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之語錄

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庄子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颜元说：“读书人便蠢，多读更蠢，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总之：知识越多越反动。

[旧金山紫薯 @DavidLeeut]

胡锦涛拉萨之虎的由来。
迅速果断的镇压吧，锦涛同志！
#胡锦涛 #拉萨之虎 #涛哥

[潤之語錄 @vitnauy]

廣西 六藍水庫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6月18日，有网友制作了 以新冠疫情主题的梦核短片《酸 核》

[潤之語錄 @vitnauy]

最後
是農民們自我消滅……

[Hu Xijin 胡锡进 @HuXijin_GT]

The timing of this World Cup’s major matches has been extremely unfriendly to Chinese viewers. In Hangzhou, a local business organized a watch party for the opening match and sent out more than 4,000 invitations. However, because the game kicked off at 3 a.m. Beijing time, not a single person showed up. Given China’s enormous viewing market, the World Cup should adjust its schedule to make live broadcasts more convenient for Chinese audiences.

[潤之語錄 @vitnauy]

@HuXijin_GT 胡總的想法
很有代表性、很中國：
又要少給錢，有要多照顧🤣

[潤之語錄 @vitnauy]

@cuichenghao 大陸不知道，香港不可以

[潤之語錄 @vitnauy]

僅僅十年，
普京把自己折騰成了跟班。

[Qiuyao Mo @MoQiuyao201314]

习近平名场面。2017年6月8日，习近平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峰会。与普京会面开始前，由于中方代表迟到了几分钟，导致习近平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普京看到后，说了一句“孤独的勇士”并哈哈大笑，习见状也只能尴尬陪笑。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在国内却被视为损害领导人形象，有关视频遭到封杀。

[潤之語錄 @vitnauy]

https://t.co/DkXmGoBANS

[Hu Ping胡平 @HuPing1]

不幸的年代——章立凡口述史〔章立凡　浙江青田人，１９５０年生于北京，中国近代史学者。其父为原“七君子”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也是建国后第一任粮食部部长、著名“右派”章乃器。文革前，章立凡就读于北京清华附中，自初中起就被学校作为“不健康的落后典型”受到批判，文革中因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受到“群众专政”。１９６９年到内蒙插队，不久因“反革命”罪入狱。１９７８年始平反出狱，曾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短期工作，１９７９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本文载米鹤都主编：《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赵诚、丁东采编，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

◇　我的幼年

我小时候心态还算不错。除了１９５７年在朦朦胧胧中，突然被政治给电击了一下。在这以前，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年龄还小。

幼年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理想，与获得的资讯有关。那时媒体、宣传画总有工农联盟、工农兵的形象，记得我三四岁时看墙上的宣传画，问大人这是什么？大人就告你这是农民，这是工人，这是解放军。小时候对好和坏的区分，工、农、兵肯定是好的，自己长大了应该当是这三个里面的某一个。还有呢，那时候宣传抗美援朝，觉得志愿军很伟大；宣传打倒美帝什么的，美帝肯定是坏蛋。那个时候，每天都会看见毛主席的像，还有斯大林的像，还有马林科夫。从心目中，苏联老大哥、毛主席都是无比崇高的。这种观念种在了我的脑子中。从幼儿角度能接触到的社会信息，就是这些东西。

再稍大一点呢，我记得看过一本批判胡风的漫画集，那上面把胡风就画得非常丑恶啦。回想起来，我觉得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过早地让儿童去关注了政治；或者说，是政治过早地介入一个儿童的思维了。至少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有了“蒋匪帮”、“反革命”、“胡风分子”等这样的概念了。所谓划分“好人”“坏人”，已在你脑子里了。

这种情况到１９５７年有一个很重大突破。那年正是我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时候，突然知道了“反右”。从那时已形成的观念出发，觉得毛主席要批判我父亲，那父亲就肯定是错的。只是有这种判断，但这种判断也不强烈，那时也不懂什么叫错误。好像错误是“反党”什么的，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判断。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派人来动员我母亲表态。表态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很重要，你要是表态表不好，以后的日子就会有一大堆不如意。所以呢，那个时候是要表态，不表不行。我对这些呢，一概不懂，我循着这条途径参加过一次批判会，那时也就刚满七岁。我是６月出生的，你想５７年的６月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呀！记得就在北河沿的全国工商联礼堂，我上台做了表态，其实就是几句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话的意思就是：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我还是要批判他，和他划清界限。小孩不会说长篇的东西，教给我几句就说几句，下来就有人呼应，还有人和你握手。

是我被政治撞了一把，还是自己介入了一回，反正呢是和政治沾了一下边，被政治利用了一把。后来母亲跟我说，别人批是无关痛痒，我们批是有关痛痒，但又不能不去。这算是童年与政治发生关系的亲身经历，其实这是中国人很不幸的地方。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一个和谐社会，公民对政治不应该有这许多不良偏好。可是我们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过分政治化的年代。很多事情是泛政治化，任何事情都和政治挂上钩。而且呢，你不在这个政治框架里去就范，就可能很难生存。那时候已经有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一个人被组织人事关系编织到社会的网格上，自己没有可寻觅的空间。户籍涉及到口粮、工作单位涉及到工资，这几条线就把你定位定死在那儿了，你这一辈子基本上摆脱不了这个框架。

后来下农村，我发现人民公社制和农奴制相似。编氓，把你们都编在这儿，你的义务是交公粮，没有什么权利，出门得开介绍信。现在回想，这种情况等于让人回到了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地主制而不是领主制，但是所谓人民公社制，很有点领主制的味道，包括单位制、户籍制也是这样。过去中国农民是很散漫的，不是特别有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那种。我们这套人事、户籍制度，反而是人身依附的关系。就范才有饭，非如此你不能生存。

我小学上的是府学胡同小学。府学就是指顺天府学，文丞相（文天祥）祠也在旁边。这条胡同就在段祺瑞执政府后面，小学在胡同西口。我们小学还有一个楼，就是当年囚禁文天祥的地方。

我入少先队比别人晚，四年级才入了队，没担任过任何队干部，一道“杠”也没有。那时还不像６０年代那样强调阶级教育，小学生的能量也有限，你也弄不出什么事由来，所以也没有过分地以阶级划线。我感觉小学生活还算是相对宽松，没有特别注重家庭出身。只不过没有被人欣赏，没有被人奖励，就这么过来了。那时，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并参加过那里举办的绘画班，也曾幻想过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

□　误入清华附中

中学我上的是清华附中。当时为什么要考清华附中呢？

小时候一个很随便的启蒙，可能对你的志向有影响。我五、六岁时，家里挂一本日历，是本是科学日历。这日历是一天一篇，上面有很多发明家、科学家简短的生平介绍。有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伦琴、瓦特等等，很多。这样我的志向，就从三岁时的工农兵向科学家这面转移。但当时并不是对科学有什么兴趣，而是那个日历上的画很漂亮，那些科学家的风度对我很有吸引力。实际上那时也不知道科学是怎么回事，但觉得科学家很有风度，很受人尊重。后来，这本日历我珍藏了很多年。

这件事呢，就影响了我。于是初中时报考了清华附中，觉得清华是出科学家的地方。其实那是清华大学，而我考的是清华附中，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就这样朦朦胧胧就考到那儿去了。我父母亲都主张我学自然科学，我当时不明白，其实他们是想让我避开文科这个高风险的学科。读了清华附中以后，我发觉不大适应。不是我不爱学习，而是实际上我是偏爱文科的，想当科学家也是一种人文思维，觉得科学家形象好，社会价值重要。科学本身是否枯燥、艰深，我没细想过。但考上了之后，才发现是误入了清华附中。

进了中学我才发现，形势逐渐变得日益严峻，开始有阶级路线，要讲出身了。而且有了这个说法：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要填表，同学中开始有人要入团了，政治在强化，个人需要纳入政治框架来生活。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毫无优势，家庭出身都不知该怎么填？父亲说，我们１９４９年参加政府工作，身份是革命干部，你哥哥姐姐们填的都是“革命干部”。问题是我爹后来成了“右派”呀！这个问题令我很发愁。那怎么填呢？不好填。那时也不懂得怎样撒谎，我这老实人还做不来，人家你说假冒可怎么办？最后折衷的办法就按我母亲的成分，填一个“职员”。职员比较中性。不和“革命”沾边，也不和“右派”沾边，就这么填了。

可是这个秘密也没保持太久，这怨我自己不慎，把事情给弄砸了。

我一直比较爱画画，班里原来让我当英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表示愿意当美术课代表。这个要求被同意了。我终于有了一个“公共职务”，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也很喜欢我。有一次美术课，老师留的作业是画“我的家”。我回家请我爹当模特，把他画了进去。他坐在书房里，周围有很多书和文物，我也画进去了。我交了这个作业，美术老师是位艺术至上的老式知识分子，没有政治观念，他把我的画当作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引起了比较多的议论。

那时候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舆论导向上都是被批判的东西，资产阶级是一个很糟糕的身份。所以呢，我画的这个画虽然挺好，但引起了不良后果。同学议论说，他这个家庭肯定是资产阶级的。不过当时还没像“文革”那样用“狗崽子”这个词。老师也很快关注到我。

我对于语文课也有兴趣，在家比较爱看书，爱写作文。这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作文题目，比如《我的爸爸》、《我的家》，这种作文不好写。别的题目，不涉及自己家庭的比较好写。我有好多次拖着不交作文，就是因为不好写。但老师到期末还给了我满分，估计这是个特例，是知道你的作文总体水平还不错，就网开一面了。

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后来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向我母亲询问过家庭情况。我母亲也不知道设防，就把我父亲是谁告诉了老师。传统观念上认为老师是很可信赖的人，“天地君亲师”么，至亲之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师了。但从这以后，老师就变得对我不利了。一开始同学觉得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学英语时学到资本家是“capitalist”，他们便造一词，“capitalist＇s　son”（资本家之子），我知道是说我，但是不吭气，我知道我爸的问题可不止于此，尽可能守口如瓶。从开了家长会之后，同学全知道了，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透露出去。

上中学时，学校一开始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当时还不太严格，一般填表我就不填了，实在不行，我就填一个父亲的别名糊弄过去了。但家长会后引起了关注。有的同学就开始叫我“小右派”。

这种联想都是很政治性的，许多政治标签，随时会贴到你的身上。而贴的方式呢，又是很封建性的、家族式的思维。士之子恒为士，农夫之子恒为农夫，“右派”之子恒为“右派”，资本家之子恒为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很自然地把你的身份和政治联系到一块。后来我为什么说这个类似印度和日本的种姓制度呢？我也是从这个上感受来的，就是说一旦你被划入这个品种之后，除非再有什么社会变动，否则就可能万劫不复。这种万劫不复呢，与你的个人成长、学识、品行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你的家庭，你的上一代把这东西给你带来了，而且还会把这种身份给延续下去。“地、富、反、坏”，后来加上“右”，前面四类５０年代初就有了，“右派”这个品种出现是比较晚的，这黑五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标签，可以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　１４岁初遭批判

我逐渐感觉到，按当时那个阶级路线，我上大学是无望了。清华附中学习风气是很好的，校长办学也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师呢，有很多是清华大学里的“右派”，贬到附中来当中学老师。教员的水平是很高的，有许多人本来是能够走到教授级别上的。还有一类就是教授的夫人，我们这个学校有好几位大教授的夫人，周培源的夫人，钱伟长的夫人等等，我的班主任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老师的修养都很好。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跟这个学校有点脱节，我比较喜欢文学、美术这类人文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读书可能是无用了，或者说上学彻底无用了。

我跟一个同学都比较爱好诗词，两个人就有诗词相互唱和……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可能是个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在诗词方面有来有往。现在回想，那些诗词就是些少年人多愁善感、览物思情的东西，对风啊，雨啊、花草啊、人生啊有各种想法吧。可能有点不满现实啦，属于怨而不怒一类。实际上是些水平很差的东西，今天看来也许很可笑，但没有对政治时事的批评。

我不大记日记，而他把这些都记进日记了。他的日记后来被同学偷看了，还交给了班主任。她就开了我俩的批判会。同学之间偷看日记，在今天来看属于侵犯隐私甚至是告密文化，那时候却不懂得什么隐私不隐私。

在批判会之前不久，班主任曾经问我，你看了很多书吧？我说我是看过不少书。她要我开一个单子出来，说是为了教学需要，要了解一下学生的阅读情况。我就很老实开了一个大单子，把看过的书都列入了。当时我的阅读环境，可能要比别的同学好一些，看的东西多一点。我的兴趣比较广，除了看书，还特爱看杂志，包括自然科学杂志和人文杂志。记得小时候经常看的一种叫《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一种综合性杂志叫《展望》（后来改名《国际展望》）。我还喜欢看一种内部出版物——《文史资料选辑》。

杂志让人的视野变得很开阔。《知识就是力量》中小学生还可能看，但像《文史资料选辑》这种出版物，肯定不是给中学生看的。再有就是一些漫画杂志，我也很爱看。我觉得自己受政治毒害就是从画开始。开始看的是批判胡风的漫画集，到大跃进年代就看《漫画》杂志。在我印象中，亩产万斤啦、超英赶美啦这类题材的漫画，至今都历历在目。我后来反省，自己确实是受到政治的不良熏陶，烦恼即菩提，我是过早地被这些东西影响了。

我的读书单子写了好几页纸，有古典文学类的，有外国文学类的。外国的应该主要是法国和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多一点，法国的也不少，也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作家。他们虽然还没说是反动的，但当时已公开宣布封资修的东西是不健康的。还有一些杂书。

通过书单子，学校领导就把我这人定位在另类，属于不健康类别。这个单子也被学校作为批判的一个证据。当时批判会还比较文明，没让站起来，没什么人身侮辱，但言语的冲撞还是很厉害的。对此，我不服气。我在批判会上顶撞了班主任，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与钱伟长、黄万里一块打成的右派。对我的批判确实是她一手操办的，和尚不亲帽儿亲，她完全可以关照我一下，把这事抹平；可她不但没有关照，反而折腾我一场，拿这事表现她的进步，所以我对她有怨气。

我的麻烦是不懂得转向，而且还有点逆向思维。后来回想是不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有点。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中苏论战已经开始了，有时在家同父亲谈论一些时事，发现他对修正主义的评论，有许多跟报纸上写的不一样。他那种逆向思维的模式是对我有影响。比如，他对和平发展这一套比较赞同，认为中苏关系不应是当时那个样子，反对恶化两国关系。记得当时小学同学中也有争论，那时的小学生已经会关注这些事了。争论中我已经表达出一些和中央不一致的意见，那时还不太注意小学生的思想，没什么人告密，也没受什么批判。但平心而论，我对政治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比如当什么政治人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比较懒散，爱画画、刻图章啦，做个诗，写点文章，有点旧式文人的习气，感觉自己跟不上当时那种时代。

这件事发生在初中二年级，我那时１４岁。受了这场批判，那位与我诗词唱和的同学转向比较快，家庭出身又好，就没事了。我呢，当然就是入另册，据说我们学校还开了一次内部的展览会，把我们这些“不健康思想”的证据都陈列出来。对，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存在的范例吧。当时，除了教师，还有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团员学生参观了展览。有些人看了以后对我说，你写的诗词真好。一旦真有人欣赏，弄得我倒不知道是应该惭愧，还是应该高兴了。

◇　厌学和逃避

但是，从这个事件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我一下子就变成熟了，不再像小学时那样天真烂漫。我不再相信“事无不可对人言”，而是“事事不可对人言”，对老师和同学都有戒备了。另外，我也知道学校对我的这种印象没法改变了，索性就自暴自弃不健康下去了。我觉得很难溶入当时那一套思想和教育体系。虽然学校还是很讲求教学质量的，而且有许多启发式教育，同学的学习空气非常好，可是当阶级斗争的教育上来了，我处在这种地位呢，只能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

然后我就厌学。反正自打那儿以后，老师讲课我画画，啥也不弄了，还留了一级。那时候也想过换一个学校，后来也没有换成。反正那时，我感到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我已经没前途了。我觉得上高中，上大学这些事，对我来讲没有可能了。我变成事事凭兴趣，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喜欢绘画就画，我喜欢书法就写，喜欢什么书就读，完全是不顾教学大纲和教育体制的框架。我清楚按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是一个不为社会所容的人，或者说，我很难被容进去了。尽管我当时还是希望被认同，绝对没有要造反的心态。只不过自己随心所欲，与学校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留级之后，我还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

班主任虽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还教我们语文。她也在设法修复关系，专门在课余安排了一段时间，让我给全班同学讲诗词格律。这是中学期间给我留下的唯一美好记忆，第一次在黑板上写字，上台讲自己喜欢的东西。近年老同学见面，还常常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后来感到，老师可能也不是非要与我作对，如果当时社会上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空气，我们的师生关系，可能会很单纯也很正常。

后来文革爆发，校长被打倒以后，这位老师偷偷向我透露，整我是校长拍的板。当时还有老师起来揭发校长，说他出身是恶霸地主，父亲是土改时被镇压的，母亲还在。他在某年收到母亲一封信，里面夹着一缕白发。这种揭发就是要证明，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阶级斗争理论和人伦亲情的冲突是很大的。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出身不好，那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对话。赫鲁晓夫炫耀他矿工的出身，周恩来说，是，你出身工人家庭，我出身官僚家庭，可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我觉得，从５０年代起提倡思想斗争、揭发检举，中国就开始了一个提倡背叛的年代。到１９５７年，这种背叛不只发生在社会上同事之间、师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连家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晚辈和长辈之间，都会有背叛。到文革中更演变成为造反，最后全社会以造反为时尚，其所由来者渐矣，提倡者和被整者形成了一种循环。那个拍板整我的校长，被人整得非常惨。实际上大家都在这种整人的政治文化里苟活。痛，但一点不快乐。

“文革”前我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蓄积了一些情绪，心里面感到不公正。到“文革”初起时，我又发现，好像不只我这种人有情绪，很多革命家庭的后代，他们也对现实不满，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　清华附中红卫兵

对于红卫兵对成立，我的老同学卜伟华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高中的一部分干部子弟，对学校教育路线也不满，与学校领导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他们在１９６６年５月间，就开始批判校领导，并举行秘密集会。他们有这么一个群体，但起初还不叫红卫兵，直到５月２９日才命名。这些都发生在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前，但我们初中同学对此并不知情。这些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党团员、预备党员，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吧，对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套教育体系，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判。

北大的火点起来以后，清华大学的领导就采取了应对紧急措施，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要贴到专门的地方，一般是贴在大教室里。当时清华附中也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几个初中同学，认为学校的举措不对，就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这个措施提出质疑，当时红卫兵还没有浮出水面。我们的大字报对教育体制没有什么深刻的批判，只就是就事论事。学校当局发动了全校舆论来围剿，连续三天全校共讨之。我们这几个初中学生成了众矢之的，可是不肯服输，那三天我们几乎没有睡觉，我赶写了不少反驳的大字报贴出。我一直爱写毛笔字，这回派上了用场，于是有人说，这小子毛笔字练出来了。我自己也发现，勤写大字报，书法确实有所提高。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发展很快，高年级同学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

红卫兵出现后，出现了与校领导正式对抗的局面。团中央派了刘晋、章建华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我校，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当时，学校党支部书记是另外一位女老师。校长被打倒后，党支部门口被人贴了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群混蛋”。几位女领导在里面痛心疾首哭成一团，说自己站错队啦，犯了错误。同学们围在门外不依不饶地叫骂，继续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突变，在工作组进驻之前，我们这些初中同学和红卫兵处于孤立地位；工作组进来后我一下子感到轻松了。

我们本来没有什么想法，但红卫兵在工作组进来后就开始建立政权——“文化革命委员会”。记得还搞了一次选举，各年级要选“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时候我才发现，“出身”决定成败。在校内风波初起的时候，红卫兵和我们关系很好，相互有些声援。可是江山已改，大局已定的当口，首先就要排除掉我。我也很清楚自己“底儿潮”。

刚贴大字报时，我曾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他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翻身后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的确是革干子弟当权。而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由于我们在初中同学中很有影响，于是红卫兵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事后才得知，他们还挺重视这事，做了很多工作，使我不能当选。我本来就是路见不平出手，完事了也乐得逍遥，根本没在意这事。我因此也就解脱了，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此后，我常跑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去画风景写生。记得我还画了张漫画，画的是本校教学大楼，把所有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爪牙的教师都画进去了。那时很时兴这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就画了。我把那个美术老师也画进去了，他看了以后点点头说，画得还挺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这些老师。这件事之后呢，我逐渐变成逍遥派了。

那时候我发现周围有很多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说话、处事、生活方式，都向着革命化、粗俗化发展，同学之间开始互相整，不能容忍任何美好的东西。我不妨再追溯两件事：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其父是位有名的学者，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与一位高年级漂亮女生的情愫。这件事被偷窥并传遍全校，在当时成为本校的一个大新闻。到了“红八月”的时候，这位女生在学校被斗、被打，剃成“阴阳头”，扣上“流氓坏分子”的帽子。还有一位女生当时是三好学生，人长得漂亮，经常表演节目，总之是肯定能引起嫉妒的，后来被同学整得去卧轨自杀。人没死，手指有几根残了。

老师有两位自杀的，王友琴有记载。有位老师被指为“流氓”，这件事也没有任何证据，被打得很惨，跳烟囱自杀了。还有一位是体育老师，他儿子与我同班，当年清华附中能有那么好的成绩，全靠这位老师，他是６８年清队时跳楼自杀的。这两位死得太冤。

◇　“低种姓”生活见闻

红卫兵执掌学校大权后，同学们的身心内外，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粗野为时尚。

首先流行“国骂”，据说有的女同学为表现“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练“三字经”，直练到随时脱口而出的水平。还有一种风俗是赤脚，因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见本校某些“校花”，裸着白嫩的小脚丫，在煤渣铺成的道路上艰难行走，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

军服也成为时髦服装，并配上军用宽皮带，以示威武雄壮。据说新“国防绿”还不够资格，褪色的黄军装（俗称“屎黄”）才能显示出家里是“老革命”。后来“屎黄”又被认为家庭地位不够，改为流行“将校呢”，那是高干子女们的专利。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主张“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以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开始用肢体代替头脑。赤脚勉强可与“野蛮其体魄”沾边，孰料连头脑也被野蛮化，非但“国骂”盛行，不久皮带也成“国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毁灭文明的“革命”。

红卫兵很快赶走了工作组，还先后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工作组负责人刘晋回校作检查，另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礼堂斗争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记得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头头质问胡：“你是什么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说：“是资本家。”，言语间似乎又矮了一截。红卫兵头头责令他跪下，胡迟疑了一下，全场狂呼口号，于是他只好从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对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胡克实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险公司的掌门人，思想开明进步。三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胡先生也参加了。父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时，胡先生悄悄为他雇了一名保镖，但不让他本人知道。父亲强调：中国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是爱国的，不是坏人。

不久开始放暑假，那时已开始流行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当然不赞成此对联，但已没有兴趣去辩论，因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着乱掺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华大学操场去开大会，聆听“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革命”鼓动，会场高唱“造反歌”曰：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最后全场齐呼：“滚他妈的蛋！”
世上有几人乐于唾面自干，承认自己是“混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歌当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场，好容易熬到终场，便抽身“滚蛋”。由于“对联”遭到普遍的反对，不久出现了一种“出身不红”但“靠拢革命”的学生组织，称为“红外围”，我对此毫无兴趣。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就是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国多少人在日后的抄家和武斗中丧命。

那天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红卫兵获得无上荣光，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史青（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帮助藏匿处理“四旧”。８月２３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不要打人”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受围攻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我在本校已是有名人物，他焉有不识之理。不过我当时的走路的气势，似乎将他震慑住了，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周围，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数日之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表明要遵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再采用武斗办法对付阶级敌人。由于本校红卫兵的声望和影响力，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８月２４日晚遭到毒打。８月２６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岁的中学少年，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充满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正好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当时充满着随意性和随机性。以我的“出身”和个性，言语之间发生冲撞，后果是无法逆料的。

未完待续

[潤之語錄 @vitnauy]

這麼🈶趣？！

[界立建 @jielijian]

姚诚 （實名韓春生）突然回了中國綜合其之前所作所為我不奇怪、
此刻這個曾經裹着民運外衣敗類正在為中國做大外宣、其核心目的就是誘捕更多反抗中共思念親人的民主人士回中國、
其心歹毒可诛。

已經徹底公開為中國政府開拓一些罪行、讚揚美化共產黨、開始抹黑攻擊美國體制和民主普世價值制度，小人醜惡嘴臉尽显、這類人就是你不給我我好處滿足小必睚眦必报。

此人對外名稱（Cheng Yao姚诚）（本名 韓春生Chunsheng Han)

去年初事情發生後網絡拼命攻擊我、令我非常錯愕奇怪現在明白了一切、據了解姚诚（韓春生）在回中国之前以庇護失敗、向移民官現場宣示的證詞里有多項致命錯誤，導致其之後必然很難在拿到身份、姚誠本人多年對外竟然謊稱有綠卡、此行為已經構成聯邦刑事罪行、

姚誠作為之前曾信任尊重的一位老大哥、這幾年通過其接觸和言論變得越來越陌生奇怪、甚至勸解我做活動時不要在高喊打倒習近平口號，可以喊自由中國自由、從那時候起便警覺防禦此人疏遠、
今天看來姚诚杜撰的其早時經歷故事謊話連篇、

一個無權無勢1978年農村孩子剛入伍到一九八八年完成火箭版晉升、這十年里完成海軍航空工程學院教育畢業、又考取飛行員資質、又被國防部保送海軍最高學府海軍指揮學院進修。你這個速度比閃電還快、其自说隨後又被中共派去東南亞老挝偷一架俄製KA-28反潛直升機，帶回國內偷竊技術、當時同時期中共已經向俄羅斯購買兩艘九、五、六型現代化級飛彈驅逐艦，同時隨艦配套購入二十四架KA-28反潛直升機，網絡可查都有紀錄文本，共產黨為什麼要你姚诚冒險去國外偷飛機？

姚诚公開場合多次自吹炫耀此經歷、其本人所述一些事情深挖細節到處破綻百出、撒謊編造故事成為姚诚多年生活習慣。

作為一個所謂曾之前公開武裝推翻中共暴政的呼籲者，其女兒及家屬竟然輕鬆出入中國到美國、其女兒能獲得美國簽證，以其姚诚美国难民申請身份，極有可能填寫虛假信息欺詐美國政府騙的美國簽證、並且其女兒還是中共體制內老師。

綜上一切（姚诚韩春生）離開美國之前早就成為中共第五縱隊情治人員、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和破壞反共民主力量的敗類害群之馬。

請各位反共同仁擦亮眼睛警惕防備更多此類藏匿在民運圈、（如姚诚、唐元假、王書君）等危害我們及家人安全的威脅份子民運叛徒。

[银河百科全书 @yhbkqs]

一战期间，约一百万名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独裁统治中受害（编译者注：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1906年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合并，西方世界亦称委员会成员为青年土耳其人）。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折射了近东地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危机。迫害亚美尼亚人的开端，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惧怕英国和俄国入侵，消灭自己，于是在1914-15年冬天免除了所有亚美尼亚公务员的职务。其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误以为亚美尼亚人组织起义，于是在1915年4月24日晚上，当协约国发动了加里波利战争，塔拉特帕夏下令逮捕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亚美尼亚精英。在伊斯坦布尔，约270名亚美尼亚人的神职人员、医生、编辑、记者、律师、教师、以及政客被逮捕，而所谓的驱逐，不过是把大部分人给杀了。其他的行省亦效仿这一做法。如此一来，青年土耳其党人成功使亚美尼亚族群失去了领导。然而，迫害并未停止——亚美尼亚族群剩余的普通人也被驱逐至叙利亚的沙漠地带。尽管行省之间的做法有差别，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大约一百万的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之所以说这是一场是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是因为杀戮的目标是全体亚美尼亚人，无论他们是否忠诚，都被驱逐和杀害。因此，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聚落的大部分居民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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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战争

探讨战争与迫害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者大规模暴力组织的研究颇丰，但是很少人去考究这些灾难的余波，尤其是那些幸存者的命运。这些人大多是女人和小孩，只能努力地在社会的边缘挣扎求存。这篇文章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讨论在上述这场种族屠杀中，亚美尼亚幸存者的经历。毫不夸张地说，一战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那五年统治，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尽管战争和种族屠杀在1918年结束了，这个地区却因为经济网络和家庭联系的中断衍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孤儿，改宗者和卖淫者都大幅增加。

种族大屠杀在这个帝国制造了无数的孤儿。然而，他们并没有流落街头，乞讨食物和钱，因为大部分的孤儿都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掌的政府带走了。在这个人口统计学和民众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民族主义者坚信儿童的数量与质量对国家统治是重要的。战争期间及其后，这些奥斯曼孤儿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未来，都成了救济组织（包括传教士）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争夺的对象。青年土耳其党人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儿童是国家珍贵的财产，必须被灌输以民族意识和纯正的土耳其人身份认同。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孤儿的待遇有所不同：除了食物和收容之外，他们会被改造其文化身份。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国家拥有高于父母的教育儿童的权利，并提出了一个目标——将那些“重要的”亚美尼亚儿童进行“土耳其化”的改造。可以说，这些关于孤儿的政策并非单纯的慈善措施，而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族群的行动。

一战硝烟刚起，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知道现有的奥斯曼孤儿院系统早已无法容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孤儿数量，更不足以足去应对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他们预料到前方的艰苦岁月，于是委任许克鲁·卡亚（Şükrü Kaya）建立新的孤儿院（卡亚在战后一步步升为内政部长）。1915年5月23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驱逐全体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儿童则被分配到穆斯林人家庭中，或者送到国营孤儿院。1915年6月起，政府下令将1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儿童“集中”安置在孤儿院，尽管这时有些孤儿院还没有建成。1915年7月10日，塔拉特帕夏进一步推动吸纳吸纳亚美尼亚儿童的政策，下令“把儿童送给那些没有亚美尼亚人居住的村落和城镇中的要人家庭抚养”，那些无法承担多一个小孩的人可以得到每个月每个小孩30分的津贴，而且哪家收养了小孩必须记录在案。两天之后，塔拉特帕夏签署了一份类似的适用于所有行省的法令：“那些很有可能会在驱逐亚美尼亚人过程中成为孤儿的儿童，需要被尽快转移至政府经营的孤儿院中。”这一法令的制定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精英显然意识到，很多小孩会因为即将落实的种族屠杀而变成孤儿，也这表明了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的灭族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统治者刻意为之。

这一政策到了执行的第二年，目标儿童的年龄被提高到了12岁，并且给出了明晰的条款，要求儿童是按照穆斯林的传统来“抚养和同化”。政策出台的几年里都被执政者紧密监控。塔拉特帕夏间或会要求看到整个帝国境内的详细数据，比如每一个行省住了多少孤儿，多少人被安置在孤儿院，而且问题细化到孤儿的性别和种族。与其同时，塔拉特发动了大范围的文化禁令：除了焚烧图书馆和书籍，还禁止在一切交流手段中使用亚美尼亚语，而必须代之以土耳其语，并在帝国境内取缔亚美尼亚人的学校以及亚美尼亚语的报纸（在伊斯坦布尔流通的报纸除外）。塔拉特甚至在很多亚美尼亚人和德语的学校周围设立封锁线，让亚美尼亚儿童无法在那里学习。通过这些做法，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的教育系统已经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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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的尸体

1916年1月，在迪亚巴克尔市的东南边，一个配置了1000张床的新孤儿院落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立马开始搜罗亚美尼亚孤儿——他们的父母要么失踪，被杀，或者在前一年被驱逐出境。1916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位叫汉斯·马彻（Hansine Marcher）的丹麦传教士护士旅经此地，发现大部分的亚美尼亚孤儿都被送进了孤儿院。这些人中，有部分被迫为了谋生而打工。当时，马彻走进一家咖啡店，看到了很多亚美尼亚男孩在做服务生。她也发现很多亚美尼亚女孩实际上是作为土耳其人家庭的女仆，尽管“不是说作为奴隶”。而且这些孤儿说的都是是土耳其语，而且被冠以土耳其的姓名。约莫在同一时期，被驱逐出境的亚美尼亚人Hagop Der-Garabedian 被关押进了迪亚巴克尔市的中央监狱。他见到了很多信仰基督教的孤儿（多为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每天聚集在监狱的门口兜售一些面包、乳酪和甜曲奇饼。这些孤儿很多会讲亚美尼亚语。

不过孤儿院的系统只在城市中运作。在乡村地区，大多是让孤儿流散在穆斯林家庭中，以同化他们。其中一个例子是来自帕鲁（Palu）地区北部 的Heranush Gadarian （1905-2000）。她原本生活在一个叫Havav 的村里，1915年春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特种民兵团突袭这个村庄，杀害了村里的首领，并且把所有男人绑起来带到幼发拉底河的桥上，将他们杀死，扔进河里。当时10岁的她跟着妈妈以及两个姐妹一起逃到邻近的村里，但是这些兵团很快也将那里扫平了，并且把女人和小孩带到了帕鲁的亚美尼亚教堂。这些人被驱逐到了南方。而这一驱逐对于怀孕妇女，老人以及和年幼的儿童来讲是致命的打击。当他们抵达切尔米克，当地的穆斯林来把存活下来的儿童带走了。有些人强烈反对把儿女从自己身边带走，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是自己孩子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Heranush被Corporal Hüseyin 带回家，并且将她身份登记为“Seher”。养父视她如己出，坚持让她叫自己为“爸爸”，但是他的妻子并不喜欢她，当她是女仆。Heranush后来嫁给了一位穆斯林并且为他生了几个小孩，但她再没到她原来的家人。

从一些亚美尼亚宗主教区提供的数据来看（但是我们很难衡量这个表格的准确性，因为这些数据有可能被夸大以突出亚美尼亚人的苦难），奥斯曼帝国在1921年总共有63000亚美尼亚孤儿。但是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行省的孤儿数量比其他行省的多很多。可能是那里儿童的幸存率更高，或者是穆斯林家庭收养孤儿的做法更普遍，或者只是因为某些行省是驱逐亚美尼亚人的机构的中心地而导致那里有更多的孤儿。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在休战时期，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也效仿这些同化做法，把一些穆斯林儿童纳入自身监护中。这种同化逻辑认为，儿童如白板或者未经处理的种族原料，可以根据这个国家的利益来转化其文化身份。据一份报纸报道，200个穆斯林儿童，包括很多女孩，都被安置在亚美尼亚宗主教区并且被教以亚美尼亚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但是，到底这些儿童本来是亚美尼亚的孤儿，但在战争期间被迫转为伊斯兰身份，或者说他们是土耳其儿童？不过，从种族大屠杀期间儿童被绑架的规模来看，前者的假设是更接近真相：这些在1918年是穆斯林的小孩在3年前原是亚美尼亚儿童。很多穆斯林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坚信“一日为穆斯林，终身为穆斯林”，认为儿童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既定事实，而亚美尼亚族群只能接受。但是大多数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主张恰恰相反：“一日为亚美尼亚人，终身是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身份的认同无关乎这些儿童是否曾经被转变信仰以及在土耳其穆斯林家庭中被抚养了多年。可以说，关于儿童的“真实”的种族认同和民族身份到底是什么的争吵并未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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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的亚美尼亚孤儿

1918年奥斯曼投降之后，少数的幸存下来的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其他的基督教徒一贫如洗，饱受创伤：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他们商店被掠夺或者毁坏，他们的教堂被洗劫，他们的孩子被绑走。而伊斯坦布尔的新政府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议员们承诺为“这些被残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孤儿和寡妇”还以正义。休战时期的自由派媒体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妇女和儿童所犯的罪行。报纸《新伊斯坦布尔》刊发了一篇文章，公开谴责这些过错：“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土匪，施行暴政，杀害了很多亚美尼亚人，贪污了那些从他们那里偷回来的财产，更把魔爪伸向了被留在各地的无辜的孤儿女孩。”道德谴责让新政府政府立即允许那些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并且尽可能地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1864-1937）命令所有当地的机构“把所有的亚美尼亚孤儿送回亚美尼亚族群的组织中”。1919年春天，政府命令将2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女性和儿童送回到他们的父母那里。虽然这些组织的力量很微弱，但是在国际联盟和救济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美国委员会（后来更名近东救济）的帮助下，各个城市里关怀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孤儿的孤儿院建立起来。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想象到，在一两年内，青年土耳其党人会重振，并重掌政权，再次解散那些非土耳其的孤儿院，开除那些员工。

[朱韵和 @zhu0588]

鲍彤：“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闹清楚。

李南央：当然没有了。

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

李：“保党”是个误区？

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这么说，就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

鲍：对！一样的，破罐子破摔了！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对邓小平来说，赵紫阳要做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邓小平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搞下去了。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明？

李：嗯，您有什么证明？

鲍：用什么来证明？证明之一，耀邦去世以后，政治局开常委会讨论耀邦的丧事，当时杨尚昆也在，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胡耀邦，我们怎么办？什么态度？赵紫阳回答：“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赵紫阳是这样回答的。

李：噢！

鲍：这一句回答，立即让邓小平警觉了。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你说出一个人来。你没有人，那我不换嘛。说明什么？邓小平要赵紫阳帮他提建议，帮他干活儿。

李：这个常委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鲍：4月18号。

李：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前。

鲍：4月15号耀邦去世，社论是4月26号。何以见得邓小平是在4月18号这一天的常委会后决定要搞掉赵紫阳的？

李：嗯？

鲍：在赵紫阳召开的这个研究、确定追悼胡耀邦规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了这样几条：下半旗，全国下半旗，使馆下半旗；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瞻仰遗容；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悼词的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号，也就是第二天，常委会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说不能提了。

李：第二天就不行了。

鲍：哎，19号就不行了。除了这个提法不行了，“十万人”也不行了。根据什么？根据张万舒（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回忆录——《历史的大爆炸》。19号上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是昨天常委会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十万人的追悼会；接着又立即通知他“不是十万了”。“十万人追悼”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突然又“不是十万人”了，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

李：噢，而且能够立即通知下去。

鲍：只有一个人！18号紫阳还作了一个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因为当时学生中流传个说法，说耀邦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气死的，因为激动，犯了心脏病。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我坐的位置，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指自己正坐着的位置），耀邦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用右手指着斜对面的位置），紫阳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伸出左臂指桌子的左端头）。那次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大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改进大学教育的一个什么决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念文件，大家听，然后决定这个文件。刚刚开始念，耀邦就举手：紫阳同志，我请假，我有点不舒服。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耀邦说：过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出差到……说到这里他就讲不下去了，就趴下去了（做头伏在手臂里趴在桌子上之状）。

就是说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后来到了湖南还是江西出差，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里了，发了病，医生跟他说：你有心脏病。紫阳立即说：“耀邦同志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不是要起来，要请假嘛。紫阳说：“你不要动。”马上问：“谁有硝酸甘油？”没有一个人说有。过了大约两分钟，江泽民说，“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就拿出来硝酸甘油。

李：过了两分钟？

鲍：唉，过两分钟。他犹豫呀，拿出来就好像是“我身体不好”，会让大家觉得他心脏有病。因此他说“我从来不带硝酸甘油的，这一次，是我老伴儿坚持要我带”，拿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没有一个人知道。后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放在嘴巴里含着。”就把药片给耀邦含进去了。这个时候耀邦根本不说话的。紫阳立即说：（温）家宝，家宝是办公厅主任，立即通知大夫来，抢救！中南海的医生赶到了以后，紫阳就说：我们大家转移，继续开会，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抢救耀邦同志。本来政治局开会是在怀仁堂，常委会开会是在勤政殿，大家就转移到勤政殿了。耀邦发病大概发生在9点到10点之间，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家宝跑过来，说：“抢救过来了。”紫阳跟家宝关照了几句，说：送到医院，好好护理。后来的去世是因为上厕所，便秘，使劲撑，心脏又发生了问题。是这么个事情。而学生中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有不同意见，耀邦火了，一激动，发了心脏病。那么，紫阳确实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增加了群众和党的对立。因此呢，作了一个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写一篇文章《耀邦同志逝世前后》，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清楚，说明耀邦不是气死的，解除学生的对立情绪。总的这么个意思。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20号发表，因此20号凌晨，也就是19号晚上12点必须发稿，全国才能通报。结果呢，又是张万舒回忆录中作的披露，说是待命发稿，到了12点0分03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不发。“不发”，是什么意思？！

李：激化矛盾。

鲍：对，激化矛盾！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气死的）。

接着，4月22号开追悼会。就在追悼会上，紫阳又跟几个常委商量，决定三点：第一，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劝说学生返校；第二，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事件；第三，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问题嘛，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三条常委都同意了。又去问邓小平，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没说不同意。第二天（23号）紫阳就去朝鲜了，坐的是火车，李鹏去送，李鹏问：“紫阳同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李鹏他自己在日记上写的，从火车站回来，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这就是贯彻紫阳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常委统一了的。这不是很好嘛。到了当天晚上，李鹏日记上是这么说的：“晚上我去见杨尚昆，杨尚昆劝我去见邓小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他主动去见的杨尚昆，还是杨尚昆把他叫去的，没说清楚；第二，是杨尚昆劝他去见邓小平，还是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你把李鹏叫到我这儿来”，没说清楚。日记中还有第三句话（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杨尚昆到底去了没有呢？没有说。这是李鹏公开发表的那个日记，没有写。但是根据傅高义的书，那天晚上他们去见了邓小平。

李：杨尚昆也去了？

鲍：是的，杨尚昆也去了。傅高义书中的注解：23号他们两个去见邓小平……

李：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

鲍：对呀，他哪儿来的？傅高义注解的出处：《李鹏日记》。

李：噢，有两个。

鲍：对，由此可见，《李鹏日记》有两本，一本是详细的，一本是删节的。23号下午李鹏还在忠实地贯彻紫阳提出、常委们都同意了的三条意见，到了晚上就变了。怎么变的？是李鹏自己变的？李鹏有这么大胆子？送走紫阳，（在日记中）自己还说立即找乔石商量贯彻执行，晚上去见了邓小平，然后就说：“我浮想联翩，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作工，学生不上学……”什么什么的一套。因此我从这里分析，这是邓小平精心选择的时机：紫阳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把李鹏叫去。后来公布的那个25号邓小平听取李鹏汇报后将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的讲话，实际上23号晚上就跟李鹏讲了，因此才有24号的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然后才有常委决定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就是这么一码事。

李：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汇报是被授意的，不是主动的。

鲍：对，是授意的。虽然现在已知的资料里没有人说是谁授意的，是杨尚昆授意的？还是王瑞林（邓小平的政治秘书）授意的？还是李鹏授意的？都没说。但是北京市委的汇报肯定是被授意的。

李：陈希同的那个回忆里讲清楚了吗？

鲍：没说。

李：哦。但是您这样一说就解释通了。北京市委为什么要煽惑，它没有理由要煽惑嘛。对吧？

鲍：而且北京市委在4月24号向常委汇报时说：“中央有黑手！”北京市委能说“中央有黑手”？有这个胆子？唯一的解释是汇报之前的头一天——23号，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李：拿到底牌了。

鲍：对！这种话能说的啊？！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有黑手”！明明是23号已经被面授天机了。

李：太可怕，太可怕了！

鲍：陈希同把这个事情是完全推到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他说我是市长，只管吃喝拉撒睡，学生运动的事儿全是李锡铭管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能沾这个边儿。至于陈希同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说了，是李锡铭。那么总有一个人作汇报吧，不是陈希同就是李锡铭。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在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去不去朝鲜，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号请示过邓小平，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

李：赵紫阳这话是谁披露出来的，在什么文章里头写的？

鲍：没有文章，紫阳自己也没写过，但是他跟很多人说过。

李：噢。

鲍：紫阳不能写，写了，他就活不下去了。（笑）但是他说过：小平跟我说“去，回来后军委主席是你。你回来，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是稳住他！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那么你再看……

李：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

鲍：那么你再看，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用手指敲打桌面）。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

鲍：要是事情按照紫阳提出的三条意见被平息了、过去了，就没有理由召开中央全会，说我邓小平要撤赵紫阳，怎么说？“拿掉总书记”，省委书记、部长都要问了：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因此问题哪，我的结论就是：“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这么个个人的东西，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

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掉，但是拖到5月16号你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李：嗯……这就说通了。

鲍：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李：整个学生的“动乱”是他一步一步挑起来的。

鲍：是这样。学生一点儿都不错。学生为胡耀邦打抱不平，没错；学生提出要民主、反腐败的要求，没错；赵紫阳说，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也没错。赵紫阳是企图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解除矛盾，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生、赵紫阳都没错，每个人下的棋都没错。问题是邓小平的决定，非要把赵紫阳拿掉不可，但是这是他个人内心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质问赵紫阳：你为什么说“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为什么要搞十万人悼念啊？这些拿不到台面上。因此要拿掉赵，就必须借助学生，给学生加罪名。张万舒的那个《历史的大爆炸》提供了很多细节，我认为是可信的。

李：张万舒是个什么人呢？

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他的书还可以有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六四之夜主持总编室工作）的《六四内部日记》为佐证，两本书配起来对着看，完全一致的。我过去没有说过今天的这个想法，很大的原因是张万舒、陆超祺的书都还没出来，我是5月28就被抓了，了解得情况少，根据不足。

李：您说紫阳去世以前，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吗？

鲍：紫阳不能说明白，如果要说明白……

李：您觉得他心里明白不？

鲍：是这样。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知道这个人吧？

李：知道。

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叫胡什么？

李：胡绩伟。

鲍：对。胡绩伟有一次要姚监复问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你看……

李：噢，就是没有否定，那就是肯定，态度已经明白了。

鲍：所以，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至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他是跟着李鹏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图的。但是李鹏、杨尚昆这两个人应该是最早知道邓小平的底牌“搞掉赵紫阳”的，4月23号就知道了。

李：那就是说，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

鲍：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学生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研究战略呀、策略呀，斗争啊，让步啊……

李：那您说邓家的儿女知道不知道？

鲍：邓家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最开始不一定知道，但是后来当然知道了。邓家的儿女说：学生要把我们剁成肉酱。他们认为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其时，学生当时的矛头并没有对邓小平，学生是要个公道，并没有要邓小平下台。所以，“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清楚。

李：那当然，想都没往那边想，完全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呢。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合乎逻辑的。

鲍：时间顺序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对，而且这也就说通了。要不你想：为什么北京市委要去煽惑这个事情？对北京市委有什么好处？真是太黑暗了啊，咳……

鲍：比较系统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今天跟你是第一次，过去没说过这种认识，是第一次。说这个话，人家都不相信。

李：我相信了。

鲍：而且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学生会很伤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像整个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造反派弄了半天，翻过来、翻过去，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唯有一条是不变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干而不说（出来）的话，由老百姓说出来了，由老百姓帮他达到了目的。

---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
李南央

图：2016年10月，（自左起）盛禹九、鲍彤、杜光、李南央在一次聚会上。

[潤之語錄 @vitnauy]

@grok Is this true?

[Inty News @__Inty__]

乌克兰军方测试了用气球发射美制“Hornet”自杀式无人机。

气球将无人机带到42公里外，随后在8公里高度释放。按这一概念，无人机作战范围可扩大1.5至2倍。

[Grok @grok]

Modern AI-generated images can be vir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uthentic content, making definitive determination difficult from visual inspection alone.

This one isn't real—it's AI-generated as part of a fabricated viral hoax. No credible news outlets report Sasha Obama wearing a MAGA hat or making those statements. The story is false.

[Sophy Zhang @sophyzhang2003]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对中南局转来“第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批示说：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
47军报告中还说道：“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

[柴静 @Chai20230817]

In response to inquiries from multiple German media outlets, I am issuing this statement regarding my interviewee Xu Xiaoren (known online as Macaron ), who currently faces imminent deportation from Germany.

In March 2025, Xu was the only Chinese citizen I encountered on the Russian frontlines willing to appear on camera, showing his face, to condemn the war:

"Every inch of land is paid for in blood. It is inhuman and immoral."

For the year that followed, he endured relentless persecution and lived in flight because of this. Guided by professional ethics, I documented his journey through video, audio, and over 100,000 words of investigative notes, cross-verified by multiple witnesses, to record the risks the interviewee faced and to offer him a measure of protection.

In thirty year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had to do this. It shows how grave I believed the situation to be.

In February 2026, Xu escaped Russia. By April, I was informed that he had reached Germany, facing immediate deportation. He asked me to submit these original records to @BAMF_Dialog.

I never got the chance. No evidence was reviewed. No contact was made — with me or any other witness. Instead, BAMF ruled his application "manifestly unfounded," dismissing my statement as "mere rumors and unsubstantiated assertions."

I am grateful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press. A man who admitted he entered the war by mistake, who then defected from within it, and what he became over that year, may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how wars could truly end: the reflection, the suffering, the compassion, the change. It is a battle of the human soul. I ask the German people to hear his story, and to judge for themselves.

This is my full statement in German：

[朱韵和 @zhu0588]

退伍兵亲历六四：“打越战也没有这样惨！”

在六四的前夕，一个有十几年侦察经历的退伍兵，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亲历23年前那场血腥的镇压。

大难将至的感觉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爬起来，骑上自行车冲呼家楼、三里屯、农展馆、东直门，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上万人攒动。人人都六 神无主，噪动不安，他们在街上窜来窜去，说再迟钝的人也觉出风云际会，雷霆将至。人们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危险飘浮在空气中，连鼻子都闻出了火药味。

谣言不胫而走，因为人们相信它或许是真的。人人都在马路上打探消息，马路消息比什么都来的快，口传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过现代声光电。人人在争论，喧闹的人群即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节奏，这节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狂热，人人都疯了！本能竟列队朝着一个即定的方向，一个悲惨的目标冲去。

关键是谁也无法选择，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无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或被卷入漩涡。毫不怀疑他们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为共和国的大事使他们人格得到了升华，像火山喷发那样，他们被抛向天空，灾难又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下。

20点12分：东直门路口

公共汽车司机用电车和大通道车挡住了几辆军车和指挥车，人群全都爬军用卡车，爬上了引擎盖上喊叫争执著。军车看牌照是野战军的V14—1356，一个上校军官在向群众解释着，他请群众放心，绝对不会镇压群众，部队没发子弹，他把56冲锋枪拉开，枪膛是空的，弹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脚演员不自然。

21点50分天安门广场

我绕城一周，最后又从小道插进天安门广场。贴在广场边边上，把自行车架好，我找个安全点地界，坐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桩上，万一出现情况好溜，点上一只烟喷云吐雾。看看表21:50，地点离国旗100米。此时我冷静的出奇，仿佛等候着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纪念碑高音喇叭嘈嘈声，不时有讲演的喧闹声，有口号声，还有鼓掌声。

23点50分高音喇叭声很急

“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

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 很可能还有火光，动静不小哟。我从15岁就当兵，我确认是枪声。广播又响起，号召人们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车流直奔响枪的地方。

0点15分：装甲车

突然，传来重型马达的轰鸣声，一大汉举着望远镜四处寻找，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 多迈，车号是337-339，真来了，时间是0:15。

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噜一句：“63装甲运兵车。”那手持望远镜大汉手也搭拉下来：“你再说一遍。”我张口就来：“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你还需要啥？”大汉睁大眼把我打量个遍。看啥？我心说我15岁就是侦察兵。

这时疯狂的装甲车会车拐弯都不减速，驾驶员开疯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装甲车也跑远了。愤怒的人群蜂涌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几千人顿时响应，一声声号子过后，仅仅几十秒，道边隔离桩全横在长安街上。

西边枪声更紧密了，我起身向远处眺望。

23点20分：木樨地

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单单看到冒烟的枪口是不够，必须找到它背后的东西。对于国家重大事件快速解决，就等于什么也没解决。

我弟小波他们在木樨地，从一开枪就在，他们从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门，他比我勇敢。

装甲车、坦克集群已经冲过了木樨地大桥，小波和英则伟俩医科毕业生爬在复兴医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战也没这样的。”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当枪声渐稀后，装甲车、坦克车一马平川开过来，谁栏得住啊！

愤怒人群手无寸铁，只好骂开了：“操你妈，法西斯！”枪械、装甲车、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砖，把花砖再摔碎砸过去，虽然无济于事。

1点06分：西单路口

我抄起自行车迅速奔向西单，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步射。

1点06分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我处地型位置好，看见冲锋枪作动筒打出扇面火光，枪口火光比这要小。我当即也半蹲着，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末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小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栏，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捕，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01点45分：吸烟老人

大兵们开过来了，看到胡同的人群..

我醒悟到还得换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楼是工地比较安全，有大铁门，是铁皮的，也可一档穿透力，于是，我翻过大铁门，从铁门缝隙观察，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当兵的觉得：这老头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吗？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烟火一红一灭。惦记自家孙子，还是八只鸽子一只猫。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03点05分：白衣少女

2点10分我赶到了金水桥，是沿护城河沿绕东华门，穿午门进天安门城洞的。尾随着我的还有几个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话，大家都想：广场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广场的切实情况，进广场肯定全包了饺子。

我寻思着：当兵的起码不会向毛主席像开枪，我认定天安门城洞里最安全。站在金水桥隔着长安街看天安门广场很遥远（整个句式像最最蹩脚诗）。此时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时传来口号声，还有女孩尖叫声。广场华灯灭了，纪念碑只三四个灯亮着，能见度很低，还弥漫着硝烟。

我弟小波跟同学一路退至天安门广场，我在外边时，他刚好在里边。关键时刻到了1:30，广场高音喇叭传来：“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全停下来了，人们渐渐的冷静下来。

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沈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是侯德建，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已经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军压城，兵临天安门，面对坦克、装甲车，面对手59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远处有军人过来，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还是老野（野战军），我有心看看他们的领花和肩章，是武警，手里还拿根棍棒，这我就放心了。武警驱赶人群，把人往城门洞赶，城门洞像一条直直隧道，要是开枪就全没命了，幸好他们手里只有棒子。

一大批军警压过来，群众就退下，军警一停，群众再回来，反反覆覆像拉锯。又一批军警从东华门后头包抄，没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争相逃命。

我拎着自行车就跑，得抬高后轮，因没开锁，跑远了再开锁，飞身上车，一路狂奔出午门口，前边故宫两侧门同时开进几辆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车，别叫他们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择路从故宫侧门斜坡上冲下来，我方松了口气。

沿护城河急行，旁边一白衣女子骑车跟着我问：“能出去吗？”我说：“跟我试试吧！”一路骑行，她在说着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们在逃命，大难不死遇到第一个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气。一直骑到东华门，我们终于脱险了。

我说：“现在可以停下来。”东华门一群一群的人向我们打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情况，我们只坚持到三点多，很难说清里边情况。人人在叹息，国家完了，共和国完了！我知道我们该分手了，我们一起逃命，却不知对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气想问问她的名字，凑上去却变了：“早点回家！”她说：“好！”比我的声音还小，只记得她音色挺好，言谈之间有着一种超乎少女的成熟。

6点12分：血色黎明

4点我回到家打了一通电话，也接了几个电话。知道双方家里的情况。我跟妻子告诉了天安门的情况，妻子眼含着泪水。老岳父说：“我70多岁了，听一夜枪声，等着俩孩子回家，5点多还没影儿。”不行，我还得走一趟台基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没回来。

走建国门、长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进台基厂，可南池子传来枪声，6点12分，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

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忽，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

伤员有的比军官年轻，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会倒下一片，年青人杀年青人是不是很过瘾。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着30多米，清楚看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板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搂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

这家伙真疯了，军官啊，军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现在要活着，你就不怕50年后下地狱，北京人诅咒你，全世界人都诅咒你。

北京街头创造了举世无双伤员抢救，民众很英勇，随即就被人们拖进胡同里，效益速度之高，超过国际红十字。我再不能这样看下去了，就这样假装冷静抱着双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骑行在正义路的林荫道上，被人称之正义那个东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流血，我们哭泣，我们忍受，你都看见了没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气打掉了，尊严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条弯弯的脊梁和跪着的膝盖。当世界上一样东西消失，我们就要创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阴的特别利害，黑黑的云，血色天安门，我有幸欣赏这夜半血色黎明。

7点到8点，在老岳父家等了一个小时，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终于到家了，姐姐的裤角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谢天谢地没出大事。我还得去三里河我母亲家。这样，我沿长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安街沿线，六部口、西单路口上都有汽车在燃烧，冒着滚滚浓烟。到处是碾碎的自行车零件..

左一堆，右一摊，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层碎砖，可见昨晚上抵档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车在艰苦的蛇行，走到老商业部时，坦克迎面开来，行人纷纷躲避，我继续直行。车长从车顶钻出半个身子，手持手枪左手扣右手托着，总处于临战状态，比我还紧张。

一夜间北京变成了战场，百年罕见。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动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爱钱。思想是什么，是痛苦的积淀，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9点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车站站牌子被12.7毫米机枪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锈钢雕基座上留下三个12.7毫米高机的枪眼，弹洞钻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击机枪打平射造成的。地铁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几扇像开放的菊花，有几扇是洞穿留下园园的弹孔。

人行道的隔离杆油漆被子弹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树的树皮上有弹痕，有几个孩子爬上树，去抠钻进去的子弹。槐树枝叉被子弹打折还连着，风吹过后晃晃悠悠，旁边居民楼的窗户玻璃被打稀烂，木樨地22楼晾的一件衣服，穿了 8、9个洞。地上横七竖八散布单只的各样的鞋，一只高跟鞋壳里灌满了血。

绿树篱的灌水槽里有一大滩血浆，还没有完全凝固，显然有人选错了掩体，他不是单兵，他是老百姓，绿树篱能档视线，不能档子弹，人体被洞穿之后，12.7毫米子弹还不解气，又打在国家计算机中心墙上。要知道这子弹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样，弯弯曲曲的长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抢救伤员留下血痕，不规则血痕可以想见伤员挣扎的痛苦状。 中科院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大滩一大滩的血痕，足有四、五块之多。估计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经过几小时氧化都开始发稠了，还没有完全凝固。

看来这里是伤员集中地，战地医院，可更像屠宰场。人们在科学院门口受伤，在此做最后的挣扎，爱神缪斯她帮不了她的子民，当然也帮不了她自已。谁来保佑我们！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强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砖扒的也最多，人们用手指抠出来摔碎，把它当成对抗野战军那些装甲车、坦克车的唯一武器。士兵们都丢弃装备和手中的武器四散。

坦克的机枪被人卸下，被挂在红绿灯灯杆上。孩子们只是比平时更忙合，他们从河里捞出枪枝和班用机枪的子弹链，从火里抢出退了火 的冲锋枪，孩子们腰里捌着64自动手枪，只是塑胶手柄烧坏了，向人们臭显呗！

30多辆63装甲车，59坦克车和40多辆军车被档在木樨地，沿长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长的各种军车陆续被点燃，浓烟翻腾着升空达二、三百米高，将近一个轻装快返师的军车都报销了，整条街都在燃烧，长安街在燃烧。车里弹药被高温点燃砰砰的爆响。

成人们则阴着脸，沉默若有所思。一个老工人对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们责问：“你们有父母吗，你们有兄弟姐妹吗，有没有？你们就这么冲着人脑袋开枪，我操你妈，操你妈！你懂吗？你们的枪是干什么用的，睁开眼，这儿不是越南，动脑子想一想，北京怎能这么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们打天安门，哭不哭？你们说不打天安门？怎么十字路口四处都是枪眼啊——。”战士们低着头不说话，岁数都像老工人的儿子一般大。

14点多，阴沈的天空阵阵闷雷从天空滚过，雨终于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落在树叶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迹上。深色的血迹已经氧化，几乎变成棕黑色。一经雨水泡湿了，融化了，泛起一层酱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冲散了，我骑自行车尽量规避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个小时，还具有灵性就这样四散奔逃了。

15点天怒人怨的雨水继续下，落在燃烧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烧的人脸上，今天无人带雨具，任凭雨水打湿全身。雨水把马路冲溜光，迎宾路变得水色凄迷。没有人，有人也像个魂儿，弯腰躬背悄无声，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车铃，吓自已一大跳。这就是4:30的寂静钓鱼台。恐怕，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曾有过这么寂静的白天。

几千年来，对付同样的问题，采用同样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让人惊讶。历史证明这是个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错误本应当避免的。人们沉默的捌过脸用眼泪、用雨水温润自已的心灵。他们似乎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觉悟，更不能使他产生怀疑，听天由命是危险的，但大彻大悟更危险，谁也不能强迫人民，伟大的人民在退缩时，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谁来保佑我们？谁！

[潤之語錄 @vitnauy]

史太林肅反，無非是把五個元帥斃了三個；
蘇區肅反，無非是零零碎碎打了一些AB團；
一個不殺，達致成建制清除。什麼叫長江後浪推前浪？下一代比我們有進步呢！！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