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信中國

趕走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lengshanshipin 中式欺骗大众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whyyoutouzhele 1、中华民国比你先建立，
2、中华民国并没有灭亡，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whyyoutouzhele 哈哈，国内一大把人都找不到工作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网友投稿：
我的爷爷，1940年代就参加八路军。
年轻时，他不是躲在后方喊口号的人，而是真真正正上过战场、挨过枪子、流过血、拼过命的人。
他参加过辽沈、平津等二十余次大小战役，多次负伤，甚至还受过朱德接见。
像我爷爷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是拿命替共产党打天下的人，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今天出去明天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的人。

可最后呢？

最后的下场，不是应有的尊重，不是应得的承认，不是一个革命军人最起码的荣誉和保障，而是被怀疑、被抛弃、被拖延、被否认，直到带着屈辱和寒心离开人世。

这就是共产党最残酷、最不仁义的地方：它在需要你的时候，把你叫作功臣、同志、革命战士；它不需要你的时候，就可以把你像一块破抹布一样扔掉，甚至连你曾经为它流过血、拼过命这件事，都可以翻脸不认。

我爷爷在朝阳大河战役中曾被国民党俘虏，后来又重新找到部队归队。就这么一段本该被历史公正看待的经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里，却成了压在他身上一辈子的“问题”。1956年10月，爷爷转业分配到朝阳乡任投递员，本来是服从组织安排，老老实实工作，想过平静日子。结果1960年朝阳乡并入关门山乡后，他被告知回家等候分配。一个曾经为政权打过江山的人，组织一句“回家等着”，就把他晾在那里。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两派以他曾被俘的经历为由，长期怀疑他“叛变”、怀疑他有“历史问题”。从此以后，他的人生不再是被尊重的革命军人人生，而是被审查、被污蔑、被推诿、被悬置的人生。

这是一件多么荒唐、多么残忍的事情？

一个参加过二十多次战役、负过伤、受过接见、拿命换来胜利的人，没有倒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最后却倒在自己誓死追随的政权的冷漠、猜疑和折磨里。共产党嘴上最爱讲“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可真到了具体的人身上，它恰恰最擅长做的，就是让这些人既流过血，又流了一辈子的泪。

更可恨的是，1986年朝阳乡遭遇大水，档案被大水冲泡丢失。从这一刻起，共产党及其地方机构展现出了它最无耻的一面：不是去补证，不是去调查，不是去还原事实，不是去尊重一个老兵几十年清清楚楚的经历，而是顺势把责任全推给“档案丢失”。仿佛只要纸没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几十年的历史就可以一笔勾销；仿佛只要记录没了，他在战场上流过的血就不算数了；仿佛只要材料找不到了，共产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翻脸不认人。

这就是这个体制最阴毒、最冷血的地方：
它制造历史，它垄断历史，它解释历史，最后它还可以抹掉历史。
你活着的时候，它让你证明你是谁；你拿不出它认可的那几张纸，它就敢否定你整整一生。
你明明是替它卖过命的人，它却能用一套官僚程序，把你硬生生变成一个“不被承认的人”。

我爷爷后半生一直在上访，一直在申诉，一直在为自己的身份、名誉和应有待遇奔走。可他换来的是什么？不过是每个月八十多元、几百元这样羞辱性的待遇数字，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反复打发、敷衍、推来推去。对一个参加过那么多战役、受过那么多苦难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待遇问题，而是侮辱问题。不是国家没钱，不是制度没规定，而是这个政权从骨子里就没有真正把这些底层功臣当人看、当回事看。

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边高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边让真正的老兵、功臣、伤残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在现实中四处碰壁；一边在宏大叙事里歌颂牺牲和奉献，一边在具体个体身上表现得麻木、刻薄、无情；一边把革命历史挂在嘴上、写进宣传，一边对真正构成这段历史的人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我爷爷的遭遇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而是这个体制本性的缩影。
这个体制对人从来就不是讲感情的，对功劳也不是讲良心的。
它只在乎权力稳不稳、程序顺不顺、责任能不能往下推、麻烦能不能甩出去。
至于一个老兵是不是受过伤、是不是打过仗、是不是受过冤、是不是被拖垮了一生，在它眼里都不重要。
只要这件事会增加它的行政成本，会暴露它历史上的错误，会让它承认自己当年整错了人、亏待了人，那它宁可装聋作哑，宁可让一个人抱恨终生，宁可让一个家庭几代人吞下委屈，也绝不会轻易承认。

这才是共产党最让人寒心的地方：
它不是不知道你有冤，而是知道你有冤，也可以选择不理；
它不是没有能力纠正，而是有能力纠正，也可以故意拖着；
它不是不明白谁为它卖过命，而是明白了以后，照样可以翻脸不认。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谁，一次次去上访；去世之后，我父亲继续替他奔走，要求恢复名誉，要求承认身份。可直到今天，这个曾经靠无数像我爷爷这样的人流血拼命才坐稳江山的政党，依然不肯给出一个像样的公道。它享受了无数先辈用命换来的权力，却不愿承担起对这些人的责任；它占尽了历史的便宜，却不愿偿还最基本的道义亏欠。

这样的党，嘴里说着“人民”，心里装的却从来不是具体的人。
这样的国家机器，最会利用忠诚，却最不珍惜忠诚。
打天下的时候要你冲锋陷阵，坐天下的时候嫌你麻烦累赘；
有用的时候把你捧成“革命功臣”，没用的时候连你的身份都可以不承认。
这不是残酷是什么？这不是不仁是什么？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所以我最愤怒的，不只是我爷爷晚年过得凄惨；
我最愤怒的是，一个曾经为这个政权出生入死的人，到老竟然要靠上访来乞求它承认自己的存在；
我最愤怒的是，他身上的伤、他打过的仗、他受过的苦，在共产党眼里竟然比不过几份丢失的档案；
我最愤怒的是，这个党口口声声讲历史、讲初心、讲功勋，却对真正的功勋者如此冷血无情。

如果连这样一个为它打过天下、挨过枪子、负过伤的人，最后都能落得被怀疑、被遗忘、被否定、被拖死的下场，那它还有什么资格高谈“人民”？
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功臣都如此残忍不仁，对普通百姓又还能有多少真心？
如果忠诚、牺牲、流血、奉献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羞辱、推诿和抛弃，那又凭什么让人继续相信它、歌颂它、为它卖命？

我爷爷没有对不起共产党。
真正对不起人的，是共产党。
它对不起一个替它打江山的人，
对不起一个被它历史运动毁掉后半生的人，
对不起一个到死都没等到公道的老兵，
更对不起一个为此奔走两代、至今不能释怀的家庭。

有些伤，不是贫穷造成的，是羞辱造成的。
有些恨，不是因为没拿到多少钱，而是因为一个人明明有功，却被活生生磨成了“无名无份、无人负责、无人认账”的冤魂。
这就是共产党最真实、最冷酷的一面：
可以利用你，可以歌颂你，也可以在榨干你之后彻底抛弃你。

附图：网友的爷爷履历表、革命军人证书，以及上访文件。

[朱韵和 @zhu0588]

“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千8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
“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BGlayds30098 平等对待，大陆不能干的，台湾也不能。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zhu0588 比任何太平朝代都惨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ah96785567 2020年全民核酸检测计划

[朱韵和 @zhu0588]

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后，这个嗜杀成性的独裁者，连历代封建帝王都不如。封建帝王“得天下”后，多少都要搞点怀柔政策，大赦天下，以示宽容，让民众休养生息。毛则恰恰相反，用他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决不施仁政”。所以他马上就磨刀霍霍向他过去的一切大、小政敌（包括千千万 万已经放弃抵抗，愿意臣服的人），进行报复、清算，大开杀戒。其规模之广，其残忍凶恶，古今中外世所罕见。

我还清楚的记得1951年3月27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雾。我与邻家一个小女生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从西门外的抚琴台跨上西安路，这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由于起雾，能见度很低，所以我们只管大步走，未细看前方。突然，一个端着步枪的大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明晃晃的剌刀直端端地指着我们两人，凶神恶煞般的对我们吼道：“站住，不许动”！那个邻家的小女生，当时就吓哭了。我毕竟是个男孩又比她大几岁，所以没有哭，我说：“我们去读书上学……”那个兵不等我说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这个“死”字真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拉着我那位已吓得呆若木鸡的小邻居，一溜烟的便向我家中跑去。

这就是我亲见的成都著名的3.27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动于3月26日午夜开始全市戒严，直至次日上午十点才解严。那时成都当局动用了军队、警察和一些土改工作队员之类的所谓积极分子“翻身奴隶”，据当时的《川西日报》称，在十来个小时内共抓捕了所谓的反革命份子1687人，从当时成都各监狱、看守所处处人满为患来看，应该不止此数。而且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当时既无逮捕证、拘留证，也不说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带走。弄出去就像装货物一样甩进有蓬的大卡车就拉走。其野蛮竟至于此！

一个月后，即在五一劳动节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搞了一个所谓的“公审公判大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每逢过年或大的节日前都要开这种会，叫做“威慑敌人，教育群众”，也就是要杀鸡儆猴。

此后成都的“镇反”运动便进入了疯狂的大屠杀中。载着死囚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不远，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声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一天杀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几乎到了无空处可贴之状。许多杀人布吿头一天才贴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盖了。毎张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我的家就在杀人的抚琴台附近。原来这里小桥流水，田园景色，宁静宜人，我父亲才选在这里居住。这下好了，成了杀人的刑场了。当时一到天黑，附近居民连门都不敢出。一天有个年龄比我大的邻居男孩张志强，玩耍中约我去看北门外昭觉寺杀人刑场的景况。我对此本无兴趣，但他便笑我是“胆小鬼”，旁边又有几个女生也跟着起哄笑我胆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结果到了昭觉寺附近杀人的刑场一看，真吓死人。原来那时杀人方法特别血腥残忍。行刑的刽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枪刻意对准死囚的后脑袋射击。并为此还专门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杀一个人，就像打破一个罐子一样的简单和随便。真是当局草菅人命的绝妙的自供状。因此我们看见横七竖八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点的还有一半、或一小半脑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颈子像个木桩。尸体都还是五花大绑地捆着。血与脑浆遍地都是。我见此情景顿时就想恶心呕吐，回头就跑。张志强也大概受不了，也跟着我跑了。

我回家后，饭也吃不下，老是恶心。一睡着就在恶梦中惊醒又哭又叫。在家人严厉追问下，我才“坦白交代”了。当然获得“从宽处理”，只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但病状依旧。那时我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有她的古老“治疗”法。把一个鸡蛋埋在柴火灰里烧，听得“膨”一声响后，鸡蛋烧熟爆裂了。她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的“魂被吓掉”了。于是祖母点燃一炷香，左手拿着鸡蛋，右手拉着我的耳垂，喊着我的名字说：“孙儿，快回来，快回来”！我则答曰：“奶奶，孙儿回来了，回来了”！你别说，经过这一番“折腾”症状大减，几天后就好了。后来学医才知道，这大概就是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疗法。后来我也在病人身上搞过。但不是我祖母那“中国特色”的，而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失眠，用1ml生理盐水注射在他皮下，对他说：“这是特效安眠药”。他一会儿就睡着了。

祖母啊，您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疗法，虽然当时解除了我的心理障碍。但那些恐怖的阴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无法驱除，挥之不去……

---滥杀无辜的“镇反运动”
作者: 严家伟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zhu0588 千古循环，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whyyoutouzhele 不够村民卖2包烟。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QuanLujun 49后第一大太监

[默默 @momoGZ0412]

1951年2月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指示》。其中规定：凡公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有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的股份和财产，应予依法没收；但必须报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审核后转请政务院批准，方可执行。属于前条之外的一般土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和财产，经县（市）人民法院没收时，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朱韵和 @zhu0588]

最初的焚书
1950年中共已在“焚书”——法西斯式统一思想。1950年9月全国出版会议，中共政府发布〈肃清资本主义反动思想及封建思想的出版物决定〉。商务印书馆50年出版的1.5万余种书籍，仅留1354种；中华书局出版的万余种书籍仅留下400种。1951～52年，上海销毁书籍230吨，包括不少古籍。全国城乡收书焚书 ，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广州）收集焚毁书籍数十万斤，经史子集、明版殿版、珍版抄本、县志族谱，甚至小说掌故。

1950年“焚书”，1957年升级“坑儒”——反右。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届二次大会，毛泽东狂言：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毛泽东确实气魄甚大，但这样的气魄已近疯子。中国的可怜在于无法及时中止毛泽东的疯狂，只能等他人亡政息。更可怜的是：至今仍在维护毛崇拜——尸供纪念堂。

---可怜的中国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zhu0588]

工农实况
1919年3月，李大钊所撰〈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唐山煤厂的工人……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

刘少奇、李立三早年领导安源、武汉工运，深感困惑委屈，因 为工会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包括“工资加到骇人程度”、“自己组建法庭监狱”、“没收工厂店铺”等。当刘少奇、李立三向工人提出反对意见，遭到工人严厉斥责，骂为“叛徒”、刚从苏联回国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的刘少奇“苦闷欲死”，李立三则“痛哭流涕离开矿山”。

中共之所以将工农神圣化，还不是“意在沛公”——动员工农入伙，为中共打江山？！

---贤愚倒置的中共
作者: 裴毅然

[朱韵和 @zhu0588]

《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一手炮制，长期豢养，并以苏联马首为瞻的武装叛乱卖国集团。他们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更是苏联远东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分裂中国、赤化中国。他们什么丧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来举个例子，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大屠杀。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斗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糜烂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

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
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

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

凋敝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茫然不顾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 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陜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那是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红军战士愣住了。“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 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

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国焘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参考资料：
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罗学蓬：《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Suozhang_NY 这就像说回族人吃不起猪肉一样。

[朱韵和 @zhu0588]

谁要对刘文辉被祭旗负责？
还有一个叫刘文辉的上海人，他堪称是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最早、最激烈、 最彻底、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斗争、反极左的第一人。在黑暗的年代，刘文辉决心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用自己的肋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制毛泽东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路线 。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份《人人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伏案疾书，写成万言书 《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然后复写成每份十张信纸的长信，寄给北大、清华、复 旦等十四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文辉正气懔然地对弟弟刘文忠说： “古今中外，反专制、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 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令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刘文辉、刘文忠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被捕。为了给改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 红色新政权”立威，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决定用刘文辉祭旗。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凌晨四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内，由检察院的一个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两个钟头内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式。刘文辉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三十岁。他成了十年浩劫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 拓展有限公司出版，二○○四年十一月版）。

---"上海帮罪恶，谁来清算？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柳孚三·

图：刘文辉

[朱韵和 @zhu0588]

妇女被锄把捅阴道戳死

杜治中先生在《左祸肆虐的年代 ——1959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中写道：我家在四川省荥径县城边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是“荥径惨案”的重灾区。59年冬天，公共食堂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我在县城上六年级，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

还有好些人是没饿死前被打死的。那时村 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才15岁的王富清被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摧残凌辱人。五队的妇女周国勋，当时才三十岁，就是被一个姓丁的打手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妇女死后，女儿艾云华沦为孤儿。

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

---郑兢业：人吃与吃人（上篇）
——中国大饥荒的劫因难果
上篇：劫因

[網信中國 @subsistence1989]

@AmbWuJianghao 是输了，但没有灭亡，你得再打下来再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