严历地批评他说：“你如果这样做，以后再不要来见我“! 他的幻想破灭后，就从济南军区文工团找了个情妇。” 有这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尹先炳（被控迷奸和强奸）、昌炳桂（被控因通奸企图离婚而杀妻未遂）、石瑛（被控通奸���牛头人）、孔繁彬（被控多年强奸原国军团长家属的��成年少女致孕致残）等160余名受检举的解放军师级以上军官怎肯服气？
前文《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内自证：“奸污亲属者有之”。据罗点点的《点点记忆》p74：“在北戴河…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杨尚昆的一个侄子]）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多年以后，我终于���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位incestuous的老陈是：
A.陈载道；B.陈洗脸；C.陈仕举；D.老B登；E.以上皆否
例如1967年陈再道的检讨自供：“自己…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耍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下截图来自1967年武钢二司武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指控，内容不堪入目。当然，美菌也有(such as Betray U. Petraeus通奸泄密)！苏修也有！国军也有！愿闻其详，别忘了给出页码啊。
后来这些干部们避过风头，都过得挺滋润，毕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例如：“孔繁彬同志1952年6月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主任，1954年5月任海军第五干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57年后任西安煤炭工业学校校长，西安矿业学院总务长。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对他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郭恩俊 撰稿）” [壮士断腕又断肢再植了]。 据说孔繁彬曾以解放军第35 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解放了南京���是曲阜孔夫子嫡系后代（《南京史志》1992 Issues 1-6 p48）。本文缺孔繁彬戎装照，请知情者给指明方向。而尹先炳1983年跃跃欲试准备以平反了的老干部身份复出北京军区副司令时，未料因故身亡。](https://pbs.twimg.com/media/HHmJrGfXsAQR4P4.jpg)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下令处决两名志愿军“叛徒”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IX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大溃败中，不仅有很多悲壮的故事，还有敌后奇袭的“范例”。例如“180师炮兵主任郭兆林组织了50多名零散突围者，趁夜间敌后歼灭敌���个炮兵连，不幸右臂中弹被俘”（贺明《忠诚》p316）。在徐一朋《错觉》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更多的内容：“1951年5月28日，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队继续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遇到了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和538团作战参谋田冠珍、师作战参谋郎东方等30多人，于是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组长分别由胡景义和郭兆林担任。胡景义和郭兆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团级干部……郭兆林带着几个侦察员去摸道路情况，不到一个小时，郭兆林带了不少食物并押了一个南朝鲜兵回来了：“我们摸到公路上观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敌人一个班的哨卡在睡觉，一个哨兵在游动，我们很快干掉哨兵，把睡觉的八个敌人砍死，留一个后回来给我们带路”。…[奇袭史仓里一个敌人掩体]敌人一个个举着双手从掩蔽部走出来了，郎东方清点一下，一共13人，通过一个懂英语的文化教员审问，其中一个是美24师的营长。29日，胡景义、郎东方等人押着俘虏突围。没有料到在过前沿阵地时被敌人发觉了，山梁上的敌人向突围队射击，俘虏趁机逃跑，在一片混乱中，俘虏全被打死……突出来约50余人于拂晓4点来到我军181师阵地上”。徐一朋没有交代郭兆林怎么就打着打着不见了，也不清楚13个鬼子怎么就算是一个炮兵连。不过胡景义能带��一支部队突围出来并击毙敌营长可算是奇功一件了。可惜了这群鬼子俘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要不然这场奇袭战的证据可算是铁证如山。
且慢，用郭兆林自己的话说，他的被俘经过是这样的：“28日拂晓，我们下山，受到敌人追击，我在山沟里遇见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等3人，他有地图。不幸一个侦察员把腿摔坏[成了累赘]，我们不得已把两个侦察员留在山沟里。29日晚上，只剩下胡景义和我两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时不巧，我的腰带挣断，裤子落地缠住两脚走不成路。我便悄悄叫住胡景义，把我抢接住，以便我整理衣裤。胡景义刚接过抢去，突然我俩被不远处敌人发现，胡景义猛向前跑开，敌人开枪，我右臂中弹，在地上轻轻爬，又滚往山下。坡又陡直，我爬了五六十公尺，袖筒里已灌满了血浆，躺在地上头晕眼花。山下敌人正沿公路前进。我想自杀，从口���中掏出小刀，用左手向胸口扎了一刀，心里又想不愿这样死了，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算是什么事？等天黑再说。下午敌人搜山，我装死。敌人在我身上乱摸，我沉不住气眼睛一动，就被俘了”（高延赛《重围 》p114）。本文作者相信郭兆林自己的话，贺明和徐一朋全是吹牛逼。胡景义扔下郭兆林独自撒腿就跑，最后运气好确实回到了60军己方阵地（《安德舍笔记》），大难不死还改不了说大话的老毛病。
郭兆林，1917年生，山西洪洞人，1937年8月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共产党，是和魏林一样的老革命。1951年过江后郭兆林任60军180师炮兵主任，这是统一指挥师属九四式山炮营和120mm大口径迫击炮营的团级干部。据马福瑞（即馬群耕，黄埔23期炮科）回忆，马被解放并经过再教育后，编入180师特种兵办，受郭兆林领导。郭兆林是180师入朝前导队的领��干部，负责探路、确定设营地点等任务。因马能看地图坐标、懂得炮兵技术，郭主任对他相当满意和信任，重要文件也交由马保管，并不因其国军背景而冷眼提防。不过郭兆林毕竟是老革命，有一次马福瑞捡到敌军丢弃的钢盔，建议郭主任戴上，结果郭主任火了：“你把我当什么人？我是贪生怕死之辈吗？”解放军步兵部队不配发头盔、强调革命大无畏精神护体的操作，直到1979年中越战争运动战后再次吸取血的教训后才得到改正。在突围过程中，马福瑞饿昏站不起来，是郭兆林拿出最后6块饼干，每人3块，救了马福瑞一命。马福瑞后来在战俘营见到隐姓埋名已换上小兵服装的郭兆林，大家心照不宣，没有指认其干部身份（李肃Ep.#18）。马福瑞虽然去了台湾，但几十年后对郭兆林救命之恩念念不忘（《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229）。
据1979年3月1日新华通讯社国内部《群众来信选编》，郭兆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第五次战役期间，180师在错误军事指挥影响下，盲目地插过汉江以南。在两翼友邻部队转移之后，陷入6、7倍于我之敌[夸大其词]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这才奉命转移后撤。队伍在突围过程中，遭受很大伤亡，我师和179师一部，先后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敌军俘虏[夸大了被俘数，但179师+180师总减员达到15000人是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些伤亡和被俘的同志是错误军事指挥的受害者。”在《重围 》p114，郭兆林提供了更多细节：「 5月26日当天黑夜我随郑其贵师长一路走，向西北方向突围。… 27日晚，师首长们研究，决定多路突围。我不了解具体过程，只知抽调短枪[集中用于贴身保卫首长]，师直人员编组，指定我带领师的掌旗员和两个侦察员及朝鲜语翻译等一起走。当夜11时开始行���，敌人炮火猛烈，队伍挤乱。就在这时，我与师直队伍失掉联系。」次日晨，郭和陪他的侦察员遇到胡景义等三人，然后是分散、被俘。
郭兆林称：被俘后，在一个集结点被敌人[怀疑是干部而]清理出队伍，我就说：我才调到这个部队，情况都不知道。登记时，我便化名（《安德舍笔记》）。被送到巨济岛第86战俘营后，在暗地亲共的书记员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和朝鲜金光贤医生的帮助下，为郭填了肺病卡，顺利地转到了比釜山伤病战俘第六所，那里比济州岛安全（《忠诚》p147）。实际上在第86战俘营，负责人员登记管理的亲共战俘阳文华（黄埔23期，180师电台报务员）也认出了郭兆林，阳看出郭不想抛头露面当领导，也为郭转到釜山六所提供了便利，只是私下说：郭就是个土八路，不愿出头（常成p195）；阳文华后来在1952年四八甄别前因为坚决要��回国死于路禄、李大安之手。郭兆林自己说：到了第86战俘营我又被指认出来，但539团一名战士把他自己的俘虏号牌换给我，我才能再次隐藏了起来。1953年伤病战俘交换，我就是以这位战士的身份回国的（《安德舍笔记》）。有理由相信这位更换身份的战士后来去了台湾，否则郭兆林的各种自述中会具名。
在另一份郭兆林自述中说：1951 年 8 月份，我被转到釜山战俘营第六收容所。我先后以“李炯”和“李老汉”的化名，一直留在六所领导和组织斗争（《大连文史资料》）。参谋郎东方回忆，郭兆林以前在部队绰号“郭大炮”[部分因为指挥炮兵]。被俘后他以有恶性传染病为由躲避审讯，没有暴露身份和面目（《忠诚》p317）。郭兆林回忆：我认为向敌人暴露团级干部身份是政治上的失节，所以拒绝公开出来，坚持采用地下斗争的方式（《历史的回音》p478）。不管郭兆林到底有几个化名和身份，总之��贵人相助，他的团级干部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与他相比，赵佐端、魏林、孙振冠、杜岗、马兴旺等团、营干部虽然一���始都是用化名并假称伙夫、担架员之类，被识别后横下一条心：老子就是共产党员XXX！自然担任了亲共战俘营的前台领导职务。而郭兆林左推右挡，就是不承认，甚至与一名180师士兵换了身份卡。在昌图审查，郭兆林因没有暴露身份，所受处分最轻，而另外几位战俘领袖辛苦操劳了2年多，却因“为敌服务”所受处分反而更重。
据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美方残酷虐待和杀害我志愿军被俘人员》：“七十二号俘虏营中的我被俘人员赵佐瑞[中方战俘营最高领导]和在八十六号俘虏营中的郭照霖（即郭兆林）等，先后都被敌方绑送到釜山等地，迄无下落，生死不明”，事实上郭兆林已经由人民军金光先医生让吸酱油以严重肺病转院（张城垣《山西文史资料》Vol.114），化名到了釜山医院，非常安全；从“郭照霖”这个信息来看，这个情报是朝鲜战俘地下网络带出来的，中��方面尚未掌握中方战俘的情况也情有可原。郭兆林虽然没有被敌人认定，但由于其釜山地区党内职务最高，顺而成为中方战俘领导人，在幕后操纵战俘营的斗争，特别是暴动和肃反行动。“我们计划在1952 年 8月1日组织难友举行越狱大暴动。由于叛徒走露了消息，敌人事先加强了警戒，枪支弹药没有运进[釜山]收容所，联合指挥部只得改变了计划，于 8 月 15 日用石头、木棒与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搏斗，被敌人残酷镇压（《大连市志: 中共地方组织志》1993）” 。在这个脑洞大开的“八一”武装起义行动中，数十名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作了以卵击石的殉道牺牲，郭兆林全身而退，不过郭下定决心锄奸。“一个曾在志愿军里当过排长的被俘人员，投敌逃跑到铁丝网跟前时，被[纠察队员]李长年发现，疾步拦住，厮打一阵后，李长年用六六粉将其眼睛弄瞎，带回了所。以后，我们把这个人带回了国”（《大连文史资料》） 。这位在战俘营被弄瞎眼睛的伤病战俘叫侯其富，和被打成“叛徒” 的安宝元一样以归国战俘的身份回到了祖国（见前文：被带回祖国的礼品）。
「王化英（180师作战科副科长，被俘后化名战士王小山）呵，郭兆林呵，你们可把我害苦了，坏蛋呀，害我一辈子哇”，喊叫声悲伤而凄惨。他是一个没有被执行死刑的人。战俘营法律赋予他的是一把石灰烧瞎眼睛。这个瞎眼的老头，天天站在这棵树下，并把阴影布满那张已经生满历史青苔的脸颊上，早早晚晚裸露出的风干了的身躯、四肢，使得树上的小虫在那些枯萎的花似的伤疤上蠕动。他毫无知觉，这具布满伤疤的军人的身躯，从他离开战场时便已经失去生命。他叫侯其富，是被我们弄瞎了眼当『重点战俘』带回国的。他原来是我们部队的一位副连长，出身苦，打仗勇敢，这人不���说坏。他在釜山第三伤病所时，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骨干，还是一个帐篷的负责人。在602归国战俘营，他当过副大队长。到济州岛后，他分在七号营场，还是大队长。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得了疑心病。平时精神极度紧张，有人讲他是吓坏了得了精神恐惧症，只要斗争一残酷，他晚上睡在梦里也喊，“别杀我，别杀我，我的好人哪，别杀我! ”发展到后来，他见人就下跪，就磕头作揖，“我的好人哪，别杀我，别杀我...”我们决定把他的眼整瞎，用刷墙的石灰粉。直到文革，外调的人来找我，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厄运》p355起）。与之相比，茅十八想到给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越想越怒，说道：我叫你不要跟着我，你偏要跟来。你用石灰撒人眼睛，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鹿鼎记》）。王化英是7000多名回大陆被俘人员之中，不到10个���运儿之一：他得以恢复党籍军籍（《重围》p253）。
似乎撒石灰并非共军和韦小宝专利，据195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克服万难归国的李金全还曾听见[美蒋]特务葛天民胁迫战俘们说：“你们每人口袋里都要装一把漂白粉，共产党解释代表来的时候，就撒在他的眼里。” 蒋匪军自然无恶不作，罪名往他们身上泼肯定错不了；只是这个战术比较可疑，在小小解释帐篷内万一撒到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代表洋大人头上，这不弄巧成拙了吗？美蒋特务葛天民真有那么蠢？据《厄运》p405，李金全[即李金泉]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男女关系问题降为连长，故资历至少是营级干部，曾经担任原X战俘营第一联队军官队大队长。李金泉回国后比较惨，因为他是在“解释”期间归队而不是1953年8-9月直接遣返（故1980年平反被排除在外），又担任过战俘营管理职务为敌服务，再加上历史污点……
704997 Whang Hai Cun 黄海泉 死于1952.4.22
701421 Joo Toong Ya 周东亚 死于1952.10.7
除了“叛徒” 侯其富外，郭兆林还亲自下令处决了“叛徒”志愿军战俘六所的黄海泉和五所的周东亚，死刑由李长年、陶均善/陶钧善、傅万生等人执行，「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然后将他吊在房梁上。第二天一大早，报告美国当局并提出抗议，说：中国有个俘虏，因忍受不了饥饿和迫害，昨晚在太平房里上吊自尽了。要求美国当局必须给予很好的安葬。警察赶来见人尸僵硬，只好派来一辆汽车把尸体拉出营外埋葬」（《大连文史资料》）。显然这笔血债会算在实行“残酷迫害”的美国集中营刽子手头上。
1953年4月“小交换”伤病战俘，郭兆林停战前就抢先回到了祖国怀抱。至1954年下半年，昌图政审完毕，郭兆林成为7000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中、20多名享受转业特殊待���的幸运者之一（《厄运》p453）。他的处理结论是：该同志1951年6月至11月间，思想上存在悲观消极绝望情绪，不愿出头与敌斗争，犯了严重的叛变性的错误，但后期还能参加对敌斗争并有一定成绩。恢复军籍、恢复党籍，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安德舍笔记》，《重围》p253）。1954年10月，郭转业本溪钢铁厂任焦化车间主任。 “1959年朱德委员长来本溪，领导借故把我支开，不让参与接见”，安排他们去外地做毫无必要的参观，等他们三天后回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来过本溪视察，让他们（包括赵佐端）回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是“终身控制使用对象，真是痛苦之极”（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1964年4月，经郭上诉，他的处分改为“犯有较严重的政治上一度发生过动摇的错误”。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郭多次被抄家、揪斗、挂黑牌子���囚禁、罚跪、殴打，下放五七干校（《忠诚》p317）；���如1968年6月21日，本溪革委会出动50多辆大卡车，车车都载着本溪市的走资派和叛徒集团，先游街，后开斗争大会。那天下 着大雨，车上有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韦光明等前战俘。他们都被绑着双手，揪着头发，推到车厢的最前边，边行驶，边呼口号，游遍本溪市所有大街（《忠诚》p219）。儿子报考大学，由于郭被俘过而被取消报考资格。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平反。郭于1981年9月离休，1981年10月撤销了归管处的处分，1983年6月享受市级干部待遇，1988年去世（《重围》p277）。
虽然郭兆林一家的情况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很多人就没那么幸运。上文的与郭兆林一起被揪斗迫害的韦光明，他全家的结局就很惨。韦光明，原60军180师540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营级），1951年5月底，韦光明向北突围这一路最后只剩8个人，在离中朝金化阵地不远处被俘。被俘后韦光明先是郭兆林领导的釜山伤病战俘抵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是602回国战俘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副书记之一，被俘期间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考验》p347）。回国后经过一年昌图政审，保留了军籍，在党内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54年11月，同赵佐端等人一起，转业到辽宁省本溪矿务局洗煤厂任副厂长（《忠诚》p218）。在历次运动中韦挨整，被打成“叛徒”，他不服气，从本溪到北京去上访，被专案组知道后乱棍打死（《重围》p291）。韦光明之子韦川生经历了黑暗的童年（《忠诚》p219），叙述道：1968年5月的一天，爸爸被革委会以“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揪斗。专案组提出三个荒谬问题：①你是怎样向敌人持枪投降的？②你的警卫员怎样死去的？③你是怎样出卖3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6月18日韦家被专政抄家，搜查反革命证据：被子撕开，收音机拆散，甚至便池也要捅一捅。6月21日，韦光明和赵���端、郭兆林、王化英等前战俘营干部们被游街示众，当天下午，专案组通知家属：“韦光明畏罪���杀身亡”！我妈领着还未成年的我，找到厂子里追问。头头说：“韦光明是反革命叛徒，拒不向人民认罪，畏罪自杀了。革委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就火化！”给爸爸换衣服时，发现由脊背到大腿都是紫红色的和紫黑色的条条印痕，背上还有核桃大的塌陷处……这显然是他杀，哪里是自杀？真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接着开始迫害我全家，派人到妈妈的工作单位矿务局总医院散布说：“她是反革命韦光明的妻子，不能继续使用。”一家断绝了生活来源，连同老人被遣送回爸爸的出生地河南省洛宁县陈吴乡寨子村…
1981年4月7日，本溪的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等浩劫后幸存的被俘干部向军委首长写信感谢说：(1980)74号平反文件下达以来，我们6000余归来人员[其实很多人回大陆后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深感党对我们的巨大关怀，许多归来人员奔走相告、激动不已！数以万���的��属和亲友，感到自己重见天日，二次解放，以致扬眉吐气、欢欣无比，愈益感到我们党真不愧是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党！（《忠诚》p258）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归国战俘：他下令处决两名志愿军“叛徒”
Repatriated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 IX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大溃败中，不仅有很多悲壮的故事，还有敌后奇袭的“范例”。例如“180师炮兵主任郭兆林组织了50多名零散突围者，趁夜间敌后歼灭敌���个炮兵连，不幸右臂中弹被俘”（贺明《忠诚》p316）。在徐一朋《错觉》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更多的内容：“1951年5月28日，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队继续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遇到了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和538团作战参谋田冠珍、师作战参谋郎东方等30多人，于是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组长分别由胡景义和郭兆林担任。胡景义和郭兆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团级干部……郭兆林带着几个侦察员去摸道路情况，不到一个小时，郭兆林带了不少食物并押了一个南朝鲜兵回来了：“我们摸到公路上观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敌人一个班的哨卡在睡觉，一个哨兵在游动，我们很快干掉哨兵，把睡觉的八个敌人砍死，留一个后回来给我们带路”。…[奇袭史仓里一个敌人掩体]敌人一个个举着双手从掩蔽部走出来了，郎东方清点一下，一共13人，通过一个懂英语的文化教员审问，其中一个是美24师的营长。29日，胡景义、郎东方等人押着俘虏突围。没有料到在过前沿阵地时被敌人发觉了，山梁上的敌人向突围队射击，俘虏趁机逃跑，在一片混乱中，俘虏全被打死……突出来约50余人于拂晓4点来到我军181师阵地上”。徐一朋没有交代郭兆林怎么就打着打着不见了，也不清楚13个鬼子怎么就算是一个炮兵连。不过胡景义能带��一支部队突围出来并击毙敌营长可算是奇功一件了。可惜了这群鬼子俘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要不然这场奇袭战的证据可算是铁证如山。
且慢，用郭兆林自己的话说，他的被俘经过是这样的：“28日拂晓，我们下山，受到敌人追击，我在山沟里遇见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等3人，他有地图。不幸一个侦察员把腿摔坏[成了累赘]，我们不得已把两个侦察员留在山沟里。29日晚上，只剩下胡景义和我两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时不巧，我的腰带挣断，裤子落地缠住两脚走不成路。我便悄悄叫住胡景义，把我抢接住，以便我整理衣裤。胡景义刚接过抢去，突然我俩被不远处敌人发现，胡景义猛向前跑开，敌人开枪，我右臂中弹，在地上轻轻爬，又滚往山下。坡又陡直，我爬了五六十公尺，袖筒里已灌满了血浆，躺在地上头晕眼花。山下敌人正沿公路前进。我想自杀，从口���中掏出小刀，用左手向胸口扎了一刀，心里又想不愿这样死了，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算是什么事？等天黑再说。下午敌人搜山，我装死。敌人在我身上乱摸，我沉不住气眼睛一动，就被俘了”（高延赛《重围 》p114）。本文作者相信郭兆林自己的话，贺明和徐一朋全是吹牛逼。胡景义扔下郭兆林独自撒腿就跑，最后运气好确实回到了60军己方阵地（《安德舍笔记》），大难不死还改不了说大话的老毛病。
郭兆林，1917年生，山西洪洞人，1937年8月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共产党，是和魏林一样的老革命。1951年过江后郭兆林任60军180师炮兵主任，这是统一指挥师属九四式山炮营和120mm大口径迫击炮营的团级干部。据马福瑞（即馬群耕，黄埔23期炮科）回忆，马被解放并经过再教育后，编入180师特种兵办，受郭兆林领导。郭兆林是180师入朝前导队的领��干部，负责探路、确定设营地点等任务。因马能看地图坐标、懂得炮兵技术，郭主任对他相当满意和信任，重要文件也交由马保管，并不因其国军背景而冷眼提防。不过郭兆林毕竟是老革命，有一次马福瑞捡到敌军丢弃的钢盔，建议郭主任戴上，结果郭主任火了：“你把我当什么人？我是贪生怕死之辈吗？”解放军步兵部队不配发头盔、强调革命大无畏精神护体的操作，直到1979年中越战争运动战后再次吸取血的教训后才得到改正。在突围过程中，马福瑞饿昏站不起来，是郭兆林拿出最后6块饼干，每人3块，救了马福瑞一命。马福瑞后来在战俘营见到隐姓埋名已换上小兵服装的郭兆林，大家心照不宣，没有指认其干部身份（李肃Ep.#18）。马福瑞虽然去了台湾，但几十年后对郭兆林救命之恩念念不忘（《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229）。
据1979年3月1日新华通讯社国内部《群众来信选编》，郭兆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第五次战役期间，180师在错误军事指挥影响下，盲目地插过汉江以南。在两翼友邻部队转移之后，陷入6、7倍于我之敌[夸大其词]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这才奉命转移后撤。队伍在突围过程中，遭受很大伤亡，我师和179师一部，先后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敌军俘虏[夸大了被俘数，但179师+180师总减员达到15000人是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些伤亡和被俘的同志是错误军事指挥的受害者。”在《重围 》p114，郭兆林提供了更多细节：「 5月26日当天黑夜我随郑其贵师长一路走，向西北方向突围。… 27日晚，师首长们研究，决定多路突围。我不了解具体过程，只知抽调短枪[集中用于贴身保卫首长]，师直人员编组，指定我带领师的掌旗员和两个侦察员及朝鲜语翻译等一起走。当夜11时开始行���，敌人炮火猛烈，队伍挤乱。就在这时，我与师直队伍失掉联系。」次日晨，郭和陪他的侦察员遇到胡景义等三人，然后是分散、被俘。
郭兆林称：被俘后，在一个集结点被敌人[怀疑是干部而]清理出队伍，我就说：我才调到这个部队，情况都不知道。登记时，我便化名（《安德舍笔记》）。被送到巨济岛第86战俘营后，在暗地亲共的书记员郭乃坚（黄埔23期，540团文化教员）和朝鲜金光贤医生的帮助下，为郭填了肺病卡，顺利地转到了比釜山伤病战俘第六所，那里比济州岛安全（《忠诚》p147）。实际上在第86战俘营，负责人员登记管理的亲共战俘阳文华（黄埔23期，180师电台报务员）也认出了郭兆林，阳看出郭不想抛头露面当领导，也为郭转到釜山六所提供了便利，只是私下说：郭就是个土八路，不愿出头（常成p195）；阳文华后来在1952年四八甄别前因为坚决要��回国死于路禄、李大安之手。郭兆林自己说：到了第86战俘营我又被指认出来，但539团一名战士把他自己的俘虏号牌换给我，我才能再次隐藏了起来。1953年伤病战俘交换，我就是以这位战士的身份回国的（《安德舍笔记》）。有理由相信这位更换身份的战士后来去了台湾，否则郭兆林的各种自述中会具名。
在另一份郭兆林自述中说：1951 年 8 月份，我被转到釜山战俘营第六收容所。我先后以“李炯”和“李老汉”的化名，一直留在六所领导和组织斗争（《大连文史资料》）。参谋郎东方回忆，郭兆林以前在部队绰号“郭大炮”[部分因为指挥炮兵]。被俘后他以有恶性传染病为由躲避审讯，没有暴露身份和面目（《忠诚》p317）。郭兆林回忆：我认为向敌人暴露团级干部身份是政治上的失节，所以拒绝公开出来，坚持采用地下斗争的方式（《历史的回音》p478）。不管郭兆林到底有几个化名和身份，总之��贵人相助，他的团级干部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与他相比，赵佐端、魏林、孙振冠、杜岗、马兴旺等团、营干部虽然一���始都是用化名并假称伙夫、担架员之类，被识别后横下一条心：老子就是共产党员XXX！自然担任了亲共战俘营的前台领导职务。而郭兆林左推右挡，就是不承认，甚至与一名180师士兵换了身份卡。在昌图审查，郭兆林因没有暴露身份，所受处分最轻，而另外几位战俘领袖辛苦操劳了2年多，却因“为敌服务”所受处分反而更重。
据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美方残酷虐待和杀害我志愿军被俘人员》：“七十二号俘虏营中的我被俘人员赵佐瑞[中方战俘营最高领导]和在八十六号俘虏营中的郭照霖（即郭兆林）等，先后都被敌方绑送到釜山等地，迄无下落，生死不明”，事实上郭兆林已经由人民军金光先医生让吸酱油以严重肺病转院（张城垣《山西文史资料》Vol.114），化名到了釜山医院，非常安全；从“郭照霖”这个信息来看，这个情报是朝鲜战俘地下网络带出来的，中��方面尚未掌握中方战俘的情况也情有可原。郭兆林虽然没有被敌人认定，但由于其釜山地区党内职务最高，顺而成为中方战俘领导人，在幕后操纵战俘营的斗争，特别是暴动和肃反行动。“我们计划在1952 年 8月1日组织难友举行越狱大暴动。由于叛徒走露了消息，敌人事先加强了警戒，枪支弹药没有运进[釜山]收容所，联合指挥部只得改变了计划，于 8 月 15 日用石头、木棒与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搏斗，被敌人残酷镇压（《大连市志: 中共地方组织志》1993）” 。在这个脑洞大开的“八一”武装起义行动中，数十名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作了以卵击石的殉道牺牲，郭兆林全身而退，不过郭下定决心锄奸。“一个曾在志愿军里当过排长的被俘人员，投敌逃跑到铁丝网跟前时，被[纠察队员]李长年发现，疾步拦住，厮打一阵后，李长年用六六粉将其眼睛弄瞎，带回了所。以后，我们把这个人带回了国”（《大连文史资料》） 。这位在战俘营被弄瞎眼睛的伤病战俘叫侯其富，和被打成“叛徒” 的安宝元一样以归国战俘的身份回到了祖国（见前文：被带回祖国的礼品）。
「王化英（180师作战科副科长，被俘后化名战士王小山）呵，郭兆林呵，你们可把我害苦了，坏蛋呀，害我一辈子哇”，喊叫声悲伤而凄惨。他是一个没有被执行死刑的人。战俘营法律赋予他的是一把石灰烧瞎眼睛。这个瞎眼的老头，天天站在这棵树下，并把阴影布满那张已经生满历史青苔的脸颊上，早早晚晚裸露出的风干了的身躯、四肢，使得树上的小虫在那些枯萎的花似的伤疤上蠕动。他毫无知觉，这具布满伤疤的军人的身躯，从他离开战场时便已经失去生命。他叫侯其富，是被我们弄瞎了眼当『重点战俘』带回国的。他原来是我们部队的一位副连长，出身苦，打仗勇敢，这人不���说坏。他在釜山第三伤病所时，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骨干，还是一个帐篷的负责人。在602归国战俘营，他当过副大队长。到济州岛后，他分在七号营场，还是大队长。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得了疑心病。平时精神极度紧张，有人讲他是吓坏了得了精神恐惧症，只要斗争一残酷，他晚上睡在梦里也喊，“别杀我，别杀我，我的好人哪，别杀我! ”发展到后来，他见人就下跪，就磕头作揖，“我的好人哪，别杀我，别杀我...”我们决定把他的眼整瞎，用刷墙的石灰粉。直到文革，外调的人来找我，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厄运》p355起）。与之相比，茅十八想到给云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越想越怒，说道：我叫你不要跟着我，你偏要跟来。你用石灰撒人眼睛，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鹿鼎记》）。王化英是7000多名回大陆被俘人员之中，不到10个���运儿之一：他得以恢复党籍军籍（《重围》p253）。
似乎撒石灰并非共军和韦小宝专利，据195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克服万难归国的李金全还曾听见[美蒋]特务葛天民胁迫战俘们说：“你们每人口袋里都要装一把漂白粉，共产党解释代表来的时候，就撒在他的眼里。” 蒋匪军自然无恶不作，罪名往他们身上泼肯定错不了；只是这个战术比较可疑，在小小解释帐篷内万一撒到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代表洋大人头上，这不弄巧成拙了吗？美蒋特务葛天民真有那么蠢？据《厄运》p405，李金全[即李金泉]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男女关系问题降为连长，故资历至少是营级干部，曾经担任原X战俘营第一联队军官队大队长。李金泉回国后比较惨，因为他是在“解释”期间归队而不是1953年8-9月直接遣返（故1980年平反被排除在外），又担任过战俘营管理职务为敌服务，再加上历史污点……
704997 Whang Hai Cun 黄海泉 死于1952.4.22
701421 Joo Toong Ya 周东亚 死于1952.10.7
除了“叛徒” 侯其富外，郭兆林还亲自下令处决了“叛徒”志愿军战俘六所的黄海泉和五所的周东亚，死刑由李长年、陶均善/陶钧善、傅万生等人执行，「用绳子勒死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然后将他吊在房梁上。第二天一大早，报告美国当局并提出抗议，说：中国有个俘虏，因忍受不了饥饿和迫害，昨晚在太平房里上吊自尽了。要求美国当局必须给予很好的安葬。警察赶来见人尸僵硬，只好派来一辆汽车把尸体拉出营外埋葬」（《大连文史资料》）。显然这笔血债会算在实行“残酷迫害”的美国集中营刽子手头上。
1953年4月“小交换”伤病战俘，郭兆林停战前就抢先回到了祖国怀抱。至1954年下半年，昌图政审完毕，郭兆林成为7000多名归国志愿军战俘中、20多名享受转业特殊待���的幸运者之一（《厄运》p453）。他的处理结论是：该同志1951年6月至11月间，思想上存在悲观消极绝望情绪，不愿出头与敌斗争，犯了严重的叛变性的错误，但后期还能参加对敌斗争并有一定成绩。恢复军籍、恢复党籍，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安德舍笔记》，《重围》p253）。1954年10月，郭转业本溪钢铁厂任焦化车间主任。 “1959年朱德委员长来本溪，领导借故把我支开，不让参与接见”，安排他们去外地做毫无必要的参观，等他们三天后回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来过本溪视察，让他们（包括赵佐端）回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是“终身控制使用对象，真是痛苦之极”（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1964年4月，经郭上诉，他的处分改为“犯有较严重的政治上一度发生过动摇的错误”。在最高领袖的运动中，郭多次被抄家、揪斗、挂黑牌子���囚禁、罚跪、殴打，下放五七干校（《忠诚》p317）；���如1968年6月21日，本溪革委会出动50多辆大卡车，车车都载着本溪市的走资派和叛徒集团，先游街，后开斗争大会。那天下 着大雨，车上有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韦光明等前战俘。他们都被绑着双手，揪着头发，推到车厢的最前边，边行驶，边呼口号，游遍本溪市所有大街（《忠诚》p219）。儿子报考大学，由于郭被俘过而被取消报考资格。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平反。郭于1981年9月离休，1981年10月撤销了归管处的处分，1983年6月享受市级干部待遇，1988年去世（《重围》p277）。
虽然郭兆林一家的情况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很多人就没那么幸运。上文的与郭兆林一起被揪斗迫害的韦光明，他全家的结局就很惨。韦光明，原60军180师540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营级），1951年5月底，韦光明向北突围这一路最后只剩8个人，在离中朝金化阵地不远处被俘。被俘后韦光明先是郭兆林领导的釜山伤病战俘抵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是602回国战俘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副书记之一，被俘期间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考验》p347）。回国后经过一年昌图政审，保留了军籍，在党内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1954年11月，同赵佐端等人一起，转业到辽宁省本溪矿务局洗煤厂任副厂长（《忠诚》p218）。在历次运动中韦挨整，被打成“叛徒”，他不服气，从本溪到北京去上访，被专案组知道后乱棍打死（《重围》p291）。韦光明之子韦川生经历了黑暗的童年（《忠诚》p219），叙述道：1968年5月的一天，爸爸被革委会以“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揪斗。专案组提出三个荒谬问题：①你是怎样向敌人持枪投降的？②你的警卫员怎样死去的？③你是怎样出卖3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6月18日韦家被专政抄家，搜查反革命证据：被子撕开，收音机拆散，甚至便池也要捅一捅。6月21日，韦光明和赵���端、郭兆林、王化英等前战俘营干部们被游街示众，当天下午，专案组通知家属：“韦光明畏罪���杀身亡”！我妈领着还未成年的我，找到厂子里追问。头头说：“韦光明是反革命叛徒，拒不向人民认罪，畏罪自杀了。革委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就火化！”给爸爸换衣服时，发现由脊背到大腿都是紫红色的和紫黑色的条条印痕，背上还有核桃大的塌陷处……这显然是他杀，哪里是自杀？真是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接着开始迫害我全家，派人到妈妈的工作单位矿务局总医院散布说：“她是反革命韦光明的妻子，不能继续使用。”一家断绝了生活来源，连同老人被遣送回爸爸的出生地河南省洛宁县陈吴乡寨子村…
1981年4月7日，本溪的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等浩劫后幸存的被俘干部向军委首长写信感谢说：(1980)74号平反文件下达以来，我们6000余归来人员[其实很多人回大陆后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深感党对我们的巨大关怀，许多归来人员奔走相告、激动不已！数以万���的��属和亲友，感到自己重见天日，二次解放，以致扬眉吐气、欢欣无比，愈益感到我们党真不愧是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党！（《忠诚》p258）](https://pbs.twimg.com/media/HGOlhg3XIAAJM0u.jpg)
志愿军去台战俘：宝岛姑娘真漂亮
Former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Re-enlisted in Taiwan
1954年1月20日晨起，在“解释”阶段中拒绝回到中朝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战俘、七千多原人民军战俘被中立国印度军交还给韩国境内的联合国军。1月21日，这一万四千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从仁川开往基隆的15艘登陆舰上，他们将于1月25-27日分三批在基隆上岸。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早在1953年有66名志愿军战俘在停战前夕的李承晚大释放中，随被俘韩籍人民军一起在釜山附近的东莱战俘营逃出。10月8日有63人先期乘飞机到了台北，他们乘坐10辆敞篷轿车在台北街头风光游行了一番（《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6）。
1954年1月23日为原停战协定有关��定确认的“恢复平民身份”之日，故以后都称为“一二三自由日”。这一天，有143名由印度军移交给美军的伤患人员从汉城分乘六架运输机飞往台北，因其中有一员林和清者不幸病重身亡，因此乘机到台湾者为142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39）。其中111人当天抵达，另外31人次日抵达（《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85）。去台战俘刘思英回忆：“我是1月23日坐飞机来的，生病了，肾脏烂掉，一下飞机就到北投那个医院。…我当然想家。但是有人说回去很危险，毛泽东讲我们是叛国的。回去能有好下场吗？中共改革前老百姓都担惊受怕，斗争啊，百花齐放啊，文化大革命啊，好多名堂，就是要杀人、镇压”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70-4）。
1月25-27日，每日早晨在基隆上岸的原志愿军战俘分别为4684、4497、4486人，合计14067人（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之所以分三批登陆是考虑到码头接待场所���量和地面运输能力，也可以保持宣传的热度。在约4-5天的航程中，也有人员损失。据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趙英魁称：“船上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因大家饱受铁杆反共分子欺凌，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现在大家都是自由人，平日狐假虎威的俘虏官们人人自危”（张泽石《孤岛》p125）。这些其实都是江湖恩怨，而非革命进步人士对反动分子的阶级斗争。去台的蕭力行回忆：“在船上有人要打联队长王顺清，把他丢到海里，是他的警备队员叛变了。老美就把他隔离保护起来”（《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415）。去台的劉澄清回忆：“俘虏营有的干部很恶劣，打过人，回来之后[在台湾都]有好多人找他们报仇算账”（《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61）。王顺清当然一面喊“你们都是共谍”，一面找船上的美军/国军干部主持公道躲了起来。中宣部阎王殿的��鬼蛇神刘克林���王的描述为：“王顺清有两个战俘给他打扇，一个给他擦汗，他克扣粮食服装卖出去，累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東場裡血債》p86），很搞笑，像是四十海盗分金子。
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冉宏图称：“有难友在去台途中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就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孤岛》p126）。而据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 p153：“途中，仅有一个叫翁战的四川籍夜间执行瞭望任务时，风浪太大，不幸失足落海而罹难，这是途中唯一的意外” 。赖名汤的工作报告书也陈述：“离仁川36小时后，甲板上风浪过大坠海身亡1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 》p344）。无法核证究竟是跳海还是意外，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只有一人身亡。靳大鹰《战俘纪事》却幻想：“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索，撞在���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大海”。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也臆想：“那些曾在东场里透露了遣返意愿的战俘则正在被拷打或者被投入大海”。事实上，途中若有多人死亡的话，赖名汤不可能拿着美军交接的名册敢对老蒋撒谎，因此并不存在鲁荣渔2682般的人性盲井或八女投江般的壮烈叙事。
涉嫌谋杀张子龙的张宇旺、施云等7人在之前因中方证人拒不出庭、而被印军交还给联合国军。2月19日他们到达台湾后受到隆重接待，被当作亲共的印度仔枪下的牺牲品，为此受到嘉奖（常成p336）。2月21日，在1953年李承晚大释放中滞留的最后3人乘船到达台湾。至此，以公开形式到达台湾的共有14282人。此外还有一些以非公开形式送往台湾者。例如，文晓村（又名文青云），60军180师机要科长，第五次战役失陷敌后游击近一年才被俘，被美军当成特务而非普通战俘关押在��球，3月12日��晓村与王文华等共5人一起作为“匪谍”遣往台湾（《从河洛到台湾 》）。文晓村虽然连“反共义士”的待遇都没有，但他自强不息，于51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海峡两岸颇有名气的诗人。还有被迫在仙甲岛作为8240部队“派往敵後從事情報工作”的TLO人员，包括已出任务返回、正在出任务、尚未出任务者，在1954年初他们的总数约为100~120人之间。在国军的要求下，向美军分批讨还后陆续来到台湾。因此，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总数估计约14400人，作为比较，选择回大陆的总数为7110人，两者比例非常接近2:1。
1月25日早晨，第一批5艘登陆舰进入基隆港，蒋经国带队到码头迎接。去台战俘黄君求回忆：“我们在基隆下船，那个人山人海哟！”（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0）。去台战俘蒋鸿庆回忆：“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欢迎我们。我不抽香烟��就把发的香烟扔出去，有人会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12）。《中央日報》的龚选舞记录：“1月25日，这批船舰抵达基隆，岸上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旗欢迎，他们分乘200多辆军用大卡车，分成五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下午2时起经过台北市松山机场之后，沿中正东路经中山南路、介寿路、重庆南路、衡阳路、延平南路、永绥街、博爱路、延平北路、台北桥、三重镇，然后经台北县之新庄、泰山、林口至大湖安置地，沿途均有民众燃放鞭炮”（《龔選舞回憶》） 。
每一日，5路人马从登陆舰上岸后，先分别进入5个码头仓库作为现场欢迎场所，蒋经国、何应钦、杨森等军政和民间贤达均有出席致辞。然后上卡车（第二、第三日有部分坐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市中心，再前往杨梅、大湖、林口、下湖的兵营，路上有约60万群众夹道相迎（《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19）。賴名湯回忆：“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眞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祗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孤岛》p137） 。“義士登陸後，乘車百餘輛，環遊臺北全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燃放鞭炮，以示慶祝與歡迎。街頭人羣擁擠如潮，爭先與義士握手，歡呼之聲，達於雲霄。熱烈情緒，難以形容”（方治《我生之旅》） 。195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却嘲道：“当我被俘人员被劫到基隆后，在所谓‘欢迎’的人群里，有些人哭起来了。是的，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民，看到被美蒋匪帮残酷迫害的同胞，怎能不伤心落泪呢！蒋介石残匪��费苦心地布置了这些‘欢迎’的人，打算让他们为劫持战俘的丑剧喝喝彩，可是却想不到落了一场没趣” 。而台湾方面的记录为：“鞭炮聲響徹雲霄，從基隆到臺北，到處都是人山人海，鑼鼓聲與歡呼聲，交織成人性與同胞愛的感人場面，很多反共義士與歡迎人群都掉下眼淚”（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6）。去台战俘李茂仁回忆：「我們在基隆一下船，一看，人山人海，兩邊的人那股熱情啊，那股感動，眼淚都往下掉」（榮民文化網） 。你觉得他们为何落泪？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晨七時後始起床，昨夜前後熟睡九小時以上 ，實為近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 朝課後記事，經兒來報，傷患義士昨已由韓空運來臺之情緒與民眾熱烈之歡迎，以及招待一萬四千名義士之準備完成等事，此為二年來反共奮鬥中之重大勝利也」（《蔣中正日記》1954年1月24日）。28日蒋经国前往义士村讲话并慰问“同志们”（《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28），然后是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前来慰问，堪称“蜜月期”。正值农历新年之际，蔣介石记录“反共义士在总统府拜年贺节，对义士致训、摄影，见其有流泪涕泗者更为感概” （《蔣中正日記》1954年2月3日） 。蒋中正接见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卢秀燕的父亲。
春节刚过，2月8日在下湖、大湖、杨梅等军营开始分四个支队进行为期三月“就业辅导”教育（《民国史事纪要》1954.2.8）。“不是什么‘职业辅导’，就是反共教育，台湾这边政府的情报组织也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共匪在内，抓得特别严”（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66）。3 月8 日舉行「脫離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禮」，共有原中共党员/团员4410人宣布脫離中共黨團組織。国军发起的“自新运动”声称：凡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律准予自新。随后是“自首运动”：身凡负任务的共干，自首者不加追究，計自首者達609 人，除15人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資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3月23日左右，各部舉行“請纓從軍”運動，4 月5 日舉行從軍宣誓典禮加入國軍，参军人數比例为抵台人数的97.4%（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至4月下旬，士官以下的9千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海陆空三军部队服役，4千多名校尉级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
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曾预测：“被押往台湾的战俘将从25日起陆续到达，他们将在集中营中度过三个月的法西斯恐怖的生活，然后被强编入国民党残余军队中”，还真让他说对了。早在1954 年1月3 日國防部設置了「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由蒋经国亲自带队。显然这个名字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并非为了“就业”而设，而是为了将一万四千多人中的体格和思想合格者编入国军。方治曾画饼：“國內同胞已準備熱烈歡迎各弟兄回至自由祖國，今後就業、就學、從軍，悉本自願”（《我生之旅》p106）。赖名汤自己也夸过口：“今后他们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呢？由他们自己的志愿去选”（《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80）。去台战俘毛錫仁（后以中校退役）表示：“去韩国接我们的是赖名汤、王昇、方治，他们在韩国说：将来你们回到祖国，要干什么我们不强迫，要读书就读书，要就业就就业，政府来帮助你们”（《政戰風雲路》p138）。
中宣部阎王殿的牛鬼蛇神刘克林称：特务在济州岛战俘营教唱反动歌曲“椰树高，细又长，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健康，谁要想娶好姑娘，赶快入营把兵当”（《東場裡血債》p87） 。这一首“宝岛姑娘”的歌，是四十年代台湾刚光复时最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椰树高，细又长，菠萝甜，香蕉香。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大方。上山��打柴哟嘿，下田会插秧哟嘿，不怕风雨晒哟嘿！…”。鉴于刘克林的信誉，怀疑“赶快入营把兵当”这句是否是编造或玩笑，为娶漂亮姑娘去台湾当兵像是痴人说梦，” 对那些性饥渴又穷酸的小兵来说，‘宝岛姑娘’不过是挂在房梁上的一块腊肉，闻得到香，很难吃得到”。
去台战俘牛玉禄回忆：“真正回到台湾就变样了。上头还是要你当兵，说是报效祖国，什么国难当头啦，什么大陆同胞需要你解救啦，什么反攻大陆五年成功啦，鬼话一大堆！”（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2）。李鴻範回忆：“到了下湖后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劝说：请你们从军！派了一些女学生动员签名，你若要签名就发个纪念章，我就被分到联勤工兵教导营”（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28）。刘敬才回忆：“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VOA李肃）。谷辉回忆：“他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VOA李肃）。張秀實回忆：“你不自願也不行啊。在那個環境你不聽他的不行啊。你要吃飯要生存的嘛。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那共產黨也說我們志願軍，哪個自願？你願意去當兵打仗死掉呀？不可能的事情”（徐宏宽《志願軍戰俘來台經驗敘事分析》），真的是身不由己，先是被“志愿”当了志愿军，又被“自愿”当了十几年国军。
张瑞祺回忆：“我当兵，一开始在野战部队，当过步兵、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在部队��面完成初中的教育，我在大陆的时候就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然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官，最后民国七十年（1981年）退的”（VOA李肃）。张瑞祺情况算是好的，他有一定教育背景，人又伶俐上进。而一般的大头兵就苦一点，特别是1955年大陈岛撤退和1958年金门炮战正好分到前线的，有可能还送了命。王代庭回忆：“我们有1千多人分到海军，那个时候我们去打大陈岛，有的人在大陈岛也打死了。八二三炮战我也打了，那时候共产党想用炮把金门封掉，炮弹打得好厉害” 。当海军的傅印川也回忆：“八二三炮战，我们的205军舰中了两发炮弹，船上死了7个人”（RFA韩战AB面） 。高文俊回忆：“几百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他们有名字在那里，进入忠烈祠了，他们不是单独，他们分到部队里的，就那个单位阿，抢滩阿，扛炮弹阿，运武器，老共炮弹很密集”（（VOA李肃）��� 。
据李茂仁叙述：「来台湾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回台湾后一定是当兵，他���对不会叫我们去当老百姓。蒋经国曾说：“你们当兵三年就可以退伍”。可是我们当了三年又三年，每年退伍命令都被主管压下，根本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蒋经国去金门，老兵就问：“你叫我们当兵三年，我们都当了十几年兵还没有退伍！”他就说：“啊？还没退伍？两年之内，让你们通通退伍”。六十年（1971年）我才退伍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5）。虽然理论上志愿军去台战俘在1954年1月23日获得自由，基本上要到1970年代才真正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中华民国的荣誉国民。接下来，脑子好、有人脉者的人生进入上升期，而教育水平不高者就要靠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好在台湾经济即将起飞。张泽石观察道：“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例如国军伞兵出身的杨树芝/杨树滋，从印缅到徐��到朝鲜战场，最后到了台湾退伍开四川饭馆，小店已经开了45年。
![hurongard's tweet photo. 志愿军去台战俘：宝岛姑娘真漂亮
Former CCF POWs of the Korean War Re-enlisted in Taiwan
1954年1月20日晨起，在“解释”阶段中拒绝回到中朝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战俘、七千多原人民军战俘被中立国印度军交还给韩国境内的联合国军。1月21日，这一万四千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从仁川开往基隆的15艘登陆舰上，他们将于1月25-27日分三批在基隆上岸。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早在1953年有66名志愿军战俘在停战前夕的李承晚大释放中，随被俘韩籍人民军一起在釜山附近的东莱战俘营逃出。10月8日有63人先期乘飞机到了台北，他们乘坐10辆敞篷轿车在台北街头风光游行了一番（《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6）。
1954年1月23日为原停战协定有关��定确认的“恢复平民身份”之日，故以后都称为“一二三自由日”。这一天，有143名由印度军移交给美军的伤患人员从汉城分乘六架运输机飞往台北，因其中有一员林和清者不幸病重身亡，因此乘机到台湾者为142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39）。其中111人当天抵达，另外31人次日抵达（《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285）。去台战俘刘思英回忆：“我是1月23日坐飞机来的，生病了，肾脏烂掉，一下飞机就到北投那个医院。…我当然想家。但是有人说回去很危险，毛泽东讲我们是叛国的。回去能有好下场吗？中共改革前老百姓都担惊受怕，斗争啊，百花齐放啊，文化大革命啊，好多名堂，就是要杀人、镇压”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70-4）。
1月25-27日，每日早晨在基隆上岸的原志愿军战俘分别为4684、4497、4486人，合计14067人（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之所以分三批登陆是考虑到码头接待场所���量和地面运输能力，也可以保持宣传的热度。在约4-5天的航程中，也有人员损失。据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趙英魁称：“船上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因大家饱受铁杆反共分子欺凌，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现在大家都是自由人，平日狐假虎威的俘虏官们人人自危”（张泽石《孤岛》p125）。这些其实都是江湖恩怨，而非革命进步人士对反动分子的阶级斗争。去台的蕭力行回忆：“在船上有人要打联队长王顺清，把他丢到海里，是他的警备队员叛变了。老美就把他隔离保护起来”（《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415）。去台的劉澄清回忆：“俘虏营有的干部很恶劣，打过人，回来之后[在台湾都]有好多人找他们报仇算账”（《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61）。王顺清当然一面喊“你们都是共谍”，一面找船上的美军/国军干部主持公道躲了起来。中宣部阎王殿的��鬼蛇神刘克林���王的描述为：“王顺清有两个战俘给他打扇，一个给他擦汗，他克扣粮食服装卖出去，累积了数以千计的黄金”（《東場裡血債》p86），很搞笑，像是四十海盗分金子。
本意想回大陆、但被胁迫去台的冉宏图称：“有难友在去台途中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就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孤岛》p126）。而据江海东《一万四千个证人》 p153：“途中，仅有一个叫翁战的四川籍夜间执行瞭望任务时，风浪太大，不幸失足落海而罹难，这是途中唯一的意外” 。赖名汤的工作报告书也陈述：“离仁川36小时后，甲板上风浪过大坠海身亡1人”（《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 》p344）。无法核证究竟是跳海还是意外，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只有一人身亡。靳大鹰《战俘纪事》却幻想：“军舰上有的战俘挣开���索，撞在���兵的刺刀上，有的一头扎进茫茫大海”。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也臆想：“那些曾在东场里透露了遣返意愿的战俘则正在被拷打或者被投入大海”。事实上，途中若有多人死亡的话，赖名汤不可能拿着美军交接的名册敢对老蒋撒谎，因此并不存在鲁荣渔2682般的人性盲井或八女投江般的壮烈叙事。
涉嫌谋杀张子龙的张宇旺、施云等7人在之前因中方证人拒不出庭、而被印军交还给联合国军。2月19日他们到达台湾后受到隆重接待，被当作亲共的印度仔枪下的牺牲品，为此受到嘉奖（常成p336）。2月21日，在1953年李承晚大释放中滞留的最后3人乘船到达台湾。至此，以公开形式到达台湾的共有14282人。此外还有一些以非公开形式送往台湾者。例如，文晓村（又名文青云），60军180师机要科长，第五次战役失陷敌后游击近一年才被俘，被美军当成特务而非普通战俘关押在��球，3月12日��晓村与王文华等共5人一起作为“匪谍”遣往台湾（《从河洛到台湾 》）。文晓村虽然连“反共义士”的待遇都没有，但他自强不息，于51岁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海峡两岸颇有名气的诗人。还有被迫在仙甲岛作为8240部队“派往敵後從事情報工作”的TLO人员，包括已出任务返回、正在出任务、尚未出任务者，在1954年初他们的总数约为100~120人之间。在国军的要求下，向美军分批讨还后陆续来到台湾。因此，到达台湾的原志愿军战俘总数估计约14400人，作为比较，选择回大陆的总数为7110人，两者比例非常接近2:1。
1月25日早晨，第一批5艘登陆舰进入基隆港，蒋经国带队到码头迎接。去台战俘黄君求回忆：“我们在基隆下船，那个人山人海哟！”（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0）。去台战俘蒋鸿庆回忆：“在基隆上岸，有很多人欢迎我们。我不抽香烟��就把发的香烟扔出去，有人会抢啊，老百姓夹道欢迎”（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12）。《中央日報》的龚选舞记录：“1月25日，这批船舰抵达基隆，岸上即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旗欢迎，他们分乘200多辆军用大卡车，分成五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下午2时起经过台北市松山机场之后，沿中正东路经中山南路、介寿路、重庆南路、衡阳路、延平南路、永绥街、博爱路、延平北路、台北桥、三重镇，然后经台北县之新庄、泰山、林口至大湖安置地，沿途均有民众燃放鞭炮”（《龔選舞回憶》） 。
每一日，5路人马从登陆舰上岸后，先分别进入5个码头仓库作为现场欢迎场所，蒋经国、何应钦、杨森等军政和民间贤达均有出席致辞。然后上卡车（第二、第三日有部分坐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市中心，再前往杨梅、大湖、林口、下湖的兵营，路上有约60万群众夹道相迎（《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19）。賴名湯回忆：“台灣北部的許多單位幾乎都有代表參加，而且許多單位是自動參加歡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傾巢而出，碼頭兩邊，眞是人山人海，這種熱鬧感人的盛大場面，祗有抗戰勝利大遊行差堪比擬”（《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孤岛》p137） 。“義士登陸後，乘車百餘輛，環遊臺北全市，家家戶戶高懸國旗，燃放鞭炮，以示慶祝與歡迎。街頭人羣擁擠如潮，爭先與義士握手，歡呼之聲，達於雲霄。熱烈情緒，難以形容”（方治《我生之旅》） 。195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却嘲道：“当我被俘人员被劫到基隆后，在所谓‘欢迎’的人群里，有些人哭起来了。是的，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民，看到被美蒋匪帮残酷迫害的同胞，怎能不伤心落泪呢！蒋介石残匪��费苦心地布置了这些‘欢迎’的人，打算让他们为劫持战俘的丑剧喝喝彩，可是却想不到落了一场没趣” 。而台湾方面的记录为：“鞭炮聲響徹雲霄，從基隆到臺北，到處都是人山人海，鑼鼓聲與歡呼聲，交織成人性與同胞愛的感人場面，很多反共義士與歡迎人群都掉下眼淚”（陳祖耀《王昇的一生》p126）。去台战俘李茂仁回忆：「我們在基隆一下船，一看，人山人海，兩邊的人那股熱情啊，那股感動，眼淚都往下掉」（榮民文化網） 。你觉得他们为何落泪？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晨七時後始起床，昨夜前後熟睡九小時以上 ，實為近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 朝課後記事，經兒來報，傷患義士昨已由韓空運來臺之情緒與民眾熱烈之歡迎，以及招待一萬四千名義士之準備完成等事，此為二年來反共奮鬥中之重大勝利也」（《蔣中正日記》1954年1月24日）。28日蒋经国前往义士村讲话并慰问“同志们”（《反共義士歸國紀實》p328），然后是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前来慰问，堪称“蜜月期”。正值农历新年之际，蔣介石记录“反共义士在总统府拜年贺节，对义士致训、摄影，见其有流泪涕泗者更为感概” （《蔣中正日記》1954年2月3日） 。蒋中正接见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卢秀燕的父亲。
春节刚过，2月8日在下湖、大湖、杨梅等军营开始分四个支队进行为期三月“就业辅导”教育（《民国史事纪要》1954.2.8）。“不是什么‘职业辅导’，就是反共教育，台湾这边政府的情报组织也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共匪在内，抓得特别严”（崔珮芸《來臺山東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p66）。3 月8 日舉行「脫離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禮」，共有原中共党员/团员4410人宣布脫離中共黨團組織。国军发起的“自新运动”声称：凡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律准予自新。随后是“自首运动”：身凡负任务的共干，自首者不加追究，計自首者達609 人，除15人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資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3月23日左右，各部舉行“請纓從軍”運動，4 月5 日舉行從軍宣誓典禮加入國軍，参军人數比例为抵台人数的97.4%（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至4月下旬，士官以下的9千多名前战俘被分发到海陆空三军部队服役，4千多名校尉级军官被编为“反共义士战斗团”，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直接指挥。
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曾预测：“被押往台湾的战俘将从25日起陆续到达，他们将在集中营中度过三个月的法西斯恐怖的生活，然后被强编入国民党残余军队中”，还真让他说对了。早在1954 年1月3 日國防部設置了「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由蒋经国亲自带队。显然这个名字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并非为了“就业”而设，而是为了将一万四千多人中的体格和思想合格者编入国军。方治曾画饼：“國內同胞已準備熱烈歡迎各弟兄回至自由祖國，今後就業、就學、從軍，悉本自願”（《我生之旅》p106）。赖名汤自己也夸过口：“今后他们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呢？由他们自己的志愿去选”（《韓戰與反共義士篇1》p380）。去台战俘毛錫仁（后以中校退役）表示：“去韩国接我们的是赖名汤、王昇、方治，他们在韩国说：将来你们回到祖国，要干什么我们不强迫，要读书就读书，要就业就就业，政府来帮助你们”（《政戰風雲路》p138）。
中宣部阎王殿的牛鬼蛇神刘克林称：特务在济州岛战俘营教唱反动歌曲“椰树高，细又长，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健康，谁要想娶好姑娘，赶快入营把兵当”（《東場裡血債》p87） 。这一首“宝岛姑娘”的歌，是四十年代台湾刚光复时最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椰树高，细又长，菠萝甜，香蕉香。宝岛姑娘真漂亮，温柔多情又大方。上山��打柴哟嘿，下田会插秧哟嘿，不怕风雨晒哟嘿！…”。鉴于刘克林的信誉，怀疑“赶快入营把兵当”这句是否是编造或玩笑，为娶漂亮姑娘去台湾当兵像是痴人说梦，” 对那些性饥渴又穷酸的小兵来说，‘宝岛姑娘’不过是挂在房梁上的一块腊肉，闻得到香，很难吃得到”。
去台战俘牛玉禄回忆：“真正回到台湾就变样了。上头还是要你当兵，说是报效祖国，什么国难当头啦，什么大陆同胞需要你解救啦，什么反攻大陆五年成功啦，鬼话一大堆！”（陳芬蘭《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p102）。李鴻範回忆：“到了下湖后住了一段时间，部队劝说：请你们从军！派了一些女学生动员签名，你若要签名就发个纪念章，我就被分到联勤工兵教导营”（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28）。刘敬才回忆：“当初他派去慰问我们的人有讲，‘你们回台湾，会自由选择职���’。可是我们回台湾以后，并没有这个选择的余地，就通通发动什么请缨从军，说良心话，这个就不是什么自愿的了”（VOA李肃）。谷辉回忆：“他就用圈套嘛，请缨从军嘛。你不当兵？意味着那个时候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人，要是我是蒋中正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多增加点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读书啊，你不读书，不接受教育，你哪有前途？当兵青春卖送了，前途还没有”（VOA李肃）。張秀實回忆：“你不自願也不行啊。在那個環境你不聽他的不行啊。你要吃飯要生存的嘛。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那共產黨也說我們志願軍，哪個自願？你願意去當兵打仗死掉呀？不可能的事情”（徐宏宽《志願軍戰俘來台經驗敘事分析》），真的是身不由己，先是被“志愿”当了志愿军，又被“自愿”当了十几年国军。
张瑞祺回忆：“我当兵，一开始在野战部队，当过步兵、工兵，然后我在部队的状况很不错，我在部队��面完成初中的教育，我在大陆的时候就读过小学，我在部队完成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概前后费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考军官学校，然后我是当过参谋，当过官，最后民国七十年（1981年）退的”（VOA李肃）。张瑞祺情况算是好的，他有一定教育背景，人又伶俐上进。而一般的大头兵就苦一点，特别是1955年大陈岛撤退和1958年金门炮战正好分到前线的，有可能还送了命。王代庭回忆：“我们有1千多人分到海军，那个时候我们去打大陈岛，有的人在大陈岛也打死了。八二三炮战我也打了，那时候共产党想用炮把金门封掉，炮弹打得好厉害” 。当海军的傅印川也回忆：“八二三炮战，我们的205军舰中了两发炮弹，船上死了7个人”（RFA韩战AB面） 。高文俊回忆：“几百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他们有名字在那里，进入忠烈祠了，他们不是单独，他们分到部队里的，就那个单位阿，抢滩阿，扛炮弹阿，运武器，老共炮弹很密集”（（VOA李肃）��� 。
据李茂仁叙述：「来台湾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回台湾后一定是当兵，他���对不会叫我们去当老百姓。蒋经国曾说：“你们当兵三年就可以退伍”。可是我们当了三年又三年，每年退伍命令都被主管压下，根本不让我们知道。有一次蒋经国去金门，老兵就问：“你叫我们当兵三年，我们都当了十几年兵还没有退伍！”他就说：“啊？还没退伍？两年之内，让你们通通退伍”。六十年（1971年）我才退伍 」（周琇環《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p145）。虽然理论上志愿军去台战俘在1954年1月23日获得自由，基本上要到1970年代才真正成为社会上的自由人、中华民国的荣誉国民。接下来，脑子好、有人脉者的人生进入上升期，而教育水平不高者就要靠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好在台湾经济即将起飞。张泽石观察道：“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 例如国军伞兵出身的杨树芝/杨树滋，从印缅到徐��到朝鲜战场，最后到了台湾退伍开四川饭馆，小店已经开了45年。](https://pbs.twimg.com/media/HFvT9FQa4AA2Cpz.jpg)
1951年4月8日拂晓5时20分，先是4架敌机飞至三登车站俯冲投弹和扫射。接着每小时都来，有时多达十余架。���机对三登车站的库区轮番轰炸、扫射了一天，到��晚 5 时多才停止。这一天，敌机共飞来百余架次，投掷发射的穿甲弹、爆炸弹、燃烧弹达四、五千发（刘清敏《巍峨丰碑》p187）。叶泉宏引后勤资料给出的攻击架次为240架，显然是有备而来，从早到晚闹腾了一天，把库区周围炸了个遍。
三登原是平德线（平壤-松街-三登 -黑岭-石廪-江东-德川-球场）上的一个小站。从北面德川/球场/顺川开来的列车抵达三登之前是一路向南，过三登后则转了90度向西而去。作为南进作战中路兵站主供应线（辑安、满浦、前川、熙川、顺川、三登、新溪、铁原、春川、洪川至忠州这条线）的重要一环，满浦至三登之间依靠铁路运输（1951年1月18日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队休整期间的供应工作与春季作战前的物资准备工作计划》），三登事实上是中路补给的铁路终点站。
洪学智回忆：三登库区80多车皮物资被炸，损失军衣数量巨大，致使我1个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没穿上军衣。还有一个汽车团车辆待避过于集中，被敌机，一次俯冲扫射打毁了70多辆车，就是没有疏散、隐蔽、伪装好造成的。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的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万零8千套，胶鞋1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p217）。志愿军后勤委员会《关于精简节约的决议》披露：一分部在三登一次损失物资一百多个车皮。志愿军党委会《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承认：三登的损失，更使人痛心，烧掉生粮一百一十万斤，干粮一百七十万斤，豆油三十万斤，单衣、衬衣共三十万套，皮鞋十九万双及其他很多东西。志后勤司令部《一年来全军主要物资损失情况及其原因��析》指出：一分部三登四大站���在四月八日因遭敌机炸扫，一次损失粮食即达1,771,200斤。
彭帅闻之怒令杜平：“损失这样多军用物资，犯罪啊犯罪...。你兼军法处长，对当事人一定要追查责任，军法处置！”（《杜平回忆录》p169）。
Last Seen Users on Sotwe
Most Popular Users
Elon Musk
@elonmusk
240.3M followers
Barack Obama
@barackobama
119.3M followers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111.6M followers
Cristiano Ronaldo
@cristiano
109.6M followers
Narendra Modi
@narendramodi
106.9M followers
Rihanna
@rihanna
97.4M followers
NASA
@nasa
92.1M followers
Justin Bieber
@justinbieber
90.7M followers
KATY PERRY
@katyperry
87.2M followers
Taylor Swift
@taylorswift13
81M followers
Lady Gaga
@ladygaga
72.6M followers
Kim Kardashian
@kimkardashian
69.6M followers
Virat Kohli
@imvkohli
69.1M followers
YouTube
@youtube
68.6M followers
Bill Gates
@billgates
63.6M followers
The Ellen Show
@theellenshow
62.5M followers
CNN
@cnn
61.9M followers
Neymar Jr
@neymarjr
61.8M followers
X
@x
60.9M followers
Selena Gomez
@selenagomez
60.3M follow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