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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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laya_bear1 @beiligarden 有些人奉旨反共的痕迹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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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frank2015 不知道🤣只是个人感觉少数民族中糊涂虫比例要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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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8964 是阿，清醒而又勇敢的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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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为什么容易左翼横行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曾经出现过一幕横跨二十余年的奇特景观：有一个人几乎是独自一人，用手中的笔与整个法国左翼为敌，在整整一代人视他为魔鬼的舆论环境中，坚守一个最终被证明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个传奇，就是后来被称为“法国人的良心”的雷蒙.阿隆。

这段思想对抗，常常被描述为阿隆和萨特两个人的世纪之争，当时的法国知识界流行一句话：“宁可跟着萨特错，也不跟着阿隆对”。这句话后来被许多阿隆当年的批评者承认，是他们平生最令自己尴尬的一次自白。

因为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萨特在希特勒问题上错了，在抵抗运动上错了，在战后欧洲问题上错了，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问题上错了，在极权问题上错了，在法国的未来问题上也错了。在哲学和文学上当时几乎无可匹敌的萨特，在社会学、政治实践上得了零分，

而萨特的老同学，那位孤军奋战的对手——雷蒙.阿隆拿了满分。阿隆所具备的，不仅仅是深刻的思想洞察，正确的价值判断，更难得的，是他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阿隆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当年的好朋友萨特，而是萨特身后的整个左翼阵营。

在一个“左”被默认为正确的国家，在一个习惯性用道德激情取代理性判断的民族，在二战后的法国，阿隆的所作所为，几乎就是在与全世界为敌。

战后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正在文化领域迅速扩张，因为苏联被视为击败纳粹的重要力量，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也作出了实际贡献，而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记忆，让资本家和保守派们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甚至是共谋。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获得巨大的正当性，很多满怀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理念上转向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路径跃跃欲试。而在法国，共产党PCF一度称为最大的政党，甚至被称之为“7万民烈士”的党。

整个法国知识界全面左倾，当时最有魅力的文化人物萨特，一手高举原创的存在主义，一手高举拿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法国思想界迎风飘扬的左翼旗帜。支持左翼就是站在正义一边，反对左翼就是冷酷和反动。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拥有选民基础、工会控制权、覆盖整个文化界的出版网络，所以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只是论战，而是组织化的全面压制。

从1947年开始，随着杜鲁门主义提出“遏制”政策，冷战拉开序幕，法国知识界在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上迅速两极分化，左翼阵营出身的阿隆，越来越明确反对苏联模式下的极权主义，拒绝接受萨特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对民主无情，对极权宽容”的双重标准，与昔日的同窗好友萨特公开决裂，成为冷战时期法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声音。

对于萨特而言，他并不认为阿隆具备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力，刻意对阿隆视而不见，不愿接受在公共媒体上与阿隆进行公开对话，多年也不回应任何来自阿隆的批评。他甚至说：“宁愿和女人谈琐碎的事，也不愿和阿隆谈哲学。”

被贴上“右翼”标签的阿隆，在1948年尝试争取巴黎大学教授一职时，遭受左翼把持的学术圈的政治打击，整整7年，这位法国当时最伟大的政治分析家，没有获得任何顶级学术职位，被迫以记者身份在边缘维系自己的影响力。法国历史学家，也是前共产党员的拉迪里多年后坦诚：“在我的青年时代，阿隆几乎就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亲资本主义、亲美国的，因此令人怀疑”。社交晚宴不被邀请，学术会议不被邀请，著作颇丰的阿隆出版了新书之后，不是被恶意批评就是被沉默对待，当时的法国充满一种在民主国家很难出现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认真对待阿隆，本身就需要付出社会代价。

所以当后来萨特的另一位昔日好友加缪站到阿隆这一边，反对苏联斯大林，反对萨特时，被另一位历史学家托尼.贾徳在《责任的重压》一书中，说加缪与阿隆一样，是极少数展现了政治勇气和道德诚信的人。

1955年，雷蒙.阿隆出版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是一本向整个时代宣战的书，也是阿隆对法国左翼最直接最全面的还击。在书中他仔细分析了左翼在法国盛行的原因，直接针对当时欧洲知识界普遍推崇马克思主义，看好苏联的潮流，尖锐批判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盲从。书名借用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和精神鸦片。该书现在被公认是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论战之作，也是社会学的里程碑。

托马斯.索维尔等后来者从中汲取灵感，讨论知识分子的“虚妄”和“异化”。它永远在提醒知识分子，真正的“介入”不是拥抱幻想，而是直面现实的复杂性。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以及相关著作中，阿隆将法国左翼强大的原因，归结为是“历史记忆”加“道德文化”加“国家结构”这三者叠加的结果。先说“历史记忆”，阿隆反复强调法国大革命是“左右对抗的祖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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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09874431 墙内有大量认知能力远高海外华人的国人，只是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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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amoba9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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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iyang 您过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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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ith3cats 内容的核心价值上，Ai只能当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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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fromPRC 牢保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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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iyang 您的分析精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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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121212 是的，原来的左是有思想的👍现在纯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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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rlyr 法国垃圾多，精英也多，伏尔泰就不属于垃圾。只不过在法国垃圾经常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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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neyDaddy1 🤝阿隆确实当得起您这句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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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88fit @Lwith3cats 阿隆的独立思考和讲真话的勇气，让他成为法国当年几乎是唯一始终保持清醒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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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ith3ca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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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lJane @newcreationmsn 哪些属于抄抄写写，请明确指出来并用引出处，不要张口就来，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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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wm7212151 很好的光谱模型👍要是对几个中间阶段特征做些说明，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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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SCA2024 没错👍主要是受卢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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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总罢工涉及1000万工人，全国经济瘫痪，戴高乐总统一度秘密逃亡德国，而阿隆选择了公开对抗学生运动。他发文猛烈批判运动，将其描述为“心理剧”和“准革命”，认为这是反民主的破坏行为，是法国大革命传统的“苟延残喘 ”。他呼吁停止教育领域的罢工和暴力，呼吁成立“法国大学捍卫与复兴委员会”，帮助恢复课程和考试。

后来因为运动仅仅维持了七周就平息了，所以该委员会并未实际成立。当年8月阿隆发表了《找不到的革命》，谴责这场用话语代替整治方案的革命模拟，并且系统拆解了一个自由放任社会的乌托邦。这本书成为他最不受欢迎的一本著作，他也因此被巴黎高师的众多师生所憎恶。

在这场被称为“法国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萨特始终坚定支持学生，鼓励学生们要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还创
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运动口号，其中一句是：“奔跑吧，同志，旧世界在
您的后面！”他也一改以往从不回应阿隆的作风，在《新观察家》上发表
文章《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文章中除了批判阿隆的主张和观点，在
结尾还用羞辱的语言说：“现在戴高乐应该赤裸裸的站在整个法国面前，雷蒙.阿隆也应该那样站在学生们的面前。只有当他接受了否定，学生们
才可以把衣服还给他。”

阿隆这一次没有回击萨特，他只是对此感到震惊，他后来回忆说，他震惊于萨特这个靠内心的独白而生活的人，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卑微和粗鲁的地步？为什么终生都在追求伦理道德的萨特会陷入到仇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

在《找不到的革命》一书中，阿隆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后来被法国的历史学家们普遍引用。最初嘲笑他的那些人，最终都在引用他的观点。1970年法兰西学院授予阿隆“现代文明社会学”的讲席。法兰西学院的讲席代表的是法国最高学术荣誉，意味着他最终进入了他本该早就进入的学术核心，虽然这个承认迟到了二十年。

随着《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法国的出
版和传播，法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美好想象彻底崩塌，阿隆的处境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一群年轻的法国思想家开始全面重新评价阿隆。1978年
阿隆从法兰西学院退休，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五年的创作。

1979年6月20日，在一个人道主义组织举办的声援越南难民的记者招待会上，阿隆和萨特共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与萨特握手的瞬间，阿隆脱口而出：“你好，我的小同学”。这是两人在决裂三十年之后的再次握手。两人握手的照片被一百多个国家买去转载，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

此时的萨特已经双目失明，几乎瘫痪。阿隆心中充满的，是对这位老友的同情和怜悯，他认为萨特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否认现实，却对自己要创造的未来一无所知。

1983年阿隆的《回忆录》出版，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回忆录的出版成为轰动法国知识界的大事，销售数十万册，并获得一致称赞。在被法国的知识界集体流放了30年之后，阿隆终于被历史以最不容辩驳的方式，给出了公正的裁决。

在回忆录中，阿隆对马克思的研究之深，胜过法国人和同时代的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之尖锐，也无出其右。阿隆被视为20世纪法国最出色的马克思研究者，他也承认，晚年的自己已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感到疲倦，并表示从不后悔没有完成他那部曾长期构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回忆录的末尾，阿隆给了萨特一个带有调侃意味的反向致敬：当阿隆被问到什么能重振法国知识界时，他回答：“需要一个萨特。”“对”，他又补充说“必须有一位像他那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有勇气提出正确的问题——即使他的所有答案都是错的”。

1983年10月17日阿隆在办公室写专栏时突发心脏病，当天在医院去世，享年78岁。葬礼低调举行，仅亲友和少数知识分子出席。法国总统密特朗
公开向他致敬，称赞阿隆“信念坚定，学养深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称誉其为“当代最后一位智者”。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阿隆最终几乎都被证明是对的，但长期被视为时代的异类。对此，阿隆有一句自嘲
式的清醒判断：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左派的阿隆派”，游离于法国政治光谱的任何阵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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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奢靡悠闲的生活，被父亲视为赌徒式的挥霍者；二哥也获得法学和哲学学位，还曾出版过关于笛卡尔和帕斯卡的著作，但后来进入巴黎—荷兰银行工作，走上了稳定的金融行政道路。

阿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习哲学时，与萨特成为同班同学。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是一道极具声望的职业门槛，名列前茅者往往被视为共和国精英的代表。1928年阿隆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年前，也就是1926年的资格考试中，萨特没有考及格，1929年，萨特再次参加考试，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而第二名正是西蒙娜.波伏娃。在阿隆的回忆录中，他称萨特是他遇到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彻夜长谈，讨论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此时的萨特，对哲学、文学和个体自由更为感兴趣，而对政治则没有阿隆那么关心。

1926年21岁的阿隆就加入了学生社会党，甚至参加过几次社会党的示威游行。 1932年阿隆与萨特、波伏娃三人在蒙帕纳斯的一家酒吧小聚，阿隆向萨特介绍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直接影响了萨特后来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转向。在那一时期，阿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韦伯所倡导的“审慎理论”，构成了阿隆政治哲学的精神核心，韦伯也是阿隆在《回忆录》中唯一用“精神导师”来称呼的人物。

1935年阿隆的第一部著作《当代德国社会学》中，正是通过向法国知识界系统性介绍韦伯，奠定了自己整个思想事业的起点。1940年阿隆被任命为图卢兹大学社会哲学讲师，但仅仅教了几个星期哲学，法国战事爆发，他加入了法国空军，被派往北方气象站任职。

法国沦陷之后，他流亡至伦敦，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组织。期间，他与戴高乐见面，并担任《自由法国报》主编，宣传反法西斯理念并鼓舞法国人抗争。战后，阿隆回到巴黎，一边在国家行政学院等机构任教，一边与萨特共同创办了《现代时代》杂志，直到1947年，他因无法接受萨特日益顽固的共产主义立场而与之决裂，转而成为右派报纸《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

从此，阿隆与萨特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奇特的状态：阿隆持续在作品中认真分析萨特的思想并展开批评，把萨特当成值得严肃对待的思想对手，而萨特则用沉默回应，以显示他对阿隆的鄙视。加缪、梅洛庞蒂、波伏娃这几位思想界的名人，作为两人共同的朋友，在与萨特与阿隆的私人关系上，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如果说阿隆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让他彻底的得罪了左翼，那1957年出版的《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则让他同时得罪了右翼和左翼。在书中他主张法国政府应当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批评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对独立的抵触情绪，指出继续殖民战争将导致法国陷入无望的泥潭。阿隆的建议立即遭到右翼阵营的反对，并视其为对祖国利益的背叛，右派媒体指责该书为“投降主义宣言”。

左翼阵营虽然也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不满阿隆在书中完全是出于现实的理性分析而缺乏道德激情，认为他没有彻底谴责法国的殖民罪行。虽然在五年之后，书中的分析完美预言了，戴高乐承认阿国独立的正确性，阿隆也获得一片理性之声的赞誉，但当时的民众更需要的是情绪，致使阿隆在短期内饱受攻击，左右都不受欢迎。

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法国社会的民意从支持以色列建国，逐渐转向为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以色列从被包围的弱者变成了占领者。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将反殖民主义的言论引向以色列，亲巴勒斯坦的反锡安主义组织开始在法国涌现。戴高乐在11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称犹太人是一个精英民族，充满自信且具有统治欲，一旦重获故土，他们将把19世纪的压抑转化为征服的烈焰。

戴高乐的言论在以色列、法国犹太社群，乃至国际舆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一贯以法国人自居，对犹太身份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疏离的阿隆，这一次没有保持沉默。他在《费加罗报》上发文批评戴高乐，视之为法国政府亲阿拉伯外交转向的危险信号，担心其助长欧洲的反犹浪潮，并将此番言论与戴高乐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联系在起来。

和另一位对以色列复国持保留态度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不同，阿隆坚定支持以色列建国，但同时他也反对将“犹太人”整体政治化，坚持普世自由主义立场。阿伦特曾经批评阿隆为“狭隘的爱国者”，指责他屈从于法国利益而非普世主义。两位同样以理性著称，坚持说真话的同时代哲学精英，在通信中多次针锋相对，但并未公开决裂。

1968年被称为“五月风暴”的法国学生运动中，阿隆的言论将自己推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鼓励的位置。当时，几乎整个法国都与学生运动站在一起，法国共产党也从最初谴责学生的“冒险主义”，转而支持学生，形成学生——工人