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y

很多中国人离开国内、到了欧美或其他发达国家后，常会感叹生活和工作的“层级”下降了。原来在国内是管理者、老板、体制内干部，出来之后却只能开餐馆、跑出租、送外卖。这种落差让人难以接受，也常被简单归结为国外歧视或移民不友好，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更令人唏嘘。一个最现实的障碍是语言。在中国的成长和职业体系中，外语并非必需能力，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和体制内人群而言。离开中文环境后，沟通能力立刻成为生存门槛，许多人连最基本的职场表达都无法完成，更谈不上管理、谈判或创业。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能力结构。中国大量所谓高端职业，本质依附于特定制度和关系网络。管理并非基于规则、流程和责任边界，而是基于权力、层级和指令。除了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和特定的一套生存技巧和哲学，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这些拿到国外又无用武之地，，一旦脱离原有系统，这些经验几乎无法迁移。体制内长期运转的人，往往已经失去了独立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无论在企业还是体制内当过一个小领导的人，几乎都会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严重退化。相比之下，体力劳动和纯技术工种反而更容易跨国流动。厨师、司机、电工、程序员、工程师，只要技能达标，语言逐步补上，就能融入新的社会分工体系。这并非“低端”，而是因为这些岗位真正建立在可验证的能力之上。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出国以后开餐馆的、开出租的、送外卖的特别多的原因。从某种角度讲，也许只有技工这一层才是与世界真正接轨的那一层。而中国以外的世界，长期形成了一套相对通用的语言体系、管理逻辑和价值规则。人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成本并不算高。而且兼容性极强。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高度内循环状态，职业能力和社会身份强烈本地化，一旦走出边界，落差便会被极速放大。一个体系在塑造“人”的同时，也在悄然摧毁人的其他可能性，以致限制人的可迁移性。很多人直到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所不能……

Gfreedman9's tweet photo. 很多中国人离开国内、到了欧美或其他发达国家后，常会感叹生活和工作的“层级”下降了。原来在国内是管理者、老板、体制内干部，出来之后却只能开餐馆、跑出租、送外卖。这种落差让人难以接受，也常被简单归结为国外歧视或移民不友好，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更令人唏嘘。

一个最现实的障碍是语言。在中国的成长和职业体系中，外语并非必需能力，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和体制内人群而言。离开中文环境后，沟通能力立刻成为生存门槛，许多人连最基本的职场表达都无法完成，更谈不上管理、谈判或创业。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能力结构。中国大量所谓高端职业，本质依附于特定制度和关系网络。管理并非基于规则、流程和责任边界，而是基于权力、层级和指令。除了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和特定的一套生存技巧和哲学，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这些拿到国外又无用武之地，，一旦脱离原有系统，这些经验几乎无法迁移。体制内长期运转的人，往往已经失去了独立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无论在企业还是体制内当过一个小领导的人，几乎都会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严重退化。

相比之下，体力劳动和纯技术工种反而更容易跨国流动。厨师、司机、电工、程序员、工程师，只要技能达标，语言逐步补上，就能融入新的社会分工体系。这并非“低端”，而是因为这些岗位真正建立在可验证的能力之上。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出国以后开餐馆的、开出租的、送外卖的特别多的原因。从某种角度讲，也许只有技工这一层才是与世界真正接轨的那一层。

而中国以外的世界，长期形成了一套相对通用的语言体系、管理逻辑和价值规则。人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成本并不算高。而且兼容性极强。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高度内循环状态，职业能力和社会身份强烈本地化，一旦走出边界，落差便会被极速放大。

一个体系在塑造“人”的同时，也在悄然摧毁人的其他可能性，以致限制人的可迁移性。很多人直到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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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Terry20140902

6 months ago

@Gfreedman9 天朝就如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个监狱，它具有强大的体制化能力，使长期身处其中的人依赖它、离不开它，即使出来也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缺乏安全感，大多数人最终选择重回监狱，如同艾未未，极个别人会像电影中的那个老头一样选择自杀，真正像安迪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的人永远只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