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发

本账号定位为读书分享。是有感于：党化教育荼毒心灵，真相被有意误导，问题被有意误置。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博主的立场是：和平立宪，地方自治，渐进改良。有时也会转载持其他立场的文献。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抗日战争本不该打，是苏俄和中共暗中挑拨，才莫名其妙打了八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受日本和苏俄资助的革命党人，暴力打断了中国的宪政进程？二战胜利其实不值得庆祝？

历史和现实，前后相连。没有对历史事实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对时局有准确的把握。

在接下来的YouTube系列视频里，博主会尝试讲述一个超越国共两党官方叙事、经过重新挖掘和审视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它一定会颠覆你的三观。从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许多我们熟知的“胜利”或许并不值得庆祝，许多被掩盖的真相仍在等待挖掘。

我深知在资料有限、公开的资料被误导和谎言所充斥的条件下，还原真相极难。 但我希望能做到：1，真诚制作，精心制作。2，多摆事实，少讲道理。 3，绝不鼓吹仇恨。

视频最后附带了1959年罗素先生的珍贵专访。愿我们都能如他所言：在智慧层面，多关注事实是什么，不要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误导；在道德层面，谨记爱是明智的，仇恨是愚蠢的。

https://t.co/aHywfGQfmC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赵紫阳在自我辩护发言里回溯四月中旬以来的学潮。他说自己并不赞成学生上街示威，也不赞成罢课绝食，一再主张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但他同时看到，学生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北京城人山人海。

四二六社论把学潮定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说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认为，这样从整体上做敌我矛盾定性，多数人难以接受，学生也觉得被戴上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

五月十六日晚，他第一次在正式常委会上提出社论定性问题。李鹏说，社论里关于阴谋、动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是邓小平的原话，不能动。赵紫阳不同意，认为社论主要依据四月二十四日常委会精神写成，常委集体决定的责任应该由常委承担。

五月十七日，在邓小平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批评赵紫阳，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归结到他五月四日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会议再次肯定四二六社论定性，并作出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赵紫阳说，自己很难得力执行这个决策。

他后来把当时的担心说得很清楚：“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五月十九日凌晨，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当天晚九时，绝食学生宣布停止绝食。看完学生回来后，他病情加剧；请假三天期满以后，他说自己“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他参加任何会议。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四《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我辩护发言》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杨继绳再访赵紫阳，话题转到“六四”。赵紫阳回忆，五月三日万里出国前，他到万里家长谈学生问题。他对万里说，开放已经这么多年，学生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被认为要颠覆。

他的判断是，对话疏导可以把事情缓和下来。万里当时也同意，说李瑞环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不对，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不能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赵紫阳接着说：“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

他随即谈鲍彤。查清以后，什么事也没有；罪名却是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所谓泄密，起诉书写，有人问鲍彤“赵是不是不行了”，鲍彤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赵紫阳反问，这也算泄密？

所谓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链，二是议论戒严。赵紫阳说，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不给他自由。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赵紫阳的问题，以为他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二《再访赵紫阳》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2000 年 5 月 28 日，赵紫阳在朋友家谈“六四”前后的经过。录音机调好后，他把它放在茶几下面，说工作人员进来看到不好。那天外面也不平常：中央警卫局先把街上的汽车赶走，北京警卫局又派警察守卫，派出所再来加强，赵进屋后警察站在门外。

他从胡耀邦逝世后的学潮讲起。4 月 22 日追悼会后，赵紫阳说自己提出三条办法：劝学生复课；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对话；无论如何避免流血事件，只有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李鹏和常委接受，邓小平也同意。

赵紫阳去朝鲜后，4 月 24 日晚，李鹏主持常委会。李锡铭、陈希同把学潮说得非常严重，称一场全国规模的大行动正在组织发动。4 月 25 日，李鹏、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4 月 26 日，这个内部讲话被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

赵紫阳说，社论发表后，学生被“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这些帽子激怒。4 月 27 日游行上升到十万人，学生以为可能受到镇压，出发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了遗言、诀别信。游行却没有被压下去，负责阻挡的警察也敷衍一下就让路。学生回校后更无所畏惧，党团干部觉得被出卖，躺倒不干。

他回到北京后判断，学生经过这次大游行，认为政府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只剩出动军队；政府这边如果不用疏导对话，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也只剩动用军队。“4．26”社论以后，其它办法都不灵了，就存在着大规模的流血可能。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三《三访赵紫阳》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lincolnstark5 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

但杨是邓派的人。但邓派史观，同炎黄春秋史观那样，同是中共革命史观的延续。保党是第一位，为君者讳，为祸甚深。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权力的五指山，先是逃不出，后是不想逃。当然，比之歌颂五指山的，还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5 月 25 日凌晨，万里提前回国，飞机没有按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上海。接机的是丁关根、江泽民、朱镕基和万里的四儿子。报道说他身体不适、留沪治疗；直到 5 月 31 日，经中央允许，他才回到北京。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会上说：李鹏代表中央要我发表这个声明。

同一段日记后面，杨继绳写到李鹏所谓“大局已定”的来处：5 月 21 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 22 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5 月 27 日传达的讲话要点里，李鹏说“4·26”社论不能退，否定它就失去精神支柱；杨尚昆转述邓小平的话：今天只讨论退不退，不能退，问题就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赵紫阳说这个方针执行不了，要辞职。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六节《戒严以后》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HsuanTung1 当年施密特就是这样为纳粹辩护的。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lincolnstark5 杨继绳的这本书偏向邓派改革史观。当然应该予以批判式阅读。但简短的书摘常常承担不了这个任务。我也在考虑这个系列帖子该怎么做。目前也只是测试状态。

我同意你的看法。感谢你的回应！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杨继绳在北京富强胡同访问赵紫阳。谈到六四，赵紫阳说，他去朝鲜以前，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正在缓和；他给李鹏交代的是恢复秩序、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把这些意见向邓小平汇报后，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

赵紫阳离京后，北京市委汇报说情况严重。李鹏主持常委会，听完汇报后总结为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随后有了“4·25”讲话和“4·26”社论，学生游行扩大，机关知识分子也反感给学生扣大帽子。

赵紫阳回京后主张把“4·26”社论退回来，说可以由自己承担责任。他接见亚银时提出通过民主和法制解决问题，一度有七所大学复课。后来在邓家开会，他表示对搞军管担心出现严重后果，自己很难执行。

他后来回答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时说：“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这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从邓家开会回来，他写了辞职信。十三届四中全会前，有人劝他不要讲话，劝他讲几句检讨；他坚持发言。会后第二天复会，中央委员也没有保留。组织处理投票时，赵紫阳没有举手。他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附录一：一访赵紫阳；从“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whyyoutouzhele 有时候觉得很可笑，中共特意精挑细选找来帮腔唱戏的，其拙劣的演技、愚蠢的言行，让人看一眼就能尴尬到抠脚趾。无论是台湾，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都是眼明心亮。

像这样的人，能发挥什么统战作用呢？能骗过谁呢？土共的老爷们啊，找来这样的奴才帮腔，这不是在打我们习主席的脸吗？敌在统战部？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改革前，私有经济被当作“祸水”消灭。到一九七八年，国营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几乎囊括全部工业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里，个体只占百分之零点一。改革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单一国家主体撑不起买卖关系，所有制主体必须变多。

争论一路跟着政策走。董辅礽一九七九年提出改变国家所有制形式，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受到批判，被要求检查；邓力群点名批评他是“南斯拉夫观点”。个体户、雇工、私营企业逐渐出现，国务院规定雇工最多七人，杨继绳说理由很可笑：只是因为马克思著作里有这个界限。

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终于把“私营经济”写进鼓励发展的对象。赵紫阳报告说，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太多，而是发展不够，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杨继绳写道：以“消灭剥削”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公开允许剥削，这不能不说是“大踏步地后退”。当然，这种后退是为了将来“大踏步地前进”。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节 私有经济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真理标准大讨论刚开始时，杨继绳先把问题放在“两个凡是”之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活里，判断是非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两个凡是”又把它推到至高无上。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杨继绳追问，谁来鉴别准确和完整？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失去了一个毛泽东，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让学员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吴江和孙长江认为标准只能有一条，就是实践。文章发出后，吴冷西当天晚上打电话给胡绩伟，说文章“政治上很坏很坏”，所谓冲破禁区就是冲破毛泽东思想。胡绩伟把电话记录送给胡耀邦，胡耀邦判断吴冷西是在替领导层说话，要求另写一篇文章针锋相对批驳。

邓小平后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些人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不照抄，就说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精神。他还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节《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大部分发表这些评论的人，甚至都没有看过视频，都不清楚视频中是哪些内容。当然，也能理解，发布评论的任务太多，忙不过来。这些人拿到手里的，就是小领导发给的一串模版和话术而已。小领导应该是看过，内部讨论过，如何进行这种心理战和舆论战，对博主进行心理和舆论上的打击。

水军还能理解，卖力干活争取早日出狱，不磕碜。但小领导们就真值得可怜了。他们可能明白自己是在为虎作伥，但他们肯定不明白自己是在以身饲虎。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一九九二年南巡，邓小平把经济改革重新推向市场化。杨继绳写，另一面是政治收紧：邓小平放弃了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六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重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

在那段讲话里，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特区建设十几年才有今天，垮起来却是一夜之事。随后他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杨继绳接着写，这是邓为“六四”镇压辩护。南巡之后，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权力结构继续强化。到十四大，“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被法律化、固定化。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七章第四节“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一九八六年，胡耀邦想把精神文明建设文件写得开明一些。原稿没有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说对外开放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也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并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称为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乔木、邓力群先拿出修正稿，要求写回“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北戴河，王震、彭真、薄一波、余秋里等人也批评胡耀邦的稿子，胡耀邦退让，在第五部分加上一段反自由化的话。

陆定一不同意。他说，笼统反对自由化，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基本权利相冲突，历史后果也很坏。九月二十八日全会闭幕，陆定一起身坚持删去这段话，会场出现热烈掌声，万里也支持他。余秋里、杨尚昆反对，主席台上的常委议论纷纷。

邓小平随后发言，主张把反自由化写进决议。会后胡耀邦布置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王震事后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并在全校大会上说：“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50年，一共70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杨继绳写，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结果没有达到，还出现相反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章 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王震在中央党校讲话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杨继绳写中国怎样走出专制时，先把目光转向台湾。晚年蒋经国意识到，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谁也阻挡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危机。于是他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反对派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提议成立民主进步党。消息传到官邸，蒋经国沉思半个小时后召集党政军要员。情治部门呈上抓人名单，他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默许民进党成立，只要求媒体低调报道。党内大老抱怨他应该像他父亲那样把反对派丢到海里去，蒋经国一笑了之。事后他对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杨继绳接着引出新权威主义。吴稼祥写，中国大陆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赵紫阳一九九六年也谈到这个话题，说自己曾向邓小平讲过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回答是：“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杨继绳随后把比较落到大陆：“邓小平有足够的权威，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来结束专制，反而加强了专制。”他接着问，邓小平这么高的权威都没能结束专制，在他以后还会不会有能够结束专制的专制者。

他的判断继续往下走：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想靠宣传手段和组织手段人为制造新权威，不可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经济市场化、中产阶级壮大、政府行为回归社会、现代政治文明传播、乡村选举和党内民主化，都被列为条件；过程也会伴随政治斗争和曲折。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八章第四节“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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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传达邓小平在上一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的谈话。学潮刚平息，胡耀邦已经落马，反自由化开始压向知识界和新闻界。

邓小平先点名方励之，说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要开除；又说郭罗基只要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观点可以保留。到王若望时，他问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接着他说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讲，不能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污蔑的人”畅行无阻。提到魏京生时，话说得更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同一段谈话里，邓小平还说不搞三权分立，民主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反对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放开。讲话传达后，各级党组织马上行动，反自由化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一次。

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原文记下一首当时流行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落马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胡耀邦追悼会前后，新华社报道西安、长沙发生打砸抢烧，说不法分子围攻省政府、抢砸商店。杨继绳写，新华社奉命报道这些极端行为，是为政府下一步采取强硬手段提供根据。但陕西分社老记者告诉他，西安事件的起因和报道不一样：学生要求设灵堂，警察动手打人，树上看热闹的一名14岁男孩也被拉下来毒打，后来才发生群众冲省政府、烧汽车。

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第二天，李鹏召集并主持政治局会议。北京市委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把很多个别现象集中起来上纲上线。常委讨论后，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后李鹏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

4月25日，邓小平听取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同意这个定性。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报纸同时放在一版头条。社论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当天夜里，街头喇叭广播社论和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游行十条规定，禁止街头讲演、募捐。第二天，各校集会抗议“4·26”社论，校园里贴出大字报，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

4月27日，学生队伍在阜成门、六部口等处被警察拦住。周围群众齐声喊“让开”，有人劝警察让学生过去，也有人故意和警察说话，让学生乘机通过。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得走不动，路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回到学校时，校门口挂出“欢迎壮士凯旋归来”，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从“4·26”社论以后，学生运动集中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定性。学生和家长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判断，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会影响毕业分配和一生命运。政府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出自邓小平，退下来会损害最高权威。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节“4·26”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一九七八年，深圳河边出现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杨继绳在采访本里记下，宝安县一月到十一月二十日全县外逃一万三千八百人，已经逃出七千零三十七人；其中还有大、小队干部、党员和团员。有人从海上用气枕连成小船划过去，有人翻梧桐山，两侧铁丝网、边防部队、民兵和狼狗守着，失败者轻则遣送回原籍，重则当场丢命。

习仲勋到深圳处理偷渡问题时，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当场站起来反对：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级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

习仲勋的第一反应是：“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回了一句：“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会后习仲勋了解实际情况，第二天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深圳河两边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资金，这边统得太死。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二章第六节“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王德发 @wangdefapodcast]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找几名清华学生开小型座谈会，听他们谈清华“文革”怎么搞。杨继绳当时也在场。

学生提到周恩来前一天说话里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杨继绳接着问：“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恩来的回答很明确：“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

杨继绳后来把林彪那套“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放在同一段里写。再往后，他写到二十多年里，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十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到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理论务虚会和西单墙同时出现，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被提出来：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个人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与清华学生小型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