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

Trained as a historian and accused as a China expert, he devotes himself to China’s transformation to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史學科班，謀中國自由民主之道。

[Fairice @yibingsg]

达尔文最经典的一句话：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聪明和强大！

1859年，一本名为《物种起源》的著作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它的作者，就是后来被誉为“进化论之父”的查尔斯·达尔文。而在达尔文众多流传后世的名言中，有一句至今仍被无数人奉为人生信条：“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传统认知里，强者理应获胜，聪明人理应占据优势。但达尔文通过长期观察自然界发现，决定一个物种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从来不是单纯的力量或智慧，而是面对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自然界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气候会改变，食物会减少，竞争者会出现，灾难也会突然降临。当环境发生变化时，那些能够及时调整习性、行为甚至身体特征的生物，才有机会继续繁衍生息。而那些固守原有模式、不愿改变的生物，即便曾经称霸一时，也可能最终走向灭绝。

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1809年，他出生于英国什鲁斯伯里。从小他就对花草树木、昆虫动物表现出浓厚兴趣，远比课堂上的知识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父亲曾希望他学医，于是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但面对冰冷的医学课程，达尔文毫无热情，最终选择离开。随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原本准备成为一名牧师。然而，他真正热爱的依然是大自然。课余时间里，他经常采集植物标本、观察昆虫，沉浸在自然世界之中。

1831年，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了。年仅22岁的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小猎犬号”军舰，开始了一场历时五年的环球航行。从南美洲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从热带雨林到荒凉海岸，他见识了无数从未见过的动植物。尤其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不同岛屿生活着形态各异却又相似的生物，这些发现让他开始思考一个大胆的问题：为什么同一种生物会随着环境不同而产生差异？物种究竟是不是一成不变的？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并没有急于发表观点，而是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整理标本、收集证据、研究数据。他耐心地比较不同地区生物之间的差异，分析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一个震惊世界的理论逐渐形成——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认为，在生存竞争中，那些更适应环境的个体拥有更高的存活和繁殖机会，它们的优势特征会一代代传递下去，而不适应环境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经过漫长岁月，这种积累最终推动了物种的演化。

1859年，《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引发巨大争议。有人将其视为科学史上的革命，也有人认为它挑战了传统宗教观念。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达尔文理论的正确性。如今，进化论已经成为现代生物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

晚年的达尔文并未停止探索。他把目光投向了许多人眼中最普通的事物：兰花、藤蔓植物、植物授粉，甚至泥土中的蚯蚓。他相信，大自然中没有微不足道的生命，每一种生物都隐藏着值得研究的奥秘。1881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蚯蚓活动对土壤形成的作用》，详细研究蚯蚓如何在漫长岁月中改变土地结构。这本看似冷门的书竟成为畅销作品，也再次证明了达尔文对于自然世界的独特洞察力。

1882年，达尔文离开人世，但他的思想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物种起源》在他生前便被翻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他用通俗而清晰的文字，把复杂的科学思想带给普通读者，也让进化论走出了学术圈，成为改变人类认知的重要力量。

而那句关于适应变化的名言，至今依然具有深刻意义。无论是自然界的生物，还是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时代都在不断变化。真正能够走得更远的，往往不是最强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愿意学习、懂得调整、能够适应变化的人。因为世界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变化本身。

[馮崇義 @ChongyiF]

@UHRP_Chinese 极权统治造成整个民族智力的退化。

[Sowell Economics @sowelleconomics]

Thomas Sowell: "Most of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started out on the left. Milton Friedman himself pointed out that at a very early period in his life, he was a Keynesian, he was certainly a liberal. Hayek was a socialist.

Wiliam F. Buckley was a conservative from day one, but he wa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liqiang gong @gong_liqia88076]

《民族团结促进法：把同化包装成团结》

中共推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只看懂一句话：

从今以后，连“你是谁”，都要由党来规定。

你可以保留一个民族外壳，但你怎么想、怎么教孩子、怎么讲历史、怎么使用语言、怎么表达身份，都必须越来越靠近党的统一模板。

这不叫团结。

这叫国家级强制同化。

真正的团结，是允许差异存在；是不同民族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记忆、信仰、习俗和历史叙述。

中共所谓的团结，是把差异磨平，把异议封死，把所有人塞进同一个政治模具里。

它最恶心的地方就在这里：

永远拿最好听的词，干最霸道的事。

它说“民族团结”，实际是在压低民族差异。

它说“共同体意识”，实际是在要求所有人接受党的身份安排。

它说“依法促进”，实际是把政治控制披上法律外衣。

“民族团结”四个字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它背后站着中共。

中共一伸手，团结就变味；法律就不再是保护人的边界，而变成改造人的工具。

真正的问题不是各民族不能团结，而是中共根本不相信真正的团结。

它要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平等相处。

它要的是所有人都被压进同一个叙事里，同一种忠诚里，同一个党国模板里。

所以这部法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喊“团结”。

而是它用“团结”的名义，告诉每个人：

你的民族身份可以存在，但必须由党来解释。

你的文化可以存在，但必须服从党的需要。

你的历史可以存在，但必须符合党的叙事。

你的孩子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但只能按照党允许的方式知道。

这不是民族团结。

这是把同化写进法律。

这是把控制包装成进步。

这是中共最熟悉的手法：

用漂亮词，盖住铁拳头。

[Benedict Rogers 羅傑斯 @benedictrogers]

He’s a mass murderer, a genocidaire, and a criminal guilty of atrocity crimes, yet he struts the world stage threaten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th impunity and people kowtow

He should be arrested, not feted.

[US Homeland Security News @defense_civil25]

🚨Update: DEAD!! IRGC Supreme Commanding General Ahmad Wahidi, who took command after several of his fellow Generals were killed at the start of the War, was killed in an Israeli air-strikes in Tehran tonight!!

[Toby Liu @TobyManho]

【公開聲明】關於拒絕王希哲先生「香港問題公開辯論會」邀請的幾點回應
文：廖文浩（香港自由民主黨黨員）
今日收到王希哲先生的私信與公開按語，邀請本人就「香港問題」進行公開辯論。對此，本人的態度非常明確：歷史真相不容作秀，本人絕不參與任何與抹黑抗爭者、與極權大外宣唱和之人同台的所謂「辯論會」。
不與王先生同台辯論，非不能也，實不屑也。原因有三：
一、 事實不容「辯論」：基本良知是對話的前提
辯論的基礎建立在對基本事實的尊重上。王先生在先前的談話中，將2019年香港人對抗暴政的血淚抗爭，歪曲為「燒車、扔石頭、一鋪玩完」，這與中共抹黑香港抗爭者的喉舌論調如出一轍。將歷史的傷痕與特務的栽贓嫁禍，當作攻擊前線抗爭者的政治籌碼，這已經突破了做人與搞民運的道德底線。對於一個連基本事實都能顛倒黑白、缺乏對受難手足基本同理心的人，沒有任何辯論的價值。
二、 歷史不是政治作秀的舞台
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是數百萬市民為了自由、法治與尊嚴而展開的史詩級抗爭。無數年輕人為此身陷囹圄、流亡海外、甚至失去了生命。這段歷史是沉重的，是斑斑血淚。王先生在文章遭到輿論嚴厲駁斥、無法就事實進行回應後，便急於拋出「公開辯論」的噱頭，試圖將嚴肅的歷史審判淡化為一場各打五十板的「口水作秀」，以此轉移其「與親共政客勾連、出賣民運立場」的焦點。本人拒絕配合這種毫無尊嚴的政治表演。
三、 捍衛自由的時間極其寶貴，不容浪費
作為海外抗爭力量的一員，本人的時間與精力要留給更重要的事情——團結海內外真正反共的志士、揭露中共暴政的滲透、支援在前線受苦的手足，以及推動真正的自由民主。對於王先生這種沉溺在幾十年前舊思維、在中領館前宣稱「中共不是敵人」、試圖向投降派政客搖尾乞憐的過時人物，筆者沒有時間、也沒有義務陪你在海外玩這種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
結語：
昨日筆者的文章發布後，海內外反響熱烈，公道自在人心。王先生若真有勇氣，請正面回答昨晚文章中對你「認同大外宣、向中共投降派獻媚」的質疑，而不是用一場「辯論會」來當避風港。
歷史的大浪淘沙，誰在堅守底線，誰在出賣同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言盡於此，恕不奉陪！
2026年6月8日

[liqiang gong @gong_liqia88076]

《中共如何把海外华人拖进政治风险》

很多人一谈海外排华，就只说种族歧视，或者说华人不融入。这些当然有影响，但还没说到最痛的地方。

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普通海外华人，是被中共长期输出统战、渗透和跨境控制，硬生生拖下水的。

为什么？

因为当地社会往往分不清：谁只是普通做生意、打工、生活的华人；谁是被统战的；谁在替中共办事；谁是联络点；谁在海外社区里配合中共施压、监视、恐吓别人。

一旦外界分不清，就很容易粗暴地得出一个结论：别分了，这群人都有问题。

这才是最害人的地方。

中共最坏的一点，不只是害中国人，而是它把“华人”这个身份一次次往政治风险、忠诚风险、安全风险上拖。它在海外搞统战、搞施压、搞渗透、搞跨境恐吓，最后真正付代价的，往往不是那些替它办事的人，而是普通华人。

本来别人对华人的反感，可能只是文化距离、抱团、竞争、融入困难这些问题。可被中共这么一搞，性质就变了。

你不再只是“外来者”。

你可能会被怀疑成“中共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对华人的防备，早就不只是文化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慢慢变成了政治问题、安全问题。

说白了，海外华人今天背的很多锅，并不都是自己惹来的。很大一部分，是被中共这个政权连累的。

它一边把手伸进海外华人社区，一边又让普通华人承担后果。真出了事，它不会保护你。它只会继续利用你、消费你、牺牲你。

所以这句话必须说透：

问题不是“华人这个身份有罪”。

问题是中共长期把“华人”这个身份污染成一个让外界警惕的政治标签。

这才是最阴、最毒、也最害人的地方。

[悉尼奶爸 SydneyDaddy 雪梨奶爸 🇦🇺🇮🇱 @SydneyDaddy1]

多个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信息来源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刚刚被以色列炸死了

[David Tsai/蔡慎坤 @cskun1989]

川普不想再跟伊朗打下去，欧洲也是一片反对之声，以色列只好独自展开一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宣称要全面反击，目前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关闭、无人机仓库中弹，伊朗军方宣布对中东美以目标展开报复。

川普不想打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中期选举，伊朗局势紧张引发原油价格暴涨，美国选民叫苦连天，川普不得不想尽快鸣锣收兵，而伊朗政权却越来越强硬，打破僵局只能靠以色列，以色列不会向伊朗政权做出任何妥协。

伊朗革命卫队是中东多地“抵抗之弧”（真主党、胡塞武装、哈马斯等）幕后核心支持者和协调者。以色列直接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有利于斩断武装资金与武器链条。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伊朗革命卫队长期以来公开宣称要消灭以色列，并采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本土构成恐怖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伊朗革命卫队（特别是圣城旅）列为恐怖组织，以色列进行军事打击有助于削弱伊朗对恐怖组织的影响力。

[张平 @pingzhang632]

川普错误的根源在于他试图在战争中使用商业逻辑来取代政治逻辑甚至是战争语法。

川普不断抛出“再过几天就能达成协议”的言论，是因为他习惯性地把复杂的国际流血冲突，矮化为他熟悉的资产重组谈判。他认为伊朗射导弹和以色列搞定点清除，只是谈判桌上互相压价的“手腕（Leverage）”，只要他这个大庄家出面调停，大家各退一步就能成交。

但这恰恰是政治上最天真的地方。伊朗追求的是通过代理人网络彻底打破中东既有的地缘格局，以色列追求的是绝对的生存边界。这两个政治目标是绝对零和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利益均沾的“中间价”。

商业逻辑在“有规则、有底线”的增量世界里无往不利；但战争是“无规则、无底线”的存量厮杀。

商人在谈判中可以输掉 50% 的利润，因为剩下的 50% 依然能让他活下去。但在战争和国家安全面前，主权和威慑力是不可分割的。当一个国家面临导弹威胁时，它如果用“做买卖”的止损思维去回应，等待它的绝不是和平的红利，而是威慑力全面破产后的致命绞杀。

以色列这次绝对不能听川普的！

[馮崇義 @ChongyiF]

@xu96175836 中共罪孽深重！

[雪柔 @xu96175836]

轉：一个朝鲜的老教授临终对女儿说：本来上天也给了我们一次能吃白米饭喝肉汤的机会，我们也能有牛奶和咖啡，可是，晴天霹雳：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了……。将来某天，朝鲜人觉醒了，会恨死中共的入侵导致他们吃了几辈子的苦。

[Benedict Rogers 羅傑斯 @benedictrogers]

"Maga, you see, didn’t rise due to Trump’s supposed “charisma” but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woke overreach. .... it is the hard left that has turbocharged right-wing populism —  and vice versa."

As always, @matthewsyed is so spot-on. I read him every Sunday and every Sunday my head is nodding enthusiastically and my highlighter pen is highlightingly active.

He concludes: "But this is where I also glimpse optimism: we are adjusting much faster today tha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Middle America is exhausted by the deceit (and corruption) of Maga. Farage is falling in the polls. Many on the centre left are finally coming to grasp the sheer insanity of wokeism. It is why I firmly believe that figures like Badenoch and Blair should make common cause, as should all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ho care more about reality than virality.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divide in western civilisation today is not between left and right. It is the one between truth and untruth."

Forget left vs right: the battle we now face is between truth and lies

https://t.co/RwwF05FWro

[Alice Smith @TheAliceSmith]

“Socialism needs propaganda because reality always ends up contradicting it.”

[朱韵和 @zhu0588]

樊立勤谈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是毛泽东决定江青的态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江青决定他的态度；是江青听他的，而不是他听江青的。（中卷页94）

毛泽东对江青始终是袒护的、宽容的，甚至是放纵的、支持的。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江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旨行事的，是体现 了毛泽东的另一面，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贯彻者。（中卷页239）

极左路线的根子在毛泽东不在江青。（中卷页252）

今天在宣传中，把毛泽东与江青完全对立，甚至是完全割裂开来，是不顾起码的事实，是完全不实事求是，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毛泽东与江青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的事情。（中卷页324-32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

[Gordon G. Chang @GordonGChang]

Crime runs in Xi Jinping’s family, starting of course with him. #China

[Thomas @Thomaskong96638]

从刘少奇女婿到亿万富翁，再到流亡异见者：万润南的传奇一生

一个普通书香门第出身的平民子弟，前后娶了两位中共顶级高干的女儿。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中纪委原书记李昌的女儿李玉。
从“平民青年”到“国家主席女婿”，再到中国八十年代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最后沦为当局通缉的流亡者——万润南的一生，充满了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

八十年代的中国，最耀眼的一家民营企业叫“四通”。
1984年，万润南在中关村创办四通公司。短短四年时间，这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就发展到近千人规模，1988年销售额突破十亿元人民币，在当时几乎是一个神话。四通打字机风靡全国，成为那个年代办公室的标配。万润南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风光无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89年之后，一切都变了。
1989年春天，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四通公司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
万润南以公司名义捐出大量资金，还提供了通讯设备、印刷设备和广播器材。北京许多高校都收到过四通的捐款，天安门广场学生使用的广播站，器材也来自四通的捐赠。四通的员工和高管有不少人直接参与了运动。
他的岳父、曾任中纪委书记的李昌，对局势深感忧虑，多次找高层无果后，也找到万润南，希望他出面劝学生撤离，避免流血。但万润南对学生的支持已经非常公开且实质，最终彻底触怒了当局。

六四枪声响起后，万润南被公安部正式通缉，和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等人一同上了黑名单。他被迫东躲西藏，之后辗转逃往香港，最终流亡海外，先到美国，后转往法国，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

流亡海外后，万润南起初非常积极投身海外民运。1990年，他当选民主中国阵线主席，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来回奔波，为海外民运四处奔走。几年后，随着民运逐渐陷入低潮，他慢慢淡出了民运活动。

淡出之后，他的生活急转直下。这位曾经的亿万富翁，一度在美国旧金山靠开机场接送车维持生计，每天早出晚归。

后来他与妻子李玉移居法国。李玉——中纪委原书记李昌的女儿——不得不在当地餐馆里端盘子、打零工，辛苦支撑家庭。

2025年1月，王志安专程去巴黎郊区采访了万润南。
他亲自步行到地铁站接王志安，镜头里的住所非常简陋，和当年亿万富翁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
当被问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时，他平静地说：“中国从党天下到民天下，起码还要一百年。”
这句话里，透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无奈与苍凉。
当谈到是否愿意回国的问题时，他语气坚定地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承认错误回去就是自取其辱。”

采访时的他看起来身体还很硬朗，思路清晰，谁也没想到仅仅八个多月后，2025年10月13日，万润南就在巴黎病逝，享年79岁。

万润南先生，一路走好。

（图片来源于网络 若有侵权联系删除）

[David Tsai/蔡慎坤 @cskun1989]

金正恩非常清楚习近平喜欢什么样的外交场面。整齐划一的欢迎仪式、万人夹道、鲜花与欢呼，这些在其他国家越来越难见到，却恰恰能够满足北京对“最高礼遇”的期待。金正恩也很会算账，一场隆重的接待成本并不高，却可能换来大量经济援助、能源支持和政治背书，这笔账对于长期面临国际制裁的朝鲜来说十分划算。

另一方面，金正恩对中国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在涉及朝鲜国家安全和未来命运的问题上，他甚至比韩国一些政客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可能带来的战略影响。这一点，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其回忆录中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

2018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蓬佩奥秘密访问朝鲜。双方见面后，金正恩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们想杀了我。”蓬佩奥顺势开玩笑回应：“我现在还在努力杀你。”蓬佩奥回忆说，这句话说完之后，金正恩反而哈哈大笑，现场气氛一下轻松起来。

随后的正式会谈中，蓬佩奥对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撤走驻韩美军，你会非常高兴。”听完这句话，金正恩再次笑了起来，并直截了当地回答：“中国人都是骗子。”

更耐人寻味的是，金正恩随后解释了自己的理由。他表示，美国在韩国驻军实际上有利于朝鲜的安全，因为它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如果美国真的退出朝鲜半岛，中国的影响力将迅速扩大，朝鲜可能会失去战略自主空间。他甚至对蓬佩奥说：“如果你们走了，中国就会像对待新疆和西藏一样控制朝鲜半岛，我完全不希望美国退出朝鲜半岛。”

在金正恩的战略认知中，美国固然是长期对手，但中国同样是需要警惕的大国。朝鲜在中美之间寻求的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完全倒向任何一方。因此，金正恩对中国既有现实利益上的依赖，也有深层次的战略戒心，这种复杂心态决定了朝鲜对华政策始终带有明显的两面性。

[Hu Ping胡平 @HuPing1]

。。。长期以来，我们民运人士在研究和阐扬民主理念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我们往往只注意了对民主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对民主化的研究：只注重了对目标的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对过程的研究。我们热心于推展群众运动，我们对在现阶段适宜提什么口号、采用什么行为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天时地利等等都有过很不错的洞见，但是我们却相对地忽视了对运动过程之中的进退动止，对于群众运动的各种政治行为特征以及如何使运动不失去必要的控制等问题进行仔细的研讨和广泛的传播。‘行成于思毁于随’。思考上的懒惰招致行动上的报复。什么是运动？运动就是观念掌握了群众。运动的失误反映了观念的不完整。在这一点上，正是我们这些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并以推动中国民主为奋斗目标的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在一篇反思八六年学运的文章中，提到过群众运动常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倾向。当时也计划着写一部对民主墙以来大陆民主运动成败得失以及未来斗争的目标策略等进行详细研讨的东西。后来因诸事缠身，时写时缀，终未能竟。八九民运兴起时，我也只是忙于呐喊助威、广造声势。等到五月二十三日，我匆匆写下《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对当前民运策略的紧急建议》一文时，我心中已隐隐感到为时晚矣。我并不能肯定，我要是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就把我对此类问题的系统观点公诸于世并努力使之能让国内的民运人士见到，到底会起多大作用。但是，我没有及时地做好我能够做好的份内之事，这不能不使我十分痛心。。。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要具备三项品质：判断力、热情和责任感。其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民运人士的特殊地位，常常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责任感：运动成功了，大家都夸我们：运动失败了，大家都骂政府。结果便是，无论运动是成是败，我们民运人士都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责任要负。也许，不少人倒是从失败而能获得更多的声望。这种偏向在公众感情上有着很自然的土壤。然而政治不能没有脑而只有心。

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工作。毕竟，我们这裹的讨论是对事而不是对人。至于谈到责任，那当然不在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学生身上。是我们这些年龄较长、阅历较多的民主运动的理论与策略的研究者和阐扬者，应当深刻的自省。

至于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努力地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一大批成熟的政治家，强化我们的责任观念便是一个有志于投身政治者的基本训练。。。

摘自《八九民运反思》，第四章。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