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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讨：赚钱为何这么难？内容来源：孤独大脑阅读时间：20分钟为什么天气糟糕的晚上，人们很难打到出租车？答案似乎很明显：因为天气糟，所以打车的人多嘛。塞勒不这么看，他后来获得了诺奖，还有自己的基金公司，客串过电影《大空头》。这位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上面问题的研究，从一个有趣角度回答了本推文的标题：赚钱为何这么难？咱们先看打车难题：大多数司机都给出租车公司打工，每天可租车12个小时，付租金并自理油钱，多出来的自己赚。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许多司机是赚够了就收工，例如定个两百块钱的目标，早达到早收工，晚达到就多跑一会儿。天气糟糕的时候，打车的人多，司机相对会更容易达到目标（若不考虑天气造成的拥堵），所以就会早回家，车一少打车就更难了。问题来了，假如司机调整原来的目标策略，收入会怎样？例如：策略A：别管每天收入多少，固定单日工作时间；策略B：总工作时间不变，好的日子多干一会儿，差的日子少干一会儿。结果显示，采用策略A，收入将增加5%；采用策略B，收入将增加10%。既然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不选择收入更高（而且可能更省力）的策略呢？对此，塞勒给出的解释是： 1、窄框架； 2、风险规避。何谓窄框架？简单来说，就是“目光短浅”，“格局不大”。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短视”甚至是所��人类的基本特征。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采用的“目标策略”，是一个典型的“窄框架”例子：只考虑当天的收入，不能从更长时间内的整体收益来调配工作时间的长短。这么做主要有如下原因： 1、“稀缺”的状态。司机们存款有限，不得不算好每天的钱，养活家人，按时缴纳每月房租。温饱问题导致的“稀缺”，总是会限制所谓格局。 2、简化决策过程。每天算好当天的账，少操心。这样一来，司机就把一个连续不断的大决策，拆成了许多个离散的、均匀的小决策，并且目标清晰，容易执行。何谓风险规避？也可译作风险厌恶（英语：risk aversion），是指一个人面对不确定收益的交易时，更倾向于选择较保险但是也可能具有较低期望收益的交易。例如，一个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会选择将他的钱存在银行��获得较低但确定的利息，而不愿意将钱用于购买股票，承担损失的风险以获得较高的期望收益。与风险厌恶程度相对，则是“风险容忍”（risk taker）。我认为，有时候“风险厌恶”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就好像形容一个人勇敢，有些人在小事儿上胆子大，在大事儿上胆子小。有些人平日老实巴交，一旦干坏事儿就干件大的，如同老房子着火。对出租车司机而言，每天以一定数量的收入为目标来安排工作，就会“厌恶”不能完成当日目标。要实现多赚钱还能多休息，不仅需要专业和经验，更需要判断力，以及在收成不好的日子里带着较少收入早回家的“内心不安”。对比起辛苦的工作，司机对波动和不确定性，可能是更难以承受的。不止出租车司机如此，看起来更聪明、更富有的投资人和决策者们也一样“不明智”。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往往愿意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而处于亏损时，更愿意继续持有股票，而不是认赔出局 —— 专家们称之为“处置效应”。彼得·林奇将上述行为叫作：拔掉鲜花，浇灌野草。研究表明，投资者和赌徒一样，有某种“均值回归”的幻想。例如，在猜大小的时候，如果连续5次出现了“大”，老赌徒会倾向于相信接下来出现“小”的概率会变大。但事实上，就单次而言，这一次出现“小”的概率仍然是50%。即使是懂概率的人，也会有类似的错觉：根据大数定律，只要猜足够多次，“大”和“小”的概率应该是各为50%。既然如此，连续5次出现了“大”，就应该有某种力量导致出现更多的小，把“大”和“小”的概率拉平，让大数定律发挥作用。投资人经常犯类似的错误，觉得涨了一阵子的股票大概率会跌，而跌了很久的股票上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典型的赌徒谬误！骰子没有记忆，它并不知道自己连续5次出现了“大”，所以接下来要多出几次“小”来拉平。那么，大数定律还会起作用吗？会。但是起作用的原理，不是靠拉平，而是靠足够多次扔骰子的“稀释”。说回“处置效应”。出租车司机在好日子里太早收工，差日子里过于勤奋；投资者赚点儿钱就跑，亏了却想死守等反弹。除了均值回归和沉没成本，“处置效应”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前景理论（也作“展望理论”）。前景理论的得名，有点儿像“信息熵”的由来，都是由两个超级聪明的家伙随性而得。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景理论的著名问题：问题1：你会选择哪一个？肯定会得到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得到1000美元？问题2：你会选择哪一个？必定会损失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0美元？如卡尼曼所言，大多数人在��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得到900美元。尽管计算期望值二者是一样的。但是按照伯努利的“期望效用”理论��人们会认为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所以大多数人对问题1的选择在意料之中。重点是问题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更愿意去冒险，选择有90%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对“得到”和“失去”的感知是不对称的。该理论引申出四个基本结论： 1、确定效应：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 2、反射效应：处于损失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 3、损失规避：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敏感。 4、参照依赖：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照点决定。在一项“处置效应”的实验里，数据显示：上涨股票被卖出的概率，超出下跌股票被卖出概率约50%。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称之为“损失厌恶”。概括而言： 1、人在面临获利时，不愿冒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 2、损��和获利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就会改变对风险的态度。 “损失厌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买股票时赚了点儿小钱就跑，亏了钱却死守等反弹。然而，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边界和场景。例如，有人可能会��：既然如此，当下A股那些核心资产，过去涨了几年，不就是没早点儿获利了结，现在才深跌套牢吗？我们要意识到，行为经济学解释的是“心理价值”与“实际价值”的非线性关系，但不能解决如何对股票的“内在价值”估值的问题。没错，跳出窄框架，以更长周期来评估资产价值，可以避免波动所带来的“短视的损失规避”。但这不意味着只要抱着“优质资产”睡觉就可以了，要是资产已经变质了呢？巴菲特说：你不需要成为投资领域的天才，你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他认为：90%的人买股票的想法不对，他们希望买入后下周就涨。涨了很开心，下跌感觉很糟。根据“损失厌恶”，即使跌和涨的幅度是一样的，但糟糕时的心理感受可能是开心时的强度的两倍。想想看，这和出租车司机的“窄框架”是不是很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糟糕：毕竟��租车生意的波动性��小于投资股票，司机设定单日的营收目标，可能导致少赚的钱不过是5%到10%；而投资市场本来就充满了起伏，不存在所谓均匀性。但大多数人却仍然用眼前涨跌这样的“窄框架”来做决策。 “窄框架”的好处有两个： 1、将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周期，切割成一个个短小的、似乎有确定性的小决策周期； 2、将较长时间才能算总账的决策评价，变成“立即开奖”的即时评价。 “窄框架”设定了你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也影响了你对风险的态度，进而将人置于即时满足的本能快感中。巴菲特的秘密是：考虑这家公司未来二十年后生意会如何。一旦拉长时间做决策，买下股票后股价下跌反而成了好事，你就有机会买入更多股票。如果出租车司机愿意将自己的决策周期拉长，他就可以做一些跨期替代：生意好时多干，生意差的时候早回家。资本具有跨期的特征，更加充满了不均匀性，所以更加有赖于跨期决策。然而，我们的基因还保留着丛林时代的“记忆”，人类的祖先不喜欢被猛兽吃掉，有食物要尽快吃，有水就抓紧喝。即使现在没有老虎吃我们了，也依然心怀恐惧，害怕失去，并渴望立即获得好东西。所以，人类决策行为上的“窄框架”和“风险厌恶”，导致如下结果： 1、我们逃避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期，这也许是人类很晚才“发明”概率的原因； 2、我们喜欢满足眼下的欲望和需求，并且很享受立即完成“小目标”的满足感； 3、我们喜欢碎片化的、均匀的眼前事物，讨厌整体的、不均匀的未来事物，因此而高估当下，低估未来； 4、我们对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过度反应，而对中度、高度可能发生的事，会反应迟钝； 5、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随波逐流，对“跨期替换”并不敏感； 6、我们对“厌恶”的厌恶，胜过对“喜欢”的喜欢。说回赚钱吧，也许可以用“时间、空间、概率、��理”来解释“赚钱为何这么难”： 1、时间。我们受制于即时满足，希望股票买了就涨，卖了就跌，太急于求成。我们热衷于短线交易，低估长远回报； 2、空间。我们缺乏大局观，不善于从整个棋盘中发现秘密，只看局部，只盯脚下而忽视远方，只看想要的，忽视更多的选项； 3、概率。我们太追求确定性，太试图从随机性中总结规律，我们总是陷入赌徒谬误，我们以为有限数据里的“法则”会天长地久。我们以过去的经验去套用未来； 4、心理。为了逃避波动，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而当波动发生时，股票跌10%时的厌恶情绪强度，是涨10%时的开心情绪强度的两三倍。于是，我们拔掉鲜花，浇灌野草。在了解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智慧之后，我们是否更靠近“投资圣杯”一步了？既然“拔掉鲜花，浇灌野草”不对，那么“拔掉野草、浇灌鲜花”不就好了？也许没那么简单。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每次买股票总是��，被朋友们称为“反向股神”，那么你每次都按照他的操作来“逆向操作”，是不是大概率就会赚钱？这��问题也许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首先，该假设将“买卖股票”这件事情变成了投硬币。投硬币有几个特点： 1、要么正，要么反，极小概率是竖立着的，硬币所有的可能性有一个封闭的结果，是有边界的； 2、正和反的概率是对称的，忽略竖立的结果，可以说正和反都是彼此的另一面； 3、不断扔硬币，结果会越来越接近于大数定律的结果，未来是确定的，是收敛的。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也包括模拟现实世界的投资市场，和扔硬币不太一样，我一一对比如下： 1、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就像宇宙大爆炸，是不断分岔、不断外延的，所有的可能性像是不断分裂的平行宇宙； 2、我们习惯于说好的反义词是坏，善的反义词是恶。这种二元化的方法，并不具备完备性。就像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作恶的反义词不是行善，而是不作恶。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遗忘； 3、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混乱。宇宙万物越来越无序，一切终将逝去。人们经常只引用“名人名言”的半截，彼得·林奇的那句“不要拔掉鲜花浇灌野草”同样如此。他的原话如下：一些投资者总是习惯性地卖出“赢家”——股价上涨的股票，却死抱住“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这种投资策略如同拔掉鲜花却浇灌野草一样愚蠢透顶；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卖出“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却死抱住“赢家”——股价上涨的股票，这种投资策略也高明不了多少。你看，彼得·林奇的意思是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像有人让你猜硬币，你说要么正要么反要么竖，结果那个家伙说：都不是。你很生气地让他打开手掌，发现硬币仍然在转动着...... 为什么两头都不对呢？彼得·林奇的解释是：这两种策略都十分失败的原因在于，二者都把当前股票价格变化看做公司基本价值变化的指示器。正如我们看到的��当前的股票价格变化，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一家公司发展前景变化的任何信息，并且有时股价变化与基本面变化的方向完全相反。几乎所有试图寻找“投资圣杯”的行为，都是刻舟求剑。所以，本推文不会顺着“窄框架”和“风险规避”，去探索如何让赚钱变容易。彼得·林奇的意思很清楚了：第一阶：别拔掉鲜花灌溉野草，反之也未必对；第二阶：你如何识别鲜花和野草？你的标准是什么？第三阶：你凭什么比别人更能识别这一点？否则该如何出价呢？第四阶：如果市场的非理性不理睬你的价值判断怎么办？例如大家就是觉得野草比鲜花值钱。我对“金钱是认知的变现”这类说法颇感不安。广义而言这句话当然没错，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误导了太多人。如果我们说，金钱是知识的变现，大家一定会一笑了之。但为什么把“知识”换成“认知”，就觉得很有道理呢？也许知识如猫，认知如鬼，画鬼容易画猫难。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和语言等。人脑接受��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太笼统、太宽泛、太简化了。按照这个逻辑，说“财富是人的变现”，或是说“财富是知行的变现”，全都正确，也全都毫无意义。塞勒、卡尼曼、特沃斯基、林奇、巴菲特等人，算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了，他们的理论精炼、生动，直指事物的本质，堪称“认知”的山峰。然而，这些认知，对于赚钱毫无帮助，它们只能帮助你在没赚到钱之后自我反省。再好一点儿的话，是让人意识到赚钱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干脆别瞎折腾了。也许你会说，“金钱是认知的变现”这句话本来就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很不幸，大部分人赚到的大部分钱，靠的是运气，而非所谓认知。再有，这句话��误导很多人。一类是小白，一类是聪明人。前者无畏，后者自以为“不无知”。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能用当下流行的那类“认知”去做数学题、去下棋吗？每年高考结束，一大堆人讨论作文，极少有人讨论数学或者物理。“作文”犹如泛化的“认知”，人人皆有参与指点的冲动和幻觉。可是，你的认知再厉害，面对数学题该不会还是不会。再想想看，对比起数学（不是顶尖研究的那种），投资难多了。凭什么投资就可以靠“认知”去变现呢？我一直有如下观点：所有精准的游戏（包括进而被称之为学问的），都需要扎实而艰辛的基本功；反之，所有无需基本功、或能靠“悟”达至巅峰的，全是巫术。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类的玄学之沉迷与滥用，是科学和理性的大敌。现如今流行的“认知”，不过是“悟”的另一种包装而已。投资经验，以及成功经验，和性高潮一样无法传授。有人在股东大会上提问：如果仅选择一只股票来对抗高通胀，你们会选��什么？为什么？巴菲特回答： “你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某件事上做得特别好。不管有没有经济利益，人们会给你一些他们生产的东西来换取你能提供的东西/技能，最好的一项投资就是开发自己。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不用担心钱因高通胀而贬值了。” 你看，这个最会选股票的家伙，“居然”连一只股票也推荐不出来。上面那段话，绝非是一碗“最好的投资是自己”的虚幻鸡汤。巴菲特那么说，是因为：打牌人是自己手中最大的那张牌，尤其是对资本决策者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别人的好牌未必是你的好牌。这句话的另外一重含义是：投资没有圣杯。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的。这正是投资艰难之处，也是有趣的地方。投资更像德扑，而非围棋。事实上围棋比德扑更让职业玩家绝望。我有一次和职业做投资的朋友聊天，谈及自己对投资还是门外汉。我打��个比方：例如关于围棋，��为爱好者我勉强算是入门了。衡量标准是，只要我持续花时间，就有办法让自己的围棋水平顺着某条曲线提高。例如做死活题，多对局，用AI复盘。但是对于投资，我没找到修炼的方法，找不到那条曲线。力不到不为财，我凭什么赚到那笔钱？过于强调投资的“专业性”这一面似乎有些刻板，也有点儿试图找到因果线性关系的嫌疑。很多时候人们说投资更像艺术，巴菲特也说投资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大学里并没开设“炒股学”。似乎理性、耐心和常识（又或者反之如“激情、野心和想象力”）才是关键。关于“只可意会”的东西，我向来好奇且警觉。年少学棋时看武宫正树的“宇宙流”，感觉气势磅礴，如浪漫骑士。后来听专业棋手评价，武宫正树的基本功极其扎实，对杀和官子皆为顶尖水平。否则如何“浪”得起来？再看为我们端出鸡汤��巴菲特，慈祥模样背后，其实是一位奋战终身的斗士：他从小做生意，经历了各种商业的历练；他有着扎实的经济和数学功底，对金融和实业都有极深的洞察；他下过无数次的“注”，犹如打过很多场实战的乔丹；他天生冷血，下注时不受七情六欲的羁绊；成为股神，需要“专业+认知+肌肉+反人性”，以及非常非常好的运气。即使如此，他也会买“错”IBM，随后干脆地认错清仓。但没白“错”，接下来大举买入苹果，仓位几乎占到他持有股票市值的一半（不包括私营公司股份）。更难得的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断向前延伸。数十年来他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永远只讲那些最基本的常识，类似于“人不吃饭会饿，不喝水会渴”。——很老土，但几乎不会过时。巴菲特也没试图总结自己的原则和公式。在他眼中，投资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伯克希尔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它的大小是无限的，它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画布，我可以画我想画的东西。” 塞勒将自己的研究，从纽约出租车司机，扩展到了证券市场，并以此解释了“股价溢价之谜”。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市场的股票收益远远超过了债券。这是因为市场给喜欢冒险的人的补偿吗？塞勒发现，投资人和出租车司机一样，用“窄框架”来评估自己的收益。他们频繁计算自己的盈亏。因为“损失规避”的心理作用，太频繁的评估会让当事人很不安。股票是波动的，每天盯着股票看，就像船上的人死盯着船舷下的水浪，格外让人头晕。所以即使股票投资有更好的期望收益（年化收益约为7%），人们也会放弃自己的概率权，宁可只持有回报低于1%的国库券。心理账户的过于狭窄，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财富的增长。有趣的是，��菲特和芒格的死对头马斯克，也在推特上发了一段很“价值投资”的建议： “买几家��相信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的股票。直到你认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开始变糟时才卖出，别因市场的波动而恐慌。从长远看，这将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马斯克发的，没准儿会觉得这是巴菲特的话吧。而与马斯克互骂已久的贝佐斯，也转发了投资人格利的一段话： “整整一代企业家和科技投资者都是在长达13年的惊人牛市的下半场建立起他们对估值的全部看法的。对很多人来说，‘去经验’（unlearning）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令人惊讶的、令人不安的。” 我在朋友圈，也看见一位资深的投资人朋友感慨，享受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还以为是人生常态，其实不然。时间的长河总是起起伏伏。贝佐斯对格利上面那段话回应到： “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本轮牛市的非凡性。牛市确实让不少人收益长虹，直到牛市不再。市场会教育人，教训可能是惨痛的。” 以更大的时间框架，来��解世界，应对世界，改变世界，是巴菲特、马斯克、贝佐斯们的共识。他们几位风格迥异，平日互不待见。但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也许他们会聊得很开心，甚至会喝上几杯。毕竟“聪明、理性和真诚”是相通的，也是稀缺的。塞勒倒是真的用认知变现了。除了拿到100多万美金的诺奖奖金，他旗下的UBVLX的业绩从基金成立日1998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到2017年9月底的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32.44%，过去5年的回报也还可以。塞勒参与的基金的秘密，采用“反向投资策略”，从投资人的不理性行为中赚取超额收益。其公司网站上这样说到：最疯狂的事情是你认为人类每时每刻都会按照逻辑行动。他不做那些复杂的分析，而是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做判断，例如发现一家公司的CFO突然增持了一倍股份，这极可能是一家公司发生好转的重要信号。他还参��了另外一家基金，卡尼曼也有份��。未必是说行为经济学家都很会赚钱，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当然，极有可能塞勒在基金里贡献的是名气和智慧，具体操盘另有专业人士。即使如此，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当中，能用“认知”在财富领域变现的，少之又少。假如非要说认知，也许最关键的就是打破认知的框架，保持开放性。 2013年，经济学家法玛、汉森和席勒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趣的是，法玛和席勒从来都是“敌对的”：法玛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之一，芝加哥大学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法玛以提出“有效市场假说”而闻名；席勒是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一些非理性的偏离是存在可预测的规律的。法玛的理论是：资产价格的变动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既有信息。正是他的观念，促进了指数基金的兴起。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这样解释： “被蒙住眼睛的猴子向报纸的金融版面投射飞镖选��的投资组合，与专家精心挑选的投资组合一样好。” 法玛甚至不相信泡沫的存在，因为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可用的信息。而席勒则以预测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著称，他研究市场的低效与人的非理性，证明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要大于公司股息的波动性。他认为： “大众心理或许才是导致股票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出现变动的主要原因。” 将当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对立的”法玛和席勒，代表了这样一种态度：“经济学领域尚未就一个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市场如何运行——达成一致意见”。橡树资本的马克斯调和了法玛和席勒的观点：有效市场理论并非金融市场的全部真相，主流市场的确变得愈发有效，但无效性永远都在。他认为杰出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战胜市场，正因为他们善于在有效市场中寻找无效性。按照我们的传��，像马克斯这样“阴阳调和”简直是“显而易见”，法玛和席勒才是幼稚的钻牛角尖。说到这儿，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说一下哲学和科学，尤其是那些自上而下鸟瞰一切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让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 “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 爱因斯坦��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了如此“希腊困境”：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确切来说，爱因斯坦反对的是“捣糨糊”。他们想要打开黑盒子，看个究竟。法玛和席勒的观点，并非硬币的正反面。他们也许各自发现了手表内部的某个齿轮。我们当然可以说手表是整体的，是一个系统，是多个齿轮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如果因此而不打开手表探究机芯的真正结构，这种大而化之的哲学思考毫无意义。就像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从传统医学获得灵感，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提取有效成��，方能造福于人类。我倒不是要像费曼那样说科学一路踢哲学家的屁股，那样就可能陷入“科学原教旨主义”。如索罗斯般进行哲学思考，并拉低姿态自称“金融炼金术”，也是值得称赞的态度。反而是那些教条式地拥抱ETF和核心资产的人，在该交给随机性和概率的地方，拼命去找公式，相当于在大海的船板上雕花，却忽略了巨浪和冰山。——这是一种对确定性幻觉的追求。说说萨缪尔森吧，他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坚定捍卫者，相信“没有人能打败股市”。但他很早就买了巴菲特公司的股票，一直拿到2009年去世，大赚其钱。巴菲特一直嘲笑“有效市场理论”，但是他对大众唯一给出过的投资建议，就是购买（美国的）指数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