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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学潮的参与者，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的一名老兵。

[Hu Ping胡平 @HuPing1]

这是一笔糊涂账。各执一词。例如，朱元璋造反、孙中山革命，提出的口号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鞑虏不是中华，他们心目中的中华，是不包括鞑虏的，他们都认为，元朝清朝都是外族侵略和占领我中华的政权，我中华在元朝清朝是亡国的，元清当然不是我中国。。。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梳理。列上两篇——
1、胡平：从《人民日报》为何关注清史研究谈起——
2019年1月14日，中共《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周群的长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作者周群是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

中共头号党媒拿出很大的篇幅，发表一篇谈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周群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作为距离现今最近的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还要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周群进一步点出：“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

周群所说的“西方清史学派”，应是指所谓“新清史学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兴起了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按照这派学者的看法，清朝不是过去中国的改朝换代，清帝国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帝国。清朝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

且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里的“自古以来”，其实主要就是指自清代以来，明朝的版图不包括西藏。然而新清史学派告诉我们，在清代，西藏和汉人的内地没有关系，只和清帝有关系；藏人的主子不是中国，而是清室。在清代，与其说是西藏属于中国，不如说在清代，西藏和中国都属于清帝国。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观。它对当下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无疑构成尖锐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重视清史研究的原因。

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其实也不算新。鲁迅当年就对“我们的大清”一类说法嗤之以鼻。

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大清不是“我们”的大清，是人家满人的大清；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一代天骄，是人家蒙古人的一代天骄。

众所周知，当年孙中山闹革命，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首先是排满。孙中山曾多次对日本人承诺：“满蒙不属中国，可任由日本取去”。孙中山革命最初的目标只是实行“中国本部十八省”的独立，不包括满蒙，也不包括西藏，不包括新疆。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旗帜叫做“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就代表中国本部十八省。所谓“恢复中华”实际上等于恢复明末版图。可见在当时这些革命派心目中，西藏不属于中国，藏人不属于中华。

可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枪响，随后又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不驱除鞑虏了，改五族共和了。2月12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说：“仍合滿、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清皇帝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给了中华民国。于是，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可是上述转换有一个大问题。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

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

如此说来，从清帝退位诏书到民国总统宣言，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

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 赖 喇 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藏政府都未接受。

中共当局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出家人不能说假话。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是无法否定的，但无论西藏的历史地位如何，让过去的过去，不纠结历史，一切向前看，注重未来发展。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为全体西藏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具前瞻性、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达赖喇嘛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中间道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和人民哪个重要？当然人民更重要。虽然在专制政权下政府很有权威，但从长远看，还是人民更重要。达赖喇嘛说，他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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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2019.03.29

2、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

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牴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牴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

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 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 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2006年6月
3、胡平：读梁启超的《论正统》——政权合法性即正当性问题是现代政治与政治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世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对此阐发最力。兹不赘述。中国古代缺少政权合法性这一概念。不过，“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倒比较接近。我们可以把“正统”解释成“正当统治（权）”。

梁启超在《论正统》一文里，把中国传统的正统观批评得体无完肤。梁启超说：“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

正统不正统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启超归纳出六条标准：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

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

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

但问题是，“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朱子纲目》及《通鉴辑览》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上述六条标准，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看你的权力是怎么得来的，一类是看你的权力有多大效力。这两点就可能发生矛盾，到头来肯定是后一点占上风。不管你的权力是怎么得来的，也不管你的权力是怎么行使的，只要你镇得住，管得宽，坐得久，于是你就算正统。这是地地道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标准。所以梁启超要感慨说：“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域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

最后，任公笔锋一转，提到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在这里，权力的来源要遵循一种形式的规定，权力的行使也要遵循一种形式的规定。“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丘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龂龂焉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惟其愚而恶其妄也！”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在100年前。然而它对今日中国的现实仍然适用。看一看那些替中共专制辩护的种种论调，哪一条不是早就被任公批得体无完肤了呢？◆

附记：

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阐发。牟宗三说：“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这就是有治道无政道。所谓政道，“此即安排政权之道”，并进而提出民主政体。应该说，这里的政道概念，是和我们说的政权合法性或曰正当性最接近的。

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12月号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chinatransition]

诺奖经济学家阿西莫格卢跟合著者在2023年出版的《权力与进步》中提出，科技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繁荣。这是符合当前西方经济史研究发现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创造财富，而是制度更新创造财富。

阿西莫格卢接受了我刊最新一期采访。

阿西莫格卢在访谈中提到：“创新从根本上需要自由”，中国目前处在追赶阶段，确实充分利用了其规模庞大、技能娴熟的工程师队伍，但这种创新能力是不可持续的，缺乏自由终将限制中国的创新能力，最终也会危及中国的经济活力。

有关本次专访全文《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请移步至：https://t.co/Y6tU6mbl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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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chinatransition]

再推荐一下这本书，它跟《国家为什么失败》一样有趣。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就是：科技并不一定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可能因为制度和分配方式不合理，而加剧收入不平等和剥削。比如我们现在为人工智能科技进步欢欣鼓舞，但如果这种技术用来强化监视，形成新式“全景监狱”，而非用来赋能工人，其结果只能是加剧不平等和残酷剥削。

美国建国初期，轧棉机（Cotton Gin）的发明，在劳动者没有人权保障的情况下，加剧了美国南方种植园的残酷压迫。在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斯大林也效仿美国引进了农业机械化，但科技并没有帮苏联增加多少粮食产量，反而可消费产出大幅度下降，结果还引发了大饥荒。这类案例在历史上不计其数，都是科技并不必然带来共同繁荣的典型案例。

进步从来不是技术自动带来的礼物，而是社会斗争和主动争取权利换来的。反之，社会不主动争取权益，科技不但不会带来进步，反而会加剧社会倒退。

[Hu Ping胡平 @HuPing1]

刘晓波在纽约与朋友合影。左起：薛伟、吴牟人、刘晓波、胡平、曹长青、陈军。1993年3月31日于北京之春编辑部。

[Luke Young @LukeYoung2018]

注意到一些X友认为冠状动脉堵塞或心肌梗死是造成心源性骤停的唯一原因，所以口袋里的硝酸甘油还是有用的（由于速效救心丸没有有效的临床实验证据，这篇推文中就不提它了）。这同样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和非常危险的想法。

心脏"出问题"，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事，大多数人以为心脏出问题就是"冠脉堵了"。但能让人突然倒下的心血管病变，其实有很多种，机制各不相同：

冠状动脉堵塞是最常见的，血管里的斑块突然破裂堵死，心肌断了血供，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这是硝酸甘油本来针对的场景。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一旦心脏停跳，药物也已经帮不上任何忙了。

心肌肥厚（肥厚型心肌病）

是一种遗传病，心肌异常增厚，特别容易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引发致命心律失常，很多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对这类患者，硝酸甘油非但没用，还会让情况雪上加霜，甚至直接触发心脏骤停。

遗传性心脏电路故障（如长QT综合征、Brugada综合征）的患者，心脏结构完全正常，只是控制心跳的"电路"有基因缺陷。这类人的心脏骤停和血管、血流完全无关，任何扩血管药物对此毫无意义。

主动脉（大血管）破裂或夹层：主动脉是人体最粗的血管，一旦破裂，血液在极高压力下迅速涌出，患者可以在几分钟内失血性休克死亡。这时候血压已经极低，再含一片硝酸甘油继续降压，相当于在漏水的管道上再开一个口。唯一的出路是紧急手术，没有药物可以解决。

心脏瓣膜突然损坏： 导致心脏内的"门“突然关不住，血液大量倒流，肺瞬间被积液淹没。或者严重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突然发作，这类人偏偏最怕用硝酸甘油，因为它会让心脏的"进水量"骤减，心脏反而泵不出血，当场引发心脏骤停。

硝酸甘油说到底都是靠扩张血管来减轻心脏负担的药。但药要起效，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血液得流动。心脏一旦停跳，全身循环就停了。含在舌下的药，既进不了血液，也送不到心脏，只是白白停在口腔里。药物在这一刻，没有任何意义。

更危险的是，如果心脏还没完全停，但出问题的不是血管堵塞，而是上面说的其他几种情况，硝酸甘油可能直接把人推向死亡，尤其是在主动脉破裂、心肌肥厚梗阻、或严重瓣膜狭窄的患者身上。

最致命的问题：倒下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
是哪种病，胸痛、胸闷、突然晕倒这些症状，主动脉破裂和心梗的感觉可以几乎一模一样。遗传性心脏病的患者可能此前毫无症状、体检正常。即便是在医院急诊室、有仪器有检查，医生有时也难以在第一时间分清楚到底是哪种情况。患者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搞不清病因的情况下随手吃药，等于在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情况下随手出招。运气好，没用但也没害；运气不好，直接加速死亡。

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危险：口袋里有药，会让人产生“已经在处理了"的错觉。于是没有立刻拨打紧急电话，没有人去做心肺复苏。而心脏停跳后，每耽误一分钟，救活的可能性就下降近10%。超过10分钟才开始抢救，和什么都不做几乎没有区别。这些时间，就在找药、塞药的过程中，一分一秒地溜走了。

真正能救命的，只有这三件事

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的心脏骤停，以下三件事不需要任何知识，也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病，对所有情况都有效：

第一，立刻拨打紧急电话。

第二，立刻开始胸外按压。双手叠放在胸骨中下段，用力速、不间断地向下压，频率约每分钟100至120次，这能维脑和心脏的基本血供，为抢救争取时间。

第三，找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并使用。它会自己判律，自己决定要不要放电，只需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即可。

这三件事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们不需要诊断。不管心脏停止原因是什么，这套做法都不会错，都有帮助。

口袋里的那瓶药，给人安慰，却带来风险。真正的保障学会心肺复苏，以及知道身边的AED放在哪里。

珍惜生命，去伪存真。

[Hu Ping胡平 @HuPing1]

是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真伟大。从初二起我们开始学习平面几何。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门学科，尤其是几何证明题。几何证明题的特点是，从几条极其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定理和命题。整个推导过程都是基于纯粹形式的必然性。它们独立于我们面对的任何特殊对象。当我发现，仅仅是凭借着那么少又那么简单的几条公理，就可以推导出那么多又那么复杂的结论，而且每一步证明都是那么清晰那么严谨，我的确感到十分惊喜，十分上瘾。教科书上习题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嗜好。我到处找证明题来做，越难越好。偶尔有一道题证不出来，废寝忘食也不肯甘休。这是一种纯知识的爱好。它早已超出了考试的必要，而且我也知道它在未来的实际生活中不见得会有多大用处，除非你去当数学家。

据我所知，不少同学，尤其是男生，都一度对几何证明十分热衷。不是都说中国人不习惯于抽象思维，不习惯于逻辑论证吗？可是从我们对几何证明的强烈爱好来看，我们既不缺少这种兴趣，也不缺少这种能力。也许我们只是偶然的缺少了这么一种知识传统罢了。

在西方，证明这一概念的兴起，首先是和几何学相联系的。作为一种先验知识的演绎科学，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一直有很大影响。我少年时代对几何证明的偏爱也和我后来的哲学观有一定关系。

首先，它激发了我对纯知识的热烈追求。所谓纯知识，意思有二：第一，它首先不是为了某种现实的功利而是为了知识本身。第二，对于这种知识本身，它不但关心其最终结论，尤其关心那种追求的过程。

所谓几何证明，并不是要你得出什么你先前不知道的结论。在几何证明中，结论倒是事先就告诉你了的。几何证明的意义是要你对这个结论作出严格的论证。如果你认为知识的目的在于实用，或者认为求知的目的在于找出结论，那么几何证明就显得是多余，是智力的浪费、滥用和卖弄。但那正好是几何证明引人入胜的地方。

后来我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可说是我的哲学启蒙读物。虽然我从书中获得的启示恐怕和作者的意图整个相反。我读到书中绪论里引用的休谟的观点，我立刻就被休谟的思想吸引住了。休谟并非要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休谟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论证·能够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列宁并没有解决休谟提出的问题，所谓“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都是休谟自己早就讲过的。因此，列宁对休谟的批判其实是文不对题。不能说列宁不懂哲学，但列宁确实对哲学论证缺乏兴趣。事实上，在我对共产党的哲学的各种结论产生怀疑之前，我首先是对其论证的粗疏浅陋感到不满足，它们对我缺少那种纯知识的吸引力。这大概是我背弃共产党哲学的一个最初的原因。

[Hu Ping胡平 @HuPing1]

历史上，也许有的政治迫害事件比镇反更残暴，但不会比镇反更背信弃义；也许有的比镇反更背信弃义，但不会比镇反更残暴。作为政治迫害事件，镇反应是背信弃义+残暴的史上之最。这就是对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
胡平：对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
在 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被杀、关、管的人数是最多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 1月的一份报告中披露，镇反运动共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1）在这裡，被杀的人数很可能是缩小了的。毛泽东在1959 年庐山会议上曾讲过：“反革命杀了一百万。”（2）

若论残害致死的人数，也许土改更多；若论关押和变相关押的人数，也许文革更多。不过在土改和文革中，有很大数量的政治迫害行为是借群众之手，而镇反中的行为都是以政府之名。

镇反运动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残暴的一次政治运动；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镇反运动评价的争议却似乎是最少的。当然，这里说的国内学术界，指的是体制内，体 制外另当别论。在体制外和海外，有很多学者对共产革命持强烈批判态度。在这些学者看来，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是中共滔天罪行的一个重要部 分，理当否定，自不待言。不过对很多体制内学者对镇反运动的不同评价，我以为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靠暴力起家的革命政权，在建政之初用暴力严 厉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动，实为情理中事；在镇压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也比其他运动的扩大化情有可原。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对镇反运动性质的严重误 解，所以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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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来自《看中国》）

一、镇反运动是借题发挥

问题就在这里：作为革命政权，中共在建政初期镇压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动，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里还用得 著最高领导人特地出面发文件，专门搞成一场大运动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名义，或者说在镇压 反革命活动的同时，实际上去镇压另外的群体，去镇压那些并没有从事过任何现行的反革命活动的另外的群体。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以镇反为名的文件《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该文件写到：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是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 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 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

    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3）

 从字面上看，所谓镇反，就是镇压上面提到的种种反革命活动，就是镇压那些从事这些反革命活动的人。但正像我前面讲到的那样，如果就是为了镇压 这些活动，镇压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那么，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所以根本没必要再专门发文件搞成大运动了。可见，这份文件只是表面文章，它并 没有告诉人们中共搞镇反的真实用意。

黄钟先生在《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里写到：“镇反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党内秘密文件发起，并由一系列党内秘密文件所指导和推动”，“而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 人，往往就是根据他们无从得知、无由得见的秘密文件而被杀、关、管、放”。（4）这就是说，很多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的人，如果他们根据 中共公开文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定义来对照自己，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反革命；可是他们终究还是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因为按照中共内部的秘密文件，他们就是反革 命，镇反运动就是要镇压他们这种人。由此可见，镇反运动是借题发挥。中共之所以要搞镇反运动，并不是要镇压《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类公开文件里所 界定的那些人——再说一遍，如果仅仅是为了镇压那些人，中共就用不著搞镇反运动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镇反运动要镇压的是另外一些人。

二、从清查“五一六”运动看什麽叫借题发挥

像镇反运动这样的借题发挥，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并非孤例。我们这代人所熟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是借题发挥。

文革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为什麽1967年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五一六’？为什麽九大以后还要清查‘五一六’？”（5）

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有两场打击“五一六”的运动，1967年那次是一场，1968年到1972年那次是另一场。前一场运动打击的是“五一六”， 后一场则是借题发挥，是在打击“五一六”的名义下对造反派的一次秋后算账。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 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后一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份子。事实证明，在后一场打击“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成“五一六”份子的人，没 有一个是“五一六”。

金春明说：“清查‘五一六’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档案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6）我 们可以推断，一定有这样一些中央级的绝密文件，上面写明要下面怎样借题发挥，在清查“五一六”的名义下清算造反派。其实，不用去查找什麽绝密文件，单单是 根据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中共领导人讲话和以后发生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五一六”就是个口袋罪。公开文件和领导讲话里说“五一六”是全国性的秘密组 织，又说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既然是秘密组织，既然要清查的不只是一个“五一六”，而且还包括“五一六”一类的秘密组织，那麽，被指 控者百口莫辩，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左清查右清查，不死也脱层皮。事后一看，一大批造反派都被装进去了。

为什麽要借题发挥？事情是这样的：中共最高层打定主意要整某类人，但是又不能公开讲明。因为即便按照当时官方自己的理论，整这类人也是师出无名的，是名不 正言不顺的，是拿不上檯面的。所以他们就巧立名目，假借打击另一类当时普遍认为应该打击的人，而由于这类人和前一类人有某种相似性，于是就趁势把前一类人 都收拾了。

三、为什么要搞敌特党团人员登记？

镇反运动过去60多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镇反运动的档案还很不开放。我们只知道当年搞镇反有很多绝密文件，但是不知道那些文件到底是怎么说的。不过，仅仅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仅仅根据中共当年的种种外部行为，我们也大致上可以知道，镇反到底是针对谁。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紧接著就做了一件事，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人员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

早在接管时期，中共就在很多地方，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对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党团人员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人员进行过登记。1949年4月25日，毛泽 东与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公布了一个被称为是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共八条，又被称为“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明确宣布，“除怙恶不悛的 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 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7）在当时，这些登记的旧政权人员一般都得到了宽大处理。镇反 运动一来，那些原来没有登记过的地方开展了登记工作，那些原来登记过的地方则再次要求进行登记。很明显，这次登记的目的不一样。这次登记意味著，所谓镇反 运动，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那些早就放弃反抗，并得到新政权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

四、毛泽东起初为何不积极？

中共中央第一份关于开展镇反运动的文件是1950年3月发出的。当时，毛泽东刚结束对苏联的访问还在休养。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这份镇反的文件就是在 刘少奇主持下发出的。毛泽东历来主张阶级斗争，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专政，可是在镇反运动发起初期，毛对镇反却不甚积极。毛泽东强调要考虑统一战线， 不要四处出击，不可树敌太多，不是不要搞镇反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急躁。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镇压反革命，并不是指暴动、暗杀、破坏一类反革命，因为对这些种类的反革命必须及时镇压，不存在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 缓一缓、不能急躁、不要树敌太多四面出击的问题。毛无非是说，对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已得到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的镇压应该缓一步，现在先不要碰。由此可 见，在毛那里，在中共高层领导人那里，所谓镇反运动，要镇的就是旧政权人员；他们搞镇反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他们先前承诺过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算旧账、 开杀戒。

五、“千载难逢”、“只有这一次”是什么意思？

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态度立刻就变了。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 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毛泽东对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千载难逢”，“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 不会有了。”（8）

这话看上去很奇怪：怎么叫“千载难逢”，“只有这一次”呢？如果反革命是指“武装暴乱，打游击、暗杀，投递反动信件，杀人、放火、投毒”之类，现在有，现 在要镇压，以后有，当然也要镇压，怎么可能“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呢？中共和毛泽东几时说过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反革命了呢？可见，这里说的镇压反革 命，并不是指做出“杀人、放火、打游击、武装暴动”等反革命行为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指例如中共1950年3月18日关于镇反运动的文件里说的那些反革 命，而是专指那些没有做过上述行为即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原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即那些中共曾经承诺“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逮捕，不 加侮辱”的“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以及中共曾经承诺既往不咎的起义投诚人员。刘少奇说得很直白：“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 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9）

六、何谓“反右倾”？

《“双十”指示》的精神就是反右倾。指示明确提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10）

何谓“反右倾”？说来很简单。在镇反运动初期，很多地方领导吃不透中央的意图。他们以为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3月18日那份文件所说的那些造谣攻击、杀人放 火、打游击、搞暴动的反革命。他们不知道中央实际上是要他们对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得到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开刀。这就成了中央眼里的“右倾”。

杨奎松教授的论文《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右倾”的实例。

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地区的镇反运动开展得比较晚。1951年1月，上海军管会颁布了反动党团特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这个实施办法一公布，有些敏感的人就感到 危险：“为什么过去不进行登记工作，是否过去讲宽大，今天讲镇压了？”起初，上海地区的领导也没有意识到登记是为了镇压，而是把登记、把坦白和宽大联系在 一起。在当时，不少中共干部，包括市长陈毅，都相信“只要坦白，决不追究”。哪怕你曾经是特务，只要坦白登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上一时失足，不划为异类， 就有出路。

正如杨奎松教授指出的那样：“很显然，上海方面这时对‘镇反’主旨的理解，与北京方面仍不十分一致。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镇反’运动，根本上并不在‘反特 ’。毛泽东很清楚，打击特务的现行活动，完全用不著在全国范围内搞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他的目的，是要乘朝鲜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清除各种可 能会便利国民党复辟的旧的社会基础。因此‘镇反’不仅不是要抢救‘失足者’，恰恰相反，它是要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挖出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 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的历史旧账，对那些可能会对新政权造成危害者，坚决予以‘严厉镇压’。”（11）

杨奎松教授知道但没有提到的是，这“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基本上都是得到中共公开承诺不抓不判、宽大处理的。实际 上，杨奎松上面那段话已经暗含这样的意思，即，镇反运动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对那些只是历史上曾经反革命而没有任何现行的反革命活 动，并因此得到当局承诺宽大处理的群体算历史旧账。

杨奎松写到：“正是因为对‘镇反’运动的主旨理解上没有到位，上海就‘镇反’所做的种种部署一直未能达到毛泽东的要求 。对此，毛泽东一度再三督促 。”（12）这就是所谓“反右倾”。后来，上海方面终于领会了中央意图，于是上海地区的镇反运动进入高潮。

七、一夜之间的“辉煌战果”

1951年春，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在已经捕杀了相当一批反革命之后，各大中城市又依据最新的杀、关、管计划，在三、四月间的某一天，采取了大规模的逮捕行 动，一捕就是数千人。例如重庆的3.13大逮捕，一次就逮捕了4000多人。（13）上海则有4.28大逮捕，于4.27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 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10058人，（14）如此等等。

试问，各地这一夜之间就逮捕的成千上万反革命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下子就发现和破获了这么多杀人放火、造谣投毒等反革命活动或者是一下子就发现和查明了这么 多改名换姓隐藏下来的反革命逃犯吗？当然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几乎都是早就放弃反抗，先前登记过，并已经获得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当局照著 花名册抓人，只要一声令下，想抓多少是多少，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间就取得如此的“辉煌战果”。

八、起义投诚人员的厄运

在三年内战中，共军消灭了大量国军，除毙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义、投诚和投降”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公布，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77万人。

起义投诚和投降当然有区别。严格说来，起义和投诚二者也是有区别的。中共有时候把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分开说，有时合在一起说，统称为起义投诚人员。中共宣 称对起义投诚人员有一贯的政策：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然而在镇反运动中，大量的起义投诚人员也遭到残酷的镇压。如果说对已 经得到承诺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的镇压是极大的背信弃义，那么，对已经得到承诺既往不咎的起义投诚人员的镇压就是更大的背信弃义。

对起义投诚人员的镇压，大都发生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按照杨奎松的解释，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为完成指标而勉强凑数，滥捕滥杀”所致（15）。不过我以为这 很可能是出自最高层的决定。毕竟，起义投诚人员和一般的旧政权人员属于不同的类别。在镇反运动初期，起义投诚人员大体上并未列入镇压对象，但是却在运动的 中后期遭到镇压，如果不是中央有了新决定是不可能的。可见是中共杀红了眼，杀上了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前朝人员一次性全解决。早在1950年10月 18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刘少奇说：“反革命是可以杀乾淨的”，“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 人，就划不来”。（16）

九、镇反运动与卡廷惨案

彭小明先生在他关于镇反运动的文章《约法八章的骗局》（17）里，把镇反运动比作“中国的卡廷（Katyn）惨案”。1939年苏军配合德军进攻波兰，俘 虏了45万波兰军人和知识份子。苏军遣散了所有士兵和平民，却在卡廷森林等地秘密杀害了两万多名军官和知识精英。这一类比无疑有很强的冲击力。我想补充的 一点是，卡廷惨案毕竟是秘密实行的，苏联方面一直矢口否认，直到1990年才承认他们实施了并隐瞒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隐瞒屠杀固然十分恶劣，但隐瞒 屠杀表明当政者毕竟还知道屠杀战俘是极大的丑恶与罪行。中共的镇反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进行的。仅此一点，中国的镇反运动就比苏联的卡廷屠杀坏上 十倍百倍。

十、镇反运动与历史上的坑降卒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虐，例如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降卒，楚王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为什么要坑降卒？有说是粮食不 够，几十万降卒供不起；有说是降卒们其心不服，要是造起反来不得了；再有就是制造极度的恐惧，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等等。中共的镇反要比古代的坑降卒 恶劣得多。毕竟，坑降卒发生在战争时期；中共的镇反却是发生在赢得政权后的和平时期，对坑降卒的几条解释一条都用不上。坑降卒的暴行受到千年诅咒，中共的 镇反更无半点可辩护的余地。

一场镇反运动，单单是杀死的国民政府党政军特人数，就远远超过国共内战三大战役国军伤亡之总和。中共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 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却是为了屠戮而征服。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暴 政的一个重大区别。

十一、大蒋介石一个不杀，只杀小蒋介石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其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 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18）

1959年中共建政十周年大庆，中共宣布特赦。特赦令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罪犯，关押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19）起初，战 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并没有溥仪。但毛泽东说：“要特赦，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 ”（20）

起义投诚人员也是如此，中低级官员大量杀掉，头面人物都安然无恙，还担任高职。例如原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上将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出任水利部长；原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轸中将出任共军51军军长，并担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和河南省省长，等等。

中共的做法一反常态，大蒋介石一个不杀，小蒋介石杀了几十万上百万。这种做法有极大的欺骗效果，另外它也说明，中共搞镇反，完全不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 虑。通常总以为，一个革命政权对前政敌残酷镇压是出于维护政权的安全，因为统治者常常神经过敏，所以往往杀人过多把事情做过火。但是中共的镇反却不是如 此。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大蒋介石们是象征，有人脉，有号召力。如果旧势力想造反想复辟，必定要由大蒋介石们出头，至少也要打著某个大蒋介石的名义。所 以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对前政敌开杀戒，必定是杀大蒋介石，小蒋介石们倒不必杀不必多杀。可是中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可见，中共搞镇反，完全 不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虑。

十二、《末代皇帝》与《特赦1959》

在镇反运动中，中共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前政敌，与此同时，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数头面人物装饰门面。一般人很容易以为，既然连日本侵华战 犯、伪满洲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末代皇帝溥仪都免于一死，那么其余的人员想必就更宽待了。我们知道，大凡一个新政权镇压前政敌，总是依据对方的职权大 小分别给予不同轻重的惩办。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题，这就可以造成十分强烈的欺骗效果。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件事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 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 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像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上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 员，由于这些人默默无名，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 留下多深的印象。

今年7月29日，赶在中共建政70週年大庆之前，中央电视台播出39集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讲的是国民党高级战犯杜聿明、王耀武等战败被俘，关进 北京的功德林，享受人道待遇，接受思想改造，最终于1959年中共建政10週年大庆前夕获得特赦的故事。“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重庆作家黄济人成名作的 标题）。这部电视连续剧试图让人们相信，1949年，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1959年，共产党又征服了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心。然而，一个人只要 对镇反运动的真相略知一二，就会对这样无耻的宣传投以最鄙视的目光。

十三、杀人立威

中共为什么在镇反运动搞得那么残酷，杀那么多人？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在中共看来，杀人立威，就是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共产党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就说，失败的原因就是杀人太少，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

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波匈事件说，镇反运动，“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 行！”（21）1959年，毛泽东又讲到镇反：“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 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22）

十四、背信弃义与“历史反革命罪”

在《共产主义与中国》（1999年）一文里，我写到：“关于镇反，注意，所谓镇反，主要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活动，而是镇压‘反革命份子’。在这里，被镇压的 ‘反革命份子’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从事任何现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他们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无非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是旧政权的官员，大部分只是比较 低级的官员，不少还是‘起义人员’。”（23）孟泳新先生径直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定义为“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24）一语破的。

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历史反革命”是中共后来才制定的一个罪名， 镇反运动是先镇压，后制定罪名。那麽，中共为什麽不在镇反运动发动之初就制定和公布这个罪名呢？因为它说不出口，拿不上檯面。在当时，“约法八章”，“起 义光荣”，墨迹未乾，言犹在耳，如果中共一开始就公开宣佈它要对它昨天刚公开承诺过要宽大处理和既往不咎的那些人大开杀戒，那势必会在社会上、乃至在共产 党内部都引起很大的混乱、惊愕、争议和反感。所以中共必须要採用阴谋诡计，打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借题发挥。而随著镇反运动的一步步开展，图穷匕首 见，中共一步步显现出它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阴谋诡计

镇反运动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残暴，一是它的背信弃义。这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何以能如此轻易地自食其言，背信弃义？还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张旗鼓。

当然，首先，这是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不受制约，也包括不受它自己的诺言的制约。有权就是任性，任性就是反复无常；绝对权力绝对任性，绝对权力绝对反复无常。

可是倘若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它所作出的一切承诺都毫无意义，它可以随意撕毁，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毕竟，政党、政权不同于单独的个人。政党、政权总是 由一群人组成的，而这种组合又总是需要建立在某种承诺即共识之上。因此，违背诺言就是破坏共识。它势必会在组织内部引起混乱、争议乃至分裂。问题不在于共 产党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问题在于，当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时，为什么竟会行得通？受害者一方当然不会服气，不过他们势单力薄，抗议争辩 也许都无济于事。但是，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呢？千千万万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呢？既然他们之中不乏正人君子，为什么在这种公然食言的暴行面前不起身反对？即使 我们把共产党视为一伙强盗，古人说得好，“盗亦有道”。在强盗集团内部也是有某些规矩的。历史上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强盗，至少根据民间传说，都是一诺千金 的，否则他们无法服众。“威信”这个词本来就包括了“信誉”的成分。道理很简单，一桩公开的大规模的背信的暴行，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人的支持、参与、起码 是默许，它根本不可能发动、不可能实行、不可能成功。

其实，要说共产党根本不遵守任何承诺，从来不遵守任何承诺，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当年流行的那首歌《社会主义好》，其中一句歌词是说共产党 “说得到，做得到”，就是说共产党很遵守它的承诺，很认真地兑现它的承诺。这并不完全是撒谎。比如说共产党当年承诺要共产，一上台果然共产。很多中共干部 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连自己父辈的产都要共，连自己老子的命也要革，可见还是十分当真的。

如前所说，承诺即共识，因此它绝不是可以任意违反的。但是，承诺有层次上的区别。有些承诺比另外一些承诺要更为基本更重要，因此人们很容易为了实现更重要 的承诺而放弃不重要的承诺。在中国历史上和古典小说中，我们常常读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句话，那大概也算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或承诺吧。可是我们发 现这个承诺很脆弱，没有多少人认真遵循，常常有斩掉来使以表示战斗决心的习惯。在古人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只要有利于激励士气、 消灭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说古人有时候也要善待俘虏、尊重使者，那多半是为了显示风度，瓦解敌人军心。这就是说，在古人那里，“不斩来 使”和善待俘虏一类承诺乃是从属于克敌制胜这个大原则之下。它本身没有独立价值。中共更是把这一点发展到极端。共产党之所以一度承诺对不反抗的国民党人员 不逮捕不羞辱，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那仅仅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人心，以便战胜对方的政治需要。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了， 信守这一承诺就变得不重要，违背也就比较容易了。

在政权更迭、制度变革之际，新兴政权对昔日政敌残酷报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很多新政权原来也承诺对政敌宽大，但后来又自食其言，转而对之严加打击。发生 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个普遍的原因是新旧势力之间有强烈的仇恨，因此当新势力掌权后有很强烈的报复冲动。中共的问题是，它非但没有在掌权后约束这种仇 恨，反而不断地强化和放大这种仇恨。本来，中共即便不搞镇反运动，它对昔日政敌的态度就已经很严厉了。在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十一前夕），由中共 主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提到：“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 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25）按 说，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都要“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这已经很严厉了。殊不知到头来，这倒成了他们这种人受到的最轻 微的惩罚了。镇反运动的极端残酷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辩解的。

必须看到的是，中共之所以在镇反运动中表现得那麽残暴、那麽背信弃义，更是和它狂热信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谴责镇反，谴责古拉格是容易的。但共产主义 不仅仅是地狱，而且它也是天堂。人们建立共产社会，本意是在人间建立天堂。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完美的新世界，人们就必须把一切坏的人和坏的事通通清除掉。在 这些人的心目中，坏人坏事清除得越彻底，新的世界就越完美；坏人坏事清除得越迅速，完美的新世界就实现得越快当。我们可以想像，当刘少奇说“反革命是可以 杀乾淨的”时候，他的神情与其说是凶狠的，不如说是兴奋的。这和古人说的“杀尽不平方太平”，和文革时红卫兵小将说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 东思想的新世界”一样，表达了同一种意思，那就是用最暴力的方式，最快地实现最美好的理想。如果仅仅是出于仇恨，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权力，如果仅仅是天性 凶残邪恶，统治者都不可能在政治迫害的道路上走那麽远。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把仇恨合理化，把维护自家权力的私慾合理化，把凶残邪恶的天性合理化， 而且还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无比神圣的外衣。这才能造就一桩桩史无前例的罪恶。

十五、静悄悄的平反

1976年，毛死江囚，中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先期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镇反运动中的很多案子也得到平反或摘帽。

关于给起义投诚人员平反，杨奎松教授说：“已知仅湖南一省，经认定身分列入複查的17145人中，就有13530人得以撤销判决，恢复名誉，约佔複查数的79%”。“在全国范围，总共有15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26）

香港的凤凰网有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镇反运动中被错杀原国民党将领平反录》。文章说：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27）

然而，和其他平反冤假错案相比，为镇反运动受害者的平反进行得静悄悄，一般人几乎都不知道或没察觉。像我这样，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处死刑，都对平反一部分 镇反运动受害者这件事缺少感觉，一直到1983年年底地方法院把父亲的平反通知书送到家里，一直到不久前才知道中央早在1979年1月就订出了给起义投诚 人员落实政策的文件。按说这是当局做的一件好事，可是它为什么进行得如此低调？

想想也不难明白，给镇反运动受害者平反，对当局而言，实在是太尴尬太难堪了。它几乎找不到一个下台阶，找不出一种措辞自圆其说。文化革命是错误路线是十年 浩劫，所以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叫“拨乱反正”，名正言顺。反右是必要的但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所以要改正，此说虽然很勉强，但好歹说得过去。土改是正确 的，地主不是平反是摘帽，看上去也顺理成章；等等。唯有给镇反的案子平反这件事怎么说呢？当初说好的不抓不判，既往不咎，可是就是把人家抓了判了甚至还杀 了。在天下所有的罪错中，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未必是最严重的，但无疑是最无法辩解的。中共的镇反运动，从人权人道的角度自然是无法辩解的，从反 共的角度更是无法辩解的，就是从中共自己的角度，也是无法辩解的。

顺便一提，说起给镇反运动中的一些受害者平反或摘帽，我想大概也和中共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有关。1979年1月，美国放弃台湾，转而与北京建交，想来会在谈 判期间向北京提出过台湾的安全问题。中共大概口头向美国承诺将武力解放台湾改成和平统一。既然要和平统一了，国民党就从打倒对象消灭对象变成统战对象团结 对象。对台湾的国民党的政策变了，对国内的国民党人员的政策自然也要跟著变。
（未完待续）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chinatransition]

《北京之春》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匈牙利学者格雷什科维奇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讲到，在预言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前景这一问题上，专家们有三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共产主义体制垮得那么快。第二个没想到，是转型导致的经济下滑那么剧烈。第三个没想到，是在转型时衰退那么严重且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没出现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也就是没有乱。

补充一句，蒙古的民主转型也没有乱。其实，苏联的民主化也没有乱。苏联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甚至苏联的解体都是和平的。俄国后来出了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先前民主化这一阶段中没有乱。

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不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中国民主化并不必然会乱，也不必然不会乱。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用什么态度、什么方式去对待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准备的好应对的好，就可以不乱，如果我们准备的不好应对的不好，就很可能乱。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实现民主化做好准备。

按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说法，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自由主义）；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民主）。这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包括：一、保护人民，指的是人民免受暴政的压迫；二、人民掌权，指的是建立人民的统治。从程序上说，获得自由和保护人民乃是民主自身的必要条件。因此，保护人民在自由民主的两个因素中乃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因素。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实现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应该看到，对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还要更简单些。因为就连中国现行的宪法也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在中国，这种选举之所以沦为假选举，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不允许发表不同政见。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言论自由，中国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就被激活了，假选举就成了真选举。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赢得了言论自由也就是赢得了民主。

当然，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中，有关民主的条款还有别的很多问题。按照这部宪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表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省市级和国家级的人民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只是这些改革可以逐步推行，不一定非要一步到位。包括修宪制宪，都免不了会有个过程。从优先顺序而言，我们应当把言论自由置于首位，并且把它夯实。这样，即便在下一步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困难，甚至出现某种倒退，我们起码还能站在言论自由这块坚实的基石之上，而不至于一退就退回到暴政。

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族群问题，是分离主义或曰统独问题。正如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所说，族群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最常见且可能最具破坏性的割裂之一。族群身份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割裂因素，是一种聚合型的割裂，并且极有可能造成感情用事、政治认同激化、甚至暴力。族群冲突很容易导致零和的结局。回顾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发现，那些出现了动乱的国家，十之八九是统独之争引起的，俄国的民主倒退和强人崛起也是借助于镇压分离主义而形成的。

可见这个问题对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一书里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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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会给中国造成混乱吗？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一批专家和学者参与讨论，详情请见笔谈《中国民主化会乱吗？》：https://t.co/qX6kPVT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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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HuPing1]

1987年，我刚来到美国。这一年的冬天，我到华盛顿参加美国一家智库（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举行的纪念美国制宪200周年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美国的宪法与中国的宪政”。我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公众谈到了我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看法。针对当时还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只瓜，是难兄难弟，半斤八两。我强调，国共两党有本质的差异。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民主原则，确定了宪政民主的目标。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某种权威式的统治，但其目的仅仅在于向宪政目标的过渡。国民党政府在退守台湾后宣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但毕竟没有放弃实行宪政民主的最终目标。换句话，国 民党承认威权统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至少是在理论上始终坚持了民主宪政的原则方向。

当然，对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人们是有争议的。国民党政府在“训政时期”和“动员戡乱时期”的所作所为，也招致过许多批评。权力的过份集中往往会 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确也犯过不少错误。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承认自由民主理念，坚持宪政民主的终极目标，这就使得要求改革的民主力量具有一种法理上的正当性，从而为民主化的推进提供了空间或机会。台湾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原因当然很多，反对派的英勇奋斗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共产党却不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否认宪政民主原则，它把自己的一党专政看作天经地义，搞起专制来咄咄逼人。它一再宣称反对“西方式民主”，发誓要 坚持党的领导，要“五不搞”、“七不讲”。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共产党不但没有以 此作为推进宪政民主的动力，反而把它当作坚持一党专制的资本。现在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政绩合法性”，无非就是用所谓“政绩”当作维护专制的理由，以便更加 “理直气壮”地反对民主宪政。

在当今中国，阻止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首先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不错，对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只是工具，并非指针，共产党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就毫无意义。最起码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在共产党内部，哪种话语具有正统性、正当性， 哪种话语不具有正统性或正当性，因而它对共产党的发展方向仍然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

我们不妨想象，假如在未来的某一次党代会和全国人大上，共产党明确地把实行民主宪政当作自己的目标，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给出实现宪政民主的时间表或曰路 线图。我敢说，如果中共做出这样的宣布，全世界各大媒体都会把它当作头条新闻。大家都会说，这是当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此中国就会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反对共产党专政，首先就是要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要迫使中共接受民主宪政理念。

[枫叶留声机 @dennisottawa]

FIFA应川普的要求取消了对美国队员巴拉贡的停赛处罚，川普在他的真相传媒上发文表示感谢。

美国总统和FIFA主席上演二人转，把全世界的足球观众当傻子玩。这个世界朝着不要脸的方向一路狂奔。

[方政 @fangzheng1989]

旧金山中共领事馆门口。

[liqun chen（陈立群） @liqunchen]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关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藏人自焚事件的声明

2026年7月3日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怀着沉痛的心情，获悉旅居美国的藏人洛嘉朗增（Lobga Rangzen）于7月2日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经抢救无效离世。我们向逝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的家人、亲友以及全球藏人同胞致以诚挚慰问。

十多年来，已有一百五十多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一次次悲剧说明，西藏的人权、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基本自由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不断累积，并持续向世界发出警讯。

中国民联一贯反对中共长期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在所谓“稳定”“团结”的名义下不断受到限制和同化。真正的民族团结，不可能建立在恐惧和压制之上。

我们注意到，达赖喇嘛多年来始终坚持“中间道路”，主张在和平、非暴力的基础上寻求真正自治，强调藏汉两个民族未来应当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这种克制与理性的努力，不仅有助于避免民族仇恨不断延续，也为未来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的民族和解提供了一条值得珍惜的道路。中国民联对此表示尊重，也认为这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符合中国未来利益的现实选择。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以牺牲生命作为表达诉求的方式。在开放社会的公共空间，这样的行动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但当一个人认为，只有燃烧自己的生命，世界才会听见他的声音时，我们更不能忽视把人逼向绝望的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藏人社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随即表达了广泛忧虑，认为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民族事务的控制，为文化同化和跨境打压提供新的法律依据。洛嘉朗增的悲剧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其个人动机为何，都再次向世界发出了警讯：任何以牺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基本人权为代价的所谓“民族团结”，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只会不断加深压迫、对立与伤痛。

今天，我们哀悼洛嘉朗增，不是赞美自焚，而是不愿让一条生命的逝去被遗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西藏的人权处境，关注所有仍然遭受政治压迫、宗教限制和文化同化的人们。西藏的问题，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压制而解决。

只有结束极权统治，结束以恐惧维系统治的民族政策，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自由地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尊严，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西藏的命运，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自己的命运，而是整个中国能否走向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试金石。

只要极权统治一天没有结束，西藏的悲剧就不会真正结束；而这，也终将成为整个中国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
主席　陈立群
2026年7月3日

[سلطان @_su6an]

انا متعاطف مع السنغال لما سمعت

أن مدرب السنغال ما كان ياخذ لمدة 6-5 شهور واضطر يمسك منتخب بلاده بدون راتب

ولاعبين السنغال نفسهم ما اخذوا أي مكافأة بسبب سوء اتحادهم

حتى من ناحيه الاكل والتغذية كان فيه سوء تغدية في معسكر السنغال في المونديال لان الاكل ما كان صحي ولا رياضي

لدرجة اضطروا اللاعبين أنهم يجيبون اكل من المحلات والمطاعم من جيبهم الخاص

هذي المشكلة جزء من مجموعة مشاكل أكبر في المعسكر: فندق رخيص، مشاكل مالية (مكافآت متأخرة)

وإدارة سيئة من الاتحاد. اللاعبين والطاقم كانوا متأثرين بسبب هالشي 😢

[日本参议员石平 @Sekihei5i]

现在是日本时间的七月一日早晨六点过，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推进法应该已经开始施行了。因此，今天我一大早起来，就是要以身试法，顶风作案。我坚决反对中共政权对藏人维人等民族长期进行的民族压迫与同化政策，坚决支持各民族争取自身的独立和自由。我还坚决主张台湾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华民国绝不是共党中国的一部分。好了、我的主张就是这样！我倒要看看，共党中国能拿我怎么办？！

[💙💛 @MikeZhong2]

@bingyuicejade 我也自豪地举起了手🙋😊

[朱万利 @wanli198964]

郭文贵被宣判30年
请注意没有假释 必须服满30年刑期才能获释
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已经取消了假释制度. 但联邦司法系统有个改过自新法案即狱中表现良好每年可获减刑54天(10年刑期服刑8年半即可)
州司法系统, 有些州保留着假释制度, 有些州也取消了.

[CHRD人权捍卫者网络 @CHRDnet]

24年前的今天，#王炳章 在越南被捕。
https://t.co/MGXW0Z3SiV

2003年2月10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广东省韶关监狱服刑。20多年来，一直被单独囚禁！

邮寄地址：广东省韶关监狱 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7号信箱14-3 邮编：512140

[Hu Ping胡平 @HuPing1]

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意味着：1、如果台湾没搞台独，大陆就要武统，那就是大陆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就会反对大陆武统，不排除出兵相助。2、如果台湾搞台独，那就是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后果自负，如果由此而招致大陆动武，美国就不会出兵相助。

[Hu Ping胡平 @HuPing1]

是的。我断定，当初推习近平上台的人都非常后悔，这个是有文字可考察的，2012年10月十八大闭幕，习近平上台。这年年底，上海一个叫周瑞金的，就是邓小平九二年南巡时以皇甫平名义发表文章的那位。他先在凤凰周刊发表文章，然后『炎黄春秋』转载，文章说，中共政治分为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伟人政治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强人政治时代；第三个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现在是习近平时代，特征是什么？常人政治。他说以后的领导人，必然会遵循集体领导，必然会有更多的民主作风。他完全算错了，这就是江泽民曾庆红一派原来的想法，他们以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新的上来，一定不会是一个太过分的，结果完全相反。

当年胡锦涛一上台，中共其实就面临一个重大问题，胡锦涛以后谁来接班？因为江和胡都是邓小平指定的，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强人了，谁有权指定下一个接班人？胡锦涛指定江泽民不服气，江泽民指定胡锦涛不服气，他们两个势力差不多，所以胡锦涛那个时候就搞了一个所谓的“民主推荐”。在十七大之前，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叫到北京开了一个会，每个人发一个名单，在62岁以下的，省部级以上的中央委员中画圈推荐下一届进入政治局的可能人选，据说在那次投票中，习近平的票比李克强的多，所以到了十七大，两个人都进了新的政治局、进了新的常委会，而习排在李克强的前头。习近平在民主推荐中得票超过李克强，并不证明那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更喜欢习近平，很可能是有人讨厌李克强，就是不愿意让李克强上位。李克强有敌人，谁都知道，因为他是胡锦涛的接班人。而习近平当时没有摆出这个架势，他没有敌人，所以没有人给他打叉。也就是说，习在那个时候，不像李克强那样树大招风，反而得票胜过了李克强。习近平就这么上台了，这不是必然的，是很偶然性的。

我在十八大召开前写过文章，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权力一定超过江泽民胡锦涛。道理很简单，江泽民是邓小平等元老扶上去的，所以他的权力受到邓小平等元老的制约，等邓小平死了以后，江泽民的权力很大了，但是有一个邓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他也不敢轻易去动，所以江的权力在邓死后仍然也有限制。等到胡锦涛上台，背后始终有个江泽民，权力自然是有限的。然而等习近平上台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力量互相抵消了，造成没有人再能限制住他的局面，而其他高级官员，他们知道风向变了，以后天下就是习家的了，赶快向习效忠，所以习一夜之间权力就变得非常大。

接下来又发生了两件极小概率而极大影响的事件。一是王立军夜闯美领馆，由此扯出薄熙来。另一件事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车祸死亡，这就拉下了令计划。这两件事太离奇太偶然了，居然都赶在那个阶段发生了。结果，两派元老的势力大受损伤。如果没有那两个事件，习近平想反腐败也不可能反到最高层，因为无从下手，这两件小概率事件帮他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习靠着反腐败，打大老虎，建立自己的个人威望。

在十八大前中共高层又搞了一次民主推荐。新华社都有报道，前后反复了五次。为什么经过了上下五次？因为出了令计划的事，所以这第二次民主推荐的权威性大不如前，已经走马上任的习近平就可以挑挑拣拣，不那么认推荐结果了。到了十九大，干脆就没有“民主推荐”这回事了，变成习近平一个个去与可能要进政治局的人见面，面试，也就是他自己亲自挑选了。

[Barack Obama @BarackObama]

To George and Laura, Bill and Hillary — we're grateful for your friendship, counsel, and devotion to this country. And to Joe and Ji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this journey with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